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毛家超山歌全集:中国的灰色收入造就贫富差距

《纽约时报》：中国的灰色收入造就贫富差距

[提要] 据全世界各企业和组织在2011年末的年终报告称，中国正出现一幅惊人的景象：挥霍无度的高端消费群体与高度节约的贫苦大众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富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抢购，已然成为世界最大的免税购物团体，但是这些钱从哪里来的？调查显示，自从政府2008年尾就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推行大型经济刺激方案以来，隐蔽性，或者可以叫做“灰色”经济已经极具规模，而且其发展值得关注。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由Fake rine翻译，转自译言网

中国的经济跟银河系有些类似：我们不停发现中国人民的财富比我们原想象的要大，跟想象的可能有数万亿的出入，而且许多都隐藏在人民的视野后。

据全世界各企业和组织在2011年末的年终报告称，中国正出现一幅惊人的景象：挥霍无度的高端消费群体与高度节约的贫苦大众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中国的富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抢购黄金、劳斯莱斯和游艇、路易威登、香奈儿、古驰，不像十年前婴儿出生率上升那样，现在的（抢购）速度是以比去年同期的20%、50%甚至80%的巨大跳跃性增长。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免税购物团体。

那么这些钱是哪来的呢？

据一项调查，该调查由坐落在北京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路提供。调查的结果很撩人，不过也许能有助于观察中国经济的真实实力。

上周在北京一家餐馆中，香火萦绕着鲁迅先生的半身像，20世纪报著名批评家王先生被我报采访时表示，自从政府2008年尾就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推行大型经济刺激方案以来，隐蔽性，或者可以叫做“灰色”经济已经极具规模，而且其发展值得关注。

王先生认为：“灰色经济今年已经达到约9.3万亿人民币。”约合1.47万亿美元。他的温和态度掩饰了其作品的尖锐本质。

经济刺激方案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双方投资混合体，证据何来？就是去年未被查处的奢侈品消费。

王先生给人印象是一个谨慎的男人，不会急于下定论，他表示：“当今，看看奢侈品购买，看看这些信号，灰色收入仍旧是个严重的课题。我觉得灰色经济增长的步伐十分之快。”

官方报道称，中国经济去年增长了9.2%，达到47.16万亿人民币。王先生在2007年和2010年发布了两份关于隐蔽性经济的报告，认为灰色经济活动目前比国内生产总值发展得要迅速。

当然，中国经济近30年间都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许多正当财富。扣除物价因素，数个城市的居民收入去年都上涨了约8.4%。王先生继续说。

他补充道：“然而居民平均收入并没有如同奢侈品消费增长的一般迅速，而隐性收入助长了奢侈品消费。”

政府清楚许多人民谎报收入。我们采访前的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向新闻媒体作了一份在王先生看来“很有趣”的陈述报告。

当被记者问及为何国家统计局不公布中国总体基尼指数的数据时，马先生表示原因是统计局知道那些关于高收入者的数据是错误的，所以任何以此作统计的结果都是错误的。基尼指数是一种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度量（指标）。

“国家统计局直接采用的数据并不正确，”而统计局认可它的行为令王先生感到诧异。

他在2010年卷入与两位国家统计局官员的公共纠纷，他们称王先生的灰色收入“过高”，不过最后证明是王先生在理。

他轻轻笑道：“统计局说他们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实际他们不是。”

利用忽略官方数据不计的革新调查技术手段，王先生预估在官方评估后的隐性收入不仅是数万亿人民币，而且其中三分之二属于金字塔顶端的10%部分。

他的结论就是：富人在隐藏他们的财富，而社会远比政府认为的要不公平得多。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自从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来隐性收入扩大了多少呢？

“我手头没有数据，因此我不了解，”王先生如是说，“但近几年没发现系统性发展。目前尚不明显。”他指出不止是超级富豪，也有许多人有机会瞒报收入。

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为“寻租行为”（指把时间和金钱不是花费在生产真正的商品和服务上，而是花费在试图使政府改变规则上，以使自己的行业更有利可图）或特殊待遇制造温床，王先生补充道：“事实上，就是贪污腐败。”

压力之下去发展当地经济，地方政府官员走上掠夺并贩卖农民土地的道路，这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王先生认为：“土地销售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地官员持续以毫无规划的方式售卖土地，既增加了收入又导致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农民甚少获得与他们土地价值相近的收益。”

我们采访的当天一个中国网站发布了一篇文章，题为“如何精确计算富人们的财产”，文章显示王先生表示藏钱和谎报收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他对财新网记者说：“这些情况也出现在发达国家，但是达到一定规模则有很大区别。”

与依据基尼系数测算的结果一样，一些经济学家估计中国人民的收入差距现已接近0.48%，高于警戒线的0.4%，0%代表绝对平均而1%代表绝对不均。

王先生还称，然而没人确切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悬殊。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中国需要针对确立事实真相开始系统的政治、财政及行政改革。政府必须更加透明，必须加强民众监管当权者的能力。“这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总的来说，他告诉我：“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开始的时候，从来就不单只在经济方面，应该也涉及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