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i什么意思:]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

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
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

梅祖麟

一 导言
 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和旧雨新知一起讨论汉语历史音韵学今后的发展。我本来是想谈一谈汉语历史语言学今后的发展，但是题目太大，所以只谈汉语历史音韵学，也包括上古同源词的研究。1
 为什么要跟各位谈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有两个原因。第一，现在中国语言学界有一种趋势是想建立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语言学。有些人说，汉语的性质和印欧语系的语言不同，而且我们汉代就有《说文》、《尔雅》、《方言》等书。后来又有颜之推、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等杰出的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的历史悠久，成就辉煌。所以今后研究汉语史，首先要从传统的中国语言学中提炼出它的精华，发展一套更适于汉语特质的研究方法。
 这种论调二十世纪初年章黄学派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何九盈1998：55）。比方说，1905年《国粹学报•发刊辞》说：“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知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国学保存会发起人之一邓实说：“蟹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象胥之学，相哄于黉舍。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吾人同为此惧，发愤保存。”1907年章太炎在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黄侃（黄季刚），沈兼士，鲁迅，周作人都是讲习会的学生，后来果然创立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语言学，就是章黄学派的训诂学（参看何九盈1998）。
 到了二十世纪末期是不是还有这种论调呢？当然是有的。复旦大学申小龙教授的《文化语言学》（1993）是这种论调。我最近读了刘坚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1998），其中至少有两篇文章是这种论调，一篇是北大何九盈教授写的〈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另一篇是北大徐通锵、陈保亚两位教授写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文章末了开出今后发展的方子。
 ［跟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传统相比］，汉语的研究传统没有语法，或者说没有印欧语类型的那种语法，但是有悠久的语义研究的历史：《尔雅》、《说文》两个系列的著述和古籍的注疏，都是以语义为核心的语言研究，虽然零散，缺乏系统性，但成就辉煌，不可否认。这是汉语研究传统的强项，完全可以弥补印欧语研究传统的不足。问题是我们需要弄清楚语义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只要能在这方面取得成效，我们就可以据此充实普通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推进语言学的发展。
 除此之外，我还有小道听来的消息。有一次全国音韵学会上，副会长赵诚做中心报告——想来是跟keynote address一类的东西。他说中国音韵学就坏在高本汉的手里。在高本汉以前，一声之转用起来非常方便，什么都可以解释。
 我们需要不需要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我们需要哪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我想今天跟各位谈谈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是当今的热门题目，已经排在语言学的议程上面了。
 诸位知道，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界就处在新旧交替的状况中。中国语言学自己有深厚的清代朴学的传统，二十世纪再由高本汉输入方言学，描写音韵学，比较方法。新旧之争在所不免。远在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面点名批评了章炳麟。傅斯年说：
 章［炳麟］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

傅斯年在〈工作之旨趣〉的最后一句说：“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汉语音韵史是东方学的一部分，傅斯年认为章炳麟“一声之转”的做法不科学，就点名批评。
 过了七十年，我们又在这里讨论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我们是不是还是在宣传一己的门户之见？也就是说，如果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请了赵诚做keynote address，今天各位听到的将是“一声之转”的万能功用。正好约了我做keynote address，诸位会听到一耳朵的对“一声之转”的批评。而赵诚和我之所以会南辕北辙，是因为我们所属的学派不同。
 我想不是这样的，至少我希望我所说的不只是代表一个学派的意见。
 我们的处境跟二三十年代的情况不同。在那个时代，汉语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只有《文始》，《新方言》，《马氏文通》，高本汉的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1915－26）。当新旧两派争论的时候，两派都只有理想和宣言，没有具体的研究成果。现在不同了，二十世纪汉语历史音韵学的名家辈出：
  黄侃（1886－1935）  李方桂（1902－1987）
  赵元任（1892－1982）  董同龢（1911－1960）
  王力（1900－1986）  周祖谟（1914－1995）

这几位前辈学家，都是旧学根柢相当深的，同时也受了西洋语言学影响。连章太炎在内，他所说的“语基”，现在叫做“语根”，相当于英文的root。这个想法是受了max mülle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71）的影响（何九盈2000：519）。职是之故，我们可以去读黄季刚、王力、李方桂等人的著作，看看在上古音研究这个领域中他们分别做了什么贡献，或者没有做什么贡献，然后去追寻他的学术渊源。同样的，我们可以在中古音研究、《切韵》研究这个领域去读这几位前辈学者的著作，了解一下他们做了什么样的贡献，再去了解他们特殊贡献的由来。
 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梅祖麟2000），199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七十周年，开了个研讨会，在那个会上我宣读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主办单位出的，总题目是《学术史和方法学的省思》，我的题目是〈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与创新〉。
 在那篇文章里，我首先说明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在语言学的领域里，什么是新的方法和理论。我认为有三项：（1）描写语言学，（2）结构主义，（3）比较方法。这一部分我今天不讲。另外还有一节叫〈传统和创新〉，其中一部分是讲上古音，一部分是《切韵》音。现在就要把上古音的部分，加点补充资料——主要是王力的古音学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再讲一遍。

二 “同声必同部”和谐声字研究
 段玉裁（1735－1815）的“同谐声者必同部”是清代古音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说，《说文》里同一谐声偏旁的字一定属于《诗经》押韵中的同一个声部。有了段玉裁的学说，《诗经》韵和谐声字在上古韵母的研究中占同等价值。最重要的是：以谐声偏旁为纲领，古书里不押韵的字也可以归到《诗经》押韵的系统去了。
 李方桂先生二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学语言学。在研究生时代，李先生就立志要做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那个时代相信汉藏语系有两个支系，一个是汉台系（sino-tai），一个是藏缅系（tibeto-burman）。侗台系有许多语言都没有记录，所以李先生在芝加哥大学跟萨比尔（edward sapir）学习怎样调查印第安语言，怎样描写印第安语言，以便以后回国后做非汉语的田野调查。同时又自习藏文，又跟布龙菲尔（leonard bloomfield）、布克（carl buck）学印欧比较语言学。
 李方桂先生1929年回国。他讨论上古音的第二篇文章（〈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1932），用的不是什么欧美语言学最新的理论，而是“同声必同部”。当江有诰（？－1851）赞成孔广森（1752－1786）东中分部的提议，而向王念孙（1744－1832）引申其说的时候，终不免几个韵脚的纠缠，致使王氏不能信从，后来高本汉不采纳那种分法，但是一到李方桂先生〈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1932）大量的参考谐声字，以证其分，高氏便翕然听信了（董同龢1944：68）。
 李方桂先生这篇文章，为了要跟高本汉争论，是用英文写的，实在不太容易看懂。而一般人知道东中应该分为两部，就不会去追究为什么要分。（冬天的“冬部”，李方桂先生称为“中部”。）要了解李方桂和王力治学方法的差别，这篇实在是必读的文章。
 王力早年以脂微分部成名，他的学说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那篇文章里面发表。王先生把他的学说求证于《诗经》韵。结果在全体108个韵例之中，可认为脂微分用的有82个，应该看作合用的仍有26处韵。因为合韵的情形到底是多，所以王力先生1937年的结论说：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脂微合韵的情形比其他合韵的情形多些，如果谈古音者主张遵用王［念孙］氏或章［炳麟］氏的古韵学说，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

换句话说，王力用《诗经》押韵的材料，得到的结论是脂微两部的元音虽不同而相近，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1944）大量地参考谐声字，说明“脂微分部是值得而且必须采纳的”。这样，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而且以后王先生在《汉语史论文集》（1958）重印〈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就把董同龢〈脂微分部问题〉当作附录。这是三四十年代上古音研究的一段佳话。
 脂微分部的历史说明什么？如果我是王力，在三十年代研究脂微分部，把南北朝诗人用韵的资料用尽了，把《诗经》押韵的资料用尽了，还是功亏一筹，不能证明脂微两部一定要分，我会想：还有什么资料可以用，用了以后可以把“脂微分部”这个学说证成？如果我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一定会去分析谐声字，不必等董同龢四十年代的研究，就把脂微分部的问题全部解决。王力先生显然没有如此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
 王力先生可真的没有体会“同声必同部”的力量吗？我还有旁证。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原名《中国音韵学》，1936，商务印书馆）是三十年代在清华授课时编的讲义，里面长篇地征引清儒古音学的原文，其中有钱大昕论古无轻唇，孔广森《诗声类》序论阴阳对转，段玉裁的支脂之三分。〈段玉裁的古音学〉那一章（《汉语音韵学》268－278）征引的有：
 段玉裁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分用说（273－274）
 段玉裁第十二部第十三部分用说（274－275）
 段玉裁十七部本音说（275）
 段玉裁十七部音变说（276）
 段玉裁古四声说（277）
 段玉裁〈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序〉（279）

唯独没有征引的是段玉裁最有名的论“同声必同部”的那段。〈古十七部谐声表 六书音韵表二〉：

六书之有谐声，文字之所以日滋也。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许叔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自音有变转，同一声而分散于各部各韵，如一某声，而某在厚韵，媒腜在灰韵。一每声，而悔晦在灰韵，敏在轸韵，畮挴在厚韵之类，参差不齐，承学多疑之，要其始，则同谐声者必同部也。

段氏著书的旨趣在卷首吴省钦的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其实那篇序文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不过假托吴省钦的名字而已2。序里说：

第二表何以作也？曰：今辑于同一谐声之偏旁而互见诸部，古韵则同。此谐声即为同部，故古音可审形而定也。
 王力《汉语音韵学》不但引征原文的部分没有引征段玉裁阐释“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原文，在转述段玉裁古音学的部分（268－272），对“同声必同部”也是只字未提。换句话说，读了《汉语音韵学》，读者根本不知道段玉裁曾经提出过划时代的“同谐声必同部”的学说。
 “同声必同部”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段玉裁是说，谐声字所反映的韵母系统属于《诗经》时代，顾名思义，主谐字和被谐字总要音近才能谐声，而音近总不见得只是韵母音近，声母也该音近。声母该怎么样音近？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首先在《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里的〈谐声字原则〉里说：

谐声偏旁相同的两个字，它们上古声母的发音部位必然相同。

高本汉的学说由赵元任译成中文，就是《国学论丛》1927年刊登的〈高本汉的谐声说〉。
 高本汉的谐声说非常重要。清代古音学家主要是研究上古的韵母系统。钱大昕固然也曾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但钱氏以及其他清代学者都没有有系统地研究过上古的声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材料。二十年代高本汉告诉大家，谐声字就是很好的资料，这是个伟大的发现。大家知道，谐声字研究在高本汉（1954）、董同龢（1944）、雅洪托夫（yakhontov 1960）、李方桂（1970）手里就可以用来说明上古汉语有-r-介音，有sm-、sn-、sng-等复辅音。
 我们再回顾一下〈高本汉的谐声说〉早期的历史。
 第一，段玉裁说，谐声字可以用来研究上古的韵母系统。高本汉说，谐声字不但可以用来研究上古的韵母，还可以用来研究上古的声母。高本汉的谐声说是段玉裁“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引申。从学术渊源来看，高本汉所传的段学。
 第二，高本汉的谐声说，在《分析字典》（1925）只是提了个大纲：“谐声偏旁相同的两个字，它们上古声母的发音部位必然相同”。当时高氏已察觉他提出的谐声字原则有若干例外，如“各，路”、“京，鲸，涼”、“监、蓝”等见系声母k-、kh-、g-和来母l-互谐的现象，还有照三（t?-、t?h-、d?-）和见系（k-、kh-、g-）互谐的，如“支，妓”、“氏，祗”、“旨，耆”。
 在《汉文典》（grammata serica1940）里，高本汉认真地运用他的“谐声字原则”，而且拟构了十九种复辅音，例如：
 xm-：昏忽黑悔 gl-：吕侣蓝

t‘n-：嘆歎女若匿丑 kl-：监果各

sn-：襄恕需羞 g‘l 嫌俭黥

þn-：馕摄恕淰言念烧 k‘l-：客泣

k‘s-：佥俭言僉 nl-：验额乐
 上古有没有复辅音，在国内三四十年代的语言学界是个热门题目。林语堂早在二十年代发表〈古有复辅音说〉，而且在这篇文章中清楚地指出（1）要用谐声字的证据，（2）要跟印度支那系（按：即汉藏语系）中的语言作比较。著名文字学家唐兰（1937，1949）则坚决反对古有复辅音的说法，他（1949）认为：

以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关系言之，不能有复辅音……一音必作一字，即一字只表一音也。然则就最低限度言，于文字之谐声，必不能考见古之有复辅音也。
 《汉文典》（1940）第二次大战中在瑞典出版，国内不易看到。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介绍了〈高本汉的谐声说〉里面十条声母谐声的条例，并且主张“上古有复辅音声母”，但是他没有更进一步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的声母系统。对唐兰这样的学者来说，他们早就认定“于文字之谐声，必不能考见古之有复辅音也”。因此《汉文典》里拟构出来的复辅音，一律是无稽之谈，此书根本没有一读的价值。王力《汉语史稿》（上）（1958：68）的看法是：

他［高本汉］在上古声母系统中拟测出一系列的复辅音，那也是根据谐声来揣测的。例如“各”声有“路”，他就猜想上古有复辅音kl-和gl-。由此类推，他拟定了xm-、xl-、fl-、sl-、sn-等。他不知道谐声偏旁在声母方面变化多端，这样去发现，复辅音就太多了。

王力在《汉语语音史》（1985：18，20）更变本加厉：

从谐声偏旁推测上古声母，各人能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往往是*不住的。

董同龢提出，上古应该有一个声母［mˆ］（［m］的清音），这也是从谐声偏旁推测出来的。例如“悔”从“每”声，“墨”从“黑”声，“昬”从“民”声等。高本汉对于这一类字的声母则定为复辅音［xm］。上文说过，谐声偏旁不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所以我们不采用董说或高说。
 除了主张“上古有复辅音”和“上古无复辅音”两派的意见以外，另外还有第三派对《汉文典》的看法。他们认为，高本汉的上古音声母系统出了令人费解的结论，一则是他拟构音值时出了毛病，二则是他根本没有给上古声母做个有系统的音类研究。换句话说，谐声字是研究上古声母可贵而可*的资料，只是高本汉*之过急，没有做音类的分析就拟构音值。弥补的方法是把谐声字中种种中古声母的搭配关系列个清单。这就是董同龢先生抗战时期在四川李庄所做的工作之一。当时李方桂先生有一部分时间也在李庄。
 四十年代是上古音声母研究的分岔点。面对谐声字这批资料，王力先生的路线是总退却。李方桂、董同龢两位的路线是继续前进。王力比李方桂大两岁，在四十年代都是四十多岁的人。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什么王、李两位对谐声字中的上古声母现象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
 第一，李方桂用谐声字做过东中分部，董同龢用谐声字作过脂微分部。用谐声字做过古韵分部的工作才会体会段玉裁“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威力。
 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尝试用《诗经》韵给脂微分部，但没有完全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没有想到可以用谐声字把他学说证成。原因可能是王先生不太了解“同声必同部”的意义。3
 第二，体会了“同声必同部”的威力，就不免想到谐声字的声母也应该保存着上古汉语的信息。原因很简单：主谐字和被谐字是因为整个音节音近才能谐声，而不是仅仅因为两个韵母属于同一个韵部就能互谐。
 第三，李方桂先生精通藏文，而藏文的复辅音声母种类繁多，而且有七、八个不自成音节的词头，如s-、r-、l-、m-。在四十年代，虽然汉语和藏缅语的亲属关系还没有完全证实，但汉语和藏缅语同宗的可能性相当大。从汉藏比较的观点来看，上古汉语管保有复辅音声母——虽然不一定是高本汉构拟的那几个。对王力来说，谐声字所显示的是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这个结论使王力畏谐声字如蛇蝎。对李方桂来说，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这个可能并不可怕。
 于是，董同龢受了李方桂的鼓励，在战争的岁月中，写成他的传世之著《上古音韵表稿》（1944）。
 《表稿》所做的工作之一是给上古声母分类，这种工作很像清儒给《诗经》入韵的字分类，用的方法主要是归纳。清儒看到甲堆字经常在《诗经》里互相押韵，又不常跟乙堆字、丙堆字押韵，于是把甲堆字起个名字叫做某（韵）部。如果甲堆字里面可以分成两部分——甲一和甲二——而且甲一完全不跟甲二押韵，那么古韵分部又往前走了一步：甲堆分成了甲一和甲二两堆了。
 董先生就是用清代朴学传下来的手法给上古声母分类，他全盘观察中古哪类声母跟哪类声母在谐声字中互谐。下面举晓母的分类为例。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也参照李方桂（1970）、包拟古（1980）的说法。
 中古的晓母在上古可以分为三类。
 （甲）明晓类。有些晓母专门跟明微母互谐，例如：

墨m«k，黑x«k；每muâêi，悔xuâêi，勿mju«t，忽xu«t；灭mjwät，威xjwät

（乙）疑晓类。有些晓母专门跟疑母互谐，例如：

午nguo，许xjwo；吪nguâ，化xua；鬲（加虍头）ngŒn，献xjŒn；义ngjě，牺xjě
 （丙）溪晓类。有些晓母专门跟溪母互谐，例如：

考khau，孝xau；气khj?i，餼xj?i；卿khjŒng，乡xjang；墟khwo，虚xiwo
 值得注意是，明晓类不跟疑晓类互谐，也不跟溪晓互谐。4比方说，“许”和“虚”在中古都是晓母鱼韵（以平赅上去），上古都是鱼部，但两个字所用的谐声偏旁在谐声字中泾渭分明，甲骨文、金文也没有疑晓类和溪晓类通假的痕迹。
 大家都知道，清儒只是把《诗经》时代的韵母分成若干韵部，段玉裁又指出“同声必同部”，给上古韵母的分类添上谐声字这一宗资料。这些韵部的音值，要等到高本汉《汉文典》（1940）才有初步的拟测，到了李方桂（1970）、雅洪托夫（1986）才臻于完善。同样的，董同龢只是把上古的声母分成若干的类，这些声类的音值，尤其是复辅音的音值，要得到雅洪托夫（1960）、李方桂（1970）才能得到比较可信的拟测。下面第四节，本文会举例说明为什么明晓类应该拟成sm-，而不是高本汉的xm-，或者董同龢、李方桂的hm-（［mˆ］）。
 毋庸讳言，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也有若干缺点。第一，他除了舌尖音t-、th-、d-等，舌根音k-、kh-、g-等，又拟构了一套舌面前音 t^-， t^h-，d^-等、一套舌面后音k^ ，k^h ，g^-等。第二，他的上古音系统有20个元音，比谁都多。
 《上古音韵表稿》的永久价值在于：（1）用谐声字提出“脂微分部”的补证。同时贯彻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理念，把清儒和时人分立的韵部，一一用谐声字来核对。（2）用谐声字给上古声母分类。
 因为这本书有系统地分析了谐声字，把这宗资料用透，所以六七十年以后崛起的古音学家——雅洪托夫、蒲立本、潘悟云、郑张尚芳、白一平——，连带李方桂先生，都是把《上古音韵表稿》当作出发点之一。董同龢先生所作的研究，结论可以修改，所摆的事实却无法绕过。





作者：穆子 2003-11-15 14:29:00)
[转帖]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续）
 现在我们回来讨论第一节提出来的问题：现在主流的上古音系里有哪些成分是有中国特色的？主流的包括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grammata serica recensa，1954），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1986），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等。这几本著作我们认为是主流，因为他们都认为研究上古音的资料有四种（i）《诗经》韵部，（ii）谐声字，（iii）汉藏比较，（iv）中古音。而且研究上古音的方法也是大同小异。
 主流的上古音研究有哪些成分是有中国特色的？
 （1）资料：欧西国家用“蟹行之书”，汉语用方块字书写，这是华夏文明的特征之一。段玉裁的伟大发现是小篆里面还保存着上古韵母系统的信息，其实楷书繁体字也保存了不少上古韵部的信息。方块字这个资料当然是有中国特色的。
 （2）方法和传统
 2.1 古韵分部是清儒朴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所用的方法是传统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
 2.2 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是介乎文字学和古音学的学说，也是兼跨《说文》学和《诗经》学的学说。《说文》不但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而且是本有中国特色的字典，里面全盘分析了字形的形成方法，其中有谐声一书。文字学当然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学问，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把清代的文字学推到最高峰。
 2.3 高本汉的谐声说是不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学说？我认为是，理由有三。第一，他是引申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第二，这是一种介乎文字学和古音学的学说。第三，董同龢用谐声字研究上古声母的类别，用的就是清儒发明的方法。不过如果有人认为高本汉的谐声说没有足够的中国特色，我也不坚持己见。
 上古音研究中有哪些成分是外来的，从欧美语言学学来的？
 第一，比较方法。汉藏比较当然要用比较方法。高本汉拟构中古音，用的也是比较方法。
 第二，描写语言学。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里面收集的资料，有传教士记录的方言，还有高氏本人记录的方言，这都是描写语言学的方法记录的。还有近年来歌部拟构成-ai，主要根据是闽语和温州话。这都是有了精确的方言记录才能做到的。
 第三，结构主义。雅洪托夫（1960）指出来母不跟二等韵配合；《说文》只有三个来母的二等字“冷、犖、醶”。结论是二等韵在上古有-r-介音。雅氏这种用分布来推论上古音的做法是结构主义的精神。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论证上古*g-、*gw-：
 上古*g+j-（三等）>中古群母g+j

上古*g+（一，二，四等韵母）>中古匣母ä-

上古*gw+j->中古喻三jw-

上古*gw+j+i->中古群母g+j+w

上古*gw+（一，二，四等韵母）>中古匣母ä+w

这里说，开口中古群匣两母分布互补；合口中古群、喻三、匣三母分布互补。这种论证方法也是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欧美发展出来的学派。但是清代的古音学家论证古韵分部，往往是希望阴、阳、入配搭均匀。这种从分布来推论韵部的分与合，也可以说是从整个韵母系统的结构来立说。这样看来古音学中的结构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舶来品，一种是本土的。
 现在可以给古音学结个总帐。上古音研究里面有中国特色的成分是：
 第一，把方块字当作基本资料之一。
 第二，清代朴学家的古韵分部。
 第三，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

另外还有个成分也许大家不会一致认为是“有中国特色的”。那就是高本汉、董同龢发明的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声母。
 那么好了，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音韵学就在眼前。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0）、baxter，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1992）、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都是主流传统的著作。
 王力的上古音呢？第一，四个资料中他缺了两项：谐声字和汉藏比较。第二，正是因为资料中缺了两项，王先生的上古音没有复辅音，而且元音有六个e、« 、a、u、? 、o，相当复杂。藏缅语是有复辅音的，而且藏文有五个元音，重整过的古缅文有三个元音（龚煌城1980）。拿一个没有复辅音、有六个元音的上古汉语音系去跟藏缅语作比较几乎不可能。第三，王力上古音没有复辅音，没有s-词头，第四节会看到，王先生的上古音用来解释“墨、黑”、“滅、 ”、“林、森”这几对同源词也会碰到困难。
 据上所述，王力的上古音不能列入主流。章黄学派的古音学也不能列入主流。

三，乾嘉时代的段学和王学
 现在想跟各位讨论一个相关的问题。刚才说，当今主流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是有中国特色的，而且是好的。那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音韵学是不是都是好的呢？当然不是。由于时间的限制，今天只谈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非常不好的古音学流派。这就要牵涉到“段王之学”。
 大家都知道“乾嘉之学”、“段王之学”这两个名词，意思是说清代音韵训诂之学在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两朝达到鼎峰状态，而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正是乾嘉之学的代表人物。
 我们不禁要问：段学和王学有什么差别？段学和王学是否都是应该承继的一种学问？
 段玉裁、王念孙对古韵分部都有贡献。段玉裁把古韵分为十七部，王念孙分为二十一部，比段玉裁多四部。不过古韵分部是清儒几代积累的成绩。戴震、孔广森、江有诰都有贡献，段王在这方面走的都是一条路，不能说有什么基本的差别。
 另外我们知道《说文》段注是段玉裁最重要的著作，现在我们读《说文》，第一本要查的就是段注。至于王念孙，他的《读书杂志》在校勘学方面诸多贡献，王引之的《经义述闻》记述王念孙对于经书中词句的解释，也是传世之作。
 那么段学和王学有什么差别呢？段玉裁对古音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的《六书音韵表》里所说的“同谐声者必同部”。至于王念孙，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广雅疏证》。

《广雅疏证》自序：“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今则就古音以求古音，引伸触类，不限形体。
 我们学语言学，第一件学到的就是一个语词是由声韵和意义组成的单位（a word is a unit of sound and meaning.）至于怎样写，那是次要的。世界上有不少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照样有语言。
 王念孙说“今则就古音以求古音，引伸触类，不限形体”。乍一看，像是个非常合乎现代语言学的想法。也就是说，王念孙能跳出方块字的限制，完全从字音的关系远近来寻求语词之间的关连。在乾嘉时代，这是一种意义重大的新方向。
 但是一旦这种想法付诸实现，就创立了“一声之转”的同源词研究。这种论证方法可以算是王念孙发明的一种模式（paradigm）。它的特征是：

一，没有论证，就认定a字和b字有同源关系。

二，a字和b字如果声母不同，或者韵母不同，或者声母、韵母都不同，《广雅疏证》把这叫做“声之转”、“一声之转”。
 下面引征《广雅疏证》中的两个例。页数是指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广雅疏证》，用嘉庆王氏家刻本影印。

（1）閭，里一声之转。乡谓之閭，遂谓之里，其义一也。（〈释诂〉“里……閭……凥也”条下，卷第二上，十五）。

（2）《方言》云：“蘴，蕘，菁也。陈楚之郊谓之蘴，鲁齐之郊谓之蕘，关之东西谓之蕪菁。”……蕪者，蘴之转声也，蕪之声又转而为蔓。（〈释草〉，卷第十上，七十二）

例（1）中，“閭”属来母鱼部（*rjag），“里”属来母佳部（*rjig）。例（2）中，“蘴”属滂母中部（*phj«ngw），“蕪”属明母鱼部（*mjag），“蔓”属明母元部（*man）。
 读了《广雅疏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閭”“里”是同源词，为什么“蘴”、“蕪”、“蔓”是同源词。更不知道*phj«ngw＞*mjag＞*man这种“一声之转”是神话还是语文学。
 《广雅疏证》一书“一声之转”的例字最为多见，共138例，其次是“语之转”，共76例。（陈雄根1989：120注11）。这两种加起来已经有214例。《广雅疏证》可以算是“一声之转”的大全。
 “一声之转”的同源字研究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因为（1）只有清儒才会发明这种论证法，外国人可没有这个能耐；（2）只有在“不破师说”的文化传统中，这种论证法才会延续下去。
 下面再举例说明“一声之转”的同源词研究法的影响。
 王力《同源字典》，350页

xuang荒：iuat薉（穢）（晓影邻□纽，阳月对转）

xuang荒：xuang木荒（梳）同音

说文：薉，蕪也。考工记序“粤之无馎也”，注：“粤地塗泥，多草薉。”荀子王霸：“塗薉则塞。”齐民要术卷一糓：“凡种糓……遇大雨，待薉生。”字亦作“穢”。文选班固西都赋：“並滔潜穢”。注引字书：“穢，蕪也”。史记司马相如传：“坟墓蕪穢而不修兮。”汉书杨惲传：“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说文：“__，虚无食也。”徐锴曰：“此饥荒字，古多借荒字。”徐灏曰：“此即荒字，相承增偏旁耳。”按，“__”是“荒”的分别字，以别于荒芜的“荒”。字亦作“__”。玉篇：“__，凶年也，空也，果不熟也。”
 上面王力先生认为“荒”、“穢”两字同源。我们觉得这两个字的上古音、中古音是（参看拙著1992）：
  荒 *smang ＞ oxwang  穢（薉） *skwjats ＞ ____

“穢”字的谐声系列里有：
  戉，越，钺 *gwrjat>jwŒr
  劌 *kwjiats>kjwa_i
  歲*skwrjats>sjjwa_i

包拟古（1980：59－60）认为跟溪母谐声的晓母上古是*skh-，跟舌根塞音谐声的影母是*sk-。王力先生引了一大堆字典里有的资料，还是没有说明为什么他认为“荒（*smang）”和“穢（*skwjats）”同源。
 邢公畹《语言论集》页288论汉语“妻”（wife）在台语……（原文有脱落）

| *miei（上）> mai4（章鲁）

**hmlid (平) | *mj«（平）> mia2（泰）

| *lj«（平） > lja5（毛难）

| *ts‘id（平）> ts‘iei（平）> ts‘ai（广州）[“妻”]

邢先生认为这几个字都是同源词。“妻”字中古是清母，上古是*tsh-。至于m-或者l-怎么会变成*tsh-，或者邢先生所构拟的**hml-怎么会变成*tsh-，想来是由于“一声之转”。
 我们再看章炳麟《文始》（二）的一个例。
 火，变易为火尾，为燬，对转谆有变易为燹（或也），次对转寒又变易为爟，亦或作恒（左火旁）（《秋官》有司恒（左火旁）氏。注曰：“恒（左火旁），或也，读如卫侯燬之燬。”此则燬恒（左火旁）亦为同读矣）

或对转谆，兹乳为煴，为熏（火烟上出），旁转对滋乳为焌。旁转寒歛作舌音为然，次转泰滋乳为热，为熱（上加草头），对转队滋乳为鑆（上下结构，上对下金），又滋乳为墜（下火旁）。

恒（左火旁）叠韵滋乳为焚，为燔。燔 *bjan >

然有滋乳为炭，炭对转歌滋乳为□（上生下灰）。

章太炎所论说的，有好几个字是我不认识的。只就我认识的字，它们的上古音是：

火尾 *smj«dx > *xjweôi 燔 *bjan > ˆbjwŒn 炭 *thanh > *than * 热 *njat > ń?jat

上古声母有sm-、th-、b-、n-；元音有«、a；韵尾有-d、-n、-t。至于这些声母、元音、韵母怎么能联起来，当然要*“对转”“旁转”“次旁转”等“一声之转了。
 王力学派的同源字研究还有：
  刘钧杰《同源字典补》，商务，1999。
  刘钧杰《同源字典再补》，语文出版社，1999。

唐作藩〈从同源词窥测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中国语言学报》7（1995）：135－138。

邢公畹先生最近出了一本大书，继续发表他汉台同源词的研究：
  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商务，1999。

何九盈〈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1998:72－73）罗列了近年来“语源研究的论著”，例如：戴淮清《汉语音转学》，杜学知《文字孳乳考》，任继昉《汉语语源学》，齐冲天《声韵语源字典》（1997），秦似〈汉语词族研究〉，《秦似文集·学术论著》（1992）。读者如果要了解“一声之转”的近况，可以参看。

四 词源研究的未来
 上一节看到王念孙的“一声之转”到了二十世纪衍生出来一个浩浩荡荡的章黄学派，徒子徒孙不但有陈新雄、陆宗达等，旁支别流还包括邢公畹、王力、唐作藩、刘钧杰等。
 章黄学派算不算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当然不是——因为它根本不是语言学。
 有些读者不免会抗议：你这个人只会挑剔别人的毛病。王力、邢公畹各写了一本厚厚的论同源词的书，当然不免会有小错。你说说看，同源词该怎么研究？有本事，你也写本书。到时候别人也会来批评你。瞧着！
 为了初步回应读者的抗议，下面4.1节说明上古汉语有*sm-、*sr-等复辅音，并且用*s-词头的构词功用来解释“墨、黑”、“滅、 ”、“林、森”这几对同源词。4.2节回来看王力《同源字典》怎样处理*sm-声母的“黑”、“ ”，怎样处理*s-词头形成的派生词。4.3节讨论王念孙的“以音求义，不限形体”，王力的“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比方说，“墨、黑”“滅、 ”这两对同源词的声母，一是明母，一是晓母。明母和晓母算不算音近？

4.1 明晓类上古音*sm-
 董同龢（1944）把明晓类、疑晓类从其他上古声母里分出来，俞敏（1984：11）、包拟古（1980：59－60）又把溪晓类分出来。各家的拟音简述如下：
 明晓类：黑 疑晓类：许 溪晓类：虚

高本汉 xm- x- x-

李方桂 hm- hng- ?

董同龢  

雅洪托夫 sm- sng- skh-

包拟古  
 王力先生是唯一把中古的晓母（h-）上古一律拟成*h-的。王先生这种做法费解。比方说，脂微分部已成为定论。于是古音学家虽然给脂部、微部拟构的音值有所不同，但是没有一位是把脂微两部拟成同样的音值的。同样的，董同龢（1944）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中古的明晓类和疑晓类这两种中古h-音的声母，上古的来源不同。王先生漠视谐声字的证据，不顾其他学者的意见，还是把明晓类、疑晓类、溪晓类在上古都拟成*h-。这等于说，中古的晓母上古只有一个来源，董同龢的谐声字的研究白做！
 明晓类高本汉（1954）拟作xm-，董同龢（1944）、李方桂（1971）拟作hm-，本文认为应该按照雅洪托夫（1960）拟构成*sm-，理由有二。
 （1）汉藏比较中有三对上古汉语*sm-跟共同藏缅语sm-对应的例，下面转引龚煌城（1995:79(no.287), 45(no.20), 70(no.203)）。

287. 墨 *m«k > m«k，黑 *sm«k > x«k，藏文 smag“黑，黑暗”，缅文 mang“墨”，hmang“墨”。

20. 火尾 *smj«dx > xjweôi，藏文me < mye < 古藏文 smye“火”，缅文mié“火，光”

136. 尾 *mj«d > mjweôi，缅文mrié“尾”

203. 昏 *sm«n > ˆxu«n，藏文mun“昏，黑暗”。dmun“黑暗，昏黯”（to be dim, to be dusky）

这里应该说明，龚煌城（1995）用的是经典的比较方法（classical mehod of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不是“一声之转”的比较方法。经典的比较方法，目的是找出甲语言和乙语言有规律的对应；而龚先生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建立(i)上古汉语、(ii)藏文、(iii)缅文这三种语言韵母之间的对应关系。文章里面长长的比较字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转引例证来说明“墨”、“火尾”等字的韵母的对应关系也是合乎规律的。这一节只是抽出三个例来说明上古汉语的*sm-和藏缅语*sm-对应。

“墨、黑”项下藏文和缅文的关系是阴阳对转，藏文smag对应缅文hmang，可见共同藏缅语*sm->藏文*sm-，*sm->缅文hm-（[m]的清音）。《说文》“火尾，火也，从火尾声，诗曰‘王室如火尾’”。段注：“〈周南·汝坟〉文，今诗作‘燬’，毛传‘火也’”。古藏文有me, mye, smye三种写法（coblin1986:79），现在的藏文只有me这种写法。

“昏”项下缅文hmum说明共同藏缅语的声亩是*sm-。藏文丢了*s-，所以表示“昏，黑暗”的词语是mun。

“昏”字晓母。以前认为“昏”字晓母和明母谐声是因为《说文》说：“或，日冥也，从日氐这下也，一曰民声”。以前相信《说文》“昏，一曰民声”之说，所以把“混”写作“昬”，同时也拿这个字形当作明晓两母相谐的证据（董同龢1944；李方桂1971）。据目前所知，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都没有上民下日的“昬”字，甲骨文的“昏”字是上氐下日（《甲骨金文字典》、《甲骨文字典》、〈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但是金文里有假“闻”*mj«n > mju«n为“昏”、“婚”的用例，可以说明“昏”字在假借中明晓互谐。《金文常用字典》1006页“闻”字条下：

（……略去梅文所引部分文字）

㈢通“昏”。迷乱，糊涂。毛公鼎：“……”（此略）
 ㈣通“婚”。……（此略）

（2）在某些派生词中，我们可以解释*s·m-中*s-词头的构词功用。
 早在1896年，德国语言学家康拉第（august conrady）已经指出，藏文的s-词头有使动化和名谓化（denominative）两种功用。所谓“名谓化”，就是藏文s-加在名词前面，会把名词变成谓词，拙著（1988:172-174；《论文集》358）曾经转引康拉第举的藏文名谓化的例证。马学良《汉藏语概论》（1991）页131、165有藏文s-使动用法的用例。
 上古汉语*s-词头也有名谓化的功用：

不带*s- noun 带*s- adj

1．墨 *m«k > m«k 黑 *sm«k > x«k

藏文：smag “黑，黑暗”

2．林 *rj«m > ˆlj«m 森 *srj«m > ˆs`j«m

3．鬲（加虎头）*ngjans > ngjŒn *，献 *sngans> xjŒn *

不带*s-的“林”、“墨”、“鬲”（加虍头）都是名词；“鬲”（加虍头）是一种祭器。这三个字分别加上*s-以后所产生的派生词“森”、“黑”、“献”都不是名词。“森”是状词，《说文》“森，多木貌”。“黑”是形容词，谚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倒过来说“近黑者墨”就不行了。“献”是动词。这就说明“黑”*sm-、“森”*sr-、“献”*sng-这三个字里的*s-，构词的功用是名谓化，跟藏文的s-一样。

汉语中有个*s-词头使动用法的例。《诗·正月》：
  燎之方扬，宁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无氵）之。

两联一用“滅”（*mjiat＞mjat）字，一用“｛滅－氵｝”（*smjiat＞xjwät）字。根据历史的记载，滅西周的不是褒姒而犬戎。下联的意思是“褒姒致使宗周灭亡”，也就是说，“滅”（*mjiat）字前面加上*s-，就变成使动式“｛滅－氵｝”（*smjiat）。
 上面用“墨，黑”、“滅，｛滅－氵｝”这两对同源词来说明，明晓类的晓母，上古如果拟成*sm-，*s-词头的构词功用在某些语词中能够得到圆满的解释。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明晓类、疑晓类应该分别拟作*sm-、*sng-。藏文、缅文中的对应关系是：藏文sm-、sng-：缅文hm-、hng-。依此类推，上古汉语也有类似的演变：
  明晓类：*sm-＞*hm-＞h-
  疑晓类：*sng-＞*hng-＞h-

换句话说，李方桂（1971）拟构的清鼻音*hm-、*hng-是*sm-、*sng-下一步的演变。

4.2 王力《同源字典》
 “林，森”、“滅，｛滅－氵｝”这两对同源词，《同源字典》没有收。
 “黑、墨”这对同源词，《同源字典》收了，253页说：

说文：“黑，火所熏之色也。”按，“黑”的古音可能是mxek，故与“墨”mek同源。
 王先生这句话可真是语出惊人。第一，从《汉语史稿》（1958）到《汉语语音史》（1985），王先生一直不承认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现在怎么拟构出来个王先生系统里没有的mx-来？第二，王先生想来是把-x-看做中缀。于是一连串问题都来了：（i）上古汉语有没有中缀？（ii）有没有-x-中缀？（iii）如果有的话，上古汉语的-x-跟藏缅语中哪个成分对应？第三，王先生写到这里，不知是否想过：“如果早知道《同源字典》要处理‘墨、黑’这对同源词，我二十年以前就该好好读《上古音韵表稿》（1944），“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1960），〈上古音研究〉（1971）。董同龢、雅洪托夫、李方桂都讨论过‘墨、黑’这对同源词。说不定他们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不必我现在抓瞎。”
 《同源字典》页397认为“毁”和“燬（火尾）、火”是同源字。这节原文颇长，这里只引前面两行：

xuei火：xiuei毁燬（火尾）……（叠韵）

说文：“火，燬也”。释名释天：“火，言毁也，物入中皆毁坏也”。

根据《广韵声系》，以“毁”为主谐字的谐声系列有八个晓母字：“毁，燬……”等，一个溪母字……。因此，“毁”字或是*skh- > h-，或是*hwj- > xj-（请参看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微部下，燬 *hwj«rx（xjweô，火 *hw«rx（hudé）。上面看到“火尾”字和藏文smye同源。

火尾 *smj«dx 火尾 *xjweéi

燬 **xjweéi

毁 *skhwj«dx > ***xjweéi

或者

毁 *hwj«dx > ***xjweéi

换句话说，“燬”是smj«dx > *xjweéi（火）晚起的字形。当*smj-变成了xjw-，而“毁”也从*skhwj-或*hwj-变成了xmj-，就可以用“毁”这个声符偏旁造个“燬”字，来写以前用“火尾”这个字形来写的语词。

在这以前，上古汉语表示“火”义的语词是*smj-，表示“毁坏”义的语词（“毁”字）是*skhwj-或*hwj-，两者风马牛不相及。《释名》的声训不足以说明“燬”、“毁”同源。
 从“墨，黑”、“滅，｛滅－氵｝”、“林，森”、“ 鬲(有虍头)，獻”、“汉语‘火尾’*smj«dx:古藏文smye”这几对同源词来看，王力先生这种没有复辅音、没有s-词头的上古音，用来分析上古同源词是相当困难的。

4.3 再论“就古音以求古义，不限形体”
 第4.1节本文说明“火＋尾、昏、黑”这三个字，上古声母是*sm-，论证时一方面举出藏缅语的同源词，另一方面从汉语的谐声字，金文中“闻、昏、婚”的假借关系提出证据。接着说明“墨，黑”、“滅，｛滅－氵｝”、“林，森”这几对同源词，次字带s-词头，而s-在“黑、森”中的功用是名谓化，“｛滅－氵｝”中是使动化。
 读者也许会问：汉语的同源词很多，为什么专挑这几个同源词来讨论？我们的回答是：（i）这几个例正好说明汉语内部用谐声、假借的证据，外部用藏缅语的同源词证据，内外夹攻，可以证成*sm-之说。（ii）这几个例说明上古汉语有s-词头，功用跟藏缅语的s-词头一样。词汇可以借来借去，词缀却不这么容易。上古汉语和共同藏缅语都有s-词头这件事实更使我们相信汉语和藏缅语同宗。（iii）这几个例可以说明未来的汉语词源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上面已经说过，研究上古汉语同源词所用的上古音是要有复辅音、有s-词头的。换句话，今后研究上古汉语同源词，应该用主流的上古音系统，如李方桂（1971），雅洪托夫（1986），潘悟云（2000）等。
 “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是王念孙《广雅疏证》序里的一句名言，有不少学者把它拿来当作训诂学的指导思想。本文结束以前，想简单地说几句话。
 第一，“不限形体”假如被解释为不顾谐声的证据，这种同源字研究是行不通的。上面已经举了好几个例，这里不再赘说。
 第二，“就古音以求古义”我们赞成的。本文第4.1节所做的工作就是“就古音以求古义”。我们就“黑”*sm«k，“｛滅－氵｝”*smjiat的s-词头来说明为什么“黑”是形容词而“墨”是名词，为什么“滅”是他动词而“｛滅－氵｝”是使动用法的动词。值得注意的是，“古音”是二十世纪的上古音，是用古韵分部，谐声字，汉藏比较，中古音研究出来的音系，而不是段王时代的古音。
 这麽样的汉语词源研究有没有中国特色？当然有，因为主流的上古音系统，里面以方块字为原料，吸收了清儒古韵分部，“同声必同部”的成果，又添上高本汉、董同龢用谐声字研究出来的上古声母的类别。此外又采用欧美输入的比较方法，描写语言学。这样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汉语词源研究是科学的，又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二十一世纪一定会大放光彩。

录入后记：这里录入的内容有少量省略，文中都已注明，主要是有些古字在gbk字库里没有，有些用说明偏旁的方式注明了，有些涉及到甲骨文等古文字，只能略去。文末“参考书目”的重要信息都已见于文中，故亦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