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钟祥财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讲话。这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内容丰富，其中经济方面的重要观点是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年12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改革和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年后的今天，重温邓小平南方讲话，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逻辑、智慧和前景，从而坚定改革的信心，坚持改革的方向。

中国改革的逻辑结论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计划经济时期，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邓小平参与领导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传统体制的特点有全面了解。他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论战的主要参与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过深入系统的钻研。“十年动乱”，使他加深了对国情的认知和对经济规律的思考。就经济改革而言，当时的严峻局面是，计划体制的低效率和错误思想的干扰使中国经济未能快速发展，贫穷现象依然存在，而在邓小平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因此，搞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寻找不同于传统计划体制的路径。也就是说，当中国经济改革拉开序幕的时候，邓小平敏锐地关注到市场的作用绝非偶然，而是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结果。

　　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邓小平一直以开明、鼓励的姿态推进市场因素的培育，他对市场作用的呵护和肯定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酝酿、发展和形成的全过程。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在一份手稿中写道：“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1979年，他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7年，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90年，他重申：“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要把市场作用与社会主义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需要决策引导、实践检验，而且需要理论突破。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如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等等。对此，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重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是他深思熟虑作出的判断。南方谈话为随后经济改革的实质性飞跃奠定了基石。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是中国改革的逻辑结论。

人类文明的智慧成果

　　必须指出，中国经济改革选择以市场为取向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迂回战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醒国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在更高的层面上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同时也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我们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的智慧结晶。

　　人类文明是普适价值的积淀和凝聚。把市场经济视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意味着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客观法则不仅不能忽视和否认，而是应该结合中国的国情，用智慧的方法，予以理性的承认和尊重。对此，邓小平在多个场合，从各种角度阐明了他的见解。1979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根据为这个讲话起草初稿的于光远记述，邓小平的这段话是他亲自写在提纲上的。邓小平把“个人收入多一些”（即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看作“广大群众”长期存在的行为目标，客观上是对现代市场经济激励机制的肯定。

　　关于计划体制的弊端，邓小平从知识论角度进行了剖析。在他看来，“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办，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是由无数拥有理性、知识和信息的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市场机制通过分散决策、自由竞争和重复博弈，使各种资源和专业知识得到多样化的配置和调整，从而促进经济效益的优化。计划体制则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少数计划者的知识能力和道德水平上，其长期而言的效率劣势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相信，只要发扬经济民主，充分激发每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所能汇集的智慧当然大大超过经济计划的制订者。

　　除了在经济理念上与现代性吻合，汲取人类文明成果还需要排除传统观念、传统习惯造成的干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告诫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同时又主张不争论，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

　　改革是思想解放的产物，而思想解放必然是对旧观念的突破，邓小平所说的“左”，在经济领域既包括传统的计划体制，也是指急于求成、高度集权的理论观点，因此，经济改革如果获得“左”的认同，就不成其为改革。另一方面，“左”是一种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潮，基于这样的思维定式，要认知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是困难的。“不争论”，改变了以往处理思想分歧的做法，避免了阻碍改革的无谓纠缠，确保了中国发展朝着汇聚人类文明的轨道继续前进，它是一种政治智慧，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体现。

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预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但必须迎难而上，没有退路。南方谈话发表后20年来的事实证明，关键领域、关键阶段的改革比人们预想的更艰巨、更漫长。也正因如此，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这样的必然性是由现代经济的各种特点决定的。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道路，这一点已经受过实践检验。当代社会科技发达，知识爆炸，分工加速，产业众多，集权控制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只有通过改革让市场配置资源，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潮流，并且收获出乎预料的成果。邓小平多次用“没想到”表达对改革效益的惊叹。如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劳”……在南方谈话中他又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现代经济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风险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市场机制没有根除风险的功能，它的优越性在于分散风险，把风险控制在局部的、短期的范围内，这是计划体制所缺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积累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同计划体制总是过高估计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常常因违反客观规律而造成整体性失误，并且由于思想路线的错误而无法扭转经济运行的偏向等弊端相比，更适合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为我们处理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必要的经验和框架。邓小平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改革具有渐进的特点，无法一蹴而就。经济改革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不足难以避免。改革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新问题总会不断出现。关键在于保持改革政策的稳定性、延续性，不打退堂鼓，不走回头路。如果不坚持改革，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扩大、国内宏观调控、国际金融危机等问题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习惯以教条主义的眼光对改革挑剔责难的人，就会用奇谈怪论搞乱人们的思想，从而加大改革的困难，改革有可能半途而废，或走向歧途。坚持改革，稳定政策，就是稳定人心，稳定预期，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也是中国未来的命运所系。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他的南方谈话阐述的也是朴实的东西，朴实的道理。中国的发展走到今天，得益于朴实的道理。中国的明天要有更好的发展，必须继续遵循朴实的道理。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