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王子文家境:犹太教的复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07:21:35
犹太教的复兴
犹太教源自于古代希伯来人的宗教，希伯来人早期各部落来自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被阿卡德人所灭，阿卡德人又被阿摩利人击败。这些王朝随着巴比伦的兴起达到了鼎盛时期。《圣经*创世纪》关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记载，虽然具有神话或寓言风格，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即在汉莫拉比统治巴比伦时代及其以后各个时期，曾有无数氏族和部落游牧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既不在当地定居，也不四处游牧。他们来往于耶路撒冷、希布伦、比尔谢巴及基拉尔等城市和沙漠的水源之间。一种强烈的家族观念把全体氏族联系在一起。他们到处流浪只是为了维持生存，并不是为了寻找一块可以建立国家的土地。雅各和他的妻子利亚、拉结及其侍女共生了12个儿子。他们的后代“以色列部落”“以色列子孙”“以色列人”组成了一个鲜明的社会群体。他们不愿意同群体以外的人签订军事同盟并且把迦南地区（位于地中海和阿拉伯沙漠之间）看作是自己祖先的土地和遗产。饥饿曾经一度把他们赶到了埃及。在那里，他们深感自己是流亡在外的异乡人或客人。《圣经》中所说的迦南人不是迦南地方的唯一居民。在希伯来人占领之前，有时也用“迦南人”作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所有居民的总称。尽管当时迦南在政治上不统一，但是文化很发达。所谓迦南文化是指从加沙以南的埃及边界至乌加里特（安条克西南）附近的北部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的文化，也就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文化。在这个小小的地方使用着多种语言和五种不同的文字。除当时阿卡德人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即当时国际上使用的文字）以外，还有两种世界上最古老的具有更大革命意义的文字，其中一种有32个字母，主要用于叙利亚的港口乌加里特:另一种有22个字母，它大概起源于巴勒斯坦南部。一些近代语言如腓尼基语希伯来语希腊语和罗马语等，都是从这种文字发展而来的。 在进入迦南时，以色列还不是一个民族。后来，它逐步完成了从半游牧的氏族社会向民族统一的农业社会的过渡，在政治结构上起了深刻变化。这一发展过程曾受到三种因素的阻碍：以色列与定居在迦南的各部落之间的相互交流，以色列集体内部的明显差别，更重要的是迦南本身的条件和特点。
一般地说，他们的思想是由一元论的上帝观所决定的。与混乱的多神论思想统治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相反，他们相信只有一个上帝决定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的命运。以色列人有一种关于人类的新看法，即一种新的世界观，从而坚决否认当时以诸战神为内容的万神庙式的神话。这种唯一的超验的上帝观彻底改变了旧有的观念，创造出新的思想。所以，人们应将亚伯拉罕从出生地外迁理解成是同异教思想的彻底决裂。代替了异教思想的以色列宗教，提出了一个唯一的目标明确的理性的即上帝的万能统治，上帝的道德目标就是仁慈。这个民族按照上述理想书写了自己的历史。
《圣经》把以色列家族在异乡向民族发展的那个时代写的十分生动。其中叙述了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所建立起来的氏族公社分裂为二的纠纷，刻画了促使兄长们将约瑟出卖到埃及的忌妒心。后来迦南发生了饥荒，约瑟的兄弟们也被迫来到南方。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约瑟为埃及国王效力有功，已取得了高官厚禄。约瑟获得了七个丰收年，从而为以后的七个欠收年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当约瑟见到自己的兄弟们时，悲痛地告诉他们他就是约瑟。他让他的兄弟们返回迦南，把年迈的父亲雅各接来。后来，他的兄弟们就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歌珊。几百年后，他们的子孙才回到了祖先的故乡------上帝应允给他们的遗产。他们在埃及的那些年代，开始是作为自由人安宁地务农为生。这里的田地可以灌溉，不象迦南那样经常受到干旱的威胁。可是，后来他们遭到奴役。为了躲避暴政和迫害，他们逃出了埃及。
正如我们从《圣经*出埃及记》中所读到的，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之间的和睦关系突然在一位法老的专横统治下结束了。这位法老有可能是拉美西斯二世（约前1250年）。希克索斯王朝在前十六世纪被推翻，埃及的民族主义再次得以滋长。它不容异己，以排外为宗旨。于是，在歌珊定居的以色列人便失去了自由。进而被贬为奴，为建设新城市服劳役。他们既不愿呆在这里，又不能获准迁出。在这种痛苦凌辱的深渊中，从他们中间产生出一位领袖------摩西。就是这位领袖奠定了以色列民族和宗教的独立。
摩西生于尼罗河畔，他熟悉埃及的生活和传统。然而，他毕竟是希伯来人的后代。对他的民族所遭受的迫害十分愤怒。他在他的民族意识中为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塑造了一个极为崇高的品格，组织这些半游牧部落共同起义，号召他们秘密地但要日益清醒地回忆生活在“上帝应许之地”的牧人所曾享有的那种自由和独立。最后，这群激动的战斗的和充满怀疑的以色列人在领袖的带领下，离开他们的出生地埃及，越过红海，穿过沙漠进入迦南。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家------以色列，并为他们的信仰提供了一个不朽的明证。
摩西教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世界观的革命。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以前的和当时的宗教观点，人类的命运是和自然规律分不开的。就是说，人们认为人类生活与自然界不断重复的轮回规律相似。人们把人类生活想象成一个没有止境的按着既定路线前进的过程：从降生开始，经过成长到达黑暗和混沌的终点。甚至诸神在人类的爱好、要求和欲望方面也不能超脱。人们把他们和太阳、光、空气、丰饶、雨水等自然力联系在一起。因为有多种自然力，所以异教的神的观念几乎是一种混乱的多元论。摩西完成了把上帝抽象化的步骤，这是他的前人所不能完成的业绩。他的上帝凌驾于自然力之上，不受人类好恶和自然变化的制约。古代异教徒的思想为历史受轮回规律的无情支配这一观念所束缚，因而充满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在几百年之后的罗马哲学家的呐喊中，仍然可以找到反响：“上上下下，来来去去，如此循环不已，这就是宇宙单调而无意义的规律”。这种宿命论是异教文化的特征。相反，希伯来人的思想从摩西起就已经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了。摩西认为，上帝是自然力的创造者，上帝本身并不受自然力循环规律的制约。上帝的意志不是在自然界中，而是在人类历史中实现的。生活的规律不是重复而是前进。在摩西的传说中，上帝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别名：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是任何定义都不可能概括的、无所不在的神。他要帮助他的人民，“他为他们的困苦而悲哀并怀着慈爱和怜悯之心拯救他们”。但是，人类的命运一旦从自然界的轮回中解脱出来，也就打碎了轮回说的宿命论枷锁。人类有能力改恶从善，所以它具有其他万物绝对没有的尊严和才干。摩西参照了他前辈的那些简单而又纯洁的律法。这些律法和摩西在其中度过其壮年时期的米甸游牧部落的律法无疑是相似的。可以肯定，摩西教还不能与几百年后才彻底形成的先知犹太教相比。摩西的神依然只是以色列的保护神。摩西教的基本信条规定了人们的道德准则，明确地反对偶像崇拜，但这些信条并不是普遍适用的。“除我之外，你绝不可有别的神”。上帝告诫的对象是你，而不是你们。所以，这种告诫正像当时所有的宗教一样------显然是针对以色列一个民族的。另外，也应看到摩西教和异教之间的一些共同点：例如杖变蛇，“荆棘起火烧不尽”，以及埃及和巴比伦的巫术中所说的因念诵咒文呼唤魔鬼而招致不幸之类的故事。当时，以色列人是带着约柜去作战的，这就说明了他们的观念还十分幼稚：受空间制约的神必须随军而行。一旦约柜遗失，他们也就不能指望神的保佑了。所有这些信条和观念尽管部分是原始的，但摩西教却用它们为崇高的超越一切的理想服务，并传给了一个上帝选中的负有特殊精神使命的民族。
《圣经》是记述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前十三世纪这三百年中以色列历史的唯一著作。埃及的史书对这一段历史保持缄默，也许是要人们忘记希克索斯统治埃及这段耻辱的历史。尽管依据不足，可是今天我们仍然确信，希伯来人在前十八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曾迁往埃及。而从埃及迁出可确定在前十四世纪以后，大约发生在拉美西斯二世（前1290---1250）统治时期。希伯来人的两次迁徙估计都是分批进行的。迁出的确切人数不详。据《圣经》记载，约有60万男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个数字显然太高了。那么多的人在西奈大沙漠中靠什么维持生活呢？看来也许只有几千人。
在先知时代，希伯来人的思想表达的最简洁最有力。先知们的使命主要在宗教方面，他们广泛传播那些已成为习俗的伦理和全部戒律，使之成为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实际哲学。这种哲学已为事实证明是可以长存的。
编辑先知书的工作历时250余年。耶路撒冷陷落和圣殿被毁后，伟大的先知们虽然销声匿迹了，可是这件工作却一直延续到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灭亡以后。耶路撒冷陷落和圣殿化为瓦砾是对以色列人的最后打击，它比政治上的失败更为严重，就像不容改变的历史判决一样。《圣经》中以各先知命名的先知书，是由当时的门徒口头流传下来的，后来才写成了书。
在希伯来人的精神世界里，古典先知们的著作构成一个整体。可是不能忘记，这些著作是在近300年的漫长岁月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先知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这些著作的先知从未企图超过自己的职权范围。虽然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选定并作为使者被派往他的人民那里，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
所有的希伯来思想的代表人物都从同一个基本观念出发，即“一个上帝，一个唯一的创世主，一个非神话的非魔术的神，一个不屈从于命运和不受任何约束的最高意志”。早期的先知如撒母耳、拿单和以利亚，对于批评当时社会和政治中的弊端已经有过深入的研究，以至后人对富人掠夺穷人再也想不出比拿单的“穷人和羊羔”更为生动的比喻了。以利亚曾说过：“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拿单也可被认为是一位思想先驱，他曾指出君主政体之专横，并对建立这种政体的必要性表示怀疑。在先知中只有拿单和以利亚不是空谈家，他们曾抨击不合理的现象。经典预言用新的观点观察人们之间的关系。它不再涉及一些偶然事件，而是着眼于建立人类和社会的制度。经典预言不受历史事件的约束，因而具有永恒的力量。
先知们虽然是唯心主义者，但绝没有不加批判的乌托邦式的观念。他们愈是努力去完成上帝的委托，就愈发明确意识到完成这项委托之不易。但即使这一目标永远达不到，它仍可以成为努力的方向。上帝的委托一旦实现，“最后的日子”也就到来了。
从公元前三世纪起，将《旧约》译成希腊文在希腊化时期犹太教的思想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亚历山大城的斐洛是综合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的思想开创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后来的犹太人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而基督教的学者们却把他看作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在斐洛看来，信仰和哲学之间不存在矛盾。然而，他未能说服他同时代的犹太人，当时似乎只有一些非犹太人接受他的要求：承认摩西律法是真正的自然法则，承认犹太教是包罗万象的宗教。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把斐洛描写成“一位具有渊博知识和胸怀远大目标的人，一位未能实现其理想的人......他所建立的这座桥梁没有被他为之建立的那些人所利用，反之，却被基督教徒用来制定自己的教条”。
原始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远比其代表人物一般愿意承认的要密切。基督教的神学家和正统的犹太人低估了基督教与犹太教本来的亲属关系。基督教慢慢地才变成了一个脱离犹太人的非犹太人的宗教。
犹太人的历史对所有基督徒都具有伟大的意义。基督教应感谢犹太教关于除耶稣外还有独一的神、活的上帝、《圣经》（旧约，它为新约铺平了道路）以及阐明生活目标和历史意义的历史观。《新约》中的《福音书》是有关一世纪之初居住在犹太和加利利的犹太人生活的写照，其主人公是生活在自己家乡的犹太人。客观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把基督教看作是犹太人智慧的结晶。希伯来人的观念和伦理学确实贯穿在基督教及其以一种神秘力量统治人类2000年之久的文化之中。
最早的基督徒用《旧约》使人皈依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领域内，没有哪一个宗教有这样一本雄辩而令人信服的《圣经》。所以，与其竞争者相比，犹太教具有不可估量的优越性。犹太人把先知------正直和真理的启示者------以及对救世主的信仰赠给了基督教，他们是能够创造这样感人的神话的唯一的民族。只有对救世主的信仰才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向既定目标前进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只有对救世主的信仰能够抵制希腊-罗马文化的慢性悲观主义。
这种历史观是犹太人遗产中的最重要部分。其他古代民族都相信有一个黄金时代，但他们所说的黄金时代总是在过去，即历史之初。只有犹太民族认为黄金时代在未来，他把历史解释成一个内容丰富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这个运动将随着救世主的降临而告终------与以前的宗教相比，这是一种真正革命的思想。从前，没有哪个民族把人类命运想象成完全不同于自然界的循环，想象成不受生老病死这个无情规律制约的过程；人类可以摆脱强制的即天命的奴仆身份，人类是一种理性的、敢于冒险去进行选择的生物。 (本文摘引编辑自以色列历史学家阿巴-埃班的名著《犹太史》)
犹太教源自于古代希伯来人的宗教，希伯来人早期各部落来自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被阿卡德人所灭，阿卡德人又被阿摩利人击败。这些王朝随着巴比伦的兴起达到了鼎盛时期。《圣经*创世纪》关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记载，虽然具有神话或寓言风格，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即在汉莫拉比统治巴比伦时代及其以后各个时期，曾有无数氏族和部落游牧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既不在当地定居，也不四处游牧。他们来往于耶路撒冷、希布伦、比尔谢巴及基拉尔等城市和沙漠的水源之间。一种强烈的家族观念把全体氏族联系在一起。他们到处流浪只是为了维持生存，并不是为了寻找一块可以建立国家的土地。雅各和他的妻子利亚、拉结及其侍女共生了12个儿子。他们的后代“以色列部落”“以色列子孙”“以色列人”组成了一个鲜明的社会群体。他们不愿意同群体以外的人签订军事同盟并且把迦南地区（位于地中海和阿拉伯沙漠之间）看作是自己祖先的土地和遗产。饥饿曾经一度把他们赶到了埃及。在那里，他们深感自己是流亡在外的异乡人或客人。《圣经》中所说的迦南人不是迦南地方的唯一居民。在希伯来人占领之前，有时也用“迦南人”作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所有居民的总称。尽管当时迦南在政治上不统一，但是文化很发达。所谓迦南文化是指从加沙以南的埃及边界至乌加里特（安条克西南）附近的北部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的文化，也就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文化。在这个小小的地方使用着多种语言和五种不同的文字。除当时阿卡德人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即当时国际上使用的文字）以外，还有两种世界上最古老的具有更大革命意义的文字，其中一种有32个字母，主要用于叙利亚的港口乌加里特:另一种有22个字母，它大概起源于巴勒斯坦南部。一些近代语言如腓尼基语希伯来语希腊语和罗马语等，都是从这种文字发展而来的。 在进入迦南时，以色列还不是一个民族。后来，它逐步完成了从半游牧的氏族社会向民族统一的农业社会的过渡，在政治结构上起了深刻变化。这一发展过程曾受到三种因素的阻碍：以色列与定居在迦南的各部落之间的相互交流，以色列集体内部的明显差别，更重要的是迦南本身的条件和特点。
一般地说，他们的思想是由一元论的上帝观所决定的。与混乱的多神论思想统治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相反，他们相信只有一个上帝决定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的命运。以色列人有一种关于人类的新看法，即一种新的世界观，从而坚决否认当时以诸战神为内容的万神庙式的神话。这种唯一的超验的上帝观彻底改变了旧有的观念，创造出新的思想。所以，人们应将亚伯拉罕从出生地外迁理解成是同异教思想的彻底决裂。代替了异教思想的以色列宗教，提出了一个唯一的目标明确的理性的即上帝的万能统治，上帝的道德目标就是仁慈。这个民族按照上述理想书写了自己的历史。
《圣经》把以色列家族在异乡向民族发展的那个时代写的十分生动。其中叙述了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所建立起来的氏族公社分裂为二的纠纷，刻画了促使兄长们将约瑟出卖到埃及的忌妒心。后来迦南发生了饥荒，约瑟的兄弟们也被迫来到南方。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约瑟为埃及国王效力有功，已取得了高官厚禄。约瑟获得了七个丰收年，从而为以后的七个欠收年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当约瑟见到自己的兄弟们时，悲痛地告诉他们他就是约瑟。他让他的兄弟们返回迦南，把年迈的父亲雅各接来。后来，他的兄弟们就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歌珊。几百年后，他们的子孙才回到了祖先的故乡------上帝应允给他们的遗产。他们在埃及的那些年代，开始是作为自由人安宁地务农为生。这里的田地可以灌溉，不象迦南那样经常受到干旱的威胁。可是，后来他们遭到奴役。为了躲避暴政和迫害，他们逃出了埃及。
正如我们从《圣经*出埃及记》中所读到的，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之间的和睦关系突然在一位法老的专横统治下结束了。这位法老有可能是拉美西斯二世（约前1250年）。希克索斯王朝在前十六世纪被推翻，埃及的民族主义再次得以滋长。它不容异己，以排外为宗旨。于是，在歌珊定居的以色列人便失去了自由。进而被贬为奴，为建设新城市服劳役。他们既不愿呆在这里，又不能获准迁出。在这种痛苦凌辱的深渊中，从他们中间产生出一位领袖------摩西。就是这位领袖奠定了以色列民族和宗教的独立。
摩西生于尼罗河畔，他熟悉埃及的生活和传统。然而，他毕竟是希伯来人的后代。对他的民族所遭受的迫害十分愤怒。他在他的民族意识中为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塑造了一个极为崇高的品格，组织这些半游牧部落共同起义，号召他们秘密地但要日益清醒地回忆生活在“上帝应许之地”的牧人所曾享有的那种自由和独立。最后，这群激动的战斗的和充满怀疑的以色列人在领袖的带领下，离开他们的出生地埃及，越过红海，穿过沙漠进入迦南。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家------以色列，并为他们的信仰提供了一个不朽的明证。
摩西教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世界观的革命。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以前的和当时的宗教观点，人类的命运是和自然规律分不开的。就是说，人们认为人类生活与自然界不断重复的轮回规律相似。人们把人类生活想象成一个没有止境的按着既定路线前进的过程：从降生开始，经过成长到达黑暗和混沌的终点。甚至诸神在人类的爱好、要求和欲望方面也不能超脱。人们把他们和太阳、光、空气、丰饶、雨水等自然力联系在一起。因为有多种自然力，所以异教的神的观念几乎是一种混乱的多元论。摩西完成了把上帝抽象化的步骤，这是他的前人所不能完成的业绩。他的上帝凌驾于自然力之上，不受人类好恶和自然变化的制约。古代异教徒的思想为历史受轮回规律的无情支配这一观念所束缚，因而充满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在几百年之后的罗马哲学家的呐喊中，仍然可以找到反响：“上上下下，来来去去，如此循环不已，这就是宇宙单调而无意义的规律”。这种宿命论是异教文化的特征。相反，希伯来人的思想从摩西起就已经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了。摩西认为，上帝是自然力的创造者，上帝本身并不受自然力循环规律的制约。上帝的意志不是在自然界中，而是在人类历史中实现的。生活的规律不是重复而是前进。在摩西的传说中，上帝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别名：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是任何定义都不可能概括的、无所不在的神。他要帮助他的人民，“他为他们的困苦而悲哀并怀着慈爱和怜悯之心拯救他们”。但是，人类的命运一旦从自然界的轮回中解脱出来，也就打碎了轮回说的宿命论枷锁。人类有能力改恶从善，所以它具有其他万物绝对没有的尊严和才干。摩西参照了他前辈的那些简单而又纯洁的律法。这些律法和摩西在其中度过其壮年时期的米甸游牧部落的律法无疑是相似的。可以肯定，摩西教还不能与几百年后才彻底形成的先知犹太教相比。摩西的神依然只是以色列的保护神。摩西教的基本信条规定了人们的道德准则，明确地反对偶像崇拜，但这些信条并不是普遍适用的。“除我之外，你绝不可有别的神”。上帝告诫的对象是你，而不是你们。所以，这种告诫正像当时所有的宗教一样------显然是针对以色列一个民族的。另外，也应看到摩西教和异教之间的一些共同点：例如杖变蛇，“荆棘起火烧不尽”，以及埃及和巴比伦的巫术中所说的因念诵咒文呼唤魔鬼而招致不幸之类的故事。当时，以色列人是带着约柜去作战的，这就说明了他们的观念还十分幼稚：受空间制约的神必须随军而行。一旦约柜遗失，他们也就不能指望神的保佑了。所有这些信条和观念尽管部分是原始的，但摩西教却用它们为崇高的超越一切的理想服务，并传给了一个上帝选中的负有特殊精神使命的民族。
《圣经》是记述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前十三世纪这三百年中以色列历史的唯一著作。埃及的史书对这一段历史保持缄默，也许是要人们忘记希克索斯统治埃及这段耻辱的历史。尽管依据不足，可是今天我们仍然确信，希伯来人在前十八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曾迁往埃及。而从埃及迁出可确定在前十四世纪以后，大约发生在拉美西斯二世（前1290---1250）统治时期。希伯来人的两次迁徙估计都是分批进行的。迁出的确切人数不详。据《圣经》记载，约有60万男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个数字显然太高了。那么多的人在西奈大沙漠中靠什么维持生活呢？看来也许只有几千人。
在先知时代，希伯来人的思想表达的最简洁最有力。先知们的使命主要在宗教方面，他们广泛传播那些已成为习俗的伦理和全部戒律，使之成为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实际哲学。这种哲学已为事实证明是可以长存的。
编辑先知书的工作历时250余年。耶路撒冷陷落和圣殿被毁后，伟大的先知们虽然销声匿迹了，可是这件工作却一直延续到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灭亡以后。耶路撒冷陷落和圣殿化为瓦砾是对以色列人的最后打击，它比政治上的失败更为严重，就像不容改变的历史判决一样。《圣经》中以各先知命名的先知书，是由当时的门徒口头流传下来的，后来才写成了书。
在希伯来人的精神世界里，古典先知们的著作构成一个整体。可是不能忘记，这些著作是在近300年的漫长岁月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先知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这些著作的先知从未企图超过自己的职权范围。虽然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选定并作为使者被派往他的人民那里，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
所有的希伯来思想的代表人物都从同一个基本观念出发，即“一个上帝，一个唯一的创世主，一个非神话的非魔术的神，一个不屈从于命运和不受任何约束的最高意志”。早期的先知如撒母耳、拿单和以利亚，对于批评当时社会和政治中的弊端已经有过深入的研究，以至后人对富人掠夺穷人再也想不出比拿单的“穷人和羊羔”更为生动的比喻了。以利亚曾说过：“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拿单也可被认为是一位思想先驱，他曾指出君主政体之专横，并对建立这种政体的必要性表示怀疑。在先知中只有拿单和以利亚不是空谈家，他们曾抨击不合理的现象。经典预言用新的观点观察人们之间的关系。它不再涉及一些偶然事件，而是着眼于建立人类和社会的制度。经典预言不受历史事件的约束，因而具有永恒的力量。
先知们虽然是唯心主义者，但绝没有不加批判的乌托邦式的观念。他们愈是努力去完成上帝的委托，就愈发明确意识到完成这项委托之不易。但即使这一目标永远达不到，它仍可以成为努力的方向。上帝的委托一旦实现，“最后的日子”也就到来了。
从公元前三世纪起，将《旧约》译成希腊文在希腊化时期犹太教的思想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亚历山大城的斐洛是综合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的思想开创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后来的犹太人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而基督教的学者们却把他看作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在斐洛看来，信仰和哲学之间不存在矛盾。然而，他未能说服他同时代的犹太人，当时似乎只有一些非犹太人接受他的要求：承认摩西律法是真正的自然法则，承认犹太教是包罗万象的宗教。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把斐洛描写成“一位具有渊博知识和胸怀远大目标的人，一位未能实现其理想的人......他所建立的这座桥梁没有被他为之建立的那些人所利用，反之，却被基督教徒用来制定自己的教条”。
原始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远比其代表人物一般愿意承认的要密切。基督教的神学家和正统的犹太人低估了基督教与犹太教本来的亲属关系。基督教慢慢地才变成了一个脱离犹太人的非犹太人的宗教。
犹太人的历史对所有基督徒都具有伟大的意义。基督教应感谢犹太教关于除耶稣外还有独一的神、活的上帝、《圣经》（旧约，它为新约铺平了道路）以及阐明生活目标和历史意义的历史观。《新约》中的《福音书》是有关一世纪之初居住在犹太和加利利的犹太人生活的写照，其主人公是生活在自己家乡的犹太人。客观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把基督教看作是犹太人智慧的结晶。希伯来人的观念和伦理学确实贯穿在基督教及其以一种神秘力量统治人类2000年之久的文化之中。
最早的基督徒用《旧约》使人皈依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领域内，没有哪一个宗教有这样一本雄辩而令人信服的《圣经》。所以，与其竞争者相比，犹太教具有不可估量的优越性。犹太人把先知------正直和真理的启示者------以及对救世主的信仰赠给了基督教，他们是能够创造这样感人的神话的唯一的民族。只有对救世主的信仰才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向既定目标前进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只有对救世主的信仰能够抵制希腊-罗马文化的慢性悲观主义。
这种历史观是犹太人遗产中的最重要部分。其他古代民族都相信有一个黄金时代，但他们所说的黄金时代总是在过去，即历史之初。只有犹太民族认为黄金时代在未来，他把历史解释成一个内容丰富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这个运动将随着救世主的降临而告终------与以前的宗教相比，这是一种真正革命的思想。从前，没有哪个民族把人类命运想象成完全不同于自然界的循环，想象成不受生老病死这个无情规律制约的过程；人类可以摆脱强制的即天命的奴仆身份，人类是一种理性的、敢于冒险去进行选择的生物。 (本文摘引编辑自以色列历史学家阿巴-埃班的名著《犹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