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渤主持金马奖是那届:（040）军统大案之西安事变

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作为警示，已经出了几次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几件事都发生在马志超身上。
　　马志超临走的时候，戴笠跟他说，你找一个督察长、一个侦缉队长，只要这两个人找对了，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当你的警察局长了。

　　督察长，马志超用的是岳烛远，事实证明岳很够格，最后马志超出事，跟岳烛远没有关系。
　　侦缉队长，马志超用的是许忠五。
　　许忠五，1903年生，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跟赵理君是同学。
　　据各种黄埔军校的史料记载，都写许忠五是湖南道县人，但军统所有老人的回忆录，都说许是湖北人，有可能跟马志超类似，原籍是某处，但在另一个地方长大。
　　许忠五是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早在戴笠“密查组”时期，他就跟着戴笠。换句话说，许忠五够“十人团”级别的，但他善始却没有善终。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密查组”是戴笠起家的根源，在这里有必要集中介绍一下。
　　所谓“密查组”，要从胡靖安说起。胡靖安这个人挺有意思，他本来是戴笠的上司，弄来弄去，反成了戴笠的下级。
　　胡靖安，1903年生，江西靖安县人，军校二期步兵科毕业。
　　胡靖安幼时家中比较贫寒，没有念过什么书，后去了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也就是说，胡靖安与史铭是校友。
　　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之后，胡靖安进入军校二期步兵科。毕业以后，胡靖安跟着蒋介石做副官，到1926年，军校六期入伍生队进入黄埔，23岁的胡靖安一跃而为六期入伍生队政治部主任，挂少将军衔！
　　此时，戴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了两次，才刚刚进入六期入伍生队，做一名学兵。
　　按，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早期，军制、官制都不甚严格，所以经常会看到某人年经轻轻就做将军。比如范汉杰，进黄埔之前就是粤军的少将，当时他才30岁。1925年，李之龙当上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授海军少将的时候，也才28岁。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令胡靖安和另一位军校二期毕业生蔡劲军各自找了些军校的学生，为蒋介石搜集情报，其主旨是“为蒋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和所属部队各部队长对他是否忠实及一般军风纪的情况”，这就是所谓“密查组”。胡靖安的这一组，主要有被军校六期开除的戴笠，还有五期的成希超、许忠五，六期的东方白，等等。
　　1927年4月，蒋介石“开府”南京，造成国民党分裂，后经双方妥协，蒋介石被迫于8月13日“下野”。
　　按：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他并没有闲着。其一，他去了一趟日本，以求得日方人士的支持。其二，1927年底，老蒋忙里偷闲，与宋美龄成了婚。
　　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1929年1月，蒋蒋介石送胡靖安去德国留学，“密查组”留给了戴笠。戴以此为阶梯，一步步地走到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置。

　　据军统特务郭旭回忆，戴笠的表妹夫张冠夫曾对他讲过戴笠当年的窘迫。蒋介石下野之前，撤销了“密查组”，给每个人发了三个月“维持费”。当时戴笠等都住在胡靖安的家里，结果胡拿了这笔钱之后，并没有发给大家，只是给他们留下一些伙食费，然后自己带着家眷悄悄回了江西老家。
　　戴笠等人无钱度日，于是就抬着胡靖安家的箱子去质典，打开一看都是小孩子的衣物，当铺根本不收。这下可坏了，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时，许忠五知道戴笠认识杜月笙，建议他去找杜借贷。
　　戴笠找到杜月笙，借了50元钱，交给许忠五，让他统一打理大家的伙食。结果许忠五拿了这笔钱，也学胡靖安，溜之大吉，回了武汉。
　　戴笠只好又找杜月笙借了50元钱，才得以度过难关。幸亏不久蒋介石复职，戴笠接胡靖安的班，继续“密查组”的工作。这时，许忠五居然厚着脸皮又回来了，表面上，戴笠没有记他的仇，但从此对许印象极坏。
　　就这样一个人，马志超用他当侦缉队长，怎能不出问题！
　　据张毅夫回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叫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藏头露尾，被宋绮云发觉。侦缉队分队长白冠五还自呜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

　　实际上，有些情况张毅夫并不了解，他只看到了“监视宋绮云”的事情被泄露，而不知道原因何在。
　　白冠五，1906年生，陕西神木县人。
　　白冠五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地下党。1930年底，刘志丹在策动军运的时候不慎被捕，白冠五与地下党员南汉宸邓同志通过杜斌丞的关系积极营救，经杨虎城批准，将刘志丹释放。后白冠五曾在刘志丹的游击队担任副大队长。1935年，白冠五进入陕西省会警察局任职。1936年，刘志丹牺牲以后，白冠五失去了组织关系。
　　从上面的情况看，当时还是地下党员的白冠五显然是有意将“监视宋绮云”的事情泄露出去，以便向宋示警的。
　　派共产党员去监视共产党员，马志超用许忠五这样的人，能不误事！从此，马志超名扬西北。杨虎城知道马志超在搞宋绮云，大怒。等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杨虎城第一个要抓的就是马志超，要宰了他！
特务处有一条铁打不动的原则——“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
　　特务处工作的初期，纯粹做的是秘密工作，因为它不掌握任何公开机关，比如陈恭澍的北平站，王天木的天津站，全靠几个特工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去开辟情报渠道，所以非常吃力，尤其是遇有刺杀等行动工作的时候，每每力不从心。
　　逐渐，随着特务处工作的开展，戴笠慢慢的把一些公开单位抓在手中，最先是上海。据沈醉回忆：
　　“到一九三五年初，蒋介石批准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交与军统，并以吴乃宪兼大队长。从此以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便由秘密慢慢转向半公开，一些逮捕监视工作也交由侦察大队办理，逮捕到的政治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侦察大队，初步审讯用刑等也在这里进行。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长，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

　　上海是特务处工作的重镇，也是戴笠开始渗透公开机关的开始，此后，戴笠的触角逐渐伸展到各地的警政部门，到抗战开始以后乃至国民党退出大陆，警察一直是军统、保密局的禁脔。
　　手里掌握的公开部门多了，就出现了一个孰主孰次的问题，这个主次，不仅仅是谁指挥谁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的问题，也就是说“谁是脑袋、谁是屁股”的问题。
　　对此，“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这个原则，很明确地指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谓“秘密运用公开”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所有公开机关单位的特务要绝对尊重秘密组织，强调所有公开机关都必须接受当地秘密特务站的运用；二是指利用公开机构为特务工作提供一些工作上的便利条件。
　　就像沈醉说的，特务处控制了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之后，“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甬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客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协助。当时驻在苏州的警务段长韩尚英，便被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这样，所谓“公开掩护秘密”就好理解了，一是公开单位只是一个“壳”，其存在的必要，是掩护特务身份，二是明确了“脑袋”与“屁股”的关系，明确告诉大家，秘密工作是你的本行，不要搞拧了。
　　在这个原则当中，保密是唯一的目的，用张毅夫的话来说：军统局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秘密”，第二条还是“秘密”。
　　要想保密，“运用”是关键，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运用得当，对工作是个促进，运用不当，给你再好的条件，也是白扯！
　　马志超基本上就属于“白扯”的那种。
　　本来呢，马志超以陕西省站站长而兼任警察局长，省去了秘密单位与公开单位之间的摩擦与扯皮，一手托两家，多好的便利条件！
　　而且戴笠还告诉马志超，找一个督察长、一个侦缉队长，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把警察局长干好。实际上是告诫他，不用花太多精力放在警察局长的工作上，关键是利用警察局长的便利条件，干好陕西站站长的工作。

　　对于马志超来讲，戴笠的话太隐晦了，过于深奥，他以为自己懂了，事实上没有搞懂。
　　根据“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所有的秘密机关，与公开单位须绝对隔离，否则还有什么“掩护”可言。尤其强调的是电台，必须另择合适地点设置，与站本部都要绝对隔离，怕的就是一旦出事，连人带电台被一网打尽，这是特务处的厉禁。所以为什么特务处的无线通讯这么发达，还需要大批的交通员，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来回来去送那些电报稿的。
　　偏生马志超不信这个邪，这老兄可好，一到陕西，先到警察局就了任，然后就将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一并搬进了警察局，他倒会省事，把公、秘机关来了个“合署办公”，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特务。
　　对此，岳烛远感到极为不妥，曾经劝过马志超，但马不听，岳烛远也拿他没有办法。
　　等到特务处西北区成立，等于是在陕西站上面加了一层“盖子”，张毅夫成了他的上级，包括后来的江雄风、王天木，都是老牌特务了。但戴笠换人换得实在太勤，基本上仨月换一个区长，结果谁也没有过问这个事，闹的西安城内人尽皆知，警察局长马志超是戴笠派来的特务，特务机关就设在警察局里。马志超一天到晚还挺美，心想你不是说“公开掩护秘密”么，我把陕西站“掩护”在警察局里，总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吧。

　　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是这么块料，他用的侦缉队长许忠五是那么块料，西北区的领导层又是如此的动荡。张、杨之所以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有所“异动”，而西北区几乎懵然无知，也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因此，最先对西北形势有所警觉的，反倒是远在北平的特务廖划平。
　　廖划平，原名廖维忠，1898年生，四川内江人。
　　廖划平是非常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肄业之后，1919年，廖划平加入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行列，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廖划平与吴玉章等人，一起作为四川省籍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廖划平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当时廖划平教授的课程是《社会进化史》，讲义是他自己编写的，后经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正式出版。
　　当时，文强是军校四期学生，听过廖划平的课，给他的印象，廖划平是一个“肥胖臃肿”的人，一口四川口音。
　　此后，廖划平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以后，廖回到家乡四川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0年以后被派到北方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等职。
　　1931年，廖划平被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并叛变，旋即加入特务处，戴笠令他就地潜伏，以“北平宪兵司令部法官”的掩护身份开展情报工作，给他指派的联系人，就是陈恭澍。
　　据陈恭澍回忆，他在军校时也听过廖划平讲的《社会进化史》这门课，想不到再相见时，彼此竟是这样一种情况。廖划平属于上级“交联”的人物，所谓“交联”，即交给你负责联络，但不归你指挥。此后，毛人凤、毛万里兄弟先后奉戴笠之命联系向友新，也是所谓“交联”。
　　北平宪兵司令部司令邵文凯是张学良的老部下，与西北军联系很广，廖划平不愧是原共产党员，非常敏感，他从邵文凯处得到了张、杨“有所异动”的消息，并及时报告了戴笠。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工作检讨中，特务处因保护“领袖”不力成为众矢之的，为证明自己工作的有效，特务处曾经查出了“事变”发生之前，经他们上报的关于“张、杨异动”的全部情报，给大家看，表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言外之意，西安事变这事可不赖我，我报了，委员长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就差说委员长去西安，结果被扣，纯粹是他自投罗网、自讨苦吃了。
　　不管特务处有没有上报相关的情报，也不管报了多少。事实上，是“西安事变”发生了，蒋介石被扣了，在这个大前提下，你就是说破大天去，也是失职。
　　试想，你的情报再准确、再有效，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有什么用！你找谁去推这个责任？找老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