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斑狼疮吃什么水果好:从“东欧”到“新欧洲” (豆瓣)

满纸的东欧，一心的中国（一） 这本书读得断断续续，花的基本是每天临睡前的片刻时间。我一岁半的小女儿似乎很喜欢这本书，每当我拿起它，她只要看见了，总要从我手里夺去，煞有介事地把书摊开放在床上，颠来倒去地翻看。我恼火得很，因为读书的时间宝贵，可又不忍发作，只能任由丫头胡作非为。其实，我心里甚至偷偷暗喜过：女儿以后如果也能成为像金雁这样的女学者，真是件不错的事，呵呵。 金雁的这本书，填补了我很长时间的见识空白。 可能很多读者和我感受相同，现当代“东欧”这个话题，在国内是很难接触到的，更难读到集中展现相关内容的书籍。我不搞学术研究，视线和学术功底有限，也没有什么途径能找到一手、真实的材料，官方也从来不正面报道、甚至根本不报道东欧近况，所以东欧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谜。其实想读东欧，无非抱着几个目的，第一，上世纪的中国为什么和东欧选择了同一国家体制，选择的原因和内涵是否一样？是什么原因和力量，又让东欧诸国重新回到了西方体制的“主干道”上去？它们的转轨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与东欧相比，中国发展得更好还是更糟？中国能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我很羡慕金雁，因为我觉得恐怕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样，能够近距离地走进、观察、感受和访谈“东欧”。可能正是有了深入的了解，她才会把“东欧”这个概念明晰地更改为“新欧洲”，即二十年中成功加入欧盟的几个转轨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这些国家远远地走出了“共产主义”的癫狂时代，非常务实地选择回归欧洲，理智地对自我进行了校正。戴着“东欧”的眼镜已不合时宜，除非我们是为了分析、理解它们的过去。我想这是这本书第一眼就给予我的启发。 我知道金雁，其实是从读秦晖开始的。最早并不知道他们俩是为人称道的学界伉俪，后来知道了，不由得十分感慨。婚姻关系可以有很多种模式，有秦金这种神雕侠侣式的，也有夫唱妇随式的，互助互补式的，相敬如宾式的，但不管哪一种模式，夫妻双方之间一定需要一根纽带紧紧勾连在一起，这不是指法律或道德等外界制约因素，而是指有相同的生活情趣和目标，在我看来，这样的婚姻才有可能长久与幸福，至于家庭分工和其他细节，只是形式罢了。这扯得远了，回来继续说书吧。 读书就像是你与很多人打交道，很快就知道谁和自己是同一类。秦晖的书不偏激，不喊口号，说问题有理有据，十分清晰透彻，与我印象中的大学教授的文字有明显的不同。也许一个最关键的认同感在于，秦晖说他一直是带着问题在做学问，而我恰好是带着问题在读书，就好像一个求学者突然找到了能解决自己困惑的老师。我想，正是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得他一直在提倡超越左右、淡化主义的“共同的底线”，虽然这条“底线”设置得是否得当合理，我无力判断，但寻找共识与合力的这种努力，才是能孕育出建设性路径、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方向。 满纸的东欧，一心的中国。这是我读完金雁这本书的感触。一些学者善于从中国历史里去寻找思路，如吴思在用他的“官家主义”重新解释中国历史，从而发现中国的真问题，其实数千年来都是官民二元的博弈；而像秦晖和金雁这些学者，则是从与现当代中国经历相似的外国那里找思想资源和实践依据。这些纵向和横向的探索无疑都是十分有益的，它是当代中国杰出知识分子怀抱忧国忧民之心，在自己的学识范畴内奉献出的宝贵思想财富。 在我的理解中，所谓的“现代化”，并非只是某种主义的风行，某种体制的胜利，或某类技术的革新，而应该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问题意识，即在整个人类的平台上，借鉴最优秀的实践经验，找出自己现在面临的真问题并加以解决，这个国家或地域自然就实现了现代化。 因此在中国，不论回归传统的呼唤，新儒家的探索，还是自由宪政的追求，都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探索中国往更好方向发展的一条路。视角的差异化、主义的差异化，不应该成为对立的两极。在全球化已成事实的背景下，我觉得未来的中国，这些不同探索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最终都会走向融合。当然，这只是我希冀的理想状态，但愿苍天护佑这个国度。 这本书的写作缘起，从前言中感觉是金雁为了回应国内有关金融危机对“新欧洲”产生的影响的不实报道。金融危机当时看着风雨欲来，现在看来，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插曲。金雁在书里显然想要为国内读者展现一个比较新鲜、全面的新欧洲。我从中收获很多感性的印象，当然也少不了一些自己的感慨。 1．中国的改革在老百姓心中，似乎进入一个“抱怨多过认同”的阶段。那么东欧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同为转轨国家，“新欧洲”几个国家的转轨方式各不相同，捷克的私有化采取向全民平均分发资产证券；波兰是工会全面参与、企业的“雇员私有化”程度高；匈牙利和爱沙尼亚采取的是“只卖不分，价高者得”、“面向外资全卖光”的私有化方式。但是： 第一，无论是哪一种转轨模式，都是建立在不同国情的基础上，充分融合社会各阶层民众意见的一个选择。比如：“匈牙利剧变前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急需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较好，国民又不愿意外资收购，……‘只分不卖’，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形式公开、平等地在国民中分配。”“波兰的特点是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无论什么样的私有化都得经过工人这一关。”秦晖说：“中东欧的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面讨价还价反复博弈的结果，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想，是不是只有淡化意识形态，才能凸显出转轨的可行性？ 第二，无论是哪一种转轨模式，一旦今后产生危机，比如几年前的金融危机，民众也很少会对统治者兴师问罪。金雁说：“正因为这些国家各自的做法其实都是在转轨后民主体制下、民众自己在多元政治的各种主张中投票选择的结果，所以民众对这些选择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即便他们觉得当年的选择有问题，现在改主意了，到选举时另选别人就是了。因此即便在危机相对最严重的匈牙利，政治、社会依然稳定。人民基本上都在平静地等待‘危机周期’的过去。”这种平静和理智，我想根源就在于普通民众的主人翁心态和对体制的安全感，他们能够较为自由地选择国家的领导团队和领导者，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买单，而不是怨天尤人，或者思考问题简单粗暴。 我有一位朋友从东欧回来，我特意向他询问了在东欧的感受。他说最大的感受是东欧人都很平和，生活很平静。我想这也算是我通过另一种间接经验印证了金雁的判断。 2．奇妙的对比心理。金雁引用其他经济学家的调查，说东德地区相对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后满意度最低，金雁的解释是，东德转轨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橱窗，是兄弟国家中最发达的地区；转轨后他们的比较对象变了，变成了西德，民众的心理自然落差极大。这种解释是很有趣的，放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所谓“鸡头凤尾”的选择，自然很好体会这种心态的变化。

我想，如果把这种对比心理放到中国来，也应该有一些启示。如果现在全中国进行一次额满意度调查，得分肯定非常低，因为世界的融合，使得大家都是拿自己和美国及发达国家作比较，满意度自然好不到哪儿去。但是如果把调查的要求提细致一些，比如拿现在与五十年前比，一百年前比呢？客观地说，经济和社会的开放度的确大了，这也是有目共睹的。辛亥革命至今才百年，中国社会已经翻天覆地。当然，意识形态敏感的人，一听有人称赞中国的进步，就连忙呵斥为为统治者辩护。其实，不能说是某一人某一组织的功劳，但毕竟是各方的合力，造就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蔓延。

3．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虽然中国一直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但恐怕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说不明白社会主义的真正优势到底是什么。

在东欧加入欧盟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这个概念在欧洲和中国的错位。金雁在书中说：西欧对东欧国家设置了很高的“福利门槛”，以防止“血汗工厂”的“低人权优势”，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威胁到西欧的福利国家体制。“血汗工厂”里的廉价劳动力与廉价商品，这不正是中国在世界经济链条中扮演的角色吗？

按照我们的理解，“新欧洲”各国入盟，就是要进入资本主义，破除国家大包大揽，实行自由贸易。可实际上西欧却要求东欧承诺高福利，实行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金雁引用了入盟谈判期间前波兰总统瓦文萨的一句话，他不满欧盟对福利条件的苛刻要求，说：“他们多年来鼓励波兰建设资本主义，到头来他们自己却是共产主义者，真不知道为什么。”

实际上，在西德，“社会主义”指的是“社会党人”（social－ist）的主张。他们把民主福利国家认作“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

中国的红歌《社会主义好》里唱了两“高”，第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我看，没有高福利的人民，能有高地位吗？“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这句倒是事实，因为这符合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一切由官僚说了算、工人只有开展‘忘我劳动竞赛’来向前者‘无私奉献’的份。”

我想，福利是社会主义的要义。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像iphone和ciphone、hiphone，真的需要大家好好辨别了。

4.民主宪政是否就一定意味着现执政者的倒台？东欧转轨这二十年，还有一个事实让我感触很深，就是在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后继党多次重新上台执政。

金雁借用其他学者的评论说，共产党的后继党通过自由选举重新上台的意义，不亚于1989年的剧变。这一事实使东欧的左派看到，他们完全可以不依赖强制，在民主宪政的条件下，通过选举和执政表现赢得民心，从而依靠人民的支持来得到与维持政权。

“事实上，由于‘前共产党人’组织资源、人才储备与行政经验毕竟更为丰富，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剧变以来近20年的民主政治中虽然时有上下，总的来说还是共产党的‘后继党’占优势的。”书里的话明明白白，一个政党也像一个有机体，竞争能使它获得更健康的生命力，为什么要抵触和害怕竞争呢？当然，这并不是在为某些执政党找台阶、找退路，而是希望这个党能重拾一个优秀政党的信心，从而避免一错再错，导致最后的彻底解体和消亡。
5．中国的改革到底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单从经济规模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发展明显优于东欧，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改革以经济先行，是一种稳步渐进式的改革，而东欧过于激进，动及国家体制的根本，于是导致了20年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这种言论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但秦晖却很花力气地专门进行了驳斥。他认为东欧国家无论偏激进还是渐进，经济都无一例外地受挫，“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东欧各国都出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 也就是说，在民主条件下进行私有化，东欧政府不能卸下原有的福利责任，但国家权力却受到了严格地限制。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政府依然可以随意调动资源进行垄断，一味地做大做强，而把整个社会福利的责任全推给了市场。难怪民企老总们总是抱怨，资源配置的时候总是国企取胜，一旦出个天灾人祸，闹个经济危机，民企又是捐钱，又是承诺不裁员，保证就业率。“房地产商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种言论不就多少带有推卸福利责任的意味？ 一种错误的思考导向，会使得中国未来发展有可能南辕北辙，最后的后果也只会由老百姓来承担。我想这也是秦晖极力反对这种论调的原因。 6．金雁提出了一个词语叫“面包时代”，主要是探讨苏东知识分子在精神钳制时期的思想荒原。我的感想是，中国是不是也正处在这种“面包时代”？所谓“面包时代”，我觉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国家以面包换取人民的自由，或者说“以福利换自由”。执政者“选择用物质来消解政治诉求，从强制人们服从命令转变到以物质诱导人们安心当顺民”，“这样不但可以让人们为私利斤斤计较而转移了注意力，更可以让人们懈怠和慵懒，执政者也可以获取合法性”。从两位东欧国家领导人的话可以确认他们的做法——捷克总书记胡萨克说：“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说：“只要提供商品让老百姓高兴，哪怕社会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我也就满足了。” 那么，东欧又是如何走出“面包时代”的？一方面，人们终归会认识到，“面包不是自由的交换物”。另一方面，福利并不能从根本化解合法性危机。以波兰为例，盖莱克时期向西方大借外债，搞“高投资、高消费、高速度”，结果，“老百姓是得到好处的，但政府所‘取’渐少、所‘与’渐多，到一定时期财政就难以为继。由于没有民主授权的合法性基础，政府只能靠‘多与少取’来建立合法性，一旦经济形势迫使其改为‘多取少与’，就会碰到合法性危机。而那时如果不下辣手，或者辣手失灵，合法性危机就凸显为政治危机了。” 除了正常的财政支出，中国老龄化即将到来，而社保的大量亏空已是公开的秘密，政府需要补窟窿；除了贪污和公款消费，政府还每年还要支付大量的维稳费用；每年还要免除大量外债以换取国际政治地位。如果此时还要对百姓示好，来换取执政的合法性，比如减少底层税收，减少土地收益，政府财政必然也会进入一个“多予少取”（在中国，“多出少进”比较合理，因为大多数利益并不是给予了百姓），最终无力给予的糟糕境地。如果这一现象出现了，是不是也预示着中国即将走出“面包时代”呢？ 7．东欧转轨遇到的很多问题，一个原因是民主导致交易成本的大幅提高，拿发展效率作为改革的代价。而另一大困境是，从国际视野看，东欧转轨想要“走进现代化”的20年，西方却正在思考如何“走出现代化”。金雁详细分析了俄罗斯的“萨哈罗夫与索尔仁尼琴之争”， 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在西方有听众，并不是因为他反共，而是因为他“反现代化”。在世界一体化越来越清晰的今天，东欧选择了回归西欧，却要在西欧反现代化的语境中搞现代化，实在是一件尴尬和复杂的事。其实仔细想想，中国不也是一样吗？虽然名义上仍坚持社会主义，但比较透明的国际社会给予了大家非常多元的参照系。有的知识分子今天还是自由宪政的提倡者，明天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传统文化论者。各种思想观念的交汇融合与对立冲突，恰恰印证了转轨的复杂性和难度。 8．还有一个事实让我感触很深，原东欧国家纷纷希望加入欧盟，并以入盟为转轨成功的标志。这般的积极，我想一方面是它们向西对欧洲的认同，包括国家安全的、历史的、宗教的、地缘的等诸多因素。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它们比较认同欧盟这种人类的超国家治理体系？对于欧盟这个事物，我一直很好奇，也很无知，我十分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局部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而走在一起。 欧盟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欧洲已经走在了全新发展模式探索的前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除了一个政党的利益，一个民族的自尊，是不是也应该为人类的发展模式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