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道具冷火球漂浮: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15

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已经可能并必须把主力精力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一九五○年需要弓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的任务，“应是消灭土匪，肃清特务，实行民主改革，动员一切力量，节衣缩食，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

它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的军政工作。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习仲勋、张治中，秘书长为常黎夫，副秘书长为谈维煦。委员有王子宜、工世泰、王震、甘泗淇等40多人。

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题为《关于目前西北地区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七项工作任务。

彭德怀最后说：“我们一定能团结，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办好西北人民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全局考虑，把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当作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完整的一个重要目标，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

在1949年10月，毛主席明确经营西藏的任务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任。11月，鉴于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结束较早等原因，毛主席曾考虑过由西北局主要担任经营西藏的任务，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1950年初，毛主席又将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确定由西南局担任，西北局配合，决定于4月中旬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

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地处中国西南边疆，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山高缺氧，气候寒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解放前境内没有一条公路。解放前，西藏社会长期以来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劳动人民，即占藏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在官家（封建政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的残酷统治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于1950年1月6日，决定派第十八军及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由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率领，从西康、云南方向执行进军西藏任务；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出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从青海、新疆方向向西藏进军，以配合第十八军的行动。由于西藏地区土匪猖撅，严重影响到进藏的准备工作，西南军区经请求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4月推迟至当年冬季。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进军西藏的指示后，加紧筹划解放西藏的工作。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儿所院校，借来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认真阅读与研究；又请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任乃强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龙于1月10日向毛泽东、彭德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汇报初步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对进藏路线提出了意见。

贺龙指出，经康进藏，通常走的路线有三条：

一是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萨。此为满清时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陡险，昌都至嘉黎间有东西两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终年积雪，最难走。

二是由昌都至恩达西北行，经类乌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萨。

三是由甘孜至玉树西行，经布母拉，沿格尔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

贺龙指出，最终选择走哪条路，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论走哪条路，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站。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西南军区已着手编3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贺龙还就西藏气候、教派情况作了详细报告。

与此同时，贺龙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迅速绘出了中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

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语言不通，居民与汉民族的隔阂比较深，所以，向西藏进军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进藏部队的给养，几乎全部要由内地筹措，随军前送。补给，成了重于作战的首要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斗争方针。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备，特别是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问题。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统辖七个工兵团，十个辎重团和一个空军运输机大队，担任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

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胥光义抵达成都报到。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在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靠牲口、靠牛车运输。有些山道，牲口、牛也过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贺龙对进藏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对进藏部队的被服、装具、饮食卫生等都考虑得很仔细、很具体。

3月14日，西南军区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25日，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藏动员誓师大会，4月28日到达甘孜。由于修路进展迟缓和空投试飞一个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队有耗无补，发生粮荒。据有关记载，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能吃一斤粮。直到6日和7日，空军向康定、甘孜试投成功，先遣部队的粮荒才得以缓和。

由于只有两架飞机可以到甘孜空投，无法保证到甘孜部队的全部粮食供应。因此，贺龙和邓小平向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报告：为了保证9月份在甘孜屯积150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来空运进藏物资。然而空运能力毕竟有限，仍无法保证大部队的全部供给。4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那里，路修到那里，物资亦运到那里。为此，西南军区调集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组成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也组织部队和民工1.7万余人，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

在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的领导下，到10月份，公路已修筑750公里，用飞机、汽车和马车向前方运输了上万吨物资。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进藏部队陆续向前开进。至10月初，十八军的部队由四川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一线；云南军区的部队进至贡山；青海军区骑兵支队进至玉树，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为了筹划解放西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曾于1949年8月上旬电示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放西藏问题的准备。”遵照这一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把争取和团结班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1950年5月，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军区奉命组成以当才活佛、夏日仓活佛、显灵呼图克图、格勒嘉措和迟玉锐参加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彭德怀在西安接见了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指示精神，勉励他们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贡献。

5月中旬，班禅行辕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等人奉命来西安、兰州，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领导转达班禅关于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及“速发义兵，解放西藏”的请求。

5月17日，中央就进军西藏问题向西南局和西北局发出指示：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就在我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期间，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拒绝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继续进行所谓“西藏独立”的活动。他们将西藏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计七个代本（相当于团）

的全部和3个代本的一部共7500人部署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的广泛地区，统归昌都边使总署指挥，企图利用金沙江，固守要道，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顽固势力，并警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要插手西藏，经中央军委批准，西南军区于10月发起昌都战役，歼藏军六个代本全部，三个代本一部，争取了一个代本起义，一共歼敌5700余人，一举解放了昌都，打开了我军进藏的门户，并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在昌都战役中，青海骑兵支队南下配合作战，截断了昌都藏军西撤拉萨的退路，抢占了昌都西南的宗泽山，控制了山坯口，完全切断了藏军南逃的退路，对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深入宣传，广大藏族人民群众和爱国僧侣受到极大的鼓舞，也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特别是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爱国力量日益壮大，形势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方向发展。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4月29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酋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5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精神，电令中共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进驻西藏，防止随时和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分两个梯队，于8、9月陆续出发，于10、11月先后进驻拉萨及其他预定地区。

8月，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范明率领下，西北入藏部队第十八军独立支队与班禅行辕及其原驻西康、康定办事处、军乐队等共1300人，从西安出发，克服洪水暴涨和地震等困难，于12月1日进入拉萨。当天，拉萨市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并召开群众大会，庆贺进藏部队胜利全师。

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实现了中国大陆领土和主权的统一。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还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剿匪的方针、政策，从西北少数民族众多的实际出发，制定了适合西北地区情况的特殊政策和策略，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以保卫新生政权，安定社会秩序。

在西北，历来匪患严重，由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造成的矛盾和仇杀等，加上国民党特务煽风点火，与惯匪勾结，使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据估计，当时较大的股匪有470余股，约13万人；被裹胁的群众约9万人，主要分布于陕西的陕南、关中，甘肃的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地区，青海的大通、门源、贵德等地，宁夏的贺兰山区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新和青、甘、川交界地区。

早在西北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

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新解放区的工作重点是：“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命令时，要求全体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又在大西北的历史舞台上演奏了一曲惊天地，憾人心的卫国壮歌。

全歼“豫陕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王凌云等残部，是第一野战军之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豫陕边区挺进军”是由国民党军队溃退到陕、鄂、豫、甘、川五省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地区的残余部队及散兵游勇、地方土顽拼凑而成的。由原国民党南阳绥靖区司令工凌云任总指挥，下辖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第五军（军长徐经济）、第八军（军长季凌云），共有9个师，1.3万余人。

虽说国民党军队已兵败如山倒，但这支反动武装仍自不量力地沿秦岭巴山布防，妄图牵制解放军南下，掩护国民党胡宗南残部“从容入川”，并相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重建昔日的“天堂”。

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天堂”！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第十八兵团乘胜南下入川；第十九军以凌云驾虹之势解放了陕南绝大部分地区，统一领导清剿秦巴山区的国民党残军败将及地方游杂武装。

第十九军是1949年5月划归第一野战军指挥的，它是以陕南军区为基础组建的，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下辖第五十五师和五十七师。根据任务区分，第五十五师和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负责陕南东部及川陕甘边界剿匪任务；第五十七师和汉中军分区独立三团负责陕南西部及川陕甘边界剿匪任务。

12月28日，第五十五师一六四团从西乡峡口、贯子山、钟家沟出发，翻山越岭，疾速南进。400里的山路，他们三天抛在身后，入川到达两河口。

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率师直机关经堰口、杨家河、镇巴、三元、黎坝，直插简阳。一六三团出镇巴，经官渡湾、滚龙坡，两天半翻过大巴山，30日进抵川北重镇万源城郊后，1950年1月3日解放通江县城。

1950年1月2日夜，第一六四团向王凌云的新编第八军进击。敌军三六九团团长周辅臣率部800多名官兵在阵前起义。接着一六四团二营与起义官兵在二营教导员杜近明指挥下，在牟家坪、大井坝地区消灭了敌新编第八军二十二师千余人，敌军参谋长吴美仁投降。1月7日，一六四团经烟溪场、龙门溪，直捣苦草坝，将敌聚歼，俘敌新编第八军军长季凌云以下1300余人。

我第一六三团一营在通江东北的长坪、泥溪坝与敌新编第五军发生激战，战斗30分钟，敌军长徐经济、副军长崔振山等1500余人乖乖缴械投降。

随后，一六三团和一六四团南北夹击将敌新编第四军压迫在方圆不到50里的大山之中。

王凌云此时急了，召集军官开会，要求所部“分散活动，注意隐蔽潜伏。”

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在王凌云授意下带残兵向云雾山中转移。

我第一六三、一六四团哪里肯放，一路追击李学正部。

1月10日上午，我追击部队向溃退之敌发起进攻，李学正要求部队“顶住”，无奈士兵斗志丧失殆尽，个个只顾逃命。

中午时分，解放军冲入敌阵，敌新编第四军彻底崩溃。李学正见大势所趋，只得率军部和下辖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共2000多人，举手投降。

而此时的王凌云，败军之将仍不忘风流，正想与青峪口一位杨老汉的女儿成亲。

杨老汉哪里肯把自己的千金嫁给这位土匪头子，但想到硬抗只会使自己吃亏，不仅救不了女儿，且可能危及全家老小的性命，所以当面应承下来，而偷偷地向第一野战军第一六三团二营报告了这一情况。

二营教导员问明情况后，派兵很快把王凌云抓住了。

这位曾经威风一时的敌军中将总指挥，在第一野战军第五十五师指挥员面前，完全是另一副样子。

我第五十五师师长符先辉问：“你就是王凌云呀！”

“贱名凌云，罪该万死。”

“你跟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了十几年的仗，双手沾满了烈士和人民的鲜血，现在该是总清算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是……是！”王凌云害怕被解放军杀头，忙说：“感谢贵军不杀之恩。

愿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坐在一旁的第五十五师政治委员张明看到昔日战场的对手现在只有说“是”的份儿，心生厌恶，便讥讽道：“王司令，你我都是军人，但志向各异，使命不同。你替蒋介石卖命，我们为老百姓谋幸福，现在不知有何感想！”

王凌云向张明深深鞠躬，说：“贵军真乃神兵，如虎缚兔，打得我们根本无法抵抗。敝人很是佩服。本人罪该万死，但望怜家有80岁的老母，留我一条活路，感激不尽。”

王凌云对在南阳未能投诚深表遗憾，并表示愿率残部起义。

“太晚了。你的部队正在被我军包围歼灭中，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你谈判天平上的法码没了重量，起义根本不可能。”符先辉斩钉截铁。

王凌云垂头丧气，站在一旁。

张明看看王凌云脸上的表情，趁机做工作：“起义不成，工作多的是。

你可以写信叫你的部队立即投降嘛！”

“是！”

于是按照符先辉、张明的意图，王凌云给他的部下写了几封信，派人送出。

我第五十五师一六四团兵分两路，昼夜兼程急进120公里，于1月21日到达南江东宦路口，与沿南江北逃的国民党第一二七军三一○师激战1个小时，创造了我军无一伤亡，全歼敌1700余人的战绩。

在疲惫惶惑的俘虏行列中，有位高个头大麻脸披件呢料大衣的将军便是敌第一二七军代军长兼三一○师师长丁树恒。我第一六四团团长张新胜、副团长李更生在俘虏群中认出了丁树恒。丁树恒这时面色泛青，喃喃自语：“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刚住下还没喘过气来，你们一口气就赶了240里，是飞毛腿！是神军！”

在陕南战场上，我第十九军五十七师和汉中军分区1949年12月8日在孙家坪、黄官岭等地俘获西安绥靖公署第三纵队司令员姬守礼、“川陕救国军”副司令罗友三等以下3400余人，迫使敌保安第九旅旅长谭华初率1000多人投降。

1950年1月17日下午，云开雾散，红日高照，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的战士们连日行军作战，难得有个休整的机会。他们擦枪洗衣谈笑，抖落了一身征尘。突然，一位农民跑到解放军的营地向独立七团政委秦金铎报告说，他家来了十多个匪兵，这些匪兵挎着手枪，衣服破烂，硬逼着他的婆娘给他们做饭。

一连指导员王万昌带领一个连随老乡出发。一个小时过去，战士们押着敌人的副师长夏修义和他的残兵而归。

原来逃到老百姓家的一伙人，是潜逃中的“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少将指挥官柯玉珊和他的卫队。王万昌带着战士刚接近农家庭院就被敌人哨兵发觉，王万昌即鸣枪示警。惶恐中，柯玉珊带兵突围，怎奈他们唯一能逃跑的大门已被战士用火力封锁，双方展开枪战。蓦地，一颗子弹射中了柯玉珊的腿。

柯玉珊中弹后，爬起跄踉跑了几步就倒地不起。王万昌和战士们冲进院内，看见柯玉珊脸如白灰，目光散乱。绝望中他把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枪机。

“砰！”枪响了。

柯玉珊给自己的罪恶人生画上了句号！

陕南解放军至1950年元月底，共消灭匪特50余股17700余人。

甘肃宁夏是以回、汉为主的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历史上多次发生回汉仇杀事件。

1949年8月，临夏来了解放军，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二军打垮了马家军。但是，建国前后，临夏匪特活动猖獗，危害严重，人数达5000人。东乡、宁定的阿里马兔、马金山（外号“孙少爷”）、马保（外号“大炮营长”）、马占林等股匪势力最大，战斗力也强，人数约3000之众。其次是西乡韩家集的铁秀戈、马积福、马虎山、朱老大等四股近千人；虬藏的马八娃、马拾岗二股近千人。

这些匪特杀人放火，制造混乱。10月18日，匪首马步彪（“反共团”

总指挥）裹胁群众3000多人围攻宁定县城。马八娃、马英贵、马保等匪首在吹马滩、羊山洞、尕新集等地，煽动回汉民族仇杀，逃到临夏城中避祸躲难的百姓有3900多人，

11月初，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一师两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经宁定驶向临夏。当车辆在宁定驻军十一师三十五团团部歇息时，我第三十五团团长刘冠生考虑途中驾驶员和军用物资的安全，命令一营二连一排排长唐方达带领两个班的战士跟车押运。

唐方达受领押车任务后，他提醒战友们百倍警惕，作好战斗准备，防止土匪偷袭。唐排长和战士们押运的汽车刚驶出宁定县城十里开外，就有星散的土匪打冷枪，企图阻止汽车减速。驾驶员聚精会神，目视前方，加大油门，全速奔驰。

当汽车行驶到王家庄时，土匪把砍倒的大树和抬来的大块石竖七横八地堆在公路上，战士们只好下车排除路障。这时，早已隐蔽在山头、矮墙、地埂的土匪和被裹胁的群众，在火力的掩护下向公路冲来。唐排长大声命令车厢留下的战士：“开枪只准打土匪，不要误伤群众。”

唐排长亲率四五个战士跳下汽车，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土匪设置的路障—

—大树、巨石滚到路旁。他们刚要登车，有的土匪端枪射击，有的挥舞马刀，有的手持利斧，嗥叫着冲了过来。

唐方达指挥战士们英勇地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击，见危险尚未解除，便当机立断，让几名战士跟车护送物资，留下12名战士继续抗击顽敌，掩护汽车安全前行。

“排长，咱们把汽车开回去，等团首长调动大部队把土匪消灭了，再押送物资去临夏。”一位战士考虑到排长和留下人员的安全，建议道。

“不行。临夏剿匪部队急需这批战备物资，我们一定要让汽车开过去！”

唐方达回答很干脆。

“留下的同志危险性大，咱们都上车，边打边走，硬冲过去。”一位战士提出请求。

唐方达沉思片刻，但决心很坚决：“不行！土匪拦车主要是抢军用物资，他们看见汽车开走，必定拼命围攻上来。到那时，汽车陷入敌围，我们也走不脱了。只有留下部分兵力打掩护，牵制敌人，让汽车开走，这才是可行的作战方案。”

“排长，你跟车走，让我带着战士抗击敌人。”班长刘居义对排长让他押车先行有意见，硬坚持自己留下来。

唐方达非常感动，他动情地说：“同志们，大敌当前，时间紧迫，咱们不要再争了。押车的同志赶快上车，留下的战友跟我来。”话音刚落，他侧身往路旁一闪，带领12名战士用手榴弹、子弹先把冲上公路的匪徒打了回去。

汽车轰鸣着向前驶去。车上的战士哭声喊道：“排长，你们保重。”

汽车开走了，土匪阴谋落空了，便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打狙击的解放军战士的身上。他们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将战士们团团围住。

枪战中，敌人一粒子弹射进唐方达的肩膀，鲜血流出，他急忙用毛巾把伤口扎住，继续指挥战斗。

然而，唐方达等13人面对的是几百号土匪！战斗残酷而悲壮。战士们从下午4时许战到满天星辰，伤亡过半。唐方达看到平常相亲相爱的战友倒在血泊中，心在滴血！他把仅有的七名战士喊到身边，悲壮地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押送军用物资的任务。现在土匪把咱们围困得严严实实，退无路，进难前，更何况咱们援兵很难赶到解围。我们是毛泽东的战士，在革命队伍受教育多年，咱们要誓死忠于党！忠于人民！”

“排长，你放心，自参军那天起，咱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敢与敌人血战到底。今天豁出去了，多杀几个敌人，替‘光荣’的战友报仇！”战士表明心愿，安慰排长。

“几个尕不叽叽的解放军，逞什么能！快冲，逮住一个赏五块光洋！”

匪首狂叫着。

唐方达端起冲锋枪一个点射把冲在前面的几个土匪打倒在地。突然，一颗子弹又击中了他的大腿，他站立不稳，倒在地上。战士们看见唐排长倒在血泊中，脸上痛苦地抽搐着，大口喘气，一股无名怒火从胸膛升起，“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哒哒哒！”“砰砰砰！”“轰轰轰！”

战士们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就用刺刀捅，枪托砸，拳头擂，牙齿咬……机枪手黄习斌与一个匪徒扭打着，他用铁钳般的大手死死卡住了匪兵的脖子，把敌人送上了西天。

年龄最小的蔡保荣跟一个匪兵在地上滚打起来，他用拳击，用脚踢，耗尽力气，终被土匪压在身下。当土匪拔出腰刀正猛向小蔡胸部刺去的刹那，身负重伤的唐排长顺手操起身边的冲锋枪，拼尽全力，猛扑过去，用枪托把土匪的脑袋砸开了花。唐方达却因流血过多，永远地倒下了。

战士们与土匪激战4个多小时，11名战士壮烈为国捐躯。

当几个回族群众来到刚刚战斗过的战场，看到解放军战士的衣服全叫土匪扒光了，赤条条地躺在冰冻的田野里，他们感叹地说：“真是作孽呀！”

在背运尸体的过程中，他俩发现有两位重伤员一息尚存，便不顾个人安危，背回家中，擦去伤员身上的血迹，换上了自己的棉衣，精心照料。不久，他们又赶着牛车把伤员送到第三十五团团部。经过抢救治疗，一名伤员身体很快得到康复，重返剿匪前线。另一位伤员没有抢救过来，阖目长眠。

1949年11月1日，由青海进驻临夏的第一军第一师协同先期到达这里的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进剿罗家集、买家集的马积福、马占标股匪。

一八六师由东向东南、一师三团由东向东北向股匪实施合围。

11时，第一师三团在罗家集以北的骆驼脖子与股匪发生激战，该团一营分兵两路攻击前进，土匪招架不住撤离村外，400多名匪徒随即占领村北刘家山梁，另一股300多名土匪抢占西山，还有一股百余名土匪从南山向三团逼近。

我三团首长命令一营抢占北山，迂回向西山包抄，三营一部向南山攻击。

骑兵连夺取西山，坚守阵地，连续击退敌人四次反扑。步兵一营及时赶到与骑兵连协同作战，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占领了阵地，冒烟的阵地上躺倒50多具敌尸，脱缰的敌马把本来零乱的土匪队形冲得越发不可收拾。这时三营攻占南山得手，团首长下令：“全线出击！”步兵用机枪扫，手榴弹炸，骑兵催马挥刀勇猛神速冲向敌群，众匪吓得魂飞魄散，拼命向西南逃跑。

11月9日，一师集中三团、一团（欠一营）和二团三营合围虬藏马八娃股匪。拂晓时分，二团二营前进到四十里铺时，发现王家庄的土匪骚扰群众，就用炮火袭击匪群，匪兵满山遍野窜逃，东躲西藏。三营进至塔崖后，向代家山，二营向杨洼李家、陈家嘴攻击前进。途中，二营击溃尕堡子的土匪。

三营在追击中俘敌80多人。一团进至南山全歼杨洼李家逃匪70多人。战后，一团、二团在虬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捕捉零星匪兵。

此时，临夏土匪气焰已被打了下去，只有黄泥湾的马积福、东乡的马保股匪活动还很猖狂。11月23日，一师奉命出动一团、二团共四个营的步兵和师直骑兵营前往进剿。战斗中，一团未能及时到达战区，合围未果，仅俘匪30多人，匪兵大都逃回向买家集。

连续遭到解放军痛击的马积福，自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再顽抗下去绝对没有好下场，29日便带着60多名匪徒投降。但惯匪马保、铁秀戈股匪，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投降。12月12日，一师一团、二团再战槐树关，俘匪首铁秀戈等20多人，余匪脱逃。

第一军一师在临夏剿匪两个多月，俘匪752人、降匪63人。12月中旬，第一师奉令撤回青海，接替第一师在临夏地区遂行剿匪任务的第四军第十一、十二师和骑兵团相继抵达该地。当人民解放军换防之际，土匪又猖獗起来。剿匪部队遂集中优势兵力，分片包剿，全歼阿里马兔股匪。

12月31日，解放军剿匪主力部队第四军十一师、十二师集中优势兵力，分三路向土匪进击。三十三团、三十五团负责清剿东乡马保股匪；三十一团负责清剿西乡马八娃股匪；三十二团负责清剿马英贵股匪及铁秀戈残部。

当天深夜，解放军战士披夜露，翻山岗，跨峡谷，淌溪流，像几支利剑直插匪窝。我三十三团、三十五团在土墩、牛头墩首歼马八娃、马英贵股匪百余人。溃逃中的马英贵看到了他的对手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强大，一股从未有过的酸楚涌上喉头，心在打颤：“与解放军作对，刚一交火，人家猛打猛冲赛虎豹，自己手下的兄弟像耗子似的逃窜，根本招架不住。”他前思后想，越发感到当土匪艰难，几次差点丢了命，想来想去，最后向当地人民政府投降。

这期间，一野第十一师、十二师向土匪频频进击，战斗10多次，消灭了大股土匪。此后剿匪部队派出200多名由班、排、连干部组成的五个武工队，开展群众工作，发动政治攻势，灵活采取“先拉后打”、“先打后拉”、“边打边拉”的策略，不到20天，马八娃、马二礼等10股匪首率部970多人，先后在虬藏、韩家集、锁南坝、庄巢集、那勒寺、三甲集等地向解放军投降。

1950年夏，临夏匪特重新蠢动，第四军决定驻该地区的独立团、独立营、回民支队，第十二师二个团和军骑兵团，统由第十一师指挥，围剿股匪。至1953年12月，共歼匪特4900余人。

在陕北、关中、平凉、青海、新疆等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的部队也与匪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从1949年9月至1953年10月，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先后投入兵力10万人，共歼匪特12.9万人，缴获各种枪3.6万支和大量子弹、炮、炮弹、电台等，取得了剿匪的重大胜利。同时，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参战部队在这场极其复杂、艰苦的战斗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伤亡4360多人，为共和国的巩固与安宁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在作战、剿匪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西北新解放区的各项民主改革和西北五省的经济建设工作。

他们打到哪里，就把干部派到哪里，积极开展地方工作，从省到乡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使各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他们深入农牧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党的政策，斗倒了地方牧主，夺回了土地和牲畜，并派出文工团为人民群众演出，配合各项民主改革的深入发展；

他们帮助政府动员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度过了严重的春荒；他们修建铁路公路，兴修厂矿和水利工程，为发展西北经济，保卫祖国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五、再展军威

刚卸战马的彭大将军，又一次临危受命，踏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第十九兵团和第一军先后入朝，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

彭德怀建设大西北的宏愿刚刚起步，就被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火打断了。随着这场战争的发展和演变，彭德怀这位刚卸战马的大将军，又统率大军跨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战争风云之中。

1950年10月1日夜，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

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

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

由于朝鲜人民军在火力、兵力等方面大大逊于“联合国军”，因而被迫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毛泽东主席彻夜未眠，他在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领导东北边防军所属部队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邓华发出紧急电报：

（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

（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

（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是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

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

高岗一看电报，是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

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

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同志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答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其实，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突出，毛泽东一直在考虑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毛泽东从和彭德怀在20多年南征北战的共同交往中，深知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枪立马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中央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适合了。”他的话音刚落，朱总司令早已憋不住了，他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

这次会议还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初步把我国出兵入朝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说：“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但是不巧得很，10月3日华北地区乌云密布，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我国只有苏制的小型伊尔—14螺旋浆飞机，这种飞机的性能当时不宜起飞。所以，直到10月4日周总理安排去接彭德怀的飞机才飞往西安。

10月4日上午10时左右，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古都西安机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立即乘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们急匆匆赶到彭德怀的办公室，见彭总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以备在国庆节后向中央汇报。来人开门见山，对彭德怀说：“毛主席请你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到了北京中南海后，周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并解释说：“彭总，会议在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好紧张吧！”

彭总一边说：“没关系，没关系。”一边与总理步入会议厅。

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了，都起来和他握手。

毛主席说：“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谈谈你的观点。”

最后，中央决策出兵朝鲜。10月18日，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

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

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10月18日21时。

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随在渡江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大桥。在迷蒙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三十九、四十二、三十八军和三个炮兵师，分别同时开始在安乐、长甸河口和辑安三个渡口，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10月25日，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的第四十军首战南朝鲜军，抗美援朝战争从此正式开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给“联合国军”很大打击。第三次战役后，我军按照计划转入休整。此时，志愿军虽已取得一定的对现代化装备之敌的作战经验，士气高涨，但是减员甚大，兵员没有得到补充，而且第九兵团尚在元山、咸兴一带休整。第一线兵力只有志愿军六个军21万余人，人民军三个军团7万余人，而敌人有23万余人，我仅在兵力数量上略占优势。从战争实践看，“联合国军”依靠其优势的装备，在遭到我军攻击时组织撤退快，在我军停止攻击后，组织反扑也快，不容许我军进行较长时间的战场休整。因此，如何解决我军的休整补充问题，便成了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确定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1951年2月7日，毛泽东主席根据我军的供应能力和战场上作战的需要，设想志愿军编组为三番作战部队，每番部队作战两个月左右，并为此计划了兵力。轮番作战的具体计划是：以正在朝鲜作战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五十、第六十六军和正在朝鲜休整的第九兵团之第二十、第二十六（已休整完毕）、第二十七军共九个军为第一番作战部队；以准备从国内调赴朝鲜的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和第三兵团之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及在朝鲜休整的第九兵团三个军共九个军为第二番作战部队，4月上旬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第一线部队作战；

以准备从国内调赴朝鲜的第四十七军，第二十兵团之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西南军区第十、第十一、第十六军和第一番作战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军（该四个军在第二番部队接替作战后转入休整）共十个军为第三番作战部队，准备6月中旬调用。第五十、第六十六军在第二番部队接替作战后，调回国内担任守备。（后来，因战争形势变化，这一计划在执行中也有变化）中央军委指出：“如此轮番作战，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与持久性，又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

2月中旬至4月初，我第三、第十九兵团、第四十七军以及新组建的大批特种兵相继入朝，朝鲜人民军也进行了整顿扩编。4月问，我方在朝兵力已达到130万人，其中志愿军的作战部队和支援部队达95万人（作战部队77万人，后勤支援部队18万人）。

为争取主动，粉碎敌人登陆计划，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于4月6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分析了敌情，确定了进行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基本部署。

会议经过研究确定，我军第五次战役作战的主要地域为汶山到春川间。

该地域有“联合国军”五个师又二个旅，即美第一军指挥的南朝鲜第一师、英第二十九旅、美第三师和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美第九军指挥的美第二十四师、南朝鲜第六师。“联合国军”在全线的布势上，基本上只有战术的纵深，其援兵主要来自横的方向。据此，会议决定，志愿军在战役指导上实行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战役包围迂回同战术包围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在部署上，以第四十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将敌东西割裂，并以第三十九军牵制华川和春川间之美军不使其西援；与此同时，集中第三兵团从正面突击，第九、第十九兵团分由两翼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首先歼灭南朝鲜第一师、英第二十九旅、美第三师（欠一个团）、土耳其旅、南朝鲜第六师，尔后再会歼美第二十四、第二十五两师。为防止“联合国军”

登陆和空降，以第四十二军位于元山、阳德地区，第三十八军位于肃川地区，第四十七军（4月11日入朝）位于平壤地区；另建议人民军以两个军团分别位于淮阳、华川地区和沙里院、载宁地区，待“联合国军”登陆和空降后，将其消灭之。

4月10日，彭德怀司令员将这一基本部署报告了毛泽东主席。4月13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表示“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

第十九兵团指挥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属炮兵第八师之第三十一团、四十四团，从右翼突击。在扫除临津以西之敌后，在德岘洞、无等里地段上突过临津口，首先歼灭绀岳山地区之英第二十九旅，尔后向东豆川里、旺方山、抱川方向突击，协同第三、第九兵团会歼美第二十四、二十五师。突过临津江后，以一个军迅速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得手后以一部向汉城推进，并相机占领之。

4月22日夜，我第六十三、六十四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切断了临津江西岸之敌。第一梯队师于23日凌晨突过位于“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第六十三军攻占了江南要点绀岳山和瓮店洞以南398.1高地，歼敌一部，以后继续向磨叉山、神岩里英第二十九旅阵地进攻。

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第六十四军攻占长坡里、高士洞一线后，在江南岸弥陀寺以北地区受阻，未能迅速突破伪第一师主阵地。

24日，第六十三军攻占磨叉山、雪马里，歼英第二十九旅一部。第六十四军为迅速击破当面之敌，向议政府方向实施战役迂回，但由于缺乏连续攻击的准备，未组织有效的炮火支援，在攻击东文里时再次受阻。

而此时兵团第二梯队第六十五军两个师已渡过临津江，致使我军五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长坡里、高士洞、马智里以北、临津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遭敌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伤亡较大，影响了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和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的任务按时达成。

为了发展胜利，第十九兵团调整部署后于25日18时继续向当面之伪第一师、英第二十九旅进攻，突破了敌人之阵地，于24时前后先后占领了汶山、法院里、葛谷里、中牌里、七峰山一线。先后歼灭伪第一师一部和英第二十九旅格特斯特郡团第一营及坦克团大部，共计4000多人。该兵团第六十四军先遣支队以坚决勇猛的动作突入敌纵深二十五里，前出到议政府西南之道峰山，对敌侧后造成了威胁。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在土桥杨包围敌2000余人，与敌激战一小时后，由于断敌退路的兵力仅一个营，敌在20余架飞机支援下以80辆坦克为先导，突围南逃。

至28日，第十九兵团攻占国祀锋、梧琴里、白云台地区。这一天，敌军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继续组织防御，美骑兵第一师西调汉城之后，在汉城周围组成了绵密的火制地带，妄图诱我攻城，给我以大量杀伤。

我军鉴于在汉城以北歼敌战机已失，主力遂于29日停止了进攻，而以一部兵力逼近汉城，前出至汉城近郊之北岳山；一部逼近汉江，占领退溪院里、九陵山、金谷里、磨石隅里一线地区；一部渡过昭阳江，占领春川以东之九峰山、坪村里地区，与敌保持接触，掩护主力在高阳、议政府、抱川、华川及春川以北地区整补，准备新的作战。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遂告结束。

5月6日，联司首长下达战役第二阶段预备作战命令，其中命令第十九兵团在西线积极配合第九兵团和东线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部队的行动，要求第十九兵团在钳制方向上要认真地积极地实施佯动，将美军主力吸引于西线。

5月初，西线第十九兵团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开始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动，展开了积极的战斗活动，不断地袭击敌人，同时还在清平川、磨石隅里及汉城以西，公开调查汉江以南兵要地志，摆出我军迂回汉城及渡江南进的姿态。

第十九兵团的行动果真引起了敌军的警觉。侵略军总司令李奇微惊呼：

“汉城面临第二次危机”。

5月16日，我各突击兵力按预定计划先后向敌发起猛烈突击。第十九兵团以四个师的兵力分别向高阳、道峰里、退溪院里、金谷里、麾石隅里、清平川、上泉里之敌进攻，17日攻占上述各地，并歼敌一部。18日4时，第六十三军南渡北汉江，占领通方山、罗山、凤尾山、508.7高地。在抗击敌人反击中，歼美军一个营和伪军三个连的大部。后由于敌军增强了防御，我军若继续前进，不仅不易消灭敌人，反而会增添困难，所以联司首长决定停止进攻，于21日结束第二阶段作战。

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联司首长为了争取主力集结休整，总结作战经验，于5月21日下达指示，决定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从现在位置起，采取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消耗敌人，掩护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朔宁、文惠里之线及其以北地区进行休整。其中规定第十九兵团主力转移到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休整，留一个军（或四个师）从议政府、清平川之线布防，利用东豆川里、抱川、机山里南北有利地形，采取纵深配备，阻击敌人。

然而，就在我军主力尚未转移时，敌军利用我军补给困难的弱点，于23日晨开始有计划地猛力反扑。很快，第六十五军右翼暴露，我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接合部加平方面出现缺口。24日，各路敌军继续北犯，我第六十五军自议政府、清平川一线后撤20至30里，收缩至龙岩里、旺方山一线，使第三与第十九兵团接合部间本已出现的缺口又进一步扩大。这样，我军最初所确定的机动防御开始线未及形成，即被敌突入，并且还在两个方向即西线的加平和东线的麟蹄被敌分割，形势十分不利。

根据新的情况，志愿军首长于24日22时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并选择有利地形采取伏击、反击的手段，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停止敌人的进攻。25日，在西线，我第六十五军在节节阻击之后，除一部于七峰山、海龙山阻敌外，主力于当晚撤至汉滩川以北地区，未能按计划完成议政府至清平川地区阻敌半月至二十天的任务。

26日，伪第一师已占汶山并越过临津江，美第一军已沿京义铁路线两侧推进至钳岳山、逍遥洞、梁文里及机山里线，继续向我第六十五军前沿铜幕里、哨城里、钟悬山、艮子里进攻。

27日，进攻之敌进占汶山、永平、华川、富坪里、麟蹄线，仍企图向铁原、金化、杨口进攻。联司首长为稳定局势，决定部分军停止休整计划，立即转入防御，迅速将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及人民军第五、第二、第三军团主力展开于临津江、汉滩川以北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进行防御。28日至30日，我第六十五军对进占涟川以南地区之敌实施反击，歼敌一部。随着我军反击作战的胜利和全线防御布势的完成，敌之追击行动已被我阻止，整个战局趋于稳定。至6月10日，我军主动撤出铁原、金化，将敌阻止在“三八线”附近，敌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

敌人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1951年9月29日开始发动秋季攻势。10月2日，联司发出指示，令第十九兵团坚决抗击敌之进攻，大量杀伤敌人，并在有利条件下实施反击，以粉碎敌人攻势。

在第六十四军防御正面，进攻之敌为英联邦第一师和美骑兵第一师第五团一部。其进攻重点为高旺山、马良山。每天，敌均以一至两个团的兵力向我猛攻，激战至10月4日16时，我主动撤离高旺山及其以西227.0高地。

10月5日以后，敌将进攻重点指向马良山及其西南216.8高地，并改取集中兵力、火力逐点进行攻击的战术，每天均以一个多团的兵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我马良山阵地曾五次失而复得。我防守216.8高地的一个连，依托坑道式掩蔽部曾在一天之内连续击退敌21次冲击，毙伤敌700余人，而我仅伤亡26人。激战至8日，我军在给敌大量杀伤后主动撤出黄鸡山、基谷里、白石洞、伍炭里一线继续防御。第六十四军经过五昼夜激战，共毙伤敌2600余人，敌仅前进三公里，取得了秋季防御作战的重大胜利。

10月25日，在双方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恢复了停战谈判，但敌人在谈判中仍企图使我退出1500平方公里土地，并把开城划归敌方。在这种情况下，志司为了增加对敌压力，决定乘敌疲惫之际，以每军歼灭敌人一个连至一个营为目标举行小的局部反击。10月29日，志司电令第六十五军加强开城地区及临津江以西防御兵力，如敌进攻，坚决防守，不得轻易放弃一寸土地，并应尽可能向前推进。11月中旬，第六十三军奉令进至开城东北长和洞、华藏洞地区，准备协同第六十五军打击向开城进攻之敌，同时第四十军之第一一九师准备随时参加保卫开城的作战。

处在第一线的我志愿军第六十四、第四十七、第四十二、第二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共六个军，遵照志司的指示，自10月30日起至11月底止，分别在各自正面选择敌人突出、暴露或守备薄弱的营以下阵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击，大量杀伤了敌人。

11月4日，我第六十四军以三个营的兵力，在60门火炮支援下，出敌不意地在白天向马良山之敌进攻，经四小时激战，全歼英联邦第二十八旅一个营。5至7日，以连续击退敌多次反扑，共毙伤敌1740余人，巩固了这一要点。

此外，为了驱逐盘踞在开城以南、砂川河以西、汉江以北地区经常对谈判中立区进行破坏袭扰的李承晚伪军，于11月中旬抽出第六十五军部分兵力，对该地区进行了两次扫荡作战，将阵地前推到汉江北岸和砂川河西岸，进一步稳定了开城地区的防御。

在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敌人被迫于11月27日同我达成了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按照这一协议，以实际接触线为准，敌我双方各后退两公里作为非军事区。

1952年6月6日至9日，志愿军党委召开了兵团干部会议，对我军作战指导方针、部署调整和纵深防御工事构筑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认为，我军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形成以后，已有完全可能节约我之防守兵力。因此，为增加机动力量，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决定从西线第十九兵团防御正面抽出一个军，置于礼成江西岸，作为该兵力第二梯队，并防止敌人从海州登陆。

在指挥关系上，经与人民军商定作一些调整：第十九兵团指挥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第六十三军为二梯队）；第三兵团指挥第三十八、第十五、第六十军（第六十军为二梯队）；第二十兵团指挥第十二、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第六十七军为二梯队）；人民军前指指挥第一、第二、第三军团；东海指部队为第二十、第二十七军和人民军第七、第五军团（第二十、第二十七军为二梯队，第二十六军奉命回国，遗防由第十五军接替）；西海指部队为第四十二、第六十四、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四军团及游击支队（第四十二、第六十四军为二梯队）；第四十七军为志司预备队。这样，各兵团及东、西海指均掌握有一至两个军的机动兵力，可自如地应付各种情况。

会后，第十九兵团将第六十三军从第一线调出，置于礼成江以西漏川、白川、温井地区。

在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行动中，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先后向西场里北山、67高地、86.9高地、29.5高地、45.4高地、50高地、七井洞南山等发起十余次反击，大量杀伤了敌人。

1952年10月25日，由原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和第三军合并的陆军第一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所属第一、七师在临津两岸的马良山、老般山一线担负坚守阵地任务，第二师配属第六十四军执行西海岸抗登陆任务。

1953年6月，参加夏季反击作战。

6月25日至7月3日，第一军第二十团向防守198.6高地（朔宁东南7公里）的伪第一师第十五团一个连另两个排发起进攻，多次打退伪第一师第十一、十二团的反扑，全歼守敌一个连另二个排，击退敌两个团的反扑，毙伤俘敌3400余名。

6月28日至7月1日，第一军第十九团发起笛音里西北无名高地进攻战斗，全歼守敌伪第一师第十五团第七连另两个排，击退敌第十一、第十二团反扑30余次，巩固占领阵地，毙伤俘敌1560余名。

停战后，入朝的原第一野战军部队相继回国。他们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六、尾声

第一野战军番号撤销。部队改编，但军威永存！

1952年6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及兵团番号撤销，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行精简整编。

第一兵团改编为新疆军区。

第二兵团改编为军委装甲兵司令部。

第十九兵团已入朝作战。

第二十二兵团改编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军与第三军合并编为陆军第一军，下辖第一师（第一军第一、三师合编）、第二师（第三军第八师与第一军第二师合编）、第七师（第三军第七、九师合编）。

第一军军部改编为重装军军部。

第三军司令部、干部部和后勤部改编为空军第十一航校；政治部改编为西北军区军政干校。第七师师部改编为重装师师部，第九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十五师师部。第八师师部改编为空军歼击航空兵第二十七师师部。

第二军军部改编为南疆军区，第四师改编为步兵第四师，第五师改为农建第一师，第六师改为农建第二师。

第四军军部改编为军委城防高射炮兵学校，第十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十师师部，第十、十一师合编为第十一师，第十二师改编为公安第二十师。

第五军军部改编为伊犁军区，第十三师改编为喀什军分区，第十四师改编为农建第三师，第十五师改为农建第四师。

第六军军部改编为西北空军机关，第十六师改为农建第五师，第十七师改为农建第六师，第十八师改编为公安第四师。

第七军军直一部充实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其余与西北军区航空处合并，组成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第十九师改编为铁道兵第五师，第二十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七训练基地司令部，第二十一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四训练基地司令部。

第八军于1949年5月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归华北军区建制。

第九军军部与第二十二兵团合并，第二十五师改为农建第七师，第二十六师改为农建第八师，第二十七师改为农建第九师，骑兵第七师改为农建第十师，骑兵第八师改为工建第一师。

第十九军军部并入陕西军区，第五十五师调归西北军区领导，第五十七师改编为石油工业第一师。

独立第一军于1949年11月下旬整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后归第六十二军领导，随第十八兵团南进，西北独立第一军番号撤销。

独立第二军改为农建第一师。独立第二军是由宁夏中卫起义的国民党第八十一军改编而成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时，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同第十九兵团达成和平协定，其所部第三十五师、第二九四师起义，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马惇靖任军长，甄华任政治委员，杨遇春任参谋长，程襄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二师，共约1万人，隶属西北军区。1950年12月，改编为宁夏军区独立第一师。

独立第三军缩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三军是由在甘肃武都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改编而成的。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在甘肃南部武装起义，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三军，蒋汉诚任军长，黄忠学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康维铣任参谋长，张汉民任政治部主任。

第一野战军整编后，其所属部队后来有的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保卫祖国、抵御侵略的正义战争，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浴血奋战，再立新功。

有的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担负着捍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第一野战军全体官兵所建立的不朽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第一野战军的军威永存！

附录：

第一野战军序例

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

书 记 彭德怀

委 员 张宗逊 王　震 甘泗淇 刘景范

张德生 赵寿山 阎揆要 廖汉生

许光达 王世泰 徐立清

第一野战军机关

司令员　 彭德怀

政治委员 彭德怀 （兼）

第一副司令员 张宗逊

第二副司令员 赵寿山

参谋长　 阎揆要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副参谋长 王政柱 李夫克

政治部副主任 张德生

后勤司令部

司令员　 刘景范（兼）

政治委员 刘景范（兼）

副司令员 方仲如

司令部

参谋处处长　 黄罗斌

第二局局长　 冯维精

政治委员 萧荣昌

通信联络处处长　 龙振彪

政治委员 曾庆良

审计处处长　 黄伊基

副官处处长　 何金虎

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　 谭生彬

宣传部部长　 张后垢胡光（后）

保卫部部长　 李握如

联络部部长　 金城

军法处处长　 刘峰生

总务处处长　 高述德

后勤部 （1949年3月26日由后勤司令部改称）

部　 长　黎化南

政治委员 方仲如

黄静波（后，1949年7月21日）

副 部 长 黄静波

副政治委员　 杨林

政治部主任　 章夷白

供给部部长　 黄静波 刘华春（后）

政治委员 杨林 （兼）

卫生部部长　 贺彪

第二部长 曾育生

政治委员 刘仁保

军需部部长　 赵立德

政治委员 周树槐

运输部部长　 高登榜

政治委员 周待旦

军械部部长　 何维忠

兵工部部长　 蒋崇璟

政治委员 谷佑箴

第一兵团（1949年6月14日正式编成）

司令 员　 王震

政治委员　张子意（未到职）

王震（兼）

参 谋 长　张希钦（后）

政治部主任孙志远

后勤部部长夏耀堂

政治委员　杨宗胜

第一军（1949年2月由原第一纵队改称）

军长　贺炳炎

政治委员　廖汉生 （土家族）

副军长王尚荣

副政治委员洗恒汉 （壮族）余秋里

参谋长陈外欧

政治部主任冼恒汉 （壮旅，兼）

后勤部部长夏耀堂

第一师（由原第三五八旅改称）

师长 黄新廷

傅传作 （后，1949年7月）

政治委员 余秋里曾祥煌 （后）

第二师（由原独立第一旅改称）

师长 王尚荣王绍南（后）

政治委员 颜金生

第三师（由原独立第七旅改称）

师长 傅传作

政治委员 曹光琳

第二军（1949年2月由原第二纵队改称）

军长 王震（兼） 郭鹏（后）

政治委员 王震（兼） 王恩茂（后）

副军长　 郭鹏 顿星云

副政治委员　 王恩茂

参谋长　 张希钦

政治部主任　 左齐

后勤部部长　 甘祖昌

第四师（由原独立第四旅改称）

师长 杨秀山

政治委员 杨秀山 （兼）

第五师（由原第三五九旅改称）

师长 徐国贤

政治委员 李铨

第六师（由原独立第六旅改称）

师长 张仲瀚

政治委员 曾涤

第七军（1949年2月由原第七纵队改称）

军长 彭绍辉

政治委员 罗贵波

冼恒汉 （壮族，后）

参谋长　 何辉燕

政治部主任　 侯维煌黄忠学 （后）

供给部部长　 盛克金

卫生部部长　 章振炎

第十九师（由原第十旅改称）

师长 何辉燕 朱绍田 （后）

政治委员 朱绍田 孙鸿志

第二十师（由原第十二旅改称）

师长 张新华

政治委员 龙福才

第二十一师（1949年6月由原华北军区独立第五旅改称）

师长 范忠祥

政治委员 李健良

第二兵团（1949年6月14日正式编成）

司令员　 许光达

政治委员 王世泰

副政治委员　 徐立清

参谋长　 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　 徐立清 （兼）

朱明 （后，1949年9月）

后勤部部长　 范子瑜

第三军（1949年2月由原第三纵队改称）

军长 许光达

黄新廷（后，1949年6月）

政治委员 孙志远

朱明 （后，1949年6月）

朱辉照 （后，1949年7月）

副军长　 唐金龙

副政治委员 朱明 朱辉照

参谋长 李文清

政治部主任 江勇为

后勤部部长 宋庆生

第七师（由原独立第二旅改称）

师长　 唐金龙 张开基（后）

政治委员　 梁仁芥

第八师（由原独立第三旅改称）

师长　 杨嘉瑞

政治委员　 孟昭亮

第九师（由原独立第五旅改称）

师长　 朱声达

政治委员　 王赤军

第四军（1949年2月由原第四纵队改称）

军长　 王世泰

张达志（后，1949年6月）

政治委员　 张仲良

副军长 孙超群高锦纯

副政治委员 朱辉照

参谋长 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 朱辉照 （兼）

后勤部部长 王国瑞

第十师（由原警备第一旅为主组成）

师长　 高锦纯

政治委员　 左爱第十一师（由原警备第三旅改称）

师长　 郭炳坤

政治委员　 高维嵩

第十二师（由原警备第四旅与骑兵第六师合编成立）

师长　 郭宝珊

政治委员　 李宗贵 （李赤然）

第六军（1949年2月由原第六纵队改称）

军长　 罗元发

政治委员　 徐立清

张贤约（后，1949年7月）

副军长 张贤约

副政治委员 饶正锡

参谋长 唐子奇

政治部主任 黄振棠

后勤部部长 郑云彪

第十六师（由原教导旅改称）

师长　 吴宗先

政治委员　 关盛志

第十七师（由原新编第四旅改称）

师长　 程悦长

政治委员黄振棠（兼）

第十八师（1949年5月由晋南军区部队组成）

师长张树芝

政治委员景明远

第八军（1949年2月由原第八纵队改称，5月29日与绥蒙军区合并成立绥远军区，划归华北军区建制。）

军长姚喆

政治委员高克林

副军长　王长江 杨叶澎

参谋长　王长江（兼）

政治部主任　裴周玉

后勤部部长　陈仕南

第二十二师（由原第十一旅改称）

师长樊哲祥

政治委员黄立清

第二十三师（由原第十四旅改称）

师长罗斌

政治委员姜文华

直属各师

骑兵第一师师长　康健民

政治委员李佐玉

骑兵第二师师长　王智

政治委员王再兴

西北独立第一师

师长张达志

政治委员张达志（兼）

第十八兵团（1949年4月由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参加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作战。）

第十九兵团（1949年4月由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

目 录

引言：西北军魂

一...........威武之师

二...........生死对头

三...........雄师溯源

四...........挥戈晋绥

五...........万里回师

六.......让出“红都”

七...........三战三捷

八...............过坳

九...........横扫千军

十.....战晋阳、得西安

十一.........钳马打胡

十二.........陇东喋血

十三.............进疆

十四.......分兵人川藏

十五.........再展军威

十六.............尾声

附录：

引言：军委直属的机动兵团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征战史上，有一支曾与四大野战军齐名的英勇之师，它与四大野战军一起，构成了我军五大野战主力。这支英勇之师，就是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我军惟一的一支战略机动部队——华北军区野战军。

华北军区野战军是由抗战时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编组改建而成的。抗战初期，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国工农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和一二九三个师，其中一一五师尤以平型关大捷而名扬天下。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大溃败，日军长驱直入，日伪敌占区出现大量的真空。为打击敌后、发展壮大自己，毛泽东高瞻远瞩，号令八路军深入敌占区，广泛开辟敌后战场。八路军一一五师兵分两路，其中一部在师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挺进山西五台山区，以此依托，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日、伪、顽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艰苦较量。

八年抗战，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广大军民，活跃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扬威百团大战疆场，黄土岭痛歼千余日军，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军史上，留下了他们一串串辉煌的记录。他们不但消灭了敌人，而且发展壮大了自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及中央军委赞誉为“模范根据地”，甚至多次受到关心中国抗战的世界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的光顾和赞扬。影响更深远的是，晋察冀军区抗日武装力量的空前发展，为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后扬威华北战场的十九、二十兵团铁军，便是晋察冀抗日武装的历史延伸。从红一方面军到一一五师，从一一五师到晋察冀军区，从晋察冀军区再到华北军区，不同的历史阶段赋予了这支主力师不同的历史使命。艰难曲折的发展壮大史，构成了我军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一支支主力部队，一个个英勇的前身，这便是我军主力部队的特点。

一支支主力部队，便有一连串辉煌的胜利印迹，这也是主力之师的一个特征。

在华北军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支，这便是来自刘邓一二九师麾下的晋冀鲁豫军区一部。抗战时期，晋冀鲁豫军区随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坚守太行山区，与晋察冀军区相互支援、积极策应，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翻阅十八兵团前身的各部队战史，那一串串门光的胜利记录同样令人赞叹。我军许多著名的将帅，也都在这支英雄的部队里留下过征战的印记。解放战争中，十八兵团克太原、战平津、伐西北、征西南、扬威朝鲜战场，一路所向披靡、无敌天下，以辉煌的骄人战绩令人信服地入列我军主力兵团阵营。

他们同样是华北军区野战军的中坚。

他们同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王牌。

从解放战争开始直至1949年全军正规化大整编，华北军区野战军的番号、编成虽然数度调整变化，甚至令人眼花缭乱，但部队的基干力量却基本如此。

变化的只是形式。但愿这有限的文字能让读者弄清这支英雄部队的来龙去脉。

时势缔造英雄。战争是人与人之间你死我话的生死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支英勇之师也难免磨难。但战争也是成就英雄的沃土，磨难之后便是令人振奋的成就。

三年解放战争，华北军区野战军如同我军各兄弟部队一样，也经历了种种曲折和困难，流血和牺牲，但更多的是他们战胜了困难，昂首走了过来，并最终发展壮大起来。三年解放战争，该部队以伤亡近二十四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一百零一万三千余人的辉煌胜利。至1949年2月全军整编，华北军区野战军已有二十七万二千余人，辖三个野战兵团，十一个军。此外，军区还有地方部队二十一万人，可谓兵强马壮，是一支担负重要战略任务的机动部队。

这支英勇的部队也是一支人才辈出的部队。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萧克、杨得志、杨勇、杨成武、耿飚、胡耀邦……一个个声震中外的著名将帅出自这支英雄的部队。

这支英雄的部队也是一支英雄群涌的部队。仅三年解放战争，该部队便涌现出千千万万个像“特等功臣、连获八次战斗英雄称号的李国英”、“屡战屡胜的战斗英雄樊宝库”式的先进个人。更令人注目的是，“临汾旅”、“太原连”的等闻名遐迩的英雄集体也出自这支部队。他们是部队的灵魂，是部队战斗力的支柱。

当我们顺着这支英雄部队的足迹，迈进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的烽火中时，一个个血肉之躯，一支支英雄的部队便赫然在目。

回溯历史既为回顾过去，更为展望未来。

我们有必要让世人充分了解这一支特殊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特殊的英雄部队。

一、风雨雄师

大同、集宁，煮熟的鸭子飞了，主帅聂荣臻痛感我军经验不足。蒋介石政治上略施小计，一向颇有主见的傅作义立刻拔寨增援。骄狂的南京报纸、电台发表致毛泽东公开信，公然挑战！毛泽东要求华北我军打大的歼灭战。正太破击出奇闻，华北我军打阎锡山却打出了日本兵。曲终人未散，正大大捷实现华北我军大转折。

如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它几支英勇的部队一样，华北野战军也是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从抗日战场走上解放战争的疆场，他们也经历过战争的波折坎坷，品尝过战斗失利的苦涩。

重庆的谈判桌上，毛泽东面对蒋介石，坦然承认：“现在打，我们打不过你们，但我们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对付你们。”

战争，毕竟是双方实力的较量。直言不讳的毛泽东，似乎比恃强骄纵的蒋介石看得更远，更充满自信，但毛泽东清楚，战争初期部分战场部分战斗的失利在所难免。

军史记载着，解放战争的第一仗，首先在华北打响。这一仗是由贺龙任司令员的晋绥军区和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联合作战的。遗憾的是，华北我军的一员名将、门出黄埔军校的徐向前当时正生病住院，没能参加对这一仗的指挥。

战争史上，第一仗历来难打。但聂荣臻和贺龙指挥的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联合作战的第一仗并不难。7月上旬至8月中旬，我军果断地发起晋北战役首战告捷，华北我军一战歼敌8000多人，把战略要地大同之敌孤立起来了。晋北高原，聂荣臻并未满足己到手的胜利。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他又提出了发起大同、集宁战役的设想。

8月2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在山西阳高举行联席作战会议。聂荣臻司令员从河北张家口赶到山西阳高，出席这次联合作战会议。刘澜涛、杨成武、陈正湘、郑维山、胡耀邦等当时我军在华北的军政首长也出席了会议。

大同是我国著名的煤都，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汇点，城西北山岳拔起，蜿蜒至城东，山岳像一把圈椅似的把大同拱卫起来。城东有一条护城河，四季流水不断。从军事上说，大同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把大同当作“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

作战会上，一听说要举行大同、集宁战役，与会众将热情很高，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敌人在大同经营多年，工事复杂坚固，城垣和周围的据点都筑有明暗堡垒，战役发起前，一定要把敌人的工事搞清楚。”

“别看大同及其外围有近2000敌人，都是些七拼八凑的部队，成分复杂，战斗力不强，我们不能把它想象得那么难啃。”

“两个军区联合作战，关键是要配合好。”

会议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但从众将的发言中也能明显地感到有些战将的轻敌。最后，主持会议的聂荣臻司令员站起来说：“这次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由晋绥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和晋察冀野战军罗瑞卿副政委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现在已有6个旅的兵力和一些地方部队集结完毕，我们准备用10天左右的时间歼灭大同外围的敌人，完成攻城准备，尔后用半个月至20天的时间攻下大同。”

聂荣臻还特别强调：“大同这个城市，阎锡山和傅作义都很重视。中央军委特意来电指出，攻打大同必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同时要注意傅作义部队的增援。”

阳高会议后，大同前线指挥部正式成立。由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主力及地方部队各一部共30个团的兵力，夺取大同。会后，聂荣臻打马返回张家口。

7月31日，进攻大同的外围战斗打响了。

第一阶段战事还算顺利。经过5天激战，我军歼敌2000多人，肃清了外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胜利面前，有的部队甚至提出“进大同，吃月饼”

的口号，准备攻城。但关键时刻，蒋介石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使力量对比的天平发生了重大变化。

南京。蒋介石舍不得大同这个战略要点。我军围攻大同时，蒋介石多次催促傅作义发兵增援，傅作义却迟迟不动。大同是阎锡山管辖的地域，傅作义岂肯为圆滑的“阎老西”做嫁衣。一名幕僚见蒋介石为此苦恼，就献计说：

“总裁，傅作义并非不肯用兵，而是不想同阎锡山打交道。如果把属于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大同划归博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傅作义就不会不调兵了。”

蒋介石听了，脸上不为所动，心里却暗暗叫好。他立刻签发一道命令，大战之中的关键时刻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

蒋介石这一手立竿见影。傅作义接到命令，马上命令自己赖于起家的王牌嫡系部队三十五军3万多人分南、中、北三路倾巢东犯，经过集宁南援大同。面对突变的形势，罗瑞卿、张宗逊等大同前指将领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先消灭增援的敌人，然后攻取大同。

9月7日，敌人从卓资向集宁进犯，我军以3个旅守城，主力部队5个旅集结在集宁以南，拟乘敌人进攻集宁时突击其侧背。但是，由于我军侦察不细，通讯联络不顺畅，没发现敌暂编第一一七师、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从铁路北面秘密东进，在集宁西北集结。当发现这股敌人时，指挥部急忙把主力部队的5个旅调往集宁，决心首先消灭敌增援部队，然后转移兵力攻取大同。

塞外9月，夜晚已经结冰了。华北我军身穿单衣的战士们不畏风寒，从四面八方奔往集宁。10日，敌人秘密东进的3个师在空军的配合下，从西北两面向集宁外围我军发起攻击，虽然一度攻占我卧龙山、南营房等地，但随着我军及时地调整部署，这股敌人最终陷入我四面包围之中。经过一天两夜激战，敌被歼5000多人，西退的道路被切断，电台被我军炮火打坏，陷入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的绝境。

战机悄然降临。这种导致全局胜负的战机十分宝贵却也稍纵即逝。这时候，如果我军一鼓作气，不但能全歼这股敌人，集宁也能顺利攻克。但是，初上解放战场的我军似乎还缺乏大规模整体作战的经验。关键时刻，我军大同前指没有完全掌握集宁敌人的情况。一天没有组织连续进攻，却转兵西进，去围歼来援的敌第一○一师。这就给敌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十六师及第一一七师残部以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12日，援敌在空军配合下攻入集宁城内，我军就难以歼灭集宁之敌了。

面对形势，我军前线指挥员冷静决定，13日晚撤出集宁。

到手的胜利失之交臂，令人十分遗憾。聂荣臻闻此消息，痛感我军经验不足，良久不语。

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也不宜再攻了。

大同、集宁一战，对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都带有初战的性质。在一个半月的转战中，我军歼敌1．2万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定目的。

大同、集宁战役，华北我军虽未能达到预定目的，但算不上失败。可此战却促成了南京国民党的一场闹剧。也许是为了鼓劲打气，也许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些什么，南京的国民党报纸、电台对这次战斗大肆渲染，甚至不可一世地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信中称：“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

的全部主力。”

战后，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客观地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晋察冀军区的指战员从敌人的广播中听到这封信时，人人怒火中烧，愤慨之极！

战后不久，朱德总司令拿着这封信对一位部队领导同志说：“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这封信后来在《解放日报》上登出来了，许多同志看了这封信，激愤地流下了眼泪。吃一堑氏一智。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总结这次战斗时，一方面看到了战斗失利以后的不利局面，认为“必须在战略上重新部署，集结兵力，寻求机动，找机会打敌人，才能改变对我不利的形势”；“西线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后当检讨其经验教训。还要估计到我们的困难也可能增大，要准备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家树立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要悲观，也不可骄傲。有些同志满腔希望打下大同，大同没有拿下就有些失望。但必须认识形势发展的曲折性，就是解放了大同也还可能撤出。这次没打好，取得了经验教训，今后就会打好。对于有些因为目前形势引起的波动，尤其没有经历过内战和抗战的同志，告诉他们应该把全国的情况看清楚，坚定信心。《解放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蒋军必败’，他的困难是没法克服的”。聂荣臻还特别指出：“西线战役中，我军全体将士都非常英勇，不怕一切牺牲，克服一切困难，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战例与模范的英雄不断涌现，这种新英雄主义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大发扬。”集宁一战失利，华北的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后开始转守为攻，并将矛头直指华北我军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与此同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幸明指挥7个师，从8月21日起分别由天义（今宁城）、凌源、山海关、锦州向承德、青龙、建昌进攻。9月初，敌第十一战区也集中兵力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从华北到东北，国民党军摆开了全面进攻的架式，北中国上空一时间战云密布。华北战场上，聂荣臻终日站在地图前思考着。他知道，部队在大同外围连续作战，损耗较大，需要及时补充、整顿。张家口地处要塞，敌人有非得不可的野心。东面孙连仲的第十六、第五十三、第九十四军已经沿平绥路向怀来进犯，西面傅作义的4个师22个旅已经集结于集宁、大同一线，随时可能东犯。这些天，国民党的飞机还不时地对张家口进行轰炸扫射。如果一味固守张家口，敌人一定会集中兵力多路强攻，那时候，晋察冀军民将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对抗，就会陷入被动。

放弃张家口？聂荣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每当这念头出现时，他便有这种感觉。张家口可是我军付出血的代价后直接从日军手里解放的，放弃，部队会怎么想。

可死守张家口，等于我军背着包袱迎战强敌，我军优势将拱手让给敌人。

经历过无数血与火考验的聂荣臻在充分权衡了利弊后，果断地向中央军委建议，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主动。

陕北，毛泽东平静的脸上并未流露出过多的惊讶。聂荣臻的想法与他的想法多少有些不谋而合。眼下保住部队，争取胜利是第一位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应看得太重。正是这一点，透出了毛泽东与蒋介石军事上的根本不同。

中央军委完全赞同聂荣臻的意见，并且根据苏中的经验强调指出，晋察冀主力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

不出聂荣臻、徐向前等人所料，撤离张家口的消息一传出，便在部队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张家口是晋察冀军民亲手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出来的，现在要主动转移，许多指战员都有不同想法。

有人提出，张家口不应该放弃，要敢于与敌对垒。当年冯玉祥固守过张家口。

“我们不能背这个包袱！”动员会上，聂荣臻操着四川口音，再次强调他的决心，“战争是长期的，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这不是说轻易放弃一切城镇。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膀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不弃，但决不能轻易放弃。敌人进攻张家口，能守就尽量守，形势不利就只进行掩护作战，不坚守。现在敌人几路同时围攻张家口，我们为什么还要背这个包袱呢？撤离张家口，就把这个包袱丢给了敌人，我们就有了主动权。”

正当我军紧张地部署撤离张家口时，蒋介石又做了一个小动作，过早地揭开了晋察冀军区打张家口保卫战的序幕。

国民党军队占领集宁、承德和冀东各县城以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决心“彻底摧毁热、察、绥根据地，收复张垣（即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蒋介石为了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吹嘘胜利，急于想打通平绥铁路，抢先占领张家口。于是，命令第十一战区李文兵团的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军分别从南口和怀柔地区沿平绥铁路向怀来发动进攻；命令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所属的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及一个骑兵师、两个骑兵总队零两个旅在集宁、大同一线待机行动，摆出了一副东西对进、会攻张家口的架势。

在这种情况下，晋察冀军区首长判断敌人可能以康庄、怀柔地区的两个军为主，全力向西进攻。集宁的敌人可能在东线敌人占领怀来后沿平绥路东进，与西进之敌会师于柴沟堡地区。

这是一个歼灭敌人的机会。初战小胜，助长了国民党军骄狂的气焰。几路分兵，无疑给我军提供了一个各个歼敌的良机。晋察冀军区决心以歼灭康庄、怀柔西犯之敌为目的，在撤离张家口之前先进行一场张家口保卫战。

接到晋察冀军区的报告后，中央军委以最快的速度回电表示同意，并具体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萧克、政治委员罗瑞卿组成前线指挥部，直接指挥这次战斗。当时，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是耿飚，政治部主任是潘自力，整个领导机关和直属队都驻在怀来。下属4个纵队，颇具战斗力，指挥员都是经过长征和抗日战火考验的老红军。

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该纵队有3个旅，实力最强。

第二纵队由郭天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志民。

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胡耀邦。

萧克和罗瑞卿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郭天民的第二纵队主力在怀来、延庆地区正面抗击敌人进攻，以杨得志、苏振华指挥的第一纵队和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隐蔽集结于怀来之南地区，待机出击。

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平绥路作战，第三纵司令员杨成武和冀晋军区政委王平指挥6个旅的兵力，在平汉铁路北段发动进攻。

9月29日，敌李文兵团的4个师在370多架次飞机和数百辆坦克的掩护下，趾高气扬地向怀来发起进攻。当地面部队遭到我军阻击时，敌人的飞机对我军陆地、交通线及后方基地进行狂轰滥炸。敌人虽在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进攻速度缓慢。

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先前他已夸出海口，若不能速战速胜，他将如何向世人交代。为了避免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丢丑，蒋介石又派出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和北平行辕副主任陈继承亲自到南口，部署新的进攻。

陈诚一到北平便别出心裁，调敌第九十四师主力从北平附近经横岭向怀来迂回。对此，罗瑞卿和萧克早有准备，很快调杨得志、苏振华指挥5个旅零1个团在敌行进途中两次设伏，痛痛快快地歼灭了1600多敌人。

蒋介石眼看着李文兵团抢占张家口的愿望要落空，情急间又重演故伎，手写一纸命令，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的博作义管辖。

在西线按兵不动的傅作义看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与我军激战，受到重大伤亡，无法接近张家口，正暗暗得意。接到蒋介石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的手令，不由得冷笑一声，迅速调集2万多人的部队，从集宁向张家口的侧背迂回。对此，我军估计不足，傅部第二天就占领了张北。

由于东西两面的敌人一步一步地向张家口靠拢，晋察冀野战军既不好打西面的敌人，也不好打东面的敌人，杨得志所部抓一把就走，但也只是取得歼敌一营、一团的胜利。这种胜利只有战术性的意义，对全局不起作用。因此，张家口失守已成定局。前指鉴于形势，按战前预定的计划，果断下达了撤离张家口的命令。

撤出张家口的命令下达以后，担任掩护任务的军区教导旅询问要不要在市发电厂放置炸药？正准备撤离的聂荣臻连忙摇摇手，说：“发电厂不能破坏，飞机场也不要炸毁，张家口及其附近的城市设施都不要破坏。部队撤出以后，群众还要在张家口过日子。撤离张家口是暂时的，不用多久，张家口还将回到人民手中，这些设施暂时留给敌人，也免得再解放这座城市时重修。”交待完这番话，聂荣臻才缓缓离开指挥所。

天上悬挂着一轮明月，市内闪耀着点点灯火。聂荣臻走上街头，随着往外疏散物资的胶轮车和驴驮子，随着稀稀疏疏的行人，离开了塞外山城，向根据地走去。

月亮很圆，像有送别之情。出了这座要塞古城，聂荣臻眼前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耸入高空的太平山，那古老的城墙，那缓缓流淌的大洋河……

傅作义再次为蒋介石立下大功。当傅军部队进入张家口以后，蒋介石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当天下午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对国民党军队进入张家口大吹大擂，“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全以军事解决问题”，反动气焰越发嚣张。为此，延安《解放日报》曾于10月13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全解放区一切军队，一切人民，一定要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收复张家口、承德、集宁、菏泽、淮阴以及一切失地，而蒋介石今天的一切罪恶必将自食其果。”

撤退途中，部队士气难免受些影响。聂荣臻偶然听到有的机关于部对撤离张家口心里想不通，感情上过不去，常常三三两两的议论，部队进驻涞源的那天傍晚，聂荣臻看到两名战士为张家口的弃守问题争吵起来，其中一人怒气冲冲地说：“八年抗战，钻了八年山沟；好不容易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张家口，为什么又要让给国民党？为什么还要再钻山沟？”有人在一旁帮腔说：“如果要我指挥，就像冯玉祥那样，决不离开张家口。”

聂荣臻再次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说撤退前已经向有关人员讲清了张家口失与得的关系，但真的离开了张家口，部队思想疙瘩还不少，战士有看法，干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甚至由此而缺乏战胜蒋介石的信心，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影响部队以后的作战。

1946年10月22日，聂荣臻主持晋察冀中央局在涞源召开扩大会议。

会上，大家重温了毛泽东撰写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三个月总结》等文章，聂荣臻再次谈了对放弃张家口的想法。他说：“这场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应该审时度势，把眼光放得远一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可是，我们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撤离张家口看得太重。”

“张家口这个地方，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处于劣势，即使付出大的代价，也难以守住。如果我们把主要兵力都拖在张家口这一个城市，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后果就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心撤离张家口，把这个包袱丢给敌人，回到根据地，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根据地回旋余地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嘛！”

“撤离张家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树立必胜的信心……”

华北战场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依据前一时期各地的作战经验，对晋察冀军区的作战方针作了多次重要指示，要求他们采取“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方针，要求各级指挥员树立起打大歼灭战的决心，“不轻敌亦不怕敌”。1947年1月25日，毛泽东电告聂荣臻、萧克和罗瑞卿，指出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

（一）以小部兵力籍制敌人其它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向。

（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

毛泽东还要求他们：“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好好打几个大歼灭战。”

中央期待着华北能打出几个漂亮仗。以壮军威：华北我军此刻更急着能打几个漂亮仗以壮士气。

华北确实太需要漂漂亮亮地打几个歼灭战。然而，战场是残酷的，战争毕竟是两方力量的殊死较量，而实力是取胜的筹码。

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以后，得意忘形，继续向晋察冀解放区腹地进攻。

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及冀东地区，打通平绥路及平汉路北段以后，兵力已经相当分散了。客观地说，我军打歼灭战的战机并不少。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晋察冀野战军在与敌军周旋的同时，半年时间里打了三仗。

这三仗，有得有失，说来很有趣。

第一仗是易满战役。这一仗打得不理想，华北我军仍未能摆脱阴影。

第二仗是保南战役，这仗多少恢复了一些部队的信心。

1947年初，平汉路望都至正定段敌人守备薄弱。晋察冀野战军抓住战机，于1月20日发起保（定）南战役。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的第四纵队在保定以南、石家庄以北的一段平汉线上向敌人发起攻击，一周内歼敌8000人。

这仗打开了定县、新乐、正定诸城及其周围沿线各据点并歼灭了这些县城、据点内的守敌，虽未歼敌主力，也算一次不小的胜利，使冀中、冀晋根据地联成了二片。

这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却远远不是毛泽东要求的大歼灭战。

第三仗是正大战役。这一仗打得别有意义，在国民党的军队中竟然打出了日本兵。

正大铁路东迄正定，西抵太原，虽然只有249公里，却在崇山峻岭间蜿蜿蜒蜒，把巍巍太行山劈成两部分。铁路沿线虽有阳泉、井烃和天险娘子关，国民党军队除在太原、石家庄两个城市部署较多的兵力以外，其它地方主要是地方保安团队，兵力分散，战斗力不强。其部队分属两个指挥系统，娘子关以东属于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指挥；娘子关以西属于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指挥。

在晋察冀与阎锡山打了8年交道的聂荣臻，深知国民党军阀之间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千方百计保存自己的实力，尤其是老奸巨猾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如果我向石家庄发动进攻，阎锡山不会支援孙连冲。年初在保定南北地区作战中，我军已破坏了保定至石家庄的平汉铁路，若我军进攻石家庄，北面敌人也难以顺顺当当地南下增援。

经过慎重考虑，聂荣臻于1947年3月31日向中央军委报告说：“我即举行正太战役，目的在歼灭正太线及石门（即石家庄）外围之故，并彻底破坏铁路。战役分两期完成：第一期重点于东段，以三个纵队歼石门外围之敌；第二期以主力向西大举破击。在第一期完成后，如平汉北段之敌南援，可打时则先歼援敌，然后向西破击。全战役约一个月左右完成。”

为了夺取正太战役的胜利，聂荣臻要求部队开展有针对性的战术、技术训练，还亲自组织了团以上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进行现地勘察。在聂荣臻看来，这是一个符合中央意图的大的歼灭战。

4月3日，举行正大战役的命令传达到各部队。

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第二纵队，杨成武指挥第三纵队，联合向石家庄北面开进；

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第四纵队，向石家庄南面开进。

4月9日，我军三个纵队南北配合向石家庄外围之敌发动进攻。这是华北我军计划十分周密的一次进攻。战斗进展顺利。经过三昼夜激战，肃清了90多个敌人据点，破袭了石家庄至获鹿的铁路，歼敌第三军一个团和地方团队共1万多人。

第二、三纵队主力沿淳陀河两岸前进，一举攻克了井陉、获鹿等地，继续沿正大铁路两侧向西挺进，顺利攻克天险娘子关，直逼阳泉。

毛泽东得知这一战况后，及时向华北前线发电，称赞说：“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必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阳泉是山西的重工业原料基地，是阎锡山心头的一块肉。阎锡山得知我军进逼阳泉的消息后，惟恐阳泉失守，命令第三十三军主力分别从太原、祁县等地乘车东援；命令独立第八、第十总队急奔阳泉。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命令我军采取迂回包围、猛插侧背、断敌退路的战术，以第二、第三纵队从正面抓住敌人，第四纵队从井陉地区西进，逐步压缩包围敌人。

5月2日，我军经过两天奋战，将阳泉、寿阳、狼峪等地的大部分敌人歼灭，只剩下狮脑山上的一支敌军部队在负隅顽抗了。

狮脑山距阳泉4公里，是个工事坚固、地形险要的制高点。早在七八年前的百团大战中，陈赓旅便在狮脑山与日军激战。那一仗打得惨烈，伤亡之大至今仍令人难忘。5月1日，三纵八旅第二十三团就把狮脑山包围了，但屡次攻击却一直未能攻下这个制高点。

聂荣臻得知这一情况以后，感到有些意外。若是往常，他可能命令部队绕过这个据点，但这时正大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他要进一步摸清敌情。

没有多久，杨成武来电话说：“司令员，坚守狮脑山的是日本人。”

“什么？是日本人？”聂荣臻追问了一句。若是两年前，晋察冀到处都有日本人，聂荣臻毫不怀疑。可现在抗战早已结束两年了，我军是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作战，怎么会冒出一支日本军队？

“是日本军人。”杨成武语气坚定，“是日本保安第五大队在山上。”

聂荣臻沉思片刻，说：“日本军队也好，国民党军队也好，都要坚决攻下这个据点，但方法要灵活，对于日本军队，不一定强攻，向他们讲清战争情况嘛！”

抗日战争结束近两年了，狮脑山上的确有500多日本兵。阎锡山深知日军有战斗力，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他乘日军投降时急于归国的心理，软硬兼施，悄悄把这个保安第五大队收编到自己部下，放在抗击解放军的第一线。

围攻狮脑山的部队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暂时停止了射击，却把这股敌人的电源和水源切断了。

第三天，一名日军挑着一杆白旗，从狮脑山上走下来，把一封用中文和日文写的信交给解放军。信的大意是：日本已经战败，他们本来不应该再留在战场，不应该再与“八路”对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回国，只得听命于阎长官。现在他们愿意和“八路”谈判，希望能保全他们和妻女的安全等等。

日军历来以顽抗著称，绝少投降，但时过境迁，眼下他们是在为阎锡山打仗，或者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战，谁肯再卖命？！

第二十二团张英辉团长看完信，又气又恼，厉声对送信的日本兵说：“告诉你们长官，我们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从来不滥杀无辜，如果你们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我们不但保证你们人身安全，你们以后的生活我们也会妥为安排的。”

这个日本兵懂汉语，听了张团长的话，连连鞠躬，但他要求张团长派一名代表到狮脑山上与日军大队长直接谈判。张团长马上叫来了前沿阵地上的马营长，让其担任代表，与日军谈判。

马营长与通信员来到狮脑山顶，日军大队长藤田信雄上身往前一倾，“咔”的一声敬礼完毕，然后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们可以投降，但希望贵军能保证第五大队官兵及其家眷的安全，保全官兵的家私财产。”

看见这伙日本人，马营长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钉死的两个老人，那情景多年来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以个人感情论，他宁愿率部攻上狮脑山，解决了这批曾对中国人犯下大罪的日军。但他深知自己眼下的使命，他忍着气说；“解放军优待俘虏，你们的条件我军能做到，你们必须立刻放下武器。”

藤田信雄大队长一声吼，数百名日军争先恐后地从工事里钻出来，把枪架好，把装备整整齐齐地堆放好，列队站在一旁等候发落。当马营长的眼光投向那部用胶布粘着仪表玻璃的电台时，一名日本军械官连忙解释说：“请别误会，那个地方早就坏了，不是我们故意损坏的。”

马营长没有在意，却问：“你们不是说有眷属吗，眷属在哪里？”

这时候，藤田大队长才把上百名日本女人和孩子从一个岗楼里叫出来。

岗楼小，里面污秽不堪，这些妇女孩子挤在里面简直是活受罪，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

这些日本人暂时安置在阳泉以后，聂荣臻曾经让杨成武代表他前去看望。藤田信雄见到扬成武，伸出大拇指十分激动地说：“贵军枪打得准，纪律严明，了不起！了不起！”

狮脑山不攻自破。

正太战役胜利结束。这是华北我军逐渐走向成熟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

二、平原大转战

四战保北，华北我军敢施“掏心战术”。军政全才杨成武统帅三军转战大平原。徐木城上，英雄宋福堂手捂流出的肠子指挥部队反击。定兴攻坚战，六纵打出新军的虎虎生气。保北大捷，华北我军独步天下，豪气冲天。

石家庄的解放，使华北地区的军事形势进一步向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转变了。华北大平原上，除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等几座大城市外，其余各地均溶人我解放区的海洋。华北之敌虽屡丧要地，但傅作义集团仍保留着数十万强大的兵力，是东北我军时刻必须考虑的后顾之忧。牵制华北之敌，似乎成了华北我军的第一要务。

1948年5月中旬，华北我军作为陕北中央的战略机动力量，实实在在地起到了特殊的战略牵制作用。为配合东北我军作战，牵制华北之敌无力外援，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之第四旅，共7个旅，组成战役兵团，从5月13日至6月25日，牵着敌暂三军、十六军、九十四军、九十二军、独立师及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周旋于冀东、热西。

我军以游击战专家的姿态，轻灵地转战腾挪，不仅牵住了大量的国民党军，还一路斩获，高奏凯歌。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晋察冀我军先后攻克了隆化、丰宁、新滦平、滦平、平泉、丰润、昌黎等名城重镇，解放了广大乡村，歼敌万余名。我军的行动像一把利刃，直刺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地，切断了关内外敌人的联系。

半年前方走马上任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有些沉不住气了，但自恃兵力占优，以往与我军交手时也曾颇有建树。为了寻找我军主力部队，他急调主力7个师，自平谷地区出发，经三河、蓟县、玉田向东驰援，企图与我主力决战，消灭我军，打通关内外的联系，以支援关外被围之敌。但是求战心切的傅作义却在被动的应付过程中将主动权拱手让出。

傅作义将其主力东调后，保定、北平之间守备薄弱，其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驻守涿县，新编第二军的暂编第三十一师守备定兴、高碑店、涞水、北河店、固城、徐水各点，新编第二军军部率暂编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驻守保定及其周围地区。如此一来，在北平、保定间360华里长的铁路线上，除新二军外，多系非正规武装，没有多大的战斗力。保北咽喉几乎成了国民军设防的真空。

保北地区，指南靠保定的徐水至北靠北平的涿县之间的一段铁路沿线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定一带，西有险峻的太行山雄峙，东有群川河谷东西汇集，宣化、大同是它的外围屏障，倒马关和紫荆关是它的内地阻隘。

这些屏障、阻隘与它互相联络，构成表里之势，共同护卫着京师。

解放战争中，我军曾多次出击保北地区。由于这一带地域狭窄，回旋余地不大，不适宜大兵团运动作战，同时，铁路、公路、河流纵横交错，我军每进入此地，敌人迅速沿铁路、公路汇拢而来，使我不易分割，不易包围，更难全歼，甚至每战只打几天便需撤离战场，否则就会造成不利局面。所以我军数次出击保北始终未能打出大的歼灭战。但是，这里是敌人在华北的战略基地，集重兵于此，我军只有向保北出击，才能调动敌人，寻机歼敌。更重要的是可以钳制华北之敌，配合东北战场我军的作战。所以，每次我军出击保北，作战命令上都有“配合东北我军”的字样。

晋察冀野战军虽数次未能在保北取得预期战果，但仍时刻盯着保北，寻找战机。眼下，傅作义让出保定，无疑为我军出击保北赐于良机。为了配合冀东我军作战，调动开往冀东之敌回援，并造成孤立保定之势，粉碎敌人纠集残敌联合出扰我河间、石家庄之企图，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定：以野战军第一、第六、第七和第二纵队主力、炮兵旅及军区所属第一、三、五、六、十分区所辖之部队，组成强大兵团，统归杨成武指挥，于7月中旬再次举行保北战役。

军政全才杨成武久经战阵，他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感觉，定下了保北战役的决心：

以第一纵队并指挥北岳军区第三分区部队，炸毁琉璃河及永乐铁桥，破坏长辛店、涿县段铁路，阻止北平之敌向南增援，保障主力顺利歼敌；第二纵队攻歼涞水之敌，成功后沿平汉路东侧南下继攻徐水之敌；第六纵队攻歼定兴、北河店之敌；

第七纵队和冀中军区第十分区部队袭取新城，并彻底破坏高碑店至涿县段铁路、公路；北岳军区第一、第六军分区破坏张家口以西之平绥铁路，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

决心定下，天已微微放亮。杨成武用手搓搓脸，命令作战处长将作战方案速报军区总部。

此刻，一眼未眠的杨成武并无睡意。大战前的紧张、兴奋总使他格外的有精神。他相信这一仗能打好，对部队、对自己，他都有这种自信心。

涞水是平汉线西侧国民党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此地虽小却有几分名声。

早在秦汉以前，就有关于它的记载。东晋时“闻鸡起舞”的豪杰祖逖，便是今天的涞水人。

涞水守敌原为敌第三十一师第二团。6月7日，敌团长率其第一、第三营东撤北义安，7日又继续撤至定兴。同时，涞水之敌第二团第二营之五连撤至北义安，8日该团长又率一个营由定兴增援北义安。

7月10日，二纵奉命从沫源地区回到冀中平原。敌人对我军的到来闻风丧胆，就在我部队攻击定兴之时，涞水之敌弃城逃窜到北义安据点。二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涞水。

北义安位于涞水以东，南拒马河从其中间奔涌而过。二纵六旅以第十七、第十八两团，于15日战役发起之日的黄昏，向敌人的孤立据点北义安发起攻击。

最初的攻击竟令人意外地受挫了，虽然北义安之敌伪为我攻击部队的六分之一，而且平原地区又无险可居。但是战斗打响后，我攻击部队两个团的指挥员互相之间不甘落后，认为敌人兵力不多，争抢头功。在事先没有进行严密认真的组织计划的情况下，满足于已有的攻坚经验，以为平地上的堡垒只要火力一压，部队一冲，就可以解决战斗。两个团对敌人“抢着打”，互相争着要先突入敌阵。在进攻准备位置上时，十七团误认为十八团已经开始攻击，十八团误认为十七团三营是他们团三营，部队发起了无准备的攻击，协调陷入混乱，打成一场乱仗，造成第一次攻击受挫。突入外壕的部队被敌堡垒群中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伤亡200多人。部队被迫撤出战斗。

六旅指挥员来到前线亲自指挥。失败令六旅清醒了许多。六旅还是按老规矩，先爆破，扫清外围，最后冲击。准备充分后，一声令下，敌人阵地上爆炸声此起彼伏，敌人的工事被我军的炮弹、炸药炸得飞上了天。15时30分，步兵发起冲锋，指战员们呐喊着冲了上去，这次进攻，仅用20分钟就将依托“王风岗式”工事的600余敌人全部歼灭。我第二纵队的指战员们顺利完成了第一步任务，旋即以急行军沿平汉路南下包围了徐水城。

徐水位于平保之间的平汉铁路线上，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既是北平的南大门，又是平汉铁路的咽喉。解放战争以来，我第二纵队已经三次攻克徐水，但旋又三次放弃。因此，部队对徐水的地形特点、风俗民情等了如指掌，人民群众也非常了解我军。但是敌人在我数次打击之下接受了历次被歼的教训。驻守徐水的敌第二军暂编第三十一师第三团及保警队共2000多人，依托该城城墙，在城区和护城河构筑了较为完整配套的防御工事，设置了多层障碍。城墙上修有高堡，城腰设有三层射孔，城角构筑有地堡，四周围挖设掩体，把个徐水城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火力城。

看来敌军也是吃一堑长一智。此外，徐水城护城河宽7米、深6米，里面灌满了齐腰深的河水，外沿设有铁丝网、拒马，数不清的地雷遍地都是，整个障碍地带夸张点说连个蚊子也飞不进去。城区内街道、屋顶筑有岗楼、伏碉，永备工事较前更加坚固。敌人苦心经营，大力加强防御工事，形成了多层次、立体次序的火力网，各个碉堡之间还有侧射火力互相掩护以防止我军炸碉。敌构筑了一个以城墙为重点，以城内钟鼓楼力核心的火城。几年来，我军三克徐水，真把敌人打惊了，也打精了。

18日拂晓，我二纵经过两天的急行军，进抵徐水城下，部队当即展开，对徐水紧密包围。

天亮后，二纵指挥部紧急召开了作战会议。纵队首长要求大家拿出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吸取北义安战斗的沉痛教训，克服轻敌思想。

经过紧张的讨论，纵队最后决定：六旅18日夜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攻击南关，为攻打徐水扫清道路。全纵于19日17时40分开始攻城。

19日3时，南关战斗结束，六旅攻占南关。下午5时40分，各部队已经充分作好了攻城的准备。

7月的燕赵大地，闷热异常。就在我军即将发起攻击时，天公不作美，突降暴雨。巨大的雨水从天而降，人人面前犹如挂起了无数道水帘。暴雨显然将影响我军的观察和冲击效果，对我军不利。权衡再三，二纵首长决心将总攻时间推迟一夜，改为20日晨7时30分。

战斗推迟了，但各部门并未放松。为确保攻击顺利，我军各部队充分利用民心向我的条件，广泛调查，掌握了敌情、地形，洞悉了敌人全部工事构筑、分布的情况及特点。各部队抓紧了战前演练。

十四团二营五连爆破大功班班长王玉岐，接受任务后带领全班战士到城下仔细察看地形，进行研究，根据敌情，把过去的大炸药箱换成小的。依据运动的距离、动作的快慢、爆炸的时间等条件，准确地计算了导火索的长短。

敌军变，我军随之亦变，以求胜算，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就在攻击发起前，五旅发现原拟定的城东北角的突破方向，因为我军几次都是在此突破，敌人加强了这里的防御力量，工事构筑得特别坚固，而且外壕水深，不易通过。旅指经过研究，决定修改原定作战方案，把十四团在北门的助攻方向改为主攻方向，以城门为突破口，用强大的爆破炸毁城门，尔后突击登城；十三团由北门以东突出部，以坑道通向外壕，排除障碍登城。

20日拂晓，总攻的猛烈炮火轰向敌人的工事，爆破大功班班长王玉岐以神速的动作，在炮火的掩护下，在北门摆好了300斤炸药，点火、撤退一气呵成。一声巨响，城墙的北门被炸毁了，前后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十四团四连的突击队在巨大响声过后即勇猛地冲了上去，城上的敌人被刚才的巨响震得晕头转向，还没来得及摆好架势，四连已登上了城头。

城墙上，副连长宋福堂正指挥战士们扩大突破口。突然，一梭机枪子弹径直向他扫来。显然，挥舞手枪的宋福堂成了敌人的攻击目标。阵阵热浪触电般从腹部向全身扩散。他低头一看，沾满血的肠子已泛着血泡涌了出来。

敌人又冲了上来。看来，敌军想乘我军立足未稳，以反击来封闭突破口。

危急时刻，宋福堂一手按着肠子，一手挥枪指挥战斗。战士们惊呆了，旋即，是一阵阵复仇的怒吼和密集的枪弹。当敌人潮水般退却后，突破口巩固了，宋福堂却含笑倒下了。十七团二连范仁合排，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攻克敌人的三角碉后，从城东南角相继登城。同时，十六团炸毁南门，各部队在南门、北门和各突破口冲入城内，与敌展开了激烈巷战。

10时30分，徐水战斗胜利结束，全歼守敌第三团等部2000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徐水城第四次被我军解放。

保北战役前线指挥部里，总指挥杨成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战役发起后一切顺利。一周内，我军连下两城，歼敌数千，紧紧地吸住了傅作义的机动乓团。战略任务完成，部队又颇多斩获，看来一切都顺着他的作战轨迹前行。

但此刻还不是陶醉之时，他的目光，又瞄向平汉线上的定兴。

定兴城位于平保之间。秦朝时为范阳县，从金朝开始改为定兴县。驻守在这里的敌人是暂编第三十一师师部及其第一团，其第二团大部在我军攻击前也龟缩到城内。城外地势平坦，四周建有砖石质结构的城墙，高约3丈，墙下有5丈深沟围绕城垣。拒马河、北易水为其天然屏障。敌人为了防止我军攻城，以利坚守，还在城周围修筑了密密麻麻的高低地堡群，敷设多层鹿砦、铁丝网、狼牙桩、系蹄等副防御设施。定兴虽易守难攻，但有两点却诱惑着杨成武。其一，定兴有敌几乎一个整师。吃掉它，显然将保北战役又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二，定兴是个宝城，城内储有大量的军粮、弹药。这里是国民党军“扫荡”我冀西山区和大清河北的补给站。拿下它，显然将打痛傅作义。

杨成武思之再三，决定吃掉定兴及其城南5公里的北河店，这毕竟是块肥肉。为保证战斗胜利，杨成武起用了休整多日的六纵。

7月5日，我第六纵队从正定地区出发，途径新乐、唐县、完县、满城诸县，绕山区隐蔽北进，经过9天的艰苦行军，13日先后到达定兴以西15公里的老堡、解村、周仁地区。

15日18时，六纵开始由集结地域向攻歼目标开进。十六旅于古桑渡河后，沿南北大位、西侯、西城逼近城下。我军突然从天而降，震憾了敌军。

外围守敌惧怕被歼，龟缩进城内。十六放下给敌人以喘息时间。当晚，四十六团之七、九两个连，乘夜暗以勇猛迅速的动作，首先夺取了城外东北、西北两角的堡垒，控制了城北面。十七旅沿南引、辛庄向城垣逼近，时值拒马河水暴涨，我军不易通过，该旅遂使侦察连以隐蔽的动作驱逐了守桥之敌，控制了桥梁。

五十、五十一两团渡过河后，按照预定方案向敌猛插，拔除了城外点碉20余处，控制了南关、西关、杜庄及北萧店，完成了对定兴城的严密包围。

四十九团三营也同时包围了定兴车站，其主力进至加会庄以北作为旅的第二梯队。十八旅之五十三团经耿家庄、红树营包围了北河店，控制了大沟及桥头堡垒，旅主力沿长安城、永乐、高落一线进至聂村、方口、台中旺、宋家庄地区，构筑工事，阻敌南援，并向新城、高碑店、松林店派出侦察警戒；准备打敌援兵。

围点、打援，六纵周全地部署完成，全纵上下的目光全落在了定兴城上。

15日23时30分，对定兴城的总攻开始了。

十六旅四十六团首先在北面打响，枪声、炮声响成一片，指战员们勇猛冲击，实施连续爆破。守城敌军误以为我军要在城北面打开突破口，慌忙把兵力、火力调集到北面，加强城北的防御，以防止我军突破。

敌人中计了。此招为声东击西，意在把其注意力吸引到城北，以掩护城南主要方向的突破。

敌人上当之后，五十团在城南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各爆破队见敌人的火力被压制，立即向前运动，乘炮火效果连续4次爆破，扫清了敌军设置的各种障碍。最后又组织力量，在城墙南门下摆上了1080斤炸药。

一声巨响，城门被炸飞。整个爆破清障过程非常顺利。在85米的距离上，我突击队连续5次爆破，只用了22分钟，较原先预计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五十团的指战员们，趁敌人还没反应过来时，立即冲了上去，首先肃清了城墙上的敌人，巩固突破口，尔后后续部队则相继冲进城去，投入了纵深的战斗。

就在南门被我军炸开不久，四十八团亦将东门炸开。城西助攻的五十一团，在总攻开始后，梯子尚未靠上城墙，即被敌人的炮火打断，攻击未果，且遭受到较大伤亡。而城北之四十六团，由于敌人的兵力、火力得到了加强，几次攻击未获成功，亦伤亡较大。鉴于这种情况，纵队首长当即命令所有攻城部队，除留一部坚守阵地防敌逃窜外，主力一律从南门、东门进城，投入纵深战斗。我军接到纵队命令后，立即调整部署，源源不断地冲进城去。

五十、五十一团两部，在纵深战斗中采取“掏心”分割的战术，冒着残敌不断射来的火力，向敌师指挥所猛扑，进展之快出乎敌军意料。敌师部内，师长陈治平根本没想到战斗如此激烈时，他的师部却先被我军所占。惊愕中，陈治平乖乖地当了俘虏。

敌人指挥机关被歼，遂呈群龙无首之状，混乱不堪。城内东南、东北两角的残敌，被从东门突入的四十六团的勇士们迅速歼灭。四十七团歼灭了城东南角之敌后迅速向北推进。

残余的敌人，分成数股向城西北角边抵抗边撤退，凭借其城垣工事，组织兵力、火力居高临下向我施以多次反扑和顽强的抵抗。我军把敌人围困在城西北角后，组织部队多次进行冲锋，经过激烈的战斗，翌日12时30分，定兴之敌被我全歼，战斗胜利结束。

攻下定兴后，四十九团二营立刻以一个连的兵力支援三营攻击定兴车站。对定兴车站之敌，我军采取了先以一部包围，防其逃窜，克城后使该敌陷于孤立无援之境的策略。此举大获成功。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战士们向敌人喊话，宣传我军的政策，保证优待俘虏，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一条生路，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敌人军心动摇，士气沮丧，纷纷缴械投降。战斗仅10分钟，全歼守敌一个营，我军伤亡无几。

16日，十八旅命令其五十二团由定兴北返至大沟附近，与五十三团会歼该点之敌。我军攻击发起后，北河店及车站的守敌惧怕被歼，遂逃窜至大沟，该两点不攻自破，被我占领。

定兴战斗是六纵成立以后首次参加的、规模较大的攻坚战。这支年轻的部队在这次战斗中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整个战役中，六纵干净利索地连克两城，打出了一支新军的虎虎生气。战后，晋察冀军区首长通电表扬了六纵。

就在六纵攻克定兴、大沟、北河店的同时，第一纵队在啄县、长辛店段大破交通，阻击了敌暂编十七师的增援。

七纵也攻占了新城、固城、高碑店。我军在平、保线的坚决行动，对国民党军北平指挥中心形成了巨大威胁，迫使其将冀东之暂编第三军、第九十四军、第九十五师和新编骑兵第四师仓促南调至涿县、良乡地区。此时，保定之敌暂编第三十二师亦北援至潜河。据此，华北野战军决定阻击涿县南援之敌，诱使保定之暂编第三十二师北进后寻机歼灭之。但该师进至漕河后旋即南返，又恰值大雨连绵，河水暴涨，直接影响作战行动。我军见好就收，及时宣告保北战役结束。

保北战役，有力地配合了二兵团冀东作战的行动，取得了全歼敌暂编三十一师的胜利，调动了敌增援冀东的部队的回援，使敌人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华北我军，更在这次战斗中证实了自己的实力。华北平原，除几座大城市外，我军已可随处出击，独步天下。

三、呼啸清风店

为东北而打华北，毛泽东棋高一着。军机遥制，蒋介石北平督战丧送嫡系第三军。飞兵清风店，“二杨”再显飞夺沪定桥神威。徐水、保北、清风店，华北我军三点决战出奇效。几位阶下囚将官竟都是聂荣臻老乡、学生。清风店烟硝未尽，聂荣臻便致电中央：我拟乘胜夺取石门。

1947年秋，战事频仍的中国大地上硝烟四起，但战争的天平多少已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蒋介石脸上洋溢了一年的得意笑容开始悄无声息地隐退了。

经过一年作战，我人民解放军已顶住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井在局部对国民党军开始了有限的攻势。东北战场上，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杜幸明及数十万东北蒋军的鼎盛时代结束了。

就在林彪指挥东北我军发动夏季攻势时，蒋介石为了缓和东北战局，一度调华北的部队去增援东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明确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必须钳制关内敌军，策应东北。

怎样才能拉住傅作义呢？此举，虽是蒋介石采取的“挖肉补疮”的做法，但如果让他痛痛快快地把北平行辕的部队调到东北，这将增加东北战场的压力，于战争全局不利。

事实上，晋察冀野战军也不轻松，他们在劣势情况下也是一仗连一仗。

一个月前，为了配合刘、邓大军的外线进攻，晋察冀野战军在9月初发起大清河北战役，由于大清河北地区离天津较近，国民党军队增援很快，战斗未奏效，晋察冀野战军歼敌5000多人以后，又折回河南。尽管如此，聂荣臻对中央战略上的决策仍决心坚决执行。

9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起大规模的秋季攻势，蒋介石被迫先后从晋察冀战场抽调5个师出关增援，从而减少了晋察冀战场的兵力。为了抓住战机歼灭敌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晋察冀野战军决心首先围攻徐水，伺机歼灭涿县或保定来援之敌。

1947年10月13日下午4时30分，河北容城东马村前线指挥部。

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放下电话听筒，转身冲政治委员杨成武和参谋长耿飚点了点头，兴奋地说道：“二纵开始攻击徐水5月才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士气正旺，杀敌心切，渴望能够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根本上打破蒋介石对（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控制。经过周密的研究，他们终于在平津保地区蒋军伸出的牛腿——平保线上开刀了。从10月11日开始，全军已经按计划破坏铁路，袭击据点，扫清徐水外围。此时野战军的第二纵队正在司令员陈正湘的指挥下猛攻徐水，三纵、四纵主力分别隐蔽集结于徐水以北、以东地区，准备歼灭来援之敌。

徐水城激战正酣。

野司指挥所里灯火彻夜未眠，杨得志俯身在地图上，手上的铅笔缓缓地在徐水和石家庄之间移动着。这位安源矿工出身的勇猛将军，18岁上井冈山，22岁就当上红军团长；长征路上正是他率领前卫团，突破乌江天险，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平型关下，也是他令日寇闻风丧胆，多年的戎马生涯，练就了他一身的智谋和胆略，甚至还带有几分传奇色彩。

天亮了，参谋长耿飚兴冲冲地走进来：“老杨，二纵已经连克徐水南北两关，逼近城垣了！”

“好！就是要打疼它，不然老蒋是不会出来的。”杨得志说道。

“老耿，北线和保定方向有动静没有？”一旁的杨成武开口发问，显然，他对此十分关心。

徐水城仍在激战，硝烟弥漫，炮声震天。

徐水城几百公里外，二杨期待已久的援敌终于出现了。这是北线出来的敌第九十四军第五师和四十三师以及独立第五师及战车第三团，该敌先后经固城南下；驻在清河北的敌第十六军九十四师、第一○九师经白沟进抵容城、杨村附近。

“好家伙，一下子来了5个师，还有一个战车团，好一块肥肉！”杨成武乐了。

耿飚思索片刻，说：“两个方向都来了，还齐头并进，得先选一个方向打，一口一口吃。”

作为参谋长，耿飚考虑得更为细致、周到。

“对，我看就先打西侧九十四军这一块，西边我们好发展。”杨得志兴奋地挥了一下手。

14日17时，野司的命令传达下来，二纵四、五旅继续围攻徐水，诱敌深入，一部兵力进入阻援阵地；三纵、四纵准备会歼九十四军的6个团。

15日夜，援敌接近我阻援阵地。一声令下，三纵、四纵迅速出击，杀向敌九十四军。可是敌人10几个团扭在一起，我军一时竟也难于下手，未能将敌九十四军分割开来，打成一场乱仗。激战一夜，敌人全线撤回了。

敌人似乎摸到了规律，昼攻夜守。经过两大的激战，敌我两军在固城、徐水、容城地区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打援显然进行得不顺利。杨得志、杨成武、耿飚这三个黄金搭档又在地图前研究起来。许久，杨得志司令员站起来，果断他说：“必须打破对峙的局面。我着眼下该按预定的第二号方案行动了，平汉路以东的部队向遂城、姚村地区运动，诱敌西进，待敌分散以后，再寻机歼敌于运动之中。成武、老耿，你们意见如何？”

“可以。二纵是不是先不撤围徐水，夺城攻势不减，迷惑敌人，掩护全军？”杨成武发话了。

耿飚略一沉吟，点点头表态说：“对！二纵先不撤为好。我们先走，野司机关随大部队行动，电台暂时不走，保持与军区聂司令员的联系。”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部队。”

17日午后，杨得志、杨成武、耿飚三人只带了几个作战参谋和警卫员骑马出发了。一行人沿着平汉路，照直向西。深秋10月的华北平原，庄稼大都收过，举目望去空旷无际，浩浩荡荡的队伍，向西齐刷刷地前进着。

不知不觉，黄昏降临，部队已经走出10几里。

忽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打破了行军队伍的寂静。转眼间，一匹快马跑到杨司令员跟前：“首长，请等一下，有重要事情报告！”原来是野司的通信员，他翻身下马，把一份电报交给了耿飚。

电报是野司刚刚收到的聂总拍来的敌情通报。电报说：“石家庄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和第十六军六十六团已出石家庄。16日渡过滹沱河北进，17日可到达新乐地区，18日可抵定县，预计19日可到达方顺桥。”

敌放弃石家庄而突然出援，有些令人感到意外，三人相互对望着，眼中都有些惊讶。

原来，当我军在徐水地区与敌对峙时，蒋介石到了北平。我军进入战略反攻以后，蒋介石深感兵力不敷分配，华北战场屡遭失败，使他颇为头疼，于是老蒋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华北战局。到会的有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等以下高级军官40余人。

当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发言，报告部队粮秣补充困难时，蒋介石突然站了起来，挥着手臂高声训斥道：“共产党走到哪里就能在哪里站住脚，就有饭吃，你罗历戎身为军长，率领着国军主力几万人马，又驻在石家庄这样天时地利都好的地方，连饭也弄不到吃，一切靠政府解决，多么无耻！多么无能！”

把个罗历戎骂得狗血喷头。

面对“校长”的训斥，罗历戎这位黄埔二期的毕业生、一直颇受重用的嫡系将领大气都不敢出，头几乎垂到了胸前。倒是李宗仁赶快打了个圆场，要各部队遵总统训示，有计划有准备地作好秋季作战准备。

话题转到机动兵力上，蒋介石说：“当前对付共军的战略方针，必须分成守备和机动两种兵团，把少于三分之一的兵力用于守备，多于二分之一的兵力用于机动，今后只要守备兵团在战斗中能支持三日以上，吸引共军于城下或附近地区，机动兵团便可一举而歼之。”“现在华北共军已经被我吸引在徐水地区，兵力不足，这是与聂荣臻部决战的大好良机。”蒋介石颇为得意，接着说：“罗历戎速率第三军1个师和第六十六团北上，与驻保定的新二军会合，南北夹击共军，与共军决战，这对华北、东北战局的转折都是很好的。”

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见点将没点到自己头上，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异口同声地称赞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高明。一片虚伪的颂扬声中，罗历戎倒是心中不安，他深知从石家庄到保定这段距离，路虽不远，但正定、新乐、定县、望都均已为我军解放，途中受阻是极有可能的，前途莫测！无奈“校长”已发高论，“学生”怎敢违抗不前？

就这样，罗历戎孤军北犯了。不过，他还是长了点儿心眼。原定13日出发，他一直拖到15日才动身。

徐水城的战斗还在继续。

在田野空旷、尘土飞扬的大路旁，杨得志、杨成武、耿飚三人就地蹲下，在地上摊开了作战地图，用石头压住四角，开始仔细研究起来。

“罗历戎是冲我们来的，”杨得志说道，“尽快抓住罗历戎，打掉它，歼灭它！这个敌人是送上门的，战机确实难得！”

杨成武、耿飚完全同意司令员的提议，几乎是同声说道：“打！坚决地打！”

决心已定，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战场选择。在哪里打掉罗立戎呢？

三个人又陷入沉思。在保北打，是敌人所求，绝对不行，仗必须在保定以南打，但又决不能离保定太近。敌人不仅在保定有新二军的两个师，保定以北还有更多的部队。

参谋长耿飚伏在地图上，沉思良久，果断地伸出笔去，围着清风店地区画了一个大大的圈，说：“我看就在这里打！”

这位当年红四团的团长，那过人的记忆力和大战中清醒的头脑，同他的英勇一样，为世人所称道。今天他又为罗历戎的第三军选择了一个理想的坟场。

清风店以北是望都、保定，以南是定县、新乐，对我军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战场，只是罗历戎的第三军距清风店地区只有90多里，我军主力离清风店地区，最近者150里，最远者达250里以上，且正在继续西进。如果战场北移，我军就可以缩短行程，罗历戎的行程则会加大，但那样离保定太近了。

南移呢？我军路程将更远，也不行。所以，能不能打好这一仗，关键是我军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罗历戎的前边，到达清风店。

瞬间，一切的一切突然都集中在了时间上！

“兵贵神速！成武，我看我们再来一次飞夺沪定桥，一天走它240里！

一定要抓住第三军！”杨得志抬起头坚定他说道。

“对，就是要用我们的两条腿和国民党比一比！我看第三军是不敢夜行军的，他孤军深入我们解放区，一小时能走10里就不错了，再加上徐德超的独立第八旅和地方武装的袭击、阻击，第三军最早也得明天黄昏才能到达清风店。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一夜的时间。”

决心既定，一切便不可动摇。耿飚蹲在秋风萧萧的田野里起草命令：全军除原攻击徐水归二纵指挥的部队外，其余部队接令后一律立即掉头南下，目的地是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

落日西沉，这时的时针正指向17日17时30分，从接到敌情变化的电报到发出南下清风店的命令，总共用了不到半小时！

三位将军收起地图，禅掸粘在上面的泥土，回身上马，拨转了马头，脸上都露出兴奋的表情。是啊，在徐水以北地区与敌对峙数日，使人有几分不适，现在像一阵和风从心头拂过，把积淤的郁气都吹走了。

广阔的冀中平原，秋雨初雾。空气潮湿清新。放眼望去，一条纵贯南北的大动脉——平汉路穿过原野伸向远方。就在这铁路北段的两侧，在同一时间里，晋察冀野战军展开了6个旅的兵力向南急进。路东4个旅，其中有四纵的十、十一、十二旅和二纵的四旅，路西2个旅，三纵的九旅和二纵的六旅，6路大军如同6支离弦的箭，沿着野司规定的路线，向着同一个目标——清风店地区疾进！

午夜时分，杨成武、杨得志、耿飚三人飞马来到了新的指挥所开设地，人和胯下的骏马都已是汗水淋淋。

耿飚忙着与各部队打电话，设置指挥所。司令员杨得志一时无事可做，便组织人做饭去了。杨成武政委则一边遛着马一边考虑着起草一个紧急战斗动员令。是呀，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动员令，这一仗关系重大，必须打好。一举歼灭这么一大股敌军，对敌人将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对我军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野战军一成立就打一个大歼灭战，终于抓住机会了。对，当年是一夜飞兵240里夺取沪定桥，今天是240里急行军赶过方顺桥！异曲同工，妙！

当晚，随着电报机的滴滴哒哒声，动员令传达到了部队：

“为了打大胜仗，必须集中一切兵力、火力，猛打、猛冲、猛进，发扬我军的传统作风，狠打、硬打、拼命打，丝毫不顾虑，冲垮敌人，包围敌人，歼灭敌人！必须不顾任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不怕夜行军、急行军，不管吃不上饭，没水喝，不顾连天连夜的战斗，不怕困难，不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追，坚决不放跑敌人，全体干部以身作则，共产党员起特殊作用。敌人顽抗必须坚决摧毁，敌人溃逃必须追上歼灭。号召打大胜仗，比赛为人民立功！……”

动员令像吹响了号角，激动着每个人的心，长长的行军队列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疾进、飞跑。每个人都懂得现在进行着双重竞赛，同敌人赛，看谁得完机之利；同兄弟部队赛，看谁先抓住敌人。

战争的残酷性在这场几乎超过人体极限的竞赛中也体现了出来。部队已连续战斗了七昼夜，又投入了通宵达旦的急行军，人们个个满眼血丝，边走边打盹。有的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双脚，站在原地睡着了，等后面的人推了一把，方醒来快步跟上队伍。“全歼第三军，先靠急行军，活捉罗历戎，双脚第一功。”奇特的动员令成了干部战士心中的唯一信念。

为了争取时间，各部队尽量轻装，只留下手中武器。

为了争取时间，提倡能走则走，能跑则跑。

部队如江河急流般奔涌而去。

此时，罗历戎率领他的军部和第七师及六十六团共约1．4万余人，随带大车200多辆刚刚过了定县。原来他们一过滹沱河，便遭到我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阻击和袭扰。道路被破坏，迎接他们的是空舍清野和地雷爆炸，随后便是不断的冷枪冷炮。17日，罗历戎又发现我独八旅尾随其后。为免遭袭击，他下令部队靠拢，将万余人挤成一团，行动更加迟缓，三天多才通过定县，走了不到200里。

19日上午，到了唐河岸边的罗历戎犹豫了。过还是不过？过去了想回来可就不一定了。不过吧，如何交差？想起蒋介石激愤的双眼，罗历戎不由自主地一阵哆嗦。唉，听天由命吧。从一出发，他心中便有一种不祥之感，眼下，这感觉又加重了几分。

午后，部队渡过唐河，临近清风店，便计划着宿营望都城。正在这时，一架飞机从北飞来，低空盘旋飞行，投下通信袋一个，上书：“北上第三军指挥官请注意。大部共军南下，距你们不远，即作战斗准备。”

罗历戎接报心中一惊：“不好，果真麻烦了！”不一会，又一架飞机自北而南飞临上空，又投下一个通信袋，写明：“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离你们很近，请第三军紧急作好战斗准备。”

罗历戎这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第三军已成了对手的猎物了。可此时此刻他还能如何呢？他只能怨天公不仁了，他一面赶快命令部队停止在清风店附近，构筑工事，准备作战，并报孙连仲和三十四集团军司令李文，要求速运粮弹。不久，孙连仲派来飞机，给第三军投下大量弹药、饼干等物。

我军仍在急速前进，把战场再向南移。多向南一步，我军就多一分主动。

19日天黑前，我第六、第九、第十及第十一旅，分别进到北支合、东西瓦房、北营及清风店附近。第四旅及第三十五团进到西南合以南地区。第十二旅进到市邑地区，控制了唐河渡口。尾随敌人而来的独八旅和3个民兵团也在唐河南岸布了防。

如果说19日上午罗历戎渡唐河前还有机会回撤的话，但此刻已绝无可能。敌第三军已被团团包围，插翅难飞。

20日拂晓，寂静了一夜的清风店地区沸腾了。天色微明，我军发起攻击。

罗部信心明显不足，一经攻击即自行撤离，收缩到南合营、高家佐、胡房、东同房及西同房、东南合与西南合等七八个村子里，罗历戎率军部、第七师师部和两个团在西南合。

罗历戎为什么收缩起来呢？原来，面对我军的包围，罗历戎已感到威胁就在眼前。但转念一想，我军长途跋涉，十分疲劳，再说共军既要消灭他的第三军，又要挡住北面的援军，根本不可能。只要按校长的训谕去固守，援军一到，对并军形成两面夹击，不仅可以转危为安，而且还可转败为胜，老蒋一定会重奖嘉勉的。

于是，他一面命令部队加紧构筑工事，一面向北平和保定发电求援，不久，李文复电：“即调兵南下。”

接着孙连仲复电：“本部已达徐水，决于马日摧破当面之敌向方顺桥挺进。”

罗历戎连接两电，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遂复电孙、李：“以目前情况论，诚乃歼匪良机，应伤南下部队轻装兼程南进，以期将匪歼灭于望都以南地区为宜。”

就在罗历戎还在做着好梦的时候，唐河岸边晋察冀野司指挥所内，杨得志紧眯的双眼已经盯上西南合了，他用铅笔重重地一圈：“突破口就选在这儿！”

战斗是酷烈的。静谧的华北平原上，无数双眼睛都盯住了清风店。至22日晚，我军收紧了包围圈，同时第六旅经过12个小时的激战，打退敌人9次反击，打开并巩固了西南合村东北面约200米长的突破口。

保南清风店激战正酣时，保北的战斗也变成了一场恶战。

我军主力南下后，留在保北的只有二纵五旅，三纵七旅、八旅及冀中军区独立第七旅，共12个团。而当面之敌却是扭在一起的5个美械装备师，共19个团。留在这里负责阻援指挥的是二纵司令员陈正湘和政委李志民、三纵司令员郑维山和政委胡耀邦。他们心里清楚，北线阻击与南线歼敌是同一战役的两个战场。如果19个团的敌军主力突破我军阻击南下，不但敌第三军之危顿时可解，而且势必对我南下部队形成夹击之势。只有坚决阻击大量援敌于保北战场，才能确保歼敌第三军。

18日，我4个旅，仍然摆着决战的架式，照样围攻徐水。华北平原，围绕保定的南北战场，似乎在进行一场决定命运的决战。孙连仲被迷惑住了。

当孙连仲无法确定我军意图时，李文似乎反应得更快一些。从空中侦察发现我军主力星夜南下，他料知我军截击第三军才是目的。李文大梦初醒，着了急，企图越过徐水，援救第三军。

19、20日两天，我军依靠一道又一道阵地，沉着地抗击着敌人的猛烈攻击，炮弹雨点般地落在我军阵地上，飞机狂轰滥炸，坦克轮番冲击，可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硬是被我军打了回去。这与其说是一场攻防战，倒不如说是一场意志的较量。

21日，阻援到了最紧张的关头。

孙、李以10个团的兵力向我猛攻，孙连仲甚至亲自飞临上空督战。在我独八旅扼守的伸向南方的公路上，敌人约3个团的兵力在炮火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像汹涌的波涛一样，进行集团冲锋，一个浪头卷着一个浪头向我阵地冲来。在敌前沿阵地的后面，沿公路一字长蛇地排列着几百辆大卡车，车上满载着敌人的增援部队。看样子李文是动了真格的了，他宁肯报销这几个团，也要打开这条公路的缺口，好让后面几百辆满载敌军的汽车飞驰南去。

从保定到清风店一个多小时就足够了，这样第三军之围即刻可解。但是就是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敌人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而不可得。敌人一次又一次被击退，在我钢铁般的阵地前，布满了敌人的尸体。

直到22日，敌军仍被阻击在保定一线，而他们要救援的第三军，却已到了风烛摇曳的最后一刻。

22日3时40分，随着杨得志一声令下，野司指挥部上空升起彩色信号弹。顿时排炮齐鸣，从指挥所眺望西南合，只见炮弹爆炸的闪光，就像山区深夜大雷雨中的闪电，忽拉忽拉地划出不规则的亮环，房屋若隐若现，爆炸的声音震撼着平坦的原野。不到半分钟，浓烟把整个西南合完全吞噬了，只能看到灼热的云团在扩散，在升腾。

最后的总攻开始了。冒着扑鼻的硝烟，我第六旅主力由北向南，第四旅及第十二旅的第三十五团由南向北，第十、第一旅由东及东北向西南，第九旅由西向东，几万大军从四面八方突入村内。

罗历戎此时很清楚，这是决定命运的最后时刻。他等了几天的援兵未见一兵一卒，只有打气的电报。看来靠别人靠不住，只有死守了，他把步兵、工兵、炮兵、通信兵以及大汽车、小汽车、弹药车、军需车都集结在马家大院的四周。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至22日11时30分，战斗全部结束。

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并运用多批飞机掩护的第三军主力，在清风店地区被我全部歼灭。计有：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及第十六军第六十六团全部。

清风店的枪声一停，整个战场上的两军似乎都明白了什么。一切已无可挽回，北线的敌人仓皇撤走了。

大量的俘虏，押在几个村庄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院子，却不见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的踪影。

原来，罗历戎见败局已定，便换上一套士兵的破旧军服，带着残兵300余人，企图向南突围，被我独八旅歼其一部；转而向东北逃窜，又被我第十一旅歼其一部。

在长长的俘虏行列中，有一个头缠绷带，满脸血污，头也不抬的伙夫模样的人。这时，恰逢独立第八旅旅长徐德操走来。

徐德操在1946年上半年国共停战谈判时，曾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石家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同罗历戎打过交道。徐德操一眼认出了这位“伙夫”。

“这不是罗军长吗？”

“啊，徐代表！老熟人了。”

罗历戎尴尬地连连点头。

同这位中将军长一起被俘的，还有副军长杨光钰、第七师师长李用章等。

硝烟散尽。野战军第一政委罗瑞卿和萧克陪同聂荣臻司令员来到北祝村清风店战役前线指挥部。这是晋察冀我军在华北打的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在向野战军将士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后，聂司令员还先后见到了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副参谋长吴铁铮、第七师师长李用章、第十九团团长柯民生。十分有意思的是，罗历戎和他的部下都争着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攀师生、套老乡关系。

罗历戎和杨光钰都是黄埔第二期的学生，见到聂荣臻，一口一个“聂老师”。杨光钰更是露骨，开口道：“聂老师，我是四川渠县人，聂老师是江津人吧？！”

吴铁铮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还听过聂荣臻讲的课，他见到聂荣臻时，羞愧万分，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原来，吴铁铮在黄埔时是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以后，他投敌叛变了，现在被解放军俘虏，自知罪责难逃。

柯民生一见聂荣臻，连声说：“聂司令员，我也是江津人，是你真正的老乡呀！聂司令员……”

聂荣臻“嗯”了一声，对他们说：“这场战争是蒋介石逼迫我们打的，你们为蒋介石卖命，这是毫无意义的。清风店这一仗结束了，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你们愿意留下，我们会提供学习的机会；你们想回家，可以放你们回去。但是，无论留下还是回家，都应该认识过去的罪恶，重新做人。”

柯民生一听，赶紧说：“聂司令员，我想回石家庄去，我的家眷还在石家庄呢！”

聂荣臻扫了他一眼，点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柯民生回石家庄以后，做了许多瓦解敌军的工作。我军解放石家庄时，柯民生又一次当了俘虏。

罗历戎向聂荣臻和杨成武等人讲了国民党军队在石家庄的部署情况，他提供的情况对我军解放石家庄很有价值。数年后，罗历戎特赦，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杨成武曾经专门去看望过他。

清风店一战，我军歼敌1．7万人，“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受到陕北党中央的祝贺和嘉奖。朱德总司令还特意写了一首《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的诗，赞美说：“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清风店打了一个漂亮仗，削弱了石家庄守敌的兵力，孤立了石家庄。最使蒋介石恼火的是，石家庄的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置要图落到了聂荣臻的手里。

清风店战役成了华北战场上的转折点。清风店战役结束当天，聂荣臻便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现石门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希望“太行准许以有力部队抓住元氏敌人，以减弱石门防御力量”。

聂荣臻还向军委报告说，他要“乘大会空隙到前线一行，并与野战军首长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

毛泽东接到聂荣臻的电报后，亲自拟电说：

“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部队，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即石家庄），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几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朱德总司令对打石家庄也十分关心，他当时和刘少奇一起在西柏坡领导中央工委的工作。10月23日，朱德连续发出两份电报。一份是建议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野战军打石家庄的作战计划，另一份电报是打给晋察冀野战军的。电报中提出“请你们预为准备各种补充。等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电报还告知，“朱拟即去野司”。

清风店一战，晋察冀我军不但打出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打出了华北战场的新形势，也为石家庄的解放打出了一个好开端。

石门，已随着清风店的枪炮声，悄然地敞开来。

四、撞开石门

石家庄已成陷于解放区的“陆上孤岛”，指日可下。陕北中央决意华北我军打前所未有的大城市攻坚战。国民党吹嘘道：石门三道防线胜过马奇诺防线。解放军总司令亲自参加解放石门的作战会议。大血战，郑维山、胡耀邦亲自率部攻城。擒贼擒王，傅崇碧率尖兵插入敌心脏，巧立奇功。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响彻了一年后，已由我解放区逐步推向蒋管区。在顶住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后，我人民解放军已在全国各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战争天平倾斜得如此之快，不但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就连毛泽东对这急骤前进的步伐亦深感兴奋和惊异。

华北战场。随着华北我军一系列有效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军只剩保定、石家庄等几座大城市。而清风店大捷，又使石家庄门户洞开。石家庄已套入我军目标瞄准的光圈。

石家庄又称石门，早年不过是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据说因为只有十来户人家，所以叫十家庄，又说这十来户人家都姓石，又叫石家庄。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交通的发展，它才渐渐变为城市。1900年平汉铁路修建，途经这里，设车站；1903年正太铁路修建，起始点在此，1907年通车后又设路局于石家庄。于是商贾云集，居民骤增，逐渐繁华，改石家庄村为石家庄镇。

民国初年乱世，占据北方的奉军为了向南扩张，将镇改市，把石家庄镇与休门镇各取一字，定名石门市。以后石德铁路通车，石家庄便成了东去山东，西往山西，北向平津，南下中原，连接北平、保定、太原、大同、郑州、武汉、德州、济南等重要城市的交通枢纽。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发展，石家庄这个不名之地迅速膨胀起来，到解放前夕，人口已达28万，城市面积20平方公里，一跃成为华北重镇。

石家庄发展之快近乎神奇。而如此神奇般地发展，始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它西临太行山，可以控守井陉、娘子关，北通京都，处于京都左腋，南控华北几百里平原，为兵家所必争。天然优越的地理条件与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地位结成一体，使其成了各派军事势力激烈角逐和争夺的一个地区。

七七事变后，日寇分三路入侵华北，其中一路沿平汉路南下直取石家庄。

为割断我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联系，扑灭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烈火，日寇将侵占华北日军的三分之一兵力摆在石家庄及正太路寿阳以东地段。石家庄成了日军在华北的一个兵营，一个侵略和掠夺华北的重要基地。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也深知石家庄战略地位的重要，急令胡宗南部第二十四集团军李文，率其嫡系第三、第十六军东渡黄河，侵入华北，第三军进占石家庄。为了使石家庄成为联结冀晋、保障平、津、保的稳固的战备基地，国民党军不顾人民的死活，竭力搜刮民财民力，每日驱使两万多民工，在日寇修筑了八年的防御体系的基础上，继续经营，把这方圆60多华里的偌大城市，搞成了一座碉堡林立，沟渠纵横，明堑暗壕如蛛网的坚固设防城市。6000多个碉堡，分布在石家庄的主要街道和路口上。三道防线，形成三道地下城墙。

石家庄成了火药桶，国民党军构筑的工事不可谓不强。三道防线中，第一道为外市沟，周长60华里，深7米，宽6米，沟外沿有鹿砦、铁丝网和布雷区，沟内设有高堡、伏堡1000多个，并设有电网。其后是环形铁路，6辆铁甲列车昼夜不断巡逻。

第二道防线是内市沟，沟长36华里，深、宽各5米，沟内设有尖木桩，沟外有铁丝网、挂雷和鹿砦、沟沿设有比外市沟更稠密坚固的高碉、低堡、伏堡和野战工事。内外市沟之间的各村庄，都构有坚固工事，是重要的支撑点。其中以振头镇、城角村、西里村、西焦村、北集村、柏林庄、范村、元村、花园村等较强。两道市沟之间有交通沟或地道联结，沟内广设削桩、鹿砦，是国民党军石家庄的重点防守地段。

第三道防线是以市区为中心的大石桥、火车站、正太饭店、铁路工厂、发电站等坚固建筑组成的核心工事，核心工事同重要碉堡之间，以明堑暗道相通。三道防线之外，还分别在大郭村、东西三教、南北翟营和市东北的制高点云盘山等地，大量构筑了工事和火力点，作为警戒阵地。有了这样坚固稠密的工事，加上重兵把守，国民党自信可以确保无战了。南京、北平的宣传机器吹嘘说，“三道防线胜过马奇诺防线”，“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石家庄守敌更是狂妄地断言说：“共产党没有飞机，坦克，休想拿下石家庄。”

在蒋介石看来，石家庄就像是一颗钉在我解放区的钉子，有了这颗钉子作依托，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向我冀南、冀中、冀晋、太行各解放区进攻了。

然而，解放战争的进程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的美梦连连被打破。石家庄大战，过早地勾画在他的作战地图上。

1947年春，我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聂荣臻司令员指挥下，连战连捷，相继取得保南、正太战役的胜利，石家庄与保定、太原之间的联系即被割断，守备石家庄的第三军的所有补给，只能依靠空中这一条路进行了。石家庄已成为深陷于我解放区的“陆上孤岛”。

10月，清风店一役，我晋察冀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由石家庄北犯的第三军主力一个师又一个团，活捉了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中将。蒋介石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偌大个石家庄仅剩下正规军三十二师，就是加上河北保安纵队第一团、第二团及周围9个县的保警队，也不过2万来人。蒋介石深感石家庄不能再失，不得不挖肉补疮，紧急从保定空运保定绥署独立团及一个榴炮营，以聊补石家庄防守兵力之缺。蒋介石把赌注押在他苦心经营了数年的防御工事上了。

前面已经提到，10月22日12时，清风店战役刚刚结束仅半小时，枪声尚未停息，硝烟还未散尽，聂荣臻司令员即致电中央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分析了华北的形势，当即同意了聂荣臻及华北军区的意见。毛泽东对华北我军将首攻打石门这样的大城市感到激动、振奋，指示华北我军不惜兵力，将攻石门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因为石家庄是敌人在华北的重镇、蒋介石不会坐视不救，任我宰割的。

三天后的10月25日，晋察冀野战军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杨成武主持下召开了有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远道赴会，由此也看出了中央对石门攻坚战的重视。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复电的精神，针对石家庄的敌情，研究了作战计划与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开始了。

当罗瑞卿等人介绍石家庄敌人的部署情况时，朱德特别注意那张《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这份《要图》的右上角标着醒目的《绝密》两字。

忽然，朱德问：“这份《要图》是从哪里弄到的？”

“是清风店战役中缴获的。”

“这是罗历戎亲自携带，准备到北平后呈送孙连仲和蒋介石的”

朱德微微点头，又仔细地看了看图，说：“这份图很重要，敌人的工事构筑、防御体系、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都详细标在上面，对我们制定石家庄战役计划、定下正确的决心很有用。”

罗瑞卿立刻对作战处长吩咐说：“复制它几十份，发给各纵队，以便于各部队更好地了解敌情。”

会议开得热烈而成功。会上，朱德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打石家庄要“勇敢加技术”，要精心计划，认真钻研战术、技术。会上，确定“以阵地点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采取稳打稳进的方针，以坑道作为接近敌碉堡，用炸药爆破、大炮轰击以后，迅速用步兵夺取敌阵地。

石家庄是解放战争中我军要进攻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晋察冀军区打的一个大仗。聂荣臻司令员根据当年打进漳州的经验教训，特别提出了进城纪律和保护市内工商业生产设施问题，亲自审定了政治训令的约法九章，明确提出：

“这次攻打石家庄，除全军一致努力完成军事任务外，入城纪律与人城工作关系亦极为重大。……力争解放石家庄与保证入城纪律优良，此为各参战部队的两大中心任务。”

“严禁破坏机器、工厂、医院、电灯、自来水、电话电线、玻璃及一切城市建筑和设备（除军事行动必须）。……不许自行动用与搬运一切物资资财及房舍用具，对仓库、贮藏室只有爱护的任务，报告的责任，没有动用的权利……不侵犯城市工商业，不侵占学校，不私入教堂。尤应保护城市贫民的生命财产。……严禁个别人员徘徊游荡茶楼酒馆，尤其娼寮地区，不许大吃大喝，注意军容风纪与军装整齐。”

这个约法九章公布以后，在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民族资本家私下说：当年项羽成霸业火烧阿房宫终取灭亡，刘邦占咸阳约法三章有汉室。如今晋察冀部队公布约法九章，石家庄不攻自破。

聂荣臻约法九章，确实显示了其过人的军政素质。这是后话。

军区扩大会议经过周密研究后定下了战役决心：乘目前石家庄敌兵力较为虚弱之际，以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胡耀邦指挥的第三纵队，司令员曾恩玉、政委王昭指挥的第四纵队及冀晋军区、冀中军区部队对石家庄举行战役进攻；以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指挥的第二纵队和独立第九旅、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集结在定县南北地区构筑阵地，阻敌来援。如我攻击石家庄，敌主力由平汉线南下增援，我则以冀晋，冀中两军区部队继续担任对石家庄的围攻与钳制，集中野战军全部于保定与石家庄之间，歼灭援兵一部或击溃其援兵后再攻击石家庄；如敌不增援，则采取积极手段，力攻石家庄。

在战术上，针对石家庄的防御体系，决定先占四郊，改造地形，挖壕接敌，突破两道市沟，猛插核心工事，歼灭守敌。具体部署是三纵在西南，四纵在东面担负主攻的任务，冀中军区部队在东南面、冀晋军区部队在西北面协助三、四纵队，向石家庄发起进攻。二纵指挥其余部队阻敌援兵。

会议之后，轰轰烈烈的战备在全野战军展开了。攻打坚固设防的石家庄，不但在华北我军，就是在全军也是头一遭，意义重大。部队用了十几大的时间，大搞军事民主，开展提困难想办法的群众运动，发挥从清风店战役中补充的解放战士的积极性，让他们介绍石家庄敌人的设防情况，共同研究接近和通过市沟、破坏电网、穿过马路、爆破地堡以及对付坦克、铁甲车办法。

然后，进行攻坚作战的实际演习，演练挖掘地道爆破外壕，对付装甲车，打核心工事，打巷战。

杨得志司令员为确保万无一失，再次召来被俘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结合实地叫他介绍了哪里可以突破，哪里是重点。为瓦解石家庄守敌的军心，动摇敌军的士气，还释放了在清风店战役中俘虏的近千名敌军官兵，令其返回石家庄。

11月1日，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了石家庄战役作战命令。11月5日夜，我军以隐蔽突然的动作，包围了石家庄外围各据点。

一场首攻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战役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11月6日零时，大地一片寂静。大战前的沉寂往往更令人紧张、激动。

突然，夜空中舞起绚烂的焰火，大地震颤，枪炮声震耳欲聋。

石家庄战役打响了。

攻击是激烈的，但稳步向前发展。战至拂晓，我第三纵队占领了西郊和南郊的留营、张营、大车行、北杜村、王村、西三教、塔谈村；第四纵队占领了东郊和东北郊的柳辛庄、桃园村、小沿村、南翟营、北翟营、谈固村、北宋、方北；

冀中军区部队占领了东南郊的大安舍、大郭村、马庄、西三庄，并包围了飞机场。

自石家庄被包围后，飞机场已成了蒋介石支援守敌的唯一通道。因此，夺下飞机场断敌空中增援，是夺取战役胜利的关键。敌人也很清楚，机场是他们的命根子，救命的稻草。晨8时许，敌以飞机掩护保安第九团主力，向我占领小安居的独立第一旅一团三营扑来，妄图夺回村庄，保障飞机场的安全。三营在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下，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10多次进攻，坚守住了村落。7日拂晓，我冀晋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分别由东北、西北两面夹击，歼敌保安第九团一部，占领了机场，切断了敌人向外的唯一通道，敌人成了瓮中之鳖。同时，我冀晋第四军分区部队解放了获鹿城。

6日17时，我第四纵队十旅，在政委傅崇碧的指挥下开始攻击云盘山。

云盘山听起来气势不凡，实际上此山高不过四五丈，周长六七十丈。但在一马平川的石家庄东北部，倒算是个庞然大物了。日军占领时，此山即修有碉堡。第三军“接收”后，以山上的一座庙宇为核心，用钢骨水泥修了三层地堡。山下有深壕两道，电网两道，守敌为保警队的一个加强连，有重机枪4挺、轻机枪9挺、60炮4门，成了交叉火网，故而被敌称作“铁打的云盘山”，准备长期固守。这个“山”是我四纵从东北方向进军的拦路虎。

傅崇碧就是要啃下云盘山这块硬骨头。此人是华北我军一员数得着的猛将，有胆有识。他首先指挥配属给十旅的野战军炮兵群在300米距离上向云盘山核心工事进行直瞄射击。炮弹在核心工事上爆炸了。硝烟散尽，但从望远镜里发现工事竟完好无损。头一次进攻未能奏效，显然，傅崇碧碰上石家庄大战中第一块难啃的骨头。

一招不行再来一招。他指示部队挖壕接敌，把几百斤炸药装到核心工事前，一声爆炸，部队冒着浓烟冲了上去。敌人并没有被炸死，核心工事依然完好，但敌人已被震晕了，失去了抵抗能力。三十团三营八连没等敌人清醒过来，已经冲到跟前，从射击孔中塞进爆破筒，一个加强连的敌人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外市沟外面的最后一个据点拔除了。傅崇碧一时兴起，指挥部队把大炮架上云盘山向敌人的发电厂轰击，击毁了发电设备，整个石家庄的灯火忽然之间全部熄灭，敌人用以阻挡我军进攻的电网再也不起作用了。

打大的攻坚战，毕竟不同于我军拿手的野战。石家庄深而宽的外市沟，犹如一条巨蟒、蜿蜒盘踞在石家庄近郊的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

我军在广大民兵、民工的协助下，于6日夜开始土工作业，改造地形。各进攻部队都以第一梯队构筑进攻阵地，以第二梯队挖进攻阵地的交通壕，战役第二梯队和民兵、民工挖后方交通壕。

经一天两夜的土工作业，至8日清晨，我军的交通壕已伸展到距外市沟百米以内，隐蔽的坑道则挖到了外市沟外沿，完成了进攻准备。这项工程虽然浩大，但卓有实效。由于我军每团有两、三条交通壕，每条长约5公里，我军所有人员、马匹都转到地下，运动自如，敌人的火力和飞机也奈何我不得，失去了作用。

8日午后16时，我军对外市沟发起全线攻击。三纵七旅第二十团首先在外西兵营爆破成功，将外市沟炸开了两个8米至10米宽的缺口，该团第二营乘着爆破的烟幕跨越市沟，夺取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尔后向两翼发展，占领了农业试验所。第一、三营随后，占领了西焦村和西里村。第二十一团也相继突入，占领了城角村、洒酒司等要点，并击毁敌装甲列车一辆。

16时30分，八旅第二十二团由西三教西北架梯突破，第二十三团亦于振头以西突破。两个团当即钳击振头镇，守敌赵县保警队大部破歼，少数窜入内市沟。

与第三纵队动作的同时，第四纵队十旅从东北面突破，占领了义堂村、八里庄各点；第十二旅在东面突破，占领了范谈村，包围了范村；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面突破，占领了东三教、槐底，包围了元村、彭村；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面突破，包围了北焦村。

外市沟攻击顺利。至9日晨，敌内、外市沟之间的据点除范村、元村、彭村、北焦村四点外，全部为我攻克。这时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命令派一部兵力包围未克之点，不过多与此敌纠缠，而是将全部兵力和民兵、民工转入改造地形，不失时机地向内市沟推进。

外市沟被突破，敌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沉不住气了。他一会儿跑到这里，一会儿跑到那里，拉开尖尖的嗓门，操着浓重的江西乡音，喝斥着要枪毙这个，又要枪毙那个。该骂的人几乎叫他骂遍了。他是决心要守住内市沟的。

这里不仅有坚而多的工事，而且由他的三十二师直接防守。他深知环绕石家庄市区的这道“天堑”同石家庄是生死相关的；有内市沟则有石家庄，无内市沟则无石家庄。一旦有失，他这个黄埔三期生，何以对得起校长的栽培？

何以对得起胡宗南长官的提携？

11月9日夜，初冬的石家庄寒风习习，细雨蒙蒙。华北我军各部在夜色掩护下，顶风冒雨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

第一梯队在敌前沿展开，先挖卧射掩体，再逐渐构成跪射和立射掩体，遂后再把一些掩体加盖成地堡，然后再将各个掩体和地堡横向贯通，筑成堑壕。第二梯队构筑纵向交通壕，敌火力射程之外的交通壕则由民兵和民工构筑。夜深人静，稍有一点响声，便引来敌人一阵枪炮声。全体指战员和民兵、民工不顾敌人的火力威胁，一刻不停地工作着，通宵达旦。翌日，当朝辉驱散了晨雾的时候，放眼望去，昨天还是平展展的田野，一夜之间面目全非，仿佛经历了一场神奇的变迁：数不清的掩体和纵横交错的堑壕、交通沟，满布于内、外两道市沟之间纵深2000米的开阔地上。各主攻团还在距内市沟60米处挖掘了坑道，直达内市沟外壁，并构筑了装药室，完成了内部爆破的准备。敌人虽有陆空配合，有深沟为障，有群碉封锁，但面对我军这种虽然土气却颇有实效的“人海战术”，又能奈何？

10日16时，太阳西沉，红光似火，我强大的炮群突然咆哮起来，对内市沟的总攻开始了。

火炮按照各自的性能和分工的目标猛烈轰击：山野炮弹吼叫着射向敌人的高碉；战防炮、步兵炮的炮弹则呼啸着在敌人的低碉和火力点上爆炸；轻机枪封锁着敌人的碉堡射孔；迫击炮弹在敌人的野战散兵阵地上开花；重炮向敌纵深实施压制性射击。内部爆破与外部爆破同时并举。石家庄在震耳欲聋的炮声、爆炸声中颤抖不已。到处闪着红光，到处腾着浓烟，到处飞着瓦砾。

16时30分，部队发起冲击。在西南主攻的三纵七旅，用梯子战术把先头连下到沟里。但没等把梯子靠到对面的壁上，却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杀伤。

呼啸的弹雨像刮起血腥的旋风，旋转着，扩张着。这个连队的指战员血染沟底，为解放石家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主攻团意外受挫，碰了钉子，但令郑维山、胡耀邦聊以自慰的是，助攻的八旅二十三团却在相邻地段上成功了。

原来二十三团把坑道挖在内市沟的下面，装上大量炸药。总攻开始后，一经引爆，那一段市沟就像个小火山爆发似地腾空升起，地堡也飞上了天，落土沉积下来，使几丈深的沟壁立即变成了平缓的斜坡。二十三团四连的勇士们冲上这道口子，但由于土质过于松散，前头的同志一踏上去就浑身陷在土中。冲锋时刻，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利。后续人员继续猛冲。先头人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平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16时40分，四连在敌“英字”23至24号碉堡间首先突破。敌九十六团三营即以坦克为掩护进行了疯狂反扑。四连在五连、六连的协同下，连续三次将敌击退。敌反扑更加猖狂，二十三团以二梯队三营投入战斗，敌大部被我歼灭。16时55分，我二十三团全部攻入南兵营，巩固了既得阵地，掩护全旅于16时全部通过内市沟。

刘英眼看着他的“天堑”被我撕开了口子，未日就要到了，便把它的老本二梯队九十六团全部投了进来，在坦克的掩护下，疯狂地发起反击。

战斗到最激烈、最紧张的阶段，也是整个战役至关重要的时刻。打不退敌人的二梯队团，就是可能被敌人反出来，那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三纵司令员郑维山果断地指挥二十三团以一部正面抗击，大部经左右两翼向敌侧后迂回，截断敌人的退路，将敌九十六团大部歼灭。此时七旅经过二十三团的突破口也先后通过了内市沟。七、八两旅开始进入市街战斗。

在三纵突破敌内市沟的同时，第四纵队第十旅第二十九团也在东边突破，接连打退了敌九十四团在坦克掩护下的7次反扑，巩固了阵地。十旅主力顺利地通过了内市沟，推进到中正路。接着，第十二旅、独立第七旅和独立第八旅，也相继突破敌人阵地，占领了复兴路、大兴纱厂、汽油库等要点，进入了市街战斗。

第四纵队担任二梯队任务的第十一旅，早在10日23时即投入战斗，一路向中正路高大建筑猛扑；一路从民生路向车站攻击；另一路经休门镇直插大石桥。第三纵队担任第二梯队的第九旅，在七旅与冀晋军区部队之间加入战斗，沿平安路、机场路向大石桥发展进攻。

经20个小时的激战，石家庄市区已大部被我军占领。至12日晨，敌三十二师师部和第九十五团残部仅据守着核心工事顽抗。

所谓核心工事，就是以大石桥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大石桥是一座铁路天桥，因以大块方石修成而得名。敌三军“接收”石家庄后，罗历戎看中了这座桥作为指挥所，于是下令将桥孔统统堵死，四周立起围墙，大石桥成了一座能打能藏的巨大堡垒。

我军突破内市沟后，敌人大势已去。一天零两夜的时间，刘英告急的电报竟发了四五份之多，然而得到的答复总是“固守待援”之类。但想起蒋介石以“老弟”相称，尽管老蒋“亲率陆空大军”支援的支票是空头的，至今不见一兵一卒，刘英还是深感荣幸，为之效死也在所不惜了。与刘英的负隅顽抗相配合的，有空中的飞机，地上的坦克，车站上的铁甲列车，轰炸、扫射、炮击，使整个市区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

正当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来到了市内第四纵队指挥所。杨司令员了解了战斗进展情况后，立即命令第四纵队十一旅攻击车站和正太饭店，为最后总攻大石桥创造条件；命令四纵队越过预定分界线，配合三纵队尽快歼灭据守核心工事之敌。

上午8时，按杨司令员的命令，三纵队从西、西南、西北，四纵队从东、东南、东北，向敌核心工事发起攻击。在我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敌人钢筋水泥碉堡大部被摧毁。我军各部队相继突入敌人阵地。

战斗中，一件意外的插曲缩短了战斗的进程。上午，四纵司令员曾思玉就接到十旅政委傅崇碧的报告，敌三十二师师长刘英被抓获。这真是意外之喜。阵地还没有完全突破，敌人的最高指挥官已落入我军之手，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攻击发起前，傅崇碧带着团以上干部，到前面观察地形、敌情，以便展开兵力。在他们前面，一个侦察连在搜索前进，他们悄悄摸了两三里，发现已经离火车站不远了，尽管夜色很重，还是看到车站里有很多敌人。他们立即抢占了右侧的高大水塔。打前站的侦察兵神不知鬼不觉地往前摸，敌人没有发现他们，他们竟闯进了敌人的师指挥所。

石门敌三十二师指挥所内，刘英等人还没有醒过神来，枪口已经堵到胸口窝了。侦察兵把五六个俘虏悄悄带了回来，兴兴冲冲地报告：“政委，我们抓到了敌人的师长！”“还有参谋长……”

正在这时，敌人发现丢了指挥宫，便黑鸦鸦地向水塔扑来。

敌人显然想抢回他们的指挥官，不顾一切地轮番冲锋。但我部有傅崇碧政委亲自指挥，又仗水塔之地利，敌人的反扑失败了。激战了一个小时之后，敌人丢下200多具尸体，退了下去。

傅崇碧叫警卫员把手电打亮，这才看清几个俘虏的装束。一个俘虏佩带着将军军衔，衣服笔挺，中等个头，稍胖。无疑，此人就是敌三十二师师长刘英了。

傅崇碧对刘英说：“我们已经把车站包围了。为了减少伤亡，你马上下命令，叫你的部队投降！”

刘英此时虽被俘，但嘴上还挺硬，说：“他们是军人，不会听我的。再说，他们现在接不到我的命令了。”

“我是前线指挥官，我命令你写！”

敌师长迟迟犹疑不肯动笔，傅崇碧大怒，掏出手枪，哗啦一声顶上子弹：

“你不写，我毙了你！”

这着很见效，刘英脸色顿变，连连说：“我写，我写！”他写了要正太饭店一个团守敌投降的命令，叫一个校官送去，并派他的副官到火车站以他的名义喊话。

擒贼先擒王。傅崇碧意外的收获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大石桥、火车站、正太饭店等要点的不攻自破，无疑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更减少了部队的伤亡。

11时，敌人停止了抵抗。内外市沟之间被围的那4个据点的敌人，有的投降，有的被歼。向北逃窜的400余人，也被我二纵四旅全歼于灵寿以东地区。

国民党吹嘘的“可坐守三年”的石家庄，6天6夜即告解放。

在全国战略反攻的形势图上，我军的旗帜又一次插上了大中城市。短短一个月内，华北军区连获两场大捷，一时间声威大振。

石家庄战役结束了，石家庄内外数十万军民锣鼓喧天地欢庆胜利！

与此同时，陕北中央和各地的电报纷纷而至，祝贺胜利。晋察冀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朱德总司令在发电嘉奖的同时，还以《喜闻收复石门》为题，赋诗一首：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叫胡马返秦关。

……

新华社于11月16日，发布了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对石家庄大捷的评论。

发言人首先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并且是今后一连串胜利的开端。”

发言人接着说：“此次石家庄守敌达两万以上，并得到美国供给的蒋匪空军积极援助，然而仅仅6天，该城即被攻克。在突破敌人每一阵地时，每次只需二三十分钟。蒋军的士气是异常低落了；而我军的军事技术，多谢蒋美运送的新式武器，已经空前提高了。”

南京、北平，愁云密布。石家庄的丢失，似乎使蒋介石看到了可怕的一幕：失败已不仅仅限于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石家庄今日能丢，谁又能保证明日北平、天津、济南等大城市的命运呢？更令他沮丧的是，石家庄的丢失，给一些西方通讯社提供了讥讽的口实，这些报道颇引人注目。

路透社的消息，说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新挫败”。

而对蒋政权信心不足的合众社的一则消息，说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虽未明着揭国民党军的伤疤，但听来叫人不舒服。

另一则合众社的消息，夸张地说石家庄解放后，“保定（蒋）省政府官员立即乘汽车逃向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