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 (Live) 韩磊: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14

誓死保卫太原，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

但阎锡山想得太天真了！

4月20日凌晨，解放军开始发起了对太原的总攻。十九兵团由南、二十兵团由北、十八兵团由东（主攻方向），数十支攻击部队先后突破敌前沿，继以长驱直人，猛烈向纵深发展。至22日晚，全部扫清城墙以外的守敌。

24日晨5时半，1300多门火炮从四面八方对太原城轰击。在3个兵团和1个炮兵师及地方部队的绝对优势兵力的突击下，太原守敌土崩瓦解。山西“阎王”反动统治宣告结束。

在对太原发劝总攻中，彭德怀协助徐向前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彭老总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后，为避免影响军心，那时厂命令、写报告，仍用我的名义签署，实际上是彭老总在挑担子。他新来乍到，对敌我情况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

4月25日，毛主席致电徐向前并告彭德怀：

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

同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

同意你于五月初回陕，在回陕前请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而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

此后，第十八、十九兵团在彭总指挥下，积极准备由晋入陕，参加消灭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等国民党军队，解放大西北的作战。同时与两兵团一起入陕归建的，还有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和第一军三师、第三军八师，共20余万人。

第十八兵团，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陈漫远任副司令员，王新亭兼副政治委员，陈漫远兼参谋长，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

第六十军，张祖谅任军长，袁子钦任政治委员，白天任副军长，桂绍彬任副政治委员，邓士俊任参谋长，周仲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七八师（师长温先星，政治委员刘聚奎）、第一七九师（师长贾定基，政治委员萧新春）、第一八○师（师长郑其贵，政治委员康烈功）。军长张祖谅是河南省商城县人。1931年加入红军，曾担任过红三十一军保卫科长、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九军分区司令、华北军区第八纵队参谋长和副司令员。

第六十一军，韦杰在军长，徐子荣任政治委员，郭林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正平任参谋长。军辖第一八一师（师长王诚汉，政治委员张春森）、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海东，政治委员王贵德）、第一八三师（师长钟发生，政治委员杨绍曾）。军长韦杰是壮族人，原籍广西东兰县。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四师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八团团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旅长、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二军，刘忠任军长，鲁瑞林任政治委员，方升普任副军长，熊奎任参谋长，高德西任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八四师（师长林彬，政治委员梁文英）、第一八五师（师长涂则生，政治委员孔骏彪）、第一八六师（师长蒲大义，政治委员车敏樵）。军长刘忠是福建省上杭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

第十九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耿飚、葛宴春任副司令员，耿飚兼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是我军有名的战将。他是湖南省醴陵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和第二师师长。在红军长征路上，他率领部队立下赫赫战功。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

第六十三军，郑维山任军长，王宗槐任政治委员，易耀彩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龙道全任副政治委员，陆平任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八七师（师长张英辉、政治委员张迈君）、第一八八师（师长宋玉林，政治委员李真）、第一八九师（师长杜瑜华，政治委员蔡长元）和骑兵第六师（师长刘春芳、政治委员刘光裕）。郑维山军长是河南新县人。1930年加入红军，曾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八十八师政委，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四军，曾思玉任军长，王昭任政治委员，唐子安任副军长，傅崇碧任副政治委员。军辖第一九○师（师长陈信忠，政治委员边疆）、第一九一师（师长谢正荣，政治委员陈宜贵）、第一九二师（师长马卫华，政治委员王海亭）。军长曾思玉是江西信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过中央军委警卫团的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五军，邱蔚任军长，玉道邦任政治委员，王克斌任副军长兼参谋长，蔡顺礼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九三师（师长郑三生，政治委员杨银生）、第一九四师（师长赵文进，政治委员陈亚夫）、第一九五师（师长王志廉代）。军长邱蔚是湖南省浏阳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过红三军团第十二团副团长、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旅长、第八纵队司令员。

第十八、十九兵团原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具有光荣历史的两支劲旅。

日本入侵中国后，他们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战八年，参加创建华北解放区的斗争。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第十八、十九兵团所属部队分别参加了上党、邯郸、绥远、石家庄、临汾、运城、晋中、新保安以及平津、张家口等战役，取得了重大的战果。在作战中，他们开创了攻占敌人重点防守的重要城市的范例，涌现了象“临汾旅”这样的一大批先进单位和战斗英雄。

太原战役结束后，第十八兵团在徐沟、榆次，第十九兵团和第七军在太谷及以南休整，积极做好人陕的准备。

5月4日，第十八兵团发出《关于“向前进”的准备工作决定》，颁发了进军大西北的八项胜利条件、四项精神准备、五大要求，发动全军讨论。5月23日，第十九兵团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进军大西北政治工作要点，提出“革命到底，光荣到底”等行动口号。各部队根据上述部署和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对部队进行了“进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的政治教育，各军还大批补充了兵员和武器装备。

第一野战军前委确定，第十八、十九兵团分两路先后开进入陕。5月3日，彭德怀命令第十八兵团由陕州附近渡河，进至潼关、西安之间，先歼潼关以西地区之敌，尔后向西南发展。6月24日，第十八兵团全部集结西安附近。

第十九兵团于6月初开始西进，至7月3日，兵团部和直属部队进富平，第六十三军至富平、三原，第六十四军至高陵、泾阳西北，第六十五军至泾阳西之王桥镇、北屯镇。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遵照毛主席和彭总的命令，以临战姿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第十八、十九兵团西进入陕，得到了沿途地方党政领导、各阶层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热情迎送。

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到西北，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远征。从先遣部队开始行动到全部集结关中，历时一个半月，行程约1000公里，车运、船运、徒步并行，胜利完成了进军大西北的任务。

在第十八、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的同时，中央军委于5月8日决定第十九军划归第一野战军。

第十九军是5月1日由陕南军区部队组成的。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副军长陈先瑞，副政治委员李耀，参谋长薛克忠。

下辖第五十五师（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五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张文彬），全军共1.5万人。

第五十五师曾是抗日战争爆发时山西新军决死队一部，曾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和上党、内晋、晋南等战役。第五十七师原是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部队，参加过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两支邻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于1947年8月强渡黄河进击豫西、陕南、鄂西北，开辟了拥有10个县200多万人口的陕南根据地，并于1948年6月组成陕南军区。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向大西北进军的需要，在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及第七军全部到达西安、三原地区后，第一野战军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于1949年6月中旬对本野战军和编制序列作了调整，成立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

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张子意任政治委员（张未到职，由王震兼任政治委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七军。

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王尚荣任副军长；洗恒汉、余秋里任副政治委员，陈外欧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师（师长罗坤山代，政治委员曾祥煌）、第二师（师长王绍南，政治委员颜金生）、第三师（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

第二军，郭鹏任军长，王恩茂任政治委员，顿星云任副军长，张希钦任参谋长，左齐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师（师长杨秀山）、第五师（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六师（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

第七军，彭绍辉任军长，罗贵波任政治委员，何辉燕任参谋长，侯维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师（师长朱绍田，政治委员孙鸿志）、第二十师（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第二十一师（师长范忠祥，政治委员李建良）。

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王世泰任政治委员，徐立清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下辖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

第三军，黄新廷任军长，朱明任政治委员，唐金龙任副军长，朱辉照任副政治委员，朱文清任参谋长。下辖第七师（师长唐金龙兼，不久由张开基继任师长，政治委员梁仁芥）、第八师（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第九师（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

第四军，张达志任军长，张仲良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姚知一（翌年初）任参谋长。下辖第十师（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第十一师（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第十二师（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张达志军长是陕西省佳县人，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地方和军队的政治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过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员，绥德军分区司令员，陕北军区司令员。

第六军，罗元发任军长，张贤约任副军长（同年七月，中央军委任命张贤约为第六军政治委员），唐子奇任参谋长，黄振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六师（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治）、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兼）、第十八师（师长陈刚，政治委员萧头生）。

在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稍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于1948年11月改称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张经武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朱早观任副参谋长，陈希云任后勤部部长，刘海宾任后勤部政治委员，何维忠、周子祯任后勤部副部长。

下辖晋绥军区、晋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以及延属、绥德、三边、陇关、关中、黄龙、西府、榆林等八个直属军分区。

晋绥军区由贺龙兼任司令员（不久由陈漫远接任），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后由张子意继任），谷志标任副司令员，张子意任副政治委员，唐健伯任参谋长（1949年5月正式任命），王定一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兼，政治委员高克林兼）及五寨中心军分区（司令员刘仲伍，政治委员郑林）、离石军分区（司令员黄永昌，政治委员秦力生）、雁北军分区（司令员李仲英，政治委员李登瀛）、雁南军分区（司令员苏鳌，政治委员景明远）。

晋南军区（1949年1月成立）由马佩勋任司令员，马明方任政治委员，罗志敏任政治部主任，张德同任副参谋长，卫一青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隰县军分区、新绛军分区、运城军分区。

西北军事政治大学（1948年7月，由“贺龙中学”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步兵学校合编组成）由贺龙兼任校长，李长路、钟师统任副校长，黄荣忠任教育长，戴伯行任副教育长，胡光任政治部主任，金仲华任校务部长，郭一任供给部长，贺凤辉任卫生部长。

西北军区直属八个军分区的领导人为：延属军分区，司令员白寿康，政治委员李景膺；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吴代峰，政治委员张邦英；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又参，政治委员郭炳坤；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仲良；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锦纯；黄龙军分区，司令员暂缺，政治委员张自修；西府军分区司令员陈国栋，政治委员吕剑人；榆林军分区，司令员王心瑀；政治委员朱侠夫。

至此，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的总兵力达41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由原来的15万余人增加到35.9万余人。从此，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状况。

1949年4月19日至23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北的平城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当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去山西太原前线，因此，由王震同志向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报告。

第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结束时，习仲勋做了总结讲话。他指出：

南京的解放震撼着整个国民党反动派的阵营。有人认为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的胡宗南集团可能会老实一点，这想法太天真了！我们长期与胡宗南打交道，这个人顽固得很，不到黄河不死心。现在他把手中的几个军撤到陇东、泾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同时在秦岭以南准备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况这位上将呢！中央已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入陕，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食，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

会后，一野各部队掀起了练兵的热潮，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胡宗南自从开春挨了第一野战军一顿狠揍以来，是走是留，举棋不定。

如果继续苦撑下去，则主力在渭北地区被歼灭的可能性很大；想保存实力向西南逃跑，但又考虑到关中地区是西北门户，西南的屏障，若关中失守，西北大门敞开，也使西南局势更加困难。

这时，我第二、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逼近武汉，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等部解放太原，全国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在此情况下，胡宗南集团慑于被歼，终于定下决心实行战略退却，从铜川、蒲城、耀县等地后撤，企图与青宁“二马”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踞陕南、川北。

4月下旬，胡宗南命令部队放弃蒲、富、同、耀地区，撤到三原一线。

敌第十八兵团部及六十五军驻径阳（李振年初被任命第十八兵团司令，仍兼第六十五军军长）；第九十军占领高陵、三原到淳化口头镇一线；第十七军留一部分部队在渭河北岸担任警戒，其余部队陆续撤到径河以南地区。这样，胡宗南又摆成一个掩护撤退、放弃关中的态势。

为及时查清敌情以捕捉战机，第一野战军各军以一部兵力及侦察部队组成先遣支队，于5月3日分别到达铜川、耀县、美原镇、流曲镇、到贤镇、龙阳镇、交斜镇、羌白镇等地区，进行战斗侦察。

第一野战军侦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为了在关中地区歼敌一部，同时打乱胡宗南的战略撤退计划，尽量截缴其军用物资并使西安不致被破坏，决心不待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到达，发起陕中战役。作战部署是：第一步，以歼灭三原地区之敌为目标；第二步，视情逐次夺取咸阳、西安、宝鸡。这一战役计划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5月8日，中央军委就队中战役的部署问题致电中原局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等：

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

根据军委指示精神，第一野战军首长估计青、宁二马可能配合胡宗南集团行动，便于5月17日在富平谢村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进一步研究作战部署，决定抓住胡宗南撤退的有利时机，追歼其主力，同时解放西安。拟以第四军向乾县及其以西地区追击前进，准备打击二马可能之增援；第一军向临平镇、歧山之间，第二军向咸阳、武功，第六军向西安，分路攻击前进；第三军为预备队。如敌仍据守西安、咸阳，我军即就地集结进行进攻准备。

当胡宗南全线撤退时，第一野战军各军按原计划追击前进。

第一军向临平、歧山，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5月17日，我第二军第五师在永乐镇以南之径阳塔全歼敌九十军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第四、六师在永乐镇歼敌第一五八团两个营大部。

当天，第二军顺利进占泾阳，并渡过泾河，18日进占咸阳、兴平，并在咸阳东北之新庄、阎家庄地区，歼敌第九十军五十三师一五九团及骑兵第二旅四团一部，俘敌1200余人。第二军19日解放扶风。

第四军克礼泉、武功、乾县，占领监军镇，沿途消灭敌大批地方武装。

第一军抢渡径河后，经咸阳、武功、扶风以北攻击前进，20日到达歧山、横水镇地区。

第三军进至武功以北之临平及其以西地区。

而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西安是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自西周、秦、汉至隋唐五代，先后有11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西安成了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基地。因此，解放西安不仅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能打击国民党军的士气，而且对第一野战军尔后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运输保障有重大作用，并为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歼灭二马创造条件。

按照预定计划，担负这一任务的一野第六军已将目标指向了胡宗南的老巢——西安。

这时的西安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繁荣，乱糟糟的一片。敌西安绥署的大部分要人、后勤机构和仓库物资已经撤走，市面上一片萧条。

胡宗南走后，留下守卫西安的部队是第十七军，军长名叫杨德亮。

1949年2月间，杨德亮奉胡宗南命令，接替了钟松西安警备司令的职务，率领十七军进驻西安西郊。当时该军驻防如下：军部和直属部队驻西关飞机场东侧营房（现西关南火巷一带）：第四十八师担任飞机场和西安城防；第十二师驻草滩一带，负责渭河的防守。

杨德亮接替钟松后，认为自己一跃而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十分骄横，大肆进行残害百姓的罪恶活动。他兼任警备司令时，从军直属辎重兵团中挑选了5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带到警备司令部作爪牙。他还把原来司令部里一些坑害百姓最甚的职员，保留原职不动。

杨德亮强制市民、商人使用金圆券。拒用者，则给戴上高帽子，上写奸商或奸民捣乱金融字样，成群成队地绑成一串，由武装部队押解到东、西、南、北大街游街示众。他们头戴高帽，反绑双手，站在钟楼上，不准坐卧，不给饭食，名曰疲劳处罚。有的人站立几天，不放回家，也不准许家人见面送饭，因而致病、致死者甚多。

杨德亮常带护兵在街上闲游，遇有打架吵嘴之事，即以破坏城市秩序罪名令护兵就地枪决。一次，他走到南大街见有人打架，不问青红皂白，叫护兵用手枪枪毙。人们称他是活阎王！

1949年5月，胡宗南逃往汉中，交给了杨德亮更大的权力。杨德亮愈发杀气腾腾，有一次竟派城防部队一个营，在玉祥门外集体枪决了11名进步人士。

西安解放前两天，杨德亮命令宪兵队和警察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并将全城戒严，禁止通行，挨门挨户搜查，稍有可疑即行逮捕。他的爪牙们趁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搞得人人提心吊胆，鸡犬不宁。

杨德亮为了准备逃跑，将部队做了新的部署：第四十八师集结于三桥一带待命，把西安城防任务交西安自卫总队。但他对自卫总队并不完全信任，又调第四十八师的第一四四团集结在飞机场，作为机动部队，以防不测。

当咸阳传来解放军进攻的隆隆炮声时，杨德亮命令军部非战斗人员和直属辎重兵团先撤到凤县一带，同时令所有战斗部队一律整装待命，做好逃窜的准备。

第一野战军第六军为胜利完成解放西安的任务，于5月18日下午从三原县大程镇出发渡过径河，急速向西安挺进，第十六师攻击咸阳以东林场，第十七师攻击咸阳以西五陵。

当晚，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和五十团急行军50余公里到达咸阳近郊。各部队决定迅速抢渡渭河。

渭河是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抢渡渭河是解放西安的关键一环。第六军为越过这一障碍，组织干部战士进行现场勘察后，决定19日夜间以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在咸阳以南，第十六师四十六团在咸阳以北强渡渭河，然后迂回到守桥敌人两侧，配合第五十团全歼据守桥头的敌人，掩护全军渡河。

5月20日凌晨，我第六军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击破河防守敌暂编第二旅第六团渭河南岸之防线，歼敌第四十八师一个营及暂编第二旅第六团，全军泅渡过河，逼近了西安。

杨德亮坐不住了，急忙下令撤退。他命令第一四四团在飞机场北面的马路上集合，先掩护军部撤走。可他赶到那里一看，哪还有一四四团的踪影。

杨德亮气得面色苍白，破口大骂：“第一四四团团长张芝安该杀！”

杨德亮调转头进城到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找自卫总队闵队长。

总机说电话接不通。

杨大喊道：“接不通我枪毙你！”

总机却说：“枪毙也接不通，不过此时你枪毙不了我。”

杨德亮此刻才明白，自卫总队哗变了。他把电话机一扔，急忙乘车赶到南门，强迫守城门的连长开了城门，命司机开足马力，一口气逃到城郊的子午镇。

就在这一天，我第六军乘胜占领西安，这座古城回到人民的手中。这一仗，第六军歼敌暂编第二旅大部和第十七军四十八师、十二师各一部，共计2000余人。

彭德怀司令员获悉西安解放后，来电予以嘉勉。随后，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西安解放。

5月22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杨德亮虽然丢掉了西安城，但却庆幸自己逃了出来，保住了性命。他哪里知道，他这条命是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救”的。

原来，我军之所以放过十六军，是因为要集中兵力追歼经麟游向凤翔逃窜的敌人。

此时，厄运正落在逃命的敌第三十师和敌五十七军头上。

第三十师的前身是由山西临汾空运回来的整编第三十旅的残部，当时只有六七百人。经过一番整补后，胡宗南便任命王敬鑫为第三十师师长，立即开赴蒲城守备。

第三十师开到蒲城后的任务是一面训练，一面构筑工事，防守城垣。为了修筑城防工事，这个师的士兵先扒了蒲城县的城隍庙，后在西门外拆除了几十间民房，使这一地区居民流离失所，人心不安。

经过我军数次打击后，这个师的军心已不堪收拾了。凡是参加过战斗的士兵，提到与解放军作战，无不“谈虎色变”，而多数军官则更如“惊弓之鸟”。因此，士兵逃亡日众，军官也各有各的打算。

1949年2月至3月间，胡宗南见解放军已深入泾、渭两河沿岸，感到蒲城突出前方，难于久守，乃命第三十师撤离蒲城县城，扼守城西十里铺至兴镇之线，把城防任务交给地方团队。

此时，我军运用“敌驻我扰”的战术，扰得第三十六师官兵昼夜不安。

一会儿步哨不见了，一会儿一个班被拖走了，弄得上下猜疑，互不信任。

4月间，第三十师又奉命由蒲城向富平撤退，扼守阎良镇一带。这次调动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想施展他的黔驴未技，企图“诱敌深入”，把第一野战军的主力诱至渭河与泾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全力歼灭之。

可我第一野战军对他的企图了如指掌，只以少数部队拉住他的尾巴，而将主力控制于富平到贤镇一带，伺机歼敌。这就使得胡宗南的主力处于既不能逃脱，又不敢进攻的境地，甚至连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

1949年5月，胡宗南决定撤出西安，命令第三十师担任右侧的掩护任务。

第三十师于5月上旬在三原南关集结，星夜经泾阳、醴（礼）泉到乾县，在乾县与青年军第五十七军会合，一同向宝鸡进发。

敌第五十七军实际兵力约有三个团，五六千人，士兵都是20岁左右的新兵，多操四川口音，配备的是美式卡宾枪、冲锋枪，重武器很少，战斗力很差。军长徐汝城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被胡宗南礼为上宾。他与第三十师校级军官见面时，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胡宗南为保存这支嫡系，曾电令第三十师负责掩护该军转进。

5月16日，这两支部队从乾县出发，经永寿过麟游向凤翔行进，第五十七军在前，第三十师殿后。

行军中的第五十七军，犹如老百姓大搬家一样。徐汝城乘坐的小吉普车上携妻带女。上行下效，军官也多半带着家属和行李，辎重累累。车辆不够，便强拉民车运送。该军的士兵军纪败坏，沿途拉夫抓鸡，穿门入户，翻箱倒柜，百姓稍示不满，便任意鸣枪射击，完全是一支土匪式的乌合之众。

这支军心涣散的部队，行动十分迟缓，每日行程不过40—50里。

这时，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歧山地区向西疾进，于5月20日下午4时以前，在敌人行进的前方布下了死亡的陷讲。

敌第五十六军的先头部队行进到距凤翔东北约20华里的亢家河一带，在路经一座山隘口时，迎头遭到我军主力的截击。第五十七军和三十师被堵在一条山沟里，如同一条待死的长蛇，拖散在麟凤公路的两侧，既无法展开，又无力进攻。

徐汝城的吉普车被打坏了，他的妻子受了伤，女儿滚到公路的一旁。这时的徐汝城既顾不得指挥军队，也顾不得照看娇妻爱女，慌慌忙忙地跑到第三十师师部，找到了王敬鑫求救。

王敬鑫挺了挺腰板，硬充好汉，自负地说：“军长放心，让本师即行攻击，即使打到一兵一卒，誓与解放军周旋到底。”

王敬鑫急忙召集各团指挥官部署作战，企图以中央突破的战术，两小时内从正面打开一个缺口，使主力进入凤翔县城。但是，派出的部队受到了我军的强烈的回击，进攻受挫，不得不撤回原处。

王敬鑫气急败坏地命令师属炮兵营（六门美式山炮）向我军阵地轰击，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把炮兵阵地暴露了。没过多久，我军的炮火便向他倾泻而来，直打得王敬鑫神色陡变，急忙躲进公路右侧的一个窑洞里。

在洞里，他打开一瓶酒，咕嘟嘟地喝了两口，壮了壮胆。尔后，他又一次召集团、营长到他面前，展开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指手画脚地乱谈一阵，也没找出一个万全之策。

徐汝城不知从哪个安全地方睡了一觉之后，来到第三十师的阵地，开口就说：“本军训练时间短，战斗力差，全靠贵师英勇奋战，如能安全突出，我担保面请胡主任重赏你师官兵。”

王敬鑫在他的“激将法”愚弄下，又把单独脱逃战场的念头丢到九霄云外，当场下了决心，再次突围攻击。

这时，天刚拂晓，我军不容敌人组织突围，即发起猛烈攻势。只听得阵地上杀声四起，我攻击部队如同猛虎下山，将敌人冲得乱成一团。

敌人纷纷举手投降。

我军战士冲入敌群，大抓俘虏。

这一仗共歼敌8000余人，击毙敌三十师师长王敬鑫。

第一野战军发起的陕中战役，给胡宗南集团以重大打击，歼敌第五十七军（第二一四师、第二一五师）、第三十师、第五十三师、二十二军补给团等全部，歼敌十七军、三十六军、九十军六十一师各一部及非正规部队，歼敌兵力总计27000多人，并争取了部分敌军起义或投诚。

此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逃到了宝鸡及秦岭以西地区。

十一、钳马打胡

胡、马两军联合反朴，惊闻一野新的部从集结，纷纷后撤。榆林守敌“孤掌难鸣”，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决心起义。“先胡后马，钳马打胡”，扶眉战役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四个军，彭德怀兴奋地说：“很好，这才叫全胜！”

自从太原解放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知道，解放军华北兵团西渡黄河与西北野战军会师，已是近在眼前的事情。他害怕被歼，急忙于5月中旬撤离了盘踞十多年的老巢——西安，仓皇缩进了秦岭。

这时国民党的总统已经“换马”，李宗仁当了代总统。胡宗南既是蒋介石的亲信，又靠蒋介石起家，对李宗仁自然不买帐。另外，令胡宗南恨之入骨的一件事是：蒋介石临下台时，给了胡宗南两个军的番号和全副美械装备，叫他扩大实力，而李宗仁一上台，却把这两个军的美械装备，完全给了他的亲信——白崇禧。胡宗南本来就不愿意受李宗仁的约束，这件事更使他胆大妄为，更不听李的调遣，甚至连招呼也不打一声，便带着指挥部撤进了秦岭。

胡宗南曾在4月下旬的一天，找来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密谈了他的下一步打算。他说：“目前西北局势，同过去有些不同，过去我们占着绝对优势，如果进攻太原的共军过河来与西北的共军会合，那我们就不一定占绝对的优势了。今后我们的战略，是要大踏步的撤退，大踏步的前进，来歼灭共军的主力。也许我们一下进到陕北，或者一下退到四川。因此我想把你们几个战斗力强的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第一军编成一个兵团，叫第十八兵团，由李振带上，将来使用于绝对需要的方面……”

5月中旬，西安绥署由西安撤退时，胡宗南即按照他的意图，把第一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编成所谓“王牌兵团”，即第十八兵团，以李振为兵团司令，向川北集结待命。按当时胡宗南的企图，以掩护背后国际补给线为理由，把第十八兵团开进云南；另把陕西保安队编成几个新军，交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带上，与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两人共同维持陕西的残局；其他正规部队均集结四川，必要时在第十八兵团的掩护下，撤进云南，负隅顽抗，不得已时，在滇缅边境建立反共根据地，等待国际局势的演变。

正当敌第十八兵团按照胡宗南的意图准备南撤时，突然接到命令，原地停止待命。

原来，胡宗南一要走，把马步芳急坏了。他担心甘、青、宁孤立，由自己单独抗击解放军的打击。于是，他急忙求救于蒋介石，并向蒋介石拍胸保证：如果胡宗南部不撤走，他保险把西安拿下来交给胡宗南，共同守备西安，确保大西北。

蒋介石自然喜出望外，因而严令胡宗南与马家军协力收复西安。

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命令，当然不敢公然违抗。同时他也认为，只要把马家军拉出付肃，将渭北交给马家军，他只需要几个军就可维持住渭河以南地区，这样便可与马家军一道保持住西北的局面。

所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命令后，命第十八兵团停止南撤，北出秦岭，与马家军一起浩浩荡荡地杀奔西安而来。

这次胡马联合反扑所派出的兵力有：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辖第八十二、第一二九军及一个骑兵旅）、王治岐指挥的陇南兵团（辖第一一九军及一个师）和卢忠良指挥的宁夏援陕兵团（辖第十一、第一二八军及九个保安团），胡宗南部五个军，胡、马两军共计30多个师（旅），约20余万人。

6月9日，胡、马两军分别从灵台、凤翔、宝鸡地区向我凶狠扑来。

针对胡、马两军集中主力企图反扑的形势，第一野战军决定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阻胡歼马的方针，待二马疲劳攻击受阻、粮食发生困难时，全力举行反攻，包围歼灭之。

6月8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作战部署，并说“如此役成功，对我很有利”。

6月9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出：

（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

（二）如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

（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

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认为如放弃在径渭间作战，等6月底或7月兵力集中时再打胡、马，对我有诸多不利；如在泾渭间作战，虽我现有兵力不占优势，但胡军士气很低，胡、马互相猜疑，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有利我钳胡打马。我十八、十九兵团正向西安前进，数日后我即稍占优势。

1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的作战方针。并提醒：“作战时请注意先歼灭宁马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

6月10日，马继援集团第十一、第一二八军向我第三、第四军五峰山、阳峪镇、铁佛寺、关头地区阵地作试探性进攻，主力进至常宁、永寿、崔木镇地区。敌第一一九军进至凤翔。

胡宗南主力向岐山、蔡家坡进攻。

为诱敌深入，我第六、第三、第四军转至云阳、石桥、泾阳；第一、第二军转至眉县、户县；华北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坚守咸阳。

敌军发现我军东移后，即以九个军15万人，联合向我咸阳、西安进攻。

马继援以主力第八十二军经礼泉向咸阳攻击；王治岐陇南兵团一个军沿咸阳至宝鸡公路向杏林镇前进；胡宗南第十八兵团三个军向武功前进。

胡宗南第三、第十七、第六十九军由陇海路南兰田、子午镇两路北上进攻西安。

敌第三十六军由眉县沿陇海路南侧向东，逼近西安。

鉴于胡、马两军配合紧密，第十八、十九兵团未全部到达指定地区，我与敌决战显然兵力不足，彭德怀决定改变原定的阻胡歼马计划，决定于11日晚放弃径渭间三角地区，撤至云岩镇、泾阳、咸阳、户县、周至地区，争取时间使4个野战兵团集中后再与敌决战。

6月15日，中央军委复电彭、张、赵，指出：

你们放弃三角地带，引敌深入准备反攻的部署是适当的，但请充分注意马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注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

当天，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告中央军委：

我兵分两路，处泾北渭南，中间薄弱，马匪乘弱中间突破，在14日前此顾虑甚大。现十八兵团已有5个师到西安，余在续运中，故不准备再放弃西安。

第一野战军东移，胡、马两军误认为是败退，便分头向咸阳、兴平、监军镇、杏林、武功方向跟进。孤军前进的敌第三十六军沿秦岭北麓进至眉县东南宁堡、金渠镇地区时，第一兵团司令王震当机立断，指挥第二军将敌第三十六军包围于金渠镇，歼其第一六五师大部，俘2200余人。敌三十六军的残部幸亏敌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及时赶到，才得以死里逃生。

“我六十一军在咸阳地区顽强抗击马继援集团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九○、第一四八师等部的猛攻，用猛烈的炮火杀伤敌2000余人，迫使敌人调头转攻临泾，又使其遭挫败。马家军攻城无获，伤亡惨重，只得向乾县、礼泉地区集结，北撤而归。

我第二军于渭河南岸节节抗击胡宗南集团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五、第三十八、第九十军，及第三十六军残部的多路进攻。至16日，将敌阻至兴平、焦家镇、终南镇地区。

我华北十八兵团击退南线进攻西安之敌第三、第十七、第六十九军。

胡宗南进攻受挫，见马继援集团已北撤，同时又考虑到我第十八、十九兵团已抵达和正在抵达陕西，于19日逐步向扶风、眉县地区后撤。

胡、马这次联合反扑，不欢而散。但二马遭我严重打击后，仍分两路犯我临泾、修石渡，企图突过泾河。胡、马联合反扑决心仍未放弃。

6月19日晚，中共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在西安建国公园召开紧急会议，针对胡马联合向我进行反扑的严峻形势，集中讨论了西安要不要守和击南击北（即打胡打马）的问题。经过讨论认为：

（一）第一线敌我兵力大致相等。敌3个兵团、11个军、32个师共21.3万。我3个兵团、9个军、27个师共24.8万人，且我士气占优势。

（二）守住西安，并利用西安、咸阳坚城消耗敌人，集中机动部队寻机打击敌人一路，歼敌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几个军是完全可能的。

（三）敌人寻机决战是我求之不得的，关键在等第十九兵团到齐，以便集结主力歼敌于西安附近。

彭德怀在会议结束时说：“现在不是放弃西安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敌人攻我之机会吸住敌人，歼敌于西安附近。放弃西安，对政治、军事和士气均不利。应利用西安、咸阳坚固据点诱敌深入，要向每个军民作战斗动员和解释工作。关于击南击北问题，我看打马是理想的，但在胡、马两军乘我十九兵团来到前即联合实施反扑使我被迫过早决战的情况下，可能先击胡，特别是敌威胁到我不能守西安，须集中力量歼敌一两个单位，迟滞敌人进攻是需要的。……在任何情况下，要不怕困难，不为零碎动摇整体。”

这时，我第十八兵团3个军及第七军、第一军的第三师、第三军的第八师全部到达三原、西安地区，第十九兵团3个军前卫师亦渡过黄河到达韩城、芝川地区，向三原、富平地区开进。

敌军闻讯我新的部队集结，纷纷后撤。至26日，二马退至永寿、崔木镇一线，胡宗南部退到武功以西。

鉴于我第十八、十九兵团经长途行军需要休整，第一野战军各兵团遵照军委指示进行休整，为与胡、马进行决战做准备。

此时，孤悬于陕北榆林的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第二十军军部及所属部队深感孤城难守。为了争取驻守榆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放下武器，和平解放榆林，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采取了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争取其起义的方针。一方面，以榆林军分区第三十九团、四十团为骨干的武装力量频繁活跃在榆林城附近，三边、绥德军分区部队和武工队积极配合，围困榆林。另一方面，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等领导，多次写信给邓宝珊和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劝其起义。

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是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驻守榆林长达32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该军受民族大义之感召，拥护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与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有较好的关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曾在延安多次接见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王震、高岗等曾走榆林做统战工作，或与其军官有书函往来，加上我地下党员的积极工作，该军部有一定的进步力量。

在解放战争初期，该军受蒋、胡之令，参与内战，1947年8月上旬和11月上旬，该军两次与我军在榆林激战，遭到严重打击，实力大减。1948年夏，该军的八师奉命调守包头。马鸿逵也因形势所迫，将宁夏协防榆林的保安第二纵队马宝琳部两个团，调回宁夏保护其老巢了。因此，到1948年底，驻守在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及总部特务营，二十二军部及军直特务营、通信营、辎重营以及八十六师徐之佳部，总兵力不过4000人。所以，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沉郁不安，深为自己和部队的前途忧虑。

正当人们议论较多，悲观情绪很重的时候，军长左协中收到了习仲勋、赵寿山等人的来信，说明大势所趋，诚恳劝告榆林守军起义。

共产党的来信给榆林守军的主要指挥官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反省这几年的状况，酝酿着投靠共产党。于是，晋陕绥边总部参谋长俞方皋、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背着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秘密商议起义事宜。

之所以要背着徐之佳，主要是因为徐之佳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军统特务在榆林的负责人。徐之佳是浙江人，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毕业，还是军统特务头子毛人风的亲戚。汤恩伯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时，徐之佳是汤的参谋处长。1936年，第十三军驻绥德时，汤将徐塞给高双成（当时任第八十六师师长）任师参谋长，后任副师长、师长，实际上是给八十六师安下的一个钉子。

所以，左协中等人与共产党接触、联络，一般极其谨慎，防止被徐之佳抓住把柄。

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等在商议时，张之因说：“现在是起义的时候了，不能再错过时机。”

左协中也说：“现在要谨慎从事，最好先与邓总司令汇报一下，看他的意见怎样。”

随后，派张之因以汇报防务为名，把共产党的信送到五原邓宝珊处，请他决定如何办理。由于榆林机场飞机直归西安指挥，只得请徐之佳进行交涉。

机场承允飞送一次，但因汽油不足往返，没能成行。

1949年1月，傅作义、邓宝珊在北平起义。消息传到榆林，除少数人惊异外，多数人认为上级起义了，下级哪有不起义之理。几天后，邓宝珊给左协中发来电报说：二十二军起义一事与党中央谈过，要加强保卫，听候安排。

榆林指挥部接到邓电报后，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心里平静了许多，只有徐之佳表示反对起义。但在开会时，左、俞都没有表态，所以其他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结果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二十二军军部，对起义还是不起义，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徐之佳出于其反动立场，坚决反对起义，自不待言。就是左、俞之间，也各有所怀，不露真意。左协中坚持不离开榆林，俞方皋想把部队拉到包头，再转往甘肃。而一些顽固派则乘机散布“起义、投降没有什么好下场”等，一时不愿起义者占了上风。

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却在催促榆林守军迅速做出决定。下面是第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的一段回忆，叙述了第二十二军榆林起义的曲折过程。

此时，徐之佳主张向南京中央要求把第二十二军开到关中；左协中则说再请示邓宝珊总司令。很明显，左的这一招：一则是为了搪塞徐之佳；二则是可迎合俞方皋开包头的想法；三则借此拖延时日，更符合他的骑墙主义。向邓请示的结果是开赴包。但是，徐之佳不同意，事实上也开不动，因为左协中的内心根本不想离开榆林。紧接而来的是南京中央和兰州西北长官公署都电令第二十二军开赴宁夏。马鸿逵还特意来电表示热烈欢迎，并说到时一切均愿大力帮助。这个命令既符合徐的愿望，也符合俞原来的打算。俞曾讲过，他与马家有关系。真的开到宁夏，他会把左协中一脚踢开的。左协中有自己的老主意：决不离开榆林。因此，徐、俞的打算都落空了。徐之佳并不甘心，一再向左鼓吹，说到宁夏后保证可以转开头中，直归中央，部队的扩编、补充都不成问题。左一时为徐的甘言所动，以为开关中后前途大有可为，有点心花怒放。至此，我不得不向左说明不能开走的实际情况：一是千里沙漠没有运输工具；二是官兵眷属沿途粮秣如何筹办：

三是即使部队开到目的地，那时部队能否为自己掌握？你这个军长，蒋介石要不要？蒋介石任人唯亲，二十多年来消灭了多少杂牌军，本军两次整编，你和全军还没有吃够苦头吗？同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人心的向背，我们要面对现实，作认真的考虑。左鉴于形势，踌躇地说：不开，这个命令如何应付，他们马上停发军饷怎么办？我说：照总司令电令办理，就地起义，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左说：徐早就反对，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想办法应付一时再看。当即决定：应付南京和兰州及军内的日常事务，由我去办理，他专对付外界。

这时，南京和兰州连电催行。我们即电告开拔中的实际困难：请求拨运输汽车100辆，骆驼300头，以便先运走弹药和眷属；要求在沿途设临时补给站；并以纸币买不到东西，请求全军薪饷改发硬币等情。南京复电说，为了解决实际困难问题，改令第二十二军先开到绥西三圣宫待命，并告已电宁夏马鸿逵主席沿途协助，到达后一切所需即予解决。从此南京三令五申催开，马鸿逵敦促更紧，往来电令反复多次。后来，南京国民党中央以榆林机场降落不安全，无法送饷为辞，严电催开。我们只好把一部分不能用的弹药分作两次运去宁夏石嘴山，作出要开的样子，以取得信任。当时形势对第二十二军的处境越来越坏，开不动的实际困难，徐之佳也不能闭目塞听，于是他想先脱离部队，只身逃命南京。他问我：老左到底是什么想法，开不开？

我说，有他的想法，也有实际困难。中央不拨运输工具，不说别的，仅弹药一项怎么办？他说，毁掉。我说，恐怕还不到那个时候，最好你打电报直接催要运输工具。

1949年春节后不久，徐想出了脱身之计，他对左说，要亲自到南京去支涉汽车。左听后，坚不放走，并拍着胸脯说，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左协中决不出卖朋友。听起来好像两人情投意合，实则是同床异梦，各有自己的打算。

徐千方百计想把部队开出去，左则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不开出去。左在榆林附骤起家30多年，位至第三代榆林王，非至绝境他是不肯轻易离开榆林的。不放徐走，不是有爱于徐，而是怕一旦徐走了，南京中央这个关系就不好搞了。

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洞悉此情。

我听到左不放徐走，就去问左，是不是你还准备打第三次围城战呀？若不起义，仗就在眼前。有徐之佳在，就不能起义。那么这个仗就得打了。左再三考虑，总算让徐之佳走了。于是，有些好心肠的人就以为徐已走，障碍没有了，该起义了。但事情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左协中五花八门的把戏，还在后边呢。

徐之佳走后不久，李含芳回来了。他原是第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团团长，1947年在解放军攻打高家堡战役中被俘虏，此后久无消息。此次回来，他对人说是给左叔，李父与左同事，故尊左为父辈）拜年来了，顺便给自己办点私事。大约在3月间的一天，左协中与我谈到起义的问题，说他打算把现有的第八十六师和军部直属各营（除特务营外），编为两个师，叫李含芳和张博学去当师长，问我怎么样。我说，起义很好，但要编成两个师，恐怕不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本来第八十六师和各直属营的人数就不满员，为什么还要编为两个师呢？这是什么意思，是谁叫我们编的？又是谁给的番号？真起义，一切都得听从命令，没有自编的余地。

（二）延安派何人来与我们接触，我们又派谁去与延安商谈，商谈的情况如何？我和大家为什么一点不知道。

（三）你以张博学和李含芳为师长，张腐化堕落，由团长调为八十六师代参谋长还在待查中；李合芳品质恶劣，不务本业，你都知道，这样两个人能当师长吗？

（四）张、李搞政治投机，想捞一把资本，而你要编两个师为的什么？这样动机不纯的起义，会使人嗤之以鼻。这种作法，我不能同意。

事后，我就把以上情况告诉了高凌云，高与我有同样的看法。我还请他转告第二五六团团长黄镇威，要他们切实掌握部队，作好准备。我又找了第二五八团团长董正谊，他是左的内侄，问他知道不知道以上情况。他说，不知为啥要编两个师。我也请他注意掌握部队。这一场暗斗，总算把政治投机的打算熄灭了。

当宗永福（左的外甥）连先后把两批弹药运到石嘴山后，似乎起到了一点作用，飞机又继续送来了军饷，日子还可以过得去。为了不触怒南京和兰州，我们采取先发制人的应付办法，不管他们催开不催开，我们每天都要拍发一通催要工具的电文，并危言耸听他说些待命苦衷的话，目的是使他们相信我们是真的要开。当然，这样做也不能完全瞒过南京和兰州的耳目，实际上他们也是希望在不发生意外（指起义而言）的情况下，虚与委蛇，暂施羁縻。国民党充其量不过多印些票子罢了。然而，这只对少数人倒卖黄金有利，苦死的是官兵，受害的是地方。

此后不久，延安代表罗明、田子亭两位同志来到榆林。他们因抗战期间所建立的种种关系，出于关心才来敦促第二十二军起义的。但不知左协中是何用意，不让公开商谈，只由他一个接触。说还不到时候，免得走漏风声，影响粮饷，使官兵不安。从他讲话的意思看，好像官兵还不同意起义似的。

以前借口徐之佳反对，现在借口官兵不同意，左协中的态度令人莫测。

正当左协中举棋不定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为左协中所谓“官兵不同意起义”帮了忙。第一件事，在延安代表未来之前，离城南301的地方，是双方巡逻游击之处，完全处于敌对状态。因此，榆林部队生活用炭，要采取武装的形式，派兵到距城东南20余里的炭窑去驮。延安代表到榆林后，双方认为这种事不利于促进起义。遂商量决定：双方在驮炭时都不带武器，在驮炭这问题上，互不干扰。可是在3月间，第二十二军的部队去驮炭时，竟被带武装的解放军拉去驮骡，还打伤了士兵，辱骂了带队的军官，使全军为之愤然。第二件事，4月间，国民党中央继续派飞机运送军饷粮款到榆。我们事前和罗明代表研究商定，仍照常派出机场南端高地警戒部队，并告诉其派出部队的番号、人数，以及哨所地点。请罗明代表通知附近解放军。

为了不发生意外，我们将此项商定，也告诉了自己所派出的部队，责令他们严加注意，不要发生误会。派出的部队认为既是商定好的事情，故不作戒备，连机枪衣都未卸去，及至发现解放军前进，也不敢鸣枪射阻，即被解放军缴了械。飞机临近机场上空，又遭解放军的火力猛烈射击，不敢降落，飞返西安，以致影响军饷粮款的接济，大大引起官兵的一阵喧嚣和不满，更为反对起义的人造成了煽风，点火的机会。骂我们是阿斗，是出卖团体，使我们没有说服官兵的余地。当时我想，在此关键时候，为何会因此小事而引起轩然大波，令人百思莫解。所以，当总部俞方皋参谋长请罗明、田子享两代表吃饭，邀我作陪时，我在饭后闲谈中，提出了这两件事。这固然是下边的一时过失，但对起义的确起了不良影响，更为左协中的骑墙主义开了方便大门。

事物的发展，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飞机没有降落，当月经费还可以挣扎维持（高双成军长在世时给军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储备金），可是以后经费就会恐慌。此时，罗明代表向左协中表示，延安叫他们回去，第二十二军究竟起义不起义，请速作决定，起义则派代表随同去延安，否则他们就动身了。

左见不作出一定的表示，无法再拖延下去，找我商量，说拟派军部参谋处二科科长张旨晟和他的秘书孔芳亭等当秘密代表去延安应付。我听了以后，很是生气，激动地说：“且不论这两个代表能代表谁？还要秘密行动，是什么意思？起义是关系全军的大事，不能作儿戏。起义就起义，不起义何必骗人？

骗人到时候要负道义上的责任。这种作法我不赞成。”说到这里，左也激动起来，忙说：“你把事情看得太死，黄河不是一条线！”说实话，我当时无力强迫左协中起义，但坚决反对他骗人。看他势在必行，劝说无益，当晚我即将这件事间接地转告了罗明，同时也告诉了高凌云。高和我一样坚决反对这种骗人的作法。后来，罗明代表郑重地对左说，起义事关重大，必须派个能负责任的人当代表，那两个代表我们不欢迎。这时，左又找我商量，并把罗明代表的话如实地告诉我，还说军部负责人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个人，那只好你去了。我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但是，我不仅知他变化多端，而且得悉张云衢快要回到榆林，张为人难测，我不能不要求左对派我当代表赴延安谈判，作出必要的保证。于是，我向左提出，要求连长以上签名保证，至少也得团长们保证，他竟不答应，说：你这样一去情况可就大了。言外之意就是不能秘密了。罗明代表不肯再等下去，第二天就要回延安。当晚仓猝间左和我把要谈的事情大略说了一下，记得有五项，但现在只能记起四项：

（一）起义后暂住榆林，以安军心，持短期施训后再调动；

（二）政工人员随派，其余人事（个别不宜除外）希望维持现状，待以后有必要时再作调整；

（三）请延安立即补给粮秣；

（四）原榆林专署旧人员，除特工人员外，希望尽量量才留用，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因为左于1948年兼任榆林专员，故有此项要求。他着我拂晓出城，以免军民惊慌。这说明他要我当的是“秘密代表”。

实际上我一出城，秘密就难保了。因为有名的公开特务虽然早跑了，但暗藏的仍然不少，他们会一刻不停地报告出去。果然，我一到延安，兰州和西安的报纸上就登载出来了。

我去延安，决定仓猝，加上安排起程工作，我未能将赴延的一切当面告诉总部俞方皋参谋长，只在电话上和他作了详细的交谈。他说，二十二军既然在榆林起义，我决定带总部人员和特务营于后天（即我起程的第二天）一早出发，开赴包头，请转告罗明代表，通知沿途解放军，予以照料。我把俞的要求转告了罗明，由于解放军的照顾，他得以顺利开到包头。但在总部开包头的影响下，所有第二十二军驻城外各处、扎萨旗、东胜县之骑兵团、炮兵营、保安团、工兵营、骆驼队等部队都拉去了包头，新编成了一个二十二军，俞方皋当了军长。（注：俞方皋所拉去的部队与原在包头的第二十二军第二二八师，又编成一个新二十二军，于1949年9月9日随董其武将军在绥远起义。）

我和罗明代表等一行是1949年5月2日天未明出榆林城的，出城未及5里汽车抛了锚，等到换来汽车时，天已大明。行至归德堡南，适遇胡景铎持习仲勋给左协中的信去榆林。他要我回城一同和左协中商谈起义问题。我想，回去就会中左协中拖延起义之计。因为动身前，我已听说邓宝珊由北平派张云衢前来榆林传达指示，张快到包头了。张为人难测，未必能把邓的真实意图传达给左，若左一旦变化，不仅胡景锋没办法，我也无能为力。如果不回榆林，我是军参谋长，又是他派出的谈判代表，只要谈判达成协议，消息传出去，即使他想再敷衍国民党中央也不可能了。一旦势成骑虎，届时他不起义也得起义。这种情况，胡景铎自然不得而知，就是如实对他说了，他也未必肯听，他以为水到就会渠成。因此，我考虑再三，不同他圆榆林。此后的事实发展，已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下午8时，我们到了陕甘宁边区所在地鱼河峁，专员朱侠夫、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接待了我们，他们提出要我们就地会谈。我坚持要到延安会谈。

5月4日我们一行到达延安，住在交际处，受到热情的接待。次日，习仲勋书记接见了我们，谈话之间，他态度明朗，语言直爽，使人毫无生疏之感。

5月6日，双方代表正式开始会谈，延安方面的代表是曹力如、朱侠夫、罗明和工作人员李启明、田子亭，榆林第二十二军方面的代表是张之因、鱼渤然、张旨最、雷无尘四人。会谈开始，曹力如同志首先讲话，接着我发了言。我说，我们是响应号召而来，是来投降的，没有别的意见，只恳求把我们能收留下，我们感激不尽了。曹力如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欺压人，你们来了很好，我们是欢迎的，你们应该拿出你们的要求条件，咱们坐下好好商谈，为了起义，为了人民的事业，不要客气。我说，我们没有什么条件。

他说，不行。我只得把我们来时仓碎的情况说了一遍，确实没有拿什么成文的东西。曹力如同志说，你们再想想吧，看应该提些什么问题，提出问题咱们好谈，好商量，今天体会作准备，明天再谈。

当时我觉得共产党人对人真诚，在我近半生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真诚的人。虽然我没有拿成文的东西，但脑子里带来的那几个框框，就是条件嘛。

相形之下，感到自己不诚实了。我和同来者商量了一下，把左协中军长说的几点写成条文，准备会谈。5月7日开始会谈连续进行了三天，延安方面对我们的要求，差不多都同意了。只是在9日会上讨论到第八十六师师长人选问题（因原师长徐之佳离职），曹力如同志提出要我当师长时，我说，我既来这里，让我当不相宜，按目前第二十二军的实际情况分析，以高凌云为宜。

这时有人发言说：我们有根据指出，高很反动，不能叫他当师长。我说：事物，总在变化中，人也是这样，以前或许反动，现在可能不反动了，我是根据他的变化提名的。他做了相当有力的起义准备工作，他为起义联系了官兵，牢固地掌握了部队，使得起义工作得以从容进行。为使起义顺利完成，还请大家研究。由于师长人选问题悬而未决，会议一时不能结束。会后我见了习书记又提出这个问题，习书记答应予以研究。

5月10日体会，11日继续开会，主要还是第八十六师师长人选问题，双方都谈了各自的意见，结果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即行体会。

12日早，接到习书记转来左协中的一封电报，我打开一看，刹时间一阵痛苦涌向心头。电文原话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意是：邓总司令命令我部开赴包头，停止会谈，即日返榆。这不啻给我当头一棒，我真想不到左这样反复无常，不讲信义。当时我想到自己为人所出卖非常痛苦。接着习书记又转来了高凌云的来电，说：“不管左协中怎样，我坚决不走。“这不光使我个人得到一点安慰，从而还证明我提议高凌云当师长的人选也是对的。这二天先后得到习书记和曹力如等同志的探望和安慰，他们都极为诚恳地对我说：尽管安心，叫他们拉去吧。还关心地表示，天气热了，边区政府要给我们做单衣。对共产党的伟大和共产党人的豪迈气魄，实在使人敬佩和信服，相形之下，不由得使你热泪盈眶。

正当我左右为难之际，想不到左协中又来电令我继续会谈，他把起义大事当成儿戏，真使人啼笑皆非。于是，我要求见习书记面陈一切。习书记接见时，我大胆地提出，在这里不要谈了，请习书记派曹力如同志和我一同去榆林，只要我们一到榆林，问题就会解决，不然夜长梦多，麻烦还会层出。

习书记答应研究一下。

5月17日得到了习书记的答复，如我所请派曹力如等同志和我们一同去榆林。20日我们从延安出发，22日行至距离榆林城南40里之归德堡，吴岱峰司令迎接了我们。他说城内混乱，曹力如同志不宜进城。我说不要把左协中估计太高，只要我们进城，混乱即可消失。就这样议论了两个小时多，不能决定。最后还是有胆有识的曹力如同志作了全面分析，他认为当晚进城是对的，于是双方代表当晚同车进了城。我们在军部见了左协中，他表示热烈欢迎，谈笑风生，气氛亲切，一团疑虑冰释。

5月29日上午10时举行了正式会谈，延安方面代表是曹力如、朱侠夫、罗明和工作人员张汉武、田子亭同志，第二十二军方面是左协中、张之因、高凌云、鱼渤然、张博学五人。由于会前双方事前作了商量，曹力如同志在会上宣布中共西北局的命令：任命左协中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张之因为副军长，高凌云为八十六师师长，张博学为榆林军管会副主任。大家一致同意，并决定1949年6月1日发文，宣布为正式起义日。

6月1日上午10时，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开进榆林城，受到榆林人民和起义官兵的热烈欢迎。

6月14日，起义部队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参谋长张之因、第八十六师参谋长张博学及各团团长联名通电，表示：

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断绝关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各项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泽东、朱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之领导，依照民主原则，在指定地点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永远为人民服务。

7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左协中，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慰勉。西北军区派张达志等前往榆林，与起义部队组成整编委员会，张达志为主任，高凌云为副主任，依照协议将第二十二军直属队及第八十六师三个团共4695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由原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任师长，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黄罗斌兼政治委员，原警备第二旅六团副团长李新国任参谋长。

独立第二帅经过短期训练后，于7月20日开赴三边作战，后转战宁夏。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在联合反扑受挫后，共同确定了下一步的作战意图和具体部署，企图各自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联合抗击我之进攻，阻止我军西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但是，他们又各图自保，准备在形势不利时迅速后撤，以摆脱被歼的命运。

他们的作战意图是：

第一，马鸿逵、马步芳两部担任西兰公路两侧永寿、麟游地区的守备、胡宗南部担任武功以西，渭河两岸袋形地带的守备，如果共军的主力使用于西兰公路方面时，马家军退到旬邑、彬县、麟游地区固守。胡宗南的部队，由扶风方面出击，策应马家军作战。如果共军主力指向扶风、武功方面时，胡宗南部撤退到千河西岸固守，马家军由麟游方面南下，攻击共军的侧背，将深入的共军包围于袋形地带而歼灭之。如果共军华北兵团与西北野战军会合，同时指向胡、马两军当面时，即节节撤退到彬县、麟游、千阳、宝鸡之线既设阵地，进行大规模的决战防御。

第二，马敦静军的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位于乾县以西西兰公路以北地区；马继援军的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位于西兰公路及其以南永寿、麟游地区；马敦静、马继援两军归西北军政长官部指挥。黄祖壎军的第一九一师归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指挥，该军开往扶风、武功地区，归西安绥靖公署指挥，加强袋形地带的守备。西安绥署以三个军的兵力，守备于扶风、眉县地区；以三个军的兵力，位于眉县、宝鸡南秦岭北麓各山口，封锁秦岭，相机出击，策应袋形地带的作战。

第三，胡、马两部作战地境为麟游南山分水岭之线，线上属马家军。1949年6月下旬，敌西安绥靖公署根据上述作战意图所确定的军队部署是：

第一一九军第二四四师沿武功漆水河西岸建立第一线阵地；第二四七师在扶、武之间建立第二线阵地，并以一部在武功西北构筑前进据点，掩护第二四四师左翼；第一九一师于扶风县及其以西地区建立预备阵地。军的作战重点，指向西凤公路及其两侧。

第三十八军第一七七师（欠一团）沿武功漆水河西岸，左翼接连第二四四师，在西北农学院附近建立第一线阵地；第五十五师（欠一团）在扶风高王寺、上下安张、东方材建立第二线阵地；第一七七师、第五十五师备一团归军部直接指挥，在小寨、南窑、罗局镇以东地区，建立预备阵地。军的重点指向扶、武南源。第一一九军与第三十八军作战地境为后河之线，线上属第三十八军。

第六十五军第一八七师（欠一团）在武功车站附近加强守备，左接第一七七师构筑坚固阵地；第一六○师（欠一个团）在扶风蜂帐附近建立第二线阵地；第一八七师、第一六○师各一团，归军部直接指挥，在眉县车站及其以东祁家村地区建立预备阵地。军的重点指向陇少铁路左右。第三十八军与第六十五军的作战地境为扶、武塬南沿之线，线上属第三十八军。

第九十军第六十一师在青化镇地区建立第一线阵地；第二十四师在眉县城郊建立预备阵地。军的重点指向西益公路及其南侧。第六十五军、第九十军作战地境为渭河之线，线上属第六十五军。

第三十八、六十五、九十军归第十八兵团指挥；第一一九军、第十八兵团，统归西安绥署宝鸡指挥所指挥。

配属第一九一师骑兵团、第二四七师骑兵团归第一一九军直接指挥，以一个团担任兴平、武功间的搜索警戒，一个团位于武功担任侧翼的联络警戒。

骑兵第二旅第四团归第十八兵团指挥，位于马嵬车站附近地区，担任对东警戒。

机械化重炮营、战车营、装甲车队均归第十八兵团指挥，位于眉县车站附近。

敌第十八兵团部还指示各军：在构筑阵地时，师、团、营各自形成三线。

这样，敌人设立了一个形同“羊拉屎”的防御阵地，漫漫散散地分布在漆水河一带。

漆水河发源于麟游西北，向东南流，经乾县西南，至武功东门外南流而入渭河。除雨季外，水并不大，河谷虽不太深，但两岸除道路外，多系悬崖绝壁，尤其武功西北天度、店头一带，地形复杂，大部队的运动，极端困难，只有武功县城及车站附近比较平坦。大兵团在这里作战，不容易迂回，不利于攻击，若用小部队过来，则不起作用。因此，国民党军的将领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阵地。

1949年6月20日，毛泽东就对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作战的部署问题，致电第一野战军首长：

我们判断，胡匪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周两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一兵团和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十八兵团）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一野战军经过研究，于6月22日向中央军委请示：

（一）马匪确有渡泾河攻我泾、原企图。胡匪刻正以一军、三十六军、六十五军、三十八军、九十军，沿渭河南岸，陇东兵团沿咸宝公路，十七军及八十四师、二五四师依南山，沿子午镇东西，有乘马匪在泾、原与我激战时，向西安、咸阳攻击之极大可能。

（二）以上情况，我拟以一至三个军（视十九兵团集结程度），位置于三原附近，组织顽强防御，给顽敌青马以重大打击与消耗，以利今后作战。

集结三个兵团（若敌很快进攻时，二兵团须留一部于三原地区）于西安附近，歼灭胡匪进攻的七个军。

（三）户县以西地区，南靠秦岭，北依渭水，正面仅四十至三十里，且多稻田藕塘，利防御不利出击，因此拟诱敌至西安附近，我集一兵团全部，二兵团大部，以至全部（视敌进攻时间与十九兵团集结程度决定）于西安东南，十八兵团以一个军守咸阳、西安城防与维护工事外，可抽两个军集结于西安、三桥间，待敌进到西安西南地区时，我以七至八个军，由东向西出击歼灭之。

当日晚，毛泽东复电第一野战军首长：

假如胡马各敌照你们来电所述，分向渭南、泾北进攻，则你们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但请注意：

（一）以许兵团（许光达为司令员的第二兵团）由泾北转至渭南，难于保持秘密，似不如今杨兵团（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改开西安集中，留许兵团就地钳制马匪，或退至三原诱马深入较为适宜；又一个军不足钳制马匪，至少要有两个军。

（二）须估计到胡马各匪可能不战而退的情况，假如这样，则部署须准备及时改变。

6月26日，第一野战军首长就当前作战问题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其一，如二马集结乾县、永寿、彬县、常宁镇等地区，则以第十八兵团钳制宝鸡、扶风、眉县地区之敌，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聚歼二马主力；其二，如二马远撤长武、平凉，则以第十九兵团钳制二马，集中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部及王治岐部，尔后乘胜南下汉中、广元。

同日，中央军委针对西北敌军态势，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县）、长（武）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鸡）、凤（翔）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即第一兵团王震部，第十八兵团周士第部）主力及许兵团（即第二兵团许光达部）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即第十九兵团杨得志部）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6月27日，中央军委就一野作战计划复电指出：如青宁两敌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彬、常宁等地区，而不是向彬、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二马后打胡、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二马比较打胡王较为费力，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如二马向彬、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则只须以第十九兵团担负钳制“二马”任务，集中主力围歼扶眉地区的胡、王所部。军委还指出：

“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

至此，我军“钳马打胡”的作战思想业已形成。这一作战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央军委统揽全国战略全局的高超指挥艺术。

6月中旬至7月初，我华北第十九、十八兵团先后取道禹门口、风陵渡进到西安、咸阳、三原地区。西北、华北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关中。这时，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已由15万人增加到34万人，连同地方武装达40万人。而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仍有30多万人。敌我双方相比，我野战军乓力仅占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还不能同时歼灭胡、马两个集团。

彭德怀依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具体考虑了第一野战军的作战方案，仔细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胡宗南把五个军部署在扶风、眉县地区渭河两岸，其意图是作战中可以南北呼应，无论是进攻、坚守或退却，兵力都相当集中。但是，敌人的这种部署存在严重弱点，即没有战役预备队，摆在秦岭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并且，渭河两岸并无大军渡河设备，当第一野战军进攻时，南北之敌不能渡河相互支援。这样，我野战军如在扶风、眉县地区将其主力分割包围，敌在纵深无预备队可援的情况下，必招致全军覆没。

7月6日，彭德怀在咸阳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彭德怀说，消灭胡宗南和二马这两股敌人，不是一个战役能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力争于漆河、千河之间歼灭胡宗南的主力。会议确定以第十九兵团钳制两马，集结第一、第二兵团全部及第十八兵团主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歼灭胡宗南部主力，尔后再集中全力歼灭青马。

彭德怀特意提醒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说：“最关键的是二兵团。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如遇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入敌后，直逼渭河。在占领青化镇、益店镇后即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抢占蔡家坡，切断陇海路，阻击敌人向宝鸡撤退。”

正当我军摩拳擦掌，准备聚歼胡宗南主力时，敌人的总指挥部对他们在漆河一带的防御也很关注。

6月底，西安绥署宝鸡指挥所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偕同他的参谋长李竹亭，到漆水河沿线视察阵地。也不知是为了给部下打气，还是对自己防御部署“胸有成竹”，裴昌会对下一步战局的发展特别乐观。

他来到第三十八军阵地。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兼第一七七师师长刘孟廉向裴询问：“我们能否维持到水果成熟的时候？”

裴昌会说：“这倒没问题，打太原的共军，还没有过河，光西北的共军，是不容易把我们撵走的，别说等到水果成熟，我们还要在这里过年哩。不过话得说回来，还要看你们这些‘王牌’军的杀法如何？”

刘孟廉迎合地说：“我们阵地前边那个漆水河，好多地方都是悬崖，别说我们在西岸做下工事，就是不做工事，只要这边有少数人防守，共军越过沟来是不容易的。”

裴昌会说：“三十八军同六十五军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顾虑，就怕一一九军是新成立的部队，沉不住气就糟了！我准备同你们军长一会儿到那里，给他们打打气。”

裴昌会一行人马又赶到了武功西郊第一一九军第二四四师蒋云台的师部，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和第一九一一师师长廖凤运都在那里等着。裴照例同他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后说：“为了战地军政一元化，决定武功、扶风、岐山、凤翔等县县长由你们几个军长指派，今后凡是战区内的壮丁、粮食，都要控制住，能补多少算多少，我们如不补，还是叫共军夺去了。不过征兵也得讲究方式，不要像第三十八军在西安撤退时，闹了一身的腥，却只补充了几个壮丁。”

第一一九军虽是新成立的部队，但在如何讨上司欢心方面，却十分老道。

在裴昌会例行公事地发了一番“指示”后，免不了有一顿非常丰盛的宴请。

在吃饭的时候，王治岐除把第一一九军人员、武器、阵地配备的情况向裴报告外，还小心翼翼地转入他最关心的话题。他问：“共军最近有没有向我们进攻的迹象？”

裴昌会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太原虽然被共军占领，但是山西是阎锡山统治多年的地方，共军还不容易在短期稳定山西局势，所以大部兵力，也不是短期内能运转过来的，就是过来几个军，只要我们同马家军联络好，以逸待劳，仍然可以打个好仗。如果兵力过于悬殊，你们几个军就并排摆着，节节抵抗，节节撤退，到千河西岸既设阵地固守。第一军、三十六军、十七军由秦岭北山口大散关、斜峪关、崂峪一带出击，马家军由麟游南下，南北夹击就可一举而歼灭深入的共军。”

裴昌会草草视察一番，当天就赶回宝鸡。他在火车上倒是吐出了自己担心的问题。他并不象视察阵地时那样乐观地对随行的人员说：“一一九军的战斗力，可以同马家军媲美，将来渭河北岸没问题，就怕渭河南岸的第九十军方面出漏洞，第九十军军长陈子干太软弱，第二十四师（属七十六军，暂归九十军指挥）师长张汝弼，没有实战经验，只有第六十一师师长陈华比较硬帮一点。”

裴昌会的乐观情绪，确实起到了作用。他的防御部队的指挥官们兴奋起来，认为部队这样纵深配置，东起武功漆水河，西至扶风益店镇、罗局镇、眉县车站，100华里长的地带，四个军并排摆着，各军、师、团、营都各自成三线，重重叠叠，纵横都互成犄角，共军无法包围，而自己却进退自由。

于是，各级指挥官解除了怕被歼的顾虑，把全副精神都放在吃喝玩乐上。上自兵团司令，下至团营长，成天不是喝酒，就是赌博，下级官兵也借搜索粮食为名，欺压群众，至于解放军在西安、咸阳地区究竟有多少人，华北兵团过河了没有，如果过来究竟过来多少，什么番号，最近有没有进攻的准备，等等，谁也弄不清楚，也很少有人关心这些事。

胡宗南的部队就这样昏昏噩噩地等来了灭顶之灾。

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了。我第十九兵团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于当日进入西安西北的乾县、礼泉以北高地修筑工事，以一部逼近“二马”所部，形成将对“二马”部队开展进攻之势，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守备西安的第六十一军向西安南的子午镇地区之敌发起进攻，使胡宗南无法判明第一野战军总的作战意图。

野战军主力部队于11日拂晓开始，象一把巨大的铁钳，沿渭河两岸夹向扶眉地区。

第二兵团由集结地区越漆水河绕道西进，向敌侧后迂回。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四军，隐蔽急进，一昼夜前进140多里，于12日拂晓占领罗局镇与眉县车站，截断敌军西逃退路。

解放军的突然来临，完全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之外。敌指挥部接二连三地得到军情报告：

10日下午3时左右，第一一九军第二四四师师长蒋云台报告：武功东北漆水河对岸的一个小高地上发现几十个人在那里活动，好像是共军侦察我们的阵地。

骑兵第四团报告：兴平车站附近堆积的粮食很多，大约是共军征集的军粮。

夜间12时左右，驻小寨第一七七师第五三○团团长报告：“扶风益店镇东北狗咬得很凶，还发现有手电闪光，恐怕那里有部队活动。”

11日晨4点多钟，敌五三○团长又报告：“益店镇附近的确有不少的共军，我们的搜索部队，被迫退回到河北岸监视。”

敌指挥官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急令第五三○团第一营全部投入战斗，接着，该团也全部投入了战斗。战斗中，不时传出迫击炮声。敌指挥部此时才明白：不是同共军地方部队发生战斗，不是少数共军或武工队的袭扰。

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急忙打电话给裴昌会。但遭到对方电话兵拒绝，理由是裴司令正在睡觉，不能打扰。

好不容易等到裴昌会睡醒了，将电话接通了，可是裴昌会不相信会有整师整团的共军，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第三十八军军部的后边，专打第三十八军军部。

他命令道：“把归三十八军指挥的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五团开上去，夺回罗局镇，捉几个俘虏问明情况后，再决定处理，不要为少数人的扰乱而影响全盘计划。”

裴昌会又提醒他的前线司令们冷静地想想，“西兰公路和渭河南北都没有发生战事，凭什么说至少有一师左右的兵力在我的军部后边进攻。”

是啊，李振他们也不明白，解放军究竟由哪里来，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战事？过后他们才知道，出现在第三十八军后方的解放军，不是一个师，而是一个军。这个军在人民群众引导和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由马继援和王治岐两军的作战地境上，越过了他们认为不能通过的大沟悬崖，一夜间走了100多里，横插到他们的后方，占领了益店镇、罗局镇、眉县车站，切断了他们的退路。

敌人明白过来之后，急忙调集兵力，由兵团司令李振和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亲自率领，向罗局镇我第四军阵地猛扑而来。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激烈战斗，敌人反复突击几次，结果伤亡过半，始终没有突破我军的阻击阵地。

敌人只好暂时停止攻势，等待第一八七师的到达，再继续攻击。李振发狠地说：“第一六○师比较差一点，等第一八七师到来后，加上一七七师，我不信打不过去！”

我第四军继续遭到敌十余次轮番冲击。但是，敌人的每次反扑，均被我第四军英勇击退。有几次，凶恶的敌人已经冲到了我四军的前沿阵地，展开了白刃战。第四军战士在“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鼓舞下，直杀得敌人狼嚎鬼叫，横尸遍野。我二十九团第五连，最后只剩下五个人，但他们死守住阵地，没有后退一步。我第三十团的三连和七连，在反击敌人突围的时候首当其冲。敌人向三连的阵地，连续组织了九次冲锋，血战达十一个小时。该连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半步。

彭总此时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从早到晚，他一直在沉着地指挥着前线的战斗，尤其关注第四军的情况。他在电话中边了解第四军的情况，边说：

“好，好！这一下子敌人可就跑不了啦。”

彭德怀对第四军的穿插、阻击战斗十分满意。战役胜利后，彭总讲：“四军这次打得好，这次立了功。一年以前在西府战役中，四纵队（即后来的四军）打得不好。那时部队组建不久，缺乏大兵团的作战经验。这回有很大的进步，这就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嘛。部队虽然伤亡大一些，但打出来了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在以后的会议上，彭总还多次表扬过第四军。说来很有意思，当年打不好仗，让彭德怀很生气的是第四军，而今打了个漂亮仗，让彭德怀特别高兴的也是第四军。第四军用自己的战果证明了自己的进步和成熟。

此时，彭总紧紧抓住四军这个重要战役环节，同时命令其他部队迅速向敌人合围，减轻第四军的压力，迅速全歼敌人。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第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发动攻击，从东、北、西三面将敌第十八兵团部及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以及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第一一九军等包围干扶风、眉县地区。

在我第四军顽强坚守罗局镇的同时，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的第三、第六军向罗局地区之敌右侧背进攻，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由东向西进攻，逐渐紧缩包围圈。

到12日中午，在第二兵团和十八兵团前后夹击下，敌3个军大部被压缩于午井以西、高王寺以南、罗局镇以东之渭河河滩上。

下午3时，我野战军发起总攻。敌第十八兵团部、第三十八军被压挤在一块，溃不成军。

下面是敌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的一段回忆：

解放军的攻势愈来愈猛烈，包围圈愈来愈缩小。……“尸横遍野”一语，在这里已不是形容词，而是真实的情况了。李振问我“怎么办？”我说：“由塬上突围已不可能，等第一线师到来支持到黄昏后再看的计划也已绝望，只有渡渭河。”“上游大雨，河水暴涨，无法徒涉。”“闯吧，再没有别的出路。”“部队怎能撤下来？”“现在怎能谈到有计划的撤退，就叫他们各自突围到宝鸡集合吧。”李振又换了话题说：“眉县车站的共军已经向河南移动。”我说：“那总是少数。”“好吧，就这么办。”李振同意了我的看法，随即叫他的副参谋长王杰分别通知部队。然后，他就带几个卫士下塬走了。

我同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维汉刚通知各部正要出门，解放军已到了我住的窑洞上面。

曹维汉说：“你先稍停，等我带上卫士打开一条路，你再出来。”

我说：“还能等到那时，冲吧！”

我们冲出院后，我的卫士排50多人，只剩下几个人，其余都伤亡了。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维汉、副师长石涤非都负了伤。

我们顺着包谷地隐蔽地跑到祁家坡，发现解放军已先到那里，封锁了下塬的道路。恰好，第五三○团团长王立志带一营赶到，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下塬走脱了，但这个营被歼灭，团长王立志被击毙。

此时，各军的溃兵都被赶到河滩。我们当时还以为第九十军在渭河以南抵抗，便纷纷向渭河南岸逃跑。我和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维汉，挤在溃兵伙里游到南岸，这时才知第九十军已被击溃，解放军已封锁了渭河。

我同曹维汉又在几个士兵的扶持下，潜流到下游，偷偷上岸，伏在稻田里，直到午夜，才溜出来，沿河滩向宝鸡跑。

12日晚到宝鸡时，才知李振腿部负伤，王治岐同我一样在水里藏了半夜，才跑出来。

西兰路上的马家军在我们被击溃的同时，也被解放军压迫到彬县。青马、宁马两部挤在一起，仓皇逃到甘肃泾川一带。

当晚我在第五兵团部吃罢晚饭后，满以为能好好地睡一夜，谁知刚睡到半夜，解放军又追到宝鸡。于是我们又急忙逃跑，除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带几个人沿渭河逃向天水外，其余兵团司令、军、师、团长，都挤在散兵群里，拥进了大散关，直到双石铺才停住了脚。

战至12日夜，我第一兵团在全歼敌九十军第二十四师等部后，攻占眉县以西地区，将泅渡渭河的8000多敌人全部俘获。我第二和第十八兵团在罗局镇、午并地区胜利会师。接着各兵团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占领蔡家坡、岐山、凤翔、宝鸡和益门镇等地。

在这次战役中，彭德怀针对胡宗南兵力部署的弱点，采取以一个兵团的兵力迂回敌侧后，两翼牵制，大胆插入敌纵深，断敌后路，然后包围分割歼灭敌人的战术，使敌无兵可援，无路可逃，更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当他听到逃往渭河南岸的残敌也被消灭时，高兴地把拳头往桌上一击，说：“很好，这才叫全胜！”

这一仗，从7月10日开始到14日结束，歼敌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师另3个整团，共4.4万人。我军伤亡失踪4600余人，与敌损失兵力之比为1∶10。

扶眉战役胜利后，毛泽东致电祝贺：歼胡四个军甚慰。

扶眉战役后，甘、青、宁的马家军，陇南的王治岐军，西安绥署胡宗南的各军，相互抱怨，吵成一片。

马步芳抱怨胡宗南部闻风逃窜，事先没有通知他们，几乎使他们全部被歼灭。

王治岐怨西安绥署战前一点情况都不向他们通报，结果他们三个师糊里糊涂开上，糊里糊涂地被歼。

胡宗南则怨马家军撤退的时候不通知西安绥署，结果解放军由马家军的防区内插进来，把他的几个精锐军弄光了。

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抱怨裴昌会不及时接电话，贻误了战机：责备第九十军军长，没有得到他的命令，就擅自西撤。

第三十八军则怨李振在该军战斗紧急的时候，不适时增援，反说第三十八军两个团叛变。

敌人的军与军、师与师，甚至团与团之间也都吵得不可开交。

扶眉战役经四天战斗，所歼灭敌人的四个军在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中，还算是比较完整的部队，现在胡宗南集团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已无与我军正面对抗的能力。

我军解放了扶风、眉县、凤翔、宝鸡等八座县城，控制了秦岭以北广大地区。“胡”已打掉，下一个目标就要打“马”了。

十二、陇东喋血

第一野战军调头钳胡打马，实施陇东追击战。在固关，王震率第一兵团与马家军的精锐部队展开了一场恶战，血水染红了固关河。青海马家军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棍，要与第一野战军拼个死活，两军在兰州杀得天昏地暗。杨得志率军突破守敌三道防线，宁夏守军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接受通电投降。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被歼灭，已无力与我军对抗，其残部退守秦岭，集结于凤县、佛坪、东江口一线，控制着四川及陕南、陇南地区，企图依托秦岭阻止我军南取汉中。这时西北战场的角逐，将要在第一野战军与青、宁二马之间进行了。

当时拥兵各10余万的青、宁二马，特别是马步芳父子，在解放军尚未越过六盘山以前，夜郎自大，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马继援口口声声要与彭德怀较量一下，自以为西北的天下，如铁打江山，并且还想乘机抢夺地盘，扩张势力。

为了给青、宁二马打气，蒋介石于7月间派贺衷寒、顾希平到兰州“慰劳”。贺、顾二人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召集的师、团长会上强调：“苏联和美国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当前要务，在于团结，在于坚守。拖延时间，就是出路，赢得时间，就是胜利。”

蒋介石的阴谋，贺、顾的鬼话，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成了他们此后战略上的主导思想。

7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马继援的驻地静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青、宁二马认为：

首先从战略上看：自淮海失败，西安相继不守，解放军声势大振，敌我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目前局势，只宜本照中央指示，固守原防，保存力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相机转守为攻。其次，就西北地理条件而论，甘、宁、青偏处西北一隅，地瘠民贫，兰州以东，山峦重叠，到处可以择险扼守；河西走廊，非军事必争之地；嘉峪关外，戈壁千里，实不利客军深入，有利我军固守。综上所述，有足够条件赢得时间上的胜利。再次，以当前敌情分析：四川本天府之国，出产丰饶，曾作抗战基地，现在中央部队，正在相继转进中，共军是不会容许中央军立足的，所以共军“二野”不分日夜，跟踪穷追。“一野”也必定迅速南下合围，以图消灭我之主力。这是战略上的至当行动，解放军决不致违背这个原则。

他们的结论是：解放军在甘、青地区暂时只会派少数部队，于陇东南地区择险扼守，同二马保持接触，而主力将在消灭胡宗南残部之后，大举入川。

据此，静宁会议制订了三套作战方案。

第一案：集中优势兵力，以陇南兵团在天水、秦安占领阵地，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扼守六盘山，马敦靖指挥的宁夏兵团凭借固原一带有利地形，阻止解放军西犯。各部为了保持主动，避免决战，应采取逐次抵抗手段，诱解放军深入，把握战机，相机转守为攻，夹击取胜。

第二案：为了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必要时向临夏、定西、同心一带转进。以华家岭为轴，在该线占领阵地，以逸待劳，轮番夹击，歼击解放军。

第三案：如果解放军西进，对己不利时，则继续向兰州转进，占领皋兰山一带既设阵地，控制强大预备队，围攻解放军，确保兰州。

在这三套方案的基础上，青、宁二马还制定了与我军在平凉决战的具体计划，即：以宁马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置于平凉以南的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一线，第八十一军位于固原至西峰镇一带，进行正面抗击；青马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与第九十一军位于平凉以西六盘山地区策应，企图依托有利地形，在平凉地区挫败我军的进攻。

7月中旬，彭德怀针对敌人的战略企图，在虢镇北文广村召开军以上指挥员作战会议，总结扶眉战役经验，讨论确定下一个战役目标。彭德怀说：

“胡宗南虽然还有10多万兵力，但已无进攻关中的能力。未受我军歼灭性打击的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估计凭借平凉六盘山一带天险进行抵抗。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我军战役行动应尽量提早。”

这次会议决定，以第十八兵团主力位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集中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和第六十二军共10个军的优势兵力，进行陇东追击战役，歼灭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川地区。

会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扶眉战役情况和平凉战役部署。

1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

以三个兵团追歼两马是否足够。我们觉得似应从十八兵团抽四至五个师西进，作为预备队。如这样做，便须该兵团集中主力攻占凤县、留坝，威胁褒城（但不可占褒城），迫使南山敌军后撤，然后该兵团可以抽出四至五个师西进助战。是否应当如此，请酌办。

20日，彭德怀就准备打平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

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共4万余人。现马步芳、马鸿逵部各3个军退守平凉、泾川、陇县地区，配备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10个军，准备26日开始攻击。进而解放甘、宁、青三省全部，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

23日毛泽东复电说：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

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7月下旬至8月上旬，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进行了气势宏大的陇东追击战。我军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地区出动，向青、宁二马的部队迅猛地压了过去。

马步芳、马鸿逵虽事先有“平凉会战”计划，但实际上他们都想让对方在第一线作战，以保存自己实力，因而在我军主力尚未迫近时即各奔东西。

马鸿逵为保其老巢宁夏，遂命令他的一二八军军长兼前线总指挥卢忠良，率部向宁夏撤退。马步芳见马鸿逵溜了，也急忙下令马继援率领陇东兵团向兰州后撤。

根据这一情况，我军断定敌已放弃平凉决战计划，分向老巢回窜，便及时修正作战计划，将追击聚歼改为各个击破。第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占平凉后，向固原、海原方向追击。第二兵团由安口窑、华亭向西，经莲花镇向通渭进攻。第一兵团由陇县经固关向天水、陇西发展进攻。

一野第十九兵团与陇东地方部队紧追宁马不放。7月28日，地方部队解放庆阳、西峰镇。30日，第十九兵团解放镇原，进入平凉。随后，又于8月2日解放固原，3日解放隆德，6日攻克静宁，11日进至黑城镇、海原、豫旺堡地区，控制了六盘山。

追击青马的我第二兵团，于7月29日解放安口窑、华亭、化平，8月3日进至莲花镇，6日解放通渭。

我第一兵团由陇县出发，28日晨在固关与青马的精锐部队——骑兵第十四旅相遇，使欠下我军无数血债的马家军饱尝了一顿铁拳。

固关地势呈凹形，东西狭长，南北是大山丛林，地形复杂，公路由陇州穿过固关镇西至马鹿镇。此地并不适应马家军的骑兵作战。

但是，青马骑兵第十四旅旅长马成贤决心坚守固关。他认为，在后方有骑兵第八旅支援；南北两面大山丛林没有通道，可以恃为天险；东峡口已被共军先遣部队占领，必须在固关镇东南小山岭上部署兵力固守。

他想在固关与我军较量一下，好向他的主子邀功请赏。

敌骑兵第十四旅在固关的防御部署为：在固关东南小山岭上部署两个团为第一防线，分为两个防御区，第一团为右翼区，第二团为左翼区，指挥官由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担任，以右翼区阵地为主。以旅直属重兵器营、战防炮连和地方保安团为第二防线，部署在固关镇右方小山岭高地，分别修筑工事，指挥官由保安团团长马良臣担任。旅直属特务连、辎重连、通信连等为作战预备队，由副旅长马福旺为指挥官，在固关镇后方掩蔽，听候临时调遣。旅司令部设在固关镇右后边高地，无线电台、报话机和有线通讯设备，均随旅司令部进行工作。各作战单位的马匹，自选适当地区，负责控制。

28日晨5时，我第一兵团向固关之敌发起猛攻。

由于我军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情报准确，第一炮就命中敌旅指挥部。敌主要指挥官侥幸不在指挥部，逃得一命，但大部分通讯设备被摧毁。

下午1时，敌左翼部分阵地已被我军突破，右翼阵地亦出现白刃战，战斗越来越激烈。

此时，敌骑兵第十四旅旅长曾三次发出紧急信号，向骑兵第八旅马英紧急求援。最后一次，马成贤急得都要骂娘了。

可是马英不急不慢地说：“我已出动，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马英将他的部队集结在战场外围，按兵不动，想等待十四旅人员损失大半，才出兵应援，好借以向马继援表功。

随着战斗情况的恶化，马成贤束手无策，张皇失措，急赴前线。

他在右翼阵地后面一个高地上，刚要举起望远镜观察，突然感到左臂一阵剧痛，低头一看，只见这条臂膀被枪弹打断，流血甚多，伤势严重。

敌旅参谋长马尚武惟恐被各团发现，影响士气，立即派出30名骑兵，护送马成贤去后方就医，并提醒他要面见马继援，控告马英。

马成贤临行时时参谋长交待说：“不要泄漏我去的消息。如果右翼阵地稳住时，继续坚持，等我到马鹿镇要求军长救援；如果右翼阵地一旦失守，即可迅速撤退，伤亡人员和一切笨重的装备，全部抛弃，仅以单枪独马冲出固关峡。能火烧固关时，用火烧毁，不要给共产党留下。”

敌人前线防御更加吃紧了。防守左翼阵地的第二团团长马福魁头破血流地前来寻找马成贤。

他见到马尚武说：“左翼线上除两处据点坚持外，其余全部失守，可否放弃固关镇，将兵力撤到镇后小屏山上？”

马尚武心慌意乱，不知如何应答，只是叮嘱马福魁仍要坚守固关镇，要对全线防御负责。

这时，敌一名参谋向马尚武报告：“刚接到骑兵第八旅参谋处电话，要我们继续坚持最后五分钟，援队已出发。可是对方打电话人的口音生疏，也答不出代号。”

马尚武判断后方情况有变，这可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利用电话牵制十四旅，以便聚歼。

于是，他急忙派出一个排，去侦察骑兵第八旅的行动和峡内情况，以便部署退却。

这个排行至峡中的一片森林里，遭到我军截击，全部被消灭。

这时，敌后方马群遭我密集炮火轰击，敌各阵地也相继瓦解。

马尚武事后回忆了当时激烈战斗的场面：

右翼山岭的主力防守据点，经过双方惨重的牺牲，亦被解放军突破，霎时红旗招展，我军混乱，官兵四处逃命。但炮弹如急雨，倾泻于马群。峡内石块乱飞，硝烟弥漫，全部处于火海包围之中。不到半小时，峡内人马死尸堆积，血水染红了固关河。当时天气炎热，臭气冲天，几乎令人不能呼吸。残余人马，突围两次，都被击溃。我的乘马中弹倒毙，随即逃南山丛林，又被解放军截住去路。随行的营、连长数人，亦被解放军还击打死。我们听到解放军的喊话：“不要怕，放下武器，投降！”

马步芳的精锐之师就这样完了。

8月10日，我军陇东追击战役胜利结束，这次千里大追击，虽因敌提前撤退，未能形成决战而歼其主力，但各部队先后解放县城20余座，在任山河和固关两地歼二马主力一部，挫败了二马的锐气。

这一战役毙伤敌2500余人，俘敌骑兵第十四旅副旅长马继奎、伪国防部少将部员杨殿克以下近6000人，起义2000多人，投诚1300多名，共歼敌1.2万人。这一仗，造成进军兰州、银川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

在追击“二马”的途中，彭德怀目睹当地农民极端贫困状况。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景象，深深地震动了他。一次，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他看到一家老小五口，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姑娘，都是赤身裸体。全家只有一条供出门穿的裤子，一旦有外人来，只好钻到破被里或蜷缩一团。

彭德怀说：“我知道饿饭是什么味道，我从小就饿怕了。这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比我童年经历过的更为可怕的贫穷。青宁二马的黑暗统治，给西北人民带来的是多么深重的灾难！”

为解放饱受痛苦煎熬、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大西北各族同胞，彭德怀决心率领一野大军，加快进军步伐，使西北同胞早日脱离苦海。

在我军实施陇东追击战役时，敌人内部的矛盾加剧了，突出表现在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为首的“中央派”的陇南集团与马步芳为首的陇东集团之间的斗争。

“中央派”鉴于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内部的矛盾越演越烈，密议断定：宁马对青马入主兰州，心怀不满。宁马虽分得甘肃省主席一职，但受青马束缚，不能为所欲为。他们认为兰州是青马势力范围，所以对兰州的得失，不甚关心，以为只要保得住宁夏老巢就够了。二马倾轧至此已表面化，不可能临难相顾。胡宗南龟缩汉中，自顾不暇，乘解放军西去正好扼守秦岭，苟安整补，冀图坐收渔人之利。况且胡宗南自关中失败后，对青马有“见死不救”的切齿之恨，按兵不动，乃意中事。陇南兵团虚有“中央军”之表，其实毫无战斗力；马继援的陇东兵团，战斗力虽较强，毕竟众寡悬殊，难以应付。

“中央派”虽然明于知己，却昧于知彼。他们预料解放军打下兰州后，必将转锋南下，进取四川，决不会深入草枯水冷的河西走廊，更不致于向戈壁千里的新疆挺进。仗打到兰州就会告一段落。

于是，他们幻想在河西走廊养精蓄锐，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反守为攻。

为了不让马继援窜据河西，“中央派”承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消灭杂牌、保存自己的一贯做法，主张以陇东兵团独立担当兰州保卫任务，而陇南兵团作为总预备队。他们认为如按这个计划作战，战胜了，还可望合作；战败了，消灭的是马家军，“中央系统”的陇南兵团仍可保存无损。

此时，马步芳早已溜回青海，马继援成了马家军的首领，凡军政事宜，均须马继援点头。“中央派”的打算诱使这匹“小马”就范入套。为此，派出一位名叫彭铭鼎的人去做马继援的工作，此人平日善于逢迎这匹“小马”，深知“马性”。

彭铭鼎向马继援“献策”道：“共产党虽是一时得逞，即将逼近兰州，可是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胡宗南部队蹑其后，宁夏兵团拊其背，我军固守兰州，相机反攻，共军会遭到四路围攻的毁灭性打击。为了便于指挥，必须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最好陇东兵团以一部守河口，主力在兰州占领阵地，严阵以待。陇南兵团系新编部队，不但战斗力不强，而且将领骄横难制，不要把这个部队放在兰州守城，以免与陇东兵团混杂，不便指挥。可以把该兵团作为总预备队，令在河北一条山一带占领阵地，掩护我的侧背。”

这些正中心怀的悦耳之言，使马继援闻之喜形开色。他与在西宁的马步芳商量后，一一同意照办，决心跟解放军在兰州作孤注一掷的死拼。

马步芳一向以凶残狡诈著称，并不是那么容易听话的，这次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受“中央派”的愚弄呢？关键是彭铭鼎确实深知“马性”，掌握住了马步芳父子所需所想。

敌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壎与他的师长们在谈论马步芳时，比较准确地解释了马氏父子的这种所需所想。他说：“马步芳自接长官后狂妄已极，他自己认为‘西北是我的’，一切应以我为主，以我军守我土，心安理得。马步芳歧视我们‘中央军’，怕我们不为他卖死力，轻易放弃兰州，拆他的后台。

要想保存兰州这块地盘，他认为只有他自己的部队可靠。其次，青海是他的老巢，军用物资大量向青海运，如果兰州保不住，他向青海一缩，又可以去当他的西宁王。再次，马继援这小子，骄傲得很，他一向看不起共军，常常吹嘘共军是他手下的败兵，正大作‘诱敌深入’围歼他们的好梦。又把我们看成‘豆腐队伍’，怕作战不利，影响他的士气。”

事后，马继援在兰州遭到惨败，意识到上了“中央派”的当了，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把长官公署（“中央派”）的那伙人宰光泄愤。

马继援死守兰州，与我军决战，既中国民党“中央派”的下怀，也符合我军心愿，这对我军迅速解决西北战事非常有利。

正当我军越过平凉，奋勇向西追击时，彭德怀得知马步芳决心“死守兰州”的计划。

有人担心地向彭总问道：“兰州有黄河障碍，敌人如果真要死守，该怎么办？”

也有人建议：“是不是掉回头去，先消灭胡宗南的残部。”

彭总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马步芳要死守兰州，这太好啦！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在兰州的时候了。

至于胡宗南嘛，暂时还是把他放一放。因为胡宗南背靠四川，过早地把他压到四川，对二野入川不利。”

彭总分析了马步芳的狂妄意图之后，坚定而又充满信心地说：“这个马步芳真是夜郎自大。他想在兰州消灭我们，好吧，咱们走着瞧，看谁把谁消灭在兰州！按照马步芳的计划，我们就来它一个将计就计，因势利导。”

于是，彭德怀形成了一个在兰州歼灭马步芳主力的作战方案。

8月4日，彭德怀向第一、二、十八、十九兵团，发布了进军兰州歼击青马的命令。彭德怀心里明白，敌既然要死守兰州，那么，在兰州同青马决战，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

8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据一般了解，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前，对我敌意甚深，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必须谨慎行事，大意不得。

第一野战军首长遵照军委指示，决心以一部兵力钳制马鸿逵、胡宗南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于兰州，尔后再聚歼马鸿逵部。

具体部署是：以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第六十一军以及第一兵团的第七军留驻宝鸡、天水地区，继续钳制胡宗南部，保障野战军主力左侧与后方的安全；以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进至固原、海原地区，钳制马鸿逵部，保障野战军主力右侧安全；以第一兵团部率第一、第二军附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二军为左路，由秦安、武山经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尔后北渡黄河攻取西宁，截断兰州之敌退路，并随时准备参加兰州作战；以第二兵团部率第三、第四、第六军为中路，经通渭、马营镇、内官镇和洮沙县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如敌先退西宁，即尾敌追击，协同第一兵团歼灭之；以第十九兵团部率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为右路，沿西兰公路及其以北向兰州城东攻击，协同第二兵团歼灭兰州之敌。

8月19至20日，第二兵团和十九兵团顺利进抵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

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交通枢纽，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兰州三面环山，北有天险黄河、白塔山可依托，南有南山作屏障。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青马又不断将其构筑加固。主阵地修有钢筋水泥碉堡，形成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阵地外斜面有环形人工削壁一至二道，高六至十米，削壁腰部有暗藏的侧射机枪火力点，削壁外有一两层三至六米深的外壕，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埋设大量地雷及铁丝网。马步芳部凭借坚固工事，既便于使用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

兰州战役打响前，马步芳在对部属的命令中宣称：“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筑工严密部署，如敌来犯，决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

敌兰州总指挥马继援则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青海军阀马步芳部是以家族世袭统治和宗教控制为特点的封建军事集团。是一支凶悍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士兵长期受反共教育，异常残暴野蛮。

作战时往往前有敢死队，后有督战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西路军吃过它的亏，在西府战役中它又占了点便宜，因而这支部队气焰仍很嚣张。

8月中旬，逃到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为阻止第一野战军主力南越秦岭、巴山，向四川进军，极力策动“二马”与野战军决战，把野战军拖在西北。他们为此召集“二马”和胡宗南到广州举行“西北联防会议”，策划“兰州决战计划”，企图以青马据守兰州，吸引和消耗第一野战军主力，尔后以宁马和胡宗南部进行侧击，合歼我野战军。

青马把兰州决战看成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周密地研究对策，布置兵力，拟定了详尽的作战方案。依据敌人真实的作战纪要记载，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守备兰州的部署如下：

（1）以陇东兵团主力（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附榴弹炮一营）在狗娃山、皋兰山、东岗坡一带既设工事占领阵地，部署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于四墩坪迄七里河间地区。该兵团的骑兵部队，配置在兰州、河口间黄河北岸，担任沿河守备。

（2）陇南兵团的第九十一军、第一二○军，配置在兰州、靖远间黄河北岸，以巩固兰州左翼。

（3）韩起功骑兵军（系兰州战役前不久，由地方团队编凑而成）守备洮河，巩固兰州右翼，并看守青海大门。

以上部署的作战意图是：

（1）部署有力骑兵部队于榆中、甘草店一带，迟滞敌军前进，以赢得防御准备时间。

（2）敌军主力直扑兰州时，兰州守军藉工事以炽盛火力，予以杀伤，当敌我兵力接近平衡时，断然转移攻势，此时北岸骑乓部队支援骑兵军，努力击破当面之敌，向内官营、定西挺进，兰州左翼部队向巉口附近挺进，包围敌人于榆中地区歼灭之。

（3）倘敌军主力向洮河方面进攻，兰州及其东北地区守军应断然出击，向敌军主力侧背攻击之。

（4）万一敌军主攻指向靖远方面，该方面宁军应极力阻其渡河，同时兰州及同心城部队应构成钳形攻势，乘敌军半渡歼灭之。

（5）宁夏及兰州两方面部队，应积极准备，互相策应作战。

在青马各部周密准备的同时，第一野战军部分官兵却由于陇东追击战发展顺利，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另外，他们也认为敌有可能放弃兰州，担心失去歼灭马家军的有利战机。于是，一野部队抵兰州外围的第二天，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向古城岭、营盘岭、狗娃山等几个兰州外围阵地发起试攻。

敌军充分发挥了兵力火力，第一野战军攻城部队在外围攻击受挫，并有不小的伤亡。

鉴于这种情况，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攻击，要求各兵团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敌情，查看地形，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根据彭德怀的命令，各攻城部队用三天时间普遍进行阵地总结，深入政治动员，克服轻敌思想；发扬军事民主，研究进攻战术；认真侦察地形，反复夜摸道路，并挖壕沟接近敌人阵地；大力组织骡马和勤杂人员，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运输物资器材。

第一野战军虽然试攻受挫，但摸清了敌人的部署、战术特点和地形情况。

8月21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给各兵团发出指示，对战斗中火力组织、战斗队形和战术应用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还特别强调：

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性。进攻时，须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作正规的进攻。任何疏忽大意与侥幸心理，都是错误的。

彭德怀还指示王震：

青马匪军现决心固守兰州，工事又相当坚固，夹河而阵，地形亦有利于守，在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亦可能促进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撤守大通河东岸及享堂新城湟水北岸保障凉、甘、肃州退路。在我攻兰州六七天不得手时，宁马主力可能车运增援兰州（青宁两马汽车据云二千辆以上），似此我将集中三个兵团于兰州会战。你们占领临夏、永靖两城后，须休息两天补充粮食，弄清情况，再定行动。

根据这一部署，在第二、十九兵团进行强攻兰州准备的同时，担任截击兰州战役中可能西逃之敌的左路军第一兵团正急速行军。第一兵团的迅速挺进，使兰州守敌右侧安全和马步芳老巢西宁受到严重威胁，马步芳不得不抽调骑兵第八旅和骑兵第十四旅回西宁担任守备任务。

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包围兰州并且击破敌一翼后，胡宗南并未出兵解兰州之急，援兰州的宁马被我第六十四军钳制在海原不得前进，实际上形成了青马孤军困守兰州的局面。

8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

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精心准备再次攻击兰州。

23日，他急匆匆地来到猎嘴岭第十九兵团指挥部。

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向他报告：“十九兵团部队的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攻敌几个阵地，一天多没拿下一个。军、师、团的干部都很憋气，觉得非出这口气不可。”

彭德怀说：“部队试攻受阻，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不过通过这次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当时，第一野战军有的干部仍认为，当前形势已是“秋风扫落叶”，马步芳未必会固守兰州。彭德怀再三提醒说：马步芳、马继援都是反动透顶的家伙，他们就象输红了眼的赌棍，把最后一点赌注全押在兰州。我们部队大部分还没同他交过手，不是有个“困兽犹斗”的成语吗？对敌人切勿疏忽大意。马军惯打反扑，在占领敌阵地后，改造工事未完成时，最须注意。

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兰州这一仗打好了，西北可以早一点解放。打不好，让敌人跑掉，我们就是对人民犯罪。”

我军经严密侦察，判断敌人主力集中在南山，而东西两翼薄弱，北面的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退路。这样，占领南山就成为攻打兰州的重点，而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

围绕这一重点和关键，彭德怀适当调整了作战部署。

8月24日21时，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的准备工作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在25日晨开始攻击。”

毛泽东在26日复电：如25日攻城得手，则局势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之作战，按来电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第一野战军作了充分准备后，于25日拂晓发起总攻。

敌军坚固工事一个个被突破。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沈家岭主阵地上的上、下狗娃山，首先被第四军攻占。下午，第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的主阵地三营子；六十三军攻占敌另一主阵地豆家山。六十五军于黄昏占领古城岭、马架山。至此，兰州的“锁钥”已全部掌握在我野战军手中。

在战斗中，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向野战军发起反冲击。

进攻部队每攻占一条壕沟，攀登每一道削壁，夺取每一个阵地，都需经过艰苦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并用刺刀同敌人肉搏。

敌人在皋兰山主峰营盘岭的工事最强。第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冲到该阵地第一道削壁时，未及时炸开突破口，并遭敌钢筋水泥暗堡火力猛烈射击，几次爆破和攻击均未成功。

只见七连指导员曹德荣挺身而上，抱起炸药包，趁着手榴弹升起浓烟雾之际爬到削壁下，身贴崖壁，手托炸药包炸开了缺口。这位舍身炸削壁的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开辟了前进的通道。

随后，攻击部队又突破第二、三道削壁，在友邻第十六师的密切配合下，胜利地攻占了三营子阵地和皋兰山主峰营盘岭。

沈家岭是沈家坪上一个馒头形状高地，东侧坡度不大，一直延伸到兰阿公路边，生长着一些杂草灌木；西侧是红色岩石的绝壁；北面是一片白土开阔地；南面有一个高地，与沈家岭高地形成了一个马鞍形。敌人把沈家岭高地筑成一个大圆形堡垒，设有三道防线。在扼守交通要道的阵地前，除布雷外，还设置了鹿砦、铁丝网等障碍，并在阵地上堆放了许多在汽油筒内装有炸弹的“飞雷”。守敌在两高地间的马鞍部，挖成一条长100多米，宽20多米，深10多米的战壕。

为了争夺沈家岭，我军与敌军展开了一场血战。

下面是守卫该阵地的敌第一九○师参谋长李少白回忆沈家岭战斗的一个场面：

25日凌晨2时，解放军攻击开始了，来势很猛。原来这几天，正面的解放军，利用夜晚，接近我前沿阵地战壕下，埋好了炸药，我方守军没有发觉。

所以攻击一开始，我方阵地就被炸开一个大缺口，解放军从这缺口冲进来。

这种出其不意的攻击，使守军措手不及，一度陷于混乱。经过一阵冲杀后，才稳定下来，双方形成尖锐的对峙。这个缺口，在解放军强大火力下无法修补，成为第一九○师阵地的致命伤。解放军打开正面缺口后，同时又向东西两翼迂回包围我阵地。天拂晓时，整个阵地被包围，战斗十分激烈。

25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但这一天并不是“日月无光”的战争天气，而是一个万里无云的秋天。大自然彼我无私，晴朗的天气，能见度高，对双方射击都有利，命中率高。这样双方的伤亡，也就更大了。在这紧张的关头，我们很希望来几架飞机，在解放军的阵地上轰炸一下，也能助助我们的威，使我们换一口气。

飞机终于盼来了，但只有一架，令人失望的是它在高空，嗡嗡地盘旋了几转，没有投一枚炸弹，便溜走了。

解放军攻势，越来越猛，沈家岭上，炮声隆隆，烟尘滚滚，官兵伤亡重大。这时，除我们右翼的狗娃山暂时无战斗外，左翼的东岗坡，三台阁，都和我们一样处在硝烟弥漫中。我们的预备队，早已用完，需要援兵。但这时马继援已决定要逃跑，不再向山上增援了。

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解放军的攻势，更加猛烈，我们已渐渐失去还击能力，阵地已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各阵地间的电话线路早已中断，阵地内短兵相接，一片混战。

这时，突然约有一班解放军士兵，前面一个战士扛着一面红旗，从我们右前方冲过来，接着各阵地的解放军，也都发起了冲锋，我方士兵们纷纷向后逃跑。

这时我与师长杨修戎等在最后一道阵地上督战。我们想用手枪制止阵地上的士兵后退，但没有一个人听指挥了。我们也趁机跟着他们逃出阵地。我看看四周和我们一块逃跑的人已是寥寥无几。

这约一班兵力的解放军，跟在红旗后，并没有对我们射击。我们沿着公路向坪下跑，他们向着坪的前沿前进，红旗在晚风中飘荡，胜利属于解放军了。

在兰州鏖战之际，我野战军左路第一兵团于8月22日解放了临夏。马步芳深感后方空虚，老巢危急，不得不由兰州抽调骑兵第八、第十四师回援西宁。

马步芳急派亲信赴宁夏求援，但马鸿逵为保存实力，虚与委蛇。

马步芳又于24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请火速分催陕署、宁夏友军行动，也是没有回音。

求援无望，保命要紧，保住老巢要紧，马步芳决定当天自兰州飞回西宁。

他行前叮嘱其子马继援说：“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则迅速撤守青海。”

可他不知，在兰州作战的同时，担任钳制任务的我第十八兵团，乘胡宗南集团的第三十六、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一军向西和、宝鸡、虢镇进攻之机，命第六十、第六十一军向敌展开猛烈反击，先后歼敌3700余人，迫敌南撤。

我第六十四军在海原地区钳制住了宁马集团的增援，使其先头部队到达海原以北后不敢前进。

25日下午，那个发誓“与兰州共存亡”，嚣张一时的“马家军”总指挥马继援，秘密从阵地上撤走部队，趁夜幕降临之际，想通过黄河铁桥退至北岸。

敌人的企图被我第二兵团三军七师首先发觉，他们一面报告上级，一面发起追击。

26日凌晨，我军攻占西关，抢占铁桥，堵死了敌军的唯一退路。经过巷战，我野战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残敌，并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

马继援仓皇逃出兰州城。他以及他的马家军在当时逃出的狼狈样，被一位国民党官员如实记载下来：

25日，我在永登见到马继援仅带少数随从，自红城子方面蹒跚而来，光头鹄面，状极狼狈。

见面时他哽咽落泪，语不成声，半晌才说出：“我以为第一○○师还完整，不料也完全损失了。”

他随即赴永登西北地区陆续收集残兵败将，约得五六千之众。其中，仅有原在兰州至河口北岸担任守备的三个骑兵团尚称完整，由韩有禄率领，在秦王川担任收容掩护任务。剩下的多系老残勤杂，其中有一部分是不久前由甘肃保安团队拼凑来的甘籍官兵。马继援对这些部队极不信任。

马继援原想收集残余，逃奔京州（武威），与新疆骑兵第五军马呈祥部会合，作最后挣扎。后闻西宁紧急，其父已逃离西宁，并连续接到西宁方面电，催彼从速返青，乃遣散已收容的全部官兵，自率少数亲信，仓皇从小道向青海逃去。

当我们由永登向古浪撤退时，只见马部官兵，不成队伍，数十成群，络绎不绝地沿公路朝东向河口走去。我们感到诧异，问彼何往？

他们回答说：“马家不要我们了，我们回家去。”

就这样，被国民党倚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这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也是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大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马步芳主力2.7万余人。

在回忆兰州战役时，彭德怀多次谈到：打兰州是一场恶仗，是艰巨的攻坚战，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的建制，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这些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兰州解放后，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之敌第九十一、第一二○军等部，沿河西走廊向张掖、玉门逃窜；宁夏援兰兵团由兰州以东迅速撤回宁夏。

8月6日，中央军委给彭德怀来电说：“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性打击”。

第一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第一、第七、第六十二军及第四军一部分别留置西宁、天水、临夏、兰州等地，担负警备、剿匪及维护后方治安任务；以第二兵团及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分别由兰州、西宁地区追歼河西走廊之敌；以第十九兵团部率所属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进军宁夏，求歼马鸿逵部。

毛泽东对宁夏马匪深恶痛绝，专门致电彭德怀：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1949年9月2日，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将士，浩浩荡荡杀向宁夏。

宁夏是马鸿逵经营多年的地盘。说到历史，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封建军阀势力，主要有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三家。马鸿逵拥有宁夏，马步芳拥有青海，双方都不断地扩充势力，企图控制更大的地盘，以遂其霸占西北的野心。马鸿宾栖居宁夏一角，率领第八十一军万余人，分驻中卫、中宁、同心一带，势单力薄，政治上只求荫及其子。按照三马的情况，马步芳为最强，马鸿逵次之，马鸿宾为最弱。西北各马，彼此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但遇有共同利害，则通力合作，一致对付。

马鸿逵继其父马福祥、堂兄马鸿宾之后，统治宁夏17年，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在施政步骤上采取以军治政，以政治党，军是基本，政是工具，党是招牌。他的军队来源，一部分是过去从冀、鲁、豫各省招募来的，大部分是在宁夏就地征选的。解放前夕，马鸿逵共有步兵三个军，每军辖三个师，另有一个骑兵师，连同直属部队和地方团队，共计8万余人。宁马军队的主要军官几乎全是甘肃临夏地区（河州）各县的人，下级军官中宁夏回族人约占一半。所谓“甘（甘肃）、马（他的家族亲属）、回（回族）、河（临夏）”，即指的是马鸿逵用人的标准和军队成份。他的行政官员一部分是从自己军队中培养出来的，另一部分是他父亲马福祥旧部。马鸿逵的兵是他亲眼挑选训练的，军官是他亲自教导提拔的，所以他在宁夏的统治根深蒂固，得心应手，随处逢源。

1948年，马鸿逵一方面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感到自己在西北的统治面临危机，另一方面为了称霸西北，扩充势力，因而多次向蒋介石写报告，要求扩军20万，以“保卫大西北”。

可蒋的答复只是“所见甚是，交国防部核办”，再无下文。

尽管马鸿逵血债累累，但我党从早日争取革命胜利的大局出发，考虑到宁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并未放弃和平解放宁夏的打算。我党通过各种渠道，向马鸿逵做了大量的说服诱导工作。1949年淮海战役时，我党通过一位名叫杨子垣的人从香港给马鸿逵写信，说明全国革命形势和解放军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建议他和平起义，出兵陇东，攻向青海。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派邓宝珊由包头来宁，策动马鸿逵趁青海兵团东向扑陕之际，出兵陇东，截断青军归路，消灭马步芳，为人民立不世之功。但马鸿逵顾虑重重，没有答应。兰州临解放前，我党派人持函劝告马鸿逵父子接受和平，并指明出路：“交出军权，保持政权”，但马鸿逵认为军队是政治资本，没军权就没有政权，故而再次表示拒绝。

1949年8月下旬，正当我军即将拿下兰州城的时候，马鸿逵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让他携带作战地图去重庆开会。这时，马鸿逵正在准备逃出银川，但他同时又担心落个弃城逃跑、怯敌怕战的罪名，既不好向部下交待，又可能被蒋介石开刀问斩。恰好，这个电令来得正是时候。他马上召集手下的三个军长吩咐道：“蒋先生来电，令我去重庆开会。我这一去，少则三五日，多则十来天，待会议一完，立即就回来！我走后，望各位多多操心，加强防守，死战到底！”

然后，他又把马敦静独自留下，暗暗叮嘱道：“蒋介石这老狐狸现在叫我去，一则想拉咱们的队伍，二则也是怕我投降共产党，把我骗到重庆去当人质，逼你们与共军作战。不过，你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声张，弄不好就会军心大乱。刚才我把三个军长叫来，都跟他们交代过了，让他们听你的。

你要稳住，有事跟我通话。看来宁夏是保不住了。我也不一定回来了，要是解放军打过来，你就见机行事吧。”

马鸿逵把事情都一一交代完毕后，留恋地望了望自己公馆的36根红漆大柱子，尔后匆匆赶往机场。

马鸿逵走后，所有宁夏兵团司令官、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均由马敦静代理。他每日吞云吐雾，逍遥自在，好像一切部署就绪，成竹在胸。

部下问他：“解放军快要到吴忠堡，怎么办？”

他说：“准备把船拉到河西，使敌军无法过河。”部下说：“那是古代防守办法，现在打仗，大江、大海阻挡不住，榴弹炮射程60里，一条隔岸相望的黄河，恐难阻挡！”

他无话可说，只好不耐烦地挥了下手。

马鸿逵交给马敦静的7万人马，在这位公子哥的摆弄下，形成以银川为中心并依踞黄河天险的三道防线：以骑兵第二十团守同心，第八十一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兵第一旅守景泰，构成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构成第二道防线；以第一二八军守金积，第十一军守灵武（后退守银川），构成第三道防线。

我第十九兵团针对宁夏敌军防御部署，决心首先突破敌第一道防线，截击中宁之贺兰军，争取中卫的第八十一军起义，得手后，再集中力量歼灭敌之主力于金积、灵武、银川地区。具体部署是：以第六十四军并指挥独立第一、第二师为右翼，待主力解放靖远后，截断中宁与金积联系，一部配合主力向中宁进攻；主力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由定西、兰州北上，先取靖远，后在第六十四军配合下进攻中宁之敌；以第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为左翼，沿黄河而上，攻克景泰后向中卫进攻。

9月2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及左翼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开始北进，7日攻占靖远。

9月10日，敌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出动第一二八军第三五七师、骑十旅、宁夏保安第七团，共7个团兵力，袭击我驻下马关的独立第二师，使该师受到严重掼失。我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一个团闻讯后，立刻前往增援，击败偷袭之敌。

当日，我军中路主力占领打拉池，右翼于12日攻克同心，左翼迫近景泰。

敌第一道防线被突破。

马敦静在其第一道防线被突破后，慌忙撤出中宁，并调整了作战部署，急调贺兰军北渡黄河加强其右翼，第十一军退守银川。于是，宁夏守敌第二、三线的兵力空虚：第二线仅有第八十一军，第三线仅留第一二八军。

15日，我第六十三军攻击中卫黄河南岸常乐堡，歼敌两个团，直接威胁第八十一军。在我争取下，该军19日接受我方改编条件，宣布起义，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军。这样，敌第二防线也被我突破。

我十九兵团右翼部队14日攻占中宁后，迅速向纵深推进。我第六十四军于18日占领牛首山，19日占青铜峡。

马敦静召集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商量对策，最后决定放弃银川，并同时命令决黄河堤水，阻止我军进攻。马敦静还安排高级军官飞往重庆，部队解散回家，企图将部队分散隐蔽，待机再起。

由于我进展迅速，马敦静19日飞逃，宁夏守军未敢也未来得及决堤放水。这时的宁夏守军已惶惶不可终日，只得选择通电投降这一唯一的生路。

经过一番咬文嚼字的推敲，宁夏守敌于9月20日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等发出求和通电，原文如下：

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纪纲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子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70万军民，遭受涂炭。爰于本月20日停战，服从毛泽东领导，实行民主，停人民登于衽席，国其安于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通电署名的有：宁夏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第十一军军长马光宗，副军长兼第三五六师师长马宝琳、副军长兼第二五七师师长马英才、第一八九师师长马世俊、第二五六师师长马福元、第一六八师师长马清、保安第一师师长王有禄、保安第二师师长马义忠、保安第三师师长周福财、保安第四师师长马全忠、贺兰军副军长王伯祥、第一二八军副军长何晓霆、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得英、骑兵第二旅旅长马万荣，保安副司令马如龙、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处长马希贤、柴桂勋、马友梅等人。

发出通电的当天傍晚，马鸿逵从重庆打来电话。他先问了解放军进攻情况。接电话的宁夏守敌长官用阿拉伯语报告说：“‘满拉’（学生）不念经了。如再强迫，就要把‘囊噶’（念经的木板）放在阿訇的‘尕洛’（头）上哩！”

马鸿逵不甘心地说：“就无别意？现在仍叫尕老二回来和你们一同干，好不好？”

宁夏这边答道：“我们已通电求和了，不要再来。”

只听得马鸿逵在电话里大哭起来，无可奈何地掐断了电话。

21日下午，一野彭德怀总司令向马全良等人发出复电，对宁夏守敌弃暗投明的行动，表示欢迎。电文如下：

廿日电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此间即告杨得志司令。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接洽。

22日上午，杨得志司令、耿飙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联络部部长甄华等十九兵团首长，在中宁接见了贺兰军参谋长郑毅民。杨得志奉命将我军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提交宁夏兵团，限于24日12时前，派正式代表来中宁签字，否则将宁夏敌人全部歼灭。

郑毅民表示完全接受协议，并携协议书速返银川面告马全良。

与此同时，马鸿宾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马西”复电指示，于22日上午在银川私宅号“五亩宅”内召集贺兰军、第十一军及逃至银川的一二八军指挥官紧急议事。

马鸿宾在会上说：“卢军长过去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卢军长去，一方面表示认错，一方面表示诚意，就让卢军长作全权代表。马光天是卢军长的助手，也是代表，马廷秀代表政界。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

9月23日，宁夏守敌投降谈判代表团，到达第十九兵团司令部所在地—

—富宁公司驻中宁办事处，向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政治部主任潘自力递交了证明书，表示代表军政各方承认错误，接受和平。

我军在言谈中严厉谴责马鸿逵一贯反动，阻击红军，进取陕北，抗拒解放西北等罪恶。杨得志司令员指出：“所谓战犯是战了就犯，不战不犯。今天你们是为接受和平而来，我们欢迎。这是党的政策，党中央对解放宁夏，采取和平协议和方式，你们看如何？”杨得志说完，递给他们一份由我军提出的五项协议草案，原文如下：

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

为了宁夏人民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之建设，双方同意和平解放宁夏问题，协议如下：

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得杀害，应全部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责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签字盖章）

政治委员李志民（签字盖章）

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卢忠良（签字盖章）

马光天（签字盖章）

马廷秀（签字盖章）

中华民国38年（1949年）9月23日

宁夏代表团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协议。

但是，在该协议签字后一时许，我第十九兵团首长即得知国民党宁夏兵团三个军均已溃散，尤其是第十一军溃散官兵还在银川公开鸣枪抢劫。

敌十一军突然溃散始于所属第一六八师。9月22日上午“五亩宅”会议后，第十一军指挥官下午赶往新城处理军部剧团演员何万义等逃跑一事。他在一六八师官兵大会上，毫无根据地说：“大家要安心等待解放军改编，改编后可以随解放军打到四川去！”

这句话，使早就厌战恋乡的国民党宁夏士兵大失所望，因而一哄而散。

23日上午，在新城一六八师杂乱四逃的影响下，驻老城的一八九师亦弃甲出城，仅一个小时时间，近万人之军不击自溃。

马全良军长听到这一消息，并听到传闻有人暗杀他，故假冒收容散兵之名，与副军长王伯祥于22日夜到达吴忠堡，向曾思玉军长面告银川情况：“贺兰军已散了，第十一军正在散，局面已无法控制，请解放军迅速进驻银川。”

23日，马鸿宾也向解放军告急，称：“宁夏部队已形成崩溃之势，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现象，请即令杨司令员派兵进驻宁夏，以安定人心。”

考虑到贺兰军与第十一军在双方签订协议前，已先后自行溃散，第一二八军残部也四处逃散。因此，我第十九兵团首长认为：国民党宁夏方面已无力执行协议条款，我军也不能按协议条款处理国民党宁夏兵团，故立即撤消了原准备在24日由新华社发表协议全文的决定，同时命令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一部连夜进驻银川。

9月23日夜，风雨交加。

第一野战军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在副团长苟耀德的率领下，由仁存渡口过黄河，然后乘马鸿宾等人闻讯调集而来的40辆卡车急驶银川古城。

我五七二团抵达银川时，城内枪声不断，军库被抢。五七二团指战员即占领4个城门楼及钟鼓楼、王皇阁等制高点，并进占了马鸿逵公馆等指挥要地，以部分兵力解除了国民党第十一军一六八师残部武装。

24日中午，我第一九一师主力进入银川城，敌一加强连向贺兰山方向逃窜，被我追歼消灭，银川得以安宁。

9月26日，杨得志第十九兵团举行隆重入城式，下面记载的是入城式的热闹场面：

当人民解放军进入银川市时，宁夏耆老马鸿宾先生率领前省府人员与城年中小学校学生及回汉人民各界代表约700余人，齐集南门外欢迎。城内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欢迎的标语，当解放军雄壮的步兵行列和载重卡车通过欢迎人群时，人们高呼：

“欢迎人民解放军！”

“毛主席万岁！”

老百姓还燃放鞭炮，欢呼声和鞭炮声连成一片。

在马鸿逵18年反动统治下，饱受苦难的银川市民，热情兴奋地向解放军同志述说自己的渴望和控诉马家军的暴行。被马鸿逵部队抓走独子，弄得鳏苦无以为生的70多岁的王富元，紧紧握住解放军同志的手说：“救命的恩人盼来了，你们要是再不来，俺们穷老百姓就没活了，都得被马鸿逵逼死！”

宁夏中学学生裴贤等说：“过去马家抓兵，连我们学生都不能幸免。同志们成天担心受怕，现在你们来了就好啦，我们可以自由地学习，自由地说话了。”

大街上，人们到处拥挤着争阅约法八章和银川市军管会布告及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宣传品，倾听着解放军宣传员的街头宣传，每一个脸上都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笑脸。

至此，马鸿逵在宁夏的封建统治，彻底结束。

十三、进疆

第一兵团河西走廊千里追敌，迸逼新疆，陶峙岳排除阻力毅然率部起义。数万新疆父老百姓为了迎接解放军，在迪化城外数十公里处，焦急地等待了三天。进疆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揭开了新疆历史新的一页。

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到新疆的实际情况，为使新疆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并对解放全中国作了周密的部署。当时，王震主动请缨率部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就解决新疆问题同王震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毛泽东说：“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新疆的各族人民做好事”，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5月23日，毛泽东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要求第一野战军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

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军委关于争取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图。8月4日，毛泽东在转发彭德怀关于进军新疆时间安排的电报中说：“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8月6日，毛泽东又指示：“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

在兰州战役前，毛泽东曾致电第一野战军首长并告贺龙、习仲勋，部署集中3个兵团全力攻取兰州时，要求“王震兵团从（黄河）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

8月26日，兰州解放，第一兵团挥戈西进，9月5日解放西宁。这时，军委和第一野战军前委已最后决定第一兵团率第二军和第二兵团的第六军进军新疆。

9月4日，向河西走廊追歼逃敌的我第二兵团，开始沿兰（州）新（疆）公路西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纷纷投诚或起义。我军相继占领武威、永昌和山丹等地。17天推进700公里。

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于9月10日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14日，进入风雪交加、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区。由于防寒装备不足，冻死冻伤200余人。广大指战员以坚强的毅力，克服狂风、大雪、奇寒带来的种种困难，仍然以饱满的士气，奋勇前进。

17日，我第一兵团将士越过海拔5000公尺的祁连山，攻占民乐，歼敌骑兵第十五旅等部，19日至20日，在张掖地区歼敌5个团，21日，与第二兵团会师于张掖。

逃窜到河西走廊的敌西北军政氏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甘肃河西警备总部及第一二○军、第九十一军残部，在我政治争取下，于9月24日在酒泉起义。

起义的敌军根据王震司令员指示，迅速派出汽车200辆，由骆驼兵团派兵押送高台、张掖一带，接运第一兵团的一部分部队轻装进驻酒泉。

9月23日，我军进入酒泉，和平解放了这座城市。随后我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玉门、安西等地。与此同时，偏踞岷县地区的敌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率5个团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至此，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起义、投诚和被歼的敌军共4万余人。除陇南一隅外，甘肃全省均获解放。马步芳、马鸿逵在甘、青、宁三省的反动统治终被摧毁。

第一野战军的下一个目标，也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我国的新疆省了。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睡，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人口约410余万。省内多戈壁沙漠，面积约160余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省份。早在抗日战争末期，该省伊犁（今伊宁）、塔城、阿山（现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组织了民族军。这支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并建立了以伊犁为中心的解放区。1949年9月，民族军已发展到1.4万余人。

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属的整编第四十二师、整编第七十八师、整编骑兵第一师及骑兵第九旅等，共7万余人。

陕、甘、宁、青四省基本解放后，该省守军处境更为孤立。

国民党内部曾有人形象过新疆守军的困境：“新疆的国民党部队在19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这些有限的兵力和有限的绿洲一样，瀚海相隔，首尾脱节。在这些部队中，有受蒋介石、胡宗南遥控的‘嫡系’，有听命于马步芳的‘亲兵’，有盛世才留下的旧部，还有一支由美蒋装备训练的乌斯满武装。真正是各忠其主，各行其是。陶峙岳确实是内无善战之兵，外无可援之军。”

1949年6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中苏关系谈判。斯大林告诉刘少奇，美国企图将马步芳、马鸿逵撤到新疆，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如得逞，对中、苏均不利，建议加速向新疆进军。中共中央得悉后，遂将原定明春开始经营新疆的计划，提前到当年冬季。

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拟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赶到南疆和北疆。

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新疆的和平解放，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几个关键人物，发挥了重大作用。

张治中开始作为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央代表，到迪化与伊宁代表会谈，解决新疆问题。1946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参与卧共合作谈判，其政治思想开明。

抗战前夕，他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向学生讲《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时，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国民党当权，或共产党当权，但革命总是要继续前进的。”

又如，他曾在延安大礼堂向共产党干部讲话时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他在新疆九分校的一次对上校以上军官的讲话时说：“我们历代汉族祖先对不起新疆各族人民，负债于各族人民，我们是来还债的。”

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部总司令的陶峙岳，在推动新疆和平解放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陶峙岳于1948年来新疆就任警备总司令以前，在兰州跟张治中曾经有过恳切的交谈，对张治中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内心是愿意走张治中的路子的，但他顾虑驻新部队成分复杂，非到绝对成熟时，决不能表示和平起义的态度，以防万一有失。

自从张治中来新疆着手和平解决新疆内部问题时起，在新疆军政首脑人物中就存在着主张和平解决与反对和平解决两种力量的斗争。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新疆问题如何解决，走什么路子，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斗争也更尖锐复杂了。主张和平解决的人，自然主张和平起义；反对和平解决的人就坚决反对和平起义。

从局部来看，起义的决定力量在于驻新的国民党部队。可是这些部队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教育和欺骗宣传，流毒甚深，而部队的实权，实际还掌握在少数顽固的部队长官手中。在这些部队的高级军官中，当时已经有两个师长（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一个旅长（整编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公开表示反对和平解决，是起义的最大阻力。其他师、旅长能否毅然摆脱旧的关系，接受和平解决，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待形势的发展和做大量说服争取的工作。因此，在酝酿起义的初期，部队内部主张起义的力量处于暂时的劣势，反对起义的力量则处于暂时的优势。

随着解放大军日益接近新疆，以及在国民党部队内部进行起义的宣传联络工作的日益深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转向同情起义、拥护和赞成起义；少数反对起义的头目越来越失去市场，在部队内部也越来越孤立。原来在部队内部处于劣势的起义力量，逐渐取得了优势。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几次紧张情况，反映出了双方斗争的激烈性。

1949年8月初，解放军进攻兰州，兰州形势危急。马呈祥、罗恕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陶峙岳表示，要求将他们的部队调到关内去。而叶成也有这样的请求。他们一起向陶峙岳施加压力。

当时的迪化，危机暗伏，谣言四起。社会上不断有消息传来：

“罗恕人的一个团将袭击陶峙岳住宅！”

“叶成、马呈祥将要裹胁陶峙岳，命令东疆北疆两地区部队退守铁门关。”

“穆罕默德·伊敏已去和阗（今和田）重建大头棒基地。”

8月间，莎车洪亚东率部和唐井然火拼的消息接踵传来。

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大批特务及大小军政头目由兰州撤退新疆。他们沿途煽动，使军心涣散，人心浮动。

到晚上，到处呜枪，抢劫四起，社会上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有一天，陶峙岳公署办公厅为安全起见，决定每天晚上由警卫营派出一部分部队，在东大楼和东花园外围及附近各街道、巷口增设岗哨，加强那里的警戒。

谁知这个措施刚实行了一夜，便遭到罗恕人的反对。他说在东花园设防是不相信他，扬言要与警卫营比比力量。

不得已，警卫营被迫撤了岗哨。

新疆和平解放的道路是十分艰巨的，后来陶峙岳回忆了这一段历吏：

约在1949年7、8月，开始酝酿起义事项。首先让刘孟纯（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陶晋初（总司令部参谋长）、屈武（省府委员兼迪化——现乌鲁木齐市长）、刘泽荣（驻新疆外交特派员）、梁客浔（总部政工处长）等，同有关方面联系、交谈，听取反映。认为总司令部领导人的意见必须一致，南北疆部队的行动必须一致，这也是为防止万一有失。为此，我在8月15日左右，偕物资供应局长赫家骏、政工处长梁客浔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了驻在南疆喀什的副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见面。那次密谈没有第三者参加。赵锡光是极不愿意部队内调的，对于起义的部署深表赞同，南疆就由他负责。东疆毗连甘肃，酒泉是其门户，而河西走廊正是兰州的退路。还有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曾震五（第八补给区司令）两人在兰州暗通声气，不仅曾与新疆相互呼应，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门油矿安全，彭、曾尽最大努力。

1949年8月酒泉解放的前后，出现了和平有利的情况，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首先邓力群于解放前不辞艰险，假道苏联来新，是一件非常及时、令人高兴的事。他带来了张将军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策，带来了力量和希望。

新疆的和平解放之所以取得胜利，是与这件事分不开的。邓到新后，为我们打通了与北京的渠道，使我们的行动都能有所秉承，因此能信心百倍，勇往直前了。

酒泉方面的情况当时也是十分个人关切的，它是新疆的咽喉，国民党部队在兰州、西宁相继溃败后，第九一、一二○两个军位于高台、酒泉之间，有直叩星星峡大门之势。当时最篇指挥官是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其人却是一个死硬分子，适他由高台赴酒泉途中因撞车受伤，指挥权则由副参谋长彭铭鼎取代。彭与我早有联系，有他运筹决策，把宁新疆大门，确保玉门油矿我是十分放心的。当时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均支持彭的行动。还应提到刘振世，他是我多年同事，彼此相知甚深，情感至厚。他于瓦子街战役被俘，经过教育进步很快，曾随彭总进军西北，任联络员。他和彭铭鼎在高台会晤，畅谈形势，增添了对和平起义的力量。

后来他个人先于解放军进乌鲁木齐，沟通解放军与起义部队之间联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常说，新疆和平解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应归于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明领导外，还有不少因素构成的。

当兰州战事日益紧迫之际，驻新部队内调问题又形势紧张。以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为中心，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实为主谋，每次以内调为借口，实际上是不愿率领部队起义。我考虑到部队将领情况如此复杂，如果处理不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就以不能内调为理由，经过与叶成（整编七十八师师长）、马呈祥、罗恕人等进行诚恳交谈，首先从新疆本身的特点，根据当时全国形势，新疆怎么办诙起，天天谈、夜夜谈，诙的方面很多，目的是希望他们放弃内调打算，从而不致阻挠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到必要时可以设法满足其个人行动的愿望。对这些人来说，要他们一旦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极不容易的。所以只有从许多利害方面逐渐说服他们。

不久兰州的解放就在眼前，时机已经面临到了最后阶段，我不能不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升窗户说真话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赞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券，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持。何况从军事上看，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说，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多民族的关系，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的。否则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10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这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欲战不能，又无法谈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大家选择吧！”

这一席话，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亦未表示反对。从罗恕人淌下眼泪来看，似乎有所动摇。但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是处于摇摆、混乱、矛盾的状态。

事态的发展，总是有起伏的。就在经过多次恳谈之后，一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扣门，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今夜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

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

我想叶成来告诉我这件事，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因此留下叶成，用电话约了罗恕人、马呈祥来谈，话语十分恳切，他们一来，我就一言直入：

“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子你们有甚么便宜？”

当时，他们相顾无言，只见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罗恕人嗫嚅而言：

“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听罗之言，可以想见他们的矛盾痛苦，大都是基于个人打算，应即因势而利导之。

我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个人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而不应该遇到困难长吁短叹，甚至和你们相对而泣。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很清楚。应不再设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烦恼问题了。

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细想之。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

我有这样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

话头很长，尽情倾吐，因而他们也就平静下来了。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东方快发白了，始各散去。在此险恶关头，脸皮幸未撕破；留有余地，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单枪匹马闯进老满城一师师部，他们正在开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但看不到我一个随从，表示我对他们是相信的，他们也就释然。我乘此机会作了进一步解说，比昨晚说得更深些。经过这次长谈，终于使他们露出笑容。对我的意见似以首肯。后来通过各方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接触解决，尽可能满足其物质愿望，又由刘汉东（迪化警察局长，和罗恕人等结交深）加以功说，时机已见好转。最紧要者，在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继兰州之后急速获得解放，马家巢穴，破灭无遗，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在青海家属已安全逃到广州，另一方面，马步芳最后逃往香港时，还携走骑一师应得军倘银元五万元（由青海拨付），也使马呈祥极为不满，认为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

在此内外影响下，于是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明确表示，愿支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满天烟雾，至此稍露曙光，大局从此可以暂告稳定，容许另作安排。但事后有人提出指责，谓不应让反革命逃走的。不错，从某种意义来说，应有此议。但是事实也应顾到反革命是不会甘心自己灭亡的，总想来作最后挣扎。蒋介石、胡宗南知道新疆情形，一面来电骂我“投降共匪”，一面暗中分别勾结部队将领，以遂私图。蒋胡之流惯耍这种流氓手段，对驻新部队经费从6月份起分文不发，而以开拨费名义汇来百万元（通过兰州长官公署，马步芳又扣去20万元，所余恰够维护生活三个月），其险毒无耻个人愤恨。直到叶成、罗恕人、马呈祥整装待发的前夕（9月23日），胡宗南还有电分致叶成、罗恕人、马呈祥三人，要他们把队伍带到南疆许以空投救济。他们最后建议，卒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而未反前议，这是叶成当面告诉我的。依据以上事实来看部队动向，是极为微妙的，要罗恕人等赞同起义，势不可能。如果坚持不让他们循着适当的途径离开，一旦横生枝节，事情也很不好办。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偕其家属于9月24日离迪南行，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25日发出了。

当时起义的部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整编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二三一、骑四、骑九等五个整编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二二七、一七八、一七九等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一师所辖六、七两个整编旅，驻新疆联勤总部的物质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

起义通电发出后，陶峙岳又以新疆全省警备司令名义，公开发表了一个《告全疆国民党部队全体官兵书》，主要说明新疆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的意义和继续维持社会秩序的责任。

当天，彭德怀接到新疆的和平起义通电后，立即复电陶峙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疆而奋斗。”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9月28日给起义将士复电：“你们在9月25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

10月5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在酒泉同陶峙岳举行会谈。

彭德怀同陶峙岳一见面，就紧握他的手说：“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

“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

10月7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与陶峙岳、郝家骏等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酒泉会谈”。陶峙岳汇报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与第一野战军首长共同商讨了人民解放军进疆、起义部队改编、新疆军政委员会、省委、省政府、军区等机构组建等问题。鉴于当时新疆的动荡局势，陶峙岳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入疆。

为迅速接管新疆，中央军委决定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第六军（欠第十八师）进驻新疆。

在当时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要实现这个规模巨大的进军计划，确实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新疆的气候恶劣多变，时已下雪，而部队的御寒装备很差，指战员们仍穿着单薄的征衣，有的甚至连一双鞋子都没有。新疆地域辽阔，人烟稀少，而当地交通工具极为缺乏，解放酒泉时接收的国民党第八补给区的几百辆汽车大都破旧不堪，连辎重也无法全部装下，为人代步根本不可能，主要得依靠两条腿来完成几干公里的行程。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400万人口中包含13个民族，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差异，这就给部队行动来了新问题。

为了胜利完成进军任务，第一兵团在进军前的短短时间内，紧张地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彭老总和王震司令员，常常彻夜不眠地亲自调查研究，掌握部队情况，解决纷繁的问题，制定了周密的进军计划和部署。彭老总、野战军政治部甘泗淇主任，都对进军中如何执行政策、纪律作了具体的指示。

据此，第一兵团党委及各级党委都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教育。

10月6日，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和进军部署。他十分严肃地说：“这次进军具有重大的意义，直接关系着新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祖国的统一，我们一定要顺利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说罢，他又走到墙跟前，指着图大声说：

“新疆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想把这块地方割走，你们答应不答应？”

大家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答应！”

王震同志接着说：“对！要不让帝国主义割走，我们就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迅速进军新疆。要准备吃苦，准备走路，无论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快些开进去。”

从10月10日起，进疆部队在四个汽车团和苏联派出的40架运输机的支援下，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方式，由酒泉、玉门、安西地区西进。

在开进途中，一野的部队战胜了戈壁沙漠、气候严寒、地广人稀、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处理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在都善和七角井制造的两起暴乱事件，团结教育了广大起义官兵。军行所至，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时任第一兵团参谋长的张希钦后来描述了进军新疆途中的情景：

我军踏上征途不久，新疆就进入严寒的冬天，狂风卷着鹅毛大雪，天山南北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气温也常在零下二、三十度。尤其是阿勒泰山区和伊犁河谷等地，积雪竟达一米以上，给我们进军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光荣的使命，激励着指战员们奋勇前进。他们背着沉重的武器、干粮、饮水和烧柴，在深雪里顶风冒雪赶路，往往日行百里以上。记得战士们写了这样一首诗：

大雪纷飞边塞天，

革命战士意志坚，

精神抖擞不怕冷，

定要战胜大自然。

进军路上，冷风吹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疼痛，虽然穿着棉衣，却象赤身掉进冰窖一样，有的同志手脚都麻木了。为了抵御风寒，战士们在行军中，总是将腿高抬，大甩胳膊，以运动全身，增加热量。刚一停下，就在雪地里掏个雪洞，把脚放在里面。每当行进在高山峡谷中，积雪更深，有时要从没颈的雪坑中把战友救出来。连续的行军，指战员们虽没有得到很好的补给和休息，但是，都不顾疲劳，朝气勃勃。一路上，他们饮冰雪，吃干粮，翻过了无数山岭，涉过了不少的冰河，越过了千里戈壁渤海，鞋子磨破了，就用破布包起来，或者打着赤脚走。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荒野上。虽然当时环境十分艰苦，但没有谁发过一声怨言，没有谁讲过一句怪话。相反，越是在艰难的时刻，指战员们越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边迈着大步，一边高唱着“挺进！挺进！”的战歌，边走边唱，把疲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的战士，在困难的时刻，困结一致，同甘共苦，全军上下，到处是一片互助声。同志们都抢先承担困难，争扛最重的东西。身体强壮的战士，争相替年小体弱的战士背武器、干粮。出现病号时，大家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轮流搀扶，不使一人掉队。记得在翻越天山时，有个营长跌伤了腿，行走困难。团首长为了照顾他，专门给了他一匹马，当他发现一位战士的腿也被跌伤以后，便立即将马让给了这个战士。这种阶级友爱的精神，汇成了巨大的战斗力。

在这次进军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二军五师十五团就是突出的一个。

这个团进抵阿克苏后，突然得悉和田有一小撮敌人在蠢蠢欲动，而逃往边境的那些民族败类，又刮起了一股什么“泛土耳其主义”的妖风。于是，他们奉命继续向和田进军。当时，从阿克苏到和田有三条路可走：两条大路，水草较多，人烟较稠，是人们常走的，但是路途较远，需要的时间长。另一条可以少走三分之一的路，但要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千百年来，这个“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一直被人们视为畏途，许多外国探险家曾经去冒过险，有的进去了没有出来，有的在大沙漠的边缘徘徊了一阵，望“海”

兴叹而返。可见，这条近捷的道路，是多么的危险啊！但是，为了及早粉碎敌人的阴谋，解放受苦受难的和田人民，他们决定选取这条险遁。大沙漠里，滴水难寻，飓风狂沙，缺粮缺柴。我们英勇的指战员们，满怀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同流沙、风暴、干渴、严寒搏斗。

部队进入沙漠腹地后，遇到了从未见过的大风暴，狂风卷着飞沙，遮天蔽日，使人睁不开眼，站不稳脚，部队十几个小时没见到一滴水，没吃一顿饭，战士们个个嘴唇干裂出血。在这艰难时刻，同志们发扬一往无前、团结友爱精神，手挽手地抗击着风暴继续前进。当部队行进到距和田400里时，传来了以伪副专员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密谋暴乱的消息，我军立即组织了一支轻骑队，以一昼夜直奔和田，部队主力则以两天时间进抵和田郊区。正当阶级敌人做着垂死挣扎美梦时，我军已如神兵天降，西隆重镇和田终于解放了。

由于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军仅用了三个月时间，行程6000多里，胜利进驻全疆各地，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创造出来。这一胜利，象我军无数个胜利战斗一样，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0月20日，第一兵团二、六两军，在陶峙岳派来的“欢迎解放军入疆代表团”的前导下，胜利进驻迪化。

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描述了新疆民众欢迎解放军热烈场面：新疆陶峙岳、包尔汉来电说，“希望迅速进军全疆维持秩序”。“迪化各界约两三万人至数十里外欢迎解放军已第三天了”。

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新疆各族人民和以陶峙岳将军、包尔汉先生为代表的广大爱国起义官兵及政府官员是热烈拥护的。但也有一小撮反动分子和民族败类进行阻挠和破坏。

进军一开始，在酒泉指挥部里，我第一兵团司令部就接收到了特务分子和反动分子煽动起义部队骚乱的电报：在鄯善，敌一九四团一部，于10月16日举行叛乱，抢杀准备迎接我军进城的县长和欢迎群众，把我第二军先头部队二十团堵于城外；在焉耆，敌一二八旅大肆劫掠群众，烧毁民房百余间，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在轮台，群众被打死打伤200余人；在库车，全城被劫……

10月20日，进军部队又突然收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急电，说驻哈密的敌一七八旅五三三团的反动军官，指使其驻七角井的部队，扣留了我五师运载军用物资的汽车，扣押了我随车的全部人员，并乘这些汽车窜回哈密，公然劫走了哈密银行库存的两万多两黄金和大批物资，纵火烧毁民房数百间，打骂群众，无恶不作，还准备挟持全团叛变。哈密是新疆的东部门户。

哈密一卡住，我进军行动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根据王震司令员的指示，进军部队决定立即将其包围，解除他们的武装。第一兵团参谋长张希钦还给敌一七八旅旅长写一封信，提出严正警告：为了确保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叛敌分子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否则，解放军有权对他们实行制裁……同时，责令其在半小时以内给予答复。当进疆部队步、炮兵把叛乱部队包围后，敌人派出一名副旅长与进疆部队谈判。此人十分油滑，口头上讲一些“表示惭愧”的话，实际上拐弯抹角、支支吾吾，总是推卸责任。张希钦参谋长指出：

你们的叛乱行为是公开破坏新疆和平解放的协议，直接危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同时，责成其尽快查明祸首，给予严励惩处；立即退回赃物，赔偿群众的损失。几天之后，他们把首恶分子逮捕法办，送到了迪化，把一部分抢去的东西归还给了群众。第一兵团进疆以后，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团结和依靠新疆各族人民，担负起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各项任务。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指示，第一兵团于1950年3月派出一支先遣分队，向西藏地区侦察前进。这支先遣分队翻越了海拔6000多米的昆仑天险，穿过冰雪覆盖的无人区，克服了饥饿、严寒、迷路、高山反应等重重困难，几临绝境，终于胜利到达藏北改则地区。我军这一英勇的行动，完全出乎西藏反动上层的意料。当先遣分队到达藏北的日土宗（县）时，他们以为是神兵天降，目瞪口呆。进军藏北，好比给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背后猛刺一刀，有力地配合了西南主力部队解放西藏的行动，促进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

先遣分队抵达藏北后，大雪封山，供应断绝，但他们无所畏惧，猎取野驴充饥，把麻袋缝成衣服御寒，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加重藏族人民的负担，从而粉碎了反动上层挑拨我军与藏族群众关系、把我军逼走逼死的阴谋。

第一兵团还陆续抽调了2万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各级工作团（队），深入农村、牧区，参加了地方民主建政、建党、减租反霸、土改、牧区改革、镇反、三反五反等各项工作，斗倒了恶霸地主、反动伯克（牧主），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得了翻身解放，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后来这些干部战士中的许多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他们象革命的种于，撒遍天山南北，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群众之中，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边疆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我进疆大军始终把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当作中心任务。入疆后，进疆部队，征尘未洗，立即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和南泥湾屯垦的光荣传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坎土馒，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渺无人烟、荆棘丛生的荒野碱滩上，挖开冰雪，安营扎寨，用他们战斗过的双手，向塔里木、准噶尔盆地的千里荒野展开了新的进军。没有房子挖地窖，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牲口人拉犁，不熟悉当地作物栽培规律，虚心向随军人疆的农业专家学习。他们开发荒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架桥铺路，兴办牧场、渔场及各类作坊。当时部队流行一首歌曲，其中有一句称：“劳动能够翻天地，戈壁滩上盖花园。”

第一兵团进军新疆、解放新疆的胜利，结束了历代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阴谋，揭开了新疆历史新的一页。

进疆后，第一兵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艰苦创业，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各族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11月下旬，彭德怀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陪同，自兰州飞往迪化。他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等人一起，同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等座谈协商整军、整财、整政三大问题。随后，彭德怀又主持召集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并在省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新疆目前施政方针》。

12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新疆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赵锡光，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陶晋初，政治部主任李铨。下辖：第九十军，军长赵锡光，政治委员张仲翰，第一副军长王根僧，第二副军长陈德法，参谋长李祖唐（后叛变）。该军辖第二十五师，师长刘振世，政治委员贺振新；第二十六师，师长罗汝正，政治委员王季龙；第二十七师，师长陈俊，政治委员龙炳初。

兵团直辖骑兵第七师，师长韩有文，政治委员于春山；骑兵第八师，师长马平林，政治委员张献奎。

十四、分兵人川藏

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取得西南战役的重大胜利。第一野战军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第一野战军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为建设大西北再立新功！

在彭德怀指挥大军向新疆进军的同时，贺龙率领另一路大军经营川北，向四川进军。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当时，任西安军管会主任的贺龙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决定从西北地区抽出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的准备工作。

7月16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的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四省的重任交给了刘、邓、贺。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4日，贺龙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和决定进军西南的若干问题。

“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毛泽东征求贺龙的意见。带哪支部队跟他进军四川事关重大。贺龙当然希望率领那些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但是，他考虑到，这些部队都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而且，从1947年3月以来，这些部队一直在西北战场作战，对西北地区情况比较了解，彭德怀对他们已比较熟悉。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第十八兵团，处在进川比较方便的位置；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因此，贺龙向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带十八兵团人川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14个师担负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

有些长期跟随过贺龙的人对此颇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带过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

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贺龙在这方面对自己要求很严。他认为，军队要听党指挥，共产党员不能争个人的兵权。

早在1947年3月陕北大战在即的时候，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很久的问题。若按一般的惯例，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当时，贺龙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正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当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并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时，党性很强的贺龙，坚决拥护这一决定。他认为：

“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

为了保卫延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贺龙从不把自己带领的部队看成个人的，而且要求所属部队听党指挥。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三个纵队，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赴陕北。贺龙仍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队过了黄河。

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你们的任务是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

1947年3月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晋绥解放区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此时贺龙统率的部队仅有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以及十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任务确实不轻。但是，贺龙毫无怨言，愉快地挑起了这一重担。

当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伺机歼敌，急需补充大量弹药时，贺龙下令部队急送炮弹2000发到陕北，以后又让后勤部门送去了三批武器弹药。

贺龙想，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西北战场的仗将越打越大，西北野战部队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也是相当大。他觉得晋绥作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种仪器、机械。要有效地支援陕北战争，必须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火生产。他想到陕甘宁边区也有军工企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才。贺龙想，如果把这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起来，既能使陕甘宁边区那点家业不致在战火中被破坏，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为此，贺龙找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征求意见。

李强很高兴，认为贺龙的想法很有道理，极力支持。于是，贺龙专电习仲勋，提议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集中两区军工力量发展军火生产，以支援西北地区长期作战。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也大力支持。彭、习联名致电贺龙，表示完全同意，并请贺龙全权负责。

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颌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带设备来河东。贺龙任命蒋崇璟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扩大军工生产。此后，晋绥军事工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厂，1所工业学校，3500多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余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战争。

1947年7月小河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工作，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这样，中央就把全面支持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交给了贺龙。

对于一个一辈子带兵打仗的贺老总来说，他也希望统率野战部队驰骋疆场，然而从战争全局出发，他个人从不计较什么。

7月底，贺龙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又将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调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三旅在晋西北。

8月中旬，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集结待机，指示贺龙，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于8月18日渡过黄河。他们刚刚登上东岸，胡宗南的部队已追到西岸，隔河打炮。炮弹在河中激起阵阵浪花。贺龙笑着对部队说：“胡儿子放炮为我们送行呢！别理他，走呀！”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打仗，贺龙在后方送粮、送钱、送兵。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占32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著文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贺龙在补充兵员上也有一套办法，那就是：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主要是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这种办法很见效，仅1947年就动员了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发展，到1948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了七个纵队零二个旅。到了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指挥下的部队，已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三个纵队两个旅，发展成按二三制编制的18个师，6个军，2个兵团，22万人的大军了。建国后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1949年10月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人川作战的命令。毛泽东告诉贺龙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入川部队接受任务后，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不想入川。他们有的怕到了康川不服水土；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有的怕与少数民族处不来，总之，有不少思想问题，贺龙觉得，这是人川前思想上的一只“拦路虎”，必须予以解决。他指示十八兵团赶快组织几次报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

10月25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

他说：“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条件也是艰苦的。

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晴，地无三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

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饭吗？

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大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

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事过30多年，其他的话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铭记至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悔。”

11月6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7日，中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11月6日，周士第和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到达西安。

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人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中央确定的解放西南的方针是：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而再打。具体部署是：

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切断朗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

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按照这一部署，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

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到适当时机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又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第十八兵团李振部、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七个军构筑第二道防线，要坚守秦岭。贺龙见胡宗南已上当，乘我第十八兵团体整时进行深入动员和山地战训练，待机而发。

11月1日，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实施多路攻击，势如破竹。胡宗南这时才知道上当，急令所属各兵团从11月13日起陆续向川北撤退。

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沪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日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分三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11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12月9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4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17日占领著名古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这一天，贺龙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七曲山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地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

敌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见大势所趋，决定起义，在德阳，贺龙接见了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

贺司令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仁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

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的企

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默念我以戴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21日至25日，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也分别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邓崃地区被围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27日，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当天，成都解放。

1950年3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至此，川、云、贵、康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12月28日，贺龙到达新都，30日举行了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了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1950年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致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正确评价了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贡献。他们说：“西南战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仍在西北，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解放后的西北，匪患十分猖撅，严重危害着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贫困，上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城乡反动势力、封建制度依然存在，民主改革尚未进行医治战争创伤和收给国民党反动统治所留下的“烂摊子”，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西北党政军民的身上。

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正以极大的精力思考着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冬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等问题，作出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对加强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北的军事工作。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接要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兵团（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三个二级军区（陕西军区由第十九兵团兼，甘肃军区由第二兵团兼，新疆军区由第一兵团兼）；七个三级军区（陕北军区、陕南军区由第十九军兼，青海军区由第一军兼，宁夏军区由第六十五军兼，喀什军区由第二军兼，伊宁军区由第五军兼，迪化军区由第六军兼）；32个军分区和一所军事政治大学。

12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