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事假多久可以开除: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1 03:12:25

  林彪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顺势将铅笔扔在了地图上。

 

  1948年10月20日凌晨,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作战计划,深表赞同。他立即回电:“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建议,如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迹象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全歼廖耀湘兵团。”

 

  命运之手突然翻转,悄悄地向廖耀湘罩了下来。

 

  20日10时,林彪正式向各纵队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梁兴初十纵带着一纵3师和内蒙骑兵师进至黑山、大虎山一线,组织起坚实的防御,阻止敌人南逃或再占锦州。原在彰武以北的黄永胜六纵(缺17师)、彰武西南的万毅五纵进至黑山东北的厉家窝棚、郑家窝棚、二道岗子一线,切断敌兵团回沈阳的退路。主力李天佑一纵、刘震二纵、韩先楚三纵、邓华七纵、段苏权八纵、詹才芳九纵、六纵17师及炮纵,则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向辽西急进。此次的作战方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务求全歼廖耀湘兵团。而锦西方向仍由程子华、黄克诚的第2兵团指挥吴克华四纵、贺晋年十一纵牵制侯镜如兵团,阻其北上。钟伟十二纵和第1兵团的11个独立师要迅速由长春南下,拖住沈阳敌人。南满独立2师则前往营口,阻止敌军从海路逃跑。

 

  天罗地网瞬间降下。驻在各地的东北野战军得令后,风起云涌,纷纷进入战前筹备阶段。

 

  10月21日,正驻在黑山县城内的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接到总部命令:立即到黑山、大虎山“选择阵地,构筑工事,进行顽强死守,以掩护我军主力到达后歼灭前进之敌”。

 

  “新的任务来了!”梁兴初一面高呼着,一面集中各师首长召开动员会议,部署任务。虽说十纵是刚组建一年的新部队,但干部中有不少359旅和北满剿匪部队的老战士,素质很不错。

 

  粱兴初在会上开门见山:“我们刚刚接到命令,要死守黑山,不能让廖耀湘兵团越过黑山半步。这次防守非同以往,是解放全东北的关键一步,守住了黑山,东北敌人就只剩下死路一条,守不住黑山,我们就是人民的罪人。但我们也要知道,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廖耀湘的十万大军。这场仗要想打好,不咬咬牙是不行的!下面我强调一下我们的要求:这一仗,只准打好,不准打坏!”

 

  各师首长听后相互对视,继而窃窃私语,最后纷纷表态:坚决完成任务。会议结束前,各师统一口号:“死守黑山,抗击敌人,与阵地共存亡。”

 

  当夜,十纵各部采取紧急行动,同时奔往各指定阵地。

 

  黑山、大虎山地处沈阳以西、彰武以南,是北宁、彰武两条铁路的交汇处,又有公路交错。廖耀湘不管是向西南进攻锦州,还是向东南逃往营口,都必经此地。

 

  22日晨,十纵的3个师开始在指定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当地老百姓也纷纷前来协助。仅用20多个小时,从黑山到大虎山一带,已布满了堑壕和掩体,指挥所、观察所、救护所也各处林立。十纵将士严阵以待,正在静静地等待着一场血战的来临。

 

  此时,廖耀湘已向所属部队下达命令:全力进攻黑山!

 

  廖耀湘在新立屯一带已盘桓多日,为何此时才发起进攻?这里当然有杜聿明的功劳。

 

  杜聿明自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赶到了新立屯,召集廖耀湘和各军军长开会。初一接触,杜聿明才发现,如今的东北国民党军与自己当初在时的情况已完全不一样了。全军上下,一片沮丧情绪,各级军官各有打算。思想根本无法统一。

 

  临来之前,卫立煌多番请求杜聿明:不能让廖耀湘前往锦州,一定要把大部队撤回沈阳来。但廖耀湘却另有想法:撤回沈阳要越过三条大河,万一被共军抓住,后果不妙,而且即使退回沈阳,也无法扭转必败结局,只有从营口撤退,才是唯一的生路。现在,自己如果从新立屯开往营口,只有两条路,一条由巨流河车站南渡辽河,经辽中退往营口,但要经过四条大河,行军速度慢,只要共军发现,必将受到半路拦截;另一条则是由新立屯南下,经黑山、大虎山以东撤往营口,这条路地形上虽有困难,但距离短,没有大的河流障碍,如果抓紧时间,两天半急行军就可以通过,同时,进攻黑山还可以造成自己要西进锦州的假相,具有战略迷惑性。因此,廖耀湘选择了经黑山下营口的路线。

 

  但杜聿明带给廖耀湘的却是蒋介石的西进命令。两人意见不一,无法行动,杜聿明只好拉着他先回沈阳,与卫立煌商量。卫立煌当然不同意西进,但对廖耀湘南下营口仍持保留意见。杜聿明无奈,要求廖耀湘先返回新立屯集结部队,作好进攻黑山的准备,自己再去请示蒋介石,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2)

可蒋介石却不听其他意见,他觉得下属不服从自己的命令简直是折自己的面子,于是,强烈要求必须夺回锦州。这样,各方又陷入僵局,一拖就是几天。最后,还是杜聿明想出了新办法,他给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国民党军有计划地向营口撤退,放弃东北;另一个是让廖耀湘继续西进,攻击黑山、大虎山,打得下就进而收复锦州,打不下来则逐次向营口撤退。

 

  蒋介石想了想,终于同意了后一个方案。

 

  10月20日深夜,杜聿明火速赶回沈阳,会同卫立煌分别召集廖耀湘、周福成、刘玉章等人,传达了蒋介石的新命令。他特别向廖耀湘和刘玉章强调:你们两个分头进攻黑山和营口,行动一定要快,尤其是黑山,能战就战,不能战则退。

 

  二人领命回去后,杜聿明却毫无睡意。他找到卫立煌:“我现在心里还是没有底呀。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敌人牵住,还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卫立煌沉默了一会儿才转来话题说:“那沈阳怎么办呢?”

 

  杜聿明摇了摇头说:“沈阳,久守无望啊。”

 

  卫立煌再次沉默,接着又转回了黑山的话题:“如果新立屯后路一断,黑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应该叫工兵立即到辽中架起几座桥,万一廖耀湘退不到营口,也还可以退到沈阳。”

 

  杜聿明肯定地点了点头。

 

  廖耀湘回到新立屯,经过一天的调动和动员,于10月22日正式下达了攻占黑山的命令。他将首攻目标选在黑山的高家屯,207师的3旅负责主攻,71军的两个师从侧面迂回配合。

 

  10月23日早晨,国民党军先头部队行至尖子山,进入十纵的贺庆积28师所属阵地。这里仅驻守着一个连,主要是负责警戒,没有坚固的工事。但见敌军已至,立即投入了战斗。双方激战了整整一天,这个连打到最后,子弹全部打光,甚至捡起石头继续战斗,直到大部分人员皆已伤亡,失去战斗能力后,才于黄昏时分退出阵地。

 

  24日清晨,廖耀湘越过尖子山,调动4个师的兵力和5个炮团的火力向黑山、大虎山阵地发起全线进攻,黑山阻击战正式打响。

 

  28师师长贺庆积在阵地上东奔西走,现场组织防守。忽然,他发现一个意外的现象,立即向梁兴初报告:“廖耀湘没有正面进攻黑山防御工事,而是集中攻打侧面的高家屯阵地。”梁兴初一惊,暗说这个廖耀湘真是狡猾,便一跃而起,亲自去了28师指挥部。

 

  原来,高家屯阵地因工事难修,梁兴初没有将其作为防御重点,那里只有一个营担任一线防守。廖耀湘经过仔细观察,马上找到了这个防御薄弱区,便集中了绝对优势的重炮,第一次炮火准备就打垮了高家屯三个高地上的大部分工事,守在那里的84团2营也遭受了重大伤亡。贺庆积马上让82团整团都作为那里的预备队。

 

  “怎么样了?”梁兴初风风火火地进了28师指挥所,开口便问。

 

  “高家屯伤亡重大,我已派去了一个整团作为预备队!”贺庆积答道。

 

  梁兴初赞许地点点头,“好!”接着强调道:“高家屯不能丢,要坚决守住,就是丢了,也要马上夺回来。”

 

  梁兴初不想丢了高家屯,可廖耀湘却一定要夺下它。

 

  廖耀湘已狠下了心,黑山一战同样也决定着他的生死存亡。所以,他不惜代价强令各部冲锋,高家屯的三个高地瞬间已成屠场。双方都是倒下一批,冲上一批,无不打到弹尽力竭,小小的战场早已血流成河,残尸交错。到16时20分,28师防守的三个高地全部失守。

 

  贺庆积怒发冲冠,喝令全师立即集中所有的炮火,狂轰各个高地。这个时候,刚刚占领高地的敌人正在准备修建工事,突然之间,炮火轰鸣,雨点似的炮弹劈头盖脑地砸了过来,立即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贺师长马上派出两个营的兵力,迅速将三个阵地夺了回来。

 

  24日的进攻失败,廖耀湘极为愤怒,大骂手下人全是饭桶,转令新6军169师代替207师,要不计牺牲,必须拿下黑山。新6军军长李涛傲慢地说:“207师打不下黑山,我们新6军给他打下来看看。”

 

  25日清晨6时,贺庆积刚于昨天打跑了71军,此时却又迎来了新6军。新6军不愧是廖耀湘当年苦心经营的王牌军,169师的进攻强度明显高于207师。贺庆积打了一上午,已打得很多阵地没有了预备队。

 

  中午时分,新6军见伤亡惨重却进展不大,立即在阵前以重赏为诱饵组成了军官敢死队,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贺庆积已打得弹尽人寡,阵地上的部队也所剩无几了。16时,三个高地再次失守。

 

  “高家屯失守!”贺庆积紧急给梁兴初打电话,“28师正准备集中兵力,稍作喘息,保证在今晚夺回阵地。”

 

  “不行!”梁兴初斩钉截铁地吼道:“一定要黄昏前发起反击!你喘息,敌人也喘息,到了晚上,他们甚至连工事都修好了!”

 

  贺庆积二话未说,立即组织反攻。梁兴初再次奔赴28师师部坐镇指挥,并火速将89团2营调到高家屯。而贺庆积早就跑到了前沿阵地,调集所有剩余部队同时向各高地发起进攻,到当晚21时许,高家屯终于又夺回来了。

(3)

10月25日,廖耀湘已经心急如焚。他集中了新6军、第7l军和207师共计5个师的兵力、全部重炮火力,发射了近万发炮弹,发起数十次猛烈冲锋。贺庆积也使出了全部力量,拼死反击。阵地几经易手,最终仍然掌握在解放军的手中。这个时候,廖耀湘已接到情报:解放军大批主力部队正在急速向黑山方向赶来,目前已抵达北镇一带。他不禁大吃一惊,立即请示卫立煌:“可否放弃进攻黑山,转向东南方向以争取退往营口?”卫立煌马上回电:“完全可以,如万不得已也可退回沈阳。”

 

  25日黄昏,廖耀湘放弃黑山,队尾变排头,先头部队已转往东南,向台安、大洼开去了。26日凌晨3时,林彪给梁兴初发来急电:“野战军北上主力已经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即协同一、二、三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梁兴初得到命令,热泪盈眶,他几近哽咽地通知贺庆积及其他阵地的防守部队:我们已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

 

  梁兴初坚守黑山三日,牢牢地牵住了庞大的廖耀湘兵团。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迅速东进,一步步地逼近廖耀湘。

 

  但林彪此时却是心中烦恼。他看着廖耀湘指挥大部队疯狂地向黑山进攻,却不知道廖耀湘到底要往哪去,下锦州?逃营口?还是返沈阳?不知道他要向哪个方向移动,就无法确定与其决战的地点。

 

  10月23日和24日这两天,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已陆续到达北镇、沟帮子、盘山、彰武地区,接近了黑山、新立屯的廖耀湘兵团。但由于无法确定廖耀湘的主力准备奔向哪里,林彪正在苦苦寻求战机。他必须要经过进一步的观察才能下定决心。

 

  然而,就在10月25日这一天,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会战却由辽南独立2师和六纵16师主动打响了。

 

  原来,黑山阻击战之前,林彪给独2师布置的任务是从盘山南下进攻营口,阻止敌军从海上增援或逃跑。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林彪特地派参谋处长苏静带领一个重炮连从锦州去独2师指挥。10月22日,在苏静出发两天后,林彪发觉敌军没有向营口撤退,认为独2师去营口无仗可打,于是改变部署,转令独2师去新民一带侧击敌军。23日,独2师到达盘山,正隐蔽待命时,苏静带着重炮连赶到了。他与左叶师长认真地研究了敌情,认为应该在大虎山以东地区阻击敌军。

 

  25日中午,突然有消息传来,新民一带的敌52军乘南部空虚,已于24日飞速占领了营口。苏静找到左师长,果断地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敌人昨天占了营口,今天廖耀湘肯定要南逃。你师立即准备,15点半出发,目标是大虎山以东地区。遇见敌人就迎头痛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独2师领命出发,于当夜赶到大虎山附近,正遇到敌49军105师的前卫团。独2师一阵猛攻,将其击溃,又继续前行。在26日清晨,又遇到了新6军的22师,独2师发起迎面进攻,对方狼狈后缩。

 

  两次突然进攻,使敌方乱了阵脚,他们误以为自己是遇到了林彪的主力部队,遂改变方向向沈阳逃窜。本来,廖耀湘令49军作为兵团前卫,是负责为南下营口打开通道的,但49军军长郑庭笈却不肯跑在前面,一直跟在新6军22师之后。所以,105师遭受打击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而刚刚受到突击的新6军22师却直接将情况报告给了卫立煌,卫立煌立即令他们马上退回沈阳。

 

  这样,廖耀湘一路上慌忙奔往营口方向,却不知道独2师正迎头赶来,已与林彪主力共同形成了对其南北夹击的局势。

 

  而林彪主力中前进得最快的要数黄永胜的六纵了。他们从彰武以北出发,一天两夜强行军125公里,于25日进至北宁线姚家窝棚和厉家窝棚,并于26日凌晨3时,率先向追上的新3军发起了突然袭击。新3军顿时乱成一团,也不知解放军来了多少人,纷纷夺路而逃,军长龙天武跑到天亮时,已发现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

 

  更惨的则是新3军主力部队,他们趁着天黑一路逃窜,不想却逃到了韩先楚三纵的手里。韩先楚也是从北面赶过来的,正行进间忽见一路乱哄哄的溃军,迎头便打。新3军一瞬间便七零八落。

 

  遇此情况,韩先楚知道已临近廖耀湘的总部了。于是命令纵队加速前进,在胡家窝棚一带冲进了新6军的阵营,当即俘虏了新6军的副军长刘建章等共100多人。

 

  直到此时,野战军的进攻才惊醒了廖耀湘,廖耀湘的兵团前线指挥所正设在新6军军部附近。韩先楚深入新6军军部,随后又炸掉了廖耀湘的兵团前线指挥所,好在廖耀湘正在村外观察形势,幸免于难。

 

  廖耀湘见身后枪声四起,自己的指挥所已化成一片灰烬,吓得不敢再回去了,带着随从转往新6军的新22师。这时才知道,南下营口已不可能了,前方解放军部队已封锁了路线。而且,新22师已接到卫立煌的命令:立即退往沈阳。

 

  廖耀湘几经犹豫,最后长叹一声:想不到我努力到最后,却仍然得听从卫立煌的决定,现在只好先退往沈阳了。

 

  可廖耀湘万万没有想到的却是,他刚走出没几步,退往沈阳的路也被黄永胜堵死了。

 

  六纵部队在黄永胜的带领下,击溃了新3军却并未停留,一路奔到于家窝棚,抓了几个俘虏,才知道廖耀湘刚刚改变主意,准备东进沈阳。

 

(4)

黄永胜当机立断,不能再耽搁了。他来不及向林彪请示,就自作主张,令所属部队立即投入阻截作战,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能放廖耀湘逃往沈阳。

 

  正在寻找廖耀湘主力的林彪,此时却不知道黄永胜到了哪里。26日清早,他命刘亚楼给六纵的电台发报:“立即向大虎山东南地区追击,迅速前进,寻机攻歼。”

 

  可直到26日18时,才收到六纵的回电:“六纵为了堵住廖耀湘兵团,已强行军两天一夜,走了100多公里。为减轻负担,加快行军速度,扔掉了行李和干粮袋,只留下枪支弹药。部队已有2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既无时间埋锅做饭,也无时间架设电台。现在六纵已经堵住了廖耀湘兵团主力,正在与敌决战。六纵决心死守阵地,绝不让敌人跑掉。”

 

  “黄永胜,好样的!”林彪、刘亚楼看了电报,顿时精神振奋,立即向附近部队下令:“以最快速度向六纵靠拢!”

 

  此时,六纵犹如万吨水库的闸门。因其恰恰阻在廖耀湘退往沈阳的要道之上,国民党队伍一批接一批地涌来,新3军、新1军接踵而至。六纵与不断到来的敌军主力激战了一昼夜,直到27日凌晨4时,五纵和十纵纷纷赶到,廖耀湘兵团再次乱成一团。

 

  过了不久,二纵、三纵等部队也从后方杀了进来。廖耀湘惊慌失措,一路逃到新1军30师的师部,立刻呼叫各军军长向他靠拢。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6军军长李涛、71军军长向风武等人先后来到。被打散的兵团指挥部官员也陆续前来会合。这些残兵败将聚在一起,廖耀湘焦急万分地命令道:“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力争尽早突围。”随后即匆匆乘车赶往新6军新22师,临走时只是命令潘裕昆指挥新30师就地抵抗。

 

  但廖耀湘已无法挽救大局了。整个兵团已被撕得七零八碎。

 

  10月27日,林彪命令各纵队向廖耀湘那些早已溃不成军的部队发起最后决战。各纵队马上下达指示:暂时先不要睡觉和休息,要将敌人一举清扫干净,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追。

 

  从此时开始,战斗的场面完全改观了。战场上已经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各纵队的建制也乱成一团。野战军人员个个上阵,抓俘虏、缴武器,忙得不可开交。甚至宣传队员、医生护士、炊事员也全都走上了战场。国民党军已全无斗志,只要有人让他们投降,他们就一点都不会反抗,五纵的一个侦察科长只身就俘虏了新6军169师的一个炮营,在几个侦察员的帮助下,押回来400多俘虏。

 

  当晚17时,林彪向毛泽东发出了告捷电报: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已全部被包围和击溃。现我军已俘敌数万,目前正在扩大战果中。

 

  到10月28日早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基本结束。这片大地上,硝烟散去,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除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3军军长龙天武带少数残部逃出重围、去了沈阳外,其余官兵全部被消灭,廖耀湘也于11月6日在黑山西南的中安堡被俘。

 

  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出后,独坐在沈阳的卫立煌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清楚地知道,这种命运正在向自己走来。

 

  硝烟尽散,唯见蓝天

 

  1948年10月27日,当卫立煌得知廖耀湘全军溃败,就再也坐不住了,他紧急打电话给杜聿明:“现在沈阳怎么办?”

 

  杜聿明此时正在北平,也急得不知所措:“先等一等,我们正在商量对策,马上就会有命令下达的。”

 

  “谁还能等下去?廖耀湘十万大军,其中新1军和新6军都名列五大王牌军之中,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卫立煌嚷道。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一会给你回电话。”杜聿明匆匆挂断了电话。

 

  此时,蒋介石同样陷入一片茫然。见了杜聿明后,他在屋子里转了半天才说道:“如果现在用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往营口登陆,再北上接应廖耀湘撤退,你看怎么样?”

 

  杜聿明摇头:“调动军舰到葫芦岛,要两三天的时间,从葫芦岛运兵到营口又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在这一个星期内,如果廖耀湘还值得救援,那他自己也可以打到营口了。”

 

  蒋介石点了点头,愁容满面。

 

  杜聿明继而说道:“我看廖耀湘已经没有指望了,当务之急是尽快撤出营口的部队,沈阳的部队现在同样危险。”

 

  “好吧,”蒋介石无奈地说,“你先去沈阳部署防务,把所有部队都交给周福成,让他一定要死守沈阳。我马上叫桂永清派军舰去营口。”

 

  “那卫立煌呢?”杜聿明问。

 

  “哼!”蒋介石未作答复,“时间紧急,你马上行动吧。”

 

  而在杜聿明还没有返回的时候,林彪的大军早已逼近沈阳。

 

  在围歼廖耀湘的战斗尚未结束时,林彪就在考虑下一步的计划。在林彪看来,最紧急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必须抓住沈阳守军,廖耀湘的灭亡必促动他们加速逃跑;另一个是必须夺回营口,那里已是东北国民党军的唯一外逃出口。而这两件事的关键是营口,营口的失守祸患无穷。

 

  早在10月18日,毛泽东就在电报中告诉林彪:“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在此后几天里,毛泽东多次催促林彪调梁兴初的十纵、钟伟的十二纵去占领营口。

 

(5)

但由于形势的变化,林彪只命钟伟迅速南下,转令梁兴初死守黑山,同时派出参谋处长苏静去指挥距营口最近的辽南独立2师以切断沈阳守敌南下之路。后发现廖耀湘已无力南下,转而又调独2师北上,参加围歼战斗。

 

  不想,就在此时,处于新民一带的刘玉章带着国民党52军于10月23日迅速南窜,次日黄昏便占领了营口。

 

  毛泽东得此消息后,大为不满,于10月25日严厉地批评了林彪:“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次发电指出后,又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这是一个不小的失招。”

 

  林彪只好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命令钟伟的十二纵加快行军速度,直下营口。但由于铁路已被破坏,钟伟只能靠步行前进,根本无法加快速度。

 

  为此,林彪急得直上火,在围歼廖耀湘之战尚未完全收尾时,于10月27日急令七纵、八纵和九纵渡过辽河,立即奔往营口,并命令其余纵队结束围歼战后,马上进攻沈阳,不让卫立煌南逃。

 

  可刘亚楼看着林彪的命令,又看看标得“乱七八糟”的作战地图,不禁满脸苦笑。

 

  在围歼廖耀湘的战斗中,由于各纵队大幅度地穿插渗透,建制也乱成一团,在追击敌人时,就已是师、团各自为战了,有的甚至一个排、一个班组成一个战斗团体,战斗结束后,上级找不到下级,下级也找不到上级。

 

  “现在部队建制大乱,可能几天都无法完全复位。各级指挥员甚至连命令都无法下达。”刘亚楼说道。

 

  林彪独坐不语,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不动声色地说:“乱就乱吧,马上下一道总命令,全军向沈阳前进,命令能传到哪一级就传到哪一级,互相转告,不必集合,现在驻在哪里就从哪里出发。”

 

  “这是一个好方法。”罗荣桓道,“可以组织一个向导队,沿路指示方向,另外,让宣传队也承担起传达命令和指示方向的任务。”

 

  林彪的命令一下,辽西大地顿时热闹起来了。敲锣打鼓的宣传队涌上街头、大路,扯着嗓子四处呼喊:“解放军同志们,上级有令,立即出发,开往沈阳,不必集合,沿途看路标。”

 

  丁丁冬冬的锣鼓声和宣传队的呼喊声唤起了正在寻找上级的各个分队。他们听到消息后,立即启程,涌向大路。就这样,在辽西的各条大路上,浩浩荡荡,成千上万的大小纵队齐指沈阳城。不少纵队反而在行军的路上得到上级消息,逐渐归建了。

 

  但在他们尚未到达沈阳的时候,战斗已经在沈阳打响了。

 

  10月29日,从长春南下的钟伟十二纵已接近沈阳近郊。他们一路势如破竹,连克铁岭、抚顺、本溪等地,同时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沈阳。

 

  沈阳城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命。卫立煌也顾不得许多了,他匆匆将沈阳防务交给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于30日下午乘汽车赶往机场。

 

  这个时候,机场上已挤满了想要逃跑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吵吵嚷嚷,乱作一团。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有两架运输机停落下来。卫立煌、潘裕昆、龙天武等人忙冲入机中,机场上立即一阵骚动。人们你争我挤,拼命往飞机上爬,卫立煌的副官把住舱门,爬上来一个就踢下去一个,但被踢掉的人却从不气馁,从地上站起身继续往上爬。还有一些人干脆爬上飞机翅膀,赖着不动。

 

  但卫立煌也顾不得这些了,他强令飞机起动。一阵引擎声响,飞机抖动起来,攀着飞机的人们纷纷落地。直到此时,他们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已没有希望了,于是机场之上一片怒骂声。正是在这种“热烈”的场面中,卫立煌终于飞上蓝天,奔往葫芦岛方向。

 

  此时,沈阳城四周已经枪声不断。卫立煌暗暗庆幸自己终在关键时刻获得了自由,未想到蒋介石早就看中了他这只替罪羊。卫立煌落地没几天,蒋介石就要他负起东北失败的责任,叫喊着要枪毙了他,后又将他撤去一切职务,软禁家中,直到蒋介石被逼下野,代总统李宗仁才将他放了出来。

 

  卫立煌等逃离沈阳后,周福成于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沈阳防御问题。当时沈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还有53军两个师、207师两个旅、新l军1个师、4个守备纵队等共计14万人。周福成要求各部队同心同德,固守待援。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一片反对,长春、锦州相继失守,谁援助了?待援就是等死。甚至有人当场表态,这个仗不能打了,干脆投降算了。周福成破口大骂,怎奈人心已难以挽回。会刚散,各级将领就开始自寻门路,与解放军接洽起义之事去了。

 

  10月31日,李天佑的一纵和刘震二纵主力部队消灭了新民、巨流河的敌人后,也抵达沈阳城下,与钟伟相遇。11月1日,三个纵队合力发起进攻,从沈阳西北进入铁西区。除了207师顽固抵抗、被彻底消灭外,其余各部几乎都是束手就擒。

 

  守城的130师、53军以及新1军暂53师等部队都纷纷与解放军联系,要求起义。尚未等林彪答应,他们已把周福成软禁起来了。

 

  解放军后续部队进入沈阳后,所到之处,国民党兵纷纷打着白旗,摆好枪械,坐在原地,等待接收。大街上听不到枪声,没有混乱,老百姓都涌出户外,热烈欢迎解放军。

 

(6)

二纵6师的一个连长黄达宣带领队伍走到“世合公”银号门前时,发现那里聚集了不少国民党兵,或坐或躺,毫无抵抗的意思,手枪扔了一桌子。黄达宣问他们当官的在哪里,有人往楼上指了指。黄达宣小心翼翼地走上楼去,正碰到一个中等个头的汉子从房间里走出来,见来了解放军,便说道:“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商量投诚事宜。”

 

  黄达宣根本不知道周福成就是第8兵团的总司令,是目前留在沈阳城中的最高指挥官,反倒觉得这个人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先跟我走吧。”就这样,周福成被一个一点也没拿他当大人物的连长给俘虏了。

 

  到11月2日,沈阳已全部解放。在整个东北大地上,只有营口还有一点后续工作没有处理完。

 

  七纵、八纵和九纵从黑山一带渡过辽河之后,日夜兼程,急行前进。10月30日下午,九纵先头部队首先到达营口北郊的石桥子,开始了扫清外围的战斗。

 

  当夜,在营口海面上,开来了国民党海军的两艘炮舰,他们告诉正在焦急盼望着的刘玉章,因为炮舰无法进入码头,必须得有船只从海岸往炮舰上运输才行。有一个天津商船队,正在葫芦岛卸货,马上就到,52军可坚守阵地,等待救援。

 

  见有了生路,刘玉章立即精神振奋,令52军死守营口。

 

  10月31日,詹才芳率九纵主力也赶到了,正欲布置进攻,国民党52军却以攻为守,乘九纵远来疲乏,立足未稳,连续发起多次冲锋。九纵因渡河和急行军,把重武器都留在了后方,面对敌方强大的火力,只好后撤一步。

 

  11月1日上午,接应52军的国民党船只开进营口港。刘玉章下令登船,各路人马发了疯一样,把每条船都挤得飞不进一只苍蝇。由于人员混乱,拥挤不堪,船队迟迟无法开动,等到基本稳定后,正值退潮,又必须要等到2日早晨才能出海了。

 

  此时,九纵与随后赶到的辽南独立2师发起了对营口的进攻,直杀入营口市区。刘玉章眼见不好,怒吼着让留守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主动反攻,强力阻止野战军进入港口。

 

  到3日早晨,潮水再起,国民党船只慢慢驶离港口,向海上的炮舰靠拢。这个时候,九纵与独立2师已经攻到了港口之内,立刻在码头上架起大炮,向逃离的船只猛烈轰炸。一艘满载3,000多敌人的轮船当即被击中起火,引起剧烈爆炸。其余部队约有1万多人则在刘玉章的带领下乘炮舰逃往海上去了。

 

  沈阳和营口的解放,宣告了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在这次历时52天的大决战中,东北野战军共消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

 

  蒋介石丢掉了东北,自是垂头丧气,随后于11月9日到12日,先后命令锦西、葫芦岛和承德的国民党军分别从海上和陆路撤入关中,东北获得了全境解放。

 

  早已疲惫不堪的野战军战士们无不露出喜悦的笑容。他们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了。

 

  11月3日,林彪向东北野战军下达命令:各部队休整一个月,第一个星期内不出操、不上课,主要开展文化和娱乐活动。但切戒太平、享乐和保守的观念,我们目前获得的只是局部的胜利,我们还要继续为解放全中国的胜利而战斗。

 

  东北大地终于散尽硝烟,恢复了平静。战士们坐在辽阔的草场上,仰望天空,扑入眼帘的正是那碧蓝碧蓝的天空。

 

  此时,一路撤出葫芦岛的杜聿明已跑到了北平。这位当年在东北大地打响第一枪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今又成了最后退出的人。

 

  幕,是他拉开的,现在,又被他拉上了。历史有时也真会捉弄人。

 

  杜聿明眼睁睁地看着“青天白日”旗在葫芦岛消逝,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他输掉了东北。

 

  但他却输得心服口服。

 

  在北平,他一见傅作义便说道:“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他稍作停顿,“估计林彪休整之后,必然大军南下。仁兄,你肩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傅作义默不做声。他刚刚看过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以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

 

  “是的,”傅作义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和杜聿明说话,“东北共军,不久之后,必将南下。”

 

  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早在沈阳尚未解放、辽沈战役还在尾声之时,东北野战军一部分兵力11万人,已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于10月29日在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的率领下,组成入关作战先遣兵团,披着辽沈决战的硝烟,迅速地开向了冀东地区。

 

  铁马冰河已入梦。

 

  只是梦中的人,此时未醒。

第三卷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

第一章 猛虎出山,跨越长城秘密入关(1)

新的作战目标:华北

 

  庆祝辽沈大捷!

 

  喜迎东北解放!

 

  在石家庄西北平山县的西柏坡,空气中处处回荡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喜庆。树干上、院墙上,到处可见鲜红的标语。

 

  艳阳高照,灿烂的阳光为整座山村镀上了一层金边。毛泽东站在村边高地上,眺望着远方,在绵延的崇山峻岭中,太行山隐隐浮现。

 

  自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陕北到达华北以来,形势已经越来越有利了。蒋介石的五大战略集团:东北卫立煌集团、华北傅作义集团、西安胡宗南集团、华中白崇禧集团、徐州刘峙集团经过辽沈决战,卫立煌已全军覆灭,如今淮海战役正在展开,刘峙集团已经岌岌可危。

 

  毛泽东想起了九月会议上确立的战略任务:“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会议之后,人民解放军立即迎来了一个“开门红”。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主动发起济南战役。经过8昼夜激战,攻克济南城,歼敌10万余人。惊得美国人都在高叫:“济南的强攻战,已显示共军强大到足以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的任何城市!”

 

  但更为出乎美国人意料的是,济南战役只是个开头。随之展开的辽沈战役愈发波澜壮阔,人民解放军仅用52天时间即已消灭了蒋介石在东北的全部力量,合计47万余人。

 

  一度坚决支持卫立煌的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得知此情,叹息良久,默默地说道:“满洲和它的30万左右最优秀的军队的丧失,是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打击。就我看来,军队的丧失是最严重的结果,这实在是国军死亡的开端。共军增添了有36万人的军力,现在可以自由行动,进攻关内,对华北因此不可能有任何保全的希望。”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随后悲观地说:“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民党政府之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东北的失败是“国民党最后一连串军事失利的开始”。

 

  “歼敌正规军500个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可能提早一年完成”。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展望着新的形势,说:“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在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态势。七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现已不足300万人,我军则已增至300万人。”

 

  “现在是解决华北傅作义集团的时候了!”毛泽东抛开手中已熄灭了的烟头,回到村子里去了。

 

  远远地,周恩来正在迎接着他。

 

  见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毛泽东知道又有新消息了。

 

  “主席,刚收到的电报。”周恩来果然汇报了新情况:“现在,蒋介石已经离开北平。他把华北一切大权都交给了傅作义,允许傅作义扩兵20万。另外,据绥远地区的消息,那里各村都成立了筹备粮草委员会,作好了迎接傅作义的准备。”

 

  “看来傅作义也已经开始准备了。”毛泽东笑着说:“走,屋里谈。”

 

  毛泽东铺开一张大地图,弯下腰去认真地分析着华北的形势。看了一会儿,他终于直起身来,点上一支烟,吸了两口,缓缓地说道:“根据近几日来的可靠消息判断,傅作义在当前形势下,不外乎三种选择:一是坚守北平,二是南逃,三是西窜。”

 

  “看来傅作义暂时还不想走。”周恩来说:“蒋介石一定不会甘心不放一枪就走的。”

 

  “但是我们可不能大意了,”毛泽东来回走了几步,深思着说道,“华北有50多万敌人,不管跑到哪里,将来都会对我们不利。我们必须把他们就地歼灭。”

 

  “可是光靠华北野战军,消灭傅作义可不是一件易事。”周恩来接着说道。

 

  毛泽东点了点头:“是啊。华北野战军虽有40万人,但现在正在两处作战。徐向前的第1兵团3个纵队约15万人,正在包围太原,难以回战平津地区。杨得志的第2兵团和杨成武的第3兵团共6个纵队只有20多万人。”

 

  周恩来走到地图前:“傅作义现在有48个师,除去在归绥和大同有7个师作防守之外,余下的41个师全在以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4个点为枢纽的狭长交通线上,长度大约有600公里。傅作义的想法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南逃或西窜。”

 

  “所以说,要想达到就地歼灭华北之敌的目的,就只有林彪提前入关,两部野战军合力分割包围敌人,然后再各个加以歼灭。”毛泽东停顿一下,缓慢地又说,“可是林彪马上入关有困难……”

 

  此时的林彪正在东北休整。

 

  1948年11月16日,他接到了毛泽东征询提前入关意见的电文。他知道这实际上是毛泽东让他尽快动身入关。

 

  但在此时,林彪确实遇到了困难。

 

  虽然在10月下旬,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直接威胁西柏坡之时,林彪可以立即调动正在战场上的第2兵团程子华部星夜入关。但现在情况却有所不同了。

 

  东北解放后,野战军战士中产生了很大的思想波动。许多东北籍战士不愿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同时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赢来了家乡的解放,不愿再远涉他乡参加战斗了。而大量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兵补充进各个部队进一步加大了野战军中的思想混乱性。这些都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作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另外,冬季已经到来,部队的冬大衣、棉帽、棉鞋还没有下发。

 

(2)

林彪在着急。

 

  毛泽东更着急!他又收到一个新情况:傅作义11月4日至6日在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回到北平后,他立即派一名副官,陪同他的夫人和几个孩子去了重庆。

 

  毛泽东皱紧眉头,南京军事会议的内容和傅作义送夫人去南方的真正意图,虽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举动都跟傅作义即将在北平采取的行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思索许久。“林彪一定要提前秘密入关,具体时间可于21日或22日出发,东北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3处敌人,不让其逃跑。”他下定了决心:“至于北平方面,为稳住傅作义,命令徐向前停攻太原,以免过早攻下太原使傅作义感到孤立,刺激他早日逃跑;杨得志也暂时不要攻击保定了,不能过早地惊动傅作义,只留下少量部队作包围监视即可。”

 

  11月18日18时,毛泽东向林彪发出了第三封促其入关的电报。在这封电报里,毛泽东改变了商量的语气,而变成了命令式的: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

 

  林彪拿着毛泽东这几封充满焦急的电报,再也坐不住了。罗荣桓和刘亚楼也若有所思,三人默默不语。

 

  “我看,不管多大的困难,还是以大局为重。”罗荣桓终于试探性地先开了口。

 

  林彪没有应声,只是站起身来,走了几个来回。他看了看罗荣桓,又看了看刘亚楼,随即又转过身来,返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如同自言自语似地说:“立即动手,准备出发!”

 

  毛泽东及中央的决定使得林彪不敢再多加推脱。他立即答应马上准备入关,但鉴于实际困难,恳请推迟一天启程。

 

  当天,毛泽东接到了林彪等三人关于东北野战军入关计划的报告:“东北野战军决定暂时以玉田及其东西两侧地区为目标,向冀东前进。并计划取道两条平行路线分头前进,北路将经由义县、沈家台、达子岭、孤山子、喜峰口、遵化等地;南路则过锦州、边门、青龙、三岔口、建昌营。鉴于诸多困难,各路部队可能比军委要求的时间推迟一天。南路先头部队为锦州之第三纵队,北路先行者为义县之第五纵队,各纵均于23日黄昏出发,在沈阳之部队则于24日黄昏出发。各部都将采取夜行晓宿原则,迅速秘密前进。”

 

  “好!”毛泽东兴奋地答应了:“东北野战军即将动身,我看我们可以先在西线做一些文章,既可以拖住傅作义,又可以掩护林彪秘密入关。”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拖住傅作义呢?

 

  要知道,傅作义在国民党军将领中绝非无能之辈。朱德就说过:“在作战上,他学了日本人的一些办法,也学了我们的一套,所以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

 

  但不好打不等于没办法打。毛泽东再次点起一支香烟,在烟雾弥漫之中,一个完整的计划正在渐渐形成。

 

  傅作义另有小算盘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人。早年从军,在阎锡山手下任职。1924年参加北伐时,曾因率部坚守涿州城长达三个月之久,一战成名。后升任第3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抗日战争时期,数次率部与日军血战,多有建树。特别在1940年发起的五原战役,一举击毙日军绥西警备司令水川一夫中将。五原大捷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区第一次收复失地,国民党政府因此特授予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结束时,傅作义担任了第12战区司令长官。曾有的赫赫战功膨胀了他的狂傲之心。在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年,他曾十分嚣张地通电全国:“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愿意为毛泽东执鞭牵马。”

 

  蒋介石对傅作义的作为极为欣赏,再加上手下可用的有才之将寥寥无几,很快就下决心把挽救华北危局的大任交给了傅作义。

 

  1947年11月,在解放军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之后,蒋介石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把华北的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北平、天津等五省两市的军政大权全盘推给了傅作义。不久以后,为了进一步统一军权、统一指挥,蒋介石索性把北平行辕也撤销了,把华北地区所有的国民党中央军及青年军、交警总队等统归傅作义指挥。

 

  作为非蒋嫡系将领的傅作义,能够受此重用,在国民党军队史上,可谓是破天荒的大事。一贯善于听风嗅味的国民党御用文人们马上大做文章,把傅作义吹捧到了天上,把他比作是当代的曾国藩,曾国藩曾经“中兴清室”,傅作义也必将中兴国民党的大业。

 

  傅作义自然对蒋介石感激涕零。为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甚至一改以往用兵谨慎的作风,开始疯狂地向解放区进攻,竭力寻找华北解放军主力决战。为此,他将自己的王牌部队第35军编为摩托化部队,加上新编骑兵第4师及炮兵部队,合编为机动兵团,作为自己的进攻利器。

 

  未料这个机动兵团却并非如其所想的那样锋利。1948年1月,35军进攻到涞水附近,遭到了解放军歼灭性打击,军长鲁应麟兵败自杀。这一事件如一盆冷水迎头泼在了傅作义那狂热的头顶上,他在悲痛得几昼夜寝食不安之后终于渐渐地清醒了。

 

(3)

所以,当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傅作义早已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狂热。

 

  参谋总长顾祝同站在那幅巨大的军事地图前面,满面忧虑地介绍着国共双方态势。“林彪匪部百万之众下一步必将开进华北,华北国军首当其冲。当务之急是迅速决断华北国军的行动方略,是原地固守,还是避敌锋芒,撤出现地以求保存实力?”在情况介绍即将结束之时,顾祝同终于把这个难题抛了出来。他看了看蒋介石,蒋介石却正在看着傅作义。

 

  傅作义的脑子里正在飞快地选择着自己将要采取的态度。他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处境: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只有42个师,连同地方保安部队将近50万人。其中还有22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重大决定面前不能完全听从自己的指挥。这样的实力如果只是用来对付聂荣臻的40万大军还有可能,如果去与聂荣臻和林彪两支大军相对抗,却只能是笑谈。所以,唯一的出路是撤离华北。可撤出华北又要往哪里去?南撤跟着蒋介石走向最终的毁灭?还是西撤回绥远另作打算?

 

  正想到这里,蒋介石终于开口说话了:“傅将军如果认为平津难保,可以率部撤往江南地区。有关事宜我已经替你作好了安排。”

 

  在座的国防部长何应钦立即插话说道:“是的,总统已向国防部下达部署,准备宣布傅作义上将为东南军政长官的命令。本部正在会同有关各方着手准备启动海陆运输力量抢运华北大军南调京沪。”

 

  傅作义对这一消息早有耳闻,也早有准备。他故意略加思考,然后慷慨激昂地起身说道:“多谢党国关照,但是我有疑义。我们华北拥有50万大军,不经决战便弃守平津重镇,那么,我们的军队还有何威严所在?又如何向国人交待?”

 

  一听此言,蒋介石心中暗喜,却故作沉默之状。在座所有人都未敢轻言,空气在这一瞬间凝固了起来。片刻之后,蒋介石终于启口说道:“宜生果真有把握和信心固守平津?”未待傅作义回答,他进一步试探道:“我知道宜生乃守城名将,当年以一个旅守涿州孤城长达三个月之久,张作霖父子率数万之众围攻却奈何不得。现在华北虽有50万大军,可共匪同样实力强大。若华北能够支撑半年,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重振军威。到那时,宜生之功,将千古难没。”

 

  傅作义应声道:“委员长放心。我建议在天津、塘沽之间构筑60公里的弧形阵地,再于平津之间建立连绵不断的碉堡群,全军上下,积极备战,以主动姿态伺机进攻。林彪在东北经过近两个月的恶战,元气大伤,非经三四个月的休整不可能再起攻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构筑防御工事。一旦林彪入关,利则战之,不利则从容南撤。我想,固守半年应无大碍。”

 

  蒋介石闻声站起:“好,宜生实乃党国栋梁!”

 

  散会之后,蒋介石兴奋仍在。他暗暗想到:只要傅作义再次发挥当年守涿州时的才华,守住平津半年,拖住华北和东北共军,国民党军队在江南重整武装就会赢得足够的时间。特别是在眼下徐蚌会战已拉开帷幕的情况下,守住华北更为事关重大。

 

  跟蒋介石一样,此时的傅作义也在心中暗喜。他庆幸自己的一番慷慨陈词居然蒙住了所有的国民党将领。他当然不是想固守平津,他清楚地知道,只要林彪一入关,华北失守势在必然。但他有自己的算盘。

 

  从华北的兵力部署上就可以清楚看出傅作义的真实想法。他将蒋介石嫡系的22个师摆在北平、天津、塘沽一线,却将自己的20个师摆在北平、张家口至绥远一线。这条长达千里的“长蛇阵”大有奥妙。一旦东北解放军入关,蒋系军队首当其冲,在最前线抵挡,而傅作义自己的军队则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溜回绥远。

 

  所以,傅作义自称要固守平津,只是拒绝南撤到蒋介石的掌心之中。目前,南京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他又怎么会在此际远离家乡直下江南、等着蒋介石将自己的军队肢解和吞并呢?

 

  当然,按照傅作义老谋深算的功力,他的算盘还不仅仅这么一点。要求固守平津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可以捞得更多的美援。早在1948年的春天,美国政府采纳了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决定直接将大批援华军用物资交给傅作义,以帮助他守卫平津,如果此时傅作义南撤,那么,这批美援只能成为泡影。从7月份第一批价值1,6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运抵天津时起,大批量的美国军备物资正在源源不断地抵达天津港口。听着那一声声令人振奋的汽笛声响,傅作义怎肯弃之不顾?况且在绥远那片地旷人稀、物资匮乏的荒凉地带,不把美国人的装备捞足,又哪来的本钱保住他的绥远老巢?

 

  夜,渐渐地寂静下来。傅作义坐在窗口,透过玻璃窗望着漫天的星斗,国民党的前途让他忧心忡忡,但想到自己的排兵布阵,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他回想起刚才会议上的最后一轮争吵。这轮争吵是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挑起的,这位被称为“小诸葛”的公认“军事天才”,居然满腔怒火地拍案而起,大声说道:“国军的处境人所共见,我们现在的选择决不是守,更不是撤,上上之策只能是与共产党议和。”

 

  白崇禧慷慨激昂几句话,顿时语惊四座。大多将领怒言反击。白崇禧却是满面忧虑:“你们这些只有匹夫之勇的沉睡之人,当前东北共军尚未入关,平津依然在我之手,徐蚌一带几个兵团仍可坚持数日。这是天赋我等的最后时机了,倘若再过几月,我等就只有坐以待毙了。”

 

(4)

纷纷杂杂的争吵之中,蒋介石一言未发,忧虑同样像阴云一般笼罩着他。

 

  蒋介石的忧虑给傅作义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蒋委员长很快也就自身难保了,傅作义暗暗摇头,看来这个“小诸葛”的确见识非凡,可惜他当着委员长的面谈起议和之事,岂不是惹火烧身吗?

 

  飞机平稳地穿过云层,从南京直抵北平。傅作义紧闭双眼,脑海中却在不断翻腾。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他一面回想着白崇禧在会议上的发言,一面回想着近几年从大女儿傅冬菊那看到的一些共产党的书籍,特别是毛泽东的那本《论联合政府》。

 

  回到北平,傅作义终于下定了决心,悄悄找来几位亲信:“我以前一直希望跟随着蒋介石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现在发现这条路也许是走错了。共产党主张搞联合政府,我越来越觉得这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我打算凭借着在冀、察、绥三省的实力参加共产党的联合政府。请你们设法与中共秘密联络,将我的意见转给毛泽东。”

 

  但这些亲信几经周折却无法与西柏坡取得联系,傅作义一筹莫展,忽然想到了他的大女儿傅冬菊。自从傅冬菊从天津大公报社调到北平后,为他提供的有关共产党的政策信息越来越多,她肯定与共产党有联系渠道。

 

  傅作义没想到的是,傅冬菊早就是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了。她从天津调到北平正是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目的就在于进一步作傅作义的工作。早在1943年,傅冬菊在重庆见到当时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时,周恩来就曾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过:傅冬菊,你可以做做你父亲的工作嘛。

 

  所以,多年来,傅冬菊总是通过各种机会作父亲的工作。现在,傅作义心中着急,也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了,只好问自己的女儿:“你一定有和共产党联系的方法,看看能不能让我和毛泽东联系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可以帮你问一问。”傅冬菊说。

 

  “好,尽快。”傅作义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于是,傅冬菊紧急找到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的书记佘涤清。二人商量后,决定帮助傅作义传递相关消息。

 

  傅作义得知傅冬菊有办法将自己的想法传递给毛泽东,终于面露喜色:“我要给毛泽东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毛泽东先生钧鉴,为了保护北平的古迹,为了北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愿与贵党贵军开始和谈。盼能派南汉宸先生来北平谈判。我现在仍能控制50万军队、200架飞机……”

 

  口述完毕,傅作义特别叮嘱女儿:“这件事一定要办好!”

 

  电报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看来傅作义还是心存幻想。《论联合政府》是针对1945年初时的形势而写的,那时共产党的实力还相对较弱。”毛泽东用指头敲着电文说道,“今非昔比了,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傅作义想凭借实力在国、共两党之外,以第三者的身份参加联合政府,这未免太不合时宜了。我看不用回复他,让他自己再清醒清醒。”

 

  由于毛泽东久久没有回音,傅作义不禁心中焦急。但他也绝不会傻等着,早在作出这个决定之时,他就作好了两手准备,一面加紧与共产党联系,另一面也在不断加强兵力部署。没有实力作后盾,如何在和谈中达到自己的要求?傅作义非常清楚这个谈判规则,只不过他太高估自己的实力了。

 

  为了彰显实力,抗衡华北,傅作义大范围地征集民工抢修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等地的防御工事,并扩充兵力,征购粮食,催促美国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同时,又先后将驻守在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第13、第101、第86、第87军等部撤出,集中防守在平、津、张等战略要地。

 

  傅作义自恃手中兵强马壮,解放军一时对他无可奈何,以为目前局势虽然严重,但其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到华北的生存。华北解放军的3个兵团正在分散作战,自己的兵力与华北解放军相比仍然占有优势。只要东北野战军不入关,单是华北解放军对其构不成致命威胁。东北解放军经过50多天的连续作战,没有四五个月的休整补充是不能入关作战的。在此期间,他完全可以坐观局势之变。

 

  这一次,傅作义真的是想错了。

 

  关山渡若飞

 

  就在包括傅作义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高层人员都认为林彪必须在东北休整几个月后才可能入关作战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已整装完毕,星夜南下了。

 

  东北虎下山了。

 

  1948年11月23日,是东北野战军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10个步兵纵队和特种兵部队共计70余万人,随军民工15万人,火炮千余门,坦克、装甲车40余辆,汽车3,000余辆,大车8,000余辆,战马10万匹。这支浩大的队伍在这一天告别了他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光明的东北大地,为了更多人民的翻身解放,再踏征途,奔往华北。

 

  三年前,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11万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2万多党政干部,从关内各解放区经陆海两路挺进东北。被毛泽东誉为“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这支来自五湖四海的10多万骨干力量,就像撒在黑土地里的种子,经过三年的发展和成长,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所有力量,解放了东北全境,自身也迅速发展成一支拥有100余万人的强大战略机动力量。如今,这支大军就要回师关内了,其气势之宏伟、场面之壮观,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5)

但更为空前的是,这支大军必须要隐蔽身份,悄然进军。要给傅作义一个绝对意想不到的“大惊喜”。

 

  夜幕降临了,万家灯火与星光互映,远远地传来一阵阵锣鼓声和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为了迷惑国民党的耳目,各地的庆功活动仍然如火如荼地展开着。而野战军的战士们望着这片深情的黑土地,含着泪水,幸福地挥着手,各自在心中默默地向家园告别。

 

  悄悄地,我们走了,正如我们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作别天边的云彩。

 

  在锦州金城堡,三纵司令员韩先楚看了看手表,回身问道:“各部队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身边人答道。

 

  “传令各部队,立即出发,注意隐蔽。”韩先楚挥了挥手。这支南路先头部队兵分左右两路率先踏上了入关的征程,飞速插向冀东地区。

 

  11月30日拂晓,三纵抵达长城脚下,走冷口过长城,于12月1日到达建昌,4日西渡滦河,奔向丰润、玉田地区。南路其他部队也紧随而至。十纵在司令员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的带领下,于北镇地区出发,于12月5日到达建昌;九纵在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带领下,从牛庄出发,12月4日抵江家屯;八纵在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邱会作带领下,从海城一带出发,于12月4日到达锦州;二纵在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带领下,从沈阳、马三家子等地出发,于12月4日进至新民附近。

 

  北路的先头部队是五纵,这支英雄部队在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刘兴元带领下,11月23日从彰武、阜新、义县等地出发,经喜峰口入关,于12月5日抵遵化地区;六纵在司令员洪学智、政治委员赖传珠带领下,分两路过长城,直奔遵化;七纵在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带领下,由鞍山、辽阳出发;一纵在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带领下,由沈阳出发;十二纵在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带领下,从沈阳附近出发,都正在赶往河北的途中。

 

  与此同时,第1兵团指挥机构在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的率领下,11月23日从沈阳乘汽车出动,12月7日到达蓟县附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东北野战军指挥部也于11月30日由沈阳乘火车出发,于12月1日抵阜新,又改乘汽车于7日晨到达蓟县以南10公里的孟家楼。这里距北平、天津、唐山各90公里,是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的最佳驻地。

 

  林彪一行到了孟家楼之后,大部分部队由于夜行昼伏、绕道入关,还远远未到指定地点。

 

  此时,由于山海关以北的山地以及从平泉到遵化的路上本来就人烟稀少,东北野战军连日来大批军队长途南下,已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喷着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开始日夜沿途轰炸。另外,傅作义自11月27日起已将驻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军队回撤到平津唐一带。在此前提下,林彪改变原定计划,命令所有部队改为昼间行进,部分滞后部队可直接取道山海关,抄近路迅速进入华北。

 

  新命令下达后,各部队明显加快了进军步伐,到12月20日止,所有部队全部抵达预定目的地。

 

  由于东北野战军不再隐藏行踪,沿途受到东北人民的热烈欢送和华北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大军所过的村庄道路两旁,摆满了苹果、花生、红枣和茶水,所到之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干部、战士每到一家,房东都早早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在部队经过的沿途,各地区人民政府早已准备好大量的粮食、柴草、油盐、肉和蔬菜,修好了道路。在山海关城楼上,几十面红旗迎风招展,“千里行军真铁脚,进关杀敌是英雄”的巨幅对联,高挂城门两旁,不见边际的人民群众夹道欢呼。

 

  当林彪将东北野战军已全部抵达指定地点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时,毛泽东不禁频频点头:“好,好啊,现在我们就可以做大文章喽。”

 

  由于下一步的战役展开将是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2和第3两个兵团与部分地方部队共同进行的,为了便于组织与指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项重要的组织决定,即组成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1949年1月10日,中央发出通知:“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

 

  而在此之前,东北野战军刚一动身入关,杨成武部队就已和傅作义打得天昏地暗了。

 

  炮火声正震得华北大地瑟瑟发抖。

 

第二章 段斩长蛇,落霞残照五座孤城(1)

张家口突现奇兵

 

  1948年的11月,华北大地上已覆盖了一层茫茫的薄雪。凛冽的朔风从塞外吹来,掀起阵阵白尘。傅作义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火炉里正呼呼地吐着火舌,但他的心境却愈发寒冷起来。在淮海前线,解放军已经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也危在旦夕。显然,华北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了。也许如此寒冷的天气里,林彪不得不推迟入关的时间了,傅作义这样想。

 

  他确实没有想到,林彪不但没有推迟入关的时间,而且已经提前动身了。随后,在1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连续发出了三道命令:第一,令杨成武指挥的华北第3兵团攻歼柴沟堡和万全等地的敌人,从南面和西面对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以便吸引下花园以东和北平附近的敌人向张家口增援;第二,令杨得志指挥的华北第2兵团,由易县、唐县一带开到紫荆关地区集结,待东进的敌人向张家口增援后,以迅速动作进占下花园一线,切断张家口与北平的联系;第三,令程子华指挥的东北部队先遣入关的第2兵团,由平谷向北平西北的南口、康庄和怀来前进,相机作战。

 

  一张大网已经张开。

 

  毛泽东早已清楚地看到:傅作义作为一个地方主义很浓的军人,解放军进兵平绥,无异在断其膀臂,他绝不会坐视而不顾,必定要驰援。因此,趁机将其主力包围、分割于平绥线上,就既抓住了傅系,又拖住了蒋系;既堵住了傅部西逃之退路,又使傅系不能舍弃其嫡系部队而率蒋系部队南逃;同时,还可以转移傅作义的视线,掩护林彪部队秘密入关。

 

  11月29日,杨成武兵团顺利抵达张家口外围的柴沟堡、万全一带。枪声惊破黑夜,转瞬之间,华北西线炮火连天。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正式打响了。

 

  到30日傍晚,解放军以强猛的攻势先后夺取了怀安和万全。这如潮水般的攻势立即惊慌了张家口的守军。守在张家口的正是国民党11兵团的105军,11兵团司令孙兰峰和105军军长袁庆荣闻知解放军已攻破张家口外围,立即脸色大变。他们一面仓促加固防守,一面紧急向傅作义求援。

 

  此时的傅作义正在紧张地关注着来自各处的风吹草动。忽接孙兰峰急报,顿时吃了一惊。这孙兰峰在傅作义眼中是何等人物?那是傅作义最亲信的心腹部将之一。在傅系军队内部,傅作义以下职位最高的就是董其武和孙兰峰二人了。多少年来,人们一直默认董、孙二人是傅作义的左右膀臂。傅作义几乎所有的战斗,孙兰峰都在其前后同步参与。1933年长城抗战时,孙是傅部第421团团长;太原保卫战时,孙是第211旅旅长;傅作义离开阎锡山投靠蒋介石后,孙兰峰接连升任新31师师长、暂编第3军军长和第11兵团司令官。虽然孙兰峰腿部残疾,但是一贯作战勇敢,并有很强的指挥能力,深得傅作义的信赖。今日,孙兰峰紧急求援,必遇劲敌。

 

  “张家口一丢,就断了我们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火速查明都有哪些共军部队进犯张家口。”

 

  时间不长,情报部门回复:“现林彪部队仍在沈阳一带庆功休整,华北共军第1兵团徐向前部正在围攻太原,第2兵团杨得志部尚在河北曲阳停留,进攻张家口的只有第3兵团杨成武部。”

 

  “这样就好。”傅作义终于略略放松了一下,“我们必须全力保住张家口。”他在北平西郊那间宽敞的“剿匪”总部里踱了几个来回,抓起电话,接通了第35军军长郭景云:“目前张家口地区情况紧急,你立即率第101师、第267师带一个榴弹炮营,乘汽车速往张家口增援,第262师不动,留守北平,怀来地区104军的第258师暂由你指挥,一道西进。记住:要快去、快打,打了快回来!”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军”。从1931年起,傅作义本人长期兼任这个军的军长,直到1942年才将军长一职交给他最亲信的将领董其武。1945年由鲁英麟接手,在1948年初涞水一战中,鲁英麟兵败自杀。这才转到了郭景云手中。郭景云绰号郭大麻子,是陕西长安人,出身贫苦,没读过书,但骄傲狂妄,作战勇敢,是傅作义手下的一员猛将。

 

  接到傅作义的命令后,郭景云出动400余辆美造“大道吉”汽车经过北平南口,星夜西下,于30日下午全部到达张家口。孙兰峰得到援助后,组织起所有力量全力发起反攻。而杨成武的华北第3兵团也乘机将郭景云部一起牢牢地包围在张家口一带。虽然杨成武只有3个纵队8个旅,却围住了傅作义美械装备的八九个师旅,好像是做了一个薄皮大馅的包子,毛泽东运筹的“抓住一批敌人”,“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的设想开始实现。

 

  张家口战斗在不停地进行着,傅作义却再也坐不住了,他要求郭景云快去快回,为何久拖不动呢?12月4日上午,傅作义乘飞机亲自到张家口视察,在连续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显然各部将领对能否守住张家口信心动摇。傅作义一面故作轻松地给大家打气,另一方面只好暗自安排张家口孙兰峰部作好撤出的准备,同时命令郭景云尽快东返北平,不能长期滞留。

 

  傅作义的这一反应早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35军既然已经来了,难道还能轻易返回北平吗?12月初,毛泽东接连向杨得志的华北第2兵团和程子华的东北先遣兵团下达数道命令:必须飞速从南北两面赶赴平张线,隔断平张线上傅作义各部的相互联系。

 

(2)

12月2日,程子华和杨得志分别动身。东北先遣兵团吴克华四纵与贺晋年十一纵从平谷、蓟县地区出发,向西急进;杨得志、罗瑞卿的华北第2兵团,也从紫荆关一带向北飞奔,直插平张线南侧的深度地区。

 

  4日下午,贺晋年带着十一纵率先抵达北平东北部的密云。面对这一处于潮河与白河交汇地的战略要地,程子华决定先取密云,以为后续部队打通道路。12月5日拂晓起,贺晋年部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密云6,000余守敌。守城的国民党军只有一名师长逃回北平。程子华正在心中暗喜,不想这一打密云,却惹急了两个人。毛泽东当头就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你部的主要任务是速往平张线占领怀来、八达岭一带,现在你们已经耽误时间了。傅作义听到逃回守军师长的报告,惊得一身冷汗:什么?攻打密云的是东北的部队?这么说林彪已经入关了?令郭景云火速返回北平,孙兰峰要死守张家口,不能再作撤出的打算!

 

  郭景云接到傅作义电令,立即于12月6日离开张家口,踏上了返归北平的死亡之路。本来,傅作义还要求他带上随他而去的第104军258师,但由于郭景云平素与104军军长安春山结有私仇,便借口汽车已经满载单独东返了。这样,35军共计16,000余人分乘400辆汽车,沿着平张公路蜿蜒5公里,浩浩荡荡地冲出杨成武的包围圈,归往北平。

 

  7日拂晓,35军开到下花园附近,突然遭到了解放军的强大阻击。来者正是杨得志第2兵团的先头部队第四纵队的一个旅。他们已于一天多以前占领了距下花园15公里的战略要地新保安。

 

  35军突遇阻击,只好停下车队,就地反击。只是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解放军以一个旅的兵力对抗郭景云的一个军。郭景云又紧急向北平征调了12架飞机对新保安发起一轮接一轮的轰炸。双方从枪战到肉搏战,直杀到午后,解放军部队只好撤出。

 

  黄昏时分,郭景云全军进入新保安,下令就地宿营。副军长王雷震立即建议:“我们现在不能住在新保安,应该乘着夜路,至少要赶到怀来,先与104军会合,以防不测。”

 

  郭景云看了看正在暗下来的天色,摇了摇头:“这是咱们家门口的路,咱们还怕闹鬼吗?”

 

  没想到,这一晚住了下来,再想走就不容易了。正是因为郭景云耽误了这几个小时,杨得志的部队接连赶到新保安的外围。8日凌晨,35军走出新保安,准备东进,不想激战了一整天仍然难以突围,只好于当夜再次退回城中。

 

  夜色茫茫,杨得志的主力部队终于踏着星光来到了新保安,将整个城池围得水泄不通,35军已成了瓮中之鳖!

 

  安春山的覆灭

 

  35军被困新保安令傅作义焦虑不安。那是傅系部队的王牌,如今困在半途,既无利于张家口,也无利于北平,必须得抢出来。现在只能派104军去作这个重要的工作了。

 

  傅作义知道104军军长安春山素与郭景云不甚和睦,为了安抚安春山,傅作义特别任命他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04军和第16军向西增援接应35军。

 

  安春山也是傅作义的亲信将领,但郭景云平素看不起他,因为他身材较矮,背后常叫他“安小个子”,这一次,郭景云将104军的一个师扔在张家口不管,更是让安春山气愤。接到傅作义的命令后,心中自是很不情愿,几经思考,最后以镇守怀来更为紧要之由派副军长王宪章带领一部分人马西驰援救。

 

  8日晚19时,王宪章带领两个师抵达新保安外围。他经过仔细观察后用无线电话告诉郭景云:“我们准备9日拂晓从东南面向新保安方向进攻,如能与35军在马圈会师,即协力向怀来撤退。”

 

  郭景云闷闷不乐地问:“你们都哪些人来了?安春山那小子来了没有?”

 

  王宪章说没有。郭景云略一沉默,有气无力地答道:“那好吧,就按你们的计划行事。”原来此时郭景云正在气头上,他刚收到傅作义的电报,安春山被任命为“西部地区总指挥”,35军也在其指挥之列,另外更为火上浇油的是,译电员居然将“西部地区总指挥”误译为“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大为不满,堂堂的35军王牌军受安春山的指挥已是莫大的侮辱,今天竟还要让他来收容,35军难道已到了需要被收容的地步了吗?

 

  所以,尽管郭景云在电话中答应照王宪章的计划办,实际上却另有打算。

 

  第二天的天气并不好,连日的阴云仍然沉沉地压在新保安的城头。东方微露黎明的曙光,王宪章已从东南方向发起了全面进攻。北平援助的飞机也在空中嗡嗡作响,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临战场。一时间,枪炮声响,拼杀叫喊,混成一片。主要阵地你夺我抢,血流成河。但大出王宪章意料的是,104军如此奋力进攻,郭景云却并未靠近。

 

  郭景云的35军也参加战斗了,可攻打的方向却是正东。他立志要凭自己的力量杀出血路,拒绝与104军合作。因此,当104军攻到马圈时,35军只在四五公里之外,枪炮声清晰可闻,可就是没来会合。

 

  王宪章眼见得自己的部队伤亡惨重,郭景云却死不配合,只好将情况汇报给怀来的安春山。安春山一怒而起:“这个郭大麻子,都这个时候了,还死硬!”他抓起无线电话接通了郭景云:“无论如何,现在你必须抓住这唯一的良机,果断向马圈方向突围。”

 

(3)

郭景云不紧不慢:“那你先让104军的一个师来新保安接防。”

 

  安春山快气飞了:“新保安是死地,不能防守。我们的任务是向北平集结,如果进去了,又得打出来,甚至你我都出不来!”

 

  郭景云顿时骂了一句:“他妈的,我是不走啦。”

 

  安春山急火火地喊道:“新保安不能守!”

 

  “你是要收容我吗?”郭景云气冲冲地问。

 

  “这是什么话?”安春山说,“患难中就不要胡思乱想了,不要闹意见。”

 

  安春山见郭景云还是不予合作,只得气恼地放了电话。时间不久,傅作义的电话来了:“无论如何,请你亲自去把郭景云拉出来!”

 

  安春山无可奈何:“从马圈到新保安,一目可望,中间没有任何障碍。傅长官命令他,他都不出来,我有什么办法拖他出来?”

 

  傅作义半晌无语,最后无精打采地说:“那你看着办吧。”

 

  安春山焦急万分,虽然自己与郭景云存在矛盾,可傅作义已多次催促尽快将35军救出新保安,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这个郭大麻子就是不合作。正在思虑之时,安春山突然接到情报:现发现一支东北野战军的队伍正在飞速西进,目标直指怀来,如果我们再在新保安停滞,后退之路可能很快就会被切断。

 

  下午16时,驻在康庄的16军正式向安春山发来电报:康庄附近已有大批共军,康庄、居庸关、青龙桥之间的电线已被破坏,现康庄附近共军正积极准备,估计今晚必攻康庄,如35军短时间内无法东下,最终可能难以撤回北平。

 

  形势已经不容迟疑,安春山向郭景云发出最后通牒:35军在日落前如再不突围东进,第104军与第16军将全部撤回北平。

 

  两个小时后,康庄地区炮火齐鸣,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起了主动进攻。安春山立即感到自己正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急电王宪章:放弃新保安,星夜撤回怀来。

 

  郭景云被彻底地丢在了新保安。

 

  迫使安春山最终不得不放弃郭景云的正是东北野战军吴克华带领的第四纵队。自12月7日因进攻密云延误时机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程子华下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的四纵和十一纵火速奔往怀来、八达岭地区。

 

  12月9日凌晨,四纵一马当先,所属3个师突然出现在怀来、康庄、八达岭一线上,并立即切断了怀来与康庄的联系,将康庄团团围住。

 

  此时,守在康庄的是李文第4兵团的16军,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康庄被围后,16军的两个师全部被困城中,军长袁朴立即电告安春山自己的处境。

 

  时近黄昏,华北“剿总”发电给袁朴的16军,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已完成对康庄的包围,16军应以勇敢行动突围出来,回到八达岭附近集结,掩护北平。袁朴刚欲行动,又接到第4兵团司令官李文的来电,嘱咐袁朴突围要慎重,如认为突围已不可能,可加强工事固守。两个命令要求相反,怎么办?袁朴立即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到军部开会,最后众人认为:康庄离八达岭只有20公里,乘夜突围的把握很大,而固守则困难很大,粮弹没有储备,来不及构筑坚固的工事,不可能希望友军来解围等等。大家都想尽快突围,以免被原地困死。

 

  当日午夜,16军全部人马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越过四纵的警戒线。当四纵发现情况后,16军的一个师已跑到了八达岭。吴克华一声令下:“追!”

 

  康庄追击战一直打到10日上午8时,东北野战军四纵队伍紧随其后,沿路追歼,经过25个小时的战斗,先后消灭敌6,885人,俘获副师长以下6,191人,整个16军只有袁朴和他的警卫营一部逃脱。

 

  16军灭亡后,安春山立即惊慌失措,他将104军所有的人员都调回怀来附近,这才向傅作义报告情况。傅作义显然已不是以前那么从容了:“现在,袁朴的第16军失守康庄,郭景云的第35军被困新保安,石觉的第13军已增援到南口居庸关,你军有什么决定?”

 

  安春山咬了咬牙:“只有一条路,打回北平!”

 

  10日上午,安春山主动向一些解放军阵地开炮,并开始焚毁装甲车。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找到政治委员莫文骅:“现在104军举动反常,一定是准备采取大的行动。”

 

  “对,估计安春山是想放弃怀来,向南部逃窜。”莫文骅分析道。

 

  “不能让他逃走,立即派10师、11师向南追击,12师可据守八达岭阻击援敌。”吴克华随即下达了命令。

 

  时至下午,太阳西斜,104军分成多路纵队一齐冲出怀来城。吴克华令四纵以每小时7~9公里的速度抄小路围追安春山。此时,贺晋年的十一纵在东北先遣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的指示下已越过居庸关,占领了南口,随即切断了怀来东面的道路。四纵更放开了手脚,紧追着104军一路穷追猛打,与十一纵一起纵横穿插,短短几个小时内,安春山的一个军已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碎片。双方分头厮杀,战至12日天色初亮,104军全军覆灭。

 

  安春山穷途末路,临时换上了士兵服装,伪装成一名伙夫,在慌乱逃窜中被解放军活捉。可惜解放军未能查明他的身份,见他年老,发给了他还乡证和路费,把他放走了。

 

  安春山谢天谢地,一路径直奔往北平去了。

 

(4)

经过1948年11月29日12月11日这13天的激烈战斗,人民解放军华北第2、第3兵团与东北先遣兵团一道共歼灭傅作义部104军军部、第16军军指挥所及第155、109、250、267、271师等5个师,并将第35军的2个师包围在新保安,将第105军军部及7个师包围在张家口,完全控制了怀来、康庄、八达岭、南口一线,迫使傅作义将天津、塘沽地区的蒋系第92、第94、第62军调到北平地区。这样,人民解放军既抓住了傅系各军,又拖住了蒋系各部,顺利实现了将整个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平、津、张、塘地区。

 

  对于这个战果,毛泽东很是满意。12月10日,他在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杨得志、杨成武等人的电文中说:平绥线作战所取得的胜利,对于大局极为有利。现在,南线淮海战役已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并包围了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大约再有若干天即可解决该敌,如果我东北全军协同华北主力,能够于不久时间内,抓住并歼灭平、津、张、唐一线傅、蒋北线全军步骑44个师旅,不使逃脱,那么,全国革命的胜利进程将大为缩短。

 

  隔断平津

 

  在西线打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东线也不是沉静的。

 

  林彪尚未动身,毛泽东就于11月26日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作战计划,他在电报中说:你们主力的第一个作战任务应切断平津联系,第二个作战任务是歼灭天津、唐山间62军的主力,然后依次是歼灭唐山之敌、夺取天津、歼灭北平周围之敌、夺取北平。

 

  12月7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三人顺利抵达蓟县孟家楼。林彪尚未坐稳,毛泽东就将平津战役的前线指挥权送过来了。在12月11日的电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东北我军正在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华北和东北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等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归其统一指挥。望华北军区即令七纵及冀中军区与林罗刘电台联系,报告情况,接受任务。

 

  孟家楼一夜之间已成为华北地区仅次于西柏坡的权力中心。林彪铺开地图,开始仔细地研究起这一片暂时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国土。他的目光在地图上一遍一遍地巡视,突然间一亮:平张线上孤立的几个傅系军,应该尽早吃掉!

 

  12月8日,林彪下令东北野战军第三、第五纵队直扑南口,力争将傅系主力十几个师全部消灭在平张之间。

 

  林彪两支纵队南下,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东北野战军三纵、五纵不能进军南口,现在淮海地区蒋介石处于下风,过早进攻傅作义,必然导致华北的蒋系部队加快南逃。对傅系部队要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目前重要任务是包围平、津、塘,将其困在原地。我们这个战役是要吃掉华北的五十几万国民党军队,而不是“打掉一只,吓跑一群”。

 

  毛泽东独步天下,其雄才大略使得林彪汗颜。

 

  几日后,西线枪声骤紧骤疏,傅作义的几个军被敲得七零八碎,张家口、新保安成了孤城。毛泽东终于给东北野战军下达了新命令:据我们估计,大约12月15日左右你们的十纵、九纵、六纵、八纵、炮纵、七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12月20日12月25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包围天津、塘沽、唐山诸点之敌。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有些则是隔而不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逃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淮海作战中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为在12月25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克服一切困难务必完成任务。

 

  林彪看完毛泽东的电文,立即对各纵队进行战前政治动员。

 

  12月12日,东北野战军兵分三路奔向平、津、唐各地。右路以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和华北第七纵队实施对北平的战略包围;中路以第一、第六、第十纵队实施割断平津之敌联系的任务;左路以第八、第七、第九、第二、第十二纵队及特种兵部队实施割断津、塘、唐之敌联系的任务。

 

  东北野战军在华北大地上奔跑!一时间,一队队曾征战东北的英勇将士奇迹般地出现在华北的不同地区。

 

  入关的前锋部队,韩先楚指挥的三纵再次奋勇前进,于12月13日打到通县,将石觉的13军兵力打回北平,并于17日控制了南苑机场,同时在北平东南部布下两道阻击线。梁兴初指挥的十纵则迅速插入平、津之间,在廊坊等地构筑了有相当纵深的阻击阵地,随时准备迎击由北平突围和由天津接应的敌人。洪学智指挥的六纵也于12月16日推进至马头镇。万毅指挥的五纵于13日占领了北平以北的沙河车站,14日推进到丰台,封闭了北平西南的大门。贺晋年指挥的十一纵在配合四纵完成康庄追击战后,回头夺下南口,并于14日至17日相继占领了门头沟、石景山。孙毅指挥的华北七纵自归属林彪统一指挥后,也于12月15日相继占领了良乡、房山、大兴等地。这样,到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北平的隔断包围。

 

(5)

北平被孤立,吓得唐山、芦台、汉沽等地的国民党各路人马慌忙向天津、塘沽收缩。詹才芳带着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以每日50公里的速度直下唐山,于12月13日夺下唐山、芦台,随后又占领了汉沽、军粮城,20日打下新河镇,一举隔断了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段苏权带领第八纵队径直挺进到天津城郊,19日抵达天津西北25公里处的战略要地杨村,正赶上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调动国民党第333师西移,八纵立即投入战斗,经三个小时激战,共歼敌2,207人,第333师师长宋海潮被打得无处藏身,情急之下,只好躺在一个洼地里,四肢伸直脸朝天,通过装死的方法才侥幸逃脱。

 

  杨村战斗激烈之时,邓华率第七纵队赶到了塘沽,钟伟率第十二纵队进至绥中、山海关,天津、塘沽也陷入了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至此,东北野战军战至12月20日,将华北国民党军东部地区的所有兵力都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三个地区。

 

  傅作义已成了笼中之鸟。在北平的总部里,他独自站在冬日傍晚的霞光中,那漫天的云霞正在一点点地散去。不知哪里传来一阵呜咽的笛声,让傅作义听了心中更为寒冷。他长叹一口气:解放军现在已经为我布下了天罗地网,华北50多万大军居然全部被困在几个狭小的地区中了。

 

  夜色,渐渐地压了下来。

 

第三章 从头打起,夺新保安取张家口(1)

收割的时机来到了

 

  到1948年12月20日,华北国民党军队已被解放军打入了五座孤城。

 

  形势就像秋天的农田一样喜人,收割的时机来到了。

 

  早在解放军四处出动,将傅作义部逐个围困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已计划好了个个歼灭的攻击次序:第一是塘沽和芦台,第二是新保安,第三是唐山,第四是天津、张家口,最后是北平。

 

  但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唐山守敌87军弃城撤往塘沽,芦台守敌86军迅速逃往天津,这些情况显然是毛泽东开始计划时没有想到的。所以,目前的局势已变成了这样:张家口有敌军5万余人,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以8个旅8万多人包围着他们,要很快全歼敌人是比较困难的。新保安之敌35军两个师约有1.6万人,被我华北野战军杨得志兵团3个纵队约9万兵力包围着,我军有绝对优势。而且35军是傅作义的最精锐王牌军,全歼35军对傅作义将是一个巨大的军事打击和精神打击。天津有守敌约13万人,北平有守军约25万人,是敌军兵力最多最集中的两个大城市,自应放在最后集中兵力予以解决。塘沽是敌军的出海口,有守军5万多人,夺取了塘沽就彻底封闭了华北敌军的退路,必然保证将其夺取。所以,毛泽东一再指示:“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根据这种情况,在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平、津、塘分割包围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实行“先打两头,后取中央”的办法,先从西面的新保安打起,最后再解决平津之敌。

 

  新保安是平张公路上一个仅有千来户人家的城堡,位于下花园和沙城之间,北依八宝山,南靠洋河,东西山涧起伏。它前镇张家口,后卫北平城,素有“锁钥重地”之称。

 

  据说这个城堡是明代为抗击蒙古铁骑,作为宣化到怀来的一个支撑点而设置的。其面积约l平方公里,四周有城墙环绕,墙高12米,顶宽6米,城墙表面用青砖堆砌,内部土层夯实,城墙上有东南西3座城门。城内十字街心的钟鼓楼,是全城的制高点。出于防备北边蒙古骑兵南下的需要,新保安一直没有北城门。

 

  当然,新保安原来并不叫做新保安,新保安这个名字是从清代才开始使用的。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仓皇出逃,曾到此落脚。老太后一路奔波,昼夜兼程,已饿得头晕目眩,到了这里,太监四处寻找食物,最后在附近一户人家找到一碗稀粥,捧给老太后喝后,慈禧才稍稍感到一些安稳,所以一高兴就将该地赐名为新保安。

 

  现在,郭景云的第35军正被围困在这座当年让慈禧略感到一点安稳的新保安中。虽然他曾数次突围,但无一不是被杨得志部击回原处。突围无望,郭景云无可奈何地改变了策略,他令手下在城内日夜修筑工事,企图固守待援。

 

  傅作义惦记着他的这支“王牌军”,着急得火上房,可是毫无办法可施,只得电令郭景云:“鼓励官兵发扬守涿州、守归绥的优良传统,拼死固守以待时局变化!”同时不断地派飞机空投粮弹接济35军。

 

  傅作义为了解救他的这支“王牌军”,几乎出动了北平城内所有可用的飞机,或帮助第35军作战,或向新保安投送粮弹。然而,投送粮弹的飞机害怕被击落,不敢超低空飞行,只好在高空投放了事。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空投下来的粮食和弹药,多被吹至解放军阵地上。新保安城内35军官兵,望着空中一架架穿梭往来的飞机,眼巴巴地看着空降的物品落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心中不禁泛起一阵阵酸苦。

 

  郭景云为了鼓动部下,召集营以上干部训话:“我们35军有着优良的守城传统。在对冯玉祥作战时,我们守过天津;北伐战争时,我们守过涿州;抗日战争时,我们守过太原;剿共战争时,我们守过绥远包头。这些次守城战,我们从没有示弱过。现在守个新保安,也不会是个什么大问题!”

 

  郭景云越说越得意:“今天我们守新保安,跟以前几次守城还不一样,我们现在守的这个城,一听名字就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就凭这三安,就能保证我们35军平安地返回北平!”

 

  固守待援!在郭景云的多次鼓动下,35军终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他们日夜赶工,构筑巷战工事,把数百辆汽车也作为工事之用,堵塞在大街小巷,并加修城中心的钟鼓楼,作为防御和指挥中心,在新保安城外,又修建了多层外壕和地堡。

 

  郭景云以新保安南北直线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防区。军部设在钟鼓楼附近。炮兵阵地配置在西防区内。为让各部协力防守,郭景云还成立了新保安防守司令部,由101师和267师的两个师长担任正副防守司令。

 

  12月正是天冷风寒的时节,新保安一带的气温最低时已降到-30℃,滴水成冰。被困在城中的35军眼见得脱身无望,个个心中打颤。而包围在城外的杨得志第2兵团的战士们,却天天在冰天雪地里,一面进行工事构筑,一面进行战场练兵,情绪沸腾。

 

  一阵阵口号声震得城墙上的国民党军旗瑟瑟发抖:“艰苦奋斗两年半,报仇立功在今天,打掉傅军命根子,活捉郭景云。”声音传到了城中,郭景云的脸色难看得要命,他一面故作不在乎地在手下们面前大骂几声,一面却暗自在心中打鼓。他自己也已感到,末日正在悄悄走近,但他不甘心如此乖顺地服从了命运,他还要挣扎,要抗争。

 

(2)

为了让郭景云这支“王牌军”早日走出历史,杨得志令第2兵团的所有官兵克服天寒地冻的困难,以最快的速度在新保安周围挖出蛛网式的堑壕和交通沟。第八纵队奋力苦干,独自挖出的交通壕总长度达20多公里,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更是将交通壕挖到了抵近阵地前沿仅有数米的地方。

 

  末日正在向35军走近。一个周密的攻城计划已经形成了。

 

  杨得志命令第三纵队主力由新保安西南辛庄地区准备向东攻击,突破口为西门瓮城的西北角,同时布置该纵的一个旅位于新保安以南吴家堡地区,牵制并阻击守军向南突围;第四纵队主力由新保安以东及东北上下八里和枣口地区向西攻击,首先扫清东关及车站守军,尔后以东门为突破口,同时也派出一个旅守在新保安东南地区,为攻城预备队并防范35军向东突围;第八纵队主力由西北处的鸡鸣驿地区攻击新保安西北角。

 

  一切安排完毕。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三人于12月19日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我兵团攻歼新保安第35军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拟于21日扫清外围,22日打响总攻。

 

  “好!”林彪简洁地回复道,“事先可向郭景云劝降。”

 

  同一天,解放军的紧急劝降书也投送到了新保安城内,35军内部已经开始骚动,一些国民党兵悄悄地爬下城头向解放军投诚。但郭景云却是一脸木然,他看着一份劝降书:“郭景云军长暨35军全体官兵:你们被包围在新保安孤城,粮弹两缺,援兵无望,完全陷于绝境,等待着被歼的命运。傅作义大势已去,南口、通县、沙河、良乡、卢沟桥、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南苑、廊坊、唐山等军事经济要地,已经丢了,眼看北平、天津也保不住,就要全军覆灭。104军、16军在怀来、康庄之间已大部被歼,105军也被我包围在张家口,同你们一样欲逃不得。傅作义既然救不了104军、16军和105军,又怎能救得了你们?既然保不了北平、天津,又怎能保得了新保安、张家口?因此,你们不要想任何增援,你们不就是因为增援张家口而陷入重围的吗?104军、16军不就是因为增援你们而被歼灭了吗?你们也不要幻想侥幸突围出去,本军对你们的包围像铁桶一样,而且东至北平,西至张家口沿途到处都是解放军,不要说你们没有长着翅膀,就是你们长着翅膀也是飞不出去的。你们更不要幻想你们所筑的那点工事能够固守,请问新保安的工事,比之石家庄、临汾、保定等处工事如何?更不要说济南、锦州、长春、沈阳、洛阳、开封、郑州、徐州等等地方了。本军以压倒优势的火力,只要向你们集中轰击几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立刻就会使你们全军覆灭。本军为顾念你们两万多人不做无谓牺牲起见,特向你们建议:立即向本军缴械投降,以长春郑洞国、新7军为榜样,本军当保证你们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和你们随身携带财物不被没收。本军所要求你们的,只要投降时不破坏武器,不破坏汽车和所有军事资财,不损坏全部文件等。如果你们敢于拒绝本军这一忠告,本军就将向你们发起攻击,并迅速干净全部地消灭你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此紧要关头,谅你们中当不乏聪明人。时间不会太多地等待你们了,何去何从快快抉择。如愿接受本军建议,当即派负责代表出城,到本军司令部谈判。”

 

  “我一定要拼到鱼死网破,要老子投降,门儿都没有!”郭景云愤愤地将劝降书揉成一团,狠狠地摔在地上,又踏上去猛踩了几脚。

 

  唯一的一条活路被郭景云堵死了,35军的末日来临了。

 

  歼灭“王牌军”

 

  “我们是先礼后兵!”杨得志说道,“既然这个郭大麻子顽固不化,那就真刀真枪地打吧!”

 

  21日下午16时,天色渐渐暗淡,华北第2兵团的3个纵队连同前来支援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一个炮兵团,在杨得志的统一号令下,开始了对新保安的攻击。

 

  枪炮声响了整整一夜,新保安外围阵地再也找不到35军的半点影子。

 

  22日早晨7时10分,太阳灿灿地从东方升起来,杨得志下达了总攻命令。信号弹在这个冬日清冷的天空中划出几道绿色的弧线,悠悠然地飘在新保安的上空。

 

  顿时,解放军的156门大炮由新保安东关一齐向城中射来,炮弹像雨点般落在方圆约100米左右的阵地上。城墙、工事、房屋,炮弹所到之处无不掀起阵阵烟尘,这片冰封的大地已经震撼了。1个小时后,新保安城墙上的堡垒被摧毁了,火力点被粉碎了,城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

 

  9时许,华北四纵在东南面从炮火轰开的缺口首先攻入城内,随后,新保安的东门也被炸开,又一路解放军战士冲了进来,火红的战旗在硝烟滚滚中飘向城中心。

 

  突破口既已巩固,解放军的炮兵部队立即将攻击目标调为城内目标。35军的街垒,塞满了沙土的汽车纷纷被炸得四处乱飞,烟雾冲天,战火弥漫。解放军后续进攻部队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源源不断地涌入城中,勇猛穿插,将敌人一块块分割,一个个吃掉。

 

  看到新保安马上即将崩溃,郭景云暴跳如雷。前一天他就急电华北总部要求增援炮弹,并派出飞机助战,当时总部痛痛快快地答复说:“明早七时派飞机十架前往助战,另十吨弹药于明晨由青岛起飞运到。”

 

(3)

可在22日一早,郭景云还未来得及吃早饭,解放军的总攻就已经开始了。在大炮轰击得山摇地动之时,郭景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盯着手表对部下们喊道:“已经7点10分了,你们听没听到外边有飞机响?”部下们如实答道:“没有。”

 

  到了7时20分、30分,郭景云又焦急地问,还是不见飞机来。他恼怒地对参谋长说:“你再写个电报问总司令,还要我们不要?”

 

  电报发出了,但没有回复。过了8点钟,北平、青岛的飞机仍然没有来。

 

  巷战正在各处展开,郭景云终于放弃了对华北总部的希望,他转而操起电话不断地向101师和267师发号施令,命令他们要拼命顶住。但他们的阵地仍然在一块一块地为解放军所有。郭景云虽然咆哮如雷,但已经无可奈何了。

 

  这个时候,35军副军长王雷震因偶感伤寒,正卧病在床。下午,全城各个角落暴雨般的激烈枪声,将王雷震从昏沉沉中惊醒。他看见几个卫士和负伤的士兵正在神色惊慌地交头接耳,知道情况十分紧急,立即挣扎着站起来,让士兵扶着他来到郭景云的指挥所。郭景云看见他进来,焦虑地说道:“你能来了,就更好。”王雷震见指挥所内一片死气沉沉,郭景云已经束手无策,立即向第101师要通了电话,令该师派一个连即刻到军部,把郭景云接回101师部去。

 

  王雷震拖着病体对郭景云说:“我已经同101师联系好,你到那边去吧,那个师毕竟是你自己带过多年的老部队,对你行动比较便利些。情况已是如此了,赶快自己想办法活命吧,你就不要管我了,我病得这样,走不动了。”

 

  郭景云无言以对,只好默默接受了。但101师派出的人无一不被解放军打回,紧接着,电话线也被解放军的炮火切断了。郭景云只好仍旧守在指挥部里等待着自己的末日。

 

  新保安城内此时喊杀声、枪炮声已是一阵高于一阵,解放军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将35军的阵地解放了一块又一块,下午16时,101师和267师已经全部被解决。35军军部成了仅存的最后一小块国民党军阵地。一队又一队先后赶到的解放军部队重重地围住了郭景云的小院子。

 

  大势已去了!郭景云对天长叹,命令手下立即向华北总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说“新保安城池已破,本人决心战死在新保安。”

 

  可惜这份电报还没发完,一个解放军战士已经爬到郭景云军部的屋顶上,一梭子子弹打掉了无线电天线。

 

  郭景云大惊失色,疯狂一般地喊道:“快,快去把汽油桶推进来,点着,我们共同殉国!”

 

  听此命令,几个部下飞快地跑向院子里的汽油桶,连连几脚,把汽油桶踢向了更远的地方。

 

  “你们这群没有骨气的饭桶!”郭景云见自焚希望破灭,立即拔出手枪,先是朝着副军长王雷震打了一枪,然后转向自己头部。

 

  他冲着北平方向喊了一声:“我郭景云对不起你,总司令。”随着又一声枪响,郭景云自杀身亡。35军彻底覆灭了。

 

  当解放军战士们冲进来时,发现王雷震未受半点伤,只是帽子上多了个洞。想必是郭景云慌忙之中,枪打歪了。解放新保安后,杨得志特别命令属下买了一口棺材,把郭景云埋在了东门外的火车站旁,并插上了墓碑标志。

 

  22日18时,杨得志向中央军委发电报捷:“战斗已结束,敌人全歼,战果待查,从总攻开始到结束,共11个小时。”

 

  中央军委回电:“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

 

  23日黎明,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人进入新保安城。他们来到北街半截巷郭景云的指挥所,这是一个四合院,满院各屋遍地狼藉,门外还堆放着几个汽油桶。看到多年的凶恶对手35军在自己手下被歼灭,杨得志内心的激动大不同于以往。他对罗瑞卿感慨地说道:“打掉35军,我有点13年前渡过大渡河的感觉。”

 

  罗瑞卿笑了笑:“那时候是敌人追我们,现在可是我们追他们!”

 

  “是啊,”杨得志点点头,“不过那时他们追我们总共才一年,可我们追35军,已经好多年了。”

 

  孙兰峰无法西撤

 

  傅作义得知郭景云自杀、35军覆灭的消息后,顿觉天旋地转,不能自持,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待他清醒过来时,眼泪鼻涕已沾了满脸。

 

  1948年12月22日下午17时,也就是35军魂断新保安的时候,傅作义把自己仅有一点点温暖的手伸向了张家口。他分别急电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第105军军长袁庆荣、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郭景云与共军激战终日,电讯中断,想必凶多吉少,令你等立即会商突围计划。务必于12月23日前,撤回绥远。”

 

  新保安失守后,张家口早已慌成一团,孙兰峰等人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立即召集会议商议西撤计划。几人多番争论,最后决定于12月23日拂晓突围。

 

  相比较而言,张家口的境况的确比新保安要好。这里不仅有守军5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约5.6万人,而且城防工事异常坚固。早在1946年10月傅作义从解放军手中夺取张家口时,即以此为基地,着手修筑工事。1948年6月,为防止华北解放军夺取张家口,傅作义又强迫2万多老百姓在张家口外围修筑了500多个碉堡,将张家口围得严严实实。

 

(4)

在张家口被围之初,国民党军第11兵团即采取“依城野战”的方针,将张家口的部队分为野战部队和城防部队两部分。野战部队由第l05军的第210师、第259师和第104军第258师及整编骑兵第5、第12旅等组成,l05军军长袁庆荣亲任指挥,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城防部队则由第105军第251师、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所属3个保安团及独立野炮营、铁甲车大队和侦察大队等组成。

 

  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吹嘘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和人员的部署,不亚于万里长城,使张家口披上了铁甲,在30里内无法接近。”

 

  可是战争一旦打起来,局势的发展就不是最初所设想的那样了。在新保安丢失后,傅作义急慌慌地电令孙兰峰:“事发突然,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趁杨成武主力在东,尽速西走,与董其武配合,保住队伍就有希望。”

 

  孙兰峰决定:为了分散解放军的注意力,应分路突围,步兵从大镜门撤出,骑兵从七里茶坊分数路向商都突进,最后全部撤向绥远。整个突围行动由第105军军长袁庆荣统一指挥。

 

  然而,傅作义与孙兰峰都没有想到,当他准备撤出时,杨成武的主力已不在东面,反而已移到西面去了。毛泽东在决定打新保安时就已经替傅作义想到张家口孙兰峰的出路了。在打新保安前两天,便将东北野战军的第四纵队由怀来、康庄地区调到张家口以东,接替杨成武;杨成武则将华北第3兵团主力调到了北面和西北面。

 

  陷阱已经挖好,孙兰峰却毫无知觉。

 

  12月22日22时,根据突围部署,国民党105军第259师率先乘着暗夜偷偷溜出大镜门,向东北方向运动,立即遭到了解放军华北一纵的猛烈打击。枪声响了一夜,23日凌晨4时,张家口城内的整编骑兵第5、第11旅也开始向西突围,却发现前方路上处处都有解放军重兵把守,于是改道也涌向大镜门方向。

 

  这个时候,张家口警备司令部和保安部队也奔到大镜门来了,5万多守军在同一条路上,你推我搡,乱成了一堆。从大镜门往外,沿着河滩、公路,到处都是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人喊马嘶,乱成一片。

 

  23日拂晓,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判明张家口守军全力向北突围后,当即下达了围歼张家口突围敌军的命令。

 

  各部得令后纷纷启程,于23日晚22时左右全部到达了张家口以北的山区地带。

 

  张家口的北面有两座大山,即东、西太平山,两山中间夹着一条宽约500米的河滩,出大镜门向北延伸到西甸子、朝天洼,约有10公里长。时值寒冬,河滩中间正是冰封的河道,河床左侧有一条旧公路,向北一直通往张北。这条公路是敌军逃跑的必经之路。

 

  孙兰峰的5万多守军以为华北一纵的部队无力将其阻截,遂一路炮火进攻,一路人慌马乱地四处奔逃。杨成武见敌人已是军心大乱,个个都在争着逃命,立即下令全线追击。

 

  先后赶到的解放军各部纷纷冲出山区,猛打猛追。起初时,各部队还是按着原来的部署展开行动的,等追过大镜门后,天色已黑,相互之间难以全面照应。只好听到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赶,看到哪里有火光,就往哪里追。各部队的建制全部打乱了,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不放过每一个追得上的敌人。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是从怀来经四个昼夜的急行军刚刚赶到张家口的,他们还没来得及休整,便又投入追击。他们由白天追到夜晚,又追到午夜过后,从南面在陶赖庙小山口将孙兰峰的部队拦腰截断。先头排率先冲了上去,他们为了辨别敌我,把棉衣反过来穿上,从混乱的人群中挤进去,冲上了陶赖庙西南的小山丘,架起机枪,向正在逃命的敌人一通猛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敌人慌忙退到对面的大山上。

 

  待敌人明白眼前的处境后,便决心夺回山口,杀出一条活路。105军军长袁庆荣亲自指挥,每次以2个营以上的兵力发起冲锋。从午夜打到黎明,四纵的这个排连续战斗了7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1次冲锋。阵地上的雪,早给敌人的炮火轰击得融化了,血水与雪水混杂一起,涓涓流动。

 

  到24日拂晓,数万逃敌,被解放军压缩到大镜门外至朝天洼、西甸子之间那道10公里长、不到1公里宽的狭窄山沟里。步兵、汽车、骑兵、火炮、各种物资把通道填得满满的,煮成了一锅粥,乱成了一团麻。随着天色明亮起来,敌人意识到末日就要来临,便争相逃命。骑兵撞倒了步兵,汽车冲翻了大车,大车翻进了人群,在两侧高地泼下来的弹雨中,混乱不堪。

 

  孙兰峰见5万多人的部队竟成了这等模样,只好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各自逃命,逃出多少算多少。”

 

  话未说完,自己便率先逃命去了,其他各级指挥官也都趁天还没大亮纷纷溜之大吉。105军军长袁庆荣率领直属部队逃到张家口东面一个小山头,往下一看,是个悬崖,待回过身来,解放军的枪口正对着他,只得乖乖做了俘虏。孙兰峰的运气倒是好一些,他带着几个随身卫士,仗着地形熟悉,绕道西去,逃得了一条活命。

 

  这一战一直打到下午15时,解放军除了解放张家口外,还悉数歼灭了孙兰峰第11兵团部、第105军军部、210师、251师、259师、310师、104军的258师、整编骑兵第5、第11旅、保安第4、第5团,总共5.4万余人。105军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及大部分师旅长被俘,410门火炮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而解放军仅伤亡900多人。

 

(5)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迅速歼灭,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部队主力丧失殆尽,平绥线全部被解放军控制。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庆祝张家口获得解放。社论指出,1946年10月,当人民解放军从张家口撤退的时候,曾郑重宣布:“我们是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越消灭他的有生力量快,就越回来得快,我们一定要回来跟张家口的人民团聚,现在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了。”张家口的收复,傅作义嫡系部队的被歼,“这仅仅是平津战役的开始,全部彻底干净消灭蒋傅军队的战争正在进行着,平津地区的蒋傅匪军如果不投降,就只有等待着全部被消灭”!

 

  雪花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1948年即将过去。对傅作义来说,这一年是令人心痛的一年。在岁末的短短几十天内,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南苑、丰台、宛平、长辛店、良乡、房山、涿县、大兴、廊坊、武清、安次、静海等无数座城池,逐一丢失,如今仅剩下的北平、天津、塘沽三处的兵力仍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下一步怎么办?

 

  林彪的大军正在日复一日地围聚在仅余的三座城池附近,看来,平津要地,距其失守的时间也不会太远了。

 

  但他不甘心,他还要利用手中这仅有的一点兵力与解放军拼个你死我活。

 

  “寒风虽冷,可是我不惧怕严寒!”想到此,傅作义整了整衣衫,站起身来,在屋子里徘徊起来。

 

第四章 迎难攻坚,疾风骤雨血战天津(1)

暂放塘沽打天津

 

  对于华北孤立的五座城池,毛泽东的策略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新保安和张家口已经攻下,接下来必然是塘沽和天津。而塘沽尤为重要。

 

  塘沽,地处天津以东海河的入海口,是华北重要的海运口岸,也是华北国民党军海运南撤的唯一出海口。傅作义将天津、塘沽划为一个防守区,由蒋介石嫡系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任防守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侯镜如守在塘沽,陈长捷则守在天津。由于塘沽对华北国民党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自1948年10月以来,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为首的“先遣指挥部”即进驻这里,督导修筑平津间铁路两侧的护路工事。

 

  侯镜如的第17兵团原本包括林伟俦的第62军和黄翔的第92军,12月初由于平张线上战事紧张,92军调守北平,62军活动在天津以北及塘沽西北地区,此后,唐山的87军又撤入塘沽,使得塘沽守军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外来的87军,一贯被称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天之骄子”,他们对侯镜如的命令根本就不服从,烦恼得侯镜如一筹莫展。

 

  而且,面对国内局势,侯镜如内心也是焦虑不安的。他本是河南永城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在起义军贺龙部任教导团团长。后来在河南搞兵运工作时被捕,出狱后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只好委身于国民党军队之中。1948年8月起,侯镜如的外甥、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人曾给他带去中共中央的信件,欢迎他能在关键时刻有所作为,伺机起义。这封信在侯镜如心中激起很大波澜,但由于当时他所处的条件尚不成熟,他未敢在部队中有任何流露。

 

  但是,毛泽东不能坐等侯镜如的时机成熟,西部胜利就意味着东部必须马上动手了。由于12月20日前,东北野战军的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各纵队,已完成了对天津和塘沽的隔离包围,毛泽东电令林彪:要调查从大沽口或塘沽附近是否可能炮击塘沽口岸的敌船,如果能用大炮封锁塘沽口岸,即使我军不夺取塘沽,塘沽之敌也无法跑掉,因此,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岸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若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

 

  林彪派邓华的七纵负责主攻塘沽。但邓华经过多日的观察却不禁摇头,原来这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季不结冰,既不便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正面展开兵力。

 

  调查情况报告给林彪后,林彪也深有同感,便立即转交中央军委。12月26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最后决定:攻击塘沽似可推迟到1月上旬为宜。特别是目前平津敌人突围象征甚多,攻击大沽和塘沽又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时间,同时还应考虑将迫近这两地的我军向后撤退,以免逼迫敌人加速逃跑。

 

  12月28日,罗荣桓亲自抵达西柏坡,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汇报了平津形势,一个战前会议就这样悄悄地召开了。29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们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下一步就是要大力准备先攻天津,对塘沽之敌可采取隔离监视的方针。

 

  战火在风中一抖,转而又向天津烧来!

 

  天津,不仅是华北重镇,更是北平的门户。这里西距北平120公里,东距塘沽40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进军华北和东北的重要军事基地。1947年4月,为加强天津的防御,国民党保定绥署副主任兼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一道主持构建了“天津城防工事线”,这条工事线南北长24.5公里、东西宽5公里,形成一个斜长的峰腰形碉堡线,共有大小碉堡1,000多个,沿此环城线又构筑了一道土墙,土墙外挖一条护城河,土墙高4米,宽2米,护城河水深3米。该工程共历时8个月方才建成,花费资财800亿元法币。

 

  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司令后,于1948年6月任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

 

  陈长捷一到天津,就对杜建时说:“我是来准备打仗的。”

 

  “天津城防固若金汤,陈司令大可安坐指挥。”杜建时说。

 

  “共军装备,今非昔比。几年交战,已掠我大炮无数……现在,共军要攻城,主攻方向必是西面。3年前,日军败走后,共军曾从该方向突入天津市区。”陈长捷觉得自己很有主见,所以他以坚定的口吻说:“我们必须在城防西北角一带加强工事,增构碉堡,以求巩固。”

 

  这样,陈长捷又花费数十亿元,在城西和西北增建数十个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1948年12月中旬,由于解放军已包围了天津,陈长捷更是大兴土木,每天强征民工七八千人和各防区守军一起,以天津环城碉堡工事为主阵地线,向阵地前沿加筑碉堡群据点,构筑交通壕、铁丝网,并在城防线前沿埋设了数以万计的地雷,构成一道宽达几十米、环城长达42公里长的地雷区,在主要道路和主要阵地前沿阵地埋设的更多,使天津成为具有坚固工事的碉堡阵地。

 

(2)

但陈长捷对此还是不甚满意。虽然天津已有94军第43师、1个警备旅、1个宪兵团、2个保安团、5个警察大队担任守备,他仍于12月13日请来了第62军共守天津,15日,第86军军长刘云瀚又率领3个师从芦台进入天津。这时,整个天津已有国民党守军第86军的3个师、第62军的2个师、第94军的1个师和战中新建的第317、第184、第333、第326、第318师、宪兵第20团及后勤部队共计13万余人。

 

  “我看可以将天津市分为3个防守区,以新开河至大直沽的海河为东北防守区,由新开河至南开大学附近为西北防守区,以南开大学附近至灰堆的海河边为南防守区。”陈长捷在兵力部署会议上从容说道。

 

  “至于各区的防守工作,西北区由62军担任,林军长指挥;东北区由86军担任,刘军长指挥;南区由94军43师担任,我兼任指挥;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每晚7时,在司令部开碰头会,各军军长、副军长、参谋长,每晚派1人轮流参加,各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也每晚派1人轮流参加;司令部各处长每晚参加会议,这样就会让所有的必要命令,可以迅速直接地传达到位。就这样布置,总之一句话,必须守住天津。”陈长捷一甩手,宣布散会。

 

  各军首脑在散会后纷纷进行战前动员,人人显得决心冲天。林伟俦召集62军连以上国民党军官说:“我们防区如果被突破,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会被杀头的。谁的防守阵地没有命令也不准随便向前冲,也不准向后退。我们一定要守住各自的阵地,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刘云瀚也不甘落后,散会后召集86军军官们宣布:“此次防守天津,任务很重。上面要求必须守住天津,战斗一打响,所有临阵退缩者,杀无赦!”

 

  这个时候,解放军的进攻即将展开,枪声已经零零星星地在响起了。

 

  陈长捷带领部下们亲自登上城墙,信誓旦旦地说道:“你们记住,如果我战死了,由防守副司令林伟俦代替我继续指挥战斗。我希望你们各级主官也应该预先指定继承人。”

 

  看来陈长捷的确要死守天津城了。

 

  最后通牒

 

  1949年元旦到来了,解放区的人民正在庆祝节日。但平津前线的将士们却无暇顾及了。刘亚楼司令员在杨柳青召集各纵队首长参加作战会议。

 

  此时,东北野战军已完成了对天津守敌的战役包围。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第17师位于杨柳青;第二纵队位于王庆坨;第七纵队位于李明庄;第八纵队位于欢坨;第九纵队与第十二纵队第34师位于大任庄、双港;炮兵纵队位于杨村;天津前线司令部则位于杨柳青的东桑园。此外,第十二纵队位于军粮城,正在严密监视着塘沽国民党守军的动向。

 

  刘亚楼环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我们马上就要对天津发起进攻。根据调查,城内守敌部署以护城河为重点,层层布防。目前,北面的兵力最强,同时还有北洋大学、法政学院、中纺七厂、火车站等高大坚固建筑物,且河流多,不易发展;而南面也同样工事坚固,有较大的开阔地和较多的独立建筑物,并有南开大学、跑马场等高大坚固建筑物,困难也较多;相比较而言,东南郊区多坟地,便于接近,南运河以南及东局子以北多平房,并且,除海河外,没有别的河流。市区东西窄,守敌兵力弱,易为我突破和发展。据此,我野战军确定以中部为主攻方向,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接下来,刘亚楼详细地为各个纵队分配了任务。

 

  各纵队的首长刚走,立即有人进来报告:“司令员,据攻城部队报告,天津城外护城河河水暴涨,现已溢出河面,北起大小梢口、南至八里台一线,津保公路两侧侯家台、玉顶堤一带全部被大水淹没……”

 

  “迅速排除水患!”刘亚楼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原来,人民解放军包围天津后,陈长捷为阻止解放军攻城,偷偷地派部队将天津西部三元村附近的水闸关闭,使南运河水流入护城河,同时又将护城河下游陈塘庄附近的水闸关闭,使积水不能流入海河。3天之后,护城河水暴涨四溢。攻城部队几个主要突击方向的阵地一片汪洋。

 

  “立即从一纵派出几个人寻找水闸!”刘亚楼在电话中焦急地向李天佑下达了命令。

 

  一纵战士几经辗转,沿着南运河四处打听,终于在唐官屯附近找到了水闸。虽然沿途雨雪交加,但陈长捷的第一个小伎俩还是被轻松地识破了。

 

  “看来,这个陈长捷倒是心计不少,我们要尽快展开进攻。”刘亚楼暗暗想到。

 

  1949年1月3日,东北野战军各攻城部队开始扫除天津城的外围据点。时断时续的枪炮声响到1月12日,曾新窑、万新庄、灰堆、张八坟、东局子、营盘、李七庄、赵兴坎、凌家庄、三元村、丁字沽、王串场、四台窑、范家堡、王家坝、北新庄、吴家咀、姜家砖窑、浙江公墓、山东义地等等外围据点先后肃清,共歼灭国民党军4,800余人。

 

  解放军攻打天津的决心已下,陈长捷虽然大呼仍要死守,可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却坐不住了,他洞察民情,深知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乃至普通市民,都担心天津会遭到炮火的摧残,生命财产难保,希望陈长捷罢战,或者双方讲和。于是,一面召集十几名参议员选派四名代表与解放军联系,一面自己亲自上阵,前去找陈长捷疏通。

 

(3)

“求和?”陈长捷看着杨亦周冷笑,“你说的都是民间的事情,我们军方不予过问。”

 

  但杨亦周的四名代表还是去找刘亚楼了。这一天是1月6日

 

  “我们只有五点要求,”刘亚楼利落地答复,“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二、陈长捷所属军队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损坏;三、本军保证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生命安全;四、保证陈长捷和官兵的私有财产之安全;五、为表示宽大和诚意,我们对天津停止炮击七天,若12日前仍无明确答复,炮击即开始。”

 

  四位代表住宿一夜,次日回到城里,向议长杨亦周报告出城经过和刘亚楼所提出的五点意见。杨亦周当即驱车去天津警备司令部,见了陈长捷。

 

  陈长捷听完杨亦周的转达后,沉思良久,然后明确地说:“我的军队可以接受五点,但是中央直系部队我指挥不了。如果能让出一条路来,让中央军去塘沽,我就可以照办。”

 

  杨亦周苦笑一下,谁都知道,陈长捷在天津根本就没有嫡系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营。所以说,他的这个答复实际是拒绝了刘亚楼的五点意见。

 

  1月11日,距刘亚楼限定的最后日期只有一天了。林彪、罗荣桓正式向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将领发出了劝降信: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天津城内,国民党第62军军长林伟俦最先接到了这封信,读罢后便匆匆来到天津警备司令部。

 

  陈长捷持信读了一遍,思考片刻,才说道:“叫建时来。”

 

  杜建时来了也没表态,却转而问道:“几位有何意见?”

 

  无人回答。

 

  杜建时只好把陈长捷拉到一边,低声问道:“司令,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我看咱们不能自作主张,不如问问北平方面的意见。”

 

  此时,傅作义正在犹犹豫豫地与解放军联系着和谈的事情,因此,这一仗究竟是打还是不打,陈长捷的确不敢私自作主,他必须顾及傅作义的大局。

 

  电话打到了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仍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天津是他与共产党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他相信凭着他对天津的多年经营,解放军攻下这座坚固的城池绝非易事。

 

  “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你们一定要记住。”傅作义的回答令陈长捷有点不知所措。

 

  倒是杜建时及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共军发动总攻,你们到底可以顶住多久?”

 

  “一个星期应该没有问题。”回话的不是陈长捷,而是林伟俦。

 

  刘云瀚却紧接着说道:“一个星期?恐怕不是很容易。”

 

  陈长捷摆摆手,“算了,不要再争了,守得住守不住也得守。这是北平的命令,只能执行。”

 

  最后,几人几经商定,终于“出台”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林彪、罗荣桓二将军,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

 

  林彪得到这一消息,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略作思索后,轻描淡写地说道:“传令刘亚楼,14日攻击天津。”

 

  此时,傅作义派出的代表正在与林彪等人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傅作义自恃天津的坚固仍然不肯松动要价。几天来的忙碌,估计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也看出了点问题,他们抽空问林彪说:“你们是不是准备真的攻打天津了?”

 

  “是。命令已经下达。”林彪答道。

 

  “你们准备打多少天?”

 

  “三天。”

 

  “三天?恐怕你们打三十天也打不下来!”那个代表很得意地说。

 

  这时候,陈长捷也正在城内大肆叫嚷:“我们要仿效斯大林格勒,逐屋抵抗,决心坚守三至四个月!”

 

  看来国民党军方过于看重天津城的坚固了,却忘记了估计一下他们的对手,东北野战军,那是在东北已经锤炼出来了的、一支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活捉陈长捷

 

  1949年1月13日,林彪致电刘亚楼及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二纵队:天津之敌毫无投降的诚意,反而在拖延时间,各部应按原定计划于明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

 

  1月14日上午9时20分,刘亚楼一声令下,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共538门大炮同时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着天津城一齐开火。一霎时,整个天津城全部被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之中。

 

  千万发炮弹倾泻在陈长捷的坚固阵地上,大地在颤抖,整座天津城都在颤抖。

 

  仅仅轰炸了30分钟,西面的和平门城墙就已被炸毁了,成了一溜斜坡,碉堡、暗堡均已倒塌,地雷一片一片地被引爆了,炸成一段一段的铁丝网,东倒西歪,形若盘蛇。守军的炮火完全被压制住了,根本无法还击。

 

  10时整,刘亚楼下令总攻开始,信号弹穿过正在散去的晨雾,在空中划出几道灿烂的光痕。

 

  津西攻城部队总指挥、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看到空中的信号,立刻传令:打!

 

(4)

天津城西的坟地里顿时喷吐出数万发炮弹,呼啸不已,几辆坦克隆隆响动着冲向阵地最前沿。

 

  一队队架桥分队迅速冲出隐蔽地点,转瞬间,后续部队已突破护城河。

 

  一纵第2师尖刀连“红三连”一马当先,率先越过和平门,冲上天津城垣,于10时50分将第一面红旗插在了天津城上。

 

  一场惨烈的肉搏巷战在各个突破口处展开了。

 

  与此同时,刘震率领着第二纵队也正在南运河北侧激战,他们先后牺牲了24名爆破手才炸开了一处城墙。刘震红着眼睛吼道:“立即记下这24名爆破手的名字,战后要为他们记大功!”

 

  一队队英勇的战士踏着鲜血冲进了天津城。

 

  几个小时后,第七、第八、第九纵队也纷纷攻进了城内深巷之中,枪声,拼杀声响彻街头巷尾。

 

  战斗从上午打到天黑,从天黑又打到天亮。

 

  15日凌晨2时30分,李天佑接到战报:一纵已占领金汤桥。

 

  拂晓时分,一纵第1师一路攻到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

 

  但这个时候,陈长捷却并没有在司令部的指挥所里,他已悄悄地搬进了指挥所对过的地下室里。

 

  这个地下室的上边,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修的一个似庙非庙、似亭非亭的怪东西,正面刻了三个汉字:忠烈祠。

 

  陈长捷搬进地下室是在14日的晚上20时,那个时候,天津东、西、南三面都在激战,解放军的远射程大炮已向纵深伸延,轰击市区的核心工事的隆隆炮声近在耳边。

 

  陈长捷坐在地下室里,枯木一般。来自各方的紧急报告不断地送进来。“西营门被共军突破!”“西边自来水公司被共军占领!”“东边民权门主阵地失守!”“津南正在激战中,共军攻势凶猛,我防守部队无力支撑!”

 

  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告急声让陈长捷一跃而起:“立即接通北平。”

 

  电话终于通了,“天津危在旦夕,”陈长捷不安地说道,“总司令,我怎么办?”

 

  “现在是关键时期,你一定要顶住,顶住。”傅作义的口气中也隐隐地透着不安。

 

  陈长捷不甘得到如此的命令:“可是,我的四面城防,已经有三面被敌人突破了。”

 

  “那就要设法调兵恢复被突破地区,这才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我无兵可调啊!”

 

  “那就坚持住。”

 

  “难以坚持呀,总司令。”

 

  “一定要坚持。”傅作义似乎有些激动,“再坚持三天,一切就会好了。”

 

  “我不可能坚持三天。”陈长捷嗓音有些嘶哑,急切地说,“总司令,共军兵力多于我三倍,炮火那么猛烈,他们会一鼓作气打下去的,是不会等三天的。”

 

  “再坚持三天!”傅作义扔下这句话后,就挂机了。

 

  陈长捷慢慢放下电话,沉思地呆了好半天,才有气无力地对身边人说道:“通知林军长、刘军长马上到这来。还有杜市长。”

 

  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应陈长捷的召唤,相继来到陈长捷的指挥所。

 

  陈长捷默然一会,才说:“傅长官要我们再坚持三天。”

 

  “三天?”林伟俦惊讶地叫道,“共军冲进城防以后,已经有4,000人到了西营门监狱附近,现在正与我预备阵地对峙着。几个小时内必将突破我们的阵地。”

 

  刘云瀚接过话来说:“我那里也一样,共军突破民权门缺口多处,分三路猛进。我派出一个团增援反击,不但没有恢复失地,反被共军击退。并顺势突破了我预备阵地。连预备阵地也没有了,还怎么坚持?”

 

  “可是,坚持三天是傅长官的命令。”陈长捷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沉吟地说,“我们如何对待傅长官的命令呀?”

 

  林伟俦左右看了看,想说话,却有些顾虑,沉默片刻,最后鼓足勇气说:“可不可以跟共军谈判?再不能作拼死恶斗了。”

 

  几个人立即面面相觑,谁也不表态,出现了可怕的沉默。

 

  “依我看,”陈长捷终于耐不住,站起来说,“和谈是可以的,和谈是为了拖缓对方的进攻。两位军长不妨试一试。”

 

  陈长捷停下来,依次地看看每个人的面孔,没有人想说话。于是他最后说:“战争吃紧,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吧。”

 

  没想到,两个军长走后,就断了联系,通讯已完全被解放军切断了。陈长捷只能独自熬到15日天亮。

 

  这时,枪声越来越近。

 

  一纵的战士们奋勇冲进了陈长捷的司令部。一阵密集的枪响,警备司令部北门两侧的机枪火力迅速被消灭了,一纵的一个连从司令部的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了楼下。有些军官居然莫名其妙地盯着这些解放军战士看,仿佛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正伏在电台上收抄文件的国民党上尉,在被俘时,竟然问道:“你们真是解放军吗?陈长官说,你们没十天半月,是打不进来的。”

 

  “缴枪不杀!”

 

  一纵的一名副排长邢春福带领着新战士王义风、傅泽国一直冲进地下室,20多个敌司令部的参谋举手投降。

 

  “谁是司令?”傅泽国大声问。

 

  没人应声。这时,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走过来,轻声地说:“司令在地下室呢!”

 

(5)

邢春福、王义风、傅泽国闯入忠烈祠下的地下室。他们看到在地下室微弱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正泰然地躺在沙发上。他,就是陈长捷。

 

  在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1师指挥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1师师长江拥辉,联合审问了陈长捷:“你是陈长捷吗?”

 

  “是。”

 

  “你是警备司令吗?”

 

  “是。”

 

  “你现在当了俘虏,知道吗?”

 

  “知道。”

 

  “那你就该马上下命令你的部队缴械投降!”

 

  “我……我从早上四五点钟起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不上了。”陈长捷满脸委屈又无奈地答道。

 

  天津城里的战斗仍在零零星星地进行着,直到下午15时,天津守敌全部被肃清。这场激烈的攻城作战,从攻击到战斗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全歼天津国民党守敌13万人,林伟俦、刘云瀚、陈长捷皆被活捉。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得知解放军已攻到市政府时,主动投降。

 

  天津城里枪声渐渐地静了下来。正守在塘沽的侯镜如立即感到自己的危险已经到来了。

 

  实际上,天津枪声未起之时,侯镜如就已和87军军长段云把指挥部搬到了海军第3舰队司令马纪壮的“重庆”号巡洋舰上。驻守塘沽的各个部队,也早已分配好了舰船,并且还划定了登船撤退的路线。

 

  侯镜如已公开亮出了一副随时要从海上逃走的架式。

 

  15日下午15时,当天津方向终于静寂之后,侯镜如立即给南京和北平发电:“天津失守,塘沽已无再守的必要,请求下令南撤。”

 

  这个时候,塘沽早已乱得不成样子了,人人都明白,再不撤走就只有留在这里等待末日。但是,侯镜如的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和傅作义都迟迟未能回电。东北野战军的炮火正在向塘沽方向延伸。

 

  段云急得团团转,他到处张扬:“委座已经指示,可依傅作义命令,相机南撤。我们的司令官为什么还不行动?”

 

  此时的傅作义已是一片茫然了,他赖以作筹码的天津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他每下一个决定,都必须慎重再慎重。

 

  1月17日,17兵团终于接到了北平的电报。侯镜如当即下令:“上船!”塘沽国民党守军蜂拥而出,乱哄哄地挤满了大小船只。

 

  侯镜如安坐船头,正待出发,保安5团团长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报告司令官:我团留在岸上掩护大军撤退的部队全都被消灭了。”

 

  为了不让塘沽之敌全部逃掉,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部分部队已于1月16日凌晨3时开始发起了进攻。现在已快打到岸边上了。

 

  “走吧!”侯镜如发出开船的命令,几声汽笛声响,大约有5万多人乘船逃离了华北。

 

第五章 兵不血刃,古都北平和平解放(1)

初次的试探

 

  1949年1月,大半个冬天已经过去了,但北平仍然寒气逼人。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最后一座城池了。平津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已调动大批军队集结在北平四周,傅作义如今完全陷入了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境地了。

 

  天津失守后,现在就只有和谈一条路可走了,而且这次和谈应该成功才行。傅作义默默地想。

 

  从平津战役打响起,北平和谈已经进行了两次。

 

  早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几经辗转才通过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找到了与东北野战军直接联系的方法。

 

  傅作义立即派了两名代表,携电台和报务员,一行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开出北平城,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作战处处长苏静在一个叫八里庄的小村子里秘密见了面。

 

  17日,双方正式坐到一起,开始了最初的相互试探。

 

  傅作义的两位代表是崔载之和李炳泉。年岁较大一点的崔载之是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社的社长,李炳泉是该报社的采编部主任,也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这个天气异常寒冷的冬日里,双方围坐一户农民家中的火炉旁,不拘形式地随便聊着天,他们没有明确的议题。双方心里都清楚: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

 

  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俩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说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非常具有诚意,绝非阴谋诡计;为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傅先生对这次会面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

 

  “是的,”李炳泉补充道,“为掩人耳目,傅先生叫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通过电台直接同他联系,而后再由李腾九向傅作义汇报。”

 

  他们所说的李腾九,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出军校后,李腾九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1946年起为傅作义做联络工作。1947年12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总部即由张家口搬进北平,李腾九仍任联络处处长,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人员或会见普通客人,并替傅作义出席城内比较重要的非军事性会议。联络处名义上为傅作义总部的一个单位,但在工作上与总部其他单位没有横向的关系,直接受傅作义的领导。所以,对傅作义来说,李腾九是个信得过的人,不会走露风声,跟共产党谈判,非同小可,绝不能让中统、军统寻到一点痕迹。而李炳泉正是李腾九的堂弟。

 

  苏静在这次会面中只是负责接待和观察,平津前线的最高首脑并没有马上出面同崔载之、李炳泉谈判,而是安排他们休息了两天。这两位代表虽然甚是焦急,但想到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解放军手里,也只好装着很沉着、很从容的样子。

 

  这个时候,林彪等人还无法确认李炳泉是不是地下党成员。12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电报给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要他派人到北平西郊青龙桥接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长刘仁到孟家楼谈工作。刘仁证实,李炳泉的确是中共正式党员。

 

  于是,双方开始谈起了核心问题。傅作义的想法和要求大致可分为四点: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使该军回到北平;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第四、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显然,傅作义仍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共产党搞联合政府。苏静如实将傅作义的要求报告给了林彪和罗荣桓。12月19日,刘亚楼亲自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刘亚楼先是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而后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阐明了中共方面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第一,傅作义所指挥的部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察绥军,一律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保存武装力量;第二,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第三,如同意和平解决平津,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第四,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应先将其逮捕;第五,可以给傅作义编两个军。

 

  崔载之和李炳泉听了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无言以对,双方的差距太远了。二人只是将谈判情况通过电台报告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回电,别的什么都不说,只是谈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犹豫不决的傅作义,找出了很能站得住脚的托词,实际上他是在观望,而且是充满幻想地观望。

 

  谈判没有结果,崔载之返回北平。李炳泉和电台仍留在八里庄,继续与两方面保持联系。几日后,解放军占领新保安和张家口,全歼35军和105军,彻底断了傅系军队的西退之路。傅作义如同五雷轰顶,一连数日,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是仰身躺在床上瞪视着天花板,便是在那块狭小的地面上没完没了地踱步,时时地长吁短叹。

 

  崔载之回到北平,直到第三天才见到傅作义。一向注意礼仪的傅作义当即大发脾气。

 

  “我是怎么跟你们谈的?”傅作义愤然质问,“我不是已经发去电报了吗?说得明明白白,为什么他们还要打呀?”

 

(2)

“他们打掉了35军,还有105军……”傅作义接着说,“照这样打下去,跟让我在阵前缴械差不多,那还谈什么呢?”

 

  崔载之没有说话,直到傅作义平静下来,才详细地介绍了八里庄谈判的经过。

 

  “你都见到谁了?”傅作义问。

 

  崔载之说:“就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还有负责接待我们的苏静。”

 

  “林彪没有出面?”

 

  “没有。”

 

  “还有他们的政委罗荣桓,也没见到?”

 

  “都没有见到。”

 

  傅作义送走了崔载之,独自思索起来,开始犹豫这样谈判下去,自己究竟可以保持住什么样的地位。

 

  但解放军没有给他充分犹豫的时间,1949年元旦刚过,刘亚楼亲赴前线,率领各路纵队揭开了强攻天津的序幕。傅作义再次下定决心,要继续谈判。

 

  和平来临了

 

  傅作义刚刚在犹豫与痛苦中度过了1949年的元旦,就收到李炳泉从八里庄拍来的电报:“解放军前线长官要求我方派一位身份更高的人参加谈判。”

 

  要选一个既有能力又忠于自己的人,在这种时刻并不是很容易的。傅作义思谋良久,最后选定了“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

 

  “不料局势发展如此之快。”傅作义见到周北峰时说,“我们必须得和共产党继续谈判了。半月前,我派了崔载之与共产党接上了头,可一个多星期的谈判,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还说我们没有诚意,在他们眼里,‘诚意’就是让我把平津拱手让出。我已经把崔载之召了回来。这次得派你去重新商谈,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一道动身,怎样?”

 

  “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周北峰问,“我应该怎样说?”

 

  “军队我不要了,政治上也没有任何要求……”傅作义沉吟地说,“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办吧,你去了相机行事就是了。”

 

  在周北峰看来,傅作义只是给他交待了一个原则,具体问题一点没有涉及,而且要由他去具体处理。他觉得工作很难,难就难在“相机行事”,换句话说,就是要他随机应变。

 

  1月6日,周北峰一行出了北平,向蓟县八里庄驶去。第二次谈判开始了。

 

  对于这次谈判,毛泽东明确指示林彪等人:只要傅作义让共产党和平接收平津两地,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由于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是自己的亲信土地处处长周北峰,毛泽东对此次谈判也非常重视。聂荣臻第一天就亲自出马了,第二天上阵的则是林彪。

 

  周北峰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摊出了自己的条件:“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一个人负责。”

 

  林彪不苟言笑地听完周北峰的意见,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林彪答应的条件如此宽容,周北峰不禁心中高兴,谈判进展得愈加顺利。最后,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

 

  林彪特别指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周北峰回城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却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傅作义不肯明确表态,他依赖自己占据着平津两城,不太甘心接受这样的条件。

 

  1月10日,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平津两城犹如华北平原上的两棵枯树,越来越孤单了。

 

  傅作义再一次受到震动,决定派出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随同周北峰继续商议和谈中的具体细节。

 

  1月13日,谈判第三次开始,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五里桥,刚一落座,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

 

  邓宝珊愣了一下,接着又提出傅作义一直念念不忘的联合政府问题。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好谈了,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林彪的回答。

 

  “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邓宝珊终于说出了自己刚才想说的话。

 

  林彪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不谈天津。”

 

  会谈终因双方都不肯让步而暂时休息。到1月15日,谈判桌再次摆开。

 

(3)

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又再各自重复过去说了好几次的话,丝毫没有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攻占天津,陈长捷被活捉。

 

  邓宝珊闻知无比震惊,脸色非常难看。他曾夸口天津国民党军至少也能坚持到30天以上,却不料竟如此快地垮掉了。作为“剿总”副司令,他更清楚现在傅作义的想法和处境。休息期间,他指示周北峰:“北平已经处于绝对的孤立境地了,只有和平解决这一条路了。解放军方面提出,留给总司令一个加强团,作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叫和平解放北平。我认为这个原则可以接受,只要总司令同意出城改编,具体的办法由我去谈。你可尽快把这个意见电告总司令。”

 

  周北峰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不久,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此时,傅作义再也不敢拖下去了,现在他只有北平这一张牌可打了,而且事实已经表明,这张牌只能是输牌。

 

  周北峰拿着傅作义的电报面露喜色地跑了出来,对邓宝珊说:“现在好了,总司令痛快地答应了。”

 

  邓宝珊不用再讨价还价了,谈判顺利进行。双方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和军政机构接收办法等事项一一达成基本协议。

 

  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长出了一口气,北平问题终于解决了。在他们临返回北平前,邓宝珊提议:“请贵方也派一名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其实这也是傅先生的意见。”

 

  “好。我们马上安排一下。”林彪答应,同时递过一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信,“请将这封信转交给傅作义将军。”趁此时机,邓宝珊打开了那封信,不禁大吃一惊,信的内容非常严厉: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部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于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城破之日,贵将军及部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

 

  邓宝珊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只不过是借用了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而已。但邓宝珊看后,确是神色紧张而忧郁,他私下里跟苏静说:“我回城后,这封信打算暂时不交给傅作义。傅作义看过这封信,弄不好会节外生枝,甚至推翻协议,那样我们的谈判就功亏一篑了。”

 

  1月17日,苏静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与邓宝珊等人开往北平城内,崔载之等人正在德胜门等待着他们。第三天,苏静与崔载之等人开始将在城外达成的协议具体化,先后形成了十八条协议。

 

  1月23日,傅作义同意了国共两军谈判形成的文字协议。并随后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当众宣读了十八条协议。

 

  会议上先是一阵沉默,继而有人放声大哭。傅作义一眼望去,正是第4兵团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石觉和第16军军长袁朴。

 

  迫于多数人的压力,虽然这三人最后同意了十八条协议,但要求返回南京。傅作义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1月23日,北平和谈十八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各界人士欢呼雀跃,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终于免去了一场劫难!

 

  北平翻开新篇章

 

  北平人民欢庆和平解放的情景令苏静难以忘怀。正在他满怀激动地欣赏着北平和平景象的时候,忽然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要求他立即返回汇报情况。

 

  刚一到通县宋庄的前线司令部,罗荣桓便面带笑容地问道:“由邓宝珊交给傅作义的那封信,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答:“不清楚。”

 

  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问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他,务必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苏静茫然不解:既然那封信中的词句对傅作义有所刺激,为什么还要急着交给他呢?

 

  林彪一下子看出了他的心思,只问了一句话:“为什么傅作义让他的嫡系部队先开出城外?”

 

  苏静脑子迅疾地一转,领会到林彪的发问,他是担心傅作义过早地将嫡系部队开出城外,会影响傅作义对蒋系国民党军的控制力量,一旦中央军又倒了回去,北平则免不了经历一场战火。

 

  想到此,苏静马上返回北平城内,找到邓宝珊:“你进城的时候,带给傅作义将军那封信给了他没有?”

 

  邓宝珊怔了一下,困惑不答。

 

  苏静着急地说:“我们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

 

  邓宝珊见苏静如此急迫,知道定是上级的命令,再也不敢怠慢。可是事与愿违,他们和傅作义见面时还没来得及拿出那封信,恰有客人来访,二人只得匆匆告辞了。后来,邓宝珊把那封信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而傅冬菊看过信后,也觉得问题严重,没敢把信交给傅作义。

 

(4)

直到1949年2月1日,毛泽东授命《人民日报》发表了那封信的全文,傅作义才看到,不过见到后,傅作义果然异常激动,于2月3日给林彪、罗荣桓写信说:“两年半战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为了平息傅作义激愤情绪和解除其顾虑,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共同邀请傅作义和邓宝珊于2月8日到北京饭店赴宴,并在宴前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林彪率先开口道:“北平和平解决,使文化古都未遭破坏,树立了和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先生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共产党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要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党内与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

 

  傅作义听了,神情终于好转,诚恳地说:“过去我的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客观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参加国民党进行的内战是错误的。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解放军不要有顾虑,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林彪听了,马上接道:“傅先生所说甚好。那封信,是合乎傅先生过去行为的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将傅先生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先生进行新的合作,既不能因为傅先生过去之罪,抹煞今日之功,也不可因傅先生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傅先生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胜利,也非个人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地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才会胜利。”

 

  聂荣臻和叶剑英随后也对傅作义多方开导,讲了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一些政策,话谈开了,大家都面露喜悦。众人入席,高脚杯频频相撞,余音悦耳。

 

  此后,傅作义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但内心里还不是特别踏实。他急切地想见毛泽东一面。一天,他对周北峰说:“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2月11日,陶铸、周北峰一道来到西郊傅作义住处,陶铸高兴地告诉他,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和邓宝珊将军。周北峰说,叶剑英主任通知,傅、邓二位可于明日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等几位老先生一道乘飞机赴石家庄。

 

  22日,傅作义、邓宝珊等飞抵石家庄。当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来到了招待所。

 

  傅作义一见到毛泽东,迅速走上前去,立正敬礼。毛泽东马上满面春风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傅作义激动地说:“我有罪!”毛泽东和蔼地一笑:“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众人落座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喽。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我们俘虏你的那些人,”毛泽东谈起对待傅作义的政策时说,“我们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送去绥远?”傅作义一下子还不明白毛泽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略有惊异地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

 

  毛主席笑了起来:“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他们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

 

  “至于绥远,我们不着急。”毛泽东说,“有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他们的起义。”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西柏坡返回后,多天的郁闷和疑虑顿时烟消云散,卸下了沉重的思想负担,傅作义精神焕发,心情舒畅。

 

  此时,北平已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人民解放军一面加快改编傅作义旧部,一面换防维持着新北平的治安。到1月31日,北平城内的最后一批国民党军开出城外,标志着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也很快回归到了人民的手中。

 

  1949年1月22日,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飞赴北平会见傅作义,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傅作义劝导董其武:现在的形势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听后不住地点头。后经多次谈判,董其武于当年9月19日率绥远省军政人员共6万余人正式起义,绥远和平解放,华北全区也随之全部成为解放区。

 

  为了欢庆平津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在2月3日举行一次庄严盛大的北平入城式。

 

  消息在参加入城式部队中传开后,指战员们高兴得不得了,人人欢欣鼓舞,个个精神振奋,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进北平。于是,武器、车辆擦了一遍又一遍,一支支钢枪锃锃闪亮,一辆辆汽车整装待发,军容整了一次又一次,一个个战士英姿勃勃,军马梳理了一遍又一遍,一匹匹战马威武雄壮。

 

(5)

2月3日清晨,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正式开始了。北平全市人民倾城出动,万人空巷,欢呼声响彻云霄。上午10时,四颗信号弹升空而起。四辆载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画像的大彩车和一辆指挥车为前导,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由永定门入城。紧接着是机械化部队、炮兵部队、坦克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威武雄壮的入城大军经正阳门大街、东交民巷、崇文门大街、东四牌楼、西长安大街、和平门、骡马市大街,由广安门出城。

 

  在前门箭楼上,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及参加平津战役的各兵团领导人检阅入城部队,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人频频向各部队招手致意。

 

  当入城部队经过各个街道时,汽车的轰鸣声,坦克的履带声,战士的脚步声,同北平市民的热烈欢呼声、歌声、掌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

 

  入城的解放军从上午10时到下午16时,整整行进了6个小时。北平各界人民顶着朔风,冒着严寒,兴奋欢呼,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

 

  古都人民浸沉在前所未有的欢乐之中。

 

  40多天后,即1949年3月21日,为了便于展开下一步工作,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告别了西柏坡,浩浩荡荡地迁往了北平西郊的香山。

 

  北平的三月,虽然还有凉意,但万物开始复苏,大地出现了生机,人们正沐浴着初春的气息。这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前往北平的大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呀。”他高兴地说。

 

  走在身边的周恩来也风趣地应道:“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