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林玉芬评论赵丽颖: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

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

毛泽东与范长江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9年第6期 作者：钱江

今年是中国一代著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诞辰100周年，我采用新近获得的采访资料和历史档案，对范长江达到他新闻生涯的高点和遽然离去作一探讨，亦作为对他的纪念。

范长江重返《人民日报》

1950年1月，一代新闻名家、《中国的西北角》的作者范长江由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调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北京本来就是他此前不久工作过的地方。1949年1月，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范长江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出发，作为“新闻先遣队”负责人之一，参加接管北平新闻报业。他于1月31日进入北平，担任新创刊的《人民日报·北平版》总编辑。作为北平市委机关报，这张报纸实际上和在平山出版的《人民日报》平行。

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社从平山迁入北平，《人民日报·北平版》停刊，范长江即随同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离开北平南下，准备进入上海接收那里的新闻报业，担任即将创刊的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

1949年8月1日，原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原社长张磐石任副社长，邓拓任总编辑。1949年年底，中央决定胡乔木不再兼任社长，副社长张磐石亦被调到华北局任副书记；决定调范长江回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任副社长，继续担任总编辑。该决定于1950年1月宣布。胡乔木仍然分管《人民日报》的工作。

1949年12月，范长江即来过一次《人民日报》了解情况。1950年1月，他走马上任了。这年范长江41岁，信心很足，决心把《人民日报》办出一个新模样。

抓住“大转变”这个“抓手”

当时，进城后刚刚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面临许多问题。报纸从农村根据地进入大城市、进入国家的首都了，如何转好从农村到城市这个弯子，并不是轻松的。战争年代在农村环境中难免有游击习气，散漫、迟缓、不细致、不严密的作风被带进了城，还出现了新问题，比如编辑部和印刷厂的关系就不如以前那样融洽了。在编辑部内部，因为分工调度粗放，有任务的时候常常是一拥而上，消耗比较大，科学的经营管理还说不上。报纸出版时间太晚的问题久久未能解决。报纸版面上的印刷差错也时有发生。1949年10月开国大典期间，《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一些重大差错，曾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说成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初次发表的国旗图样说明、国歌的歌词和曲谱均有差错，而最重要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有时被安排在版面的次要位置。

这些差错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他曾召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给予以严厉批评，要求查出对这些错误应负责的人，给予处分，还说以后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制度，若再发生重大差错要开除党籍。

毛泽东的批评给《人民日报》负责人很大压力。1949年12月，邓拓向中央提出报告，希望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调整工作班子。毛泽东在此报告上批示：“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

报纸出现问题与领导班子力量不足是有关系的。当时，《人民日报》只有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安岗两人负责编辑部繁重的工作，夜班值班编辑只有6人。邓拓经常独自完成社论。这一方面固然仰仗他过人的才华，另一方面也是报社撰写评论人才不足所致。

范长江就在这时走马上任了，他还听说了毛泽东关于党报的一段讲话，大意上是表扬了《大公报》，毛泽东说，你们学学《大公报》嘛，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

范长江正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他对进入了和平建设年代的《人民日报》应该办成什么样子有自己内心的追求和计划，因此一到《人民日报》上任，就雷厉风行，要有一个大变革。

“抓手”在哪里呢?正好在这个时候，一部苏联的二战故事片在中国放映了，片名叫《大转变》，讲的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实现了战略反攻。范长江看这部电影时深受启发，即和邓拓、安岗商量，组织全社人员观看，然后展开一场讨论，以促成《人民日报》办报工作的“大转变”。

范长江的努力和措施

1950年2月，刚刚上任的范长江主持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实现《人民日报》的“大转变”。胡乔木也来参加并首先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报皆可以为《真理》。”他对在座的人们说，你们说，《人民日报》不像《真理报》那样，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在报社任领导工作，或者说，缺少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帮助，所以办不好，这都不对。要自己提高自己，自己能打仗，才会得到援助。从影片《大转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斯大林格勒指挥作战的将军们怎样按照中央确定的总的方针独立地艰苦思考，当机立断。我们也要学会这样工作，不要事事依赖上级指点。要像他们那样，在重大危急关头，敢于独立地对人民负责，不计个人得失。

胡乔木提出了“三有”的要求：有纪律——不能说了不算，领导要有威信；有原则——非原则问题，有一个就算太多了；有效率——我们现在的条件比斯大林格勒当时的情况好得多，工作应该能够做好。

接下来讲话的范长江声若洪钟，要求编辑记者们像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苏军官兵那样，坚决执行大元帅的命令，坚守岗位，歼灭敌人，决不退却。他说，我们报社各级领导，也要像《大转变》中的将军们那样，学会集中使用力量，抓住要害，打歼灭战……

范长江的讲话富有鼓舞力量，与会者争相发言，表示一定改进工作。

进入3月，报社召开发行会议，范长江抓住时机，通过报纸发行渠道收集各地读者对《人民日报》的意见，并向全社人员传达。编委会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流程，使报社的制度化建设有了明显的进步。到3月下旬，范长江传达刘少奇的看法，说《人民日报》有点看头了，有生气了，发表了一些能解决问题的文章。刘少奇还说，真正办全国性报纸的条件已经成熟，主要条件之一是交通情况好了。但是还不能说有了好条件就会出现真正全国性的报纸，还要靠报社全体人员的努力。

4月，在范长江、邓拓主持下，《人民日报》的工作进一步制度化、正规化，对稿件的编辑流程编制了明确规定。

约在五六月间，报社组成了新的编委会，由范长江、邓拓、安岗、萧风、李庄、杜波、林淡秋组成。

范长江和邓拓每周在报社内组织一次言论写作座谈会，讨论和分工写评论。他直接指挥一些记者的重要采访活动，亲手编辑一些记者的重要稿件。他还从各地来稿情况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通讯员来稿。

在报纸的“大转变”中，范长江着重引导大家扩大与读者的联系，主张开门办报。当时报社的供稿通讯员人数不算少，但分布不均匀。华北的占50％多，中央机关和北京市的占30％多。范长江说，今后，要把通联工作重点放在填补空白地区。

范长江很勤奋，多次就改进报纸工作向中央写综合报告、专题报告和请示信，经常和胡乔木交换意见，他不仅和编委会成员商议工作，还和普通编辑、记者倾心交谈。

他为自己规定，每天保证两小时看书看文件，以此督促编辑记者们学习理论、政策。他时常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等机关了解有关财经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请有关领导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他自己也动手写评论见报。1950年11月，抗美援朝战争大规模打响。有一天，范长江满腔热情地到中南海向中央报名，要参加志愿军，上前线去。他回到报社对编辑们说，这一下挨了批评!中央领导对他说：你的战斗岗位就在《人民日报》，这任务比上前线艰苦得多。

范长江的工作不断取得成绩，1951年4月间，他曾和同事谈到，最近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认为现在《人民日报》从内容质量和发行数量上看已是中国第一大报了。他说就《人民日报》所处地位来讲，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不应该为此沾沾自喜。在现在的基础上，要够上中央党报应有的水平，还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

同期，范长江还有一个设想，就是在各省市都设立记者站，形成记者网，并在各省区市建立发行站，形成发行网络。

一些做法引起了争议

“大转变”开始以后，人民日报社重新梳理和恢复、发展通讯员。

在战争年代，置身农村根据地的《人民日报》建立了一支通讯员队伍。但在进城之后，由于形势发展，人员变动大，加之工作中心向城市转移，原有的通讯员或是变动了工作，或者不适应新的报纸要求，与报社编辑部的联系不紧密或中断了。

在范长江主持下，到1950年年底，报社又有了近万名通讯员(包括一般投稿人)。但是，范长江对此不满意，他在这年8月提出，按照原有的通讯员模式不能适应报纸发展的新需求。因为现在报纸并不缺乏一般意义上的“写稿人”，而是缺乏大量的“社会活动家”类型的通讯员。这样的人具有较高政策水平，可以对报社提出建设性意见。

这样做，难度显然大多了。编辑部门按此要求联系、组织了大约三五百人的“社会活动家”式通讯员，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大体上提的意见多且杂，撰写的稿件有许多并不符合编辑部的要求。而这时《人民日报》的读者投稿量已经很大，本报记者的稿件尚有不少用不出去，“社会活动家”通讯员中有不少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工作，不用他们的投稿还要作一些说明。于是编辑部抓了一阵子就放松了。

但是范长江的决心比较坚决。1951年6月，考虑许久之后，他还是认定，要把一般的通联工作改变为发现、培养和联系“社会活动家”式通讯员。他说，要把“芝麻”和“绿豆”分开，不要抓了“芝麻”而把“绿豆”漏光了。由他起草，经编委会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了一封给编辑部全体人员和全体通讯员的信。信中说，党报通讯员首先不应是投稿人，而应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对党报的作用在于能经常用文字或口头或电话向编辑部反映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问题，反映群众舆论，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编辑部据以调查分析，可以单独发表的就单独发表，不宜单独发表的由编辑部运用在有关的新闻和评论中，不能发表的由编辑部作负责的处理。

信中还说，对原有的通讯员要按“社会活动家”标准区别对待。要从经常来稿、来信、来访、来电话反映情况和问题的人员中选拔“社会活动家”，编辑部对他们主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加强联系，而不必填写表格，发证，并不进行写作指导。

要培养和联系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对编辑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需要编辑部成员把自己锻炼成“社会活动家”，否则就难以对话。因此对范长江提出的这个新观点和做法，编委会成员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并不完全同意，因为范长江意志坚决，大家也就照着去做了。由于上下沟通、理解得并不顺畅，这方面工作非但未见明显成绩，而且引起了较多争议。雷厉风行和稳妥行事的矛盾

范长江是新闻名家，他对和平时期怎样办报有自己的向往。但是，他的性格比较急躁，总是希望尽快成事进而开创新的业绩，这样他有时会在编辑、记者和干部群体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领兵先行。另一方面，当时的一些办报思想和做法也明显地带有“一边倒”的苏联模式，由此带来了工作中的局限性。 、范长江对报社内部没有足够的规章制度很有意见，进行了多次严厉批评。但是他忽视了，这支办报队伍是在农村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当年在农村根据地，时间观念比较淡漠，工作起来没有细致的时间表，有些事上面布置下来，说干就干，一拥而上。这些需要在新的城市环境中逐渐加以改进，需要耐心和时间。

范长江有些等不及，他对各级干部批评起来非常严厉。他时常采用“飞行集会”的方式，就是发现问题后突然组织在场人员会议，由他进行评议，批评，散会后即去落实。

他特别不满做事疲沓、不讲效率的农村作坊式做法，当众批评为“老棉袄、老油条”，他批评有些干部进城以后摆老革命架子，说摆出来的架子是“猪肉架子”、“狗肉架子”。他语言尖刻，让这些在战争血火里冲杀出来的干部有些受不了。

范长江对干部的要求尤其严厉，批评起来急风暴雨。可是，在当时很讲究资历的大环境里，显得有些突兀。尤其是在人民日报社干部群体中，中层干部基本上是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不少是“三八式”老干部，和范长江相比，他们的革命资历一点儿也不短，不少人的党龄比范长江还长。在编委领导中，邓拓性格温和，即使批评起人来也是和颜悦色。老社长张磐石是严厉的，严厉得使一些干部有些怕他。然而张磐石1932年入党，属于“红军时期”干部。他批评起人来尽管很凶，但由于有“老领导”这个因素，下属干部也就接受了。但对范长江就有不同，他们不服气，而且看到了范长江的一些不足。

相比起来，来到京城办报的范长江，对受过大学教育的编辑、记者比较看重，认为他们年轻、采编能力强，又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用起来顺手。他有时会越过编辑部主任，直接调动记者采访。这又引起了一些老干部的意见，认为“干部路线”出现了问题。范长江在讲话中可能是不经意间流露的对《大公报》的较多称赞则加深了这些老同志的类似看法。

被调离《人民日报》

凡此种种，逐渐积累，终于在1952年夏天“三反”、“五反”运动后期引发了矛盾。

这是人民日报社进城后经历的第一个大运动。一搞运动，一哄而起，非但导致了一些错案和处理不公的事情，而且直接引发了一些干部对范长江的意见。这个运动的最后一项是反对“官僚主义”。

1952年初春，范长江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三反”、“五反”运动。过去，范长江没有参加过多少这样的政治运动，他对运动如何开展，斗争目标是谁?心里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怀着对领袖的忠诚，他总想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结果，搞得并不理想，反而引起了校领导和学生的不满。 范长江去了中国人民大学指导运动，人民日报社的“三反”、“五反”也搞起来了，而且打错了“老虎”，错整了为人正派、在经济工作中两袖清风的秘书长王友唐。接下来，运动继续向高层发展，报社举行干部会议，一些干部纷纷对范长江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意见和批评，其中包括对培养“社会活动家”看法。有一条意见是批评范长江将母亲接到北京来生活，是要母亲逃避“土改”。

提出意见的人以部门负责干部为多，语言激烈。他们大多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影响也比较大。这些信息都向胡乔木报告了，胡乔木看到意见很多，也很尖锐，就派黎澍到《人民日报》调查，要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黎澍到报社找了一些人调查，把各种意见归纳起来，认为主要是关于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后来黎澍向大家作了一个说明，特意指出，对范长江的历史中央是清楚的。他工作方式方法上的问题，有些问题大家提得有道理，就要改进；有些问题是提醒他注意。关于他接母亲到北京来生活的事，中央是知道的，那就不是问题。

黎澍肯定把情况向胡乔木作了汇报。根据上级的意见，范长江在《人民日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既然大家有了那么多的意见，矛盾那么尖锐，而且挑明了，那么就让范长江在编委会作检查。

在编委会议上，从人民大学回来的范长江作了两次检查，总编辑邓拓也在会议上向他提出了意见。胡乔木等发现许多意见还很尖锐，一时之间觉得难以调和，于是决定将范长江调走，换一个工作岗位。至于作什么结论的事情，后来不了了之。

1952年6月，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也从此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从这点上来说，不能说不是范长江的一个悲剧。

回顾范长江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两年，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的业绩永远留存在《人民日报》的发展历史上。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亦是范长江新闻生涯的句号。

《人民日报》创刊40周年的时候，范长江的同事、老部下何燕凌写了一篇文章《“大转变”的两年》纪念范长江，文章经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看过。该文被收入《范长江纪念文集》时，李庄特意叮嘱编辑，文章的最后两段不要删改。这两段话就是关于范长江离去的原因，文章说：“也许是由于急切盼望‘大转变’早日完全彻底实现，也许是由于他性格中本来就有些粗暴和锋芒毕露的因素，也许由于他思想上有某种偏差，也许还由于同志之间因经历不同而有某种误解或不够了解之处，他对人的批评有些话说得失之鲁莽或过于尖刻，伤害过一些好同志，他办事的作风也不是全无可非议之处。”作者还写道：“当年在报社‘三反’运动中，大家在气头上对他的批评也不尽公平。这些都已是历史的陈迹，而且在长幅的画卷上只不过是微微几道擦痕，曾经身历其境的同志早都可以释然于怀了吧。”

随着时光渐行渐远，人们纪念范长江时，当年曾激烈地提出过意见的老记者陆灏曾对朋友感叹：“当年长江对老同志有些过分，而我们这些老同志对长江也有些过分了。”这当属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