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的身高:浙江四川农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现状与发展瓶颈调查

新华社信息杭州８月３日电（记者李亚彪　杨三军）为提高金融支农效果，近几年，浙江、四川两省纷纷探索成立一批扶持农业龙头企业与专业农户贷款的农业信用担保机构。目前，这些担保机构运转情况如何、面临哪些发展瓶颈，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出身”模式多种多样　政府注资吸引外力
浙江、四川两省成立的农业信用担保机构，“出身”模式多样，而且基本以政府出资引导、吸引社会资金为主。
浙江全省在册的农信担保机构共有３０余家，最初一批农业信用担保机构成立于２０００年，最早成立的２０家农信担保机构在“出身”上呈现多样化模式：一是企业运作模式，有１８家机构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二是协会运作模式，杭州余杭区由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种养销大户为会员单位组成的余杭区农业龙头企业联合会，成立了农业贷款信用担保促进会，以协会的形式对农业龙头企业及专业农户进行贷款担保，并收取手续费。三是管理小组模式，海盐县成立由有关部门参加的效益农业信用贷款担保基金管理小组，由管理小组负责管理担保基金，基金实行专户专储、专项管理和独立核算，专用于县效益农业信用贷款的担保。
四川资阳、绵阳、内江、遂宁等地，也都成立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农业信用担保公司。据调查，政府出资启动，放大财政资金的效用，引导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是四川、浙江的共同特点。四川资阳市副市长陈能刚说，现有的农业信用担保机构在资金来源上多数采取政府出资启动、吸引多元投入的办法。资阳市农业产业化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在政府财政发起组建该公司时入股１０００万元的基础上，建立了每年至少补充一次资本金的制度，短短两年内财政投入的资本金从１０００万元增加到３７９０万元，同时滚动吸纳社会资金增强实力，目前已吸纳社会资金３３７３万元。此外，公司还通过政策性银行软贷款增强实力。通过国土部门提供土地开发收益权质押，国家开发银行已向资阳市城建投资公司发放软贷款３０００万元，并以股本形式注入担保公司。目前，公司实缴资本已超亿元，是成立时的７倍多。
－－规模过小与抗风险能力弱制约农信担保发展
从浙江、四川两地农信担保机构运转情况看，由于规模普遍不大、抗风险能力较弱，有的担保机构甚至出现业务量萎缩、主体业务“变型”等不良趋向。农业信用担保机构如果要覆盖更多农民或农业产业化企业，必须达到一定担保规模。然而，浙江与四川不少担保机构整体规模偏小，制约了支农效果。
据浙江省农业厅统计，全省农业担保机构资本金一度平均只有１０００多万元，绍兴市规模较大的几家农业信用担保公司，也只依靠国有农用土地资产量化作为资本金。海盐县效益农业信用贷款担保基金管理小组担保基金总规模为１００万元，按当地农信社承诺，贷款放大比例为６倍，贷款总规模只有６００万元。
即使如此小的担保规模，却仍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在浙江余姚，截至２００５年初，该市农信担保公司授信总额度还不到２０００万元，不足可授信额度４０００万元的一半。２００３年，慈溪市农户小额担保公司的担保余额为１５００多万元，仅占可担保总额的３９．６％。慈溪市农业局认为，正是由于担保规模小，个别基层金融机构产生惜贷心理，感觉不如贷给工商企业更实惠。
农业信用担保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整个担保过程中自然的、市场的、主观的因素相互作用，而不少担保公司抗风险能力弱，难以控制风险。浙江桐乡农信担保公司通过对发生代偿的案例研究发现，公司成立不到三年，就已代偿４０余万元，占注册资金的１１．４％。新昌县农业担保公司负责人说，一旦连续发生代偿，就有可能危及公司的生存。
分析担保机构抗风险能力弱的原因，一方面是财政长期投入的政策没有形成，另一方面是由于担保体系的网络建设还十分滞后。浙江省仅有３０多家担保机构，像一个个“孤岛”一样，还没有形成联合运作机制或系统合力。此外，担保机构与银行风险共担机制还没有形成，不少担保公司对不良贷款承担全部责任，而银行与此无关。
－－支农杠杆四两拨千斤　相关配套措施需跟进
浙江、四川农信担保机构推行市场化运作，以注册资本的５－１０倍提供担保，产生了支农资金的放大效应，真正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一些普通农户借担保机构之力，产业越办越大。浙江嵊州市农民姚幸福创办的大自然园林公司，通过产权抵押、登记反担保的方式，得到新昌县农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贷款，逐步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桂花园，占地面积５００亩，使新昌成为了“中国桂花之乡”。随后，他又获得绍兴市金桥农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贷款５１０万元，到上海租地千余亩，创办以桂花为主的花木超市。
过去不少农业龙头企业或受农产品季节性强的制约，或在生产流水线没引进到位前，不能抵押贷款，而通过担保机构的支持，企业的技改资金与流动资金得到有效解决。浙江上虞市东海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蔬菜加工企业，在当地担保机构的帮助下，贷款５００万元引进日本先进的真空冷冻生产线，成为上虞最大的蔬菜加工出口企业，产值超过亿元。
四川资阳市农业产业化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金融机构实际认可的担保放大比例为２倍。但随着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这一新生事物得到了金融机构的普遍认可，担保放大比例从２００５年起提高到５倍以上，其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按国家规定的最高倍数１０倍予以办理。这些年来，担保公司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累计向２６０余户企业业主、３０００户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放担保贷款３．５亿多元。
农业担保机构与银行对客户选择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由银行放贷、担保机构承担主要风险，为银行建立起了一道风险屏障，极大地降低了银行放贷的风险压力，缓解了农业龙头企业之间因相互担保而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农信担保机构发挥巨大金融支农作用的同时，有关人士认为，如果没有配套扶持措施与政策出台，当前的农信担保机构在较高风险与巨大的运作成本下，极有可能放弃农信担保角色，这些难题亟需多个部门从政策到具体操作环节来共同破解。
浙江省农业厅产业信息处副处长陈百生说，担保机构运作１０万元的贷款成本与１０００元的贷款成本是一样的，如果贷款额度大的话，可以降低运作成本。从目前一些担保机构业务量萎缩的情况看，其离农倾向不容忽视，极易变成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一些县市，有的担保公司运作开始出现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比如替担保人代偿还贷，然后与担保人构成了债务关系，收取较高利率，实质上变相搞金融贷款业务，扮演银行的角色。
四川遂宁市金融办科长黎涛等人认为，当前需要全方位为农信担保出台配套措施，以支持其生存壮大。比如可以规定，农信担保公司可以同样享受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陈百生说，目前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负责部门是经贸委，而农信担保机构负责部门是农业厅。陈百生曾协调为农信担保机构免税的事情，却被有关部门以没有文件为由拒绝。“这表面上看是一个涉农担保还是涉企担保名头的问题，其实是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的结果。”陈百生说。
还有人建议，对于农信担保应该加强立法。杭州余杭农信担保有限公司负责人说，以反担保为例，现在公司主要采用申请贷款方提供房产、土地、设备等固定财产作为反担保来防御风险，可这没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追偿较难，且常常无法实现。在海宁市诚信农贷担保公司，由于无法可依，公司至今仍有１７万元代偿款没有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