祁寯藻

祁寯藻肖像—清吴儁绘，南京博物院藏

　　简介：祁寯藻（1793—1866）字颖叔、淳浦，号观斋、息翁，山西寿阳县平舒村人。户部郎中祁韵士之子，嘉庆进士。历官至军机大臣，左都御史，兵、户、工、礼诸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道光十九年（1839）赴福建筹办海防，查禁鸦片。咸丰帝即位，更得重用。后自请辞官。咸丰、同治之际，密陈厘捐病民，力请罢止。论时政六事。同治元年（1862），供职弘德殿，教同治帝读书。五年后卒。

世称“三代帝师（道光、咸丰、同治）”、“寿阳相国”。他一生忠清亮直，勤政爱民，举贤荐能，政绩卓著，对朝政有影响。其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师承二王，出颜柳，参以山谷，深厚遒健，自成一格，为清代中晚期著名书法家，有“一时之最，人共宝之”“楷书称首”的赞誉。

祁寯藻《行书七言联》洒金纸本，立轴165×36cm×2

释文：闲吟佳句对飞鹤，应写黄庭换白鹅。

款识：尧农少尹属。淳甫祁寯藻。

钤印：祁寯藻印(白文)、淳甫(朱文)

诗选

　　【兰岩礼部得尹文端、庄滋圃、袁简斋诸公画像题记并附庆蕉园、王梦楼、孙渊如、张船山、查丙唐诸像诗跋合册，属为题句，丙辰岁六月】

文端昔与简斋别，岁在乾隆乙酉秋。其冬庄公亦内召，赋诗作记怀旧游。随园写照入明月，千里清光三影收。维时江表正无事，銮辂南巡典举四。行幄长开慈寿筵，宸章数锡封疆吏。朝野欢娱万事闲，卿云缦缦锦斑斑。各有清才出幕府，遂教文藻艳江山。相公前后来持节，隐吏疏狂能卧雪，四十年间唱和多。骊驹门外意如何，平原绣像归他日。公子华筵感再过，银钩题罢铿金石。博望槎随牛斗容，三世师生香火缘。一门主客云烟迹，即今箧衍递收藏。犹觉风流照几席，不羡黄金铸钓徒，不悲凉月落江湖，独忆吴门全盛日，曳裾终日会文儒。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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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分类：清代，人物，历史名人 

祁寯藻续妻陈夫人墨迹面世

 

 

　　古玩市场发现寿阳祁家珍贵文物史料

　　本报讯10月12日，太原南宫古玩市场，出现一本陈旧而尚完好的墨迹稿本。经省社科院研究员马剑东和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省城书画鉴赏专家张成寿反复辨识，认为是清朝重臣寿阳祁寯藻的续妻陈夫人和其子祁世长合写的一本书法册页。祁门一族书法墨迹传世作品时有发现，但陈夫人书法墨迹的发现尚属首次，母子书法集于一册实属罕见。

　　此册页保存完整无缺，包括封底封面共52页。陈夫人书首二页，其余49页均为祁世长所书。册页长24.5厘米，宽13.2厘米，线装一册，纸质为清中期宫用上乘连史纸，墨迹深润清晰，所书内容为传统的八股文写作方法。

　　陈夫人是祁寯藻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的续妻，祁世长生母。江西人，出身名门望族，其父陈用光，嘉庆六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寿阳碑碣》记载有其曾为祁寯藻房师之说。从陈夫人的字迹上看，用笔秀雅飘逸，结构规正自然，说明她天资聪慧，深得陈门优良而严格的诗礼蒙训。

　　此册页的发现，不仅对研究祁门书法有重要价值，更是研究清代官宦家庭、私塾教育的珍贵文献。（庞瑞石雪）

晚清重臣祁寯藻及其《马首农言》

　　祁寯藻是晚清期间的军机大臣。他一生勤政爱民，政绩卓著，是晚清集政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人物。他撰写的一部著名农书《马首农言》，不仅对现今的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中国农业史，农业技术史更具有重要价值。

　　

引　子

　　自晚清以来，山西就有“南祁”、“北祁”之说。所谓南祁，指的是高平县祁氏家族。所谓北祁，指的是寿阳祁氏家族。这两个家族，是乾嘉以来山西著名的文化世家。所谓文化世家，指的是在这个家族内经过科举考取功名的人多，担任各种官职特别是担任高官的人多，同时从事文化事业以及著书立说成为学问家的人多。南祁除了出过举人之外，嘉庆年间曾出过两位进士，一位是道光年间任过两广总督、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的祁（左“土”右“贡”），一位是祁（左“土”右“贡”）的弟弟祁（左“土”右“善”），曾任过翰林院庶吉士。比较起来，寿阳的祁家要辉煌得多。这个家族前后曾出过10位贡生，8位举人，祖孙四代出过5位进士，其中有四位翰林，一位任过宰相。这不仅在当时山西来说，是全省文化世家之冠，就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鲜见的，可以与当时常熟翁同龢家族相媲美。

　　祁家的5位进士，最早的是任过江阴县县令的祁文瀚，第二位是任过翰林院庶吉士后来成为全国著名史地学家的祁韵士，接着就是祁韵士的儿子祁寯藻和任过翰林院编修、江南布政使、死后又赠都察院右都御史的祁宿藻，最后则是官历翰林院编修、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的祁寯藻的儿子祁世长。祁家的这五位进士，在政治文化方面都有过很大的贡献，而祁寯藻是比较突出的一位，这里就把他的生平事绩予以介绍。

　　祁寯藻（1793—1866），是晚清嘉、道、咸、同期间的重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是清朝居官的山西人中时间最久、官位最高的一位。他一生勤政爱民、刚直不阿、举贤荐能、政绩卓著。在辅政多年中，对于用人、治吏、理财、抚民、务本强国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而且皇帝也多予以采纳，故有“半副銮驾”之誉。在对待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和武装入侵问题上，他反对对鸦片的弛禁政策，反对向英国妥协，主张坚决抵抗，是当时清统治集团中抵抗派的重要成员。皇帝称他为“贤臣”，百姓颂他为“清官”，又是一位爱国者。他一生致力于学问，在经学上主张汉宋兼容。他还精通训诂，主张“通训诂明义理二者不可偏废。”在文学艺术方面，他是晚清诗坛主持，书法又颇著盛名，是晚清集政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人物。他撰写的一部著名的农书《马首农言》，不仅对现今的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中国农业史、农业技术史更具有重要价值。

　　

学者的后代　　苦学成才

　　祁寯藻，字叔颖，号淳甫，后改实甫。又号观斋、息翁。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生于北京。是乾隆年间著名史地学家祁韵士的第五子。

　　其父，祁韵士（1751—1815），字鹤皋，号筠渌。出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尤好探究历史，对于历史“抄撮寻究，日夜不辍”。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举，次年又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任纂修四库全书分校官，后任国史馆纂修官。在国史馆，他“辰入酉归，虽风雨寒暑无间”，经过八个冬夏，终于撰写出了长达120卷的《蒙古王公表传》和18卷的《藩部要略》两部关于清史和蒙古史的重要学术著作。乾隆五十七年，他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仍兼国史馆总纂官。

　　嘉庆六年(1801），祁韵士以户部主事任宝泉局（清代管理铸造货币的官署。铁钱铸币厂在河底，平定州志载“宝泉分局，鼓铸铁钱”，现河底东头河边杨家院——葛力泉注）监督。嘉庆九年(1784)，宝泉局库亏铜案事发，他无辜被牵连入狱，次年遣戍伊犁。从此，祁韵士与仕途绝缘，一意潜心著述。

　　祁韵士于嘉庆十年（1805)抵达伊犁，行程万余里。他将沿途所见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以及塞外烟墩沙迹，每日逐一记述，后编成《万里行程记》。他在伊犁三年，因为受到伊犁将军松筠的赏识和善待，使他有条件闭户读书，专心著述，共撰写《伊犁总统事略》（12卷）、《西域释地》（3卷）和《西陲要略》（4卷）三部著作。前一部是有关清代新疆地方志记述，后两部是考证新疆一带的地理治革，都是“考古证今，简而能核”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

　　嘉庆十三年（1808），祁韵士戍边期满，被允许回籍。第二年松筠调任两江总督。他应松筠之聘，充任其幕僚。晚年从事教育事业，先是应陕甘总督那彦成之邀，赴兰州任兰山书院山长。后那彦成调任直隶总督，他随至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他教育学生极为负责，呕心沥血、循循善诱，深受学子们的爱戴。不幸，于嘉庆二十年（1815）在保定逝世，终年64岁。临终时他枕边仍放着数百本他亲手评改的学生课卷。

　　他是中国近代西北史地学研究的先驱者，为我国边疆史地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著述对后来的西北史地学家如张穆、何秋涛等均有重大影响。《西陲要略》当时就被译成俄文传往国外，《藩部要略》也很快传到了日本。

　　祁寯藻出生时，祁韵士43岁，正是他任户部主事时期。祁寯藻的母亲刘夫人，是乾隆时进士、平定河底镇(现属阳泉)刘煜之女。(河底刘满贵是刘煜后代)可见祁寯藻自幼就有非常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加上祁寯藻天资聪敏，4岁开始识字，6岁入家塾，10岁写作文。他酷爱诗文，曾被人们誉为神童。据传说有一年中秋佳节，祁寯藻一家坐在厅院饮茶尝月。大园桌上摆满了各种糖果酒具。祁寯藻的父亲祁韵士，一时兴起，指着一旁的果篓子出了只上联：“果果篓篓篓果果”，让祁寯藻答对。祁寯藻看到桌子上的沙茶壶，便脱口对道：“壶壶盖盖盖壶壶”。“对得好！”全家人无不夸赞祁寯藻的才智机敏。12岁时（嘉庆九年），他的父亲祁韵士因宝泉局库亏铜案发，被牵连而无辜罹难，祁寯藻随侍狱中读书。第二年他父亲命他赋诗，他写了一首五言律《春草》：“春草生何地，托根枯墙隅。感时亦自青，焉敢怒凋枯。皇天仁万物，日月照不殊。百谷方播种，念此寸茎孤。”抒发了自己陪父亲在狱中的感受，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跃然纸上。一个13岁的孩子能作出这样的诗，他父亲心里感到十分高兴。拍着祁寯藻的肩膀说：“你性情尚厚，当可学诗。以后要用功学习，才能出人头地。”祁寯藻领会父亲的苦心开道，从此更是奋发学习。就在这一年（嘉庆十年）的二月，嘉庆帝下旨发配祁韵士往伊犁充当苦差。时祁寯藻请示要随父亲到伊犁，伺候父亲，但未获准，便和母亲兄弟回到了寿阳平舒老家。

　　据寿阳祁氏氏谱记载，祁氏一族，自明洪武年间祁旺由洪洞迁来寿阳平舒村定居，至祁寯藻为十六世。此时家中还有部分土地和房屋，可供他们母子居住生活。从此，祁寯藻在寿阳平舒，受母亲的哺育，笃苦于学。他鸡叫即起，背诗文、学写字，直到深夜。稍有不对，母亲就指责。寯藻长跪引咎，等母亲放话才起身。回家的第二年祁寯藻参加了县里的考试，名列第一，他高高兴兴的回到家里告诉母亲。他母亲见他过于高兴，不仅没有夸奖他，反而掉泪，教育他在成绩面前不能自满。祁寯藻受教很深，此后谨慎自持，从不炫耀自己。此事，被后人传为佳话。翁同龢（常熟人，咸丰进士，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官至协办大学士）给儿子翁斌孙写信时，引用了这段故事，以此训勉翁斌孙学好上进。

　　祁寯藻的母亲，为把儿子培养成人，先后特邀请了张观藜、赵映奎、孙传绪、苏平世等名师，给他讲解五经四书。祁寯藻在诸位老师的教诲下，开始学应试文字，15岁参加县里的考试，取县学附生第五名，16岁以一等一名补县学廪膳生。17岁时，他娶了平定进士、衢州府知府曹寿阶之女为妻。是年他父亲也从伊犁释回。可谓双喜临门。

　　嘉庆十五年(1810)祁寯藻18岁，参加了省里举行的乡试中举。中举后他继续奋进，刻苦学习。第二年，参加了京城的会试，应试未中。这次他虽未考中，但并没有灰心。当时士子一试即第，诚然有之，毕竟不多。他的父母、兄长给他以抚慰，劝他继续用功。本年秋季，陕甘总督那彦成邀请祁寯藻的父亲祁韵士到兰州官署为子授读，并主持兰山书院，祁寯藻随侍。由于兰山书院藏书很多，所以勤苦好学的祁寯藻如获珍宝，终日埋头苦读。有材料记载说：他在这里“研精经史，纵览诸子百家，公（指祁寯藻）之殖学稽古，蔚然成一代儒宗，实基于此。”特别是他父亲得以有机会向儿子传授自己生平学问，在思想修养上也口授身教，那彦成也向他传授书法。因此，祁寯藻在兰州的两年，不仅学业大为长进，同时对他的人生观、道德观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他日后从政中的经世举措，乃至爱国、爱民的思想主张，都与在兰山书院受教育有关。

　　嘉庆十九年（1814），祁寯藻22岁。这一年是清朝规定的会试之年，祁寯藻赴京又参加了会试，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清沿明制，在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新进士入馆，为翰林院庶吉士，学习三年后，经过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者授各部主事，或以知县优先录用）。祁寯藻从6岁开始读书，15岁参加科考开始，到22岁就踏上了仕途。

　　嘉庆二十一年（1816），祁寯藻的父亲不幸在保定逝世，他便中断了在庶常馆学习，回家守孝三年（旧时称遭父母之丧为“丁忧”，做官者须回家守孝三年）。在这三年中，他一面守孝，一面用功读书，钻研学问。还一度应直隶总督那彦成之邀，主讲河间书院，在河间书院讲学期间，博得了学生们热烈称赞，还获得了那彦成的奖励。总之，由于祁寯藻孜孜不倦地博览经书，他的学问越来越充实，志趣也越来越广泛，增强了他后来在仕途上上进的基础。

从入值南书房到任军机大臣

　　

　　按清制规定，祁寯藻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就应结束庶常馆学习，但因他为父守孝三年，所以嘉庆二十四年(1819)才获得散馆一等第二名，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帝死，道光帝继位，由于祁寯藻品学兼优，是翰林院中出类拔萃的人才，早就受到道光帝赏识，故于道光元年（1821）三月，便奉命入值南书房。从这时起，祁寯藻的仕途生涯便开始逐级升高。

　　南书房是康熙十六年(1676)设立的一个机构，地址在故宫乾清宫西南。设立之初，入值南书房的翰林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讲解经史，唱和诗词，更重要的是还要协助皇帝决策国事，“非崇班贵廪、上所亲信者不得入”。到雍正年间，因为设立了军机处，南书房的地位下降，但入值人员仍然有很多机会接近皇帝，是皇帝的近臣，便于升迁。祁寯藻入值南书房后，进一步受到道光帝信任和重用，次年便奉命充会试同考官，接着又充广东乡试正考官。道光三年(1823)起又被放任湖南提督学政两年半。返京后，仍入南书房值班。至道光八年(1828)被授翰林院侍讲，不久又奉命任日讲起居注官。

　　日讲起居注官，其职责是随侍皇帝听政，记录皇帝起居、谕旨、题奏、引见、朝见等，是皇帝的随臣。祁寯藻任此官后，随侍道光帝左右，进一步受到道光帝的了解和优待。加之，祁寯藻忠于职守，办事认真，很快就博得了道光帝的“观汝终始是正派人”的好评。因此，于道光十二年（1832），祁寯藻便又补授翰林院侍讲，署理国子监祭酒，再补授光禄寺卿，不久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年之中提升了四次，官阶从正五品升到从二品的礼部副长官，这在清代官吏升迁史上是少有的。道光十四年(1824)，祁寯藻因母丧回寿阳守孝三年，回朝后即奉命任兵部右侍郎，后转左侍郎。道光十七年(1837)调户部左侍郎，同日简放江苏学政。道光十九年（1839)年底，祁寯藻又奉命被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任兵部尚书。道光二十一年（1841），祁寯藻从兵部调到户部任尚书。半年后，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

　　军机处的职责是：一、负责为皇帝拟写谕旨，协助皇帝处理批答下臣奏折文书；二、对国家的施政分析、军事谋略提供方案，供皇帝裁夺；三、对国防用兵之事，掌握山川道路、兵马粮草之数，为皇帝提供咨询；四、审理某些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五、掌握文武官员的任免、考核和奖惩。总之，军机处对军国大事无不包揽，成为凌驾于内阁、院部之上的全国政务总机构。当时祁寯藻49岁，每日侍皇帝左右，参与朝政，承办皇帝交办的任务，成了道光帝的亲信大臣之一。

　　

积极参与禁止鸦片

　　

　　鸦片，又名阿芙蓉，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毒品。因为它有镇静、止痛作用，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材征税进口，但容易吸食成瘾。十八世纪末期以来，英国侵略者为打开中国市场，利用中国有人吸鸦片上瘾，就在印度广种罂粟，制造鸦片，以走私方式销往中国，造成了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健康。嘉庆、道光皇帝为禁止鸦片流入，曾多次发布禁令，并派员往广州查办，但因贪官污吏与鸦片烟贩相勾结，查办不仅无效，相反鸦片输入量越来越大。鸦片输入之害，不仅危及国计民生，而且严重地消弱着清朝的统治。

　　道光十八年四月(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呈递了《严塞漏卮以陪国本疏》，主张采取严厉措施禁止鸦片输入，并严令吸食者戒烟，否则即处以重刑。深感鸦片威胁自己统治的道光帝，立即将黄的这份奏疏批给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以及各省督抚阅看，并让他们各抒己见，迅速上奏。官吏们对于鸦片的态度大致分为两派，一是弛禁派，主张不取消鸦片贸易，只采取“以货易货”的办法，以防白银外流。对于吸食者，主张禁官不禁民，即民间吸食不问；另一派是严禁派，坚持主张禁止鸦片输入，对于吸食者也严厉禁止。道光帝同意了严禁派的意见，并任命力主严禁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于是，一场禁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此时祁寯藻正在江苏学政任上。他坚决执行皇帝的命令，并提出自己的主张：第一，他认为禁绝鸦片，不只要以重刑强迫吸食者戒除，更重要的是要严惩贪官污吏。由于大批官员贪污受贿，和鸦片贩子相互勾结，互相提供方便，才造成鸦片畅行无阻，流毒日深的局面。第二，要把严禁鸦片、惩处贪官的重点放在海关上，因为海关是鸦片流入中国的通道，也是官吏营私受贿，与中外奸商烟贩互相勾结利用最为频繁严重的地方。只有大力整顿海关吏治，堵塞鸦片由海关流入中国境内的孔道，才能取得禁绝鸦片的效果。第三，严禁吸食鸦片的禁令要首先从皇室亲贵和各级官吏开始，再逐渐普及到普通老百姓。要给老百姓讲清楚吸食鸦片的危害，朝廷禁烟是为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着想。祁寯藻的这一禁烟思想博得了皇帝的认可，得到了赞成，但也受到了驰禁派的反对。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宣传禁烟的《新乐府》诗三章，刊布江苏各处教导民众。他在诗中讲述了禁烟的原由，阐明了朝廷关心民命，坚决禁烟的态度及吸食鸦片对生命财产的危害，劝诫百姓要认真珍爱自己的生命，永远戒绝吸食鸦片。此事当时在江苏影响很大。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取得了重大胜利，一时人心大快，西方列强的贩毒势力遭到了严重打击，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又窜到福建、厦门沿海一带作乱。由于福建水师员弁收受贿赂，哨船代为交易，运送鸦片到各处销售。当时御史杜彦士向道光帝上奏了这一情况，道光帝觉得此事严重，便选派了在江苏学政任还未期满的祁寯藻和刑部侍郎黄爵滋赴福建会同闽浙总督邓廷祯查办福建禁烟和海防事宜。祁寯藻于道光二十年正月起程，二月到达福建。七月查办完毕，返杭州，九月又奉旨赴福建查办海防事务，十一月事毕回京。在这两次赴闽查办禁烟事中，祁寯藻先后上奏10次，并根据实情首先采取严密措施，查禁贩烟汉奸。他通过实地认真调查发现，福建沿海之所以有英国鸦片船飘泊无忌，是因为沿海奸民，特别是泉州奸民与英国烟贩相互勾结，为提供便利条件的缘故。据此，他向皇帝上奏，应大力惩办汉奸，认为“汉奸一日不除，则夷船一日不绝。”为了有效地查禁汉奸，他又提出非常严密的防范措施：一、水陆两路军队划清职责，加强戒备。陆路“添拨弁兵以重巡防”，水路“添派兵船，以资剿捕”。二、严格控制船民出海，加强对出海船只的检查。责成厅、州、县负责官员对商船和渔船在出海之前和回港之后要进行严格检查。商船不准靠近他国船只，否则即被视为贼船而予以辑拿；渔船则要“指定码头、编成字号、编成澳甲按日稽查”。船民如果不遵守规定，应毁船示惩。有关官员办事不力，也要受到处分。与此同时，他还向朝廷建议，绝不能听任英国船只游弋于福建沿海，一旦发现英船，要立即派水师攻击。他希望通过采取这种“内密”“外严”的方法，来禁绝福建沿海烟贩汉奸与英国鸦片贩子的勾结，堵塞福建沿海的鸦片走私通道。

　　其次，他还主张严肃查办吸食鸦片、禁烟不力的腐败官吏。他经过查访得知，闽浙许多官吏确有吸食鸦片、收受贿赂、与鸦片烟贩暗中勾结的行为，是福建沿海鸦片走私猖撅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他奏准对闽浙的不法官吏进行了严厉惩处。在福建，惩办了吸食鸦片、听任门丁胡作非为的署惠安县知县陈偕灿。八月被派到浙江后，又查明了台州、温州两地在偏僻处“栽种罂粟、熬煎烟土”的实情，并奏准罢免了吸食鸦片的台州知府潘观藻、温洲知府刘煜。

主张坚持抗英是抵抗派的重要成员

　　

　　正当祁寯藻在福建采取严厉措施禁烟之时，鸦片战争已宣告开始。英国舰队于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到达广州海面，六月三日（7月2日）抵达厦门。祁寯藻和抵抗派的代表林则徐一样，对英军大举进攻的可能性，早有预料。当他到福建之后，便根据当时厦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沿海全面防御、处处抵抗的战略，并根据对敌人的有限了解，从清军水师的实际情况和福建沿海的地形特点出发，与黄爵滋、邓廷祯研究，向皇帝提出了备战建议：一、建议闽浙总督每年有一定时间暂驻泉州督办防务。因为英国的武装船只大多停泊在漳州和泉州海域，泉州为扼要之区，所以请令总督每岁应暂驻泉州，领制福建防务，以加强统一指挥。二、建议加强海防工事，将福建沿海的炮台改为炮墩。并详陈了建立保护安炮施放之法。其法为用麻布袋，每个长四五尺，直径尺余，实以沙土，层层堆积，高低自五层以至十余层，厚薄自两层以至三四层，长短自十余丈以至百余丈，按地势之特点，斟酌为之。沙墩之外，用旧小渔船侧竖，船底向海，船舱向内，紧贴沙袋，牢固拴缚，以为沙囊保护。炮位安于墩内，炮口出于两船夹缝处所，即是天然炮洞。我兵在内瞄准施放，可以克敌，而藏于墩内，敌人炮子不能致伤。又船底久在海中，泥苔渍滑，弹小则擦过，惟炮弹大者可打通。而沙性最柔，非如砖石可以摧裂，弹子打穿船底，遇沙即止，不能穿过，极为稳固。且炮墩设于滩上，可远可近，可高可低。沙土取之海滩，以兵五百名，肩沙囊五百，顷刻可成。堆成之后，以五人管一炮，兵五百名，可管炮百门，即抽出守墩燎望一二百名，亦一可放炮数十门，何处冲要，即移置何处，亦比较方便省力，所需购者只布袋渔船，筹款亦大可节省。这种施法其优点：一是节省人力、物力，制作速度极快，二是具有较强的防御能力，敌人的炮弹不宜穿过沙袋而伤及我军，三是对地面条件要求低，非常方便。实践证明这种办法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的厦门保卫战中，炮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三、建议朝廷重视海战，制造可与英军抗衡的大船大炮。祁寯藻认为英国船只之所以敢在福建沿海到处漂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清军船小炮少，不能出海作战，与英国船只相比，“我船用于缉捕则有余，用于攻击则不足。”因此，他建议清政府下决心建造质地坚固的大型战船，力争能在海上打击英国的船舰。四、呼吁朝廷重视水师人才的培养，允许破格举荐。因为清朝长期执行“禁海”政策，所以水师人才奇缺，而没有水师人才，就同样不能出海作战。据此，祁寯藻向道光帝疾呼：“各省水师人才甚难，非专门之技术不足以收功，非破格之施不足以励众。”强烈请求朝廷大力破格提拔水师人才。祁寯藻针对福建海防提出的这些备战建议有的已被皇帝采纳，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为福建的抗英斗争做出了贡献。除此之外，他还积极要求和建议福建当局加快造船备战。祁寯藻到福建后，发现福建南台修船厂存在战船修造草率延迟，管理混乱和偷工减料等严重问题，据查，当时积压战船有三十只之多，他即下令各船厂迅速将积压及遭风致损的船只迅速补修，若任意拖延，即行指名严参。要求水师应随时操练，风雨无阻，以提高应战能力。

　　由于邓廷祯积极抗战，英军在厦门受到了顽强阻击，阴谋没有得逞，只好扬帆北上定海。因定海防备无力，落人英军之手。定海失陷后如何收复，祁寯藻即上疏向皇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定海必须尽快收复，因为定海是浙江的门户，而“浙江乃闽粤之腹心，与江苏为唇齿”，定海不收，则民心不稳。二、沿海各省的防御要通盘考虑，以求万无一失。不仅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东南沿海要严密设防，积极备战，而且山东、直隶、奉天（今辽宁）等北方临海各省也要提高警惕，事先防御。祁寯藻认为，只要时时提防，处处准备，坚持全面防御，持久作战，中国就一定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祁寯藻除了主张积极备战抗英之外，他还与妥协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并且同情和支持林则徐等抗英英雄。

　　林则徐在广州取得胜利后，道光帝在表彰林则徐的同时，却又认为禁烟问题已经解决。英军大举进攻中国以后，妥协派乘机活动，特别是英军到达天津直接向北京施压之后，道光帝在妥协派的影响下，便一反前态与英军妥协，除了革去林则徐的两广总督的职位外，还派妥协派的二号人物琦善（满州正黄旗人，时任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到广州与英军议和。一时间，妥协派占了上风。当时的妥协派是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满州镶黄旗人，历任武英殿、文华殿大学士）为首，此人“权倾一时，欺君误国，对上奉迎，对下则结党营私”，一时间有“穆党”之称，势力非常强大。然而，祁寯藻却不畏权势，仍然上疏道光帝要求坚决对外作战，反对妥协，特别是于1841年他任军机大臣后，便进一步与穆彰阿针锋相对作斗争。据史料记载：“祁寯藻至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这里所谓的“洋务”，就是对待英国侵略问题；所谓“不合”，就是祁寯藻坚决反对穆彰阿的妥协政策，主张全力抵抗英军的侵略。当琦善到达广‘州，一反林则徐所为，裁撤水员，削减防御设施的消息传来之后，祁寯藻则更是义愤填膺，认为琦善是在开门揖盗，便上奏予以揭露和斥责。直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妥协派自然同意，道光帝也认为只好如此，但祁寯藻却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批准这一条约，并为此在金銮殿上向道光帝放声痛哭，清代学者包世臣（进步思想家）当时给祁寯藻写信说：“白门（今南京）定计和夷，急报到京都，独阁下伏青蒲哭排其议，天下传诵，伟矣！”，这说明祁寯藻的主张和行为在当时就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赞扬。

　　林则徐是一位禁烟抗英英雄，作为同时代的祁寯藻，当时就对林则徐这位禁烟英雄满怀敬仰，当他听到林则徐的不幸遭陷时深表同情。据传说，林则徐罢官后，祁寯藻不避嫌疑，带了一幅画，即去看望，以表安慰。林则徐展开画一看，只见几枝苍松劲枝中，夕阳斜照，一只白鹤昂首孑立，气度不凡，足下是一片黛色岩石，其间有几只白鹤争食相啄，旁边题“鹤立鸡群”四字。林则徐自知祁寯藻作画的用意，即在“鹤立鸡群”四字后面补写了“出头难”三个字。祁寯藻又续写了“终有开天日”五个字。林则徐又写了“豆在釜中相煎易，断无生根地。”祁寯藻看后，将最后“生根地”三个字改成“灭人路”。用笔在画上写下这幅对联：“豆在釜中相煎易，断无灭人路；鹤立鸡群出头难，终有开天日。”表示了他对林则徐真诚的赞佩和希望。在林则徐病逝之后，祁寯藻为林则徐写了挽联：“帝鉴忠臣历艰危不敢爱身一字定千秋史论；公为民望想魂魄犹堪破贼八闽击四海讴思。”对林则徐予以高度评价，表达了对林则徐深挚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邓廷祯是鸦片战争时期又一位著名的抗战派将领。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英军进攻厦门，时任闽浙总督的邓廷祯率军打退了英军的进攻，上折报告战况并保奏立功将士。但朝中的妥协派却诬蔑他是虚报战况，欺瞒邀功。于是道光帝命祁寯藻复查厦门战况。当时祁寯藻正在浙江，查办禁烟事，接旨后迅速返回福建．通过认真调查，以确凿的证据证明邓廷祯所奏属实，从而揭穿了妥协派的诬蔑，保护了这位抗战将领。

　　

两任学政　　整顿科考

　　

　　祁寯藻从道光二年(1822)任恩科会试副考官起，一生中共典学、视学6次，五主礼闱（明清礼部试进士称礼闱），任阅卷官39次，两次被简放学政。这种经历，在清朝的官员中是很少有的。

　　学政，在清代地方官中地位仅次于总督、巡抚，被称为柄持一省文衡（以文章试士取舍之权）的“文宗”。学政一任三年，在任中每年需巡视全省，主持岁考（考核秀才的成绩）、科考（为录送乡试作准备）两试；检查各级学官、教官的优劣，奖惩生员的勤惰。凡省内生员、举人犯罪，需经其参劾，革掉功名，才可归案法办。因此，一个省的文风士习优良与否，与学政有着直接的关系，祁寯藻在任湖南、江苏学政期间，“恪守训谕，实力整顿，在文风之转移，士习之振兴”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整顿。

　　由于政治上的腐败，清代的各级考试积弊甚深。不法考官与不良考生，上下串通，作弊手段花样百出，使得不少真正人才被埋没，而一些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们却高中红榜。自己经过多次被考试而多次参予主持考试的祁寯藻自然对这些情况有深刻的了解。在他看来，“弊端除则人才出”，所以在两次任学政期间，便想出各种办法整顿和革除当地考试中的各种舞弊。他任湖南学政期间，首先裁革了岁考中的“红卷”陋规。即原来童生答卷，是用毛笔黑墨写的“墨卷”，为了防止阅卷官认出考生笔迹而作弊，规定由腾录员将原卷用红笔腾写一遍，称为“红卷”，阅卷官看“红卷”评分。但“红卷”行之既久，其弊又生，发生考生可买通腾录员修改原卷等作弊行为。祁寯藻经过详细查明之后，便裁革“红卷”，从而革除了由此而形成的各种弊病。

　　祁寯藻在两任学政期间，下功夫最大的还是对考生选送和考场纪律的整顿。为此，他每到一处，都是先“撰列勤戒规条，严切晓谕，通伤各教官，勤加督课，认真举报优劣。按试时预伤提调官，严密访察枪、冒、顶替各弊端”。综合他在湖南、江苏各地主持岁科考试所采取防范作弊的措施，主要有：

　　一、凡是童生参加考试，各府州县必须循例造册，选送入闱；

　　二、严格规定童生入场点名时间。由于童生复试点名时间，“例无明文”，所以不少童生籍词延缓。入场既迟，“交卷必晚，寅夜滋弊，稽查难周”，为此，他严格规定“黎明点名，申刻净场”；

　　三、考生入场点名时，要查对座号，查看年龄容貌，如发现不符，立即提堂讯究；

　　四、考试若发现有越号犯规及卷内有夹写字句者，应随时清除出场，并予以惩究；

　　五、对考场的左邻右舍，派人封锁，严禁闲人入内，挠乱考场，同时派人在考场周围昼夜巡查；

　　六、对考生中的词讼案件，立即交提调官查办，案情严重者，按律究革。

　　除了上述规定之外，每到一地考试，他都是亲临考场，“于点名时核对年貌，封门后终在堂往来巡视，不敢假手役吏”。由于他“对于搀越生号等作弊行为以及滥保之廪生（童生考试均有一廪生担保），皆加严处”，所以到湖南任学政不到两年，就革斥文武生员“恃衿滋事者三十六人”，“注劣二十八人”。除此之外，他在任学政期间，发现游幕、随任（随父兄在外地上学）不在原籍地的生员选拔为贡生到国子监入学时，在送报程序上存在着“借照顶名，借文冒考”等情弊。为此他上奏朝廷，提出自己的整顿意见。他的意见引起了道光帝的重视，便责成礼部议奏。

　　祁寯藻在整顿湖南、江苏考试的同时，还对当地土风土习进行了整顿。“江苏士习之弊，大抵文生中有才无行者，喜逞刀笔，武生又不时习骑马，每多浮游。兼以漕务牵涉，动辄告讦，因利兴讼，相习成风。”也就是说，江苏的一些“有才无行者”，不安分守己，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包揽漕务，干涉诉讼。士员间的这种风气，不仅败坏了士习，而且影响社会安定。为此，他曾下大力整顿，通令各府州县对这样的案件“俱令造清册，详注案由”，“重则斥革，轻则注劣戒饬”，对其中的一些人，又在考试时，由祁寯藻“面加惩诫”。这样一来，士子们多知“警畏收敛”，从而整顿了士风士习，便于培养人才。

　　

充任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

　　

　　尽管祁寯藻在对待外国侵略的态度上，与道光帝的亲信大臣穆彰阿势不两立，但因为祁寯藻忠于皇帝，并且清廉有政绩，故道光帝对他不仅一直是信任的，而且多次予以提拔。自他任军机大臣之后，道光帝一直命他兼管清廷最重要的部门——户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1849年3月），他又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五个月之后，道光帝便又授他为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三库事务。

　　然而，祁寯藻仕途的最高峰还是在咸丰初期。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逝世，他的儿子奕詝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咸丰。咸丰帝刚刚继位不久，先授祁寯藻为实录馆总裁，接着又授他为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仍兼管户部事务。道光三十年和咸丰元年（1851年）他均任首席军机大臣。咸丰二年(1852年）赏加太子太保衔。咸丰三年(1853)又任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是清代内阁的最高官，官阶正一品。首席军机大臣是军机处的领班大臣，是皇帝的左右手。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是清代汉族官吏的最高官位，充任这样官位的，在全国来说是极少的；对清代山西籍的官吏来说，祁寯藻是唯一的一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咸丰帝在刚刚继位就立即提拔祁寯藻，首先是因为在政治见解上，主要是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他二人基本上是一致的，都不同意在鸦片战争中对英国妥协。其次，是咸丰在未继位之前，就看到祁寯藻清廉可靠，办事认真，对国家忠心耿耿。自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与英国签汀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之后，儿年的时间，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钦差大臣耆英等人，一直执行“抑民奉外”的政策。向外国侵略者妥协，又分别与美国、法国等十个国家签订了与中英《南京条约》大致相同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政治上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对此，处于青年时期的咸丰帝不仅不同意，而且早就认为穆彰阿、耆英等“深堪痛恨”，决心革除之。所以，在他继位之后，除了把祁寯藻提拔到首席军机大臣的高位之外，还准备提拔和任用当时抵抗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即任命祁寯藻为体仁阁大学士三个月之后，咸丰帝便下诏，“朱笔罪穆彰阿、耆英”，斥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说他们“阴柔以售其间，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又说：“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陷害在台湾反侵略而立功的总兵达洪阿、姚莹等；对内“固宠窃权”，对外“抑民以奉外，罔顾国家”。但念穆彰阿是三朝旧臣，给了“从宽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给了耆英以降为五品顶戴的惩罚。

　　以上情况，说明提拔祁寯藻和惩处穆彰阿等人，是清廷朝局的一大变化。这一变化表明，祁寯藻在前数年的鸦片战争时期坚持的对外抵抗的方针，其影响是很大的。也表明，咸丰帝继位之后就想要改变道光时期奉行对外妥协政策，而转向强硬。祁寯藻被授为首席军机大臣是咸丰帝准备依靠他来实行新的国策。因此，祁寯藻的被提拔，也就不能与一般意义上的人事调整相比拟。

　

再被起用任同治帝师

　　

　　祁寯藻的仕途生涯，与他的父亲祁韵士被流放新疆，仕途极度坎坷相比还是比较顺利的，只是在咸丰四年(1854)，一向被咸丰帝重用的祁寯藻却坚决要求辞官。虽经咸丰帝多次“温语慰留”，终于于这年冬天被允致仕。辞官之后，他先是仍住北京，后来回到了寿阳原籍，先后闲居近六年之久。

　　祁寯藻为什么要辞官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编的年谱中说，“因病久未愈，请求开缺”。咸丰帝批示：“祁寯藻著准其开缺，以大学士致仕。”从有关的记载和当时的形势看，其原因还是多方面的：咸丰三年（1853)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又于5月派出北伐军，矛头直指北京，清王朝的统治陷入极度危机之中。在这样的形势下，咸丰帝赶紧调整统治集团内部，重用一些满族贵族。首先，他起用了曾与他矛盾较深的同胞兄弟恭亲王奕訢，并不惜违背祖制，于咸丰三年(1853)11月，任命奕訢在军机处行走（清朝祖制，亲王不得入军机处），次年又要他替换祁寯藻，任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排在军机大臣的第二位）。与此同时，定郡王载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端华的同胞兄弟肃顺（时任御前侍卫兼署正红旗副都统），也前后得到咸丰帝的重用。从各种情况看来，祁寯藻的要求辞官，并非因为奕訢担任了首席军机，而是因为与载铨、端华、肃顺等人多有不合，甚至遭到这些人的排挤。据史料记载，在铸大钱的问题上，载铨极力主张而祁寯藻坚决反对，加之载铨喜欢向祁寯藻探听朝内机密，都遭到拒绝，于是“定邸滋不悦”。载铨死后，“郑亲王兄弟专恣，尤不便公（祁寯藻）所为”。另有史料记载说：祁寯藻与肃顺“持论多不合”。就在这种形势下，竟出现了满人吉年对祁寯藻大行造谣中伤的事情，故“非圣主（咸丰帝）知公，祸且不测，而公旋以病请退，卒不能安于其位矣！”。可见，祁寯藻因为不能与端华、肃顺等人共事并遭陷害，这也是他辞官的主要原因。

　　祁寯藻在家闲居期间，仍然不忘国事。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犯天津，他曾两次上奏，“密疏切谏”建都关中。他的停止北方厘捐的请求，也是这时上奏的。

　　就在祁寯藻在家闲居的第六年，即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于热河，在北京的慈禧太后和奕訢与原赞襄政务大臣肃顺、载垣和端华之间的斗争进一步的恶化。从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起，慈禧和奕訢发动政变，杀肃顺并令载垣、端华自尽，此即历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还称“祺祥政变”或“北京政变”），并改“祺祥”的年号为“同治”，宣布慈安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同治帝即位不久，慈禧便发布上谕：“予告大学士祁寯藻，忠清亮直，学问优长，著来京听候简用。”肃顺、端华等人刚被处死不久，祁寯藻便被重新起用，这也说明祁寯藻辞官与肃顺、端华等人有关。

　　祁寯藻在被起用之后，就立即给皇帝上疏，建议朝廷：一、“保护圣躬，以崇帝学”，提出对正在童龄的同治帝施教的具体办法；二、“绥辑民心，以清盗源”，提出减除矿税，免除“僻地小商”的厘金；三、“请重守令，以固民心”，要求各省各级官员重操守，廉政自持；四、“请诏开制科，以收人才”，建议仿照康熙年间博学鸿词之例，请特开制科，以补自兴军（镇压太平天国）以来人才的缺乏。纵观祁寯藻上疏的全文，中心思想是整顿吏治，在如何治吏、选才等方面作了较深的探索，并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向同治帝、两宫太后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是严整贪官。他认为太平军的兴起，是因多年来吏治废驰，官吏腐败，民不堪受其勒索侵蚀所致。如果各级地方官真能廉洁奉公，勤于职守，执法严明，体恤民情，那么办事人员就不敢欺上瞒下，贪污勒索，胡作非为。这样的官吏就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戴，社会就会太平。

　　二是主张官吏应逐级考核，让民众监督以优劣奖黜。他认为州县到督抚，均是地方官吏，他们的政绩如何，民众最清楚。应一级一级地负责考核。考核的标准应以重守令、民爱戴为凭，察其声，评其绩。上级给下级做出榜样。考核的结果报中央裁断，按其政绩、名声选优黜劣。

　　三是树立榜样。通过考核，对官声好，政绩优良，民众拥戴的好官，可选拔重用；对那些官声不好，特别是贪官污吏，该惩的惩，不能姑息，以儆效尤。这样做就能树立起好的榜样，各处官吏自会思贤效仿，官场风气就会好转，官风正，民心就会顺。

　　四是应逐级提升，不能提职过快。地方官，应在一个地方干出成绩，树立起威望，得到百姓的拥戴后再委以大任。简选官吏不宜升迁过速，应当一级一级地逐级考察提升。对官吏的政绩考察，应认真的评价，不能任人唯亲，拉邦结派，搞裙带关系。他主张应规定公正的官吏任用制度，并把它公之于众，让百姓监督，这样就能防止那些庸劣无行之辈窃据官位，扰害百姓。

　　怎样才能选好官，祁寯藻也提了自己的看法：他根据当时因战争停止科考太多，一方面湮没了不少人才；另一方面为补充官员的不足，许多空额即由捐钱贿赂，投机钻营之徒所得，造成了官员素质下降，官场风气败坏的现实。所以他才建议应“诏开制科”广收人才，以达到选好官之目的。科考中要选取有广博知识、有雄才大略、学以致用的人，不以专文词取人。对才识优长者，可破格推荐，还应注重人才的储备。国家危难之时，也是人才施展抱负，大有作为之时，只要简选得当，好官就会层出不穷。什么样的官为好官？他指出：能体恤百姓，能为民秉公办事，能严以律己，不贪污腐化，不为自己的私利迎奉巴结上司，受民拥戴，就算得上是好官。

　　除此之外，他还援引乾隆时期直隶总督孙家淦给乾隆帝上的“三习一弊疏”的内容，建议皇帝远小人近君子。上述这些建议，针对当时清朝施政的积弊，完全切中了要害，说明祁寯藻在前六年中，并非常在家闲居，而是对时政进行了仔细地观察，体现出作为清朝的要员，不仅忠于清王朝而且具有治国的经验和本领。疏上之后，深得慈禧的“嘉纳”，这年十二月，又以大学士衔授他为礼部尚书。

　　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1月），祁寯藻到达北京。由于他学识渊博，加之“清介端重，雅负时望”，故慈安、慈禧太后懿旨，命他入值弘德殿，偕大学士翁心存、尚书倭仁、编修李鸿藻给皇帝授读，即担任同治帝的老师。

　　从道光朝开始，祁寯藻就入值南书房，特别是于任军机大臣的第二年又充任经筵讲官，给道光帝讲授经书，君臣一起切磋学问。咸丰帝登极后，更是经常向祁寯藻询问“用人行政之道”，而祁寯藻每次都是“引经据史”，详细讲解。每当讲解时，动辄就超过时间，虽然在一起的人多多叫苦，而咸丰帝却“未尝听倦焉”。从这些情况可知，道光帝和咸丰，不仅都尊重祁寯藻，并从他身上得到不少学问，而祁寯藻对如何指导皇帝的学习，也是有很多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他对同治帝的学习，也就是如何按照儒家的学说，把同治帝培育成一位理想的封建皇帝，从规划到具体办法，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在来北京之前的奏疏中，对如何教授同治帝就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自古以来，帝王学习与一般儒生不同，给皇帝进讲的方法，也与平时书生的上课不同。对于帝王，必须是读一句书，就有一句之用，讲一件事，即得一事之宜”。他认为，侍读的儒臣（老师），应该先选取五经四书中“有益圣心治道之语”，每日讲解数条，取义要简明扼要，不可太繁。另外要选史籍中所载古帝王的典型事绩，而且是明显易解的，每日进讲一二条。同时，还要求画院按照古代帝王的故事作成画幅，粘贴在皇帝生活可接触的各种地方，使他随时观览。致于天下舆图（指清朝地图）之学，也应当渐次口讲指画，让皇帝明白山川、关隘，明白清朝疆域、土地，知道前辈创业的艰难。对选择近侍儒臣（老师），他特别强调应挑选“老成谨悫”，道德高尚之人，那些引导“皇帝嬉戏，呈进玩好，滑稽佻巧便佞者，应立即辞退不少姑容”。

　　当他入值弘德殿开始侍读之后，每日早起晚归，按照原来的想法，勤勤恳恳地向同治帝施教。当同治帝读完《大学》和讲解完《帝鉴图说》之后，他又上《呈进书籍疏》，建议皇帝要读《皇舆全图》和《钦定月令辑要》等书，以增加同治的地理和农业知识，同时还将自己家藏的《读史论略》（杜诏著），自己刊刻的《朱子小学》等书进呈，以拓宽和深化同治帝知识领域。他对同治帝尽心施教，深受慈禧太后的嘉奖。

　　在任帝师的同时，尽管他年老多病，仍坚持在礼部上班。他还特别关心朝中大事，尤其对兴军以来（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朝内出现的人才不足问题，一再出谋划策，上书建议对有功人员，“已故者应予以表扬，现任者更应予褒勉”，并请谕令中央和各地大臣，予以保举。此外，他还向皇帝推荐了不少人才，像时任江苏巡抚的赵德辙、太仆寺少卿徐继畬人，都是由祁寯藻上疏推荐才被朝廷重新起用的。这时他已74岁，而且多病，多次请求辞官，未被允准，据记载：在病中他仍“谆谆以纳谏亲贤为急务”，故作诗说：“病久岂忘忧世念，梦中还有荐贤心。”

　　

关心民疾　体恤民隐

　　

　　祁寯藻为官数十年，历事四朝。他为官的基本思想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因此，他在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农民生活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这在他写的农书《马首农言》和诗句中都有体现。在他的施政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他任首席军机大臣后，仍管理户部，在他的主持之下，仅在咸丰元年一年的时间里，就全部豁免了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全国所有民间积欠各种税收，共计银2000万两，粮300万石，有效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豁免”或“蠲免”均指免除某些税收、钱粮等。因为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一些地区农业歉收，百姓生活困难，朝廷要据情减免全部或部分税收、钱粮，是历朝历代都曾有过的，清朝自然也不例外，还在户部设“蠲免科”，专理此事。故豁免之事是一般行政常规。然而，咸丰元年的豁免，与以往的情况不同，因为其免除欠税年限之长（免除十年的积欠）、涉及范围之广（全国十几个省）、免除银粮数目之巨，都是非常罕见的。此次豁免的完成，祁寯藻在其中起了最主要作用。虽然先是由有的督抚奏请豁免，但有关此次豁免的有关年限、项目都是先由祁寯藻领导的户部“妥议章程”后，呈报咸丰帝批准执行的。为把豁免落到实处，防止地方官吏从中舞弊，在祁寯藻的主持下，户部曾作了具体的规定和很细致的工作，从而使豁免一事办得公开、公正，使平民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祁寯藻在一年的时间内，把豁免当作了他的主要任务，曾为此上疏十多次，费尽了心血。这次豁免对清朝政局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祁寯藻不仅得到了咸丰帝的奖赏，而月还荣获“爱民相国”的美誉。

　　祁寯藻在施政中，每事都考虑到平民百姓的利益。咸丰三年(1853年）以来，由于太平天国起义，使得清政府连年用兵，财政匮乏不堪。为解救财政危机，朝内外的大臣有人提出了铸大钱的建议，即把铜钱的面值加大，一枚铜钱铸成“当十”、“当百”、“当五百”、“当千”来使用。祁寯藻认为，大钱的滥铸、滥发，势必造成货币膨胀，物价腾贵，既“无裨国用”，又“徒扰闾阎（平民百姓）”，为此，他曾多次上奏，极力反对。可惜的是，咸丰帝急于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并未完全采纳祁寯藻的意见。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咸丰三年（1853年），江北大营（为防堵太平军，清军在扬州设立的军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诚在江苏一些地区设厘金助饷。这一制度于1855年便通行于全国。“厘金”，也叫“厘捐”，是一种极为苛刻的商业税。其税额为百分之一，既收之于坐商（称“坐厘”），又收之于行商（称“行厘”），即地方上的商家要收税，货物通过关口，处处都要设卡抽税。这样一来，货价自然昂贵，受害者自然仍是平民百姓。对此，祁寯藻上奏说：“今民生困惫极矣！……厘捐之设，虽为军饷起见，而穷民受累实深，其势纵难悉罢”，要求“亦宜通衢要口，酌量抽留，其余僻地小商似应概免”。他的意思是，在重要口岸，可以酌量收一些厘捐，在偏僻地区，尤其对于一些小商贩，应该全部免除。从中可见，他的主要出发点，还是为贫苦百姓着想。

　　

注重农桑　著《马首农言》

　　

　　清末民初以来，有一部大家争相重印、传阅的重要农书，即《马首农言》。这部书的作者，就是祁寯藻。《马首农言》成书于道光中期。当时祁寯藻正充任日讲起居注官。道光十四年(1834年），他因母丧回原籍守孝。在此期间结合他以前回籍探亲时的考察，又在农村细心查访最后写成了这部书。然而，祁寯藻写这部书的原因，并不是他在守孝期间闲暇无事，用写此书来消磨时间，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的。

　　第一，祁寯藻自幼熟读经书，民本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在他看来，只有百姓们能安居乐业，才能有清王朝的坚固统治。而只有“本富为主，末富次之”，即坚持以农为本，以商为辅才能足以富民。所以他认为讲究“耕犁之法”是最重的问题。因此，民本思想是他写此书的思想基础；第二，因为祁寯藻的原籍是寿阳农村，虽然他自幼是求学读书，但对农业却有一定的了解，对家乡有一定的感情；第三，祁寯藻一向是用功苦学，博览全书。他曾读过历史上以及清代出版的有关农业的许多著述，对历史上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理论有一定的了解。这是他写《马首农言》的知识基础。基于上述原因，他利用回籍探亲和守孝的机会，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有关的农业著述，对山西寿阳一带的农业以及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和总结。

　　《马首农言》的内容除引言外，共有13个部分，即有《地势气候》、《种植》、《农器》、《农谚》、《占验》、《方言》、《五谷病》、《粮价物价》、《牧畜》、《备荒》、《祠祀》、《织事》、《杂说》约3万字左右。

　　《地势气候》部分比较简单，只大略记述了寿阳地区山水走势和气候特点。

　　《种植》部分是全书的重点，使用的文字也最多。从作物布局、轮作、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等五个方面记述了150年前山西寿阳一带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其中涉及谷子、大豆、高梁、小麦、荞麦、莜麦以及大蒜、白菜等20多种农作物，而且对每一种作物的生产过程都记述得非常详细。例如“整地”一项，就分为“因地势，定深浅（耕地的深浅—下同）”、“因时宜，定深浅”、“因作物、定深浅”、“因时宜，定耕法”，“因作物、定耕法”和“控制深浅”的方法等8项。又如“播种”一项，对每一种农作物的播种时期、播种量以及“播后镇压”都作了详细记述。再如“田间管理”一项，对每一种作物的间苗、中耕除草、培土等也都予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提到玉米和红薯，这说明当时这两种作物还没有传入寿阳。

　　《农器》部分，对耒、耜、犁、耰、耧、磟车、砘车、牛轭、镢、锹等近百种农具的构造、用途作了记述。

　　《农谚》部分，是《马首农言》字数较多部分之一，共收集农谚二百余条，其中除少数具有迷信色彩，没有科学依据之外，绝大部分是农民长期农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所以至今仍在山西广大农村流传。如：“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伏里无雨谷里无米”；“头伏耧，满罐油。二伏耧，半罐油。三伏耧，没来油”；“天旱锄田，雨潦浇园”；“谷儿拖泥秀，还要太阳爇（烧的意思）”；“麦子钻火秀，还要根头湿”等等，都是农民经过世世代代的观察而得出的结论，都具有深刻的科学道理。但是，有的农谚，如“闰月年，不裁树。闰月年，不作酱”以及“子不种麦亥不麻，丙丁种谷不生芽，庚辛黍樱无子粒，壬子黑豆不开花”等，就没有科学根据。

　　《方言》部分，将寿阳地区的方言土语，从发音和释义等方面作了记述和解释，如“克拉”就是土块，春季解冻叫“泽起”，秋季土地坚实叫“落泽”，物品倾斜变形叫“走作”，又叫“克流”。又如结伴行走叫“相（读如声）跟”，美叫“克器”，山鹊叫“灰老婆”等等。

　　《占验》部分，是记述从特定情况下出现的某种自然现象中，得出的某种应验。例如：“云压山谓之‘山戴帽’，主（象征）雨”。又如“日黄，主风；日红，主雨”等，却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经过世世代代多年的观察而得出的结论，是具有科学性的。但有的，像“蚤多收黍，蝇多收荞麦”，根据跳蚤与黍粒相像，苍蝇与荞麦相像，来确定丰收与否，就没有科学道理了。

　　《五谷病》部分，是从农作物种植不当或遭受旱涝及虫害的天灭等原因，造成的生长不正常或病态，分作物种类作了记述。

　　《粮价物价》部分，介绍了寿阳地区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咸丰四年(1854)共90多年间粮价波动的情况，还介绍了寿阳自产和外来商品的供应情况。在谈粮价物价涨落时，还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原因。其中对奸商的囤积居奇，作了较多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一些防止奸商兴风作浪的办法。

　　《水利》部分，主要是考证寿阳地区仅有的几条小水的流向及其历史。根据寿阳地区河少缺水的情况，鼓励大家兴修水渠，灌溉农田。

　　《牧畜》部分，从富民的意图出发，主要记述养牲畜（牛、羊、猪等）的方法，介绍防止牲畜生病的措施和方法。在这一部分中，祁寯藻还特别建议农民要饲养和繁殖小牛，认为这样可以获利较丰。

　　《备荒》部分，主要记述了道光二年、三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寿阳遭受旱灾的情况，介绍了防止水旱之灾和病虫害的办法。其次，特别介绍了他的六弟祁宿藻在道光十年寿阳大旱时，与当地村民商定的救灾办法。这个办法是：“集合全体村民，共同商量，决定量力捐款，所捐的钱由村里统一买粮，按时价公买公卖。买粮的人现钱交易，不短不缺；钱粮周转，调剂不停。直到来年秋收之后，粮食充足了，把所捐的钱如数归还本人，……”这样可以依靠大家的互助，避免有人囤积居奇，避免困难和孤寡贫穷者因缺粮冻饿而死。

　　《祠祀》部分，主要是考证了寿阳地区的各种庙宇的建立情况，考证了各种神像设立过程和职能（人们认为的神能）。

　　《织事》部分，主要记述从摘下棉花到织成布匹的过程以及布价变化的情况，还谈及寿阳地区在历史上有过种桑养蚕的事情。认为应该效法古代，再在寿阳地区试行种桑养蚕。在这一部分中，对明万历年间寿阳知县蓝尚质特别推崇，说他“政尚勤俭，躬行化民，邑素不谙纺织，至是始教之。民赖其利，祀名宦祠”，意思是说蓝尚质勤恳俭朴，能够以身作则感化人民。寿阳历来不懂纺纱织布，他就设法传授纺织技术。人民靠他得到了好处，把他供祀在“名宦祠”里。并说对蓝尚质这样的人应该提名表彰和敬仰。

祁寯藻故里

祁寯藻故里旅游区总占地面积60万平方米，具体可划分为祁氏故居修复、祁寯藻展览馆布展、祁氏息园恢复、唐建崇福寺保护性修复、祁氏碑廊新建、游客接待中心建设、景区水系配套、绿化配置及环卫设施安装等15个子项目，项目总投资1.25亿元人民币。

　　现在祁氏家族旧民居及祠堂等老旧建筑6处院落可作为开发依托，外围千亩农田及两条自然河流造就了优美的田园风光。

项目背景

　　平舒村位于寿阳县城西北十五公里平舒乡辖区。三国时名曰太平村，后因人烟稀少以河为界，分为两村一曰平舒，一曰太安。平舒历史悠久，唐代曾设寿阳驿（太安驿），著名文学家韩愈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曾宿寿阳驿，题诗《夕次寿阳驿题吴郎中诗后》：“风光欲动别长安，及到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平舒特产甘草、冬花，盛产蔬菜、杂粮。只因四面环水，独此平坦，民间有“米面瓦盒”、“米粮川”、“寿阳粮仓”之称。据传，南极仙翁老寿星是平舒一带黄岭村人，天宫让他下凡堵黄岭豁。平舒村崇福寺始建于唐代，存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碑刻，是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经的第一件实物证据。

1)祁氏家族

　　祁氏乃三晋古老望族。2500余年前的春秋时代，寿阳县是祁氏家族的封地。公元前514年，晋六卿削弱晋国公室，借口诛灭祁氏，平舌氏家族，分其地为县。祁氏家族遂湮没无闻。至清代，祁氏家族冠冕尊于四朝。祁韵士为西北史地学大师，祁寯藻一鸣惊人，官居一品，贵为三代帝王之师。祁氏家族更有“一门五进士，三世四翰林”、“一门四翰林，三代帝王师”之美称：

　　祁文翰，康熙进士，官江宁知县。

　　祁韵士，乾隆进士、翰林，唐户部郎中，清代西北史地学家、朴学家。

　　祁寯藻，嘉庆进士、翰林，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代朝臣，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宰相，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辅军机大臣。

　　祁宿藻，道光进士、翰林，官至宁布政使。

　　祁世长，咸丰进士、翰林，工部尚书，顺天府尹。

　　祁氏谱系简介：祁文翰→祁韵士→祁寯藻、祁宿藻→祁世长

2)三代帝师祁寯藻

　　祁寯藻（1793～1866），字叔颖，又字春圃，号淳甫，晚年讳清同治帝载淳名，改号实甫，又号观斋息翁，寿阳平舒村人。他是清乾隆年间史学家、地理学家祁韵士之第五子。幼少时从父读书，淹贯经史。

　　祁寯藻天资聪敏，4岁开始识字,6岁入家塾,10岁写作文章。他酷爱诗文，曾被人们誉为神童。15岁参加县试，取县学附生第五名，16岁以一等一名补县学廪膳生。嘉庆十五年(1810)祁寯藻18岁，参加了省里举行的乡试中举。嘉庆十九年（1814），祁寯藻22岁。这一年是清朝规定的会试之年，祁寯藻赴京又参加了会试，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清沿明制，在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新进士入馆，为翰林院庶吉士，学习三年后，经过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翰林院编修、修撰等官，其余者授各部主事，或以知县优先录用）。祁寯藻从6岁开始读书，15岁参加科考开始，到22岁就踏上了仕途。按清制规定，祁寯藻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就应结束庶常馆学习，但因他为父守孝三年，所以嘉庆二十四年(1819)才获得散馆一等第二名，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帝薨，道光帝继位，由于祁寯藻品学兼优，是翰林院中出类拔萃的人才，早就受到道光帝赏识，故于道光元年（1821）三月，便奉命入值南书房。从这时起，祁寯藻的仕途生涯便开始逐级升高。

　　祁寯藻入值南书房后，进一步受到道光帝信任和重用，次年便奉命充会试同考官，接着又充广东乡试正考官。道光三年(1823)起又被放任湖南提督学政两年半。返京后，仍入南书房值班。至道光八年(1828)被授翰林院侍讲，不久又奉命任日讲起居注官。于道光十二年（1832），祁寯藻便又补授翰林院侍讲，署理国子监祭酒，再补授光禄寺卿，不久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年之中提升了四次，官阶从正五品升到从二品的礼部副长官，这在清代官吏升迁史上是少有的。道光十四年(1824)，祁寯藻因母丧回寿阳守孝三年，回朝后即奉命任兵部右侍郎，后转左侍郎。道光十七年(1837)调户部左侍郎，同日简放江苏学政。道光十九年（1839）年底，祁寯藻又奉命被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任兵部尚书。道光二十一年（1841），祁寯藻从兵部调到户部任尚书。半年后，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然而，祁寯藻仕途的最高峰还是在咸丰初期。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逝世，他的儿子奕詝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咸丰。咸丰帝刚刚继位不久，先授祁寯藻为实录馆总裁，接着又授他为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仍兼管户部事务。道光三十年和咸丰元年（1851年）他均任首席军机大臣。咸丰二年(1852年）赏加太子太保衔。咸丰三年(1853)又任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是清代内阁的最高官，官阶正一品。首席军机大臣是军机处的领班大臣，是皇帝的左右手。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是清代汉族官吏的最高官位，充任这样官位的，在全国来说是极少的；对清代山西籍的官吏来说，祁寯藻是唯一的一人。

　　同治元年（1862），被垂帘听政的慈禧特诏起用，命以体仁阁大学士衔授礼部尚书。同治帝在弘德殿入学，命他授读。四年八月，他以疾致仕。五年九月病逝。谥文端。

　　祁寯藻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是清朝居官的山西人中时间最久、官位最高的一位，有“半副銮驾、三朝宰相”之称。同时又是三代帝王师，可以说祁寯藻已经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人生价值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实现了儒家文化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祁寯藻居官期间力主禁烟，主张抗英，清正廉洁，政治上颇有作为。他擅长书法。其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出颜柳，参以山谷，自成一格，论者谓达到“大书深刻”之绝诣。其书法造诣颇深，曾书韩愈所撰《平淮西碑》，为世所宝。他的诗文为学者和后人称颂。在当时的诗坛活动中，他常被推为领袖，集会咏诗。所以，光绪年陈衍（即石遗老人）采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诗文编《近代诗钞》，将祁寯藻列于篇首，并指出祁寯藻当是道（光）咸（丰）间的诗坛主持者。

祁寯藻为清代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王的老师。并且当过5次乡试考官，39次阅卷大臣，对人才教育、培养、选择、推荐、使用非常重视，在教育领域的成就非常突出。

　　目前，以祁隽藻故事改变的电视连续剧《天地民心》正在热播。

晚清书法大家祁寯藻遗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