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那个教我如何做男人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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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19:02

“我有责任要使读者知道，在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的同时，我却理解那些反对、谴责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我把反对暴君看作是对人的诞生这个奇迹的最好利用；而对那些在暴政面前俯首帖耳、默不作声，甚至拍手叫好的人，我认为他们作为人早已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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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19:04
"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 "一本敞开的书: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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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0:09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法拉奇　海南出版社 2002年6月　定价：18元
　　 法拉奇，被人称为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之一、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一个人跻身于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被视为了不起的成就，何况得到这么多领域的认同？法拉奇在新闻业取得的成就被视为一个奇迹，如她的老师所说，法拉奇在新闻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许是别人用150年的时间去努力也不能相比的。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被人们称为20世纪“政治访问之母”。法拉奇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但她自己好像更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优秀的小说家，创作出堪称典范的一流文学作品似乎是她心中一个不灭的梦，虽然她的小说作品不多，但每一部都受到举世瞩目，像《男子汉》、《印沙安拉》，当然也包括这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一个未婚的年轻母亲和自己腹中胎儿在对话，母亲向孩子诉说着自己的爱和恨、对痛苦的思索，当然还有对还没有出世的孩子的缠绵悱恻的爱、充满柔情的猜想。这个年轻的母亲经受着生理的痛苦、精神的折磨，但她充满了斗志，她不断地对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诉说着，借着这喃喃自语汲取着无尽的勇气和力量。孩子就像是她的朋友，她把自己对爱的怀疑、对生与死的困惑也和盘托出。这是一本带有很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带着时代和法拉奇本人的明显烙印，写作手法是纪实风格和小说想像力的自然天成的融合。整部作品始终沉浸在浓烈的感情里，随处可见缠绵的诗意、深沉的思考，比如母亲对肚子里的孩子说：我希望你具有上帝的特征，其次具有母亲的秉性，最后具有民族的特点。
　　
　　 法拉奇的妹妹这样评价自己的姐姐：“我姐姐的一生都充满了传记色彩，她是一本敞开的书。”面对这样的一本书，我们能读出什么来呢？法拉奇在这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题记里说，把这本书献给：那些不畏惧困惑的人、那些不知为何要以痛苦和死亡为代价来摆脱疲惫的人、那些把自己置于给予生命还是舍弃生命两难处境的人，这是一本由一个女人献给世界上所有女人的书。我们没有办法不折服于一个女人面对生命种种疑惑不解，仍然以一种积极的、永不言败的姿态对待人类生活的整体命运的勇气和超人的生命力。在书的最后，主人公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濒临弥留之际，法拉奇这样写到：
　　
　　 灯亮了，我听到了声音。有人在奔跑，在绝望地呼号。然而在另外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成千上万的妇女成为母亲：生命并不止于你和我。你死了，我恐怕也要死去。但这无关紧要。因为生命没有死去，它存在，生命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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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0:09《愤怒与自豪》

作者：法拉奇  …

　　                                   
                  作者序言
　　我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流放。因为岁月已经作出了明确而清楚的说明，在美国，我是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来生活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我父亲和我认识到生活在一个视理想为垃圾的国家是异常痛苦、艰难，且感到幻灭、伤害和被冒犯时，我们选择了一条政治上自我放逐的道路。在这种放逐中，我们拆毁了与我们绝大多数同胞相联系的桥梁。我父亲隐退到香提（Chiati）地区的某个遥远山村，在那儿远离了他作为一个高尚和正直的人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政治。我满世界漂泊，然后驻足在纽约，这地方在我和我的同胞之间横亘着一个大西洋。我知道，这种类似和对应看起来也许是怪异的。但请相信我，当流放存在于一颗幻灭、受伤和被冒犯的心灵时，那种地理上的差别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当你热爱你的国家，由于你的国家而感到痛苦时，事实上，你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和你作为一个辛辛纳图斯（    Cincinnatus）①在某个遥远的香提山村与你的狗、猫和鸡生活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那种孤独的感觉是相同的，那种受挫的感情也是如此。
　　此外，纽约一直都是政治流亡者、政治放逐者们的天堂。记得吗？1850年，在罗马共和国崩溃、阿尼塔（Anita）去世之后，加里波第（Garibaldi）逃离意大利，就曾经到过这里。他是7月30日从利物浦（Liverpool）乘船到达的，他身心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以致他走下舷梯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成为美国公民。”在最初的两个月中，他作为意大利草帽商帕斯塔科第（Pastacaldi）的客人住在曼哈顿欧文街26号。（这个地址，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11年后，我祖母安娜丝塔莎（Anastasia）也相继逃离意大利，把这里作为她的庇护所。）10月，加里波第作为安东尼·穆兹（Antonio Meucci）的客人搬到斯塔腾岛（Staten Island）。穆兹是个发明家，佛罗伦萨人。他发明了电话，只是没钱去申请专利，便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名叫亚历山大·贝尔的家伙把他珍贵的创意占为了己有。在斯塔腾岛和穆兹一起，加里波第开办了一家香肠作坊。由于失败，不久被迫改成蜡烛厂。他俩经常在星期六的晚上去一家小酒馆玩扑克牌（这家小酒馆坐落在富尔顿大街）。他曾经留下过一本名叫《诅咒香肠，祝福蜡烛，如果上帝愿意，让他拯救意大利》的笔记。但在加里波第之前，还有许多人来过这里。1833年，曾经和西尔瓦·佩利科（Silvio Pellico）关在斯匹堡监狱同一个囚室的爱国志士皮埃罗·马龙切尼（Piero Maroncilli）来过这里，并于13年后由于贫困和思乡死在纽约。1835年，爱国者富德雷科·康法罗里瑞（Federico Confalonieri）来过这里。他当时已被奥地利人判处了死刑，但由于塔蕾莎·卡莎蒂（他妻子）跪在奥地利皇帝面前说情而获赦免。1836年，爱国志士佛雷斯特（Felice Foresti）来过这里。起初，奥地利人宣判了他的死刑，然后又改判为14年的牢狱生活。1837年，那12个伦巴第人来过这里。他们被判绞刑，但后来奥地利人赦免了他们（比起那位教皇和那些波旁家族的成员，这算是够仁慈的了，让我们赞美吧）。1838年，那位不屈不挠的将军阿韦扎诺（Giuseppe Avezzana）也来过这里。他由于参与第一次皮埃蒙特的修宪运动而被缺席审判，判处死刑……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记得吗？因为在加里波第之后，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来过这里。比如，历史学家博塔（Vincenzo Botta）在1858年，之后不久他就成为纽约大学的终身教授。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初，准确说是1861年5月28日，一点不错，我们那些加里波第的战士来到了纽约，并组成了纽约第39步兵团。这些传奇式的加里波第士兵伴着美国国旗，高举着意大利的三色旗。自1848年以来，他们就一直用这面旗来为他们的国家战斗，并且在这面旗上写下了这样的誓言：“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著名的纽约第39步兵团一周后在华盛顿接受了林肯的检阅，在接下来的数年期间，通过无数次血腥的战役（从布尔朗、克罗斯
　　①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 公元前519—439？）：古罗马政治独裁官，据历史传说，前458年被推举为独裁官，率军援救被埃魁人围困的罗马军队，打败敌军后，即解甲归田。——译注
　　基斯、葛底斯堡、北安娜、布里斯科站、波河、迈恩兰、斯波齐尔韦尼亚、怀尔德尼斯、科尔德港、草莓平原、彼德斯堡、迪普波顿克里克，直到阿波马托克斯），它的威名传播四方。如果你不信，那就请你去看看那块耸立在山脊公墓（葛底斯堡）的纪念碑，去读读那段为纪念1863年7月2日阵亡的意大利人而刻写在上面的碑文：这一天，他们夺回了那些被李将军的美国第50 火炮团抢去的加农炮。“生命在盛年之前逝去/谁不认为他们死得太早？/啊，尔辈深感悲戚，欲哭无泪/如此的英名将与日月同辉。”
　　至于那些政治流亡者，他们在法西斯时期也在纽约找到了避难所，的确，他们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我就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像我父亲一样，他们都属于“自由与正义运动”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卡洛（Carlo）和纳罗（Nello）在法国被墨索里尼雇佣的法国人暗杀前，由他俩创建。我指的是那些蒙面党徒（the Cagoulards）①杀害了他们。1924年，瓦伦蒂（Girolamo Valenti）在纽约创办了反法西斯报纸《新世界》。1925年，阿曼多·博哈依（Armando Borghi）建立了“意大利-美国抵抗组织”。1926年，特瑞斯卡（Carlo Tresca）和乔万尼提（Arturo Giovannitti）组建了“北美反法西斯联盟”。1927年，杰出的萨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不久就去了剑桥在哈佛大学教历史，但美国人并没有把他在各州所作的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巡回演讲当成一回事。（在我的寝室里，我还保留了一张有关这些演讲的海报。我把它嵌在了一个精致的银色镜框里，上面写着：“反法西斯会议将在1933年5月7日下午2:30举行。地点：纽约第15大街欧文公寓旅馆。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萨维米尼将在会上作关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演讲。此次会议由意大利‘正义与自由运动’组织资助举办。入场费：25美分。”）1931年，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他最好的朋友，由于拒绝在他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那首黑衫党的赞歌“青春，青春，美丽的春天”在博洛尼亚遭到墨索里尼那位未来侄子的父亲乔罗（Costanzo Cino）的棒打。1940年，托切安尼（Alberto Tarchiani）、乔安卡（Alberto Cianca）、加洛斯齐（Aldo Garosci）、埃斯科尼（Max Ascoli）、乔洛蒙蒂（Nicola Chiaromonte）、鲁苏（Emilio Lussu）这样一群反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组建了“马志尼学会”，创办了《国家统一》月刊……
　　我想说，在这儿，我有很好的人们与我相伴。当我思念意大利（当然不是现在这个病态的意大利，而是早期的那个意大利）时（我总是思念她），我只好呼唤我童年时期就熟悉的那些高大的人物：与他们一起抽雪茄，在他们那儿寻找安慰。“萨维米尼教授，把手伸给我。乔安卡教授，让我振作起来。加洛斯齐教授，帮助我学会遗忘。”此外，我会祈求让加里波第、马龙切尼、康法罗里瑞、佛雷斯特、阿韦扎诺等人的光辉身影再现。我想向他们鞠躬，敬他们一杯白兰地，为他们播放一首由托斯卡尼尼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的《纳布卡》（《Nabucco》）的大合唱。当我思念佛罗伦萨，思念托斯卡纳时（这样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我只好跳上飞机，飞回家乡。尽管是偷偷地飞回家乡。即是说，就像马志尼偷偷地离开他伦敦的流亡地返回都灵去看望他所爱的丝多妮（Giuditta Sidoli）一样……事实上，我在佛罗伦萨、托斯卡纳呆的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长。常常一呆就是连续的好几个月，或者一年。要是人们对此一无所知，那是因为我是以一种马志尼似的方式到那儿去的。我之所以要以这种方式去，是因为我不想看见那些恶棍，正是他们的野蛮行径才使我父亲死于遥远香提山区的一种自我流放中，并且也以同样的方式，让我在这儿承担一种死亡的危险。
　　毫无疑问，流放需要原则和连贯性。我优秀的父母教会了我一些美德。我有一个具有斯凯沃拉（Gaius Mucius Scaevola）②勇气的父亲，一个具有格拉古兄弟之母科涅利亚
　　①  蒙面党徒（the Cagoulards）：1937年—1938年被镇压了的法国秘密的反动的法西斯组织的成员。——译注
　　②  斯凯沃拉（Gaius Mucius Scaevola 公元前6世纪）：古罗马英雄，由于他误把一个普通的士兵当成波塞纳皇帝杀了，他毫无怨言地烧伤了自己的右手，以示对自己的惩罚。——作者注
　　（Cornelia）①品格的母亲。正是他们俩人，如一副解药，克服了我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么些年来，抛弃了原则，没有了一贯性，我始终保持着一种如年老而倨傲之狼般的沉默。一只老狼，只要它仍然沉溺在一种让自己的犬牙陷进绵羊喉咙、兔子脖子的欲望之中，那它就能保持某种良好的状态。但生活中总存在着这么一些时刻，在这些时刻，如果我们保持沉默，那将是一个错误，而言说却是一种义务。我们无法回避生活中的某种公民的责任、道德的挑战，以及必须要去履行的天职。所以，在纽约大灾难18天后，我写了一篇长文来打破了我的沉默。我把该文的大部分内容发表在意大利的一家报纸上，然后又刊登在国外的一些杂志上。现在，我用这本小书来打断（我没有消除，只是打断）我的流亡生活。这本书是原来那篇文章的两倍。所以，我必须说明为什么要增加它的内容，我是怎样来增加的，以及这本小书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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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0:21它的产生纯粹出于一种突然，如一颗炸弹倏然爆发一般。像那场发生在9月11日的屠杀了数千条生命、摧毁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漂亮的两座建筑：世贸中心双子塔楼的大灾难一样，完全出乎意料。大灾难的前夕，我所关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那本称之为我孩子的书。这是一本篇幅巨大的、倾注了我大量心血的小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最多离开几周或数月的时间去一些医院接受治疗，或去做一些围绕它而展开的档案研究工作。这是一个极其难产、非常要强的孩子，它的孕育耗去了我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但它的分娩却让我开始对那置我于死地的疾病充满了谢忱。我不知道在何时，人们将会听到它的第一声哭喊。也许，那时我已死去。（为什么不呢？因为身后的作品无疑具有一种明显的优势，能够避免作者的眼睛和耳朵遭到那些低愚之人和背信弃义之辈的伤害。这些无能撰写，甚至不能构思一部小说的人，却有很多借口去评判和诽谤那些构思了它，并且写出了它的人。）的确是这样，9月11日的早晨，我非常担心我的孩子，为了克服心灵的创伤，我对自己说：“我一定不去想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必须去关心我的孩子，这就是一切。否则，它肯定以流产告终。”当时，我咬紧牙关，坐在书桌前。我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天之前所写的手稿上，把心思带回到我小说的人物中。但当那些飞机和摩天大楼确实不存在时，我书中的所有这些人物似乎都来自一个遥远的时代，遥远的世界。伴随着警车、消防车、救护车、飞过城市上空的直升机、军用喷气式飞机喧嚣的声音，从窗口传来了死亡的气息。电视机（由于极度的痛苦，我仍然让它开着）一直在闪烁着我想去忘记的画面……我迅速走到外面。我想叫辆出租车，但根本看不到出租车的影子。于是，我只好徒步直接奔向那两座再也不会存在的塔楼……
　　后来，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不知道应以一种什么方式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能够提供某种帮助的人。就在我自问该做什么，能做什么的时候，电视上出现了那些巴勒斯坦人为这次大屠杀欢呼和庆贺的画面。他们兴高采烈，反复高呼：“胜利！胜利！”几乎在同一时刻，一位朋友到我这里来告诉我，在欧洲，包括意大利，有许多人也仿效他们，轻蔑地笑着说：“很好，美国人真是罪有应得。”于是，像一个跳出战壕向敌人冲去的士兵，我奔到打字机前，开始做我唯一能做的事：写作。我好几次翻出我的笔记本，把我记的那些备忘录弄得一团糟。这些备忘录记下了我从美国飞到欧洲期间的思想、回忆和抨击性的文字。或者，我应该说是一些我从美国飞到意大利，从意大利飞到穆斯林国家，从穆斯林国家再飞回到美国期间所产生的思想。这些思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封存在我的心灵和头脑中，我经常对自己
　　① 科涅利亚（Cornelia 公元前2世纪）：刚毅的罗马妇女，曾拒绝了埃及王后的宝座，而把所有心思投入到教育她的12个孩子（格拉古兄弟）之中，并把民主的原则传授给他们。——作者注
　　说：“为什么这样令人烦恼？为什么人们又聋又哑？他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想去听……”现在，这些思想像瀑布一样从我心中喷涌出来。恰如一种不可遏制的哭喊，掉落在稿纸上。因为你们看得出，我不能用眼泪来哭泣。这是一种神经性的功能障碍，或更有甚者，是一种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都在我身上存在的生理性残疾。我的意思是说，自从1943年9月25日以来，这一毛病就在我身上形成了。那是一个星期六，当时盟军第一次轰炸佛罗伦萨，并且出了许多差错。他们没有攻击他们预定的目标，那条德国人用来运送武器和军队的铁路线，而是轰炸了附近的地区和达拉特罗（Donatello）广场的历史公墓。那是块英国人的墓地，英国女诗人伊丽莎白&S226;白朗宁夫人就埋葬在那里。当炸弹像雨点般往下掉的时候，我和我父亲就在圣母教堂的旁边，离达拉特广场甚至不到900英尺的距离。为了躲避它们，我们跑进了教堂，我怎么知道轰炸会有那么恐怖呢？每一次爆炸都会使圣母教堂坚固的墙壁像被风暴席卷的树一样摇摆不停，窗户破碎，地板震动，祭坛晃来晃去，牧师们在惊呼：“耶稣！保佑我们！耶稣！”突然，我一下子哭了起来。你可能会想到，用一种没有呻吟、没有呃逆的沉默，这也不失为一种让人镇静下来的方式。可惜我父亲就非常看重这种方式，为了帮助我，让我平静下来，可怜的父亲犯了一个错误。他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并且对我说：“一个女孩子不能哭，绝对不许哭。”所以，自1943年9月25日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哭过。感谢上帝，因为有时候我的眼睛也会湿润，我的喉头也会哽塞。不管怎么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哭得比那些用泪水来哭的人还要多。更准确地说，我写出的文字，除了是眼泪，它们什么都不是。9月11日以后，我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羁无绊的哭喊。我为那些活着和死去的人流泪，为那些表面上活着，但实际上已经死去的人哭泣。说他们已经死去，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使其成为值得尊敬的人。此外，我也为我自己哭泣，因为在我生命的最后岁月，我必须说明为什么我会作为一名政治流亡者呆在美国，而同时又会偷偷地回到意大利。
　　接下来（我一直整整哭了六天），那位意大利著名报纸的主编来到纽约。他要我打破实际上我已经打破了的沉默。我这样告诉他。我甚至向他展示了那些充满了痛苦的笔记和凌乱的备忘录，他马上就兴奋了起来，就仿佛他看见葛丽泰&S226;嘉宝（Greta Garbo）摘下墨镜，在拉斯卡拉的舞台上扭来扭去，放肆地跳着脱衣舞一般。或者，好像他看到我的读者已经在排着长队抢购报纸，对不起，那情景就仿佛是好戏就要开场，人们争先恐后拥进剧场一样。他热切地希望我继续写下去，把这些带星号的不同片段串起来，整理成一种写给他的书信的形式，一旦完成，就把稿子寄给他。出于公民的责任、道德的挑战和义不容辞的天职，我答应了。我又一次忽视了我那个此刻正躺在那些笔记里的孩子，回到了打字机前。那种情不自禁的哭泣，与其说变成了一封书信，还不如说已成了一种愤怒与自豪的呐喊，一种控诉。这是一份写给欧洲人的起诉书，或反省辞。这些人将会通过他的报纸读到我的文章。也许，他们会向我抛撒一些鲜花，但肯定也会投掷许多臭鸡蛋。我为此又工作了12天，没有吃，没有睡，一刻也没有停下来。在这12天中，我甚至没有感觉到饥饿和睡意。我完全靠咖啡来充饥，用香烟来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句话，我丝毫没有向疲劳屈服。只是在这儿，我一定要对一些事情作出说明。我必须指出，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不是一种消遣，不是一种发泄，也不是一种减轻痛苦的方式。之所以不是，是因为我绝不会忘记写下的文字既能做出大量的善举，也能制造无数的罪恶。它们既能救治，也能屠杀。只要读一读历史，你就会明白，在每一个善恶事件的背后，都存在一个文本的片段。一本书，一篇文章，一个宣言，一首诗，一支歌（比如，马梅利的战斗诗篇、马赛曲、扬基歌①，或《圣经》、《古兰经》、《资本论》）。所以，我从不会写得很快，并且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写作速度极慢的、细心谨慎的作家。此外，我还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作家。我和那些对自己就像是撒尿一样
　　① 扬基歌（Yankee Doodle）：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首歌。——译注
　　草就的作品感到满意的作家明显不同。我甚至有许多怪癖，注重措辞的韵律，篇章的节奏，语词的声音效果：格律。表现悲伤总是会顾及相应的发声、韵脚和不必要的重复。对于我来说，形式与内容、本质同等重要。就像杯里的酒，缸里的面粉，它是让本质存在在其中的载体，为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我经常被弄得不知所措，甚至妨碍了我的写作。不过，这次却不同。我写得很快，而没有去顾及什么声律、韵脚和重复之类的问题，因为音韵是靠文本自身来体现的，只是我仍然没有忘记写下的言辞，它既能给人以救治，也能给人以杀戮（难道激情真能走得如此之远吗？）。事实上，当我写完，打算寄出这个文本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把它写成了一篇具有一本小书规模的文章。为了压缩它，获得一个适当的篇幅，我删去了一半的文字。比如，我删掉了关于两个佛教徒在巴米扬（Bamiyan）被杀的内容。一部分内容与那位统治意大利的卡瓦列蕾（Cavaliere）有关，一部分内容涉及到那位被迫在13岁结婚的阿里&S226;布托(Ali Bhutto)……然后，我把这些内容存放在一个红色的文件夹里，使它们与我的孩子呆在一起。在那一摞摞稿纸上面，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尽管删去了这些部分，文稿还是非同一般的长。那位兴奋的主编试图帮助我。他在报纸上事先留出的两页变成了三页，接下来是四页，然后又变成四又四分之一页。我相信，对于一张日报来说，这篇幅可算是前所未有。他甚至建议分两部分来发表。我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这种分两部分发表的方式有违我的初衷和目的。这目的就是，我想去打开那些不想去看的人的眼睛，去疏通那些不想去听的人的耳朵，去激发那些不想去思考的人的思想。结果，我把它作了进一步的删节。我省略了那些过激的段落，对繁复的部分作了精简的处理。我承认，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在那个红色的文件夹中，我已经保存了那一摞写下的稿笺。那是一个完整的文本，它具有一种一本小书一样的规模。
　　好了，接下来，我想谈谈这本小书。这份完整的文稿，我是用两三周的时间来写完的，其时，我废寝忘食，用咖啡充饥，用香烟驱困，语词像瀑布一般倾泻在纸上。几乎没有作任何改动（改动的地方很少，比如，当14 岁时，我从意大利军方获得的那笔大约15，670里拉的遣散费那一段，在报纸中这一数目要稍少一些，变成了14，540里拉）。相反，我在这个文本中增加了许多内容，这些内容几乎总是集中在有关纳粹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上，这种纳粹法西斯主义在那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身上，不论他们生活在何处，都在其行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比如，在一本令人厌恶的、语句不通的冠名为《伊斯兰惩罚法拉奇》的小册子中，此书正在意大利所有穆斯林社团中流传，那位著名的意大利伊斯兰政党领袖（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就能很好地了解意大利反恐部门的情况）对我死去的父亲进行了无耻的攻击，并支使他的信徒以真主的名义置我于死地。叫嚣“要与法拉奇同归于尽”。在欧洲兴起的某种审判，那是一个巨大的丑闻，因为它伤害了每一个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原则，这原则关系到人的思想自由。巴黎的一个极左的穆斯林团体要求法国的一家法院没收《愤怒与自豪》，或在每本书的护封上印上警告性的说明，就像香烟的烟盒上通常印上的那段告示：“注意！吸烟有害健康。”它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我保持沉默。是的，那家法国法院驳回了这一要求，我胜诉了，但这个团体又想提出另外的诉讼，在其他欧洲国家，与之类似的事情也正在发生。那本令人厌恶的、狗屁不通的小册子的作者由于诽谤、怂恿谋杀，我已对他提出了起诉，并且反恐部门已把他控制了起来。但除非受到某种来自他同伙的威胁，我没有哪一天能掉以轻心，所以，我的生命仍处于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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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0:23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这本小书将会引发出更多的东西，并且给我带来比今天更多的麻烦。但我知道，只要它出版，它就会让我感到仿佛我就是萨维米尼（Salvemini）。他1933年5月7日曾经在欧文公寓作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演讲，他绝望地大声对一群听众陈述自己的观点，当时这些人不理解，但到1941年9月7日，他们将会理解（其时，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结盟的日本人将会偷袭珍珠港），他怀着极大的愤怒呼吁：“要是你们坐在这儿，袖手旁观，要是你们不愿向我们伸出援手，那他们迟早会对你们下毒手！”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这本小书与萨维米尼1933年的演讲相比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事实上，在当时，关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美国人并不了解我们欧洲人所感受和遭遇的痛苦。我指的是纳粹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所以，他们有足够多的理由不把那位政治流亡者所说的话当成一回事。这位政治流亡者当时绝望地断言，美国也会遭遇重大的灾难。相反，我们欧洲人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却非常了解。请不要忘记，纽约大灾难发生后不到两个月，本·拉登本人的所作所为就证明了我是正确的，当是我就说过：“你们不理解，你们不想去理解，一场反十字军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这是一场他们称之为‘圣战’的宗教战争。你们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对那些反十字军的斗士来说，西方是一个需要去征服，并屈服于伊斯兰的世界。”他是用那盘录像带来证明这一点的，在这盘录像带中他甚至威胁联合国，并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成是一个“罪犯”。在这盘录像带中，他同时也向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发出了威胁，它所缺的仅仅是希特勒、墨索里尼那种歇斯底里的声音。比如他们在威尼斯中心广场的表演，或者在亚历山大广场上演的闹剧。他说：“本质上说，这是一场宗教战争，那些否定这一点的人是十足的说谎者。”他说：“所有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必须挺身而出，投入战斗，那些保持中立的人实际上是对《古兰经》的背叛。”他说：“那些坐在联合国席位上，并享有政治地位的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他们并不代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他们没有信仰，不尊重穆罕默德的教义。”接着，他又说：“那些主张国际社会合法性的人实际上抛弃了那种唯一真正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来自于《古兰经》。”最后，他说：“绝大多数穆斯林都对袭击双子塔楼感到欢呼雀跃。我们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但难道真的还有必要去作这种证实吗？从阿富汗到苏丹，从巴勒斯坦到巴基斯坦，从马来西亚到伊朗，从埃及到伊拉克，从阿尔及利亚到塞内加尔，从叙利亚到肯尼亚，从利比亚到乍得，从黎巴嫩到摩洛哥，从印度尼西亚到也门，从沙特阿拉伯到索马里，对西方的仇恨如风助的野火一般越烧越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像细胞的繁殖一样，它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十六变三十二，以致无穷。那些对这一事实毫无警觉的人应该去看看每天播放的电视画面，去看看那些充斥在伊斯兰堡大街、内罗毕广场和德黑兰清真寺的人群，去看看那些凶恶的面孔、恐怖的拳头，去看看那焚烧美国国旗和布什画像的熊熊大火。每一个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只要去听听那些民众是如何去赞美他们所信奉的那位仁慈而愤怒之神的，他或她也许就会明白。他们高呼真主保佑，真主保佑，圣战，圣战……这难道是极端主义的点缀？！？只代表狂热的少数？！？他们是成千上万的极端主义者，是成千上万的狂热分子。对这千百万人来说，无论是死去，还是活着的奥斯玛·本·拉登都是一个如霍梅尼一样神奇的传奇人物。这千百万人在霍梅尼死后都把本·拉登选为他们的领袖，看作新的英雄。昨天晚上，我看见了内罗毕（一个我们绝不愿意谈到的地方）的那些人。充满内罗毕广场的人比加扎、伊斯兰堡和雅加达广场的人还要多，一名电视记者在采访一位老人。记者问他：“在你看来，奥斯玛·本·拉登是什么人？”这位老人笑容满面地回答道：“一个英雄，我们的英雄！”电视记者又问他：“如果他死了，会发生什么？”老人依然激动不已地回答他：“我们会找到另一个本·拉登。”换句话说，这个给他们以指引的本·拉登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是那座浮现于深渊的大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这场战争真正的主角并不是本·拉登。甚至不是那个款待他、接纳他的国家，也不是那个他出生的国家。我指的是沙特阿拉伯和像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或巴勒斯坦这样一些支持他的国家。主角是那座大山。这座一千四百年的大山从来就没有挪动过，没有从它盲目的深渊中升起过，没有对文明的征服开启过它的门扉，也从来不想去了解自由、民主和进步的事物。简言之，这座大山尽管有那些倒行逆施的主子们（国王、王子、教长和银行家）令人感到耻辱的巨大财富，但广大人民仍是生活在一种令人恐怖的贫困之中，整个社会由于沉溺在某种宗教荒唐的盲目中而尤显呆板枯燥，这种宗教除了宗教，什么也没有产生。这是一座陷在文盲之海的大山（不应忘记，几乎在每一个穆斯林国家，其文盲的数目总是超过全国人口的60%）。这座大山只是通过伊斯兰政教领袖和卡通连环画来获得信息与资讯。它私下里羡慕我们，但又拒不承认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嫉妒之情，它想强迫我们对它的身体和智力的灾难抱以尊敬。那些由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覆灭而认为圣战已经结束的人是错误的。那些为喀布尔妇女不再穿长袍，终于能到学校、医院和理发店的镜头欢呼的人是错误的。那些由于看到喀布尔男人剃掉他们的胡须就像在墨索里尼倒台之后的意大利人摘掉他们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一样，感到有某种解脱之感的人也是错误的……
　　他是错的，她也是错的。因为胡须可以重新长出来，长袍可以再穿回去。在过去整整20年中，阿富汗就一直在剃须和蓄须、脱袍和穿袍之间反反复复，轮换交替。他是错的，她也是错的，因为目前的胜利者，或所谓的胜利者和那些失败者一样，都在向真主祈祷。因为与那些失败者相比，他们仅仅具有胡须长短的区别。实际上，阿富汗妇女仍然对他们充满了恐惧，就好像他们是他们的前任者，她们仍然蒙受着同样的耻辱，同样的不公，她们对塔利班充满了厌恶。（不要忘记，一个小姑娘，只要到了13岁，她就不可能再去学校读书，不可能再做去大街上散步、在一棵树下坐一坐的梦。）他是错的，她也是错的，因为现在的胜利者仍然在相互争斗，仍然在制造混乱的局面，因为在纽约和华盛顿引发灾难的十九名敢死队员中没有一名是阿富汗人。此外，敢死队员还有别的地方接受训练，有另外的洞穴可以躲藏。只要看一看地图，你就会明白，阿富汗的南边是巴基斯坦。北面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车臣、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它的西边是伊朗。与伊朗接壤的是伊拉克。伊拉克的旁边是叙利亚。与叙利亚为邻的是几乎全是穆斯林的黎巴嫩。黎巴嫩的旁边是穆斯林的约旦。约旦的旁边是极端穆斯林的沙特阿拉伯。越过红海，是由穆斯林的埃及、利比亚、索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等组成的非洲大陆，以及那些支持圣战的人们。那些人肯定错了，因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军事性质的冲突，绝对不是，而是一种文化和宗教冲突。我们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平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攻击。相反，它们会鼓励这种恐怖主义。它们会强化它，激发它。最糟糕的事情依然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真理。是真理就应该让它昭然于天下，但有时，真理却只能由一方拥有。在欧文公寓的聚会上，萨维米尼就曾经试图去指出这个没有人会相信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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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0:25不管怎么说，这本小书和萨维米尼在欧文公寓发表的演讲之间仍然有一种另外的差别。因为在1933年5月7日听他激昂演讲的美国人在他们的国家并不存在希特勒的冲锋队和墨索里尼的黑衫党。他们的现实与我们的处境完全是两回事，况且中间还隔着一个海洋，有一堵孤立主义的大墙遮挡。相反，在今天，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在他们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本&S226;拉登的冲锋队和黑衫党。正因为一个国家可以让这些冲锋队和黑衫党肆无忌惮地存在，所以他们才能够处之泰然。在美国，这要归因于那条坚定不移的对每一种宗教都抱以尊重的惯例：这是她赖以立国的一条原则。在欧洲，这主要是由于那些政治正确的追随者们所倡导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和虚假的自由主义理想。这些追随者们常常杜撰证词，否认事实。“可怜的小人物，当他们带着希望来到这里，他们看上去是多么令人同情啊！”难道他们真的是可怜的小人物吗？！？在欧洲，那些喧闹拥挤的清真寺，它们并没有遵循尊重每一种宗教的原则，而是沉迷在一种复活的偏见、一种被遗忘的尘世权力的巨大阴影之中，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充满了大量的准恐怖主义者和候补恐怖主义者。事实上，自纽约大灾难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遭到逮捕。那位仁慈而愤怒之神的某些武器已经被查出。比如在意大利，人们发现了许多AL Qaedo的基层组织。现在我们知道，早在198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注意到一个名叫“意大利好战者之路”的组织，并把米兰的那个清真寺看作是恐怖主义者藏身的窝点。我们知道，在同一年，一个名叫哈马德&S226;内桑（Ahmed Ressan）住在米兰的阿尔及利亚人就已经在西雅图弄到了60公斤炸药，准备实施爆炸。1990年，另外两个名叫阿特玛里&S226;赛佛（Atmani Saif）和法特&S226;卡玛尔（Fateh Kamel）的“米兰人”袭击了巴黎地铁，他们经常从米兰动身去加拿大。（真令人感到奇怪：在“9.11”那19名敢死队员中，就有两名刚好是从加拿大进入美国的……）此外，我们还知道，米兰和都灵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些可怜小人物们的情报交换站和他们招募新成员的重要场所：其中包括阿富汗人、波斯尼亚人和库德人。（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补充，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让奥卡兰（Ocalan）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奥卡兰是库德的一个极端恐怖主义者，他被*的一个议员带到意大利，在罗马附近的一个漂亮的别墅受到那个左派政府的保护。）我们还知道，那些可怜的小人物们爱聚堆的地方总是在米兰、都灵、热那亚、罗马、那不勒斯、博洛尼亚。在那些诸如克雷莫纳、艾米利亚内焦、摩德纳、佛罗伦萨、佩鲁贾、德里亚斯特、拉韦纳、墨西拿之类的城市，一直都有他们“有效运转的工作网络”、“合法的基地”和“运送武器的基层组织”。即是说，有“统一国际战略意大利组织”的分支机构。我们还知道，像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当然更包括意大利，一直都被他们看作是战斗的地区。另外，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那儿的穆斯林拒绝为伊斯兰的胜利使用武器，就会被他们指责为“信仰的叛徒”。最后，所有的官方机构都承认，许多最危险的恐怖主义者拥有护照、签证或居住许可证，一般说来都得到了我们过分仁慈的政府的认可。基本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在美国，“9.11”的一些敢死队员就是被移民局批准入境的，尽管这些人早就被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登记在册。在美国，只要以公民权的名义，你甚至不能表现出你对那些具阿拉伯特征的人的怀疑。否则，你立刻就会被指责为不宽容、不公正，被指责为种族主义……
　　我们甚至知道他们是在哪儿密谋策划的，他们的聚会地点并不是公寓大厦，不是那些我们的前辈曾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在其中策划从征服者手中让意大利获得自由的豪华公共场所。他们最重要的密谋地点是肉铺。是那些让每一个城市都不得安宁的穆斯林肉铺，因为那些可怜的小人物们只吃被割了喉咙、放了血、剔了骨头的动物的肉。此外，那些阿拉伯人开的肉店、咖啡馆，阿拉伯人开的妓院、浴室、商店，自然也包括那些清真寺，也是他们聚会密谋的场所。对了，至于说到清真寺，纽约大灾难之后，许多伊玛姆（Imam）就撕下了他们的面具，露出了他们的真相。在这里，要列举的名单实在太长。这其中就包括那位摩洛哥的肉店老板，意大利的媒体把他尊称为皮埃蒙特伊斯兰团体的宗教领袖。我指的是那位虔诚的经常割断动物喉咙的屠夫，他1989年通过旅游签证来到都灵，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开了5家肉店，并建了5个清真寺。结果，把富加尔生活过的这座美丽的城市弄成了一个污秽不堪的卡斯巴（Kasbah）①。这个伪善的敲诈者，现在，他把本&S226;拉登的肖像当作一面旗帜举起，并且宣称：“正如《古兰经》所说，我们的圣战是一场正确和正义的战争。所有都灵的穆斯林兄弟都想投入到这场战争之中。”（顺便问一句，我们那些亲爱的内政部和外交部的部长们，为什么你们不把他遣送回摩洛哥，或把他关起来呢？）此外，还包括那位热那亚（这是另一座变成卡斯巴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城市）伊斯兰团体的主席，同时还有那不勒斯、罗马的那些伊玛姆。当然，也包括博洛尼亚的那位伊玛姆。这家伙曾经说；“纽约的双子塔楼是被那些把本&S226;拉登作为幌子的美国人摧毁的。如果不是美国人，就是以色列人，在任何情况下，本&S226;拉登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危险不是来自本&S226;拉登，而是来自美国。”请不要忘记，纽约大灾难发生前的24小时，在博洛尼亚的那个清真寺里，一些信徒就已经在散发一张赞美恐怖主义、并宣称即将发生“一个重大事件”的传单。啊！几乎总是那些一口否认，或赞成斯大林大屠杀的*人的徒子徒孙，我们那些客人的保护者才认为，在伊斯兰的等级制
　　① 卡斯巴（Kasbah）：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旧城区。——译注
　　度中，伊玛姆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是一个不起眼的神职人员，他的职责范围仅仅是主持星期五的祈祷，是一个不会造成危害的牧师，并不拥有很大的权力。真是胡说八道！实际上，伊玛姆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指导和管理他的团体方面具有极高的威望和强大的权力。那个虔诚的割喉者也许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这个伪善的敲诈者也许不是什么位高权大的人，但他是一个高级的牧师，无需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能操纵他的同伙，并施加影响。他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宣传家，会借星期五的祈祷之际大肆贩卖他的各种政治主张。所有所谓的伊斯兰革命实际上都是通过那些清真寺的伊玛姆来引发的，所谓的伊朗革命也是通过那些清真寺的伊玛姆来发动的。当上面提到的徒子徒孙要我们相信的时候，大学校园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可以这么说，在每一个恐怖主义者的背后都有一个伊玛姆，霍梅尼就曾经是个伊玛姆。我想提醒你们，大多数伊朗的领导人都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伊玛姆。我想说，许多（真是太多）的伊玛姆都是恐怖主义的精神导师。所以，从道义上说，恐怖主义者本身就是伊玛姆。
　　至于说到那永远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珍珠港，毫无疑问，采取生化战肯定是那些挥舞《古兰经》的冲锋队和黑衫党们选择的战略。在另一盘公开的录像带上，本&S226;拉登本人就作过这方面的威胁。我们知道，萨达姆&S226;侯赛因一直都喜欢这种方式的大屠杀。就我们所知，他仍在继续研制能够导致鼠疫、天花、麻风、斑疹伤寒和炭疽等疾病的病毒和细菌。和这些东西在一起的，还有杀伤性极大的带有神经毒气的核武器。我们甚至会对直到今天，这种恐怖的威胁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而感到满意。事实上，我们敌人的那些保护者就喜欢说，我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有失公正，过分夸张和太具欺骗性了。但我们知道，二战中发生的珍珠港事件并没有出现这种性质的威胁。联邦调查局发言人说出的这句话：“这不是一个如果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的问题”实际上已挑明了这种恐怖的严重性。这是一种我认为比鼠疫、麻风、神经毒气，甚至比核武器更恐怖的恐怖。是一种与其说悬在美国人头上，还不如说更是悬在欧洲人头上的恐怖。事实上，我谈到的这种恐怖它会殃及我们的名胜古迹，我们的艺术杰作，我们的历史瑰宝。殃及西方文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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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0:29我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流放。因为岁月已经作出了明确而清楚的说明，在美国，我是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来生活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我父亲和我认识到生活在一个视理想为垃圾的国家是异常痛苦、艰难，且感到幻灭、伤害和被冒犯时，我们选择了一条政治上自我放逐的道路。在这种放逐中，我们拆毁了与我们绝大多数同胞相联系的桥梁。我父亲隐退到香提（Chiati）地区的某个遥远山村，在那儿远离了他作为一个高尚和正直的人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政治。我满世界漂泊，然后驻足在纽约，这地方在我和我的同胞之间横亘着一个大西洋。我知道，这种类似和对应看起来也许是怪异的。但请相信我，当流放存在于一颗幻灭、受伤和被冒犯的心灵时，那种地理上的差别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当你热爱你的国家，由于你的国家而感到痛苦时，事实上，你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和你作为一个辛辛纳图斯（    Cincinnatus）①在某个遥远的香提山村与你的狗、猫和鸡生活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那种孤独的感觉是相同的，那种受挫的感情也是如此。

　　此外，纽约一直都是政治流亡者、政治放逐者们的天堂。记得吗？1850年，在罗马共和国崩溃、阿尼塔（Anita）去世之后，加里波第（Garibaldi）逃离意大利，就曾经到过这里。他是7月30日从利物浦（Liverpool）乘船到达的，他身心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以致他走下舷梯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成为美国公民。”在最初的两个月中，他作为意大利草帽商帕斯塔科第（Pastacaldi）的客人住在曼哈顿欧文街26号。（这个地址，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11年后，我祖母安娜丝塔莎（Anastasia）也相继逃离意大利，把这里作为她的庇护所。）10月，加里波第作为安东尼·穆兹（Antonio Meucci）的客人搬到斯塔腾岛（Staten Island）。穆兹是个发明家，佛罗伦萨人。他发明了电话，只是没钱去申请专利，便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名叫亚历山大·贝尔的家伙把他珍贵的创意占为了己有。在斯塔腾岛和穆兹一起，加里波第开办了一家香肠作坊。由于失败，不久被迫改成蜡烛厂。他俩经常在星期六的晚上去一家小酒馆玩扑克牌（这家小酒馆坐落在富尔顿大街）。他曾经留下过一本名叫《诅咒香肠，祝福蜡烛，如果上帝愿意，让他拯救意大利》的笔记。但在加里波第之前，还有许多人来过这里。1833年，曾经和西尔瓦·佩利科（Silvio Pellico）关在斯匹堡监狱同一个囚室的爱国志士皮埃罗·马龙切尼（Piero Maroncilli）来过这里，并于13年后由于贫困和思乡死在纽约。1835年，爱国者富德雷科·康法罗里瑞（Federico Confalonieri）来过这里。他当时已被奥地利人判处了死刑，但由于塔蕾莎·卡莎蒂（他妻子）跪在奥地利皇帝面前说情而获赦免。1836年，爱国志士佛雷斯特（Felice Foresti）来过这里。起初，奥地利人宣判了他的死刑，然后又改判为14年的牢狱生活。1837年，那12个伦巴第人来过这里。他们被判绞刑，但后来奥地利人赦免了他们（比起那位教皇和那些波旁家族的成员，这算是够仁慈的了，让我们赞美吧）。1838年，那位不屈不挠的将军阿韦扎诺（Giuseppe Avezzana）也来过这里。他由于参与第一次皮埃蒙特的修宪运动而被缺席审判，判处死刑……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记得吗？因为在加里波第之后，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来过这里。比如，历史学家博塔（Vincenzo Botta）在1858年，之后不久他就成为纽约大学的终身教授。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初，准确说是1861年5月28日，一点不错，我们那些加里波第的战士来到了纽约，并组成了纽约第39步兵团。这些传奇式的加里波第士兵伴着美国国旗，高举着意大利的三色旗。自1848年以来，他们就一直用这面旗来为他们的国家战斗，并且在这面旗上写下了这样的誓言：“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著名的纽约第39步兵团一周后在华盛顿接受了林肯的检阅，在接下来的数年期间，通过无数次血腥的战役（从布尔朗、克罗斯

　　①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 公元前519—439？）：古罗马政治独裁官，据历史传说，前458年被推举为独裁官，率军援救被埃魁人围困的罗马军队，打败敌军后，即解甲归田。——译注

　　基斯、葛底斯堡、北安娜、布里斯科站、波河、迈恩兰、斯波齐尔韦尼亚、怀尔德尼斯、科尔德港、草莓平原、彼德斯堡、迪普波顿克里克，直到阿波马托克斯），它的威名传播四方。如果你不信，那就请你去看看那块耸立在山脊公墓（葛底斯堡）的纪念碑，去读读那段为纪念1863年7月2日阵亡的意大利人而刻写在上面的碑文：这一天，他们夺回了那些被李将军的美国第50 火炮团抢去的加农炮。“生命在盛年之前逝去/谁不认为他们死得太早？/啊，尔辈深感悲戚，欲哭无泪/如此的英名将与日月同辉。”

　　至于那些政治流亡者，他们在法西斯时期也在纽约找到了避难所，的确，他们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我就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像我父亲一样，他们都属于“自由与正义运动”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卡洛（Carlo）和纳罗（Nello）在法国被墨索里尼雇佣的法国人暗杀前，由他俩创建。我指的是那些蒙面党徒（the Cagoulards）①杀害了他们。1924年，瓦伦蒂（Girolamo Valenti）在纽约创办了反法西斯报纸《新世界》。1925年，阿曼多·博哈依（Armando Borghi）建立了“意大利-美国抵抗组织”。1926年，特瑞斯卡（Carlo Tresca）和乔万尼提（Arturo Giovannitti）组建了“北美反法西斯联盟”。1927年，杰出的萨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不久就去了剑桥在哈佛大学教历史，但美国人并没有把他在各州所作的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巡回演讲当成一回事。（在我的寝室里，我还保留了一张有关这些演讲的海报。我把它嵌在了一个精致的银色镜框里，上面写着：“反法西斯会议将在1933年5月7日下午2:30举行。地点：纽约第15大街欧文公寓旅馆。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萨维米尼将在会上作关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演讲。此次会议由意大利‘正义与自由运动’组织资助举办。入场费：25美分。”）1931年，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他最好的朋友，由于拒绝在他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那首黑衫党的赞歌“青春，青春，美丽的春天”在博洛尼亚遭到墨索里尼那位未来侄子的父亲乔罗（Costanzo Cino）的棒打。1940年，托切安尼（Alberto Tarchiani）、乔安卡（Alberto Cianca）、加洛斯齐（Aldo Garosci）、埃斯科尼（Max Ascoli）、乔洛蒙蒂（Nicola Chiaromonte）、鲁苏（Emilio Lussu）这样一群反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组建了“马志尼学会”，创办了《国家统一》月刊……

　　我想说，在这儿，我有很好的人们与我相伴。当我思念意大利（当然不是现在这个病态的意大利，而是早期的那个意大利）时（我总是思念她），我只好呼唤我童年时期就熟悉的那些高大的人物：与他们一起抽雪茄，在他们那儿寻找安慰。“萨维米尼教授，把手伸给我。乔安卡教授，让我振作起来。加洛斯齐教授，帮助我学会遗忘。”此外，我会祈求让加里波第、马龙切尼、康法罗里瑞、佛雷斯特、阿韦扎诺等人的光辉身影再现。我想向他们鞠躬，敬他们一杯白兰地，为他们播放一首由托斯卡尼尼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的《纳布卡》（《Nabucco》）的大合唱。当我思念佛罗伦萨，思念托斯卡纳时（这样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我只好跳上飞机，飞回家乡。尽管是偷偷地飞回家乡。即是说，就像马志尼偷偷地离开他伦敦的流亡地返回都灵去看望他所爱的丝多妮（Giuditta Sidoli）一样……事实上，我在佛罗伦萨、托斯卡纳呆的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长。常常一呆就是连续的好几个月，或者一年。要是人们对此一无所知，那是因为我是以一种马志尼似的方式到那儿去的。我之所以要以这种方式去，是因为我不想看见那些恶棍，正是他们的野蛮行径才使我父亲死于遥远香提山区的一种自我流放中，并且也以同样的方式，让我在这儿承担一种死亡的危险。

　　毫无疑问，流放需要原则和连贯性。我优秀的父母教会了我一些美德。我有一个具有斯凯沃拉（Gaius Mucius Scaevola）②勇气的父亲，一个具有格拉古兄弟之母科涅利亚

　　①  蒙面党徒（the Cagoulards）：1937年—1938年被镇压了的法国秘密的反动的法西斯组织的成员。——译注

　　②  斯凯沃拉（Gaius Mucius Scaevola 公元前6世纪）：古罗马英雄，由于他误把一个普通的士兵当成波塞纳皇帝杀了，他毫无怨言地烧伤了自己的右手，以示对自己的惩罚。——作者注

　　（Cornelia）①品格的母亲。正是他们俩人，如一副解药，克服了我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么些年来，抛弃了原则，没有了一贯性，我始终保持着一种如年老而倨傲之狼般的沉默。一只老狼，只要它仍然沉溺在一种让自己的犬牙陷进绵羊喉咙、兔子脖子的欲望之中，那它就能保持某种良好的状态。但生活中总存在着这么一些时刻，在这些时刻，如果我们保持沉默，那将是一个错误，而言说却是一种义务。我们无法回避生活中的某种公民的责任、道德的挑战，以及必须要去履行的天职。所以，在纽约大灾难18天后，我写了一篇长文来打破了我的沉默。我把该文的大部分内容发表在意大利的一家报纸上，然后又刊登在国外的一些杂志上。现在，我用这本小书来打断（我没有消除，只是打断）我的流亡生活。这本书是原来那篇文章的两倍。所以，我必须说明为什么要增加它的内容，我是怎样来增加的，以及这本小书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世的。

 

　　*        *        *

 

　　它的产生纯粹出于一种突然，如一颗炸弹倏然爆发一般。像那场发生在9月11日的屠杀了数千条生命、摧毁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漂亮的两座建筑：世贸中心双子塔楼的大灾难一样，完全出乎意料。大灾难的前夕，我所关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那本称之为我孩子的书。这是一本篇幅巨大的、倾注了我大量心血的小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最多离开几周或数月的时间去一些医院接受治疗，或去做一些围绕它而展开的档案研究工作。这是一个极其难产、非常要强的孩子，它的孕育耗去了我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但它的分娩却让我开始对那置我于死地的疾病充满了谢忱。我不知道在何时，人们将会听到它的第一声哭喊。也许，那时我已死去。（为什么不呢？因为身后的作品无疑具有一种明显的优势，能够避免作者的眼睛和耳朵遭到那些低愚之人和背信弃义之辈的伤害。这些无能撰写，甚至不能构思一部小说的人，却有很多借口去评判和诽谤那些构思了它，并且写出了它的人。）的确是这样，9月11日的早晨，我非常担心我的孩子，为了克服心灵的创伤，我对自己说：“我一定不去想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必须去关心我的孩子，这就是一切。否则，它肯定以流产告终。”当时，我咬紧牙关，坐在书桌前。我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天之前所写的手稿上，把心思带回到我小说的人物中。但当那些飞机和摩天大楼确实不存在时，我书中的所有这些人物似乎都来自一个遥远的时代，遥远的世界。伴随着警车、消防车、救护车、飞过城市上空的直升机、军用喷气式飞机喧嚣的声音，从窗口传来了死亡的气息。电视机（由于极度的痛苦，我仍然让它开着）一直在闪烁着我想去忘记的画面……我迅速走到外面。我想叫辆出租车，但根本看不到出租车的影子。于是，我只好徒步直接奔向那两座再也不会存在的塔楼……

　　后来，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不知道应以一种什么方式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能够提供某种帮助的人。就在我自问该做什么，能做什么的时候，电视上出现了那些巴勒斯坦人为这次大屠杀欢呼和庆贺的画面。他们兴高采烈，反复高呼：“胜利！胜利！”几乎在同一时刻，一位朋友到我这里来告诉我，在欧洲，包括意大利，有许多人也仿效他们，轻蔑地笑着说：“很好，美国人真是罪有应得。”于是，像一个跳出战壕向敌人冲去的士兵，我奔到打字机前，开始做我唯一能做的事：写作。我好几次翻出我的笔记本，把我记的那些备忘录弄得一团糟。这些备忘录记下了我从美国飞到欧洲期间的思想、回忆和抨击性的文字。或者，我应该说是一些我从美国飞到意大利，从意大利飞到穆斯林国家，从穆斯林国家再飞回到美国期间所产生的思想。这些思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封存在我的心灵和头脑中，我经常对自己

　　① 科涅利亚（Cornelia 公元前2世纪）：刚毅的罗马妇女，曾拒绝了埃及王后的宝座，而把所有心思投入到教育她的12个孩子（格拉古兄弟）之中，并把民主的原则传授给他们。——作者注

　　说：“为什么这样令人烦恼？为什么人们又聋又哑？他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想去听……”现在，这些思想像瀑布一样从我心中喷涌出来。恰如一种不可遏制的哭喊，掉落在稿纸上。因为你们看得出，我不能用眼泪来哭泣。这是一种神经性的功能障碍，或更有甚者，是一种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都在我身上存在的生理性残疾。我的意思是说，自从1943年9月25日以来，这一毛病就在我身上形成了。那是一个星期六，当时盟军第一次轰炸佛罗伦萨，并且出了许多差错。他们没有攻击他们预定的目标，那条德国人用来运送武器和军队的铁路线，而是轰炸了附近的地区和达拉特罗（Donatello）广场的历史公墓。那是块英国人的墓地，英国女诗人伊丽莎白&S226;白朗宁夫人就埋葬在那里。当炸弹像雨点般往下掉的时候，我和我父亲就在圣母教堂的旁边，离达拉特广场甚至不到900英尺的距离。为了躲避它们，我们跑进了教堂，我怎么知道轰炸会有那么恐怖呢？每一次爆炸都会使圣母教堂坚固的墙壁像被风暴席卷的树一样摇摆不停，窗户破碎，地板震动，祭坛晃来晃去，牧师们在惊呼：“耶稣！保佑我们！耶稣！”突然，我一下子哭了起来。你可能会想到，用一种没有呻吟、没有呃逆的沉默，这也不失为一种让人镇静下来的方式。可惜我父亲就非常看重这种方式，为了帮助我，让我平静下来，可怜的父亲犯了一个错误。他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并且对我说：“一个女孩子不能哭，绝对不许哭。”所以，自1943年9月25日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哭过。感谢上帝，因为有时候我的眼睛也会湿润，我的喉头也会哽塞。不管怎么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哭得比那些用泪水来哭的人还要多。更准确地说，我写出的文字，除了是眼泪，它们什么都不是。9月11日以后，我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羁无绊的哭喊。我为那些活着和死去的人流泪，为那些表面上活着，但实际上已经死去的人哭泣。说他们已经死去，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使其成为值得尊敬的人。此外，我也为我自己哭泣，因为在我生命的最后岁月，我必须说明为什么我会作为一名政治流亡者呆在美国，而同时又会偷偷地回到意大利。

　　接下来（我一直整整哭了六天），那位意大利著名报纸的主编来到纽约。他要我打破实际上我已经打破了的沉默。我这样告诉他。我甚至向他展示了那些充满了痛苦的笔记和凌乱的备忘录，他马上就兴奋了起来，就仿佛他看见葛丽泰&S226;嘉宝（Greta Garbo）摘下墨镜，在拉斯卡拉的舞台上扭来扭去，放肆地跳着脱衣舞一般。或者，好像他看到我的读者已经在排着长队抢购报纸，对不起，那情景就仿佛是好戏就要开场，人们争先恐后拥进剧场一样。他热切地希望我继续写下去，把这些带星号的不同片段串起来，整理成一种写给他的书信的形式，一旦完成，就把稿子寄给他。出于公民的责任、道德的挑战和义不容辞的天职，我答应了。我又一次忽视了我那个此刻正躺在那些笔记里的孩子，回到了打字机前。那种情不自禁的哭泣，与其说变成了一封书信，还不如说已成了一种愤怒与自豪的呐喊，一种控诉。这是一份写给欧洲人的起诉书，或反省辞。这些人将会通过他的报纸读到我的文章。也许，他们会向我抛撒一些鲜花，但肯定也会投掷许多臭鸡蛋。我为此又工作了12天，没有吃，没有睡，一刻也没有停下来。在这12天中，我甚至没有感觉到饥饿和睡意。我完全靠咖啡来充饥，用香烟来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句话，我丝毫没有向疲劳屈服。只是在这儿，我一定要对一些事情作出说明。我必须指出，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不是一种消遣，不是一种发泄，也不是一种减轻痛苦的方式。之所以不是，是因为我绝不会忘记写下的文字既能做出大量的善举，也能制造无数的罪恶。它们既能救治，也能屠杀。只要读一读历史，你就会明白，在每一个善恶事件的背后，都存在一个文本的片段。一本书，一篇文章，一个宣言，一首诗，一支歌（比如，马梅利的战斗诗篇、马赛曲、扬基歌①，或《圣经》、《古兰经》、《资本论》）。所以，我从不会写得很快，并且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写作速度极慢的、细心谨慎的作家。此外，我还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作家。我和那些对自己就像是撒尿一样

　　① 扬基歌（Yankee Doodle）：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首歌。——译注

　　草就的作品感到满意的作家明显不同。我甚至有许多怪癖，注重措辞的韵律，篇章的节奏，语词的声音效果：格律。表现悲伤总是会顾及相应的发声、韵脚和不必要的重复。对于我来说，形式与内容、本质同等重要。就像杯里的酒，缸里的面粉，它是让本质存在在其中的载体，为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我经常被弄得不知所措，甚至妨碍了我的写作。不过，这次却不同。我写得很快，而没有去顾及什么声律、韵脚和重复之类的问题，因为音韵是靠文本自身来体现的，只是我仍然没有忘记写下的言辞，它既能给人以救治，也能给人以杀戮（难道激情真能走得如此之远吗？）。事实上，当我写完，打算寄出这个文本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把它写成了一篇具有一本小书规模的文章。为了压缩它，获得一个适当的篇幅，我删去了一半的文字。比如，我删掉了关于两个佛教徒在巴米扬（Bamiyan）被杀的内容。一部分内容与那位统治意大利的卡瓦列蕾（Cavaliere）有关，一部分内容涉及到那位被迫在13岁结婚的阿里&S226;布托(Ali Bhutto)……然后，我把这些内容存放在一个红色的文件夹里，使它们与我的孩子呆在一起。在那一摞摞稿纸上面，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尽管删去了这些部分，文稿还是非同一般的长。那位兴奋的主编试图帮助我。他在报纸上事先留出的两页变成了三页，接下来是四页，然后又变成四又四分之一页。我相信，对于一张日报来说，这篇幅可算是前所未有。他甚至建议分两部分来发表。我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这种分两部分发表的方式有违我的初衷和目的。这目的就是，我想去打开那些不想去看的人的眼睛，去疏通那些不想去听的人的耳朵，去激发那些不想去思考的人的思想。结果，我把它作了进一步的删节。我省略了那些过激的段落，对繁复的部分作了精简的处理。我承认，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在那个红色的文件夹中，我已经保存了那一摞写下的稿笺。那是一个完整的文本，它具有一种一本小书一样的规模。

　　好了，接下来，我想谈谈这本小书。这份完整的文稿，我是用两三周的时间来写完的，其时，我废寝忘食，用咖啡充饥，用香烟驱困，语词像瀑布一般倾泻在纸上。几乎没有作任何改动（改动的地方很少，比如，当14 岁时，我从意大利军方获得的那笔大约15，670里拉的遣散费那一段，在报纸中这一数目要稍少一些，变成了14，540里拉）。相反，我在这个文本中增加了许多内容，这些内容几乎总是集中在有关纳粹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上，这种纳粹法西斯主义在那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身上，不论他们生活在何处，都在其行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比如，在一本令人厌恶的、语句不通的冠名为《伊斯兰惩罚法拉奇》的小册子中，此书正在意大利所有穆斯林社团中流传，那位著名的意大利伊斯兰政党领袖（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就能很好地了解意大利反恐部门的情况）对我死去的父亲进行了无耻的攻击，并支使他的信徒以真主的名义置我于死地。叫嚣“要与法拉奇同归于尽”。在欧洲兴起的某种审判，那是一个巨大的丑闻，因为它伤害了每一个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原则，这原则关系到人的思想自由。巴黎的一个极左的穆斯林团体要求法国的一家法院没收《愤怒与自豪》，或在每本书的护封上印上警告性的说明，就像香烟的烟盒上通常印上的那段告示：“注意！吸烟有害健康。”它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我保持沉默。是的，那家法国法院驳回了这一要求，我胜诉了，但这个团体又想提出另外的诉讼，在其他欧洲国家，与之类似的事情也正在发生。那本令人厌恶的、狗屁不通的小册子的作者由于诽谤、怂恿谋杀，我已对他提出了起诉，并且反恐部门已把他控制了起来。但除非受到某种来自他同伙的威胁，我没有哪一天能掉以轻心，所以，我的生命仍处于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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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0:33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这本小书将会引发出更多的东西，并且给我带来比今天更多的麻烦。但我知道，只要它出版，它就会让我感到仿佛我就是萨维米尼（Salvemini）。他1933年5月7日曾经在欧文公寓作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演讲，他绝望地大声对一群听众陈述自己的观点，当时这些人不理解，但到1941年9月7日，他们将会理解（其时，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结盟的日本人将会偷袭珍珠港），他怀着极大的愤怒呼吁：“要是你们坐在这儿，袖手旁观，要是你们不愿向我们伸出援手，那他们迟早会对你们下毒手！”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这本小书与萨维米尼1933年的演讲相比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事实上，在当时，关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美国人并不了解我们欧洲人所感受和遭遇的痛苦。我指的是纳粹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所以，他们有足够多的理由不把那位政治流亡者所说的话当成一回事。这位政治流亡者当时绝望地断言，美国也会遭遇重大的灾难。相反，我们欧洲人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却非常了解。请不要忘记，纽约大灾难发生后不到两个月，本·拉登本人的所作所为就证明了我是正确的，当是我就说过：“你们不理解，你们不想去理解，一场反十字军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这是一场他们称之为‘圣战’的宗教战争。你们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对那些反十字军的斗士来说，西方是一个需要去征服，并屈服于伊斯兰的世界。”他是用那盘录像带来证明这一点的，在这盘录像带中他甚至威胁联合国，并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成是一个“罪犯”。在这盘录像带中，他同时也向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发出了威胁，它所缺的仅仅是希特勒、墨索里尼那种歇斯底里的声音。比如他们在威尼斯中心广场的表演，或者在亚历山大广场上演的闹剧。他说：“本质上说，这是一场宗教战争，那些否定这一点的人是十足的说谎者。”他说：“所有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必须挺身而出，投入战斗，那些保持中立的人实际上是对《古兰经》的背叛。”他说：“那些坐在联合国席位上，并享有政治地位的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他们并不代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他们没有信仰，不尊重穆罕默德的教义。”接着，他又说：“那些主张国际社会合法性的人实际上抛弃了那种唯一真正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来自于《古兰经》。”最后，他说：“绝大多数穆斯林都对袭击双子塔楼感到欢呼雀跃。我们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但难道真的还有必要去作这种证实吗？从阿富汗到苏丹，从巴勒斯坦到巴基斯坦，从马来西亚到伊朗，从埃及到伊拉克，从阿尔及利亚到塞内加尔，从叙利亚到肯尼亚，从利比亚到乍得，从黎巴嫩到摩洛哥，从印度尼西亚到也门，从沙特阿拉伯到索马里，对西方的仇恨如风助的野火一般越烧越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像细胞的繁殖一样，它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十六变三十二，以致无穷。那些对这一事实毫无警觉的人应该去看看每天播放的电视画面，去看看那些充斥在伊斯兰堡大街、内罗毕广场和德黑兰清真寺的人群，去看看那些凶恶的面孔、恐怖的拳头，去看看那焚烧美国国旗和布什画像的熊熊大火。每一个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只要去听听那些民众是如何去赞美他们所信奉的那位仁慈而愤怒之神的，他或她也许就会明白。他们高呼真主保佑，真主保佑，圣战，圣战……这难道是极端主义的点缀？！？只代表狂热的少数？！？他们是成千上万的极端主义者，是成千上万的狂热分子。对这千百万人来说，无论是死去，还是活着的奥斯玛·本·拉登都是一个如霍梅尼一样神奇的传奇人物。这千百万人在霍梅尼死后都把本·拉登选为他们的领袖，看作新的英雄。昨天晚上，我看见了内罗毕（一个我们绝不愿意谈到的地方）的那些人。充满内罗毕广场的人比加扎、伊斯兰堡和雅加达广场的人还要多，一名电视记者在采访一位老人。记者问他：“在你看来，奥斯玛·本·拉登是什么人？”这位老人笑容满面地回答道：“一个英雄，我们的英雄！”电视记者又问他：“如果他死了，会发生什么？”老人依然激动不已地回答他：“我们会找到另一个本·拉登。”换句话说，这个给他们以指引的本·拉登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是那座浮现于深渊的大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这场战争真正的主角并不是本·拉登。甚至不是那个款待他、接纳他的国家，也不是那个他出生的国家。我指的是沙特阿拉伯和像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或巴勒斯坦这样一些支持他的国家。主角是那座大山。这座一千四百年的大山从来就没有挪动过，没有从它盲目的深渊中升起过，没有对文明的征服开启过它的门扉，也从来不想去了解自由、民主和进步的事物。简言之，这座大山尽管有那些倒行逆施的主子们（国王、王子、教长和银行家）令人感到耻辱的巨大财富，但广大人民仍是生活在一种令人恐怖的贫困之中，整个社会由于沉溺在某种宗教荒唐的盲目中而尤显呆板枯燥，这种宗教除了宗教，什么也没有产生。这是一座陷在文盲之海的大山（不应忘记，几乎在每一个穆斯林国家，其文盲的数目总是超过全国人口的60%）。这座大山只是通过伊斯兰政教领袖和卡通连环画来获得信息与资讯。它私下里羡慕我们，但又拒不承认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嫉妒之情，它想强迫我们对它的身体和智力的灾难抱以尊敬。那些由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覆灭而认为圣战已经结束的人是错误的。那些为喀布尔妇女不再穿长袍，终于能到学校、医院和理发店的镜头欢呼的人是错误的。那些由于看到喀布尔男人剃掉他们的胡须就像在墨索里尼倒台之后的意大利人摘掉他们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一样，感到有某种解脱之感的人也是错误的……

　　他是错的，她也是错的。因为胡须可以重新长出来，长袍可以再穿回去。在过去整整20年中，阿富汗就一直在剃须和蓄须、脱袍和穿袍之间反反复复，轮换交替。他是错的，她也是错的，因为目前的胜利者，或所谓的胜利者和那些失败者一样，都在向真主祈祷。因为与那些失败者相比，他们仅仅具有胡须长短的区别。实际上，阿富汗妇女仍然对他们充满了恐惧，就好像他们是他们的前任者，她们仍然蒙受着同样的耻辱，同样的不公，她们对塔利班充满了厌恶。（不要忘记，一个小姑娘，只要到了13岁，她就不可能再去学校读书，不可能再做去大街上散步、在一棵树下坐一坐的梦。）他是错的，她也是错的，因为现在的胜利者仍然在相互争斗，仍然在制造混乱的局面，因为在纽约和华盛顿引发灾难的十九名敢死队员中没有一名是阿富汗人。此外，敢死队员还有别的地方接受训练，有另外的洞穴可以躲藏。只要看一看地图，你就会明白，阿富汗的南边是巴基斯坦。北面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车臣、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它的西边是伊朗。与伊朗接壤的是伊拉克。伊拉克的旁边是叙利亚。与叙利亚为邻的是几乎全是穆斯林的黎巴嫩。黎巴嫩的旁边是穆斯林的约旦。约旦的旁边是极端穆斯林的沙特阿拉伯。越过红海，是由穆斯林的埃及、利比亚、索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等组成的非洲大陆，以及那些支持圣战的人们。那些人肯定错了，因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军事性质的冲突，绝对不是，而是一种文化和宗教冲突。我们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平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攻击。相反，它们会鼓励这种恐怖主义。它们会强化它，激发它。最糟糕的事情依然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真理。是真理就应该让它昭然于天下，但有时，真理却只能由一方拥有。在欧文公寓的聚会上，萨维米尼就曾经试图去指出这个没有人会相信的真理。

 

　　*         *         *

 

　　不管怎么说，这本小书和萨维米尼在欧文公寓发表的演讲之间仍然有一种另外的差别。因为在1933年5月7日听他激昂演讲的美国人在他们的国家并不存在希特勒的冲锋队和墨索里尼的黑衫党。他们的现实与我们的处境完全是两回事，况且中间还隔着一个海洋，有一堵孤立主义的大墙遮挡。相反，在今天，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在他们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本&S226;拉登的冲锋队和黑衫党。正因为一个国家可以让这些冲锋队和黑衫党肆无忌惮地存在，所以他们才能够处之泰然。在美国，这要归因于那条坚定不移的对每一种宗教都抱以尊重的惯例：这是她赖以立国的一条原则。在欧洲，这主要是由于那些政治正确的追随者们所倡导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和虚假的自由主义理想。这些追随者们常常杜撰证词，否认事实。“可怜的小人物，当他们带着希望来到这里，他们看上去是多么令人同情啊！”难道他们真的是可怜的小人物吗？！？在欧洲，那些喧闹拥挤的清真寺，它们并没有遵循尊重每一种宗教的原则，而是沉迷在一种复活的偏见、一种被遗忘的尘世权力的巨大阴影之中，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充满了大量的准恐怖主义者和候补恐怖主义者。事实上，自纽约大灾难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遭到逮捕。那位仁慈而愤怒之神的某些武器已经被查出。比如在意大利，人们发现了许多AL Qaedo的基层组织。现在我们知道，早在198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注意到一个名叫“意大利好战者之路”的组织，并把米兰的那个清真寺看作是恐怖主义者藏身的窝点。我们知道，在同一年，一个名叫哈马德&S226;内桑（Ahmed Ressan）住在米兰的阿尔及利亚人就已经在西雅图弄到了60公斤炸药，准备实施爆炸。1990年，另外两个名叫阿特玛里&S226;赛佛（Atmani Saif）和法特&S226;卡玛尔（Fateh Kamel）的“米兰人”袭击了巴黎地铁，他们经常从米兰动身去加拿大。（真令人感到奇怪：在“9.11”那19名敢死队员中，就有两名刚好是从加拿大进入美国的……）此外，我们还知道，米兰和都灵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些可怜小人物们的情报交换站和他们招募新成员的重要场所：其中包括阿富汗人、波斯尼亚人和库德人。（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补充，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让奥卡兰（Ocalan）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奥卡兰是库德的一个极端恐怖主义者，他被*的一个议员带到意大利，在罗马附近的一个漂亮的别墅受到那个左派政府的保护。）我们还知道，那些可怜的小人物们爱聚堆的地方总是在米兰、都灵、热那亚、罗马、那不勒斯、博洛尼亚。在那些诸如克雷莫纳、艾米利亚内焦、摩德纳、佛罗伦萨、佩鲁贾、德里亚斯特、拉韦纳、墨西拿之类的城市，一直都有他们“有效运转的工作网络”、“合法的基地”和“运送武器的基层组织”。即是说，有“统一国际战略意大利组织”的分支机构。我们还知道，像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当然更包括意大利，一直都被他们看作是战斗的地区。另外，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那儿的穆斯林拒绝为伊斯兰的胜利使用武器，就会被他们指责为“信仰的叛徒”。最后，所有的官方机构都承认，许多最危险的恐怖主义者拥有护照、签证或居住许可证，一般说来都得到了我们过分仁慈的政府的认可。基本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在美国，“9.11”的一些敢死队员就是被移民局批准入境的，尽管这些人早就被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登记在册。在美国，只要以公民权的名义，你甚至不能表现出你对那些具阿拉伯特征的人的怀疑。否则，你立刻就会被指责为不宽容、不公正，被指责为种族主义……

　　我们甚至知道他们是在哪儿密谋策划的，他们的聚会地点并不是公寓大厦，不是那些我们的前辈曾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在其中策划从征服者手中让意大利获得自由的豪华公共场所。他们最重要的密谋地点是肉铺。是那些让每一个城市都不得安宁的穆斯林肉铺，因为那些可怜的小人物们只吃被割了喉咙、放了血、剔了骨头的动物的肉。此外，那些阿拉伯人开的肉店、咖啡馆，阿拉伯人开的妓院、浴室、商店，自然也包括那些清真寺，也是他们聚会密谋的场所。对了，至于说到清真寺，纽约大灾难之后，许多伊玛姆（Imam）就撕下了他们的面具，露出了他们的真相。在这里，要列举的名单实在太长。这其中就包括那位摩洛哥的肉店老板，意大利的媒体把他尊称为皮埃蒙特伊斯兰团体的宗教领袖。我指的是那位虔诚的经常割断动物喉咙的屠夫，他1989年通过旅游签证来到都灵，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开了5家肉店，并建了5个清真寺。结果，把富加尔生活过的这座美丽的城市弄成了一个污秽不堪的卡斯巴（Kasbah）①。这个伪善的敲诈者，现在，他把本&S226;拉登的肖像当作一面旗帜举起，并且宣称：“正如《古兰经》所说，我们的圣战是一场正确和正义的战争。所有都灵的穆斯林兄弟都想投入到这场战争之中。”（顺便问一句，我们那些亲爱的内政部和外交部的部长们，为什么你们不把他遣送回摩洛哥，或把他关起来呢？）此外，还包括那位热那亚（这是另一座变成卡斯巴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城市）伊斯兰团体的主席，同时还有那不勒斯、罗马的那些伊玛姆。当然，也包括博洛尼亚的那位伊玛姆。这家伙曾经说；“纽约的双子塔楼是被那些把本&S226;拉登作为幌子的美国人摧毁的。如果不是美国人，就是以色列人，在任何情况下，本&S226;拉登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危险不是来自本&S226;拉登，而是来自美国。”请不要忘记，纽约大灾难发生前的24小时，在博洛尼亚的那个清真寺里，一些信徒就已经在散发一张赞美恐怖主义、并宣称即将发生“一个重大事件”的传单。啊！几乎总是那些一口否认，或赞成斯大林大屠杀的*人的徒子徒孙，我们那些客人的保护者才认为，在伊斯兰的等级制

　　① 卡斯巴（Kasbah）：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旧城区。——译注

　　度中，伊玛姆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是一个不起眼的神职人员，他的职责范围仅仅是主持星期五的祈祷，是一个不会造成危害的牧师，并不拥有很大的权力。真是胡说八道！实际上，伊玛姆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指导和管理他的团体方面具有极高的威望和强大的权力。那个虔诚的割喉者也许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这个伪善的敲诈者也许不是什么位高权大的人，但他是一个高级的牧师，无需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能操纵他的同伙，并施加影响。他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宣传家，会借星期五的祈祷之际大肆贩卖他的各种政治主张。所有所谓的伊斯兰革命实际上都是通过那些清真寺的伊玛姆来引发的，所谓的伊朗革命也是通过那些清真寺的伊玛姆来发动的。当上面提到的徒子徒孙要我们相信的时候，大学校园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可以这么说，在每一个恐怖主义者的背后都有一个伊玛姆，霍梅尼就曾经是个伊玛姆。我想提醒你们，大多数伊朗的领导人都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伊玛姆。我想说，许多（真是太多）的伊玛姆都是恐怖主义的精神导师。所以，从道义上说，恐怖主义者本身就是伊玛姆。

　　至于说到那永远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珍珠港，毫无疑问，采取生化战肯定是那些挥舞《古兰经》的冲锋队和黑衫党们选择的战略。在另一盘公开的录像带上，本&S226;拉登本人就作过这方面的威胁。我们知道，萨达姆&S226;侯赛因一直都喜欢这种方式的大屠杀。就我们所知，他仍在继续研制能够导致鼠疫、天花、麻风、斑疹伤寒和炭疽等疾病的病毒和细菌。和这些东西在一起的，还有杀伤性极大的带有神经毒气的核武器。我们甚至会对直到今天，这种恐怖的威胁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而感到满意。事实上，我们敌人的那些保护者就喜欢说，我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有失公正，过分夸张和太具欺骗性了。但我们知道，二战中发生的珍珠港事件并没有出现这种性质的威胁。联邦调查局发言人说出的这句话：“这不是一个如果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的问题”实际上已挑明了这种恐怖的严重性。这是一种我认为比鼠疫、麻风、神经毒气，甚至比核武器更恐怖的恐怖。是一种与其说悬在美国人头上，还不如说更是悬在欧洲人头上的恐怖。事实上，我谈到的这种恐怖它会殃及我们的名胜古迹，我们的艺术杰作，我们的历史瑰宝。殃及西方文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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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0:44当然，在说到“何时”而不是“如果”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的发言人是为他们的历史遗产担忧。比如，自由女神像、杰斐逊纪念馆、华盛顿纪念碑、自由钟、金门大桥、布鲁克林大桥等。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也为这些东西担忧。我担忧它们，就像我是个英国人，为大笨钟或威斯敏斯特教堂担忧，我是个法国人，为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和埃菲尔铁塔担忧一样。而我却是个意大利人，所以，我更为西斯廷教堂、圣彼得教堂、罗马大教堂担忧。为圣马可广场，为那些修建在威尼斯大运河两旁的博物馆、宫殿担忧。为米兰的大教堂、达&S226;芬奇的《大西洋笔记》、“最后的晚餐”担忧……我是托斯卡纳人，所以我肯定要为比萨斜塔、奇迹广场，为锡耶纳的大教堂、市政厅，为那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圣杰米格纳罗城堡担忧……我是佛罗伦萨人，所以我更会为我的圣玛利亚教堂、洗礼堂、乔托塔、皮特宫、乌菲齐美术馆、古桥担忧。顺便说一句，现在只有那座古桥保留了下来，因为其它东西已于1944年被与本&S226;拉登同属一伙的希特勒摧毁。此外，我也为藏有近千幅精美画像、具有维吉尼亚宏伟风格的劳伦琴图书馆担忧。为学园美术馆担忧，在那儿，我们保存有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我的上帝，由于他们认为光着身子是可耻的，所以它常常遭到那些《古兰经》信徒的指责。）只要那些可怜的小人物们毁掉了这些宝贵遗产中的一个，哪怕仅仅一个，我敢发誓：那个将会变成神圣斗士的人就是我。那个有可能变成杀人犯的人也是我。所以，你们这些信奉那位宣扬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教条之神的信徒，你们听我说。我是一个生于战争、长于战争的人。关于战争，我了解得很多。请相信我，我比你们那些只有当他们的死会造成千百万人丧失生命（包括婴儿）时才能找到勇气的敢死队员们更有这方面的才能。你们不是期望过战争，现在仍在期望战争吗？那好，我会尽力去关注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将来将会发生的战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         *

　　说笑中的杜西斯（Dulcis），最后露出了一丝微笑。但不消说，它更像是一种嘲讽，有时候，一种微笑的确指的是某种与之相反的东西。（在青少年时期，我就明白了这一点。当那些法西斯拷打我父亲，想知道他究竟把美国人空降给我们的支持复兴运动的武器藏在什么地方时，我父亲笑了起来。我想弄清楚为什么，有一天，我大声问他：“父亲，当他们拷打你时，那次你真的在笑吗？”父亲皱了皱眉头，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亲爱的孩子，在某些情况下，笑实际上是在哭。你会明白的。我相信你会明白……”是啊，当这本书宣布要出版时，波士顿大学（数十年来，这所大学一直都在收藏我的著作）的霍华德&S226;戈特利布（Howard Gotlieb）教授给我打电话来，并且问我：“我们该怎样给《愤怒与自豪》分类？”我回答说：“不知道。”并且作了以下的说明，我这本书不是小说，不是新闻报道，不是论文，不是回忆录，以我之见，它甚至不是一本小册子。然后，我考虑了一阵子，又把电话给他打过去对他说：“把它归为训诫书一类吧。”（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说法，因为它真的很像一本训诫书。它原本就是那位主编要我就真主的儿子向西方宣战的问题写的一封信，只是当我写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它写成了一本训诫书。）当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之后，戈特利布又打电话来问我：“意大利人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我回答他：“不知道。”另外，我补充道，一本训诫书究竟怎么样，肯定应该由它所产生的效果来作判断，而不应该通过喝彩声或倒彩声的多少来下结论。所以，在考察我这本书的效果之前，还需等待一段时间，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戈特利布教授，我不敢奢望我的愤怒，我的自豪在突然之间就能唤醒那些沉睡的人。事实上，我甚至不能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能被唤醒。”
　　我真的不知道。可另一方面，我却知道当我那篇关于“9.11”的文章发表时，那份报纸确实卖出了100多万份。令人感动的故事时有发生。比如在罗马，一个男子一口气买下了36份报纸，然后一一分送给过路的行人。在米兰，一个妇女也是如此，她用很多张印有文章的复印件把它订成了一本书。另外，我知道有成百上千的意大利人写信来感谢我，知道报社的各部座机和内部电话长期处于占线状态，知道只有一小部分读者不同意我的观点。非常遗憾的是，通过筛选某些来信并以《意大利由于法拉奇而分裂》之名来发表，这种做法实在毫无意义。事实上，我给那位挑选信函的编辑打了电话，并冲着他大声说，要是这些选出来的信并不代表公众舆论，要是那些反对我的人并不比赞同我的人更有价值，那么，指控我分裂意大利就确实是不公正的。实际上，意大利并不需要什么奥丽亚娜去分裂。在我看来，她至少从格尔菲家族（the Guelphs）和吉伯林家族（the Ghibllines ）统治时期就开始分裂了。从中世纪一直到现在，这种分裂的传统就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上帝，即使那些到美国来为南北战争而战的加里波第派成员也很快分成了两派。因为他们只有一半的人到了纽约，并被编入联邦军队，即纽约第39步兵团。另一半则加入了南方军队，并到了新奥尔良。在那儿组建了加里波第警卫队，取名叫路易斯安那第6后备军意大利独立营。此独立营在1862年变成了欧洲旅第6步兵团。他们同样挥舞着绣有“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字样的三色旗。同样也在从布尔朗、克罗斯基斯、北安娜、布里斯科站、波河、迈恩兰、斯波齐尔韦尼亚、怀尔德尼斯、科尔德港、草莓平原、彼德斯堡到阿波马托克斯的各次战役中战功显赫。你知道1863年7月2日在那场双方阵亡四万五千人的葛底斯堡之战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吗？当时，由W.S.汉考克（W.S.Hancock）将军指挥的第39步兵团的365名加里波第派士兵发现自己正对峙在由J.厄尔（J.Early）将军指挥的第6步兵团的360名加里波第派士兵的前方。前者身穿蓝色军装，后者一身灰色制服。他们双方都举着在意大利为赢得统一而共同挥舞的三色旗。这些旗子上都锈着“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的誓言。前者高喊着“该死的南方猪”，后者吼叫着“狗娘的北方佬”，他们为占领一个名叫锡门特山的高地相互杀得你死我活。结果，纽约第39步兵团中有96名加里波第派士兵战死，欧洲旅第6步兵团中有60名加里波第派士兵阵亡。第二天，在山谷发生的那次最后决战中，双方死亡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我也知道，有一小部分不同意我观点的读者，他们岂止是用一种恶毒的语言来写下了这样的话：“因为法拉奇是一个病魔缠身、且一只脚已踏进坟墓的人，所以，她才扮演了一个勇敢者的角色。”（这真让人恶心，对此，我并不想说什么。亲爱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不是在扮演一个勇敢者的角色。我本身就是勇敢者，并且从来都是勇敢者。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也无论在格尔菲统治岁月，还是在吉伯林执政期间，即是说，无论对所谓的右派，还是对所谓的左派，我都是这样。当然，做勇敢者，每一次都会付出极高的代价，包括身心的恐吓、诽谤和迫害。只要你再去读一下我的作品，你就会明白。至于说到踏进坟墓的那只脚，让它见鬼去吧。我是没有沉溺在一片健康和赞美的海洋中，但像我这类病魔缠身的人，却总是要和那些埋葬健康之人的事联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结束。请不要忘记有一次，我曾经从一个停尸房中慢慢活了过来。当时，我被他们误作为一具尸体仍在那里。）最后，我也知道，当我的文章发表后，意大利的表现极其恶劣，由于我生活在国外，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支持那些真主之子的骚乱。结果，那位热情激昂的主编变成了一个忧心忡忡、顾虑重重的人，由于担忧而失去了判断力，他躲藏在我那些诋毁者的后面，让本该是一次为我们的文化辩护的大好机会变成了一种肮脏可耻的交易。成了一首荒唐可笑的“我也在此，我也在此”的合唱曲。就像过去不会消失的幽灵，我把这些人看作是疯叫的蝉子，他们点燃熊熊的大火来焚烧那位思想的异端，声嘶力竭地狂呼乱叫：“把她推向火刑架，把她推向火刑架！真主保佑！真主保佑！”指控、谴责、侮辱不断升级......每一天，那些打击和诽谤都使我联想到塞勒姆的审判（the Salem trial），联想到历史上吊死女巫的岁月。他们甚至乱拼、冒犯我的名字：在他们的文章中，他们以绰号的形式把我叫做奥黑亚娜（Orhyena）......难怪有人告诉我，他们读不懂那些人写的文章。我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第一，因为我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第二，因为在我文章的结尾处，我已经说过，我不会参与无效的争论，或无用的论战。第三，因为这些蝉子们都是些没有思想、没有品格的人，是些脾气古怪的吃人精，他们总是让自己躲在那些站在太阳下面的人的影子中，他们是贫乏的传声筒。他们的报刊杂志真让人厌烦透顶。（我父亲的哥哥叫布鲁诺·法拉奇。他是个伟大的记者。他厌恶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在我为报纸工作期间，只有当我愿意为报道战争而用生命去冒险时，他才肯宽恕我。他同时也是个了不起的主编，并为自己订出了几条严格的新闻学原则。他曾经大声说过：“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要让读者厌烦。”然而正相反，那些蝉子们却总是在让读者们感到厌烦。）第四，因为我表现的是一种非常严肃而充满智性的丰富生活。就像我喜欢写作一样，我也喜欢学习和探讨，我乐意独身自处，或者和那些好学的人呆在一起，而这种生活方式却是那些贫乏的传声筒们所不具备的。最后，因为我总是听从我那位大名鼎鼎的同胞的忠告。他就是经常流放国外的但丁，他曾经说过：“仅仅观看，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事实上，我比他更彻底，因为在我走我的路的时候，我甚至连看都不想去看。
　　不管怎么说，我想让自己对一种古怪的东西发生兴趣。我指的是对那些离奇的蝉子。他们的姓名、性别、身份，我不在乎，他们认为我有两条罪状：不知道《一千零一夜》和不了解零的概念是阿拉伯人的发明。啊，不，亲爱的先生、夫人、男人或女人，不是这样。我那些古怪的吃人精，可怜而贫乏的传声筒，我想对你们说：“我热爱数学，所以我非常熟悉零的概念极其起源。事实上，我在我的《印沙安拉》一书中已经涉及到了这一主题。（顺便说一句，这是一本根据玻耳兹曼的方程式写成的小说，这个公式说的是：熵等于分布概率的自然对数乘以玻耳兹曼常数。）正是根据零的概念，我才在书中杜撰了那位中士杀死那个通行无阻者的情节。我这样做，是利用了1932年比萨大学为学生考试出的一道魔鬼题：“请解释为什么1比0大”。（这问题是如此艰深，恐怕只有用“荒谬逻辑”才能解决。）不错，为了强调零是由阿拉伯人发明的，你们只可能提到阿拉伯数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密。他大约在公元810年介绍了重复使用零的十进制计数法。但你们错了。因为花拉子密本人都承认，他书中关于重复使用零的十进制计数法并不归功于他。他这种计数法来自于印度人，尤其是来自于印度著名的数学家婆罗门笈多（Brahmagupta）。（那篇天文学论文“Brahma-Sphuta-Sidhanta”的作者，他在7世纪初就探讨过这个问题。）不错，按照某些当代学者的观点，婆罗门笈多对零这个概念的定义要晚于玛雅人。他们认为，早在5世纪，玛雅人就曾经用零来表示世界诞生的日期，同时，也用一个零来表示每一月的第一天。在他们的计算中，当某个数字不存在时，他们就用一个零来填补这一空缺。不过，为了表示这个零，他们并没有使用那个希腊人很久以后才使用的奇怪的符号：他们用倒过来的头来表示的那个小矮人。于是，这个头被倒过来的小矮人便成了许多困惑和未解之谜的源泉，所以，我想告诉你们，在数学史上，有百分之九十的数学家都把零的起源归因于婆罗门笈多的名下。亲爱的先生、夫人、男人或女人，现在，让我来谈谈关于《一千零一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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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0:46伟大的主啊，我的上帝：究竟是谁告诉你，我不知道这部名著的？你知道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我就经常睡在那个“图书馆”中。这是我贫穷的父母给一个小房间取的一个并不恰当的名字。这个小房间布置得颇有书卷气，装满了通过分期付款购来的图书。在我称之为我的床的一张不起眼的沙发上方，有一个书架上放了一本厚厚的大书，封面上有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在冲着我微笑。所以有一天晚上，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对她的微笑作出了回应。即把它翻开读它开始的几页。母亲不想让我读这本书。她一看见我手中捧着这本名著，就把它没收了，仿佛它是罪恶与堕落的大杂烩。“为你感到害羞，为你感到害羞，这不是适合女孩子读的东西。”但接下来，她认真考虑之后，我获得了她的允许。“好，那就读吧，它也许会教会你一些东西。”所以，《一千零一夜》就这样成了我儿童时代童话读物，并且从那时起，它一直就是我珍藏的图书之一。你会发现，在我佛罗伦萨的公寓和托斯卡纳乡下的房子里，另外在我纽约的这个住处，我都收藏有它的好几个版本。最近的一本是法文版的。我是从肯尼斯·格拉斯书店（一家我最喜欢的波士顿古籍书店）买到的，同时还买到了它1812年印刷的奥蒂尔版本和1799年印刷的皮埃尔·迪道特版本。这个版本由赫尔德编辑，印于1832年。我非常珍视它。但说实话，我并不喜欢拿这些令人尊敬的童话来与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尤利西斯》相比较。我不想把它们与柏拉图的《对话录》、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悲喜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作比较。我认为作这种比较是不严肃的。　　收起笑容，这儿应该说说最后一件事情，这件事，我非常关注，因为它涉及到人的尊严、道德和荣誉。

　　*         *         *

　　我是靠我的书籍、作品来生活的。我靠我的版税（即一个作者按他所售出的每本书价格的百分比来计酬）来生活。我对这种方式非常满意。尽管这种百分比非常之低，我也会这样，或者说我不在乎。尤其是在出平装书（其翻译版本几乎全是错误）的情况下，其收入还不足以让我从一位在佛罗伦萨沿街叫卖的真主之子的手中买到半支铅笔。（当然，我敢打赌，这些叫卖者们肯定从没有听说过什么《一千零一夜》。）我承认，我想版税，我想得到我的版税。顺便说一句，如果我没有版税收入，那么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沿街兜售铅笔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我。但我并不为金钱而写作。我不会，从来也不曾为金钱而写作过。甚至当我非常年轻，急需用它来供我读大学时，我也没有为金钱而写作（我读的是医学院，在当时，它的费用高得惊人）。在17岁时，我被佛罗伦萨的一家报纸聘为记者。19岁时，由于不想成为一个耍笔杆子的人被这家报社解雇。他们要我写一篇有违真实的关于一位著名领导人召开的那次大会的文章，对这位领导人，我深感厌恶。（他就是当时*的领袖帕米诺·托格里提。）顺便说一句，这是一篇我并没有义务非要去写的文章，所以我当时对他们说，我不想用谎言来写作。那位主编（一个肥胖而自负的基督教民主党人）用责备的口气回敬了我一句。他认为，一个记者就是名职业的写手，他有责任为他的薪水而写作。他说：“一个人不应该往他用餐的饭碗里吐口水。”由于完全被激怒了，我回答他说，他可以为自己保住这个饭碗，我情愿饿死也不愿意成为一个玩弄文字的人。结果，他解雇了我。由于我无法继续得到我读大学所需的费用，所以我没有获得大学医学博士的学位。是的，没有人能使我为腥臭的金钱而写作。在我生命中那些已经写出的东西，它们全都与金钱无关。是的，我一直都认为，写下的文字比炮弹、刺刀更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我看来，由这种意识形成的那种责任感绝不可能被用于金钱的交易。所以，我那篇关于“9.11”的文章也不可能是为金钱而写的。事实上，那种给我虚弱的身体以沉重打击的令人痛苦不堪的疲劳之感已让我再也不能去为金钱承担什么了。我的孩子，我重要的小说，他也不会为那个让我去挣比我糟糕的版税收入更多金钱的目的而感到心安理得。现在，我想谈谈这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
　　它的产生是因为那位异常兴奋的主编飞到纽约来，要我打破实际上我已经打破了的沉默。当时，我们没有谈到钱，他也没有提起这件事。至于我，我完全认为如果一部作品起因于许多人的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去谈钱的问题是不道德的。此外，这篇作品其目的就是要去疏通那些聋子的耳朵，去打开那些瞎子的眼睛。然而，就在熊熊的大火把我作为一个异教徒在火刑架上焚烧的时候，把我作为一个塞勒姆的女巫来吊死的时候，他却突然通知我说，我那用令人痛苦不堪的疲劳所换来的报酬已经准备好了。这是“一笔非常非常丰厚的报酬”。他补充道，这笔报酬是如此丰厚（我不知道具体的数目，我也不想知道），以致让我去支付我那无比昂贵的国际长途电话费也足足有余。不错，尽管我知道，按照经济原则来支付我的报酬是一种义务（可以肯定，由我的诋毁者们为他的报纸写的那些文章也一直都在按规矩领取很高的报酬），但这笔非常非常丰厚的报酬却绝不可能装进我的腰包。在这件事上，我拒绝领取任何稿费。还有，当我听到他告诉我说稿酬已经准备好了时，我又体会到了一种早在我16岁时就已经体会过的窘迫和困惑。即，当时意大利军方由于我作为一名自由志愿军的小战士，曾经与纳粹法西斯战斗过，准备发给我一笔遣散费。（我描述过这段与1946年我接受这笔钱有关的插曲，当时，我用这笔钱来为我和我的妹妹各买了一双我们没有的漂亮的鞋。）
　　好了……我听说我的拒绝让那位主编如洛特的那位妻子一样口瞪目呆，当时，她请求去看索多马最后一眼。另外，我还听说，有许多人认为我这种做法是傲慢与天真的表现（后者可能是真的）。但我这位“异端”、这位“女巫”却想对他和这些人说：“现在我有漂亮的鞋了，我有。”即使我没有，我也乐意赤着脚行走在雪地上，而不愿把那笔丰厚的收入装进我的腰包。因为在我看来，甚至它的每一个百分点都可能玷辱我的灵魂。

　　奥丽亚娜&S226;法拉奇
　　2001年12月于纽约
　　2002年9月于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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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0:49精英的“审判席”--《风云人物采访记》

     在法拉奇的概念里，“精英”代表着“英雄”和“男子汉”。最初在她的意识认知里，她所认同的“男子汉”式的精英就是指像苏格拉底、杰克伦敦、海明威以及她的希腊情人----反专治政府的民主英雄帕那古利斯这样的人。他们在数量上属于“少数”，但却是“神圣的承担”，有着“英雄”的“使命”。而“英雄”在法拉奇的系统里源于对自由命题的阐释和对人本的追求。这些在纪实小说《人》又译《男子汉》里得以突出的体现。在小说中有大量的自白，倡导追索一种回到“人的本位”的冲动和自由。法拉奇认为真正的“自由”内涵应该是自身内部先得以挣脱获得解放的自由，其次才是对外部世界的要求。而事实上物质生活却往往遮蔽了人“原初的本性”，在自身内部就已失去了“自由”。在“自由的命题”里她对“人”也阐释了其理解，她认为“人不是一个人，而是全体男人和女人的之集合。”而最能体现人之本原和自由实质的个体是“英雄”，诸如上面提到了一些历史或现实人物，法拉奇还进一步指出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这些“担负着神圣”的“英雄”由于揭开了内心自由的桎梏，在对抗外部的束缚追逐自由时是注定永远“孤独”的，这无疑犹如给自己的一道暗语。

     在这个命题上充分体现了法拉奇的“哲学思辨性”,她所要做的在现代社会中这个对话式的“精英审判”，其对象是否是法拉奇价值框架中的“精英"尚且不知，但是这些对象却是一般传统和普遍意识里所谓的“精英人物”，带着一种消解一切的“怀疑论”，法拉奇要试图以“对话”来验证这些精英的“份量”和“真假”。她所做的是一种针对人类还原状态的现实性“解构”，反思“人的处境”，剖析“反人性构成”，她曾经分析认为帕那古利斯.阿莱克斯是“当代的苏格拉底”，而她自己现在所做的也正是一种对人类构成中基本原型的当代记录。

     在法拉奇的职业生涯里，在她的各种作品中，自始至终充满着一种把自己从新闻工作中解放出来的热望。这种愿望如此强烈，以至读者很难在她的新闻报道与其他虚构类作品中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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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1:09

 

宗教圣殿里的浸泡-----上帝和魔菲斯特二元存在
       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世界一边是天使，一边是撒旦，一切事物非“善”即“恶”。这种认识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极端主义的倾向和偏执的情绪，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能力。生长于基督教环境里的法拉奇曾说：“尽管我完全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但我还是被天主教文化所浸染，它仍然是我用来表达我自己的某种方式。” 法拉奇一直难于摆脱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的桎梏，那种“善恶分明”的思维模式导致她的绝对主义思想，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影响了法拉奇对事物的判断和分析，使她时常纠缠于非此即彼的激烈冲突中，从而陷入极端主义的泥潭。
       “无论是战争时期，或是和平时期，我都忠于自己的原则，为了自由，为了反抗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而奋斗不已。我的生活就像我的作品，我从未放弃过斗争。” 1993年法拉奇在中国访问时如是说。作为一名世界名女记者，法拉奇曾是比较激进的左派分子，她反对越战，同情越共，强调人权和平等，她曾与希腊反政府左翼领袖帕纳古里斯一见钟情并且共同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她曾普遍被视为反暴政、反集权、反专制的象征，受到热爱自由、追求民主人士的青睐。
         以《愤怒与自豪》而复出的法拉奇，似乎与人们以往的印象大相径庭。她针对伊斯兰教发表激烈的言论，认为穆斯林恐怖分子针对的既是美国，也是整个西方文明。“在我看来，已经发生的一切不像是在移民，更像是一种由神秘的力量导演的入侵。这种神秘的力量令人担忧，因为它除了傲慢，既不温柔也不忧伤，并且还受到玩世不恭的政治家们的保护。这些政治家睁只眼，闭只眼，也许闭上了两只眼。”
      法拉奇曾经公开表示说，“我对中东毫无兴趣，中近东文化引不起我的任何感慨，巴格达、大马士革、巴基斯坦，我都不想再去第二次”。她对阿拉伯文化心存鄙夷，她认为“他们身上有一种狂热、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一种表演癖和一种黑手党的感觉，总之都是一些我嗤之以鼻的特征。”
法拉奇的这种情感，在1972年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导人阿拉法特的采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她对阿拉法特的外貌描写，就带有十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这张面孔会使人想起一只猛禽，或一头狂怒的羚羊。实际上，他几乎没有颧骨，也没有下巴，只有一张红色的厚嘴唇的口，一个咄咄逼人的鼻子和两滴墨水死的亮而凸出的大眼睛” 她还写道：“他的声音像一种可笑的吹哨声，具有女性的某种特征。” 法拉奇对阿拉法特外貌进行的贬损和对他性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现了其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另一方面也是其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她在采访记前言中写的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她的这种心态：
       “ 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艰难。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在法拉奇的采访记中，她随意地用“恐怖分子”这样的字眼称呼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创始人和领导人乔治哈巴什；在采访霍梅尼时，她讽刺伊朗人穿着“中世纪的长袍” ；在采访卡扎菲时，法拉奇责问他是否就是“真主”。在比较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后，历来就在文化上优越感极强的欧洲人，尤其是意大利人，法拉奇在其主观性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这种对阿拉伯文化的不理解和不尊重，同法拉奇那种西方文明的优越心态相结合，就带来其心理天平一边倒的状态。这呈现出一种极明显的带着“愤怒”姿态的“文化”鄙夷和“骄傲”的宣扬自我文化，充满了法拉奇式的“绝对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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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1:13

 

质朴复杂的双生体
      美国传记作家圣"阿里科曾在给法拉奇写的传记中说：“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
      她晚年长期寓居美国,直至前不久自感来日无多才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作为记者,法拉奇表现出一种勇敢乃至冒险的职业精神。她曾于上世纪60、70和80年代穿梭于战火硝烟之间,采访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及南美战乱。她还采访过当年的越南军队统帅武元甲、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伊朗国王巴列维、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世界政坛风云人物,以及受到全世界敬重的我国领导人邓小平。这些采访录后来被法拉奇本人汇集出版,书名为《采访历史》。

　　法拉奇在采访中常常是以历史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并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它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她曾使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限于尴尬;令卡扎菲愤怒失言。她甚至不顾伊斯兰教的习俗和有关规定,当着霍梅尼的面撕下面纱,大声说道:“许多人说你是个独裁者!”

　　作为作家,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大遗憾》（《好莱坞的七宗罪》）。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体味。

　　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说,意文学评论界“至今不肯发给她作家执照”。“9·11”事件后,法拉奇打破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以带病之身在《晚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发表了《愤怒与自豪》等数篇文章,猛烈攻击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文明,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激怒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法拉奇带着人们对她不同的评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她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I sette peccati di Hollywood  《好莱坞的七宗罪》
II   sesso inutile 《无能的性》
Se il sole muore   《假如太阳逝去》
Penelope  alla  Guerra  《战场上的佩内罗佩》
Niente e cosi sia  《没什么，假如是如此》
Gli antipaticilo  《讨厌的人》
Quel giorno sulla luna  《月亮上的那天》
Zntervista con la storia 《采访记》
La forza  della ragione 《理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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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21:19

但是，对于被采访者，法拉奇却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女记者。法拉奇提问刁钻尖刻，并在访问时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对于被她采访的那些人，她都有自己的评价，喜欢谁，不喜欢谁，她都“爱憎分明”。例如，面对不可一世的卡扎菲，法拉奇不惧强权，同样尖锐过人。当卡扎菲高傲地说“我是福音”的时候，她不屑地打断并质问他：“停住，停住，你说什么？你信真主吗？”卡扎菲不明白她的话，又问：“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法拉奇说：“噢，我以为你就是真主。”一听这话，卡扎菲被气得像发怒的狮子一样哇哇大叫，吓得在场的摄影师和翻译人员都有些发抖，而法拉奇却镇定自若，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最后，卡扎菲也只好跌坐在沙发上，继续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她去伊朗采访霍梅尼，对霍梅尼的批评也十分尖锐，从上到下都用一件大黑袍子盖着，只露出两只眼睛，像个“巫婆”。霍梅尼坐在上面，她盘腿坐在下面。她当时就很忿怒，觉得受了侮辱，又觉得这是不平等的对话，像在“受审”，心里忿忿不平。当然，最“精彩”的还是她和亨利·基辛格在1972年年底长达两个月的喋喋不休的争吵。1972年11月，法拉奇对基辛格的采访很不愉快，基辛格当时很“傲慢”。结果被法拉奇抓住了把柄，一时间报纸和电视都对基辛格发起了攻击，尼克松总统特也对基辛格十分生气，一度冷落他。在采访的时候，法拉奇一时说基辛格“是一个冰冷冷的人”，一时说基辛格是一个“轻率地勾引女人的人，甚至是个花花公子。”她把基辛格逗得晕头转向。期间，在基辛格忘乎所以的时候，法拉奇诱敌深入，使基辛格博士把自己形容成了一个“不带枪的亨利·芳达（美国西部电影里西部牛仔形象）”，说自己“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牧马牧者，喜欢只身进入城市和乡村牧马牧者，仅此而已。”还说“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新共和》全文刊载了法拉奇的采访记、华盛顿、纽约等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转载此文之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基辛格十分恼火，并拒绝了他。基辛格跑到尼克松在圣客利门蒂的家中去找他，总统把他大拒之门外，连他的电话也不接。报刊也恨恨地批评他，谴责他发表的言论太傲慢、太轻率。作为尼克松总统的使者，他把一切功劳都归为己有，并把总统置于一边不顾。报纸还画了漫画攻击亨利·基辛格：穿着牛仔服的基辛格骑着马去沙龙。另一些报纸则刊登了脚登马靴、头戴大沿帽的亨利·芳达的照片，下面写着：“亨利，孤独的牧马者”。言外之意不言而喻。接着，基辛格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称，接见法拉奇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并说法拉奇歪曲了他的回答，曲解了他的思想。这又把法拉奇得罪了，她马上站出来反攻，她给在巴黎的基辛格发电报质问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还威胁他要把采访录音公布于世。《时代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报刊、电视也来采访法拉奇，法拉奇把这一切都跟世界说了。两个人的争吵持续了两个月。

正因为法拉奇的这些特点，很多政治人物都对她敬而远之。她曾经多次要求采访邓小平，但是由于诸多原因都被拒绝。1980年8月21日、23日，在北京分两次采访了邓小平。当时，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定于1980年9月访华，法拉奇请他“走了后门”，才使她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法拉奇的父亲与佩尔蒂尼是朋友，她同佩尔蒂尼也很熟，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找总统。她利用她以及她父亲与佩尔蒂尼的关系，搬出总统来为她说情。她要求佩尔蒂尼向中方推荐她，而且只推荐她一个人，不让其他意大利记者知道，她要进行“独家采访”。同时，法拉奇本人又是意大利乃至世界赫赫有名的记者，佩尔蒂尼也难以拒绝她的要求。于是，总统亲自出马给中国大使打电话，说明法拉奇是一名严肃的记者，对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很赞赏，对中国很友好，等等，要求中方同意法拉奇采访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