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发动漫可爱女生头像:萨特传

思想家卷——萨特传
李利军   编著
目 录
第  一  章..........................父亲早逝/3
第  二  章......................... 如戏童年/9
第  三  章....................... 与书本结缘/16
第  四  章......................... 两个世界/23
第  五  章......................... 开始写作/32
第  六  章......................... 神圣使命/42
第  七  章......................... 神童入学/50
第  八  章......................... 母亲改嫁/57
第  九  章......................... 巴黎高师/65
第  十  章................... 西蒙哪·波伏娃/71
第 十一 章......................... 爱情契约/78
第 十二 章......................... 留学柏林/86
第 十三 章........................... 三重奏/94
第 十四 章......................... 崭露头角/102
第 十五 章......................... 滑稽战争/109
第 十六 章......................... 战俘生涯/115
第 十七 章......................... 行动之初/121
第 十八 章................... 《存在与虚无》/129
第 十九 章......................... 声名鹊起/136
第 二十 章......................... 第三条路/144
第二十一章....从《肮脏的手》到《魔鬼与上帝》/152
第二十二章....................... 与加缪决裂/159
第二十三章..................... 批判的同路人/166
第二十四章... 从匈牙利事件到《辩证理性批判》/171
第二十五章................... 阿尔及利亚战争/179
第二十六章........... 《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185
第二十七章......................... 巴西之行/189
第二十八章..................... 拒领诺贝尔奖/192
第二十九章......................反对越南战争/198
第 三十 章......................... 五月风暴/205
第三十一章................. 叫卖《人民事业》/212
第三十二章..................... 《家中白痴》/219
第三十三章......................... 含笑退场/226
第三十四章..................... 萨特个性考略/234
第一章　　父亲早逝
引言
1914年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在巴黎拉丁区勒·高夫街1号7层楼的一间灯光柔和的卧室里，一位年轻、秀丽的母亲看着她那正在床上蹦蹦跳跳的儿子若有所思地说：“布鲁，你知道10年以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孩子一下子停了下来，愣住了。不待儿子回答，母亲就开始描绘起她早已勾画过无数遍的蓝图：“你住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里，你的太太温柔美丽，好多好多孩子围着你……”年轻的女人还在絮絮叨叨，但孩子已经不再听了，他也入神地想像着自己多年以后的样子，然而却是一幅与母亲的构想迥然相异的情形：
“在这10年之间，我从未离开过我的书桌，我矮矮的个头，也像我父亲那样留着小胡子，我爬在一大堆辞典上面，我的小胡子渐渐发白，我的手在不停地写着，本子一本接一本掉落在地板上。夜已深了，人类沉睡了，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们也都睡着了，我的房东太太也进入了梦乡，睡意抹去了我的所有记忆，这是何等的孤独，20亿人都躺下睡着了，只剩下我这个惟一的哨兵在他们上面，监视着……”
时光冉冉，66年后，这位孩子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让人称奇的是，他真的被视为“在人类理解力的各领域正在值勤的守夜人”。人们认为正是他为20世纪的人类写出了真正取材于这个时代的作品，正是这位永不安于现状的真理追求者用笔和思想捍卫了人的尊严、自由和良心。这个在9岁时就想像自己通过不停地写作来拯救、帮助人类的男孩，就是后来名震全球的存在主义大家：让·保尔·萨特。
正如萨特所自诩的那样，这是一位天才。单看他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作品，我们也会感到他的一生太令人炫目。萨特所留下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是惊人的，这不仅指其独创性和多样性，也指这些作品的纯粹重量。单单写出这许多东西，就已经是一项常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了，更不必讲其中还包含着大量优秀的乃至伟大的内容。他的《恶心》使写作同类作品的小说家黯然失色；他的戏剧是最好的时代见证；他的批评和传记作品也保证了他在这些似乎不那么举足轻重的文学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他的存在主义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
然而，如果我们不提及萨特生活的其他方面，那么这个复杂体将是不全面的。他的生活堪称典范，一种斗争和勇气的典范，一种创造和超越的典范。他担任过各种角色：教师、记者、杂志创刊人和主编、通讯员、演说家、电影编剧……事实上，这位文人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有兴趣，以致若要完整地了解他，必须从他的持续的政治介入中去寻找他。在与现实的交锋中，他推进过各种美好的事业，也反对过各种丑恶的东西，什么时候脆弱的良心和道德在抨击20世纪历史上的暴行，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清晰声音。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巴黎人，但即使隔着中西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我们仍然会被他独具魅力的个性所吸引。他慷慨大方，机智恢宏；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然而血液是奔腾着情感的激流；他是敢作敢为的，但从未烦躁不安；他时常满腔热情地投入，但并不为失望而痛苦、气馁；他比任何人都醉心于爱情和友谊，同时是一个真正看破了世俗荣誉和名声的人。他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风范，一种生活的方式。
不过，正如萨特所设置的思想迷宫，他本人亦是一面折射出多色光的多棱镜，数不清的矛盾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作为一个布尔乔亚，他憎恨资产阶级，并成功地做了一个叛逆者，然而他又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很多方面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看上去狂妄自大，有明显的优越感；但他比许多人拥有更充分、彻底的平等精神；作为在语言和其他文学技巧的运用上已经炉火纯青的作家，他在晚年开始怀疑文学的作用，写了一部精美的自传否弃写作；作为一个改革家和道德主义者，他的存在看上去似乎有许多非道德性的因素；他热心于社会政治活动，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政客；他拥有最多的读者，也最受出版者的赏识，然而所遭受的诋毁也最多……
一个负荷了如此繁多的矛盾的人，仍然被公认为“20世纪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这就是萨特，真正地超凡脱俗却又并非完人。
是伟人，而不是偶像；是传奇，也是一个平常的故事。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追溯他的一生，不去在感受了他一生致力于证明的东西——“存在的意义”之后，去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1870年左右，在法国的佩里戈尔地区，一位名叫萨特的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从医科学校毕业归来。不久，他娶了玛丽-玛格丽特·多娃，本地一位房地产主的女儿。谁知新婚第二天，新郎发现传闻中腰缠万贯的岳父竟然已囊空如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穷光蛋。萨特医生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怒之下的他竟然在婚后40年一直没有跟妻子说过话，即使在饭桌上，他也只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每天天刚蒙蒙亮，萨特医生就背着药箱出门了，出入迪维埃大街的小巷胡同，忙着替人看病。而一直要到实在无事可做了，他才披星戴月地回到冷清清的家里。日子就在萨特的一言不发和玛丽的以泪洗面中悄然而逝。
尽管在沉默中，玛丽-玛格丽特还是为萨特医生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名叫埃莱娜，不到20岁便嫁给了一名骑兵军官。不幸，这位军官不久就疯了；小儿子约瑟夫生下来便口吃，当他从部队退役回家后便陷入了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他不得不留守在家里，夹在寡言少语的父亲与抱怨不休的母亲之间左右为难。一天，他开枪自杀了。
大儿子让·巴蒂斯特·萨特同样命运多舛。为了儿时一个天真的愿望——去看大海，年轻的巴蒂斯特报考了海军军官学校。不幸的是，在法属印度支那执行任务期间，他染上了肠热病。1904年，萨特被派驻到瑟堡任海军上尉，此时的他已经被这种可怕的病症折磨得形容憔悴了。
在这里，命运总算对这位海军军官垂青了一次——他结识了一位身材高挑、容貌秀美的女子：安娜·玛丽·施韦泽，并很快获取了她的芳心。这年5月，他们结为秦晋之好。但病魔并不怜惜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巴蒂斯特一天比一天消瘦、一日比一日虚弱，肠内的温度不紧不慢、却是持续地上升着。有时病情会缓和一些，但肠热的发作如阴魂不散的恶魔驱除不去，尽心尽力地看护着病人的玛丽日渐憔悴。
1905年6月21日，在离布劳理森林不远的第16区的米涅尔街2号的一套公寓里，一个瘦弱的男婴呱呱坠地，这就是让·保尔·萨特。真是所谓“生不逢时”，因为其父已经显而易见地将不久于人世，这个孩子的出生所带来的，与其说是喜悦，不如说是悲怆。当年轻的母亲凝视着爱子时，常常是先不由自主地绽开笑颜，旋即禁不住潸然泪下。婴儿几个月时，巴蒂斯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家三口不得不搬到佩里戈尔祖父家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以便让身为医生的祖父能照料儿子。
让·保尔·萨特赤条条地来到人间后不久，就与他的父亲一道消瘦下去。因为看护病人日夜不眠而精疲力竭的母亲没有奶水，更可怕的是：婴儿也患了肠炎，已被死神暗暗窥视着。
不得已，可怜的小萨特不到9个月就被强行断奶，并被寄放到一个农民家里，在那儿，小萨特的病情时好时坏。同时，父亲巴蒂斯特的肠热病进一步恶化。此时最遭罪的是年仅20岁的安娜·玛丽，她在两个半死不活却是至亲的亲人之间疲于奔命。所幸，小萨特的肠炎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但在1906年9月17日，一切都无可挽回——巴蒂斯特在妻子的双臂中溘然逝去。
由于父亲在萨特仅仅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便永远地离他而去，也由于在父亲死后，萨特所寄居的外祖父家的人都绝口不提这个匆匆死去的“短命鬼”，萨特对他的生父知之甚少，且毫无感情。他对父亲的印象仅止于曾在床头所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瘦小的军官，他有一双坦诚的眼睛、留着浓密的胡子、圆圆的头有些秃顶。父亲留在这世上的另一痕迹是他留给萨特的几本书，但后来被萨特统统卖掉了。因为萨特对活着的父亲毫无记忆，也因为与童年萨特朝夕相处的几位亲人从不曾把萨特当成一个死者的儿子，而看作是奇迹的儿子。萨特感到他与生父无异于两个陌生人，只是“像过埠一样地在同一地球上呆过一段时间，仅此而已”。
尽管父亲对于萨特而言好似过路客一个，但父亲的早逝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年以后的萨特一直认为“父亲的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因为这不仅使萨特度过了一段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而且对他的精神状况、性格、感情的成长和一生的道路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萨特一向强调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没有“超我”这个对人的思想、行为进行管制、约束的东西。父亲的早逝使他从未体验过“父权”之类外在权威的压迫，没有学会子女的顺从，也从未屈服于权威或渴望权力。尽管萨特后来被奉为哲学界和文学界的领袖与权威，但他从未用同样的眼光看自己——“我不是什么首领，也不想当什么头人，发号施令与屈从遵命之间是同一回事。”在萨特看来，每当他发出一个命令时，他自己就先忍不住要发笑，接着他会使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由于没有人教过他服从，萨特便从未受到过权力这种病毒的侵蚀。生父的早逝使萨特从未感受到任何强制性的压力，从而使他从小就拥有一种“难以置信的轻松感”，而这种轻松感使他总是充满了自信。父亲的早逝还使萨特自小养成了任性放荡的习惯，使他缺乏稳固的家庭观念，也助长了他个人奋斗、我行我素的特殊性格。而他那无视权威、蔑视道德原则、社会规范的绝对自由主义思想，也许也应在这一特殊的遭际中寻找最初的胚芽。
因为年幼无知，巴蒂斯特的病逝没有给萨特留下任何创伤，却使安娜·玛丽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回顾过去，她伤心欲绝，展望未来，她手足无措：一个身无分文又没有工作的年轻寡妇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左思右想，安娜发现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投奔娘家。与萨特一家告别后，安娜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拎着再简单不过的行李，回到了她从小生长的地方。
安娜的娘家在巴黎西部的默郭地区。父亲夏尔·施韦泽是名德语教师，外号叫“卡尔”。由于出生于法德边界的阿尔萨斯，卡尔对于法、德两种语言都同样精通。年逾60的卡尔正在申请退休，但当丧夫的女儿带着幼婴孤苦无援地站在他面前时，他默默地撤回了申请，重新执起教鞭。外祖母名叫路易丝·吉耶曼，这位胖乎乎、满头银发的妇人谈吐诙谐活泼，为人却有些急躁、狡黠。由于素来自诩为女性中的强者，路易丝在落难女儿的投靠中暗暗感到了自己的胜利。
纯朴、老实、温顺的安娜颇有自知之明，尽管父母都友善而不失热情地接纳了她，两位兄长也待她彬彬有礼，但她仍然敏感到了一种暗地的责备：她的回家实在有些像遭到遗弃。由于事先未能预见到丈夫的身体不好又没有及时告知家里，安娜感到自己像一个不光彩的罪人：怎么能这样冒冒失失地嫁给一个短命鬼呢？况且一般家庭尚能接纳年轻的寡妇，却不欢迎已做了母亲的女儿，因为这意味着一种沉重而且长期的经济负担。为了取得家人的宽恕，为了补偿给大家带来的麻烦，安娜不遗余力地奉献自己。每天，她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操持家务，既是管家，又是女仆，既当护士，又做女伴。
勤快并不能化解一切。无人能够体会到安娜活得有多累。首先是以家庭主妇自居的路易丝让她难于应付：路易丝既想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又对每日的安排菜单、清理账目不胜其烦。因此，可怜的安娜如果不够积极主动，就会被说成是一个累赘；如果太过于勤快能干，又会被怀疑为企图独揽家政大权。此外，卡尔对女儿的管制仍然像未出嫁前那样严格，甚至更难变通。每当安娜有一点自娱的机会，如以前的好友邀请她吃顿晚饭，她从不敢尽兴，并总是提心吊胆。因为她知道，还不到10点，父亲就已经拿着怀表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了。而当10点的钟声敲响时，他便开始大发雷霆。不久，温顺的安娜便主动放弃了这种娱乐的机会，因为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代价过于昂贵的享受。
如果说让·巴蒂斯特的死“使母亲重新被套上锁链”的话，那么对于萨特来说，父亲的死却给了他充分的自由，给了他一个与众不同、得天独厚的童年时代。
第二章　　如戏童年
缺失生父使萨特从不知什么叫做服从。不过，在他的童年生涯中，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个试图对他实施管教的长辈，这个人就是萨特的外祖父。
夏尔·施韦泽堪称名副其实的美男子。他身材魁梧，一脸络腮胡须和一头银灰头发令他风度翩翩，气度非凡。他也很懂得装扮自己：总是戴一顶气派的巴拿马礼帽，在各种条格纹的法兰绒上装上罩一件凸纹布的背心。而背心的开襟处总横着一根亮闪闪的表链，一副恰到好处的夹鼻眼镜让你感到他的学问深不可测。由于夏尔仪表堂堂，人们甚至会疑心他是圣父下凡。
有这样一件事是夏尔津津乐道的。一天，夏尔走进那所他常去的教堂，正在传教的神甫为了吓唬那些早已听得分神的听众，急中生智，指着夏尔打雷似地吼道：“上帝在此，他在看着你们！”信徒们于震惊中看见教座下果然多了一位高个子的老人，那袭金黄色的胡子，令他的下巴四周像是有一轮光环。他神态威严地扫视着众人——心惊胆战的信徒们立即逃之夭夭。夏尔为这种幽灵般的显现而得意非凡。
对于自己外表的迷恋还使夏尔形成了一个嗜好——照相。而且他也的确深谙照相之道，能在快门按下的那一瞬间使自己神采奕奕。由于整个房间都充斥着他各式各样的相片，成年后的萨特对外祖父形象的记忆一直新鲜如初。夏尔对照相的迷恋非同一般，久而久之，他已经把这门艺术融进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瞬间，任何时候他都可能中止他正在进行着的动作，摆出一个漂亮的姿势，使自己固定下来。他陶醉于这些永恒中的短暂片刻，这时他仿佛成了他自己的塑像。
外祖父不仅仪表不俗，而且一生颇有成就。他曾以一篇关于中世纪诗人波斯·萨赫的论文而获得哲学博士。在选择了教授德文的职业后，他耕耘不辍，终于成为直接语言教学法的发明者。他与人合作撰写的《德文读书》颇受好评，并在巴黎获奖。除了富有语言天赋，夏尔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也非同一般。他常常能在盛大的场面上，用德法两种语言作即兴诗。无疑，萨特日后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与他的外祖父是分不开的。
尽管夏尔很有理由自命不凡，他的儿女们，尤其是两个儿子却对他不以为然，他们之间从来就不曾有过很好的沟通。该负主要责任的是夏尔，在子女面前，他总是不苟言笑、板着一副威严的面孔，他甚至常常以辱骂他的两个儿子为乐事。终其一生，他的子女都并不比外人更了解他，因为他们感到父亲实在让人无法接近。大儿子乔治和次子埃米尔从小就不喜欢他们的父亲，而只崇拜他们的母亲。当长大独立以后，他们常常悄悄地回家探望母亲。事情往往会是这样：开始时大家其乐融融，相聚甚欢；当不知怎么地谈到父亲时，他们便换成了一种讥讽、冷淡的口吻；而每到最后夏尔出现在面前时，他们便会把门呼的一声关上，满含愤怒地扬长而去。一旦父母发生争吵，他们无一例外地站在母亲这边。
忽然，严厉得可怕的夏尔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现在，他常常面露微笑，常常幽默诙谐地打趣。每天去上班前，他总要走到萨特跟前，伸出他温暖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萨特的小脑袋。这时，萨特会停下正在玩的游戏，抬起头来，清脆又不失婉转地喊一声：“外公！”“哎，我的小乖乖！”夏尔发颤的声音中透露出无比的温柔，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那素来严峻的眼睛里竟然还闪烁着泪光。不久，所有的人都发现了这个奇特的变化，他们惊叫道：“哦，这个小淘气鬼使他变痴了！”
外祖父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变化看似奇特，却并非难以理解：老人与孩子是相通的。夏尔已经到了夕阳西下之年，他在小萨特年幼的生命之初找到了安慰，重新感受到了自然的奥妙和生活的情趣。孩子是最接近自然的，他们结结巴巴、幼稚可笑的话语在历经沧桑的老人看来却有巨大而神秘的教益。外祖父就是在萨特的奔跑、跳跃和混乱的话语中寻找某种智慧和启悟。
每到黄昏，人们常常可以看见祖孙俩一同出现在卢森堡公园里。落日余晖下，小萨特在绿茵茵的草坪上东奔西跑，时而发出稚气的笑声，时而不知所云地自言自语。夏尔则坐在一张折叠式帆布躺椅上，旁边放着一杯啤酒，久久地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大自然的奇妙作品。夏尔正是在把小萨特作为沉思对象的出神状态中驱散忧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包括正为时不远的末日的来临。
年老了对于天伦之乐的加倍珍惜，也是外祖父视萨特为掌上明珠的重要原因。一岁多的萨特已经非同寻常地伶牙俐齿。他幼稚的话语常被外祖父视为神圣的“预言”。而当萨特在不经意间学着成年人说话，突然吐出他并不解其意的语言时，平时严肃、沉闷的家里立刻溢满了轻松、愉快的说笑声。此时，夏尔总是含笑不语，满意地感受着面前的一切。
“夏尔越活越年轻了！”人们在私下里议论着。谁都能看出来，是萨特的天真、可爱和聪明，一次又一次地激动了外祖父那早已沉默的灵魂，使之不时闪烁出灼目的光芒。
夏尔一辈子熟谙并热爱照相艺术，如今这位美须男子又热衷于一项新的发明——做外祖父的艺术，并把这两种艺术无懈可击地联系在了一起。就像酒鬼总在期待着下一次喝酒，夏尔总在下意识地希望生活中不时发生剧情的突变。而聪颖的小萨特并不太需要母亲或外祖母的导演，总是像一位演技精湛的演员一样，能运用自如地把握外祖父的情绪和时机，从而使夏尔毫不费力地便沉醉于自己做外祖父的艺术之中。
每天，当讲完课的夏尔用小步舞大师的步伐走出地铁车站时，母亲和萨特一眼就认出了他那高大的身躯。不管尚且隔着多远的距离，一看到萨特母子，外祖父会立即来一个“亮相”动作，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摄影师给他下了一道命令似的：身子挺得笔直，双脚站成直角，胸膛挺起，双手张开，长长的胡子随风飘拂。看到这个信号，萨特也立即静止不动，身体略微前倾，就像准备起跑的运动员，也像一只即将飞出笼子的小鸟。祖孙俩就这样面对面地相持片刻，这幅场景足以让行人驻足侧目。接下来是萨特怀抱一个装满了水果和鲜花的篮子，带着幸福的笑容向外祖父奔去，然后扑倒在他的膝盖上，做出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而外祖父则把小萨特抱起来，朝天举起直至双臂伸直，随后再把萨特放在他的胸前，动情地叫一声：“我的宝贝！”行人无不为这洋溢着祖孙情的画面所感动。
为了迎合夏尔对戏剧性突变的嗜好，外祖母和母亲还常常拿萨特作为道具兼演员，导演出让他大吃一惊的场面。最常见的一种是把萨特藏在大衣橱后面，然后其他人都悄悄退出房间。同样乐衷于此道的小萨特总是积极地配合：他屏住气，一动不动地耐心等待幕布的开启。不一会儿，外祖父从外面回来了，走进看似无人的房间。他神情疲乏、郁郁寡欢，这是当他独处时常有的样子。突然，一个有着一张圆圆的、红润的脸蛋的小孩从天而降，而他那做成一个个小圆圈的金黄头发又使他像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真是天使下凡！外祖父立即进入了角色：他的面孔顷刻间熠熠闪光，他把萨特高举过头，并发出朗声大笑——仅仅是萨特的在场就已经让他得意忘形了。
领悟力非同一般的小萨特与他所扮演的角色配合得如此默契，以致他再也离不开这种角色了：他是夏尔·施韦泽最有名的乖孙子、大家最宠爱的小孩。他总是顺从地让大人给他穿鞋、换衣、擦脸，打扮得整整齐齐，吃饭时他乖乖地吃得很香；睡前听话地让人往鼻孔内滴药水。他从来不哭，在不该吵闹的时候便保持安静。而惟一的一次过错是往果酱里撒了些盐。每当大人们带他去教堂做弥撒时，他跪在祈祷椅上，注视着前方，身子一动也不动，甚至连眼睛都很少眨一下，比大人还要庄严肃穆。人们无不为夏尔有个如此出众的乖外孙而啧啧称赞。
小萨特还是维持家庭和睦不可或缺的调解人。每当外祖父和外祖母有所争执，总是他成功地进行调解。争吵的尾声往往是外祖母被外祖父揭了短，这时，她忍无可忍地站起身，走进自己的房间，然后闭门不出。而外祖父并不以为然，耸耸肩，这位不可一世的“雨果”先生回到他的书房去了。此时最忧虑不安的是母亲，可是她的地位太卑微了，简直没有说话的权利。最后，玛丽只有叫善解人意、伶牙俐齿的萨特去劝慰外祖母。天真可爱的萨特用幼稚的话语诉说外祖父的种种长处，而从母亲那学来的“卡尔妈咪”的叫法则使生性浪漫的路易丝觉得自己和丈夫实在称得上恩爱夫妻的典范。这不，转眼间，大家又可以听到路易丝在高声叫着：“卡尔，卡尔……”
由于在萨特身上找到了做外祖父的快乐，也由于萨特的存在使他重又获得了那种被人所需要、不可或缺的满足感，外祖父对他的几个孙子缺乏热情，却对萨特宠爱有加。所有来家的客人都要温柔地抚摸萨特，并对他的种种优点大加赞扬。这一方面是因为萨特本身的乖巧可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讨好那不可一世的卡尔。所有这一切使萨特在家中的地位甚至高于外祖母和母亲——如果萨特偶尔吃到光面包时，外祖父便会亲自去厨房拿来果酱，并用大声的斥责使两个吓坏了的女人从此再不敢粗心大意。
尽管外祖父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暴君，但萨特是在他那漫长的生命旅程的终点才出现的，父权已早不再使他感兴趣了，他更希望能作为一个慈爱的、使人称奇的老人而了其残生。因此夏尔分派给了萨特一个被娇宠的神童的角色，把萨特视为命运赐与他的一件特殊礼物。在外祖父的庇护下所获得的这种充满了溺爱和赞美的生活，使少不更事的萨特首先是从现实那欢笑的松软性来认识现实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将个人意志去强加于他，只须随心所欲地顺其自然就不难得到一片称赞之声。因此，在小萨特眼中，世界如此美好，人与人的关系如此融洽，以致他根本不知暴力和仇恨为何物。由于是家中惟一的宠儿，他也从未尝过嫉妒的滋味，至于其他的种种邪念与罪恶的想法，更无法在萨特那幼小的心灵上生根、发芽。成年后的萨特对一切恶的现象极端敏感，并比一般人更无法容忍，我们可以把这归功于他的外祖父。正是他的呵护和溺爱使萨特度过了一个与任何心理创伤、感情冲突绝缘的美好童年。
第三章　　与书本结缘
“我的生活是从书本开始的，它无疑也将以书本结束！”
当已入耄耋之年的萨特回首往事时，如此深情地概述他与书那一世难解的缘分。从童年开始，书就是萨特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
外祖父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整整齐齐陈放着的书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的全是书。除了一年一次的大清扫外，外祖父从不准人随意出入。当还不懂得书本和文字到底是何物的时候，小萨特便对那些像砖块一样紧紧地挤在书架上的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意。他朦朦胧胧地觉得：只是因为有了这些“砖块”，家里才会如此繁荣和睦。每当外祖父打开书房进来工作时，萨特便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在这个小小的圣殿内，他常常可以一声不响，自得其乐地呆上好几个小时。
每当站在厚厚的书墙之间，萨特的心中就充满了敬畏。他忍不住踮起脚，偷偷地抚摸它们，故意让自己的小手沾上那些圣物的灰尘。这些形状彼此相似的“砖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呢？它们会像我一样地死去吗？萨特想不明白，却也不敢惊动这些书的主人——外祖父。在书房里伏案工作的夏尔比平时更让萨特崇拜不已。他常常躲在书架后，久久地盯着外祖父的一举一动：他总是在奋笔疾书；忽然，他停下笔，站起身来，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开始围着他的书桌转圈了。一圈、二圈……突然，他大踏步地走过来了，一直走向某一排书架。天啊，他看都不用看就毫不犹豫地取下一本书，然后飞快地转身，一边用拇指与食指翻动着书页，一边走回他的座椅上。刚刚坐下，他就一下子翻到了“所需要的那一页”，同时发出“唰”的一声。同样的过程萨特百看不厌，他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外祖父平时那么笨手笨脚，连手套上的纽扣都要妈妈帮他扣上，为什么他摆弄起这些砖块来会如此灵活自如呢？
外祖父最让萨特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还是他拥有自己写的书，他每年都要出一本《德文读本》的新版本——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每到暑假，萨特会和全家人一起心急如焚地等待着邮差送来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裹——新版本的校样。当包裹寄到时，外祖父迫不及待地把绳子剪断，把校样平摊在餐桌上，手持一枝红笔仔细查看。每发现一个印刷错误，他都会咬牙切齿地诅咒一通。这时，萨特站在桌旁的一张椅子上，静静地、出神地注视着那一行行黑色文字和外祖父画出的道道红杠。此时的外祖父在萨特的眼中简直像一位圣者。“这是我外祖父写的书”，可萨特深深地为自己是这样一位专门制作神圣物品的工匠的外孙而自豪。
尽管还目不识字，萨特很快就开始要求有自己的书。惊叹之余，外祖父乐不可支地跑到他的出版商那里，要了一套诗人莫里斯·布肖写的《故事集》。这是一本取材于民间传说的故事集，是诗人用孩子的眼光专门为儿童撰写的。拿到书的萨特欣喜若狂，他飞奔到母亲所在的房间：
“妈妈，我有自己的书了！”但一眨眼的工夫，萨特不见了，原来他把书搬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要一个人进行征服它们的仪式，独自享受占有它们的乐趣。
萨特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床上。他先抽出两小本，闻一闻，呀，一股油墨的芳香；摸一摸，白纸上的黑字并不如所想像的那样凸出来。学着外祖父的样子，他也满不在乎地翻到“所需要的一页”，同时尽可能地使纸张发出“唰唰”的声响。接下来该干什么？萨特想不出。他又抽出了几本，同样的动作又重复了一次。然而一切都是枉然：萨特感到这些书仍然像刚拿到手时一样陌生，它们对他不理不睬，不承认萨特是它们的主人。萨特决定换一种方式与它们沟通：他开始耐心地对它们说话，他抚摸它们，吻它们，最后使劲拍打它们，但仍然无济于事。萨特的眼泪都要下来了，他是多么想真正拥有这些神圣的东西啊！
母亲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织毛衣，忽然，膝盖上多了一本书还有一双可爱的小手。
“你要我给你念什么？亲爱的，仙女的故事吗？”
“仙女，在这里面吗？”萨特指着书，不太相信地问道。
母亲让萨特坐在对面的小椅子上，开始讲仙女巴尔特的故事。恍惚间，萨特觉得母亲变了，一个苍白的声音从一张雕塑般的脸上冒出来。这可跟平时给他抹香水或洗澡时的母亲不一样，她不再微笑。也跟在外祖父或外祖母面前的母亲不一样，她不再由于身份卑微而局促不安。她好像睡着了，或者是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那么这是谁在说话？萨特惊恐万状。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恍然大悟：这正是书在说话呀。萨特这才开始极力捕捉书中的句子：它们时而欢唱，时而哭泣，其中还间隔着停顿与叹息。最要命的是，它们夹带着许多他从不曾听过的新词，以致萨特还没来得及理解，句子便飞逝而过，杳无踪影。而有时，尽管他早已听明白了，那些句子却仍在絮絮叨叨、没完没了。“这些话是不是对我说的呢？”萨特还在疑惑不解，一个故事已经读完了，心神未定的萨特一下从母亲手中夺过书，夹在腋下，飞也似地逃走了。书本发出的声音使他内心产生了如此巨大的震动，以致这个平时彬彬有礼的乖孩子连声“谢谢”都忘了说。
从此，萨特每天都缠着母亲，要求她再念一个新故事。他越来越喜欢这些预先写好的奇遇，而再不愿听大人们为了哄他开心而即兴编出来的故事。他敏感地发现词语间有着某种严密的连结，正是这些连结使每次所念的故事具有了不同的意思。每一次从母亲嘴里吐出来的词语还是上次念出来的那些，只是它们之间的顺序发生了改变。萨特出神地听着，等待着那些似曾相识的词语周而复始地出现。
“为什么妈咪可以把那些书念出来，我却不行呢？”一天，萨特的小脑袋瓜突然蹦出这样一个念头，并被这一念头折磨得寝食不安。终于，他从外祖父的书房里搬来一本名叫《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的书。他把书放在贮藏室里一张折叠式铁床上后，便一本正经地坐好，开始“读书”，萨特用眼睛紧紧盯着那一行行的黑字，同时嘴里念念有词——他只不过在讲述一个妈妈念过好几次、他已烂熟于心的故事。尽管口中所念与眼中所看风马牛不相及，但萨特仍注意口齿清晰地读出所有的音节。母亲首先发现了萨特的这一创举，接着，外祖母、外祖父相继前来观摩，他们惊呼：“我们的小宝贝会读书了！”
孩子急于读书的愿望与行为使爱书如命的外祖父和望子成龙的母亲窃喜不已：这是一个多么有求知欲的孩子啊！何况他又如此聪明。经过讨论，大人们一致做出决定，该是教孩子识字母、念书本的时候了！
从第二天起，外祖父教萨特识字母，萨特念得兴致勃勃，十分投入，他甚至私下里给自己补课。大人们越来越难看到他小小的身影，听到他稚气的声音了。每天萨特都坐在他的小铁床上，读一本由克托尔·马路写的《苦儿流浪记》。之所以选择这本书，因为萨特对书中的内容记得很熟。这样当他实在无法辨读文字时，可以求助于记忆。萨特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吃力地读着，他甚至一边认读，一边背诵。当翻到最后一页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字母的正确发音，并且能够半猜半读地弄懂少许词汇的含义了——换句话说，他能够阅读了！
我终于能够自己读书了！萨特为此欣喜若狂。从这天起，他成天都在外祖父的书房里“闲逛”，野心勃勃地想把那里所有的书一阅无遗。如同任何一个初学者那样狂热，萨特冒着跌倒的危险爬上自己架起的桌椅，然后踮起脚去够那些散发着神秘的光泽的书。尽管害怕一不小心，书架倒下来会把自己压倒，萨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去取那些书架上层的书。
与别的孩子不同，萨特是在书本中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刚刚学会阅读的萨特读得最多的是拉罗兹大百科辞典。正是从一卷卷笨重的辞典中，萨特认识了世间的万物。由于过多地把自己禁锢在书房里，天天同书本打交道，萨特形成了与一般人相反的认识过程：先有理性认识，后有感性认识。从而形成了柏拉图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朦胧意识中，书本上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而现实世界只是书上世界，或者说词语概念的“摹本”而已。在萨特眼里，只有相对于百科辞典中的人与动物，“动物园里的猴子就不是完美的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也不是完美的人。”由于首先接触到的是词语、是理念，然后才接触到现实事物，萨特便无法把自己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与现实世界区分开来。基于这种认识论而形成的唯心主义，萨特后来花费了30年时间才彻底摆脱。
与同龄儿童相比，萨特早已对各种玩具、各种简单的游戏不感兴趣，而把读书视作自己生活的惟一内容。他不知疲倦地读啊，读啊，别的孩子在堆沙砾、追追打打、乱涂乱画中获得的快乐，他从阅读中加倍地获得了。实际上，在驱使幼年萨特拼命阅读的动机中，既有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也有对于语言、文学的天生爱好。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就已经预感到书中蕴含着“欢乐的宝藏”，体会到书本的神圣，把翻书、读书当作惟一的娱乐，这就足以显示出这个孩子的非凡性格，预示着他会成为一个终身寄情于舞文弄墨的人。
第四章　　两个世界
现在，萨特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扮演有名的卡尔的乖孙子这一角色了。每当客人们起身告辞，不再可能关注那个小天使时，他便飞快地逃离客厅——那个曾经其乐无穷，现在却越来越显得索然无味的地方。不一会儿，萨特已经忘记了周围的世界，重新回到了书本中的生活。
当小萨特读完了好几本书后，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书本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不一样。这个发现随着他阅读量的增加被不断证实着。为什么古罗马执政官布吕蒂要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全都处死呢？而著名小说家梅里美要让他的一本书的主人公——马弟奥·法勒科纳也做出了同样的坏事，杀死了自己的不义儿子。在书中，似乎这种父杀子的行为十分普遍，以致人们竟都不以为怪。可萨特生活周围却并没有发生过哪怕一次类似的事件呀！尽管外祖父常常与埃米尔舅舅在花园里吵得面红耳赤，可看起来外祖父并不曾想过要打死他的儿子呀。还有，高乃依悲剧中的情人们总是相互亲吻，并彼此许愿要同睡在一张床上。这真是奇怪的风俗！萨特每天不是和母亲分睡在两张小床上吗？
萨特无法理解书本上的世界，即使是他最爱读的《包法利夫人》也不例外。在幼时的读物中，给萨特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福楼拜的这部悲剧性小说。萨特在晚年回忆说：“我曾几十次地反复阅读《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最后我竟能整段地背诵下来。”然而尽管翻来覆去地读，萨特仍然无法弄懂一切。那个可怜的查利·包法利医生在妻子死后发现了一些信件，为什么从此就留起了胡子呢？他忧郁地瞥了罗道尔夫一眼，可见他对罗道尔夫是怀有某种敌意的，可为什么他又对后者说“我并不怨你”呢？为什么罗道尔夫会觉得这位丧妻的老实人“很可笑，又有些卑鄙”？最后包法利死了，他是死于悲伤还是疾病呢？萨特苦苦地思索着，却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这并不妨碍他读这部小说读得如醉如痴。这种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感觉反而增加了故事的魅力。在萨特看来，世界的深奥之处恰恰存在于这样的书中。尽管缺乏必要的成人知识给萨特的阅读造成了不小的障碍，但他乐此不疲，因为尽管不甚其解，福楼拜透过这部不朽名作所透露出的忧思愁绪，所传达的悲观情调，深深地打动了他幼小的心灵。作品中种种人物的形象，意味深长的对话，久久地留在萨特的脑海中。成年后的萨特对此念念不忘，一直试图要对福楼拜的思想和创作动机作一番更深入的探讨。到了1971年，他终于完成了三卷大部头的福楼拜评传——《家中白痴》，从而实现了从小就想弄懂那种种疑问的夙愿。
读的书越多，萨特就越发现书中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年幼的萨特还无法全部理解他所读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却显示出萨特已经慢慢悟出了某种真理性的东西。他发现真实的世界较为贫乏、虚假，缺乏人情味；而书本中的世界却是如此浪漫、诗意，充满了戏剧性色彩。现实中的人总是彬彬有礼，他们之间的关系持久不变。他们办事稳妥，说话声音洪亮、条理清楚，很少甚至从来不犯错误，即使犯了也是那种千篇一律、微不足道的小冲突，实际上的问题是早已解决了的。而书本上的世界却充满了起伏跌荡，世事变化之快让萨特目不暇接。某一人物会出人意料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本来相亲相爱的两个人，后来产生了不和，最终竟导致反目为仇，相互残杀。而幸存者也会因悲痛而日渐憔悴，最终赶到坟墓里去与他刚刚杀死的朋友或情人团聚去了……与一般孩子的感受相反，萨特觉得书本上的世界是那样真实，那样活灵活现，那样强烈地吸引着他；而现实世界的存在却显得有些虚幻迷离，令人难以捕捉又使人大倒胃口。
每当在书本中遇上了难解之谜，萨特会来到阳台上，像个大人似地来回走动。现在，外祖父一家已从默郭搬到了巴黎，住在靠近巴黎大学的拉丁区的一条小街——勒·高夫街1号7层楼的一套房子里。这是一个不大的阳台，偶尔，踱来踱去的萨特会探出头来，看看那些往返于街道上的行人。仅仅几眼便使萨特禁不住为世间的平庸生活而感叹。他看到，人们都在忙忙碌碌却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奔走。天空是灰暗的，人们的脸也阴沉得吓人。有时，他好不容易在一个人脸上发现了一点微弱的笑容，但它们仿佛昙花一现，稍纵即逝。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却不可理解地如一潭死水般平寂。萨特不喜欢眼前的图景，为什么他们不能像书本上的人物那样充满了锐气和血性呢？每想到此，萨特便会掉转头，飞快地跑回他的房间，重新进入词语的丛林。那里才有他真心喜欢的人儿、真正感兴趣的生活。日落时分了，萨特却在语言的森林中迷了路。哦，又一个疯人的故事！又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即将被毁灭，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悲痛啊！萨特完全被那个敢爱敢恨的世界迷住了，他激动得浑身战栗，嘴里发出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声音。忽然，灯被打开了，母亲高大的身形出现在眼前，她不禁失声叫道：“我可怜的孩子，你怎么在瞪着眼一个人吵架呀！”多么扫兴！萨特不情愿地从另一个世界回过神来，跳下床，嘴里叽里呱啦地乱叫着跑向餐厅，回到他那一成不变的平庸的家庭生活中。
其时，西方世界正进入了最沉闷、最晦色的阶段，塔莱朗曾讥讽地称之为“生活的温馨”。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精神世界却渐趋贫乏。生活中健康向上、积极奋进的风气几乎丧失殆尽，而代之以无聊、颓废和无病呻吟。萨特讨厌真实的世界，事实上是他不愿接受那种平淡而褪色的人生，那种空乏且虚伪的人性的反映。而在书本的世界里，他却可以感受到另一种“人性”——它有时是恶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善的，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实的。这种人性的内涵如此丰富，表现如此富有激情，使人生总带有悲剧或喜剧色彩，以致萨特久久沉溺于其中而不愿回到现实中来。在童年时期所感受到的对现实的不满，使萨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现实感，希望与周围世界隔离而固守自己的个人世界。尽管不断地感受到自己的主观意念与社会现实的不一致，他却不愿调整自我，而选择了做个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人，对社会、他人、责任、义务等抱无动于衷的态度。为了保持其清白，他宁可与现实保持距离。萨特的这种人生观和处事态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34岁的时候，才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在大战后真正走出书斋而投身到现实的风风雨雨中来。他的存在主义理论也才随之被引向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方向。
现在，萨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宗教”：“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本书对我更重要。”出于对书的崇拜，萨特自然会对那些写作这些书的大作家们发生兴趣。外祖父不失时机地给萨特讲述了从古希腊诗人赫希俄德到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雨果，以及这些伟人们的传奇事迹和传世作品。萨特贪婪地、一句不漏地听着，每当发现外公有空，他便会拽住外公的衣袖，小声地哀求：“您到我房间里来，好吗？”
不过，在萨特眼里，这些出手不凡的大作家并不是只可仰慕、高高在上的巨人，而只是他最早的朋友和玩伴。由于萨特没有兄弟姐妹，外祖父家周围也很少有同龄的伙伴，他把这些从小就熟悉的人自然而然地当作了比其他一切人都重要的同伴。在萨特眼里，这些人并没有死去，他们的躯体已经化为书本了。你看，高乃依是个红脸大汉，他皮肤粗糙，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糨糊的味道。这个家伙总是一脸严肃，满嘴吐出的都是晦涩难懂的话语。福楼拜脸上长着雀斑似的小点儿，他总是满脸的忧伤，没完没了地诉说着知心的话语。当萨特在逐字逐句地阅读时，他常会感到外面有一张脸贴在玻璃窗上，每当萨特偷偷地去看，那个人便会退回去。是谁在窥视着我？萨特心情紧张却努力装作没有发现的样子——那是已故的历史小说大家夏多布里昂……
萨特尊敬、佩服这些作家们，但并不认为他们如何地高不可攀。他们不过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罢了！他们尽管伟大，有的还不可一世，可不是也有自己的不幸和磨难吗？何况作为有名的卡尔的模范孙子——萨特——毫无疑问也会像外祖父那样成为一名文化的卫兵呢。最重要的是，不管怎样，他们的肉体已经消失了，而萨特却还活生生的。于是他可以仅仅凭着心血来潮，就让这些大家们屈服——他可以把他们的书夹在腋下，从这里走到那里；也可以把它们放在地板上，打开一会儿复又关上；还可以把它们藏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直到萨特决定让它们重见天日。尽管人们把这些作品称为“不朽”，萨特却忍不住可怜这种瘫痪的、凄凉的死后残存。
长大后的萨特，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都从不曾有过偶像崇拜，也决不迷信任何权威。老年萨特曾专门谈论过他的这一性格特征：“时至今日，我依然还有这个小毛病——放肆。对于波德莱尔、福楼拜，我都直截了当地表达我的看法。对待他们我难道还要谨小慎微地研究什么礼节吗？”联想到幼年萨特即把那些已故的名人像一同玩耍的伙伴一样看待，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看到孩子对书本、对阅读情有独钟，全家人不禁喜上眉梢，这样乖、这样聪明伶俐、还这样嗜书如命的孩子不是上天赐给他们一家的礼物，又是什么呢？可渐渐地，母亲和外祖母开始转喜为忧了：这孩子成天都在读书，会把身体弄坏的。玛丽似乎已发现她的小宝贝一天比一天消瘦起来。外祖母还认为：用脑过度会直接导致脑膜炎。这还了得！她俩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好办法：她们开始有意地让他接触那些充满了儿童生活乐趣，真正适合于他的年龄的书，从而将其注意力从那些过于严肃、深奥的“大人的书”中转移出来。
自从母亲特意带萨特去了那间位于圣-米歇尔大街和苏夫劳街交界处的书亭后，萨特便被那些精美的图画、绚丽的色彩，尤其是充满了奇遇和冒险的故事给迷住了。此后，每星期四，他都要拉着妈妈上那儿买《蟋蟀》、《精彩节目》、《暑假生活》等儿童杂志，以及《松朗特船长的孩子们》、《八十天环球旅行》等儿童故事，它们是风靡一时的儒勒·凡尔纳专门写给孩子们看的小说。对这些从未接触过的另一类读物，萨特感到特别新鲜，一打开它们便沉浸在那些由神话、童话、科学幻想小说所构成的迷雾里找不到归路。这是读书的另一种享受——有别于在“大人的书”中所品尝到的思索的乐趣。这是一种纯粹的美的感受，是一种累得精疲力竭、眼花缭乱的快感，以及完全沉醉在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中而忘记了一切的愉悦。
尽管外祖父不以为然，萨特却宁愿同时漫游于两个世界——“大人的书”的世界和“儿童的书”的世界。萨特一辈子都保持了这种“双重阅读生活”，即使在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思想家的晚年，他仍然会一边阅读高深艰涩的哲学著作，一边着迷于《祸不单行》等侦探小说。早在7岁到8岁这个年龄，萨特已经学会了在抽象和具体、深奥和形象、推理和幻想这两大类型书籍之间巡回、游荡。终其一生所保持的这种对于两大不同类书籍的全面爱好，使他在著书时也能涉猎抽象和具体、推理和幻想两大类型，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和谐地统一起来——在抽象方面，萨特是法国现代史上最有成就的哲学家；在形象思维创作方面，他又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小说家、剧作家。不仅如此，他的哲学著作尽管为一般读者所费解，但如果我们耐心看下去，会发现萨特在论证抽象的哲理时总是随时抓取日常生活中的生动例证，而萨特的每一部小说、每一出戏剧无不是他哲学思想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生动阐述、形象概括，从而开创了20世纪哲理小说、哲理戏剧的先河。
萨特从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学会阅读，到八九岁时已能自如地同时看“大人的书”和“孩子的书”。尽管他一直呆在家里，没有受到正统的学校教育，但他所读的书比同龄的孩子们要多得多。由于萨特看起书来，往往感情洋溢，与书本融为一体，他此时所读的书都给他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同时在精神王国里的任意驰骋，也使他获得了最早的思维能力和想像能力的基本训练，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尽管成年萨特并不喜欢他的童年，在谈到它时往往用一种讥讽的语调。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样的童年才造就了他，使他成为日后人所尽知的职业写作家——让·保尔·萨特。
第五章　　开始写作
时光在书页的翻动中一天天地飞逝而过。看到萨特的阅读能力与日俱增，大人们心中窃喜不已，可很快他们又开始为他另一个让人费解的变化担忧：原来伶牙俐齿、活泼好动的他现在一天到晚沉默寡言，心不在焉。无论是陪妈妈上街，还是跟外公去散步，他都不如以前那样积极，那样兴高采烈，并总是一副失神落魄的样子。而每当晚饭刚刚吃过，他就急急忙忙地奔回他的小床，叽里咕噜地念一通祷告后就钻进被窝。“这孩子是怎么啦？”不放心地跟过来的母亲在替萨特熄好灯、关好房间的门时总是疑虑重重。
担心是多余的，现在，萨特从热衷阅读转而开始迷恋想像中的世界了。看上去已经熟睡了的萨特正进行着紧张的精神活动：白天看过的书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地回到了他的脑海中；黑暗中，萨特想像自己已变成了一个孤独的成年人，没有父母，也无家可归，但他屡建惊人业绩。现在他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在熊熊燃烧的房顶上，火势越来越大，但他不敢加快步伐，因为怀里抱着一个已经昏死过去的青年女子。他往下瞥了一眼，人们在下面大声地叫喊着：“房子就要倒了，快下来啊！”冷汗一滴滴地从他被烈火映红的脸颊上滴落下来。怎么办？找不到可以下去的地方，一切都已燃着了。剧情到此就无法进行下去了——被紧张的想像弄得精疲力竭的萨特很快睡着了，那熊熊的大火和喧嚣的场景暂时离他而去。
第二天晚上，刚吃过晚饭，萨特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他的小房，爬上床，很快从现实来到了想像的王国。还是那栋摇摇欲坠的失火的房子，那个女子还昏迷不醒，又回到了那个千钧一发之刻。怎么办？突然，一根排水管印入眼帘。天啊，怎么没有早看到它呢？这下我们得救了！可是，抱着一个人又如何能抓住水管爬下去呢。幸好，这名女子被不远处一根木柱塌坍的巨响惊醒了，她让萨特背着她，自己用双手紧紧地抱住萨特的脖子。不，这样不行。哪怕被救者对拯救自我有过一点点微薄的努力，自己的功勋也会因此大为逊色。萨特立即阻止了想像往这个方向进行，必须另想办法！咦，脚下是什么？我的上帝！是一根还未被烧着的绳子。萨特连忙把这位受难的女子绑在自己身上。剩下的事情便不难办了。终于，萨特和那名女子都脱险了。市长、警察局长、消防队队长都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拥抱他、亲吻他，最后他们决定，授予他奖章，报社的记者也闻讯赶来，打算作一篇精彩报道。然而萨特已经不见踪影。他已来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深夜，一位姑娘大叫：“救命！”……
萨特几乎每天都是在危难中或是悬念中入睡的。想像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这种丰富而执着的想像活动在萨特的一生中都保持着。纵观他的一生，尽管萨特的外在生活不无动荡起伏、不无传奇色彩；但更激烈、更绚丽多姿的却是他的内心生活。
萨特还有一个保持了终生的爱好——看电影。不论是在后来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中，还是在时间宝贵的旅居日子里，他都念念不忘去搜寻正放映好片子的影院。这种看电影的爱好也是此时养成的。
当时电影还刚刚诞生，处在它的无声片阶段。为了使萨特多见识一些新鲜事物，母亲带萨特去看了几次电影。萨特很喜欢看电影的感觉：那么多人坐在黑漆漆的台下看台上几个人的行动。“表演”这个概念模模糊糊地进入了萨特的大脑。几次电影看下来，一切便不仅仅是在他的头脑中进行了——他开始用表情、动作甚至道具来辅助想像活动了，就好像是演一场无声电影一样，而且最好要和着音乐，使表演与音乐的舒缓、急促配合一致。
每天傍晚五点钟，外祖父在现代语言学院讲课还没有回来，外祖母则在她的房间里看时兴小说，母亲已经安排好了晚餐，在她的钢琴旁坐下来，弹奏起肖邦的叙事曲或舒曼的小夜曲。琴声一响起，萨特便溜进了外祖父的书房。书房里黑乎乎的，只有外面客厅里钢琴上的两只蜡烛透射过来一点点摇曳的光线。萨特满意地审视了一下场景，然后一只手举起了外祖父书桌上的戒尺——这是长剑；另一只手抓起他的裁纸刀——这是短剑，立刻，萨特进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位平庸的火枪手或一位著名的剑客。为了一个重大的使命，他不得不隐姓埋名；为了不暴露身分，他必须打不还手。萨特低着头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不时用眼睛恶狠狠地盯别人一眼。忽然，他惊跳了一下——别人抽了他一记耳光；不久他又踉跄了几步——背后被人踢了一脚。萨特默默忍受着一切欺侮，打定主意决不还手。但已经牢牢地记住了这些坏家伙的姓名。这时，琴声进入了快节奏，音量也加大了——妈妈换了一个乐曲：弗兰克的交响乐变奏曲。战斗的时刻到了！萨特既要扮演骑士，又要扮演骑士的马，他一边挥舞着“长剑”，一边“马不停蹄”地在战场上穿梭——从书房的门口奔到窗前。不好，萨特倒在了地毯上，原来一个敌人被萨特的剑刚好刺入胸膛。但太多的敌人围了上来，萨特寡不敌众，终于被杀死了。再次倒在地上的萨特过了一会儿后爬起来，小心翼翼地离开自己的“尸体”，开始进入另一个角色——游侠骑士。
母亲已经又换了一个曲子，快板变成了温情的柔板。刚刚结束了恶战的骑士来向被他保护的伯爵夫人请功，美丽高贵的伯爵夫人含情脉脉地一笑，她爱上了英勇的游侠。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骑士挽着夫人的手臂，一边散步一边闲聊。可是好景不长，那帮无赖和仇敌又纠合在一起猛扑了过来，骑士以一当百地杀死了90个暴徒，可剩下的10个还是把心爱的伯爵夫人抢走了……
萨特活灵活现地表演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他既演坏人，也演好人；既演打人的人，也演被打的人……他的表演是这样投入，因此尽管是一部哑剧片，书房里还是不停地传出各种声音。“布鲁，你在干什么？你的声音太大了，邻居们会抱怨的。”母亲偶尔会提醒一声（布鲁是萨特的小名）。萨特不予理会，既然他现在已经不是布鲁了，而是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有时，母亲会追问：“布鲁，你到底在做什么？”萨特这才打破沉默，不耐烦地停止住演戏说：“我在玩电影。”成年后的萨特表现出惊人的戏剧天赋。他不止一次地在戏剧中成功地扮演过各种角色，这与他童年时投入地演“无声电影”是分不开的；而他在文学创作的后期写起戏剧来驾轻就熟，毫不费力地把自己的观念、思想倚借戏剧的形式相得益彰地表现出来，这也无疑得益于他从童年起即十分热衷的把想像化为动作的爱好。
想像是创作的直接前奏。如今，萨特不仅通过阅读掌握了不少词语的语音、字形和意义，而且通过剧烈的想像活动形成了丰富的精神内涵。
萨特这年年仅7岁，却已不可思议地站在了写作这座神圣奥妙的殿堂门口，而不久，一个契机又使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提供契机者仍然是外祖父。
夏初，巴黎人纷纷涌向外国或外省的海滨消夏、旅游，繁华、热闹的巴黎城一时竟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外祖母、母亲带着萨特前往阿尔卡松小住，外祖父则由于学校还未放假暂且不能随同。
外祖父的字很漂亮，因此他是乐于写信的。即使是短暂的别离他也要每星期写三封信。每封信中有两页是写给外祖母的，给母亲的只有一句附言，但萨特却能单独收到一封用诗写成的信，这无疑是外祖父对外孙刮目相看的又一重要体现。为了让萨特好好领会这种幸福，母亲教他学韵律学规则，很快萨特就明白了诗歌是怎么一回事。这天，萨特又接到了卡尔的信，“为什么我不能写封回信呢？”这念头一萌发便在萨特的脑中根深蒂固，直害得他坐卧不安。这天，萨特在一张纸上胡乱地写着，但怎么也写不好那种叫“诗”的东西。恰巧母亲看到了这一幕，兴奋万分的她鼓励萨特把诗写完，并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诗信”发出去了，每当谈起收到它的外祖父会是怎样一副惊愕的表情，外祖母和母亲都会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很快，外公回信了，他热情洋溢地赞扬萨特的诗。受到称赞的萨特在母亲和外祖母的怂恿下立即以诗作答。于是，这年夏天，萨特与外祖父有了单独的鸿雁往来，而且都是采用诗的形式。外祖父还寄来一本音韵字典——一名“诗人”诞生了！
会作诗了！激动无比的萨特很快就不满足于只给外祖父写信了，他急于寻找新的创作题材。邻家有个叫薇薇的女孩真可怜，小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只能成天躺在轮椅上。萨特很同情她，也很喜欢她，把她当作一位可爱的天使。他常常挨着她坐着，给她讲他从书上看来的各种故事。既然会写诗了，薇薇是不该忘记的，萨特写了好几首诗献给薇薇，诗虽短，小女孩却看不懂，但大人们对之赞不绝口。萨特很容易诗兴大发，但生活中可用诗歌来描写的东西太少了。还能写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停地在布鲁的脑中萦绕。
这时，有人送给萨特一本拉封丹的寓言故事集，萨特不喜欢这本书，上面的情节让他很不以为然，看到最后他决定用12音节的亚历山大诗体来对它进行改写。这太超出一个孩子的能力了，大人们对这一想法并不支持，但萨特一意孤行，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改写工作。终于他吃力地把自己在连环画、杂志上看到的那些动人心魄的冒险故事加了进去。而在不知不觉中，韵文变成了散文。
一位有着非凡敬业精神的科学家，带着他美丽的女儿以及一位强壮的青年探险家，一行三人沿着亚马逊河而上，去寻找一只珍贵的蝴蝶。这就是萨特所写的第一部小说《为了一只蝴蝶》的故事梗概。一个刚刚7岁的儿童就会写小说？这对于即使是为写作而生的神童萨特也是不可思议的。晚年萨特在回忆儿时生活时，曾坦率地承认：这本小说的基本情节、人物、探险的细节，甚至还有小说的名字，“都是我从三个月之前出版的一个绘画故事里借来的，这种蓄意的剽窃使我免除了后顾之忧：一切都是绝对真实的，既然我并没有创造任何什么……”不过，萨特的第一部小说并不是一字不漏地照抄不误。出于一种潜在的创作欲望，他尽可能地对原作进行修改润色，使人物、情节略有变动，并大幅度地将句子重新排列组合。无疑，这种“抄袭”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的。尽管萨特暂且没有能力写出有自己独创性的作品，但他已经在写作过程中进入了角色。已如演戏时一样，他写到哪个人物就把自己变成了那个人。如果说一个有灵感的创作者就是一个在其内心深处已不是其本人的人，那么萨特在这种“抄袭”中，已经找到了灵感的体验。
创作是一条自我摸索的路，没有人鼓励，也没有人反对，日复一日，萨特坐在堆得比他的个子还高的书堆中，不停地“抄着”。“布鲁在干什么？在练字吗？”妈妈拾起萨特扔在地上的纸团，上面的字乱七八糟，她不由得皱了皱眉。没有人发现虽说仍然是“抄袭”，萨特却做得越来越高明了：他知道将原作品之外的东西塞进去了。这一手法是向儒勒·凡尔纳学的。细心的萨特发现，每次写到情节最紧要的关头，凡尔纳会突然停下来，兜售一段有关某种动、植物或某一风土、人情的知识。萨特很快就将这一招运用到实践中，并发挥到了极至。他常常在“写作”中停下来，给他想像中那成千上万的读者灌输各种各样的知识，如火地岛人的风俗习惯、非洲的植物、沙漠的气候等等，尽管他对于这些东西同样也一无所知。既然萨特自己也不懂这些百科知识，他又如何能讲给他的“读者”听呢？聪明的萨特自有办法。
那位蝴蝶研究专家和他的女儿在一次事件中不幸失散了。偶然的机会又使他俩坐上了同一条船，但他们并不自知。不曾想，轮船又不幸失事了，他俩被迫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巧合又让父女俩抓住了同一块浮木。“爸爸！”“黛丝！”父女俩在惊涛骇浪中相认了。哎呀！不好，前面游过来了一个发着白光的庞大的东西。天哪，鲨鱼！它正在寻觅食物，它已经发现了两个落难者。那不幸的父女俩的命运将怎样？他们能逃脱死神吗？写到这儿，萨特便放下了手中的笔。他跑到外祖父的书房中找到了拉罗兹大百科辞典上从字母“P”到“Z”的那一册，然后把它搬到自己创作的书桌上，极其熟练地翻到了印有词条“鲨鱼”的一页。萨特另起一行，开始一字不漏地抄袭起来：“鲨鱼常见于大西洋热带区，这些巨大的海鱼凶猛异常，身长可达13米，体重可达8吨……”
萨特就是这样对《为了一只蝴蝶》进行再创作的。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时期，他抄了无数个词条，一套拉罗兹大百科辞典几乎被他翻遍了。不过，萨特的这种文字活动只能在半公开的状态下进行，因为人们无法理解这种“自动写作”。外祖父尤其不欣赏这一莫名其妙的行为，他原以为萨特能够以其洞察力和所掌握的文辞描写一下他们的家庭生活，但当他发现那个伏案工作的“神童”只是抄了一些无聊的故事时，大失所望；而其中随处可见的拼写错误更令他气恼万分。对于萨特花费了不少心血创作出来的第二篇小说《卖香蕉的小贩》，他只随手翻了翻，就不屑一顾地撇了撇嘴，走了。
所幸，尽管不赞成，外祖父并未公开阻挠。萨特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创作，即使在有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也不中断。妈妈总会在他的枕头下面找到那个镶着红边的黑封面笔记本，这是她替儿子买的，上面写满了萨特自认为“写”得不错的小说。不再舞刀弄剑地玩电影游戏，不再躺在床上作漫无边际的幻想，在萨特的生活中，创作小说替代了这一切。
萨特写啊，写啊，渐渐地，抄袭被七拼八凑所代替。每当写一部新小说时，他会把以前读过的一个、两个或更多的事件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逻辑安插进去，尽管这种顺序或逻辑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每到适宜的地方，他还能把记忆中阅读过的种种动人的细节添加进去，从而使原来的故事更加跌宕起伏、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萨特此时已经懂得如何在写作中表达自己的意图了：对于他喜爱的人物，他会成倍地夸大他的壮举，而在塑造他所厌恶的角色时，他则变成了一个“虐待狂”，不惜用种种残酷的遭遇和惩罚以泄心头之愤。
萨特从小就仰慕那些独自与各种暴政对抗，一个人去完成艰巨而伟大的使命的英雄。这种英雄崇拜导致萨特在编撰情节时总不外乎用那种“以一敌众”的模式，以突出、夸大义士的功勋。为此，萨特把真实性抛到了脑后，而使敌人与危险、阻碍成倍地增加。在他笔下，常常是一位勇士只身对付二十多个恶棍；他甚至可能击退整整一队敌军……不知不觉中，萨特的创作中抄袭的成分越来越少，先是加入记忆中的细节，然后依据个人的喜好对原有的情节进行改动。在把不同的故事进行衔接的同时，萨特的创造才能得到了很好的磨炼。
时光在流逝，连萨特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已经真正在写作了。
第六章　　神圣使命
现在到了家里的孩子们表现出他们最初理想的年龄了。舅舅的孩子都将成为工程师，以继承他们父亲的衣钵。萨特长大后会做什么呢？母亲常常故意跟萨特谈起他的表兄弟们，期望他也懂得为将来作某种打算和选择，但沉迷在“自动写作”中的萨特，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怎么也不开窍。母亲开始为儿子的未来职业忧虑不安。
最先给萨特相面的人是卡尔家的好友——皮卡尔太太。一天，萨特正在他的小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作。皮卡尔太太来了，她提出要看看很久不见的小天使。眼前的景象让她大吃一惊：正完全沉浸在想像世界的萨特对客人的光临熟视无睹，毫不觉察，他一边飞快地用墨水笔涂满纸张，一边龇牙咧嘴，显示出种种极端痛苦的神情。此情此景家里人早就见怪不怪了，皮卡尔太太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悄悄走到孩子身后，仔细辨认那些“龙飞凤舞”的字迹。“多么丰富的想像力！多么生动的描写！”她不由得惊叫了起来。“这孩子将来是搞写作的。”皮卡尔太太回到客厅后，不加迟疑地下了一个结论。外祖母对此有些不以为然，她撇了撇嘴，冷冷地微微一笑。皮卡尔太太又严肃地重复了一遍：“他将来是搞写作的！他正是为写作而生的！”为了鼓励萨特继续写作，第二天皮卡尔太太又来了，专为送给萨特一个地球仪。有了它，萨特能在写作时，用以参照设计他笔下那些旅行家和冒险家在世界各地的行进路线。尽管皮卡尔太太对于自己的眼光十分自信，但也许她也没有想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长大后真的成了举世闻名的大作家。
几乎所有的人都渐渐同意了皮卡尔太太的预言。皮埃尔舅舅送给萨特一台小小打字机；外祖母送给他一本红皮封面的烫金小册子。从表面上看，母亲似乎对大家的看法有所保留，但一到晚上，当萨特只穿着衬衫在床上蹦蹦跳跳时，她就要紧紧地搂着他的肩膀，自豪地笑着说：“我的小娃娃将要从事写作喽！”现在，不知道这件事的只有外祖父了。
外祖父向来不赞成萨特的写作行为，也不相信他真的有什么写作天才。但母亲还是找一个时机把大家的看法小心翼翼地告诉了这位家中的权威。外祖父并没有发火，如母亲所担心的那样，他只是点了点头，随即走开了。此后几天卡尔都对此事避而不谈。这位语言大师究竟对此有何看法呢？母亲琢磨不透，只是隐隐感到卡尔陷入了慎重的思考中，因此尽管急于知道答案，她却不敢贸然发问。
终于，卡尔略微透露了一下他的想法。这天，客厅里只有萨特、卡尔和安娜三人。母亲在做针线活，外祖父躺在仰椅上闭目养神，萨特躺在卡尔的腿上看书。房间里异常安静，只有时针“嗒嗒”地走着。忽然，外祖父坐起身来，仿佛忘记了萨特的存在，他不无责备地对女儿说：“如果他想以笔谋生呢？”一句话已足以让安娜明白卡尔的担忧之所在。卡尔平生最欣赏著名诗人韦莱纳，对他的每一本诗选都爱不释手，但在数年前，他曾亲眼看见这位伟大的诗人跌跌撞撞地走进圣-雅克路上的一家小酒店，“醉得像一头猪似的”。卡尔说到此时总会加上这样一句话。这件事使卡尔终生对职业作家抱有偏见——他们是无法独立谋生的，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的下场是悲惨的。必须阻止萨特走上这条危险的路，尽管卡尔没有把话再说下去，安娜已从父亲那紧皱的双眉、坚定的眼神中读出了父亲的打算。然而，如何阻止呢？
一天晚上，大家正在吃晚饭，外祖父郑重地宣布，饭后要跟萨特作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谈话”。收拾好餐桌，女人们都自觉地退了出去，饭厅里只剩下外祖父和萨特。外祖父招手叫萨特到自己这里来，然后把他抱在了自己的膝上。萨特不由得肃然起敬，因为外祖父的表情与平时大不相同：庄重、严肃而充满忧郁。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外祖父首先告诉萨特，他将来是一定可以写作的，大可不必担心大人们包括外祖父自己会反对这种高尚的爱好。“可是，你知道许多著名作家是怎样死的吗？”外祖父话锋一转。萨特迷惑地摇了摇头。“他们死于饥饿。”外祖父一字一顿。接着他用种种事例让萨特明白：光靠写作是填不饱肚子的，搞文学的人如果不想饿肚子，便只能卖身投靠。接着，外祖父提供了一个既能保留对文学的爱好又能维持自身独立的两全之策，选择教书作为第二种职业。教师既有大量空闲时间，其工作性质又与作家这一职业相通，做一名教师一方面可以与那些当代伟大的作家们交往，一方面可在向学生们阐述他们作品的过程中汲取灵感，同时自己进行文学创作。最后，外祖父用恰到好处的措词告诉萨特：他并没有文学天才，他只是略微有一点写作才能。
如果说，人世间有许多事情总是朝着与人们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歪打正着，外祖父处心积虑地设计的这次“大人与大人之间的谈话”就是这样。外祖父的本意是要萨特远离文学的，但正是他促使萨特走上了写作之路。考虑到萨特已经迷恋上了写作，外祖父没有从正面阻拦他——出于叛逆或固执的心理，这样做可能会使事情更糟。外祖父在谈话中提到了写作的使命，其目的不过是提醒萨特注意其中的不利因素；他贬低创作，同时否认萨特赋有文学天才，为的是说服他放弃这种对于未来职业的选择。但萨特的理解并非如所预料的那样。他紧紧地抱住外祖父，两耳竭尽全力地捕捉那些干枯生硬的声音所表达的每一个字。在他眼里，此时的外公仿佛是那位正在颁布新法令的摩西，他因此必须牢记并严格遵从他说的每一句话。萨特没有听出外公的弦外之音，在他的理解中，外祖父不过是在预言未来创作之路的坎坷艰辛，从而让他抛弃那种想过锦衣玉食、阔绰放荡生活的幻想。而对于写作本身以及萨特才能的贬低，不过是在提醒自己：写作是一种严肃而枯燥的行为，作家的职业充满艰辛而缺乏乐趣，而想倚借天才而寻找捷径更是不可能的。萨特惊恐万分，有些不知所措，他感到自己的命运已经在这一刻被铸造成形了！当下，他决定服从卡尔的命令，接受了做一个二三流的作家，同时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的命运。
从此，当作家的志愿在萨特幼小的心灵中以一种十分明确而坚定的方式生根发芽，促使他为了实现这一夙愿而不懈地努力。与外祖父的这场对话中的误会，他直到已经成为50多部著作的作者时才明白：“在我年过半百的今天，我才发现，为了完成一个早已故世的老人的遗愿，我正在从事一项他从未赞成过的行当，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当然，一场误会还不足以决定萨特一生的命运，导致他选择写作作为终身职业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来自于他自身。萨特对于词语，对于阅读、写作与生俱来的迷恋引发了这种选择，而他勤于思考，急于寻找人生目的和意义的心态促成了这一决定。萨特常常会做一个这样的梦：梦中他是一个无票的旅客，偷偷地潜入人生这一列车。当他在车上酣睡时，突然有人把他摇醒，原来是列车员来查票了。他支支吾吾地想搪塞过去，可列车员却紧追不舍。这个梦是不知从何时起就植根在萨特心中的一个疑问的具体化：我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来了？童年时期的萨特不愁吃、不愁穿；他不需要做什么，也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那么他活在这世上到底有什么理由呢？觉得自己可有可无是最不堪忍受的事。萨特终于可以把梦做完了，他对列车员说：“我现在必须到第戎去，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使命。”于是列车员和乘客们都以一种无比敬佩的目光望着他。列车继续前进。只有负有重大使命，只有去拯救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才可以无票乘车。然而，萨特又凭什么去拯救人类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这就是写作——用笔来拯救他那些苦难的同胞们。
每天早晨，萨特刚刚睁开眼睛，便光着脚跑到窗前，俯看已经熙熙攘攘的街道。哦，这些先生、太太、小姐们还活着，还能在马路上行走。他们哪里知道，是一位圣人挽救了他们。从昨天傍晚一直到现在，这位圣人在家里拼命地写作，为的是写出不朽的一页来使芸芸众生获得一天的缓刑——人类之所以没有堕落下去陷于野蛮而与猪狗为伍，只因为有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圣徒在暗中顽强地与恶魔作战。每到夜幕来临，这个圣人就得开始工作，明晚、后晚，天天如此，直到呕心沥血而死。萨特暗暗地下决心：现在这位圣人死后，将由我来接替他，不停地写作来使人类免遭万劫不复的命运。正是萨特早已形成的这种主观意志使他误解了外祖父对他的劝解，并决定了他的写作动机。令人称奇的是，萨特日后果然就成为了他幼时想像中的圣徒——他始终以笔为剑，在不断探索有关人的存在和本质的真理的同时，勇敢地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痛斥、打击任何阻碍人类进步的观念和势力。
“我思故我在”，这是17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著名论题。而对于萨特而言，“我写作故我存在”。萨特在7～9岁之间找到了他毕生奉献的事业，这固然是词语本身对他所具有的特殊魅力使然，更重要的是，只有写作才能给他最需要的东西：人生的目的，或者说存在的理由。他通过写作来为人类的生存拼搏，而同时通过词语能证实他自身的存在；从而摒除那种对他折磨已久的多余的感觉，并使生命获得永恒。从这种意义上说，写作对于萨特，恰如上帝对于基督徒。由于写作这一使命对萨特具有类似于宗教的意义，萨特从不曾有过松懈。每当他因疲倦而酣睡不醒时，就会有一个声音把他从梦中惊醒，驱使他重新伏案写作。正是这种“我生来就是写作”的观念使萨特在未来的写作生涯中，不惜以健康的宝贵代价来换得写作的时间，从而写出了那样卷帙浩繁，并且蕴含着大量杰出思想的作品。晚年萨特在回顾他这一生与文学的难解姻缘时，心态十分复杂，充满了一个“精神苦得”者的悲凉和辛酸，足以令人怆然泪下：“我并不具有写作天才，这一点我早就被告知了。我被认为是一个勤奋苦读的人，我的书充满了汗味与辛苦。我常常使自己勉为其难，也叫别人勉为其难。以聚精会神、竭我心智始，以高血压、动脉硬化而告终。人们已将给我的命令缝进我的皮肉之中，如果我一天不写东西，伤口就会产生一阵阵烧灼感；而如果我轻而易举，下笔千言，伤口也会灼得我难受。这种刺痛的鞭策至今仍使我深感其苦。很久以来，我一直羡慕拉塞佩德大街上的看门人：夏天的傍晚，他们走出门房，带一把椅子放在人行道上，然后跨坐在上面，眼睛悠闲地东瞧瞧西望望，然而却并不负有观察人世的苦差……”
第七章　　神童入学
再不能避开有关萨特的教育问题不谈了，他早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拿主意的仍然是卡尔，他决定让外孙上蒙泰理中学。一天早晨，母亲给萨特好好打扮了一下：细纹格子衬衫，外套一条灯芯绒蓝色背带裤。吃过早点，外祖父把萨特带到了校长办公室。在把萨特的种种优点吹嘘了一顿后，卡尔这样作结论：“这孩子惟一的缺点在于，以他这样的年纪，智力发展得太早了些。”将信将疑的校长把萨特安排进了8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小学四年级）。当萨特被领到一间坐满了学生的教室时，他欣喜若狂，长期以来萨特总是一个人玩，现在他终于可以和那些同龄的孩子们来往了，而且多得数不胜数，孤独一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好景不长。萨特上学不到两周，外祖父就被校方召到学校去。他回来时一言不发，从皮包里抽出一张纸片扔在桌上。那张纸被墨水涂得乱七八糟，萨特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正是他第一次听写练习课上交的作业。原来萨特的拼写错误百出，校长告诉外祖父他最多只能进10年级预备班（相当于小学2年级）。外祖父十分生气，有生以来第一次训斥了萨特：“我看错了你！”一直到吃晚饭时，他都余怒难消。第二天，外祖父生气地把萨特从蒙泰理中学领回来，他和校长也从此不再有任何交往。
如果换了别的孩子，初入学校的这种失败也许会使其心灵受到极大震荡，而且这种震荡可能会对他的童年是有创伤性，从而影响他的一生。但萨特毫不放在心上，这件事对于他而言，与其说是一次耻辱，不如说是一个小插曲。由于一直保持着没有感情冲突、没有心理负担的良好心态，一直满足于母亲的娇宠、外祖父的溺爱，周围人的重视，萨特幸运地与这种震动和创伤无缘。“我是一个不知拼写法为何物的神童，如此而已。”萨特面对生平第一次失败，很不以为然。他又安然地回到他一个人的世界，继续与那些已故的大作家进行不发声的交流，用拼写不甚正确的文字传达内心深处的种种感受、信息……
迟迟未能入学，这对萨特固然有不利之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更多的却是给他带来了种种利于成长的因素。因为游离于严谨刻板的学校生活之外，萨特获得了非常充裕的自由阅览书籍的时间，并同时获得了十分优越的独立思考的环境。而以那种纯朴、天然、几乎是无意识的方式所猎取的知识，比在学校里用人工灌输，被动地接受的东西，更能像植物的种子一样被深深地埋进心灵深处，只待遇到合宜的气候，它们就会发芽，长大，结出丰盛的硕果。
时光飞逝如电，转眼间萨特已经10岁零3个月了，再把他禁闭在家里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卡尔已经渐渐地淡去了那次在蒙泰理中学所受的“侮辱”，换所学校就是了。这次卡尔为外孙选择了从勒·高夫街出发，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的亨利四世公立中学。经过注册、入学考试，萨特被安排在6年级。
历史似乎会重演，第一次作文，萨特又落在了最后一名。他的文章内容过于丰富却错误不断，并由于乱七八糟、不合规格而难以卒读。卡尔的两条眉毛又皱在了一起。母亲提心吊胆，担心卡尔一怒之下又会把萨特从学校领回来。悄悄地，她带着萨特来到班主任——奥维利埃老师的住处。这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又高又瘦，两眼凹陷，面色似蜡，让安娜着实吓了一跳。安娜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她竭力说服老师：萨特的实际水平远远超出他所上交的作业所显示的；他早已能够阅读，还写过许多小说等等。当缺乏证据时，她竟然声称：她怀了10个多月才生下了萨特，所以这孩子比别人更成熟。奥维利埃听得很入神，显然，比起萨特的成绩，他对安娜的魅力更感兴趣。临走时，老师答应对萨特进行“督促帮助”，但不愿为他单独开课。
班主任把萨特的座位调到了最前排，由于总感到奥维利埃老师的目光盯在自己身上，萨特觉得老师仅仅是在为他一个人而讲解。他一定是喜欢我的！萨特暗暗自得。这种受重视、被喜欢的感觉如此重要，以致萨特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一名相当优秀的学生。在第一学期末，老师给他写了如下的评语：“优秀的孩子，但过于轻率，最初的回答几乎从来都不是准确的，必须训练作进一步思考。”到了5年级，萨特表现得更加才智出众，期末老师给他的评语是：“在法语方面是全班的尖子。从思想开放的角度来看，他已经是搞文学的材料，并表现出很强的日记艺术。”每当看萨特的考试成绩单时，外祖父总不免要嘀嘀咕咕一番，但这次，他再也不说什么了。
事实上，萨特两次在最初进入学校期间所表现出的让人失望的情形是有理可寻的。从作为个人体验的自学和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到每个人同时受教的集体教育的转变，萨特无法一下子适应过来。外祖父、母亲以及其他人都是出于爱而将知识传授给他，萨特也出于对他们的敬爱而认真地接受。现在一位老师用一种权威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口吻同时对几十个人讲授一样的东西，萨特困惑得不知如何是好。此外，听惯了赞誉的萨特想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有人比他答得更快，比他学得更好。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也令他不知所措。所幸，他很快习惯了这种民主式的教学，并自发地矫正了自己潜在的病态优越感，凭着雄厚的基础和超凡的领悟力渐渐地在同学中脱颖而出——昔日的神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学生。
为了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萨特再也无暇像以前那样“疯狂”地写作了。他的那些小说笔记本都被扔进了废纸篓，或者在不知不觉中被丢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逻辑分析、听写、算术等各门功课的练习本。萨特的小脑袋瓜里已经装满了乘法表、地图册、历史知识、外语单词……而从前那些骑士的足迹、孤女的踪影都已无处可寻，写作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被渐渐遗去的使命。然而在萨特内心深处，一切都未改变。“由大人们封好口置放在我身上的那张委任状，我虽已不再去想它，可它仍然存在着。”仅仅从萨特的交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一直不曾忘记那个神圣的使命。
在入学之前，萨特有过一次交友的冲动。那是在卢森堡公园，一群孩子在玩“抓坏人”的游戏。萨特多么想加入他们当中，哪怕是只装扮一个已经被杀死的坏人也在所不惜。可正玩得尽兴的他们连看都未看这个“矮个子”一眼，萨特失望得差点掉下了眼泪。从此他不再尝试跟同龄人交友，自尊使他无法再忍受被漠视的屈辱。因此，当萨特踏入课堂的第一天就被同学们接纳了时，这样一件极其自然、平常的事却让他受宠若惊。很快，萨特与同学们融为了一体，他们一起放声大笑、喊口号、说俏皮话。放学后，他们在伟人旅馆和让·雅克·卢梭的塑像中间的空地上打球，做各种各样的游戏。萨特生平第一次体会到“集体”、“团体”的概念。
暑假来得真快，同学们依依不舍地相互道别。萨特最舍不得的是一个叫子斯·贝尔科的同学，他们已经结成了好朋友。贝尔科长得很漂亮，体形纤弱，长长的黑头发梳成贞德式的发型，令萨特百看不厌。但贝尔科最让萨特着迷的还是他在课堂上回答老师提问时的风度。每次上课，他从不举手，但如果老师问到他，正确的答案就从他口中缓缓吐出，既不会稍有结巴，也不得意扬扬。这种谦逊和天才让萨特大为惊异，佩服得五体投地。
贝尔科平时沉默寡言，不喜交际，能跟他聊得来的也就只有萨特了。每当下课铃响了，他俩便飞快地跑到室内操场的一角，躲开吵闹的人群，窃窃私语。同学们只看到他们很神秘，又很兴奋的样子，却无人上前打扰，因为众所周知他俩是班上最博览群书的人。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文学。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列举各自读过或了解过的作品。交谈总是如此令人着迷，以致有时两个小家伙都没有听到上课的铃声。
一天，贝尔科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注视着萨特，几次欲言又止。性急的萨特连忙追问原因，“我想，我想写作”，再三追问之下，贝尔科才说出了他心中的秘密，平日苍白的脸憋得通红。这一声听起来细若游丝，却在萨特耳中响彻天际。“我也想写作！”四只少年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颗心在文静、纤弱的外表下狂跳不已。可是，第二天，贝尔科没有来上学，第三天，第四天……贝尔科再也没有来过学校，萨特惘然若失。他四处打听好朋友的下落，一个声音击中了他：“贝尔科得了肺结核，他快死了！”
那年年末，贝尔科死了。他的同学们跟在送葬人群的后面，哭泣着。萨特的眼泪从心底里流出来：他刚刚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知己，老天却马上把他夺走了。然而这还不是最残酷的一面：他只是失去了一个朋友，而有人却失去了一切——贝尔科的母亲，那位死了丈夫的裁缝。她省吃俭用地供儿子上学，她的一切希望都寄放在贝尔科身上。那么她未来将怎样生活呢？想到这一点，一种恐惧感袭上了萨特的心头，使走在队伍中的他禁不住瑟瑟发抖。
贝尔科的死使萨特陷入了沉思，这是平生第一次让他感到：生活不仅仅是温柔和亲吻，它还有贫穷、疾病、不合理……贝尔科的死在萨特的记忆中划下了深刻的痕迹，以致许多年后，他仍然动情地、用一种愤世嫉俗的笔调写道：“我是否隐约看到了邪恶？看到了上帝的不存在？看到了一个无法居住的世界？我想是的。如其不然的话，那么在我那被否定，被遗忘而早已失落了的童年里，贝尔科的形象又为何仍保持着其痛苦的清晰呢？”
上帝又把贝尔科还给了大家。当萨特第一次看到新来的同学保尔-伊夫·尼赞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是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也是略带鹰钩的鼻子，也是一副怕冷的纤弱模样——贝尔科回来了！萨特又惊又喜，立刻无心听课了。下了课，他迫不及待地主动与这位新同学打招呼，很快，他们便熟起来。
尼赞没有贝尔科那种天才，尤其缺乏那种含蓄、优雅的风度。贝尔科身上的谦逊在尼赞身上表现为藏而不露。当他被激怒的时候，他并不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但却无法保持贝尔科那种处变不惊，临阵不慌的气度。他所说出的也不全是真理，他甚至是班上惟一以讥讽的口吻谈论父母的人。当然他也有着类似贝尔科的许多优点，而且有萨特最看重的东西——他也读了很多书，他的末来理想也是当作家。萨特由衷地喜欢上了这个假贝尔科。
萨特和尼赞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话，而他们二人争论时的情景最是滑稽。萨特打从3岁起就患上了右眼角膜翳，继而引起斜视，后来右眼就慢慢失明了。偏偏尼赞也患有斜视，两个斜白眼在一起，唇枪舌剑、口若悬河，自然是要引人侧目的。萨特调皮地说道：“不同的是，我朝外白，他朝里白，看起来更逗。”
尽管“一见钟情”，此时，萨特和尼赞的交往还仅止于谈得来的好伙伴。只是在很久以后，在他俩分开了很长时间又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这种友谊伴随萨特终生，对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第八章　　母亲改嫁
在12岁以前，萨特的家庭生活主要由清静、闲暇、融洽与舒适构成，萨特没有体验过创伤，也没有过任何心理负担。但当他即将从童年时代跨入少年时期时，他的生活被打乱了。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母亲改嫁了！
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另有原因，人类历史上许多艺术天才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恋母情结——他们无比敬重、爱恋自己的母亲，这种对母亲的感情甚至影响了他们对待父亲的态度。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达·芬奇是个私生子，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却同父亲保持着对立。而关于名画《蒙娜·丽莎》创作成因的一种说法便是：那个模特儿只是他母亲的复本，因为她的微笑使达·芬奇想起来了母亲卡特琳娜。法国文学史上的巨人波德莱尔、普客斯特也有同样的倾向。前者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与继父相处极不愉快；后者把母亲每晚给他的吻安看得如此重要，以致有一天竟因为母亲忘了给他一个吻而痛苦万分。而在萨特的一生中，母亲亦是极其重要的人；尤其是在从出生到现在刚刚跨入少年时期的生命中，母亲无疑是最重要的人。
父亲的早逝使萨特与母亲双双落难到外祖父家，从此相依为命。因为母亲温柔、驯服的天性，也由于外祖父对待女儿和外孙的方式仿佛他们是一起长大的两个孩子，萨特从小就不把母亲当作一个应服从的权威，而宁可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姐姐。家里有三间卧室，一间是外祖父的，一间是外祖母的，还有一间是“孩子们”的——萨特和母亲的两张小床摆在同一间房里。当母亲感到难于应付外祖母的挑剔、外祖父的严厉或自叹命运多舛时，萨特总是似懂非懂地倾听母亲的诉说，用他的小手抹去母亲脸上的泪珠，心里充满了爱怜之情。这时他会幼稚地想：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娶她为妻以便保护她。“妈妈”，他紧紧握住母亲的手，一本正经地说：“我保证将来一定会尽我的一切力量来为您效劳。”
萨特是母亲生活中的惟一中心。为了儿子能健康成长，母亲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对儿子可能有所帮助的机会。由于母亲的悉心照料，她生活中所缺乏的一切——自由、闲暇、愉快——萨特在他的童年时期都能够充分地拥有。母亲小心翼翼地对外祖父、外祖母察言观色，对兄弟、亲戚亦忍让顺从，只要她的儿子不受到半点委屈。因长大而日渐懂事的萨特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母爱。在回顾往事时，萨特曾声称自己9岁前后的岁月“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候”。因为此时，母子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一切沟通的障碍都完全消除了。
萨特和母亲的确是亲密无间，母亲称萨特为她的男伴，她的小情夫；而萨特则对母亲没完没了地絮叨他的种种见闻和感受。朝夕相处还使母子俩形成了一种旁人无法懂得的默契。他们有自己虚构的故事，自己的交谈方式以及只在互相之间经常开的玩笑。在某一段时间内，萨特在对母亲说话时所用的语言会具有某一固定的特点，如带上同一句口头禅，或用同一种句式。有一段日子，他们竟然常用第三人称来指代自己。例如他在等公共汽车，可汽车到站却没有停。这时萨特就会对母亲嚷道：“他们一边跺着脚，一边诅咒着老天爷。”然后二人便相视大笑。诸如此类的默契不仅带给萨特和母亲无穷的快乐，更给了萨特无尽的信心。
托尔斯泰曾经说，没有一个伟人不是他的母亲的宠儿。被母亲宠爱的孩子自然而然地会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这种自信有助于他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个性。让我们来看看已经功成名就的萨特是如何深情地回顾这一段时期母子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便足以体会这份母子情对于萨特的意义了。
“有时，商店或茶室里的女售货员在我们看来很可笑，当我们离开时，母亲对我说：‘我没有看你，因为我怕会当着她的面笑出声来。’我为自己的能力感到自豪，只要看上一眼就能使他们的母亲发笑的孩子是不多见的……即使在今天，每当我看到某个神情庄严的男孩正严肃而又亲切地在和他的孩子似的母亲谈话时，我总抑制不住内心的快活。我喜欢这种原始的温情，它只是在远离男人，并与他们作对时才会产生。我会长久地注视着这一对对充满稚气的母子俩，可我突然想到我已变成了一个男人，于是我便扭过头去。”
正当萨特沉醉在这种旁人难以体察的温情中时，忽然，母亲再婚了，另一个令人猝不及防地夺走了完全属于他的，与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挚友、母亲。这是萨特有生以来第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终日闷闷不乐，若有所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难过的三四年”。萨特后来在不同的场合几次说到，因为母亲的再嫁，他感到自己被出卖了：“母亲的再婚使我中断了我和她的亲密关系，我感到她出卖了我，虽然我从未对她说过这一点。”
继父叫约瑟夫·芒西，是德洛奈·贝尔维尔公司——一个车船制造企业的土木工程师和执行董事。他又高又瘦，长着一只过大的鼻子，一脸黑乎乎的胡须，不过，他的一双眼睛很漂亮。芒西很能挣钱，从此使萨特母子过上了宽裕的生活。但萨特并不因此而感激，只是为他夺走了自己心爱的母亲而产生了浓厚的敌意。
公平地说，继父对萨特十分友善，他常常找机会主动接近萨特，并在有空闲的晚上教继子学习几何。然而不论从感情上，还是从性格、爱好、思想观念上着，萨特都与这个年近40的继父格格不入。芒西毕业于巴黎综合工程学院，对于数理科学有着特殊偏好。他固执地认为，惟有数理等自然科学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出于这种对于理工科的近乎迷信的崇拜，他竭力主张萨特朝这个方向努力，长大后做一名理科教员。对于萨特当作家的想法，他一点儿也不赞成。他知道继子一直在写些什么，但他漠不关心；每当萨特把写好的东西给母亲看时，他总是一声不响地走开。一个人在十三四岁时就去搞文学是毫无意义的，芒西对于继子在写作上所浪费的时间十分痛心。但芒西并不公开责备萨特，这不仅因为年轻人容易产生对抗情绪，也因为萨特从来不把他当作真正意义上的父亲。
应该说，芒西对于萨特努力方向和前途设计的干涉，主要出自于他对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的无知以及他作为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绅士思想上的局限。然而在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且一直潜藏着深厚敌意的萨特看来，芒西此举暴露他想“管教”和“控制”自己的企图，他要强加给萨特父权——这一萨特从不曾领教过的东西。萨特因而万分恼火，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不久，他宣布自己将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萨特选择哲学作为终身奋斗的学科，与其说是因为他觉得哲学最能揭示永恒的真理，不如说是因为学哲学能与继父作对。“正是为了跟他顶牛，我才决定搞哲学”。成年后的萨特一直不曾消除与继父之间的生疏感，他曾这样客观地分析这种奇特的父子关系：“我故意反对他所说的或者相信的一切。我感到，我们的关系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我对他没有子女的孝心。表面上，我们的关系正常，我对他惟命是从，认识到他应有某些优越的权利。然而事实上，我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敌意。”在此之前，人人呵护、众星捧月的生活使萨特不知暴力与仇恨为何物，但这段在“一个土木工程师的管辖下”的生活使他懂得了什么是“阶级斗争”。
1917年夏季，芒西当了德洛奈·贝尔维尔公司军舰建造厂的指定头头，被调往拉罗舍尔——一个沿大西洋的海港城市，妻子和继子随同前往。
从这时起，萨特开始了他生活中最倒运的阶段。青春发育期的少年特别容易走上歧途，而与母亲的决裂、对继父的敌意以及陌生的环境使萨特这一时期的心理困难格外突出。曾经是乖孩子、好学生的萨特突然间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性情乖戾、近乎懈怠的“问题少年”。在学校里，他的成绩平平庸庸，个子没有再长却开始学着和人打架。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他还学会了偷窃。
母亲的钱包总是放在碗橱，里面装着她每月的零用钱和全家的伙食费。这天，萨特悄悄地打开它，拿了一张一法郎的钞票，因为他又想吃拉罗舍尔大糕点店卖的罗姆酒水果蛋糕了，却不想开口向母亲要钱——他现在尽量避免与家里人讲话。此后，萨特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今天拿两法郎，明天拿5法郎。不知不觉，他已经聚集了70法郎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在他的夹克衫口袋里发现了一大摞纸币和硬币，这自然引起了她的疑惑：“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这是我开玩笑从卡迪路那儿拿来的，我打算今天还给他。”萨特企图蒙混过关。
“好吧，我来还给他。你今天晚上把他带到家里来，我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事情很快败露了，母亲和继父大发雷霆，狠狠地责骂了萨特一顿。格外伤心的母亲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理他。不久，从巴黎来的外祖父也知道了此事，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卡尔家的人历来有体面、有品格，而现在竟发生了这种事！这天，卡尔故意让一枚10生丁的硬币掉在地板上。“作为一个教养很好的小家伙，我却弯腰寻找硬币，可是一个严厉的手势阻挡了我。”萨特60多年后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幕：“外祖父可怜的膝盖吱吱嘎嘎地作响，他俯下身子捡起硬币。他认为我不配再从地上拾钱。”这一举动大大地损伤了萨特的自尊心。
偷窃使萨特不再受欢迎，他感到自己变成了流浪儿。现在，他的暴力倾向更严重了，加入了一个专爱打群架的学生团伙后，他常常在大街上与另一支队伍短兵相接，打得难分难解。母亲为此伤透了心，甚至有人断言：这孩子怕是无可救药了。
生活总是在如水一般的平静中蕴含着小小的出乎意料。正当萨特的家人为萨特的误入歧途一愁莫展时，萨特自己开始厌倦了这种做差学生、当一名烂仔的感觉，很快轻而易举地走回了正道。1919年，他重新以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精力投放到学业中。这年年尾，他的法文写作、拉丁文、德文等课程考试都拿了全班第一。由于成绩优异，母亲和继父爽快地答应了萨特想重返巴黎亨利四世中学的请求。
萨特在青春期的表现表面上看令人费解，实际上却有迹可寻：他想尝试一下做一名差生，这既出于对继父要求他做一名循规蹈矩的学生的反抗，也出于对母亲“背叛行为”的报复心理，而当发现在同学的眼中，他并不太有体面时（他是外地人，还有个继父），他便选择了打架、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来显示他对这种看法的不以为然，并借此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以让他们忽视或忘记他所引以为耻的家庭关系。当萨特度过了青春危险期，并很快成熟起来时，他就自己认识到了这种做法的可笑和毫无必要，从而迅速地从歧途走上正轨。
萨特是真的长大了，他完全懂得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地打一个扎实的基础，以便考取第一流的大学。到他在参加高等师范学院入学考试之前，在路易大帝公立中学补习的时候，老师对于萨特已经极为满意了：“机敏，前途无量，尽管他有过分自信的弱点。”
第九章　　巴黎高师
成年后的萨特不太喜欢自己的童年，对自己的少年时代也颇有抱怨，但每当提到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度过的大学4年时，他总是禁不住流露出深深的留恋之情：“巴黎高师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4年的确是丰富、快乐的岁月。从踏入校门第一天起，萨特便因为从此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而狂喜不已，他很快适应并热爱上了这种与同学们同吃同住的寄宿生活。因为无拘无束和成熟独立的同时获得，此时，萨特的潜在才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在每个人眼里，他都是个勇敢而机智的学生。“他以其幽默吸引了每一个人”，他的同班同学乔治·康吉廉清楚地记得：“他喜欢说俏皮话，喜欢激起大的混乱。”同学们还记得他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面，因而获得了“官方讽刺小品”的头衔。加上在大多数课程上出类拔萃，萨特很快成了人所尽知的明星式人物。
另一个让萨特名气大增的因素是他的戏剧才能。耶稣升天节这天，高师校园里万头攒动，一片热闹，学生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萨特则参加了学生业余活报剧的演出，在《朗松的灾难》中扮演主角朗松。一场戏下来，萨特立刻又成了戏剧明星，他在对白、表情等方面的表演才能令老师和同学大为惊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身材矮小、且患有斜视的学生能把朗松扮演得如此惟妙惟肖。其实，这不过是萨特在幼时“玩电影游戏”所形成的表演才能得到了施展而已，由于首演大受欢迎，此剧又重演了好几次。此后，萨特成为学校话剧团的常任演员，在一次次演出中显露头角。
最使萨特的高师4年大为增色的还是他11岁时的伙伴尼赞再一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以及同宿舍的室友。两个已经成熟了的小伙子很快发展了比以前深得多的友谊。现在他们不再只是谈谈自己读过的作品，构想一下未来的作家梦，而是投入了为实现这个梦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他们一同出入图书馆、书店，大量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而后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不到一个学期，两个小伙子的文学鉴赏力有了质的飞跃，并已形成了各自对于文学本身的看法。萨特最钟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因为他们对于人类永无休止的心灵冲突的深刻而细腻的表现无与伦比。尼赞的文学趣味则有所不同，他更喜欢读当代法国文学的杰出作品。他在阅读中发现了让·吉罗杜描写青年作品的构思精致巧妙，安德烈·纪德的异教徒价值，瓦莱里·拉博作品中的异域感受和保尔·莫朗作品中隐含不露的独创。是尼赞使萨特注意到了文学技巧问题。每当发现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萨特或尼赞都会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用最快的方式找到对方一吐为快，有时，两人会因意见不和而争执不下，最后便会去拜望那些他们所认识的高年级同学，或者到图书馆去查相关的书以寻求满意的答案。随着阅读的日益广泛，他俩慢慢地知道了康拉德以及许多已走入现代的文学大家，共同的学习使他们在文学见识上不断拓展。由于萨特和尼赞是那样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而又同样地出类拔萃，同学们便戏称他俩为“尼特”和“萨赞”。
不久，另一名“火枪手”——埃尔博加入了萨特和尼赞这一对铁哥们的生活圈子，从而形成了巴黎高师著名的“神秘小组”。埃尔博有突出的下颚、使人敬畏的肌肉和骨骼，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纯真的微笑。和萨特、尼赞一样，他也非常喜爱紧张的脑力工作和作家的职业。不过从才华和对于未来理想的奉献精神来看，他比另两人要略逊一筹，但他的善解人意和丰富的社会经历则弥补了这个快乐小团体的一些不足。
现在，这三个火枪手越来越让同学们感到好奇。他们独立独行，不再和其他同学来往。他们从来不去上必修课，选修课也只挑几门去上。每到上课的时候，他们三人总是坐在远离其他同学的地方。每到考试来临，他们却经常出没于郊外的咖啡厅和酒馆，或者钻进尼赞的小汽车，整个下午在“奥尔良门娱乐公园”玩弹球机和微型足球。同学们总是看到他们一边走，一边旁若无人地哼着流行小调。他们还以“粗暴”闻名，每当新生入学，他们总是带头“戏弄”新生，有时几乎不尽人情。可不管怎样，同学们总是把这三个人的名字挂在嘴边：萨特风度一流，但却是三人中最可怕的一位，他极易勃然大怒，并很能喝酒；尼赞已经结过婚了，但他故意不修边幅，他总是咬着指甲，那玳瑁镜框眼镜后面的目光，简直可以吓死人。埃尔博是一个标准的感觉论者，他温文尔雅，有着令人无法忍受的妒嫉心。
三个火枪手不仅给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谈资，也不时让大伙恼怒不已。一次，他们把科克托的“欧仁的宇宙论”加以改造后，进行实际运用。他们认为自己属于最高的等级，而把其他同学“证据确凿”地定位到最次的范畴中。有的同学属于马拉昂斯之类，注定要在无限中游荡；有的同学则属于莫尔蒂梅之类，也将飘游不定。好些同学对他们的分类提出了异议，试图让他们收回这种恶作剧，然而谁又辩得过这巧舌如簧且哲学理论功底深厚的三剑客呢？
对于萨特而言，巴黎高师4年求学生涯的最大收获应该算是培养了他对哲学的兴趣。萨特最先接触的哲学家是法国的亨利·柏格森。在读了他的《试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后，萨特立刻被这位世界第一流的哲学大师镇住了。柏格森认为：行为是构成生命的东西，而绵延是生命的本质。绵延存在于回忆中，事物在记忆中被回忆出来，持续下去，贯通并渗透到现实中，在知觉中使过去和现在的事物进入意识之中。萨特对于柏格森关于意识的独到见解十分入迷，忍不住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为此他就“绵延和意识”问题写作了一篇长长的哲学论文。由于论文立论深刻、论证严密，哲学老师给了他少见的高分，并从此对萨特刮目相看。
老师的褒奖更点燃了萨特对于哲学的热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尼采、叔本华、马克思、弗洛伊德……的著作，并像他的成名小说《恶心》中的一个人物那样，按照字母顺序摘记下了他在读这些艰深作品时的感受和看法。萨特对于前人哲学思考的成果不是不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在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想结构中，他读马克思主义时十分吃力，不甚其解，也不甚赞同。他不喜欢弗洛伊德，认为他的有关无意识心理论集中体现了机械论决定的倾向，有神秘主义化的危险……由于博览群书而又勤于思考，到4年级时，萨特的思想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巴黎高师所教的哲学。大四那年，当时最有影响的《新文学》杂志曾发起过一次“当代大学生调查”，萨特给编辑部写了一封很有分量的信，详细阐述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当代大学生已经疏远上一代人，他们对于上一代人的看法和标准都无法苟同了。这封信引起了该杂志社的重视，以很大的篇幅刊登了萨特的文稿，并在后一期《新文学》中专门就此种意见发表了长篇专论。这篇被杂志社称赞为“很有见地”的文稿，事实上展示了萨特在此时已形成的全部哲学。
当萨特正在通往成功的大道上疾步如飞时，1928年发生的一件事却给他泼了一头冷水——他在高等教育文凭考试的笔试阶段失败了！这简直是难以置信！每个人都对此大为吃惊，因为很久以来萨特都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但这次他却成了第15名，即倒数第一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此次笔试的题目是“论想像”，早在一年前，哲学教授德拉克鲁瓦就给萨特的论文《心理生活中的想像》打了“优秀”。在这篇论文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自笛卡儿以来的想像概念。可考场上的萨特不愿老调重弹，决定另辟蹊径，重撰论文，没想到突发奇想的结果却是名落孙山。从此，萨特吸取了教训：做任何事要“推陈出新”，却不要“别出心裁”。这次失败的后果是严重的：萨特不得不休学一年，等待来年再考。不过，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这次出乎意料的失利，萨特就不会结识他生命中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人了，这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十章　　西蒙哪·波伏娃
1929年的复活节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又回到了校园。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索邦校区内开满了百合花、金莲花和红山茶。小别之后的同学们三三两两国在一起交谈、讨论或打闹，校园里一派热闹、喧哗。在这一群生气勃勃的学生中，头戴一顶可笑的帽子，正情绪激昂地高谈阔论的萨特显得十分突出，他的谈话对象是一位比他要高得多的、傻乎乎的女同学。也许萨特的见解过于玄妙、高深，这位可怜的女孩听得一愣一愣的。萨特很快离开了她，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精辟议论得不到共鸣。不一会儿，人群中又响起了他那为人所熟悉的尖锐的声音——他又和另一位长得漂亮多了的女同学侃上了。这次，她不似前面那位只知洗耳恭听，而是惟恐自己没有表现的机会。她那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使得萨特有些尴尬，不一会儿，他俩吵翻了。又剩下萨特孤伶伶一个人了，他坐下来，抱着脑袋一个人生着闷气。不远处，一位穿着黑衣，也戴了一顶可笑的绒帽的高个子碧眼姑娘一直对他十分留意，目睹此情此景，她不禁莞尔。
这时，三个火枪手之一——埃尔博走过来了，他先走到高个子姑娘面前，抓住她的手，带她穿过人群来到萨特面前：“萨特，这就是我经常对你说起的，对莱布尼兹了如指掌的西蒙娜·德·波伏娃。”萨特抬起头——他和波伏娃都永远忘不了这一天：那是复活节刚过完的那个星期一。
西蒙娜·德·波伏娃比萨特小三岁，也出生于法国巴黎拉斯佩尔街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乔治·德·波伏瓦是位思想保守的法庭秘书，但他对于戏剧有一种天生的热爱。母亲弗朗索瓦丝·德·波伏娃出生于富庶的外省银行家庭，个性倔强，姿色动人，父亲的影响和天生的喜好使少女波伏娃大量地阅读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并在父母熟睡后偷看“禁书”——布尔热、都德、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当读了奥尔科特、艾略特等杰出女作家的著作，并了解了她们的生平后，波伏娃立志毕生走写作之路，并发誓要在人类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尽管叔叔、舅舅家的女儿都将成为大家闺秀，波伏娃却无意做一个传统的淑女——少女时期循规蹈矩，结婚以后相夫教子。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越来越反感资产阶级的种种道德规范和社会习俗，尤其是女性所遭受的极不平等、极不合理的待遇。波伏娃发奋读书，渴望早日脱离家庭的束缚，赢得自立，从而走上自由发展个性的道路。在一个人独自奋斗的道路上，波伏娃常常因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前途而苦恼不已。
如今21岁的波伏娃是索邦大学的学生。两年前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普通哲学证书”，取得了哲学学士。尽管学业优秀，波伏娃一直难以摆脱那种由来已久的心理压力——她不知道自己所选择的路是对是错，她找不到同路人。不久前，连她最要好的女朋友也被资产阶级的偏见和陋习扼杀至死了。为什么这样丑恶的社会没有人起来反对呢？波伏娃痛心疾首。出于叛逆心理，她时常在晚上背着父母逛酒吧、酗酒、打闹，以体验“放荡”的滋味。然而，这同样不能解除她的烦恼。好在紧张的考试越来越近了，容不得她多想那些功课以外的事情。就在她全力以赴地为这次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进行准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三剑客之一——埃尔博，埃尔博十分喜爱这个聪慧、秀丽的姑娘，他常常跟波伏娃谈到他的另两位哥们。波伏娃对这个神秘的三人小组充满了好奇，而对于萨特，更是仰慕已久。
只在几天之内，萨特和波伏娃这对新结交的朋友就形影不离了。对于波伏娃来说，萨特是她理想中的伴侣：“萨特完全符合我15年来的心愿。他具有双重性。在他身上，我发现了自己所有狂热的怪癖，我总能同他分享一切。”而萨特则欣喜地发现西蒙娜是一个天赐的独一无二的对话者，最佳的游戏伴侣。他感到她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因为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同学们很快看到萨特不再热衷于“引诱”女同学，现在他只跟一位高挑的穿着黑衣服的姑娘在一起（由于祖父去世，波伏娃在服丧），他们常常肩并肩地坐在索邦大学某一自修教室的窗台上，各自阅读着莱布尼兹或尼采等人的著作。而有时，同学们则看到他俩在校园里来来回回地散步，嘴里在无休无止地不知说些什么。除了就各类问题进行讨论外，萨特和波伏娃最喜欢一边散步一边做各种各样的口头游戏；包括种种讽刺戏谑的模仿、寓言、民歌、儿歌、讽刺短诗、情诗、即兴诗、短寓言等等，无穷无尽，滔滔不绝。人们常常看到萨特不时会做出滑稽的举动、可笑的表情，而波伏娃则动不动就笑出了眼泪。对于他俩而言，童年的快乐和轻盈又回来了！
绚烂的友情使得这一年的夏天格外美丽，也使准备考试的时光飞逝如电，大考之日到了。1929年中学哲学教师学衔会考的题目是“自由与偶然”，这对于几位未来的存在主义者们来说实在是驾轻就熟。萨特、尼赞、波伏娃都略假思索后便奋笔疾书。走出笔试考场，同学们又得马不停蹄地进行口试的准备。波伏娃仍然和“神秘小组”在一起，事实上，她早已成了这个小组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一段日子在萨特和波伏娃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们在老年时常常回顾的一个话题。
小组的聚会地点多是萨特的房间，波伏娃记得，那里总是烟雾缭绕，东西凌乱。萨特毫不吝啬地花大把大把的时间来为其余三人讲解教学大纲上的内容；而波伏娃、尼赞、埃尔博则把各自最了解的课题作彻底阐述。不过，更值得记忆的还是忙里偷闲的时光：每到下午，四个人便挤在一辆鱼雷型敞篷汽车里绕着巴黎城兜风，然后到这儿或那儿喝酒，有时，尼赞会带大伙儿到有名的花神咖啡馆——那儿聚集着伽利玛尔出版社旗下的几乎所有文坛新人。他们放开肚量喝鸡尾酒，一边连着数小时天南地北地神聊，话题从抽象艺术、到美国西部片、到当时轰动一时的法国明星……每逢兴致高昂时，萨特总是用他那漂亮的男高音唱流行的爵士歌曲，一行人不到深夜不思返回。年轻人的心因为相聚而沸腾。
这是一个美丽如常的秋日，巴黎高师披上了金黄色的盛装，但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批年轻人的命运要在今天决定——公布笔试成绩的日子到了。萨特和尼赞胸有成竹，一大早就跑去看榜了。波伏娃有些忐忑不安，虽然心急如焚却迟迟不敢去看成绩。结果是令人兴奋的：萨特考了第一名，波伏娃考了第二名，尼赞的成绩也不错，但埃尔博落第了。由于波伏娃最先认识的是埃尔博，他常常以波伏娃的保护人自居。现在，他不能继续和朋友们在一起了。分手在即使四个年轻人伤心黯然。
“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一天，萨特对波伏娃冲动地说出了这样一句，波伏娃并不觉得突然，因为口试的准备阶段使两人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尽管日子并不多，但他们天天在一起，“除了睡觉之外，我们几乎没有离开过”。更重要的是，他俩不断地发现彼此在志趣和思想上的共同之处，并越来越使对方着迷。波伏娃立志毕生奉献于文学事业；而萨特没有写作就活不下去；波伏娃认定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好奇是自己最可宝贵的品质，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它；而萨特则“从不停止思考”，“从不认为任何事情会理所当然”……从一开始，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就建立在真正的相互理解和谐一致的基础上，这种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和谐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息。后来的岁月发生了很多很多事，但什么也不能打断他们从此时就开始了的独一无二的对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口试的结束意味着分离的开始，因为波伏娃马上要随家人到法国南部的穆赞度去度假了。一对年轻人焦虑不安，为即将到来的分离，为未来生活的安排。眼看出发的日子到了，两人暗暗商定，到了穆赞度后再见——萨特将以写作为借口也去那儿度假。
8月，萨特如期而来，住在离波伏娃一家不远的一个旅馆里。很快，他们相会了，从巴黎开始的对话毫不费力地继续下去，每天清晨，其他人还在酣睡，波伏娃已经蹑手蹑脚地溜出家门。她顾不上拉起长裙，一阵风似地飞快穿过朝露未干的草地，来到丛林中的一棵小树下——萨特早已在这儿等着了。他们要谈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书籍、朋友、生活、哲学，当然还有前途，他们久久地散步，8月的景致下，两个身影清晰可见：女的个子高，瘦长，男的个子矮，结实，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俩不时爆发出响亮的笑声，说话声时高时低。时间过得真快，不远处拉格里耶尔城堡的钟声提醒他们用午饭的时间到了。波伏娃连忙赶回去，那儿家人正等着她一起吃饭。萨特则在一道树篱下坐下来，吃早已准备好的香料蜜糖面包，有时是奶酪。这是波伏娃的那位欣羡各种浪漫故事的表妹玛德莱娜偷偷地从家里带出来的。不一会儿，萨特又可以看到从远处飞奔而来的波伏娃的身影。整个下午，他们又在一起继续着上午讨论的话题。
可谈的事情太多了。到了第四天，当他们在一块草坪边缘促膝而坐时，忽然，波伏娃脸色大变：乔治和弗朗索瓦丝·德·波伏娃，她的父母直冲他们而来，带着一副坚决但多少有些尴尬的表情。乔治不失礼貌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请萨特迅速离开此地。因为人们已对西蒙娜的“不端行为”议论纷纷，他们不愿那种风言风语继续下去。西蒙娜以后是要嫁给她的表兄的，她却每天去和一位陌生的男青年约会。萨特那天正好穿着带有挑衅意味的红衬衫，他根本无法理解这种世俗之事，抗议说：他们是在诚心诚意地工作，并没有妨碍任何人。最后，他表示，自己决不会早一分钟离开这地方。无可奈何之余，父母只好把波伏娃带回来。不过，看到女儿愤怒的表情，他们也没有再为难她。又一个星期开始了，萨特和波伏娃选定了栗树丛中另一处更为隐蔽的地方，仍然每天约会。直到月末，萨特才离开穆赞度，回到巴黎，但他们几乎每天鸿雁不断，20世纪最为奇特的爱情传奇故事开始了。
第十一章　　爱情契约
秋天，是巴黎最美丽的季节。这个秋季的巴黎分外金黄，满天都是飘飘洒洒的梧桐树叶，它们悠扬地飞舞着，仿佛在共奏一支无声的抒情乐调，或仿佛在向你款款诉说心曲。消夏回来，巴黎人重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们无暇体会这美丽的秋日，在一些人眼中，秋天的巴黎年年如此，今年与往年并无不同。但有一对年轻人永远忘不了这个秋天——他们一生中最美丽的季节，他们就是萨特和波伏娃。
一对好朋友终于又能在一起了。可萨特不久就得去服兵役了，离愁使这段相聚的时光格外值得珍惜。现在，萨特从继父那儿搬到了住在圣雅克街上的外祖父、外祖母家；而波伏娃也不再与父母同住，而是搬到了丹佛尔街一幢没有电梯的五层楼上的祖母家里，虽然要付房租给祖母，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每天早晨，一对年轻人分别从自己的住处赶往卢森堡公园会面。然后便依偎着坐在一个石雕像下面的排椅上，有说不完的话。四周一片静悄悄，偶尔传来几声无力的蝉鸣，金黄色和灰色相斑驳的光线洒在他们身上，不时几片落叶扫过他们热切的面宠。时间仿佛静止了，然而，怎么，夜幕陡然间就降临了。两人不得不走上归家的路程，但仍在滔滔不绝，他们不仅谈他们的恋爱关系，谈得更多的是他们将来的生活以及还未曾动笔的书。在约定明日的见面时间后，两人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在对彼此都有了几乎是全部的了解后，到了该明确他们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的时候了。一天傍晚，萨特和波伏娃散步了很久，后来走到卢浮宫，在一条石凳上坐了下来。尽管对于两人的关系问题各自都思考了很久，也不时触及这个话题，但真正认真地谈它却从未有过。而对于两位哲学博士而言，任何含糊不清的诸如“恋爱关系”、“朋友关系”、“特殊朋友关系”……都起不到界定和规范彼此的作用。他们必须建立一种两人都推崇的、界定十分明确的关系，或者说“契约”。
“我们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萨特先开口了，这几天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继续阐述“协议”的具体内容：在未来的两年中，他们不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可以“尽可能地亲密地”一起生活。然后，他将到日本去谋个教职，在那儿呆个两三年。他建议西蒙娜也去国外找份工作。两地分居几年之后，他们将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再次走到一起，重新开始一种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的共同生活。当然那需要他们继续签订协议。最后，萨特强调这一协约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双方不仅决不能互相欺骗，而且不应该互相欺瞒，两个人的生活、思想对于双方来说应该完全是透明的。
对于这样一个有些惊世骇俗的提议，如果换一个姑娘，一定会被吓跑的，或者至少一时无法接受。但西蒙娜脸上毫无惊异之色，她只是一句不漏地仔细听，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的心上人。这种提议让西蒙娜听来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太多太多的交谈已经使她对萨特的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了如指掌。由于自小特殊的成才环境，萨特从未形成那种传统的“家庭”概念，对于婚姻生活他深恶痛绝，他既不能容忍自己变成一个拥有权威的丈夫、父亲，也不愿意履行一夫一妻制的职责。随着哲学钻研的深入，他越来越信奉自由，越来越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习俗、条框，这一切都使萨特认为婚姻是对人的一种桎梏，他的一贯论调是“独身生活是我的生活原则。……我生来就是当光棍的”。另外，萨特天生喜欢和女性在一起，他认为与男人相比，女人聪慧却不那么狡猾，善解人意而具有丰富的感受性，因而和她们交往能给他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由于写作是萨特生命中最重要的，他早就立志要尽可能地获取种种有助于他的创作的经验，而对于一切会使他的作品受到毁坏的东西，他都无条件地疏远它们。为此，萨特决不愿使自己束缚在一个女人和一次恋爱事件上。在此之前，萨特常常告诉波伏娃：“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也是件乐事。”
沉思良久，波伏娃决定接受这一契约。因为它也同样符合波伏娃自己的生活信念。父母婚姻生活中的隔阂，闺中密友扎扎因为婚姻不幸而逝去的事实在她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她无论如何也不再信奉那个社会的规范、准则和习俗，因为它把太多的女人推向了不幸深渊。那种导致夫妻间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甚至反目成仇的婚姻，实在是无胜过有。只有不断处于一种有待发展的关系，不断根据彼此的感觉和需要确立真正适合双方的相处形式，个人才能保持真实，从而保持自我。尽管这个契约对西蒙娜·波伏娃具有挑战性，但她深信自己可以像一个男人那样独立地生活，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都不依赖任何人。尽管想到未来的分离以及彼此偶然的爱情，波伏娃真有些胆怯和担心，然而她相信萨特，如果萨特定下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不论身处多远，他都会一分不差地赶到那儿。西蒙娜决定接受这一切，既然两人相爱，就应容纳彼此的全部。那种以除了感情以外的东西来维系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
夜幕一点点地笼罩巴黎，两个年轻的情人此刻背靠在卢浮宫一侧的栏杆上，相互交换着最为坦诚而最具风险性的誓言。15年后，当他们两人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回响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时，人们吃惊地认识到：这一奇特的赌注竟然赢了。事实证明，与大多数看上去颇为理想、美满的婚姻相比，萨特和波伏娃在共同的生活、工作中从各自身上找到了更多的同情、理解、快乐和帮助。对于萨特而言，波伏娃不仅是生活中无微不至的照顾者，旅行中无可取代的伴侣，更重要的是，她与萨特之间所进行的惊人和谐的精神和思想上的交流对于萨特的一生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这不仅因为波伏娃在文学及哲学造诣上可以达到与萨特近似的水准，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最了解萨特本人以及他想做和已做的事情，这种认识同样达到了与萨特相似的水平。萨特一生中与不少女人有过爱情纠葛，但始终无人能取代波伏娃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在70岁生日时，萨特曾深情地说到他与波伏娃的关系：“她是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恩赐。可能有许多作家，男的或者女的，得到过某个非常聪明的人的爱护和帮助。在西蒙娜·德·波伏娃与我之间独一无二的事情，是这种对等的关系。”
分别的日子转眼就到了。11月初，萨特被分派到圣西尔军校服兵役，而波伏娃则被分配到马赛一所公立中学任哲学教师。两年的协约开始生效了。
在圣西尔军校的头一段日子，萨特很不适应。出于对任何思想、行为上的限制的反感，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军事主义者。而对于服兵役这种显然是浪费时间的做法，他实在愤愤不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这里还有一个老同学——巴黎高师的师兄雷蒙·阿隆，他在这儿任中士教官。雷蒙不仅是可以谈得来的对话者，他还教了萨特一些有关气象学的知识。两个月后，萨特接到调令，到巴黎西南150英里左右的一个气象站，在那里，他和站长以及其他3个新兵住在一间城郊的小屋里。萨特感到自己的工作十分可笑：每两小时摇动一下风速表，把测得的风力情况通过电话告诉另一处气象站。如此简单、重复而看不出太大意义的工作，令萨特十分烦闷。他惟有手不释卷地看书，才能度过这枯燥的岁月。
所幸，波伏娃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赶来看他，每次随身携带的必有一大包书。波伏娃成了萨特与书、与外界联系的纽带。每到8月放假的日子，波伏娃会在离气象站不远的一个小客栈住下来。天朗气清的日子，他们会在处于气象站和客栈之间的小山上会合。河水哗哗地流着，阳光暖暖地照着，两个年轻人各自入神地读着书。旁边散放着饼干、巧克力和饮料。“我又有了一个新理论！”突然，萨特会跳起来，一把抓住波伏娃的胳膊。在听了萨特一阵侃侃而谈后，波伏娃往往会眉梢一挑，劈里啪啦地发出一连串疑问。有时，萨特的解答会令她满意，而有时，两人就开始了无休无止的舌战。
这段生活的收获实在不小，就在这座小山上，萨特完成了独幕剧《埃庇米修斯》和一部长篇小说的论文形式的开头——《真理的传说》。后者在尼赞的帮助下，发表在由当时最著名的现代派小说家乔伊斯主编的一种先锋杂志上。《真理的传说》是萨特第一次尝试用故事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将认识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思想与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结构上的差异联系了起来。当然，这些都还只是萨特的小试牛刀。
创作和西蒙娜的陪伴使萨特不太困难地完成了他18个月的兵役生活。总算不用再住在那个拥挤、黑暗的小屋里了，本该喜气洋洋的萨特却垂头丧气，因为两年前申请的东京讲师的职位已被他人获取了。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萨特实在想走出去看看。尽管如此，萨特还是坚决地拒绝了上级提拔他当军官的建议，他选择了到勒阿弗尔公立男子中学教书。
时光冉冉，萨特与波伏娃的恋情日渐加深，彼此间都感到更为了解、更为需要。可是，马塞与勒阿弗尔相距300多公里，面对这种时空距离，这次，波伏娃和萨特都有些惶惶然了，而波伏娃更显得惊恐不安。感觉到心上人内心深处的焦虑，萨特建议修改他们的契约：“我们结婚吧！”这并不意味着萨特已经改变了对婚姻的看法，这只是他对现实的一种让步。因为在法国，分居两地的夫妻可以调到同一城市工作。“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原则而去折磨自己呢？这样做真有些愚蠢。”看着低头不语的波伏娃，萨特进一步劝说，“而且即使结了婚，我们也可以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生活方式”。尽管深爱并热切地希望和萨特在一起，年仅23岁的波伏娃最终还是拒绝了萨特的求婚。这不仅因为她和萨特一样始终把婚姻看作社会对私生活的一种干预，而且也出于她对萨特的志愿和原则的尊重——他从不愿加入已婚男人的行列。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免除自己的担忧，波伏娃深深地懂得这一点。她为自己和萨特选择了再次接受挑战。
总算维持住了在他们眼中极其珍员的独创性交往形式，更加成熟了的萨特和波伏娃决定重温并修改一下他们的2年契约。他们否弃了这种契约的临时性，而将其期限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放弃了各自到国外去居住一段时间的想法，而建立一种更紧密、更难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只允许彼此有短暂的分离，而不允许有长时间的天各一方。他们仍然没有关于永久忠诚的盟约，只是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绝对坦诚作为他们爱情的基础，以相互的理解、支持作为他们爱情的坚强后盾。
从此时起，波伏娃和萨特始终如一地遵守着他们的爱情契约。他们甘愿放弃一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切不真实的东西，而一起去体验一种挑战的爱情，一种冒险的爱情，一种自由的爱情。他们从来没有共建一个家庭，也从不曾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这种爱情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后来他们都有过也是极其真挚的偶然爱情，但终其一生，他们情投意合，至死才分离。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巧合，这样的机遇，这样的运气：两位同样有天赋的作家相遇了，他们创立了一种只适合于他们自己的默契。正因为这是他，也正因为这是她，这种奇特的爱情关系才得以创立。而正是这种默契使萨特成为萨特，波伏娃成为波伏娃。
第十二章　　留学柏林
尽管心有凌云之志，萨特并不完全讨厌教书。许多学生在回想起天真的求学时代的同时，会记起他们的哲学老师：
“萨特第一次进教室时，身穿运动服和黑衬衣，不戴领带，我们立即意识到：他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学校总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皱起双眉。萨特即刻以他的热忱的威望和他的不顾潮流的性格征服了我们。实际上，他并不教我们什么，他同我们所讲的，都是如此明显和如此肯定的事情，以致我们觉得我们过去就已经发现了那些真理。”
“他和蔼朴实，惊人地爱开玩笑。我们和他有与别的成年人从未有过的一种关系，一种与家庭或权威无关的关系，然而，这是排除了通常障碍的关系。”
“有几天，情况不妙。老师不动声色，在教室外面看着，说：‘所有这些脸孔，没有一个显露出智慧之光。’教室里出现了死一般的沉闷，不过持续的时间不长……”
不过，教师这个职业毕竟有让萨特不满的地方：强制性的纪律、等级森严的制度、清规戒律以及毫无创造性。另外，生平第一次，他体会到了贫困——他必须完全靠教书那点微薄的薪水度日。勒阿弗尔灰暗、多雨，西蒙娜远在千里之外，大学的同学、朋友都在巴黎，一种难言的落寞、孤独感涌上了萨特心头。
环境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逆境可以使人消沉下去，也可以激人奋发向上。萨特无疑属于后一种情况。差不多是在深深的失落中，萨特把自己投入了写作和如饥似渴的阅读之中。“正是在我随身带着手稿到勒阿弗尔时，我寻思：‘我开始真正的写作的时候到了。’”在这里，萨特开始认真思索关于“偶然性”的问题。还在幼年时，萨特就对这个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常常呆呆地这样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已知的原因，也根本无法预见，因此自己的一生在一定限度内是偶然的。而据他推测，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偶然的。在勒阿弗尔，萨特对“偶然性”的思考不再停留在感悟这一肤浅的层面，而是将其放入到他已形成的哲学体系中。
萨特与波伏娃仍然是鱼雁往来频繁，除了谈对彼此的感情，信的内容中更多的是交换双方现阶段的思考结果、所遇到的疑难以及未来的写作规划。在写给波伏娃的一封长信中，萨特把自己对于“偶然性”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还说要以一个名叫安托万·罗康坦的外省学者的深思为载体，写一篇“论偶然性”的长篇论文。很快回信来了，波伏娃对他的打算完全赞同，并建议干脆写成一个关于这个外省青年的故事，并注意多设置一些悬念，正如他们俩都喜欢读的侦探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样。接受了波伏娃的提议，萨特立即着手写这部小说。小说采取怎样的形式呢？他决定全部用安托万的日记组成这部小说。从此，萨特开始每天记日记。“我就是罗康坦，我毫不自满地用他来表明我的生活的本质。”萨特正是通过刻画罗康坦，来对自己作一个客观而深入的观察、认识。他后来曾说，写作《恶心》（即这部以安托万·罗康坦为主角的小说）对他而言是个驱魔祛邪的行动。写作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使萨特获得了新生。
和学生们一样，萨特同样盼望着假期的到来。学校一放假，他就跳上回巴黎的火车，然后在巴黎车站等候从马赛开来的列车。每一个假期，不论长短，萨特和波伏娃都会精心安排，共同度过。如果休假时间短，他们就只看望一下西蒙娜的妹妹（她后来成为一名画家），如果休假时间长，他们就会去拜访他们的朋友：尼赞、阿隆、杜林、卡米耶……而每到夏天那个长长的假期，他们总会去国外旅行：西班牙、摩洛哥、伦敦……到处留下了他们留连忘返的足迹。旅行使他们心旷神怡，而且对他们刚刚开始的文学创作大有裨益。
只有这年暑假，两人没有出国旅游，因为保尔、尼赞和亨利埃特盛情邀请他们留在巴黎。一伙人成日呆在一起，既叙旧情，也常常会像从前一样争个没完没了。真是凑巧，在柏林留学的阿隆·雷蒙也回到了巴黎。阿隆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专攻胡塞尔的现象学，因此他现在开口闭口都是胡塞尔的哲学。德国的现象学刚刚被介绍到法国来，萨特有所接触后，立即特别着迷。两个人一碰在一起就开始聊胡塞尔。
一天晚上，萨特、波伏娃和阿隆三人在巴黎蒙巴纳斯大道上的一家煤气灯饭店吃饭，他们包了一个房间，还点了这家饭店的招牌酒——杏子鸡尾酒。酒过三巡后，阿隆和萨特的话越来越多。完全是在不经意中，阿隆指着自己的酒杯对萨特说：“老伙计，你是一个现象学家的话，你就能谈这鸡尾酒，你就能从酒中搞出哲学来。”听到这话，萨特感觉似乎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头部，一时间酒意全无，他的脸因为激动而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啊！——按照自己所见所闻得到的感觉来描述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出哲学来！
这一夜，萨特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圣米歇尔大街上，买了一本由莱维纳斯写的介绍胡塞尔的书：《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觉理论》。萨特是那样迫不及待，还没把书的毛边很好地切开，就边走边翻看了起来。他一下子翻到关于偶然性的那一章，他的目光在飞快地搜索着，他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着：胡塞尔会不会动摇自己的理论基础？自己多年思考的结果是否只不过是别人的牙慧？还好，担心是多余的，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中，偶然性并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而对于这一现象的思考方法和角度也和萨特有所不同。证实了这一点，萨特如释重负。但胡塞尔现象学的实际情形究竟怎样呢？这本译介的书只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刻板而模糊的轮廓。萨特双眉紧锁，怎样才能对胡塞尔作彻底、认真的研究呢？“去柏林留学吧！”阿隆一语道破了萨特刚刚生出的念头。
“我要去柏林了！可以整整一年不用教书啦！”当萨特得知，关于他到柏林法兰西学院就读1933～1934年度的研究生的申请得到批准时，高兴得大喊了起来！不过，此时的柏林并不是做学问的最安静的场所。德国法西斯分子已在蠢蠢欲动，战争狂人希特勒已经当上了总理，并策划了著名的国会纵火案，从而取缔了强有力的德国共产党。整个柏林硝烟弥漫，动荡不安。萨特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他认为，政治活动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理想毫不相关。他甚至认为自身的存在与社会、国家都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反对社会的那种‘独立’的人。”萨特常常这样表白自己。对于柏林政治势力的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萨特漠然视之。他从心底里感到欢欣鼓舞：他要到当今世界上哲学研究最发达的地方去了！
柏林的日子充实、愉快，还不乏浪漫。在那里，他重新找回了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体验到的那种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他重新找到了友情。精神上的彻底放松使他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他集中攻读胡塞尔以及他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的全部德文著作。当时，现象学应该说是一种试图理解人类思维方式，重新解释人与自身以及世界的关系的一场运动。它通过描述事物，即现象来追溯其根本，以最初的直觉来把握事物和观点。
萨特废寝忘食地研读着，他发现现象学中可以让人感悟到探索人生及世界的重要意义，他还从中找到了写作的工具，以及一种描绘对想像力和感情的内心研究的方式。对于胡塞尔关于“意识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的观点，萨特深表赞同，但海德格尔提出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生存的意义”这一论调更让萨特感兴趣。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最终是虚妄的，我们处在一个我们既未创造也未选择的世界。在世界上一切生物中，只有我们人类有能力领会过去，思考未来，利用我们的才能决定目前的做法，并对命运施加影响。看到自己长久以来的想法为他人所认同，萨特无比兴奋，他开始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
柏林留学期间，萨特成果斐然。论文《自我的超越性》活用胡塞尔式的分析方法，但却用一种与胡塞尔的理论相悖的观点勾勒出自我与自觉意识之间的关系，同时确立了自觉意识和精神之间的区别标准。萨特哲学体系中一个最早、最坚定的信念：非理性意识有其规律性，就是在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打下了基础。细读此文，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萨特后来那本哲学名著《存在与虚无》的绝大部分萌芽。此外，萨特广泛涉猎哲学名著，从各个角度对自己的思考进行检验、印证。可以说，柏林留学的一年是萨特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重要起点。
萨特说过，他不拒绝偶然的恋情。在柏林，萨特就实现了他自己说过的话。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他坠入了一位同事之妻的“情网”中。这位被他称之为“月亮”的女子是以其独特的个性深深地吸引了他。她郁郁寡欢、恍恍惚惚的神情尤其让萨特心生爱怜。她从来不相信“幸福”这个词，常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沉浸在烟雾缭绕和白日梦中。她说话的方式也是让萨特着迷的地方，与巴黎蒙巴拉斯式的谈话方式迥然不同，常常会冒出几句粗俗却奇特的句子。
正如“爱情契约”中所承诺的，萨特并不对远在巴黎的波伏娃隐瞒“月亮”女人的存在。他甚至在信中整页整页地谈她，波伏娃决定到柏林去看望萨特。
一见面，萨特就抓住西蒙娜的胳膊：“同别人一样，我的自我本身也是一个存在……”行人侧目，而波伏娃释然了。她很幸福地投入了他们惯常的那种对话。她欣慰地感到：无论萨特身边有谁，无论他是在天边还是在眼前，他都跟自己一起分享生活。“您的思想从未离开过我，我常常在脑子里跟您对话……”萨特还在耳边喋喋不休，波伏娃已经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俩相恋之后，萨特第一次对另外一个女人发生兴趣。
没有谁比波伏娃更了解萨特——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是主宰萨特全部存在的目标和意义。为了这个，他甘愿冒一切风险去体验尽可能丰富的生活，获取尽可能多的经历。女人善妒，自古有云。但波伏娃感到自己已经与萨特的生命紧紧相连，任何的偶然插曲都不会干扰她对萨特的爱，都不应引起她的妒嫉之情。如果有，她也应引以为耻。世人曾说，波伏娃的成名主要是由于搭上了萨特这班便车。这是极不公平的。波伏娃对萨特的理解与奉献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女性无法与之相比的。后来，萨特在给波伏娃的一封信中这样深情地写道：“您就是我性格中的坚强成份。惟一成功的、尽善尽美的和令人放心的便是我们的关系。”
萨特在晚年一再强调：由于波伏娃的完全信赖和彻底理解，他获得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至关重要的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波伏娃造就了萨特。
解开了这个心结，波伏娃在柏林度过了一段十分开心的日子。萨特带着她跑遍了柏林的大街小巷，什么都没有改变，但一切似乎又和以前不同，萨特和波伏娃按照自己认准的方向不懈地前行，人生路上留下了他们坚实而清晰的脚印。
第十三章　　三重奏
1935年，带着对柏林学习生涯的无比留恋，萨特回到了勒阿弗尔，沮丧地重执教鞭。这年，萨特已经过了而立之年。30岁意味着青春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必须总结清算一番。
整个冬天，萨特和波伏娃坐在勒阿弗尔海边一家名叫“海鸥小吃店”的露天座上，反复地对他们的生活、事业做着小结。他们还没有出名，一部作品也未发表。尽管他们的爱情已经牢不可破，他们的生活早已紧密相连，但未来生活如此单调平乏，看不出会有什么新的东西能使他们今后的生活摆脱常规，也似乎不可能会有什么新的遭遇使他们进行全新的体验。两位未来的大作家，在冬日阴暗的天空下，一边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一边不时发出长吁短叹。他们大学时代的朋友和同学都已小有成就了：尼赞不仅以满腔热情投入了政治活动中，文学上也已起步，目前正出版他的第二部小说《特洛伊木马》；西蒙娜·若利弗现在已是巴黎戏剧界一名崭露头角的新星；而费尔南多·热拉希刚刚在著名的邦让画廊举行了画展……周围的一切都在发展，都在滚滚向前，然而他们的事业却处于低谷，更可怕的是，看不出哪篇稿子可以使他们摆脱困境。喝着，喝着，两人都有了几分醉意。这时，波伏娃会泪如泉涌，不停地自言自语；而萨特便会揪自己的头发，或者直勾勾地盯着酒杯里的酒，仿佛痴呆了一样。他们一次次地体会到那种企图弄清人类的努力是多么虚幻，而死亡却一步一步地向他们迫近。
尽管被烦恼、失望和痛苦折磨着，萨特没有放弃手头的工作。有关安托万的故事他已经写好了初稿，现在开始逐字逐句地进行删改。机会总会垂青那些锲而不舍的人。一天，一封来自萨特在巴黎高师的哲学老师德拉克鲁瓦教授的信给那段灰色的日子平添了一点亮色——他想请萨特就他在大学时所撰写的论文《心理生活中的想像》写一本书，以便收集在他眼下正为一家大出版社编的一套《新哲学丛书》中。萨特对此很感兴趣，暂时放下安托万的故事，很快投入了心理学的研究之中。他多么希望能出一本自己的书啊！
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萨特对梦及其引起的意象和意识错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怎样才能亲身体验一下这种错乱呢？萨特一位弃文从医的大学同班同学——拉加谢建议他去接受一次墨斯卡灵注射。拉加谢对心理学有多年的研究，目前正专攻精神病学，他说这是想体验精神错乱意识紊乱的惟一途径，注射了这种药剂后很快就会产生幻觉。“这种药剂没有任何副作用，不过，”拉谢尔告诫说，“你会在几个小时后表现得相当古怪奇特。”
萨特没有多想什么，即使是有副作用，他也无法压抑自己强烈的体验欲望，只要能更深入地了解人、了解这个世界，任何代价都算不了什么。很快，萨特来到巴黎圣-安娜医院，注射了一支墨斯卡灵。护士领着他来到一间灯光灰暗的房间，让他在一张空床上躺下。萨特闭目养神了一会，当他睁开眼睛时，不禁失声叫了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眼前的东西都以一种令人惊恐的方式改变了外形：雨伞变成了秃鹰、鞋子变成了骷髅，房中其他几个人则变得鬼模鬼样。他睁大眼睛，然而一切变得更加厉害。回头望望身后，成群的蟹、珊瑚虫和扮着鬼脸的怪物挤成一团，向他涌来。萨特后来把此时所看到的景象、所感受到的幻觉写在了戏剧《阿尔多纳的被监禁者》中的主人公身上。
正当萨特陷入魔鬼的世界中时，同房的一位病人忽然站起来，在萨特面前蹦蹦跳跳，一脸兴奋。为了了解其他人在注射了同种药剂后的感受，萨特连忙与这位病人搭上碴儿，并把自己的感觉描述了一番。“哦，上帝，我找到的可是天堂！”他的反应与萨特大相径庭，他看到的是一片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的草地，那儿到处是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美女。萨特不无遗憾地想：如果他耐心等等，也许同样能找到稍稍令人愉快的感觉。然而，噩梦驱逐不去，几条凶猛的章鱼，张牙舞爪地向他扑过来，用那些长长的触角把萨特紧紧地缠了起来。幸好，波伏娃打来的电话解救了他。“我差点要被那些章鱼吃掉了！”心有余悸的萨特用模糊而嘶哑的声音告诉波伏娃。
随后的几天，萨特总是一副目光呆滞、神色不安的样子。幻觉药剂使他的视觉变得不正常了：房子看上去全斜着眼睛，而每一个钟面上都显出猫头鹰的五官来。有一天，朋友们发觉萨特总是不停地往后看，走几步便看一下。他说真的有一只龙虾在他身后爬行，对他紧追不放。比幻觉更严重的是，萨特一天到晚无精打采，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陷入了一种极为消沉的心境中。萨特也意识到了这点，每当与波伏娃或其他朋友在一起时，他总是竭力使自己兴趣高昂，但每过了一定的时候，他就无法自制地感到索然无味，只好一个人蜷缩在角落里，漠无表情，一言不发。
萨特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感受和视觉上的幻觉一直持续了半年左右。由于波伏娃必须给学生上课，她委托她的一位得意弟子——奥尔加·高萨绮薇茨担负起“看护”萨特的责任。
出生于俄罗斯流亡贵族之家的奥尔加是波伏娃班上最引人注目的学生之一。一张白皙、俏皮的脸，一头金黄、柔软的秀发令奥尔加散发着摄人的魅力。与外表同样吸引人的是她那与众不同的个性。她激进、慷慨而又独立。任何束缚都会遭到她的蔑视、冲动，极端体现在她做的每一件事上。她总是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而哭起来一定是泪如滂沱大雨。每当跳舞时，她发疯一般地跳，而且总要跳到累昏为止。此外，奥尔加身上还有波伏娃和萨特都十分珍视的品性：真实。在任何时候，奥尔加都不掩饰自己的爱憎。只要是面对她愿意与之交谈的人，她总是全盘托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她衷心地爱着她的哲学老师——波伏娃，而老师亦一天天地被这个桀骜不驯的学生所吸引，日渐迷恋起她的“面庞、动作、声音、语言和叙述”。很快，这个俄罗斯姑娘走进了波伏娃和萨特的生活。
注射了致幻药后的萨特心理消沉、举止古怪，实在让人放心不下。医生告诉波伏娃，应该尽量不让萨特陷于孤单和无聊之中，如果常常有人给他做伴，他就不大会陷入幻觉忧郁或恐惧之中。波伏娃决定把这个当护理员兼陪伴的任务交给奥尔加。
不久，这位天生丽质、聪慧活泼的姑娘就迷住了萨特。她那充满稚气的笑声总是像清凉剂一样，使萨特感到全身放松、精神振作。而每当她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那一群群讨厌的怪物便消失了。萨特滔滔不绝地给奥尔加讲故事，她总是入迷地倾听着，并提出一些让萨特意想不到的问题。在萨特的眼中，奥尔加是纯洁的象征，是青春的梦幻。在她丰富的情趣和对社会等级和资产阶级的鄙视中，他看到了自我日益明朗的投影和已形成多年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日子在萨特娓娓动听的讲述中和奥尔加明亮无邪的双眸中飞逝而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萨特已不再把奥尔加看成护理员了，而他讲故事、唱歌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免陷入幻觉之中，而是为了取悦眼前这位青春女孩，为了博得她灿烂的笑颜。在这样的过程中，幻觉早已不知不觉地离他远去。
奥尔加和萨特的情谊并未因萨特病症的彻底消失而告一段落。半途而废从来都不适用于萨特，既然一种美丽的交往已经开了头，他要让它达到高潮。现在，萨特不再盯着视线中不知从哪儿来的一个小黑点了，而把注意力投到奥尔加的一眨眼、一撇嘴或一个痉挛上。奥尔加每说一句话，他都要挖空心思地琢磨好半天。而奥尔加的喜怒无常让他体验到与波伏娃在一起时所从未经历过的焦虑和狂怒。这使教师职业的强制性为他带来的烦恼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萨特对奥尔加的兴趣，波伏娃都看在眼里，却一点也不吃醋。与其让萨特在幻想症中一天天地垮下去，不如让萨特去角逐、去争取奥尔加的青睐。而且，这种想纳一个年轻女孩到生活中来的特殊欲望，萨特和波伏娃早在6年前就产生了。那还是萨特在服兵役期间，一天，他们在一家小酒馆里遇到了一个十分年轻、魅力十足但半醉半醒、举止有些失常的女孩。他俩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终于忍不住邀请她坐过来和自己一起喝。分手时，他俩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想要收养这位女郎的念头，从这天起，收养一个女孩的想法就没有离开过这两位未来的大作家。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自找麻烦的怪念头，照顾一个年轻人，尽全力去帮助她，这既是一种缘分，也是对他们自信心的鼓励。现在，奥尔加不善应付生活，她需要两位老师从生活和学业两方面帮助她；而反过来，她的朝气蓬勃可以使萨特和波伏娃那日渐褪色的世界重新焕发生机。
人与人的关系要时常更新、要在不断发现新鲜因素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没有哪种关系可以通过特殊或者超越一般而成为一种先验的存在。萨特和波伏娃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决定和奥尔加一起构筑未来，使过去的两人谈变成三人“全体会议”，波伏娃和萨特不再是奥尔加的老师，他们是一个家庭的三位成员。“三重奏”开始了。
开始一段时间内，年轻的女郎可爱而幼稚的心灵的确使萨特和波伏娃的生活大为增色。她总是过节似地开门迎接他俩，给他们泡茉莉花茶，请他们品尝按照她自己的配方做的三明治，然后绘声绘色地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波伏娃最爱说自己的旅途见闻，两位女性总是要求萨特唱自己最拿手的几首歌。隆冬刚过，当第一枝报春花一开放，三人就出门来到塞纳河边的石灰岩脚下，去参加“圣阿德里安的露天舞会”。或者去河边的“航空酒吧”坐上几个小时。萨特和奥尔加总是聊得昏天黑地，而波伏娃则在另一个角落里飞快地写作。奥尔加感到自己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大，因为萨特和波伏娃总是把自己的朋友源源不断地介绍给她；萨特和波伏娃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因为奥尔加对世界的看法为他们的思想涂上了新鲜的色彩，注入了青春的血液。刚开始，“三重奏”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不久，每个人都感到这支曲子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和协的音符。萨特试图与奥尔加建立一种绝对的、排外的友谊，但奥尔加暂时不希望把自己束缚在任何一个男子身上，尤其是萨特这样已经心有所属的人身上。而且，她喜欢波伏娃甚于喜欢萨特，为了引起波伏娃的嫉妒，她才故意装出很爱萨特的样子。波伏娃尽管在大多数争吵中都站在奥尔加一边，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实质上她总是努力维护同萨特完整的联盟。三个人的情爱心理形成了一个圆圈，三个人绕着圈子，一起受着爱与恨的折磨，一起窒息，一起体验。
又过了些日子，“三重奏”彻底失谐了。萨特感到不可能从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找到他所期望的乐趣了。波伏娃因为总得听萨特和奥尔加的轮番抱怨而失去了宁静的心境。而奥尔加不无沮丧地发现自己只是一个“与一对成年夫妇搏斗的孩子的角色”。她决心打破这个维持下去会给三人都带来痛苦的三口之家——她主动离开了萨特和波伏娃。
在整整两年中，奥尔加占据了萨特和波伏娃的生活、讨论中的中心位置。三重奏的生活让世人议论纷纷，令朋友们担心不已。尽管这种生活方式最后被证明是一种失败，萨特和波伏娃却无怨无悔：“在每个人都付出很多的时候，我们度过了非常、非常美好的时刻，如果没有那些非常幸福的时刻的话，三重奏也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的确没什么可后悔的，对于致力于写作，致力于了解人类的两位未来的伟人而言，任何生活体验都是一种财富。他们经受了很多，痛苦、折磨……然而什么都不会付之东流，一切都糅进了写作。三人组成的情感圈子是萨特日后那部最著名的戏剧《禁闭》的灵感的来源。对波伏娃而言，这段丰富、浪漫而体验强烈的生活为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宾》提供了素材。在二重奏中引入第三种声音，从而迫使每个人在另外两个人的对照下发现自我。“三重奏”的生活使萨特和波伏娃开始对这一主题开始探究，从而演绎成了文学史上两部震撼人性深层的精品。
第十四章　　崭露头角
萨特又陷入了苦闷之中，除了来自“三重奏”的挫折外，他还遭遇了一个更大的失意：他那个关于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的书稿被著名的加利玛尔出版社审稿人波朗拒绝了。
退稿这种打击对萨特而言可不是第一次了，可这次的确让他心灰意冷，简直有些无法承受。这本书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早在他服兵役期间写成的论文《论偶然》是这本书稿的第一个版本；1934年在柏林留学时，他完成了第二版的修改，而回来后又听取波伏娃的意见一页一页地重新删改。直到此时，他才完成了第三版的修定，并取名为《忧郁》。近乎6年的心血要化为乌有，萨特悲痛万分，忍不住潸然泪下——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事情。另外，这本书完全符合萨特一贯的观点和早已定型的计划。它的失败意味着萨特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可能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波朗之所以拒绝出版《忧郁》，是因为他不同意萨特用文学形式来刻画玄妙的真理和感情这种怪想法——连主观意图都给否认了，萨特感到自己被打了当头一棒。
权威的力量是无穷的，受到加利玛尔出版社决定的影响，朋友们也纷纷对《忧郁》进行贬斥：这个故事写得太冗长庞杂了一点，读起来真有些单调乏味。这种论调让萨特困惑不解：为什么自己的想法与别人的看法之间竟有这么大的分歧呢？萨特没有作出傲慢的姿态来为自己辩护，他开始向自己提出几个难以应付的问题。经过冷静的分析和深入的思考后，萨特坚持认为《忧郁》是一部好作品，它被拒绝就像文学史上一些最初被拒绝的好书一样。他下决心一定要使这部手稿得以出版。
是金子，它的光芒就不会被遮盖得太久。1937年的一天，一封信使萨特的眼睛一亮：是伽利玛尔出版社让他尽快去一趟。略微有些忐忑不安的萨特终于见到了那位枪毙了他的手稿的波朗：肤色黝黑、高大而有点胖，看上去有些像巴西人。波朗开门见山地告诉萨特：稿子不可能登在他们杂志社主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你投给我们的作品太长了；要登六个月。要是登上去的话，等你连载第二次时，读者早就跑了，不过，”他顿了一下，“这是一篇不错的作品。”他开始赞扬起《忧郁》来，萨特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紧张得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马上就会通过比较来找我的作品的茬儿了吧。”他暗暗猜想。
“你知道卡夫卡吧？”果然如他所料，波朗说出了一个萨特似曾相识的名字，但此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摇了摇头，波朗的兴致却越来越高：“尽管你俩有不少差别，但当我读你的小说时，只有卡夫卡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一切开始明朗了。原来，萨特和波朗之间有些误会。波朗并不看低这本书，他只是拒绝把它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至于能否以书籍形式出版，他则拿不定主意。现在，加斯东·加利玛尔本人亲自批阅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决定在1938年予以出版。这位出版家惟一不满意的只是这本书的题目。萨特提出把书名改为《安托万·罗康坦的奇遇》，在取书名方面饶有绝窍的加利玛尔也不同意，因为这可能会使读者误认为这是一本通俗的冒险小说。他斟酌再三，建议改为《恶心》，萨特接受了。
正如出版社为《恶心》的出版所刊登的封面广告所言：“此书绝无冒险故事。”这部长篇小说完全不以情节取胜。所有的情节都服务于萨特想要表达的哲学观念。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结束了长期旅行生活的安托万·罗康坦终于在布城定居下来了。为了撰写一篇介绍18世纪一位冒险家的经历的论文，他常常到市图书馆去。他的好朋友“自学者”总在那儿按照字母的顺序来读书。每天晚上，罗康坦都到铁路员工的酒吧略坐片刻，为的是听同样一张唱片——《在这些日子里》。他所喜欢的女人名叫安妮，可4年来她一直下落不明。罗康坦渐渐地淡忘了他的过去，而现在的生活也丧失了意义：他原以为自己是经历过奇遇的，可现在却再也没有奇遇了。
但真正的奇遇就这样开始了：罗康坦发现自己的所有感觉都发生了一种隐隐约约，又略带恐怖的变化，这就是恶心。墙壁、花园、咖啡馆一下子都沉浸在厌恶之中。罗康坦苦苦地思索着，在春天开始的第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的奇遇的意义：恶心就是显露出来的存在。好在安妮给他写信了，他将去找她，所以生活还存有一线希望。但现时的安妮让他大失所望——她变成了一个臃肿的胖女人，而且放弃了当年那种对于“美满的时刻”的追求，他们再也无话可说了。罗康坦重又回到了孤独之中，并且预见到了人类未来的灾难。然而他既不能呼救也无法拯救别人——周围都是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正人君子。罗康坦决定离开布城，他又走进酒吧，想最后听一次《在这些日子里》。就在唱片旋转之时，他又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希望，一丝容忍自己的微薄希望。
对萨特来说，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是他从1931年第一次从事教书工作以来的经历。“我在30岁上，露了一手，记下我周围同事所过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公道的生活。”萨特后来曾这样回顾。和罗康坦一样，许多知识分子被现实世界的混沌和粘稠性质所扰乱，因而向往牛顿物理学中那种可预测、可解释的世界。那么如何在那种创造表面感性认识的令人恶心的想像世界中获得拯救呢？罗康坦的故事告诉我们：存在的一切都是以偶然性为基础的。因此，如果我们跟存在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从意义上超越它，便会被存在所吞没。不过，萨特认为对生活完全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的苦恼表明我们毕竟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在苦恼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可以把事物写成我们创造未来的工具，赋予事物以一定的意义。
1938年春，《恶心》出版了，评论界以欢迎和肯定的态度接受了它。在共产党新办的《今晚报》上，尼赞写道：“如果不是因为萨特对精神上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感兴趣的话，他就会成为法国的卡夫卡。”阿尔芒·多宾在《精神》报上说：“看来很少有人怀疑《恶心》是我们时代的好作品中的一个。”加利玛尔出版社印了4100册，销路很好，他们决定再印3300册。
《恶心》的成功是势所必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许多欧洲小说所表达的一类情感的先期预告，因而是一部生逢其时的书。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第一次感觉到：文学与其说是揭示生活秘密的手段，不如说是研究内心和清除幻觉的共鸣板。罗康坦是他的时代的一个缩影，在他身上，人们可以发现剥去了伪装的自我的空虚感。塞林纳、马尔罗和贝尔纳诺等作家把人仅仅概括为寂寞和被遗弃，而萨特则指出了人类意识中超自然的希望以及宗教或历史超越的中断。
《恶心》使萨特在法国文坛中崭露头角。
同一时期，《新法兰西杂志》还发表了萨特的短篇小说《墙》，这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墙》描述西班牙战争中囚犯等待处决和临刑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所谓“恐惧”心理。《墙》使萨特这位文学新人备受瞩目，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他。当时久负盛名的文坛元老纪德写了一张短笺给波朗，称它是“一部杰作”：“我对我读过的东西还没有长时间地感到如此愉快，告诉我，这个新让·保尔·萨特是谁？似乎人人都能从他那里指望得到大量东西。”
1938年春是一个忙碌而有趣的春季。除了在巴斯德公立中学继续教书，重写待出版的其他短篇小说外，萨特还开始从事文学批评。他重读了福克纳的《萨托里斯》；以极大的热情评论多斯·帕索斯的《1919年》；而他在2月号《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公开评论当代著名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小说《黑夜的终止》的文章，再次引起了轰动。他指出莫里亚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一个作家，指出一切有关叙述的技巧总而言之都是些空头理论。在另一本杂志上，他评论了俄国流亡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翻译的灵魂犯罪小说《绝望》；在另一本刊物上，他又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的面部的现象学的论文……萨特成了一名批评家。
成名也使萨特享受到了接见记者的尘世快乐。
“请问萨特先生，您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我打算让我的罗康坦有所变化，在战争中作了自由选择的耽迷肉欲的表示，只是为了回家准备进行完全无偿的行动。一个无偿的行动总是直接与社会中较好的事物相违悖，常常在社会应受谴责的某一范围内进行。但是它不也是一次深刻的个人思想改造吗？不也是从恶心到热心，从自杀到热爱生活的真正的醒悟吗？不也是一次惟一的、不可改变的自由生活吗？绝没有人会成为一个‘恶心之子’……”
萨特兀自侃侃而谈，记者们却越听越糊涂，怀疑自己遭到了这位文坛新人的愚弄。他们不知道，这正是萨特的下一部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精髓。
第十五章　　滑稽战争
1939年，战争的风云愈来愈烈。3月15日，德国撕毁慕尼黑条约，进军布拉格。4月6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6月30日，法国、英国、土耳其签署互助条约。法国人民开始焦躁不安，不知战争的火焰何时会蔓延到自己身上。
然而，儒昂·莱·朋海滨浴场仍然幽静、雅洁，几幢豪华别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住在这里的莫莱尔太太一家还对和平与文明保持着信心。作为主人多年的老友，萨特和波伏娃也应邀来这里度假。波伏娃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她认为战争不会波及到法国，因为假如苏联与英、法站在一起，希特勒就会有所顾忌；而如果他一定要挑起战争，那么俄国和西方军事力量的联合就可以把他打败。萨特也不愿看到法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再流一次血，但他确实感觉到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非常不妙。不管怎样，和波伏娃一样，他也不打算让时局对自己的生活有太大的影响。
清晨，海滨公园内，松柏参天，树叶繁茂，蓝天碧海美得让人心醉。一把撑洋伞下，萨特在专心致志地写作，波伏娃捧着一本书在吟读。偶尔，两个人的头凑到了一起，许许多多关于未来的计划在酝酿着。一直到下午2点，烈日有些毒辣了，他们才返回宽敞的别墅，在百叶窗紧闭的饭厅里用午餐。黄昏，人们会再次来到海滩，跑步、游泳、开怀大笑。7月飞逝而过。随着8月的来临，消息越来越令人沮丧。繁华住宅里宁静、甜美的生活总让人觉得有些虚幻。萨特和波伏娃也不由自主地开始紧张不安起来。
萨特永远不会忘记1939年8月23日这天。早晨，当他打开报纸读到有关“德苏”的新闻时，脑袋“嗡”的一下。事情昭然若揭了，一切都被撕破开来。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德国竟然与苏维埃俄国站在了一起！到昨天为止，在密集着的乌云中，尚有一束巨大的希望之光一直在闪耀，但是，这条可怕的新闻却将这一线希望扑灭了。黑暗笼罩大地，也渗进了萨特的骨髓深处。
萨特和波伏娃准备正视眼前的不幸。时日已经不多了，如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的话，萨特就得再次应征入伍，他们必须尽快返回巴黎。与莫莱尔太太及其他朋友告别后，带着一阵阵离别的悲伤，萨特和波伏娃踏上了归途，何时能再会？在再次相会之前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归途中的萨特和波伏娃忧心忡忡，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更加剧了他俩的惊恐。每个车站都人山人海，每辆车都严重超载，许多车厢里挤满了年轻人——他们即将被送往马其诺防线去送死。
此时的巴黎一空如洗，街道寂静得让人恐惧。政治气氛已经紧张起来，共产党的报纸被查封，市民们只能悄悄地议论着企图将法国出卖给纳粹分子的“第五纵队”。法国产生了分裂，右派和一部分左派指责政府：既然有妥协的可能，为什么仍将法国推向战争？左派谴责人民阵线忽视重整军备而进行社会改革，削弱了法国的势力。尽管战争已迫在眉睫，不少人还在期待着出现任何一种缓和的可能，报纸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人们企望在上面找到一点和缓的预示。
天不如人愿，局势仍然急转直下。9月1日，希特勒悍然入侵波兰。
9月2日凌晨1时，法—英正式宣布战争已经开始。正午时分，法国部长会议发布总动员令，宣布德国和阿尔及利亚戒严，征兵应战马上开始。萨特被要求在24小时内到南锡港报到。匆匆地跟母亲和继父告别后，萨特在波伏娃的陪同下，坐出租车来到火车站。
萨特、波伏娃和许多巴黎人坐在火车站的露天咖啡馆内，等候着即将把其中的年轻男子拉走的列车。这是正常生活的最后瞬间了，看出波伏娃掩饰在平静外表下的惊恐，萨特不停地说着宽慰的话。他说一切都用不着担心，首先他将很快返回，因为战争肯定不会持久。德国现在缺乏食品、钢铁、汽油，德国人民已经开始使用配给卡，他们承受不了一场太长的战争，德意志帝国必将崩溃瓦解。其次，自己只会被留在机场或其他什么场所的后部，不会被派往前沿阵地，因而危险不大。萨特还在絮絮叨叨，人们已经开始缓缓地走向已经进站的火车。接着，人们拥到每扇窗前，向亲人道最后一声别，做最后一个手势。一根铁链挡住了月台，隔开了即将成为军人的男子和为他们送行的老百姓。时光无情地流逝，火车由慢而快地开走了，波伏娃眼中的萨特越来越小。从此，萨特不再是一个可寄厚望的文坛新人，而只是众多任外国人摆布的士兵中的一个无名小卒。
次日，萨特到达南锡港，被编入埃塞莱南锡71师，这次他又被分到一个气象站。萨特毫不抱怨地接受了忍痛入伍的要求，甚至很少流露出任何痛苦的表情，但没有人知道，近一个月来所发生的一切对他触动太大了，尤其是从昨天到今天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便置身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不久前他还在高谈自由、拯救、创举，而现在他已不属于他自己。后来萨特曾多次谈到，直到这次征兵，他才真正体会到“社会”这一概念意味着什么。
“我跟那些素不相识，像我一样被征入伍的人们混在一起。这一下，‘社会’这一概念算是进入了我的头脑。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从原先所在的地方，在亲友熟人之间，给强行拉走，火车把我送到我并不想去的地方；同行的伙伴也并不比我更愿意去，他们也跟我一样是老百姓，在纳闷着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我看到他们尽管千差万别，都有一个共同的维度——这也是我的维度。他们不再是我几个月以前在我的中学里碰到的简单的人，那时候他们和我都没有想到我们是有社会性的个人，在这以前我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只有通过应征令对我自身自由的否定，我才意识到世界的重量以及我与所有别的人以及所有别的人和我的联系的分量……”
在毫无预料的状况下，萨特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萨特的工作很清闲，也很无聊：每天把气球升上天，然后通过一副视野望远镜去观察它们，最后打电话给火炮连的指挥官，告知当天的风向。其余的时间他全部用来写作他早就想写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在这部书中，萨特想通过他所描述的不同人物的自由观，从而明确地表达出自己所追求的那个真正的自由观。他废寝忘食地写满了5册笔记本，然后又重读、修改。而在给波伏娃的信中，他总是念念不忘他这部小说的写作进展情况。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加上战地的伙食很差，本来就瘦小的萨特很快虚弱了下来。好在，没有任何人干扰、阻止萨特的写作。一次，一个严厉的刚毕业于军官学校的上尉来这里作一次巡回检查，看到面色不太好，且蓄着一腮吓人的又短又硬的胡子的萨特，便向别人问道：“这个家伙看上去好像快要病倒的样子，不知他在干什么？”
“一种人类的工作，上尉。”
“什么样的人类工作？”
“写作，上尉。”
“小说？”
“是的。”
“什么样的小说？”
“这需稍费点时间才能解释。”
“那可是一本女人欺骗丈夫，丈夫当乌龟的书？”
“是的。”
“太好了，你运气好，写了这样的书。”
这个插曲使萨特感到如此好笑，高兴之余，当晚，他替每个人买了份新鲜的面包。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真正的滑稽战争，百无聊赖已经成为“前线”200多万士兵的一个大问题。人们至此还不相信战争真的开始了，希特勒在打了一连串胜仗之后，又发动了和平攻势。波兰战败了，捷克斯洛伐克被征服了，他的野心也该满足了吧？何况还有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呢？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往好的方面去设想。国内政局仍然一片混乱，无人考虑真正防御德军可能的进犯。而在前线，德国士兵通过扩音器和大标语进行宣传，于是法国仿佛决意进行“假战争”——9个师草草敷衍地对萨尔地区发起“攻势”后，西面前沿阵地便是一片平静。“不要射击，只要你不动手，我们决不动手。”一些法国军队甚至用“OK”手势一厢情愿地向德国士兵挥舞。“你越接近前线，你就越捉摸不透战争已变成怎么回事了。”当波伏娃来到营地探望萨特时，她发出了如此感叹。
这究竟是一场外交战争，还是一场真正的残酷战争？现实很快残酷地粉碎了法国人关于和平的残梦。
第十六章　　战俘生涯
1940年5月10日，暂时的平静终于结束了。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地突破马其诺防线，进入法国本土，始料不及的法军未作任何抵抗，真正是“一触即溃”。5月23日，萨特最亲密的朋友——保尔·尼赞在前线阵亡。6月21日，也就是萨特35岁生日那天，他与成千上万溃退的法军一起当了囚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未经一战、未开一枪。贝当政府仓促撤出巴黎，并在希特勒的停战条约上签了字。曾经骄傲、优雅的法国人成了亡国奴。
萨特最初被关在巴卡拉，两个月后被迁至西德特里尔集中营，随后开始了将近9个月的战俘生涯。身处沦陷了的巴黎的波伏娃深深地为萨特担心：这个一直养尊处优，一直无法忍受纪律和强制的人能忍受得了成为一名俘虏吗？但萨特接二连三的热忱来信使她稍稍安心了一些。信中说，战俘营的情况远非无法忍受，供给的东西是不太够用，但犯人们不必劳动，因此他仍能坚持写作。集中营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已经交了很多朋友，并日益感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波伏娃半信半疑：萨特果真是如此坦然经受这一切变故吗？他怎么会对那样一种明显的痛苦生涯“怀着强烈的兴趣”呢？
萨特并不像波伏娃所担心的那样，是为了宽慰她而编造谎言，他甚至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辞。战俘生活的确不让萨特感到难熬，他感到自己正在重温好久都没有过的集体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很乐意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战俘营是每15个人一起睡在地板上，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干，俘虏们几乎成天躺着。然而这样的生活并不乏味，因为“可以无日无夜、毫不间断地与人交谈，直接往来，平等对待”。萨特从这种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开始努力使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他发现难友们大多都是拒绝妥协和让步的高尚的人，他们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兄弟情谊既牢固又美好。此外，萨特十分欣赏这些人即使处于厄运中也毫不减弱的即兴机智，而集中营生活中无时不体现出的简单的纯朴则让他回味无穷。
狱友们也十分喜爱萨特，因为他博闻广见又口若悬河，他的嘴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吐出让人捧腹大笑的句子。一有空，他就给大家上哲学课，讲海德格尔、尼采、司汤达……萨特原来是不大喜欢讲课的，现在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也因为此刻知识真的成了点燃生命的火花。“我负责组织了一所民间大学，给几乎全由教士组成的公众授课……我不拒绝招收学生。”在给波伏娃的信中，萨特不无得意地写道。萨特的每一封信都会让身处沦陷区的波伏娃精神为之一振。看到关在集中营中的萨特并不怨天尤人，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现状，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她感到萨特已为她以及所有法国人提供了一个范例——法国沦陷了，但法国人不应就此消沉。
在萨特的战俘生涯中，最和他谈得来的是一位年轻神父——巴热。巴热的最大魅力在于其行为与信仰的完全吻合。一天，当巴热神父的同伴们激烈争夺后来被证实是无中生有的获释机会时，他则拒绝接受这种机会，因为神父的职位没有授予他特殊的优先权。在入狱前，巴热是塞义山一个充满了贫困和罪恶的乡区的牧师，他之所以挑选去这个地方是因为它落后、野蛮得令人可怕。萨特很欣赏巴热，总是乐于和他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巴热的见解无不给萨特以启发。这位神父有关“圣灵感孕之谜”的见解尤其使萨特感兴趣。他认为：和任何孩子一样，圣子耶稣也生于污秽和痛苦之中。萨特对此深表赞同，他也认为如果救世主不能担负起人类的种种不幸，那么基督教就毫无意义了。巴热也极喜欢萨特，愿意向他敞开心扉。他甚至信任地向萨特讲述他与女性曾有过的和至今还保持着的各种不同的友谊——纯粹是柏拉图式的，但充满温柔和亲昵。萨特和巴热的友谊使他们在集中营的生活大为增色。在不知不觉中，日历翻过了一页又一页。
战俘生活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由萨特创作、导演，并亲自参加演出的一出戏剧——《巴里奥纳》。萨特是在与巴热神父进行有关耶稣出世的问题进行讨论时萌发出创作灵感的，只花了几天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剧本。从表面看，这出“神秘剧”的主题是基督诞生，但实际上它是以罗马占领巴勒斯坦这一事件为中心的。剧中有罗马皇帝雷利厄斯利用普查之机对所有的居阿代人强迫征收高赋税的情节，有激烈的台词——居阿代人领袖巴里奥纳，自从被占领以来，国家一直蒙受着极度痛苦——萨特创作这出戏是“别有用心”的。
1940年圣诞节这天，整个集中营的囚犯们都观看了《巴里奥纳》的演出，当看到由萨特涂黑脸扮演的朝拜耶稣的黑人国王巴尔塔扎最后变成了一个抵抗战士时，狱友们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寓意：正如异教徒和非教徒应该联合起来，反抗侵略者的暴政、奴役；正处于法西斯铁蹄下的人们也该团结起来，反抗德国的统治。《巴里奥纳》的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着实让萨特出乎意料，应观众要求，12月25日、26日该剧又连续演了好几场。
萨特写作此剧的最初动机不过是让囚犯们在节日里能略有消遣，但在创作及演出过程中，他发现戏剧的真正作用在于唤起那些与剧作家一样受苦受难的人们。多年以后，当萨特回忆起他的第一次戏剧尝试时，这样写道：“无疑，剧本写得并不好，演得也很差劲，评论家们会说，这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作品，它的确仅仅是一定环境的产物。然而正是在此场合，当我对舞台脚灯那边的我的同伴们讲话，谈论他们那种囚犯的境遇时，我突然看到他们出奇地安静，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时我意识到戏剧应该是什么东西了——一种伟大的集体宗教现象。”
另一个意外的收获是，通过写作此剧萨特发现了自己身上潜藏的戏剧家的天赋，虽然第一次尝试很难称得上完美，但他感到自己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艺术，它比小说更直接、更正面地反映现实、唤醒民众。一个伟大的戏剧家的诞生为时不远了。
尽管对这段监狱生活，萨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我在监狱中等于过了一段帐篷生活”，他仍然热切地期盼着逃出牢笼、回到巴黎的那一天。由于无论是对自我、对他人，还是对社会他的观念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关于未来的设计实在是太丰富、太急迫了。萨特和狱友们在等待着每一个可能的逃跑的机会。不久，时机终于到来了。由于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百姓，德国方面同意释放那些太小或太老以及身体状况不行的。要伪造一个能证明自己老百姓身份的证件太容易了，关键是如何让德国人相信你身体不合格。许多伪装者都被一眼识破了，因为当问及：“有什么病”时，他们千篇一律地回答：“心跳过速。”这种症状太容易做假了，于是他们被重新关回牢里。轮到萨特了，他把右眼皮翻开，露出几乎快要瞎的眼睛，可怜兮兮地说：“我什么都看不清。”这个证据医生们很满意，这样，萨特被当作老百姓释放了。
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周折，萨特顺利地回到了巴黎。可沦陷后的巴黎让萨特惊愕不已。在集中营中，萨特和难友们发誓永不屈服，和侵略者抗争到底，而巴黎——法国的首府，却作了太多的妥协，巴黎人远没有萨特想像中那样坚贞不屈，人们为什么都在黑市上买东西？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一份申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连波伏娃都签了？萨特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没有想到逃出集中营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便丢失了那种紧张、团结的气氛以及简单朴实的生活环境。巴黎和集中营不同，你不得不活，但活着就是一个亡国奴，就意味着你妥协了。萨特不得不好好思考一番了：应该如何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又如何在这一环境中实现他在狱中时对未来所做的种种规划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萨特一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兵役和战俘生活使萨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萨特自己的话来概括这种转变便是：“战争使我懂得了必须干预生活。”战前的萨特是个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人，对于生活、他人、社会、义务、责任等等，他总是抱着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尽管他不满现实，对抗社会，但由于过于看重个人的尊严、过于维护个人的自由，他始终只是一个旁观者，从未投入到社会现实之中，而一谈到政治，他总是露出不屑的神情，只是用拒绝选举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战争以其特有的方式给萨特上了深刻的一课，他发现，那些没有阻止战争的人们同样应对战争负责。沉默意味着默许，不搞政治，这也是政治。不阻止战争即是战争的同谋，无选择的自由即是不自由。战前的萨特采取一种不介入的姿态，然而不介入本身就是一种介入。战争的残酷还使萨特认识到：自己以前所进行的哲学思考有严重的局限性，而且是一种胆小的哲学：“现在，我不想用哲学来保护自己，那是卑劣的，我也不想使生活适应我的哲学，那又何其迂腐！”灯下，萨特苦苦地思索着。
“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结束了战俘生涯，回到了被占领的巴黎的萨特仿佛捱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终于到达了一个十字路口，他将做何选择，才能找到那条属于他自己的“自由之路”呢？
第十七章　　行动之初
萨特回到巴黎后变多了，那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变化，连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的波伏娃都感到他有些陌生了。他的表情常常是严峻的，有时甚至是僵硬的。他满口集中营的语言，动不动就对人进行道德说教。然而让朋友们惊诧不已的还不止于此：萨特说，他回巴黎不是为了享受自由的甜蜜，不是为了单纯地活着，而是为了采取实际行动。在德国势力如此嚣张的巴黎，能采取什么行动呢？波伏娃既有些担心，又有些疑惑。萨特认为人们之所以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彼此闭塞，而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他要做的正是打破这种闭塞的局面，把人们团结起来，组织强有力的抵抗运动。
事不宜迟，萨特立即着手与政界发生联系。他找到了他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坚定的反德分子。此外，高师时的同学梅隆·庞蒂也被他联络上了，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抵抗组织。萨特和小组成员们决定把这个组织取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这既是他们的行动纲领，也是组织的基本目标，同时也是他们为解放后的新政府设想的名字。“社会主义和自由”组织很快开展活动了，第一次会议就在米斯特拉尔旅馆波伏娃的房间内举行，成员们就活动的具体方式展开了讨论。一些人倾向于使用暴力，但最后会议决定：在短期内，组织应以吸收新成员、搜集情报、散发传单、设法与其他抵抗者取得联系为主要任务。
声势并不浩大，“社会主义和自由”小组的成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斗争中。他们常常在旅馆里或某一位成员的家里碰头。萨特忙于撰写一些煽动性的文章，然后在小组创办的地下小报上刊登出来，其他人则马上把这些简报以及其他宣传小册子散发出去。从未写过政论文的萨特惊讶于自己一开始写就驾轻就熟，而那种首次融入斗争团体的感受又让他兴奋不已。是的，早该行动了！
传闻越来越不令人乐观，法西斯势力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胜利。萨特和他的小组开始感到必须准备面对盟国彻底失败、法国无法收复的可怕前景。即使到了那一步，萨特他们也决不轻易放弃。“倘若德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使法国失去和平。”萨特在他创办的第一份新闻简报中悲壮地写道。过了不久，萨特发现：许多与他们相类似的抵抗组织早就有了，而其中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还是他的一个少年伙伴——阿尔弗雷德·佩隆，萨特立即与这个组织取得了联系。“组织”联合会议常常在丁香花小园圃或卢森堡公园里举行，更多的人走到了一起。
萨特一边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所担负的任务，一边对巴黎乃至国内的局势进行全面的观察了解和冷静的分析思考。他发现抵抗运动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虽然抵抗组织遍地皆是，但它们几乎都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力量有限，缺乏必要的谨慎，没有一个具有极强号召力和极高威信的领导者。如何使“社会主义和自由”小组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抵抗运动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呢？作为一个作家，萨特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同行们。
这年夏初，萨特和波伏娃决定骑自行车离开巴黎，去同一些眼下逃避在自由地区的知名作家取得联系，以争取赢得他们对“社会主义和自由”组织的支持。在一名勇敢的妇女的带领下，他俩艰难地穿过了田野和森林，终于抵达自由地带。白天，他们骑车赶路，晚上，他们就露宿于田野、草地中。第一站是瓦利尔斯，这里隐居着曾经十分赏识萨特的文坛元老纪德。然而他们很快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因为纪德对他们的组织和计划不感兴趣，他甚至没有邀请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到家中小憩。也许马尔罗会有所不同吗？萨特和波伏娃没有泄气，又向第二个目标出发了。马尔罗也是当时法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而且是一位积极参与政事的斗士。在西班牙内战中，他显示了一个作家在革命事变中所能起到的干预作用。人们常常赞扬他说，马尔罗简直胜于一个营的兵力。因此，当萨特和波伏娃奔往马丹角马尔罗的府第时，他们满怀信心。这次，他们受到了主人热情的接待，在豪华舒适的别墅内，马尔罗让仆人特意为萨特和波伏娃烹制了美味的马里兰小鸡。然而一谈到正题，这位曾经斗志昂扬的作家却情绪低落下来，由于最后法西斯还是统治了西班牙，这位领导政治活动已经10年的作家感到累了，生出了隐退之意。“你有武器吗？”仅仅这个问题萨特就被问得哑口无言。马尔罗认为：现代战争的结局完全在于哪一方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就萨特他们的抵抗组织来看，在这个时候有所行动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荒谬的。萨特和波伏娃受到了第二次沉重打击。
一无所获的萨特和波伏娃回到了巴黎。这次出访他们共骑了2000多公里，风餐露宿，历尽艰险。然而巴黎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开创阶段曾经蓬蓬勃勃的各种组织都已经陆续散伙了，仅剩的几个也正处于解体阶段，连“社会主义和自由”组织也不例外。其实这也该是意料之中的。这些组织主要由一群没有任何地下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各自为阵，缺乏较强的凝聚力，这就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没有政党领导的组织难免会因为散漫而显得薄弱，当时，法国共产党非常强大，它有严明的纪律、严密的管理机构，然而他们不信任这些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他们甚至怀疑萨特之所以被德国人释放，是因为他同意当奸细。这样一个人领导的组织，又怎么能与之建立共同阵线呢？萨特感到日渐孤立。
巴黎的气氛愈加阴郁，墙壁上处决法国人的布告与日俱增，人们过着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日子。萨特开始苦苦思索马尔罗的话：“时机也许真的还不成熟。”风声越来越紧，萨特的那个儿时伙伴被捕，紧接着，波伏娃以前的一个学生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形势不容再三考虑，萨特痛下决心：立即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因为它已经势单力薄，它的继续存在只会给其成员带来危险。对一个人的死负有责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能被原谅的小事。组织的解散令萨特痛心不已。他在战俘集中营就开始筹划建立这样一个抵抗组织；被释放之后，又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想使它逐步壮大。然而冒险与达到目的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码事，尽管人人都觉得殊可惋惜，“社会主义和自由”组织就这样夭折了。
萨特的第一次行动就遭到了挫败，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于那种认定了一条道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的人，失败的阻力几乎可以完全忽略。既然时机决定了与人联合行动就会使别人冒险，萨特决定采取自己一个人就能进行的抵抗形式——写作。现在，写作对于萨特而言，已经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次，萨特决定写一部戏剧，在集中营上演的《巴里奥纳》的非凡成功鼓舞了他，也使他发现戏剧竟有那样强大的鼓动人心的力量。现在，无论在哪里，法国人都在受到德国人的蹂躏，都受到亡国命运的折磨；而卖国的贝当政府却大肆宣传和平，要人们悔过自新，俯首称臣。萨特感到必须立即唤起民众起来抗争，呼吁他们站起来去争取和平与自由。为此，他决定写一个容易被人接受，通俗易懂，却具有强烈号召力的戏剧。
1941年冬季，法国人开始了第一次真正的对德国人的反抗。11月，一颗颗手榴弹投进了德国人霸占的饭店和旅馆，铁路上的破坏也跟着出现了。到处有德国人遭到暗杀，在波尔多，每50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人可能在什么时候被杀死在街上。作为报复，盖世太保立刻枪毙了50个法国人质，并贴出布告：惩治范围将波及恐怖主义者的全家。为了平息这种恐怖活动，维希政府试图将其忏悔政策强加给法国人民，贝当在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时说：“你们正在受苦，你们还将长期痛苦下去，因为我们还没有还清由我们的过错而造成的欠债……”
萨特一眼看穿了维希政府的用意：它试图让法国人陷入悔恨和羞愧之中，从而自动放弃他们进行反抗、争取自由的权利。如何能让人们消除这种悔过的心理状态，使他们摆脱罪孽感，重新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呢？
“自由并不是什么超越人类条件的抽象能力，而是最荒谬、最无法逃避的介入。”萨特文思泉涌，很快完成了三幕剧《苍蝇》。
俄瑞斯特斯是古希腊时代一个国王阿伽门农的儿子，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后克吕泰理斯特拉与埃癸斯托斯勾搭成奸，并合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篡夺了王位。而他被人偷偷地带到了另一片国土。当俄瑞斯特斯长成一个年轻人时，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阿耳戈。阿耳戈已经变成了一个到处是飞来飞去的苍蝇的肮脏的地方，而居民们都因曾经欢迎过一个凶手当国王而深感内疚。几经周折，俄瑞斯特斯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并与妹妹厄勒克特拉一起，为父亲报了仇，杀死了母亲和现任国王埃癸斯托斯。然而血腥带来了复仇女神和宙斯，在他们的威逼下，妹妹屈服于传统，认了杀母之罪。而俄瑞斯特斯却宣布不要宙斯所给予的王位，大踏步走出了阿耳戈，尖声叫喊着的复仇女神紧追而去。
《苍蝇》取材于古希腊的名剧，但经过萨特的演绎，它的主题便具有了鲜明的当代性。萨特正是借用这个希腊悲剧，告诉人们：他们有自由的权利，有反抗的权利，并医治他们那种不必要的悔恨心理。
1943年6月3日，《苍蝇》在巴黎剧院首次公演，演技日臻成熟，曾经和萨特、波伏娃过从甚密的奥尔加扮演女主角厄勒克特拉。新立体派雕塑家亨利·乔治·亚当斯以大胆而挑衅的风格制作了布景、面具和塑像。幕布拉开了，人们屏息凝神，当“自由”这两个字从俄瑞斯特斯嘴里迸出时，仿佛人群里丢进了一颗炸弹，人们一片哗然。观众们很快了解了此剧的含义，他们感到自己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我们为什么要内疚？此剧连续公演了25场。与观众的热烈反响完全相反，评论界对《苍蝇》的态度十分尖刻，甚至可以说有些恶毒。他们故意撇开这出剧的政治、思想意义不谈，而专从纯文学的角度来予以批评，说它冗长、晦涩、平淡乏味。报刊的激烈抨击使剧院不得不停止演出，虽然观众们仍然要求重演。
尽管评论界一致持贬斥态度，《苍蝇》无论在知识阶层还是在一般青年人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感觉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人是自由的，只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而已”。“人类的生活恰恰应从绝望的彼岸开始”。“只有当人们自己承认软弱时，人才是软弱的”。
俄瑞斯特斯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每一个不甘被奴役、不甘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心中。
第十八章　　《存在与虚无》
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萨特认识到哲学是什么时，哲学就成为他心目中对于作家的根本要求。萨特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哲学思考，这不仅因为他认为文学必须有哲学为其服务，也因为其本身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几乎在《苍蝇》公演的同时，《存在与虚无》——萨特的第一部哲学专著出版了。
与《苍蝇》所引起的反应相比，《存在与虚无》的出版却如一阵无声的细雨，只在湖面上激起了几个似有似无的涟漪。这本长达724页的哲学论著是题“献给河狸”（河狸是萨特给波伏娃取的绰号）的，它的封面上引用了萨特式的句子：“花瓶里最珍贵的是里面的空间。”由于当时人们所关注的惟一热点是政治、时局和战争，因而没有心思去读这种似乎不太合时宜的哲学书，于是，这本极有分量的哲学巨著在出版之初遭到了冷落。直到两年后，当萨特成了新闻人物时，评论家们才纷纷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部巨著上。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小部分人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就敏感到其重要的价值，肯定了其不一般的独创性。而美国对这本书的接受却经历了三部曲：首先“愚蠢地攻击它，然后承认其真实性；最后才看到了它如此重要”。
《存在与虚无》是萨特对自己从1933年起所从事的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在柏林留学期间，他就有了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打算。从1939年他服兵役的时候起，他就计划了写这样一本哲学专著。他花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把自己的哲学思考、读书感想涂满了好几个笔记本，从而大致勾画出了一本哲学著作的轮廓。每当波伏娃去营地探望他时，他总要阐述一下那一段时间思考结果的要点。后来，这些笔记本都遗失了。不过这对于萨特而言并无大碍，一切都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在被俘期间，他继续这种思考。1941～1942年是《存在与虚无》的成书阶段，由于已经思考成熟，萨特写起来驾轻就熟、毫不费力，因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完成了这本巨著，同一时期还写作了剧本《苍蝇》和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二部。
《存在与虚无》集中地、系统地阐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它标志着萨特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的形成。从此，他作为一个研究人的存在的成熟的哲学家的面目而出现，开始受到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从英国实证主义者罗素到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关注、研究和评论。存在主义从此成为一个可与其他哲学理论相提并论的哲学流派，并对20世纪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般人认为《存在与虚无》是非专业学者所难以理解的，其实不然。一旦解决了术语上的困难，阅读不仅会非常顺利，而且不乏趣味，因为萨特常常用生动的文学化的语言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境况作出分析，以推导出他所要证明的结论。这本书从“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这两个基本概念来论述其哲学。在探索个人的存在中所进行的意识活动时，萨特认为那些被我们意识到的外界事物，“我”以外的世界是“自在的存在”，它偶然地、绝对地存在着，它是被动的，盲目的，毫无理由和根据的。由于独立于上帝也独立于精神，因此它又是荒谬的，多余的。而人的意识则是活泼生动的，当它附在于某个存在时，某个存在便成为意识任意摆布的存在。“人的存在”从一开始便是意识的存在，人存在的意识性确定了人的存在特征，因此它是一种“自为的存在”，是一种自由的、能动的、真正的存在。当意识施展它活动的任意性、可塑性、无限性、主动性和想像性时，被它摄取和相关的事物便即刻以意识本身的活动为依据。因此人的存在是一种偶然性，人注定是自由的，它决不能从别的存在物中产生出来，这就给存在的主动性创造了条件。萨特的结论是：“存在存在着。存在在他自身中。存在就是存在着的那个存在。”
然而，存在如何存在着？自我意识在存在活动中又怎样发挥意识的主动作用？萨特进一步阐述存在本身所面临着的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问题。这里，他选用了“黏滞”一词来表述个人的存在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特质。如水，如糖浆，这种关系首先是软的，可压缩的，给人以可以占有的印象；其次它是黏滞的，它固执地妨碍自身的逃散。它看上去还是驯服的，但恰恰在我们自认为完全占有了它的时候，它却以一种奇特的颠倒，表现出它占有了我们。正是它的柔软性造成了它的粘黏性，这是它最主要的性质。最后，我还是我，它还是它。因此，萨特认为：克服他者、外界的束缚，就是自由的真正目的；超越他者的包围的意向，就是个人存在对自由的追求的表现。自由本身是一种无固定本质的东西，用萨特的话说，“你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无非就是你的行动的总和”。因此，尽管人是无缘无故地被抛到世界上来，是偶然的，是空无所有的，但人一来到世间就享有绝对的自由，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他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包括自我创造、自我约束、自我设定、自我安慰、自我控制、自我想像等等。据此，萨特提出了“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一著名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个人行为造成的，是自我设计选择的结果。人既然是自身行为的主人，就必须对所做的一切负责。概括起来，《存在与虚无》主要强调了自由和个人存在的重要性，主要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了个人存在的遭遇。
世人倾向于认为萨特是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其实，《存在与虚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并非萨特独创，而是来源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德国现象学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早在19世纪上半叶，克尔凯郭尔就提出：人的存在是悲剧性的、孤独的，每一个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能由别的个体越俎代庖。而胡塞尔认为我们所说的世界，只不过是由这些现象组成，人的存在不过是“表示这种存在的一系列活动”，这就又进了一大步。胡塞尔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持一种更为深刻的悲观主义：人只靠拼凑虚无就能产生创造自己命运的灵感。萨特师承前辈，但又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格局。例如在对于意识结构、其他人等的分析上他就超过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在三位前辈对于个人存在的理解的基础上，他推导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公式，明确地告诉人们：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他或她的个性（本质）的结果，而是一系列的永远不能被真正地完全地证明是正确的选择的结果。《存在与虚无》的贡献不在于发明了什么，而在于他对自克尔凯郭尔以来的哲学家关于存在的思考作了系统的整理，并赋予其更充实的理性成分和更强烈的当代意识，从而使之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哲学体系。
多数谈论存在主义哲学的人不知道萨特的哲学来自于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三位哲学家的读者群远没有像萨特的那样广泛，这是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像萨特这样集文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一般人接受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不是通过他的哲学著作中那些抽象的论述，而是通过他的戏剧或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来体现。同时，其哲学思想也为小说和戏剧增加了分量。在萨特的一生中，哲学与文学写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萨特认为：“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我认识到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成了对作家的根本要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只把哲学看作是为文学创作服务的工具和方法，而每当在哲学思考中有重要发现时，他更乐于先用一本小说或戏剧来表达。
《存在与虚无》的四分之一的篇幅被“其他人”的概念所占有。完成此书后，萨特仍然在思考着“与他人的具体关系”这一哲学问题，思考的结果是他在几天内写成了一个剧本《其他人》，后来此剧改名为《禁闭》。《禁闭》的形式十分独特：这是一部由三个演员一直在台上表演的独幕剧。这种形式的采纳是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此时，“三重奏”中的奥尔加已经和里昂的一个实业家马克·巴尔贝扎结婚。后者提议萨特为他的妻子和小姨子写一个戏，而他愿意承担上演的全部费用。因为将有三位朋友参加演出，萨特希望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要让任何人产生老被留在后台的感觉，这样《禁闭》的形式就确定了：三个人谁也不用下台。《禁闭》是一部典型的哲理剧，场景设在地狱，三个人物分别是：懦夫加尔森，同性恋者依奈，杀婴犯埃斯特尔。加尔森爱依奈，依奈爱埃斯特尔，埃斯特尔爱加尔森，三个死人在地狱里相互爱慕追逐而又勾心斗角，循环往复，没完没了，直至萨特的那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
《禁闭》在老哥伦比亚剧院的公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萨特的深刻用意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倾向于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从而给萨特扣上了悲观主义的帽子。萨特对此十分遗憾，特地在报上发表文章专门对这句台词作了解释：“人们以为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刻都是坏透了的，而且这永远是难以沟通的关系。然而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如同萨特的其他剧本一样，《禁闭》的命意是积极的。剧中的死人是有所象征的，萨特希望借此使人们懂得：许多人被禁锢在一系列陈规、强制中不能自拔，然而他们却没有设法去加以改变，而是把它们当作理所当然而加以忍受，这些人无疑是活死人。《禁闭》正是用荒谬的构思把人与人之间被扭曲的关系放在放大镜底下，使人看出其中的腐朽性和罪恶性。和《存在与虚无》一脉相承，《禁闭》再次揭示了自由的重要性：通过行动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为之痛苦的环境、成见、与他人的关系，不论我们处于何种如地狱般的可怕境地，我们都有自由去打碎它。
《禁闭》再次表现了萨特无与伦比的戏剧天才。1947年，它在美国获得了最佳外国戏剧的称号，而数不清的国家剧院隆重上演该剧，全世界人都在重复着“他人就是地狱”这一名言，不论他们作何理解。今天，《禁闭》已经成为世界经典剧目。每一次雷鸣般的掌声都表明：萨特的哲学主旋律——其他人、禁锢与自由又一次在无数人心中奏响。
第十九章　　声名鹊起
1944年，是法国人民成为亡国奴的第四年。漫漫长夜总有尽头，人们在等待着，等待着。时局越来越对盟军有利，德军已成了强弩之末。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终于打响了！巴黎人民与盟军并肩作战，为解放祖国不遗余力地奉献着自己。
受秘密报纸《战斗报》的邀请，萨特和波伏娃专门负责巴黎解放的报道工作。他俩走街串巷，满腔热情地把所见所闻在第一时间报道给大家。大街上，人们砍倒树木、挖掘壕沟、修筑街垒，一个个斗志高昂、精神振奋。子弹不时地打在墙壁上噼啪作响。每当写出了一篇文章，萨特或者波伏娃便火速回到《战斗报》总部，把稿子交付主编，在那儿，荷枪实弹的抵抗运动成员守卫着大门。他俩撰写的一系列报道在当时的巴黎广为流传，使那些对胜利仍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战士们则由于知道有那么多志同道合者而备受鼓舞。巴黎不久将解放的喜悦荡漾在每一个饱受占领之苦的法国人心中。
1945年迎来了和平的第一个春天。随着法西斯势力的灭亡，维希政府遭到了人们的彻底摒弃。未来的法国将采取何种政体呢？所有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模式。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们怀疑一切，再也无法用原有的价值体系对他们进行规范。不过，这种状况倒是为纷繁多元的思想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何能赋予世界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呢？通过集中营时期的《巴里奥纳》和沦陷期间的《苍蝇》，萨特认识到了写作能起到非同小可的重要作用，写作应该成为一种激励自我的召唤、一种介入现实生活的手段，而不仅仅是制造出一个“神圣”的客体或是被降低为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在这样一个寻求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时代，实在应该有一个渠道，能使人们的急躁、惊讶和赞同等情绪及时得到宣泄；还应该有一个园地通过对于文章的内容和倾向进行选择介绍，来影响同时代人，为他们指引时代的方向——创办一种杂志！这种想法一旦在萨特的头脑中生发出来，便迫不及待地要付诸实践。
新杂志取名为《现代》，是萨特和波伏娃在想到他们最喜爱的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时满怀深情地取下的。9月，《现代》的第一届编委会成立了，阵容空前强大，似乎集中了当时法国知识界最富朝气的生力军。萨特的高师同学，才华横溢的梅隆·庞蒂担任总编；现任新闻部部长马尔罗的参谋，也是萨特的高师校友雷蒙·阿隆从伦敦赶来，加入了编委会；著名的评论杂志《新法兰西》主编、加俐玛尔出版社的让·波朗也成为这个阵营中的一员。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和种种办刊技巧，使得这本杂志刚刚问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久不衰。
1945年10月15日，《现代》杂志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巴黎人面前。创刊号很快被抢购一空，由萨特撰写的饱含激情的创刊词被人们广为传诵。在创刊词中，萨特陈述了他思考已久的观点——文学应该介入生活，他号召人们要坚决抵制对时代不负责任的诱惑。“既然作家无法逃避，我们愿意他紧紧怀抱自己的时代，时代为作家而生，作家为时代而生……作家处于他的时代处境中，每句话都有反应，每种沉默也一样。”很明显，萨特创办《现代》的意图就是要对时代、社会进行介入，他要借这块园地来与当代人取得密切联系，并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影响他们。从此，他得成为一个支持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见证人。从文学观点来看，萨特决心为他的时代而写作，使他的文字对现实产生有利的影响。当然他不会迎合时代或受制于时代，而是试图去改变它，使它向着未来超越现在。创刊词表明：萨特自二战以来所发生的转变已彻底完成：他已脱离了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道路，而走上了更有前途的现实主义道路。他再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政治采取逃避态度，而将持续不断地介入。
创刊号取得的辉煌成绩使萨特一时间声名鹊起，而在同一周内，他所做的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更令他名噪一时。在演讲中，萨特反复阐述“我们所理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使人的生活过得去的学说”，因为“我们的自由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因而萨特得出结论：“我不得不在争取我的自由的同时，争取别人的自由。”这次演讲是在新落成的“现代俱乐部”内举行的。听众把场内挤得人山人海，走道、后面都挤满了人，而门外还有许多人无法进场，于是发生了猛烈的拥挤，一些听众甚至动起武来，几名妇女当场晕倒，讲演结束后，听众们反应热烈，而新闻界也空前重视——他们对这次讲座大加评论：不是狂热吹捧就是大力抨击。这一发言也在理论界，尤其是哲学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专门举办的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争论激烈，以致双方都失去了理智，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负责人不得不当机立断：讨论会暂停，以后的讨论分组秘密进行，以达到阻止外人参加的目的。尽管如此，一些知识分子仍然禁不住在争论时陷入极度兴奋的情绪中。
《现代》的创刊、轰动一时的关于“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以及同期上演的波伏娃的戏剧《吃闲饭的嘴》和《他人的血》的出版在法国社会生活中掀起了一股追求存在主义思潮的时髦之风。
仿佛只在一夜之间，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词语，它如潮四起，渗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个角落。而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教皇”，而波伏娃则不得不接受“萨特圣母”的称号。萨特是不希望自己被贴上任何学派的标签的，在一次讨论会上，他试图表示抗议：“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然而，存在主义的攻势如此强大，他的抗议显然是徒劳的。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萨特以及他的作品的传言。在街头，记者们对着萨特拍个没完没了，不时有陌生人冲到他面前来提几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有的甚至纠缠不休。许多认出了他的行人在他身后紧紧跟随，不时有人递过来本子请他签名。连萨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弗洛”咖啡馆也因此带上了传奇色彩，许多人赶到那儿，企望看到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或猎取到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弗洛”的老板感到福从天降，因为生意前所未有的红火。
即使是萨特本人也震惊于自己所引起的骚动。然而，只要把萨特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稍加勾画，再同他以往的哲学和文学创作实践联系起来，我们便可看出：即使说外在环境对萨特极为有利，他的成功也不能说纯粹出于偶然，而是偶然和必然巧妙结合的结果，其中的契机便是：萨特贡献给读者的东西和读者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有着令人惊叹的一致。
时值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正被这次如噩梦般的战争所惊扰，被世界显现出来的难以置信的荒谬所刺激。他们因人世的虚伪而厌烦，以前那种对于永久的和平、永恒的进步和不变的本质的信念已经被彻底抛弃了，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支撑人生。这种意识形态应该能够包容现在这种感受，同时又能使不会因为这种新的发现而抛弃过去，成为“垮掉的一代”。这时，萨特的学说出现了，它指出了人的存在的荒谬，但又强调“自由选择”，提倡去行动，去介入，这就使人们在正视恐怖和荒谬的同时，仍能保持进行自由选择与自我设计的信心，在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的同时，获得自我价值的见证。这正是一代青年梦寐以求的出路，是他们所殷切期盼的声音。
不过，这场存在主义攻势中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虽然人人都在对存在主义高谈阔论，但大多数人始终不理解“存在主义”一词，对“存在主义”理论几乎一窍不通。起初，人们毫无理由地把披着长头发的男女青年视为存在主义，后来越来越多赶时髦的人来掺和存在主义，一切都成为存在主义的了：有存在主义罪行、存在主义服饰、存在主义酒吧、存在主义歌曲……最热衷“存在主义”的还是青年人。小伙子们一律剃成小平头，还从圣多昂门旧货市场的旧衣店找来大量衣服，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方格衬衫、小裤脚的长裤、横格短袖、篮球鞋组成的新潮服装涌现在巴黎街头；姑娘们则更喜欢黑色对折裙、黑色紧身毛衣、留长长的直发……这是她们模仿“存在主义歌唱家”朱丽叶·格雷科推出的款式。1947年秋，存在主义登峰造极、盛极一时。人们议论着存在主义绘画、存在主义政治、存在主义经济，连萨特和波伏娃最喜欢的食品如猪肉、腌莱、酸菜、干酪也成了存在主义名菜。人们已经完全将一种他们并不太理解的哲学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混淆起来了。
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名气，是被崇拜。萨特不明白自己怎么惹怒了这么多人，尤其是右派和左派对他进行两面夹击。萨特常常描写战争、人工流产、同性恋、吸毒或卖淫的，这使他的小说展现了一幅资产阶级不愿看到的社会画面，他们甘愿倾听有关温柔的现实的谎言，而不愿正视那已经被异化了的世界。资产阶级在萨特的著作中看到了自己，但又无法接受他所示范的那种自我超越。他们要求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但种种责任令他们厌烦。感到自己处境的尴尬，右翼的人们开始在杂志上、在课堂里、在演说中对萨特大肆攻击：《十字架报》贬斥存在主义是“比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19世纪的实证主义更危险”的理论；诗人莱昂断言“存在主义是骂娘的哲学”，伊夫、冈东指责“存在主义是粪便哲学”；还有人控诉存在主义是悲惨主义、颓废主义。一时之间，“行了，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辱骂之词。
萨特既然背叛了本阶级，来自右翼的悍然攻击就该是意料之中了，但左派之中竟然也响起了种种不满的声音，他就有些费解和委屈了。左派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不健康的哲学，它抛弃生活的乐趣、颠倒价值的比例。共产党的报纸《真理报》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谈到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它教导人们，一切历史进程都是荒谬的，一切美德都是谬误。”
《行动》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存在主义把通向一切历史哲学的道路全堵死了，使人们看不到真正重要的问题。共产党的理论家罗敏·加马蒂严正地批评萨特，说他正把青年人拉离马克思主义：“你阻挠人们向我们靠拢。”
然而，事情还不尽如此，后来对存在主义的批评发展成了对萨特本人的恶意攻击。何为存在主义者？“他是一个恶心、厌倦、生活彻底放荡，有着各种怪癖，超脱存在之责任的人。”萨特吃惊地发现：不知何时自己头上扣了一个倒翻的垃圾箱。他的哲学也被人辱骂为“破烂、轻浮，只适合于病人”。人们对于他和波伏娃这种虽来往密切，但彼此享有感情和性的独立的特殊关系也大作文章，说萨特是一个道德彻底败坏，而又最善于藏污纳垢的家伙……有一天，居然有人在公开场合大声问萨特：“你是不是一个疯子？”已经学会了自我保护的萨特对此不置一词。
如果说善意的批评、建议最能使萨特有所触动，重新审视自己，那么恶毒的人身攻击对他却毫无影响。现在的萨特无论在心智上，还是思想上都已经完全成熟，而作为一个冷静而深刻的哲人，他知道路该怎样走。他仍然手笔不停地创作，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
第二十章　　第三条路
成名之后的萨特丝毫没有改变。他还是住在旅店里，还是常常到咖啡店坐坐，他还是无心考虑自己该如何打扮，仍然不结婚，仍然避开社交界，也从不拿作家这个幌子来保护自己，尽管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一些“奇谈怪举”可以得到一些谅解。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写作，惟一有所变化的是：他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一个重大社会事件、每一篇重要的政治评论都令他密切关注。
二战后的法国到处是贫穷、饥荒。食品的短缺不断引起骚乱、罢工和犯罪。就在这种时局下，法国国内政治势力的团结却日益显出分崩离析的趋势，政党间的争执不断尖锐化。右翼组织“法兰西人民联盟”坚持进行激烈的****运动，而法国共产党的举措也显得有些过火：他们几乎把每一个不向他们靠拢的人都叫做法西斯分子，事实上，左、右派的这种对立在更大范围内是国际大团结瓦解的折射：美苏两大集团的冷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该往何处去？萨特感到无所适从。他当然一向与狂热的好战者——那些希望以强权、武力来恢复法兰西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的戴高乐分子针锋相对，但他也不尽赞成法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保持一致的做法。在他看来，苏联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化身，然而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它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还为战争作准备，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世界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萨特决意避免选择两大集团中的任何一方，而找出另一条路来。当然，要坚决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阵营的霸权政策，然而拒绝与苏联完全站在同一立场上也并不算消极。萨特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宣扬自己这种政治态度，从而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达到使法国避免走上歧途的目的。
机会很快就来了，连萨特自己也没想到，他可以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从前萨特当老师时的同事吕西安·博纳法正活跃于社会党内，他提议萨特和《现代》的成员可以在每周一次的“现代论坛”节目中播音一次。萨特决定最大程度地利用这次机会。
第一次节目开始了，萨特和他的同事们采取了圆桌讨论会的形式。他们轮番呼吁听众抵制两大集团的冷战。“无论你们加入哪一派，都只会加剧双方的冲突。和平是可能的！”萨特那尖利的声音回荡在法兰西的上空。
第二次节目是一个政治小品。其时，法国正准备举行地方选举，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县级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可是，就在选举的第二天，他们遭到了萨特和《现代》同僚们的猛烈抨击，在这个政治小品中，由舒尔法扮演一名戴高乐分子，而萨特、波伏娃、梅隆·庞蒂、蓬塔利斯和博纳****流同他论战，以排山倒海之势驳倒了“假戴高乐分子”的每一种辩解，并借机谴责了戴高乐分子宣扬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做法。
广播节目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其中不乏赞同之声，也有一片指责声。几家报刊开始起劲地诋毁他们，而一些胸前挂满了勋章的戴高乐分子竟怒气冲冲地来到萨特常去的“弗洛”和“塔布”咖啡馆，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后，扬言一定要把萨特痛打一顿。稍温和一些的右翼知识分子则提出挑战：要把这种讨论会继续下去，他们将出来应战。不过也许是因为害怕萨特那所向披靡的辩才，他们最后又不了了之。最厉害的回击来自已经做了戴高乐的新闻部长的马尔罗。他亲自来到已年逾古稀的加俐玛尔那里，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加俐玛尔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现代》杂志，要么他马尔罗洗手不干，而纪德以及该社旗下的许多驰名作家也将一齐退出。这道杀手锏在加俐玛尔出版社内部引起了恐慌，经过了整整24小时的调停、协商后，双方才达成一致：《现代》仍由加俐玛尔出版社出版，但主编易人——出版家勒内·朱利玛取代了梅隆·庞蒂。不久，政府把“现代论坛”节目也封杀了。
只局限在几个知识分子中的活动远不能改变现实。这是“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现代论坛”节目的失败所带给萨特的教训。他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组建一个政党，以形成一种较为强大的抵制左、右两种势力的力量，从而为改善国内、国际局势，维持战争使之更显珍贵的和平而作出尽可能的贡献。恰在此时，萨特结识了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胡塞。
胡塞是通过梅隆·庞蒂的引见而认识萨特的。初次见面，萨特对他并无好感：胖墩墩的，一只眼睛上贴着膏药，几颗牙齿已不翼而飞，讲起话来，声音响得像喇叭。乍一看，这不像一位政治家兼高产的作家，而活像一个海盗。可是不久，萨特对这位其貌不扬的政治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也在寻求“第三条路”，而且似乎已经找到了，还创立了名为“革命民主联盟”的政党。这一组织的名称虽然有些激进，但却奉行中间路线。它的宗旨是把各种不愿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利用它们建设一个独立于两个集团之外的欧洲，建设一个和平、中立的社会主义。看到如此有名望的萨特对自己的政见表示欣赏，胡塞不失时机地请萨特加入他们的组织，并请他担任该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这次，萨特陷入了生平第一次犹豫不决中。长期以来，他追求个人自由，并发誓要为人类的解放而承担责任。然而，和一切珍视独立，不愿用任何纪律、强制和义务来束缚自己的人一样，萨特从不曾想过要加入别人的政党。何况波伏娃的反对也不无道理：自己已经在这种未见得有任何成果的政治活动中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可是，难道“介入”只是在口头、笔头上介入，而一旦需要真正投入行动时，却躲得远远的吗？
这一年的2月25日，布拉格发生政变，这使法国国内的****情绪和对战争的紧张不安感空前激化。人们对于苏联的入侵议论纷纷，维护和平、避免战争的努力显得空前迫切。不能再犹豫了！3月，萨特发表宣言，宣告自己将和胡塞及其战友们站在一起，并向全体法国人民呼吁：在与苏联保持亦步亦趋的法国共产党和投靠资产阶级的国际工人党法国分部之间，仍有一片行动的天地。
一旦决定了，萨特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事业中，“革命民主联盟”的活动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快，该组织便以“萨特与胡塞党”而名气大增。连续几个星期六，萨特和同仁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共同起草一份呼吁书。他们推敲着每一个字眼，琢磨着每一个标点，力求至善至美。呼吁书号召人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和平的欧洲：“它不是一个让苏联害怕，欧洲化美国政治的欧洲；它不是一个让美国害怕，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影响欧洲民众的欧洲。”呼吁最后写道：“法国应当再一次向全世界发出圣·鞠斯特那希望的呼声，‘幸福在欧洲是一个全新的观念’！我们再以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发出的呼吁作为补充：‘全世界无产者和自由人，联合起来！’”这份呼吁书表明萨特及其战友们把推动本国政府协同欧洲其他国家政府，在苏美之间进行调解作为政党的宗旨，并把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作为自己的同盟军。
繁重的政治工作使萨特过度劳累：他生平从未写过这么多文章，参加过如此多的会议。在《战斗报》上，他的一系列政论文引发了一场争取和平、争取欧洲联合的舆论攻势；而对于“民主与革命联盟”自己的报刊《左派的民主与革命联盟》，他更是倾注了无数的心血。这份报纸由于经费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办得不算太好，但毕竟使他们的组织有了自己的宣传喉舌。只有逐个逐个地反对世界范围内的每场战争，我们才能为人类的和平做出点贡献。抱着这样的信念，萨特领导“民主与革命联盟”发起了一系列的反战运动，其中声势较大的有：维护印度支那和平局面的请愿运动、支援摩洛哥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反独裁反战争国际日集会等等。尽管这些较为温和的行动，很难对时局产生明显的影响，萨特仍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频繁的政治活动中。
既要反对资产阶级右倾势力，又要与斯大林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第三条路并不如想像中那样好走。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局势，夹峙在倾美与倾苏两种力量之间的“民主与革命联盟”逐渐感到难以存身。尽管令人痛心，萨特还是敏感到这个他倾注了无数心血和精力的组织已经在走下坡路，这表现为组织内部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想与共产党的社会行动保持一致；而另一部分人——他们包括该组织的大多数创始人——借口共产党人反对他们的组织，渐渐地滑向右倾。更糟糕的是，领袖人物胡塞因为个人野心而逐渐转而亲美，这无疑将直接导致该组织的消亡。
由于立场发生了分歧，萨特与胡塞的意见越来越不和。按照萨特的设想，“民主与革命联盟”的规模应该不大不小，但力量要很强大，足以影响舆论，左右时局。胡塞却倾向于进行大规模的行动，他雄心勃勃，却缺乏明确的目标。他特别陶醉于自己的嗓音，因而热衷于组织集会，进行演讲。每到此时，他的精神便达到亢奋状态。为了使组织的规模再扩大，他决定到美国去募集经费，这种做法遭到了萨特的坚决反对。因为“民主与革命联盟”是欧洲的一个组织，而美国的****立场十分普遍。然而已经野心膨胀的胡塞对萨特的劝告置若罔闻，执意要去美国。当他怀揣着美国人的奉承和一些美元回到法国时，他的立场已经彻底转向了。他开始为美国的工业文明、美国的自由主义和美国的政权大唱赞歌。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当萨特在一次会议上提议资助“抵制独裁和战争日”时，胡塞断然拒绝。决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萨特自己出资召集了一个“民主与革命联盟”大会，宣布自己将与胡塞对着干。至此，这个组织也就名存实亡了。
“民主与革命联盟”的分裂给了萨特以沉重的打击。这个政党在一年内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他共拟写过两份重要的呼吁书，进行了20多次重要的谈话，出席了不计其数的会议，发表了许许多多的文章。不过，这次失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人不能创造一个组织，运动不能人为地发起。由于没能真正地吸引群众，组织不可避免地要逃离政治现实，偏离它的既定方向。
不过，组织的最后消亡并不意味着它的存在毫无意义，更不能就此断定它是萨特生活中的一个败笔。“民主与革命同盟”标志着萨特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投身于群众工作，直接参加政治活动。这表明他已不再满足于在主观上、理论上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了，他开始自觉地找寻自己处境中所包含着的客观性，并通过种种行动来调整自己同这种客观性之间的关系。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作为一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萨特真正投入到当代政治社会的斗争中来。
第二十一章　　从《肮脏的手》到《魔鬼与上帝》
“民主与革命联盟”不仅耗费了萨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为他招来了一系列新的攻击。法国共产党方面不断有人著书、演讲，号召人们抵制萨特的“肮脏”著作和他那“走第三条路”的政治观点。这使法共和萨特的关系十分紧张，而萨特在这一时期所推出的一部戏剧更使这种紧张达到了顶点，这就是《肮脏的手》。
为什么法共会对这部戏剧如此敏感呢？因为剧中的两位主角都是共产党员。雨果是一位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他接受党的派遣，去完成一次刺杀任务——刺杀一位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共产党领导人贺雷德。由于贺雷德主张与反动势力进行暂时的妥协，另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他的双手已经沾上了肮脏的血污。雨果并无法判定贺雷德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叛变，但为了证明自己能杀人，为了通过完成刺杀任务来与自己所属的阶级划清界线，他在情杀和政治刺杀两种动机混杂的状态中，杀死了贺雷德。然而两年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事实证明贺雷德当初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要成功就不可能不有一双伸进血污中的手。雨果彻然顿悟：自己死抱住的那种纯洁的革命理想是多么荒诞啊！他毅然决定离开他的组织和战友们。尽管萨特无意把此剧写成一部政治剧，但由于主人公和情节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肮脏的手》在大众眼里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剧。
1948年4月2日，《肮脏的手》在安托尼剧院首次公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天，因忙于“民主与革命联盟”的事宜，萨特未能到场。演出结束时，人们纷纷走过来和出席首演的波伏娃握手，赞扬声不绝于耳：“真出色！”“简直是绝了。”从这天起，该剧一直不中断地上演，直到9月20日才落下帷幕。而到了11月，这出戏又在美国百老汇再次连续上演，美国观众对它亦是好评如潮。
与观众的热烈反响相比，评论界的反应则冷淡得让萨特气馁。资产阶级评论家在剧本上演后保持沉默，他们要等着看他们的对手作何评价。共产党人弃之如敝屣，一位俄国评论家写道：“为了三十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掉了。”而《人道报》就此对萨特的一生作出了总结：“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这就是萨特先生经历中的几个阶段。”紧接着，资产阶级打破缄默，把一堆一堆恭维话向萨特倒过来，而美国人则把《肮脏的手》改编得面目全非，并使之带上反苏色彩。
与萨特的本意相违，人们把《肮脏的手》理解为反共的，因为看完了此剧后的人大多同情雨果。而事实上，萨特是站在贺雷德一边的，为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萨特在答记者问时强调：“贺雷德代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而雨果则代表了革命的唯心主义。至于我，我想政治要求人们弄脏双手，”“而且必须如此。”在该剧的题词中，萨特选用了圣·朱斯特的一句话，“没有人能清白地统治。”萨特并不想否认共产党，因而他在剧中将共产党描写成对付反动势力的惟一有效的力量。但他希望人们注意到：党内的种种困难和矛盾都已溢出党外，而当一种新的正确的政策路线被提出来时，它往往会被用暴力或和平手段所消灭，这才是这出戏剧最真实、最深刻的内涵。
部分现代文学理论家指出：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它就与作者彻底脱离了关系。这种说法似乎过于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尽管萨特再三否定自己创作此剧的反共意图，《肮脏的手》还是被用来作为宣传冷战的工具。失望之余，他于1952年决定禁止这出戏在别的国家上演。当西班牙、希腊、印度等地准备上演该剧时，萨特坚决地阻止了。1952年11月，由于有人将此剧用作反对他即将参加的世界和平大会的武器，他又禁止了该剧在维也纳的上演。1954年，当他为再次抗议该剧在维也纳上演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重申了禁演的理由：“我并不否认我是《肮脏的手》的作者，但我为它被另作他用感到遗憾。我的剧本已成了人们打政治仗的战场，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在现在这种紧张局势中，我认为该剧在柏林或维也纳这些神经敏感的地方上演是不可能有助于和平的。”
萨特没有想到，当解冻时期到来时，这出戏竟得以在南斯拉夫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上演。
时局每况愈下，那个张开怀抱迎接萨特的戏剧的国家最先伸出了“肮脏的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麦克阿瑟率军打过三八线。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同，萨特与多年并肩战斗的同事，一直实际负责着《现代》主编工作的梅隆·庞蒂发生了重大分歧。战争使梅隆转入了否定政治的立场，他使《现代》对这一重大事件不置一词，“大炮发了言，我们只能沉默。”他这样解释说。萨特则要求杂志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表明立场，他为《现代》未能触及现时代的大事而感到遗憾。这件事构成了这一对战友最终决裂的开始。
萨特再次陷入了迷惘和悲观之中，他再次感到无所适从：“美国方面那么寡廉鲜耻，苏联方面又那么偏执狂热，真不知世界上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容身之地。”法共方面固执地把他视为敌人，这就使他看起来真的倒向了另一边。萨特知道自己必须作出抉择，但他无法预测这种抉择可能引起的后果，这使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处境的矛盾性。现在，他惟一能做的是谴责和揭露美国当局：“你们的道德感很强，极其拘谨，但你们奉行的政策却与你们的道德感相抵触，你们问心有愧，总是觉得苦恼。”
在另一次美国记者的采访中，他一针见血地说：“……这样你们就被拖进了地狱，被迫参加朝鲜战争，在朝鲜人中间同北朝鲜人战斗。再者，你们对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无诚意，因为你们害怕北方共产党人会控制整个朝鲜。”
然而，人们还是每天从报纸上看到抓人、大规模轰炸、扫荡……的消息，一场残酷的种族主义战争正在进行着。
继民主与革命联盟的失败后，朝鲜战争又使萨特经受了一次冲击。这两次冲击使萨特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十分尖锐而又无力突破的矛盾；个人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实践的有效性和道德的纯洁性之间的矛盾。
“我的自由意味着一切人的自由，但一切人都不自由。我不能同时既屈服于和一切人团结的规则，又避免在这种张力中身心崩溃，我不能独个儿获得自由！”
“道德或是句无聊的空话，或者它就是集善与恶于一身的具体总体。”
如何超越这一矛盾，如何看待暴力问题以及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萨特决定首先在创作中回答这一问题。这次，他仍然选择了戏剧这种形式。
为了完成新的剧本，萨特需要安静。他离开了喧嚣巴黎，和波伏娃来到滑雪旅游区——奥隆。每天波伏娃出去滑雪，萨特则足不出户地在旅馆内创作，在这儿度假的人们总在议论他：认识他的人觉得要写作也不必到这样一个滑雪的好地方来写；而不认识他的则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有些神经不正常。下午5点钟，每当波伏娃带着山间的余雪和清鲜的空气回到萨特的房间时，往往见到他在一片烟雾缭绕中奋笔疾书。她感到要把萨特从他的剧情中拉出来，去宽敞的客厅里吃晚饭，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离开奥隆，他们又重访了马蒂埃尔、加桑等地。但萨特一直沉湎于16世纪的德国——他的新剧本的背景中，无论到了哪儿，总是呆在旅馆里沉思，写作，再沉思，再写作。即使波伏娃兴致勃勃地游玩回来，给他描绘当地大街小巷的奇景逸事时，他也从不肯出来哪怕是溜达一下。
这部名为《魔鬼与上帝》的戏剧在萨特刚写出前三幕时就开始排演了，这以后便是边写边排。这出戏主要塑造了葛茨的形象。葛茨是贵族和平民的私生子，作为德国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他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借此来表明自己在与上帝和自己的本性作对——他选择做一个魔鬼。就在他打算再掠夺一个城市，再进行一场血腥的屠杀之时，一场争论和一个赌局使他变成了一个善人。从此，他把自己的土地都分给了农民，专行圣洁、慈善之事，试图创建一座没有罪恶、没有饥荒、没有任何暴力的幸福之城。然而，由于现实的形成包含了深重的历史积淀，个人的觉悟并不能改变所有人的固有观念，葛茨实心实意的善行先是不为人理解，后来竟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灾难性的战争。最后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军队中，担任作战的军事指挥，重操昔日杀人的旧业。
《魔鬼与上帝》是1951～1952年度演出季节的重要事件。它在安托尼剧院不间断地演出了120场，并延续到第二年度的演出季节，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对这出戏的反应十分热烈。和《肮脏的手》一样，《魔鬼与上帝》同样使萨特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由于涉及上帝，基督徒们在演出前就很警觉了，天主教书评家亨利·丹尼尔·罗普斯在彩排时即混进了剧院观看，他当即警告大众，说萨特的这部新作是一部“荒诞的渎神”之作，是一架“反对上帝的机器”。而法共方面则指责它的剧情对自己有讽刺的意味：好战的平民领袖纳司蒂在革命条件还未成熟之时，就号召农民举行起义。萨特不得不忙于接受左、右两派报刊记者的采访，并在予以适当回击的同时，尽可能清楚地阐述自己的创作原旨，以给观看此剧的观众以正确的引导。
事实上，《魔鬼与上帝》反映了萨特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从《苍蝇》中俄瑞斯特斯的出走，到《肮脏的手》中贺雷德的被杀，再到《魔鬼与上帝》中葛茨的重新归队，这揭示了萨特从无政府主义状态到决心以实际行动介入到思考的方式，这一曲折艰难的过程。在1944年二战刚刚结束时，萨特不顾一切地去行动，认为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可以超越任何境况。到现在，他逐渐明白了环境条件的确可以阻碍个人的超越，面对目前这种矛盾双方积习已深的情况，处于走上歧途已经很远的社会，任何个体的拯救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有集体的斗争。而个人的行动必须在这种难以固守道德的条件下赋予自身以伦理的规范。葛茨既接受了农民战争的纪律，又没有否定自己的主体性，并在实践中完好地保存了怀疑的品质。可以说，他完美地体现了萨特所设想的实干家的形象——“我使葛茨做到了我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
为自己的问题找到一条审美的道路，并不能使萨特满足。他决意要上下求索，努力去做葛茨所做成的事情。
第二十二章　　与加缪决裂
1952年9月巴黎知识界最引起轰动的事之一是萨特——加缪之争。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大量选载两位作家的公开书信，而有名的周刊《周末文艺》因专门开辟了三栏登载了名为“萨特—加缪之决裂是彻底的”而销量猛增。知识界的头面人物也都纷纷对这一公开的决裂发表评论。一时间，巴黎人不断重复着这场争辩中最刻薄的言辞：加缪说萨特“总是把自己的座椅放在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而萨特则针锋相对地说，不论加缪走到哪里，总是“带着一个便携式台座”，以供人瞻仰。
当代法国最伟大的两位作家的相识要追溯到1943年6月，萨特的戏剧《苍蝇》在首都剧院彩排的时候。那天，萨特正站在票房旁的休息厅里，突然有一个高高瘦瘦、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走到他面前，自我介绍说：“我叫阿尔贝·加缪。”尽管这是第一次谋面，他们对彼此并非毫不熟识。早在1939年，当萨特还只是文坛上一位新人时，加缪就发表了一篇赞扬萨特的短篇小说《墙》的文章，萨特在1942年9月则回敬了一篇《论〈局外人〉》的文章，而此时加缪也只是文坛上一个不知名的小卒。他们相互赏识，完全因为发现了彼此作品中某些不谋而合的地方。
1913年11月7日，阿尔贝·加缪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普通工人之家。加缪从小就自强自立，中学毕业以后，靠校方信用贷款和打各种各样的零工来谋求学业，他先后就读于高级师范预备学校和阿尔及尔大学，只是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才没能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通过统考获得哲学教师资格，而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大学毕业后，加缪参与创办了具有明显激进倾向的《阿尔及尔共和报》，而他以记者身份所写的文章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的反响，因为其中充满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同情。不久，《阿尔及尔共和报》因其左倾政治立场而被殖民当局查封，身为主编的加缪被驱逐出境。1940年，加缪来到巴黎，在《巴黎晚报》任编辑。1942～1943年，小说《局外人》和哲学论文《西绪福斯的神话》相继出版，立刻评论蜂起，使加缪一举成名。
几次接触以后，萨特发现生活中的加缪非常可爱，他后来回忆说，1943年时的加缪是“一个有点阿尔及利亚歹徒味道的快乐的小伙子”。他单纯、和气、真诚，一心向往成功，希望成名，并对此毫不掩饰。他常常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但在某一个始料不及的情况下，他会开点有些过分但十分巧妙的玩笑。最让萨特和波伏娃欣赏的一点是：生活使他忙得团团转，但他总能从所接触的人和事中得到快乐。萨特感到加缪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阵新鲜空气和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此外，两个人都发现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不依附于任何学派的孤独者，他们也不属于任何派别和任何阶层。和萨特一样，加缪也正经历着从个人主义到“介入主义”的转变，在抵抗运动中担当了重要职务。还有一个共同点最为重要：他们都同样迷恋戏剧，正是这种共同的爱好使加缪在与萨特初识之后，很快打入了萨特生活的圈子。
加缪在大学时就开始了编演戏剧的活动，在戏剧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当1944年，萨特写完了他的新剧本《禁闭》时，他看着眼前这位才华横溢的小伙子，不假思索地说：“你来演主角吧，这出戏也由你来导！”
加缪一开始还犹犹豫豫，但经不住萨特再三坚持和这个提议对他的诱惑，很快同意了。此后，加缪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表演和导演中。他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干练敏捷、热情奔放使得他与萨特、波伏娃及其朋友之间的友谊日益加深。他常常参与萨特他们的聚会，品尝波伏娃并不太高明的厨艺。有时，他们会去利普餐厅吃饭，然后去皇桥酒吧继续交谈。他们有那么多话要说，以致到酒吧关门时还谈兴未尽，于是他们买了一瓶香槟，带回波伏娃在旅馆里的住处，在那儿一直谈到凌晨以后。尽管由加缪出演《禁闭》男主角的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但萨特和加缪已经成为了一对无所不谈的好友。不久，他俩又一起参加了由加利玛尔出版社主办的《百科全书》工作，共同负责编写其中的伦理学篇章。由于朝夕相处，志趣相投，两人的友谊不断开出绚丽的花朵。
巴黎解放战斗前夕，抵抗组织实行合并，加缪担任了秘密报纸《战斗报》驻全国抵抗运动的代表。这份报纸致力于搜集有关德军实力的资料，并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1943年夏，加缪带来一对自称为海狸和米罗的自愿者，参加《战斗报》的秘密会议，后来当萨特和波伏娃成为存在主义浪潮中的名人时，与会者才发现海狸和米罗正是波伏娃和萨特。在抵抗运动中，萨特大力协助加缪，使《战斗报》成为一支重要的抵抗力量。巴黎解放战斗打响后，加缪特别请萨特和波伏娃负责报道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数月后，他又委派萨特代表《战斗报》前往美国，萨特总是把随意写下的印象记、笔记等寄给《费加罗报》，而把费尽心机采访到的文章留给《战斗报》。战后，萨特创办《现代》杂志，由于工作繁忙，加缪没有成为编委之一，但他为《现代》杂志的撰稿人在《战斗报》上开辟专栏，由于《战斗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20多万册，这一举措是对《现代》的大力支持。当存在主义风靡法国时，人们总是把萨特和加缪的名字连在一起，称他们为存在主义的领袖。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哲学中确实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也因为人们常常看到他们在一起的亲密身影。
友谊的维持必须与思想的一致为基础，1945年是萨特和加缪友谊的黄金时间，从这年底起，他们之间有了分歧。加缪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企图寻找一种能够抵御历史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的人道主义，因而反对共产主义。与此相对照，萨特从二战期间就开始摆脱理想主义，要求自己在历史现实中生活。尽管与共产党有分歧，但从根本上说其政治观点是左倾的。他试图概括出一种能够容纳各种历史形式以及较为剧烈的动乱的人道主义。不过此时他们对某些问题的意见依然一致，因而上述政治观点的分歧尚未给两人造成隔阂，不时会有一道阴影折射过来，导致双方关系发生波动。
1947年，冷战的形势迫使萨特和加缪无暇再关心存在主义的命运，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问题上来，他们之间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勉强，关于政治、道德、叛乱、革命等问题的争论一触即发。一天，当加缪大声批评梅隆·庞蒂的新作《瑜珈信奉者与无产阶级》，指责他为莫斯科方面辩护时，萨特忍不住走过来帮梅隆说话。加缪用一种大失所望的眼光看着萨特，“怎么你老是调整自己来顺应时势？”说了这句话后，他拔腿就跑，并把门甩得砰然作响。萨特连忙追出去，但他不肯回头。从这天起，一对好友断绝了往来。
“我总是与自己作对。”萨特曾经这样说。当萨特上下求索的时候，他有时是盲目的，但他总坚持开放自我。当他找到了认定的方向时，就毫不犹豫地否定旧我。而加缪倾向于把自己包裹起来。他总是确信自己早已形成的观点，从而确信自我。当遇上政治形势与他的观念相矛盾时，他就绕着走。这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使两位伟人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
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萨特和加缪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当萨特满怀豪情地加入“民主与革命联盟”组织时，加缪甚至不愿意在该组织成立的宣言上签字。数月之后，当加缪积极声援世界公民运动时，萨特则认为该运动是幼稚的、无效的。萨特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干真万确，而加缪日渐坚决地信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于是，两人的交情已经所剩无几了。1951年11月，加缪的《反抗者》一书的出版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决裂。
《反抗者》采取了完全与萨特对立的思想、哲学及政治立场，它表明加缪顶多是一个资产阶级制度的批判者而非破坏者。为了不使最后的一点友谊丧失殆尽，萨特对此书未置一辞。可是，《反抗者》使《现代》杂志的几乎每一位编委都困惑不解，如果不予以反驳，《现代》便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为此，萨特决定找一位不会对《反抗者》全盘否定的人来对它进行批评。一年前加入《现代》的弗朗西斯·让松自告奋勇写一篇措词慎重的文章。
加缪对自己的新著抱着很大的希望：它实在算得上是讨论战后改变了的政治和主要道德方向的重要论述呢。可眼下各种评论都让他气馁，因而他寄希望于《现代》上的评论会对他有利。但萨特对他直言相告：
《现代》对此书评论的调子如果说不会太尖刻，起码也是相当冷漠的。加缪听了大吃一惊，十分生气。让松的文章出来了，他意气用事了些，对加缪的非难十分尖锐：他指责加缪“否定历史”，进行说教，批评了他那种无济于事的老好人的态度。他的这篇长达16页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反抗者》，首先是一本失败的大部头书。”
尽管事先受过警告，加缪还是为萨特派对他的彻底否定震惊不已。这种打击几乎令他无法承受，私下里他对一位朋友说，他简直无法继续工作，失去了生活的欲望。最后，他决定给《现代》寄去一封长达17页的答复信，矛头直指萨特。信中称萨特为“社长先生”，说自己不喜欢听那些总是顺应历史方向的人来教训别人。萨特当即回答了加缪的指责，这就是《答阿尔贝·加缪》一文。他令人信服地让人们注意到了加缪在自辩时流露出来的傲慢自大和自我中心意识，事情就这样公开化了，两位曾经志同道合、共同战斗的朋友彻底地决裂了。
自此，萨特和加缪再没有见过面。1960年1月4日下午两点左右，加缪不幸遭遇车祸身亡。萨特和波伏娃为加缪的英年早逝痛惜不已，萨特写了一篇很动人的悼念文章，以纪念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他说，加缪政治上的不干预思想有时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他一直保持着对加缪这个人的好感，和对他作为一位作家的尊敬：“我跟他吵架了。吵架，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两人永不见面，这不过是生活在一起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狭小的世界里，彼此并没有从视线里消失……”
第二十三章　　批判的同路人
1952年是萨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事实证明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可走，萨特再也不能忍受那个把他撕成两半的矛盾，不能再有什么迟疑，不能再有什么妥协，他感到自己必须尽快做出明确的选择。种种外部环境告诉他：在左派面前，只有一条路还没有被堵塞，那就是寻求与共产党的重新团结。
这年，尽管法共方面仍有人在攻击改编成电影的《肮脏的手》，但几位负责人开始采取友好的态度，他们请萨特加入“争取释放亨利·马丁委员会”，并就此事件与他合作写一本书以使事实真相公之于众。这是迈向和解的第一步，萨特立刻答应了，并投入了营救亨利·马丁的行动中。亨利·马丁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他反对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因而拒绝服役。当局逮捕了他，并判处他5年有期徒刑。1月，萨特和一些非共产党人士联名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信，要求特赦马丁。奥里奥尔总统接见了萨特，他承认对马丁的判处过重了些，但只要共产党人发起的这场营救马丁的运动还在进行，他就无法考虑特赦马丁。这个答复并没有让萨特及共产党人泄气，他们继续进行这本旨在揭露马丁事件所有细节的《马丁事件》一书的写作，为要求特赦马丁提供论据。
此后，萨特在政治上与共产党进一步接近。事实上，早在萨特反对冷战的斗争中，他就一直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不过，萨特无意加入共产党，他怕太接近了反而会远离他自己所寻找的真理。萨特后来把自己在这一段时期内与法共的关系，称作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同路人也者，我认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充的人”。
这一年的夏天，萨特和波伏娃去了意大利，打算作为期3周的旅行。消息传来，巴黎发生了雅克·杜克洛被捕案。雅克·杜克洛是在参加反对美国将军李奇微（他继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访问巴黎和抗议法国政府拒释亨利·马丁的示威游行之后被捕的。闻讯后的萨特顾不得原定的旅行计划，火速赶回巴黎。果然如他所预料，面对如火如荼的请愿、示威、罢工等活动，右派发起了一系列反攻。6月4日，由于右派的抵制和不择手段的破坏，共产党发起的总罢工彻底失败了。失败的确令人痛心，而更令萨特痛心的却是他在这期间所耳闻目睹的一系列逮捕、贪污和欺骗事件，而亲手策划这些事件的右派却把罢工的失败说成是全体工人阶级对共产党所持的反对态度的必然结果。萨特再也无法抑制住心头的愤怒：“当我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必须立刻拿起笔来，要不然我就会被活活闷死的。我写了，夜以继日地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
萨特写作《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时的激情吓了朋友们一跳。在给妹妹的信中，波伏娃这样写道：“在两周当中，他度过了五个不眠之夜，在其他几个夜里，他只睡了四五个小时。”这篇在《现代》上连载的文章充满了论战的激情，它不仅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而且试图探究一些很深刻的问题，例如：“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的代表；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后者确切的代表。”萨特还对“群众”与“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萨特最后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篇文章在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激发了以梅隆·庞蒂为首的一批《现代》杂志同仁的反对。许多人公开地，或者不那么公开地同萨特一刀两断，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实在无法赞同萨特的政治见解，而有些人则是因为发现同萨特连在一起会给自己带来损害。
1953年，《亨利·马丁事件》一书出版，萨特在其中选录了有关文章并独自写了近一百页的评论。尽管此时亨利·马丁已被当局在群众的压力下释放，但这本书仍然激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对萨特日益鲜明的趋共立场感到吃惊：“这本书，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与其本阶级决裂的行为。”此外，由于新聘用了两位左派知识分子——贝居和朗之曼做编辑，《现代》杂志重新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萨特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共产主义者，但作为一个真诚的革新分子，他不想抛弃自己独特的判断力，也不想让人们误解他已经与共产党员无界限，为此，他在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的同时，不断撰文阐明自己是为了什么，是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保持一致——“文章的目的在于表明我与共产党人在一些确切的、有限的方面的一致，不过我是从我的原则而不是从他们的原则来论述的。”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萨特所无法苟同的是斯大林的高压统治、苏联的反犹太主义、布拉格审判等等。当右派作家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指责萨特不对斯大林的反犹态度表示谴责时，萨特答复说，他会选择自认为合适的时机这样做。萨特也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到来的，但资产阶级政权想使自己永世长存，而马克思主义却已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暴力不过是一个新纪元在儿童时期的疾病，人类必须经过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具备真正的人道主义——萨特重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等人的著作。他试图朝马克思主义方向扩展他的哲学，但并不抛弃他自己的原则和目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的实践，萨特和波伏娃应邀来到中国，作为期45天的访问。
1955年9月6日，萨特和波伏娃抵达北京机场。这是一次奇特的访问，因为双方都互不了解：萨特和波伏娃是第一次来到远东，中国对于他们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国家。而中国人对萨特和波伏娃也知之甚少，因此交谈很难深入下去，往往是在寒暄了几句后，便转向了天气或烹调。但当两人在中国人的带领下，来到北京、上海和沈阳的街道时，那种美妙、新鲜的感觉弥补了这种相互的不了解。
正处在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使萨特与波伏娃大为震动，在革命成功后的短短几年内，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通货膨胀、贫穷、饥饿、流行病、婴儿死亡率偏高等一些常常伴随着革命而来的问题。最让他们钦佩的是：从新生的政界、杰出人物到工人，艰苦朴素蔚然成风。不过，萨特也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体会到了当贫困困扰着6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
看到中国人民是以怎样深切的急迫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萨特感慨万千。11月2日，萨特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了萨特和波伏娃。
回到巴黎后，萨特打算撰写一篇关于他最近访华的研究性论文，然而新的时局使他未能完成这一计划。
第二十四章　　从匈牙利事件到《辩证理性批判》
旅游是萨特与波伏娃从不倦怠的度假方式。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游遍了大半个世界。在所有的国家中萨特和波伏娃最喜欢意大利，而在所有的城市中他俩最钟情罗马。这一年，他俩决定：以后每年夏季都要来这里的国家旅馆住上两个月。罗马真称得上是一座理想城市。这儿既没有丝毫外省气息，但你能感受到乡村的粗犷和静寂：这儿没有工厂、没有烟尘，因此你能呼吸到在一尘不染的天空下浮动着的清爽空气，看到在墙壁之间遗留着的土壤的色彩。每当傍晚来临，罗马就更美得让人心醉：黄昏的天空如一幅天鹅绒，屋顶上均匀地铺着一层已逝阳光的余辉，又依傍着犹如一坛坛鲜花的繁星，灯光将一束束喷泉化成枝状形的宝石在轻轻波动，倒影点点的水底中，石块也变成了微动涟漪的晶体。罗马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世上最最平凡的一切都称得上美。
今年夏天的罗马格外让人心旷神怡，尤其是眼见意大利人成功地实现了萨特期望在法国实现的愿望：左派空前地团结在了一起，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面对如此友好、自由的气氛，萨特的旅游心情格外好。
生活是一条链，而不幸和烦恼是这条链上的链节。10月24日，萨特、波伏娃正与意大利共产党员画家古图索一起愉快地共进晚餐，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让他们惊呆了：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陆军和空军进攻叛乱者。仿佛被人打了一闷棍，他们三人弄不清所发生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能心神不宁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细阅读报道。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是人民对于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和自身无比严酷的生活条件的反抗情绪的一个大爆发。可苏联为什么这样急于干涉呢？它这样做不是公然违背了二十大上所允诺的不干涉原则吗？它不是会在世人的眼中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变成一个压迫者吗？想到几百万人正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萨特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激动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最后机会，而它却背叛了社会主义。”“而我们既不能赞同这一干涉，也不能谴责苏联。”古图索接过话头，泪水从他眼中夺眶而出。为了抵制绝望情绪，萨特拼命说话，并大口大口地灌威士忌，酒把他呛得眼泪直流。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感到自己的心开始滴血：难道过去将近4年时间里自己为设法与共产主义保持一致而作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吗？为了达到某种一致，为了使这种一致不受影响，萨特曾经用了那么久的时间，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
尽管不愿整个地怀疑自己从1952年以来为接近共产党而与反共势力作斗争的种种努力，萨特仍然毫不犹豫地对苏联的入侵进行了谴责，于是，还没从意大利回到巴黎，他已经受到了法共报纸的批评。法共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对事件的真相老是闪烁其词。他们用“法西斯主义者的暴动”来称这次匈牙利发生的动乱，并称布达佩斯工人为
“堕落阶级的残渣”，“凡尔赛分子”。他们仍然无保留地与苏联保持一致。
11月4日，苏联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感到必须立刻向世人表明他愤怒的谴责，当《快报》记者就此对他进行采访时，他十分激动地说：“我坚决地、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但我并不认为这一事件应由苏联人民负责。我非常遗憾地，但又是彻底地同那些没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杀行径的苏联作家朋友们断绝关系。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友谊是不可能的。统治就是恐怖。”
萨特还以同样坚决的口吻谴责了对苏联部队的血腥干预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指出他们的反应是根本不负责任的。这次谈话在法国引起了轰动，而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国外电台、报刊也纷纷进行引用。
不论他人作何理解，萨特继续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会同其他几位作家，联名写了一份反对俄国干涉的抗议书，然后发表在具有广泛影响的《观察家》周刊上。他们还在全国作家委员会上集会，悼念被判死刑的匈牙利记者，萨特还辞去了法苏友协副主席的职务，并为一本匈牙利流亡者所著的书作序。一时间，苏联作家纷纷写信给他，对他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惋惜。
如何从这一沉痛的事变中吸取教训？1957年1月号的《现代》杂志是一份讨论匈牙利问题的专号，内容几乎包括了从苏联“二十大”到匈牙利事变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在长达20页的社论《斯大林的幽灵》中，萨特指出了这份杂志未来的新方向——“真正的政治行动必须包含对其本身的道德估价”。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萨特批判了苏联对待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态度。在文章的最后，他不无沉痛地谈到他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们与共产党人相互讨论已经几年了，最初双方唇枪舌剑，后来转而友好相处……今天，我们重又回到了对立的状态：原因仅仅是没有别的办法。与现在这样的，并试图这样继续下去的共产党联盟，其结果只会给实现惟一的阵线的最后一些希望带来危害。”
对萨特而言，与共产党的决裂是个几乎不堪承受的打击，这也使一直追随他的波伏娃和其他朋友陷入了迷惘。这意味着加缪和梅隆-庞蒂是真理的预见者，而萨特不久前才写出来的《共产党人与和平》只是一种虚幻。毫无疑问，右派将更加理直气壮。萨特细细地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错：苏联领导人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本身行不通，它仍然是当今人类的惟一希望——虽然它在苏联所形成的现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了，已经不那么纯粹了。萨特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构建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呢？为此，他与反对他的共产党人进行频繁的讨论，与流亡到法国来的波兰知识分子一起探讨。如何从内涵上复活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从表面上加以修改，这成为以后几年中萨特思考的核心问题。
和往常一样，现实斗争的失败再次使萨特回到他的哲学思考上来。怎样才能从内部激活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一时代的哲学更具启发性和可调节性，而不至于变成一种僵化的教条？这一问题事实上与萨特自从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以来一直思考着的一个问题相重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从50年代初起，萨特开始重读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并不断探索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试图在哲学上把自己那种从主观性出发的方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综合起来。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萨特第二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
萨特一直感到自己的思考还不成熟，因而不曾动笔，这时外部的助力恰到好处地出现了。这一年，萨特的戏在华沙上演，他与波伏娃应邀访问波兰，波兰杂志《克拉科夫》的负责人利索威斯基约请萨特写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使萨特一发而不可收，他感到只有写一本书，才可能较为清楚地阐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1957年底开始，萨特忘情地撰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次，萨特的创作状态使波伏娃大吃一惊。平时写作时，萨特总是写写停停，写完一部分后总要回头看看，思考后再作修改，有时会把不满意的那页纸撕碎，从头再写。这一次，他的写作速度快得吓人，他总是一连几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就翻过去，从来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已完成的内容。然而即使他的笔迅捷无比，还是跟不上思考的进程。为了保持这种速度，萨特常常一边写作，一边嘎吱嘎吱地嚼兴奋剂胶丸。开始他只嚼少量几粒，接着用量逐渐增多，到最后每天的剂量竟达到20粒——整整一瓶！
“安非他明使我思维和写作十分快捷，至少达到我正常速度的3倍，而我正需要加快速度。”20年后他这样说道。
每到傍晚，已经连续伏案工作了10个小时的萨特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他不得不停下笔来。由于全部的注意力松弛了下来，萨特看上去有些迷迷糊糊，说起话来含混不清，颠三倒四。晚上，萨特无法继续工作，总是呆在波伏娃所住的公寓里消磨时光。当喝完第一杯威士忌时，他就开始语无伦次了。“就喝这么多吧。”波伏娃这时总会从他手中拿过酒瓶。“不行，再喝一杯，我得放松放松。”已经涨红了脸的萨特十分固执，波伏娃只得违心地替他倒上第二杯。接着，他要第三杯，第四杯……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波伏娃试图与他争论，然而无济于事，而且吵架只会增加萨特的疲惫。可是，也不能眼看着他自我毁灭呀！波伏娃心如刀割，却又实在无计可施。有两三次，她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把酒杯在厨房里的瓷砖地板上摔得粉碎，泪如泉涌。好在《辩证理性批判》很快便完成了。
不同于一般哲学家的作品，引经据典，旁采博收，前有概要，后有结论，这部著作在体裁和文字上可谓随心所欲、不拘形式。它的段落都很长很长，句子多是长句，有时一个长句竟占去半页之多，另外，萨特还在其中插入了许多自己创造的新术语、新概念，因此比起《存在与虚无》来，《辩证理性批判》更让普通读者难以卒读。
《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通过“批判”，把存在主义思想“补充”到马克思主义里面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复活”的一种尝试。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可是，由于受到“偶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已变成了教条主义。萨特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迟钝性”与“先验性”，提出惟有“人类的创造性”和“个人的主观性”才能作为客观性的两个因素的中介物，才能理解社会和历史。最后他建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一方面接受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应用精神分析学分析作为整体的人，以便更深刻地研究人的创造性，为其辩证法提供坚实的依据。
《辩证理性批判》代表了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一个阶段。他自己在晚年对这部书作出评价说：“《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却是反对共产党人的，我那时候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党人完全歪曲变质了。现在，我不完全这么想。”晚年的萨特已经在更大程度上赞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其中的主要方面，如阶级斗争论、剩余价值论等是站得住脚的。只是当时的苏联过多地吸收了其中的权力哲学，因此让他困惑不已。从青年时期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到中年的批判性地接近马克思主义，到晚年的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它，萨特走过了一条日益向共产主义靠拢的道路，这同时也是萨特自己的哲学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存在与虚无》主要是借助于对行为的分析，从心理和道德两方面考察人类的异化；而《辩证理性批判》则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补充了这种异化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从而使存在主义理论更完整、更合理地说明了被异化了的自由的存在。
第二十五章　　阿尔及利亚战争
阿尔及利亚一直是法属殖民地，二战后，它开始为自己的独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好战分子当权的法国顽固地保持着继续统治阿尔及利亚的希望，两国间或大或小的摩擦一直不断。1958年，随着世界各殖民地的相继独立，这一民族矛盾被激化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拉开了序幕。
世界上各种悲剧中，没有比阿尔及利亚战争更让萨特愤慨、痛心的了。在阿尔及利亚，法军秘密拷问积极参与反抗运动的穆斯林，绞刑、电刑、火刑、溺刑、敲断骨头、烧烙脸、拔指甲、刺皮肉等种种酷刑被当作获取情报的正常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阅读来自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人的稿件，不断有阿尔及利亚人痛苦哀号、抽搐惨叫的信息传入萨特的耳里。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不能容忍谎言的知识分子，萨特痛心地看到：大多数法国人对此熟视无睹，他们避口不谈酷刑，仿佛它并不存在；当警察动辄殴打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时，没有人提出异议。萨特发现：一刻间法国人都变成了大国沙文主义者，表现出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态度。
一直以来，萨特就是一名毫不妥协的反战积极分子，阿尔及利亚战争一爆发他就看出了这一殖民问题的实质并不惮于率先将自己的见解公之于众：“压根儿就没有善良的殖民者与恶棍之分，统统是白人殖民者；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够明白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人是正确的，他们的自由和法国的自由只有在殖民主义被根除之后才能到来。”
当好战组织社会激进联盟通过一项权力法案，派遣应征入伍者去北非参加被当局称之为“最后一刻钟”的战争时，萨特又站出来大声疾呼：“我们惟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而且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可一切都让人感到力不从心，萨特除了在媒介发表讲话外，所能做的就只有从应征入伍者那里搜集到通过邮寄入境的酷刑目击者的报道以及有关抢劫、恐怖屠杀的消息，然后每隔10天在《现代》上公布一次证据。
“最后一刻钟”还是演化成了一场双方竭尽全力的战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正式宣告成立。少数坚持正义的法国人参加了该组织的地下联络网活动，他们得到了萨特无一例外的支持，其中包括新加入《现代》杂志社的弗朗西斯·让松。每当有可能凭借合法的手段帮助阿尔及利亚人为自由而战时，萨特总是毫不迟疑地全力以赴。不久，机会来了。一位名叫萨多克的阿尔及利亚人打死了阿尔及利亚有名的投降派——前议会副议长谢卡尔。在对他进行审判之前，他的律师请萨特及其他几位著名左翼知识分子为他辩护。
步入法庭的萨特似乎不如平素发言之前那样沉着、冷静，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仍然难以抑制内心的紧张与激动。平时在各种大会或小会上，言辞可以轻巧地从口中吐出，但今天不同，一个人的生命正悬在空中啊！如果能免判死刑，那么萨多克再过几年就会在大赦中重获自由，因此今天的辩护成败太重要了。和萨特一样，其他几位证人也都显示出焦躁不安，似乎人人都认为自己的证词会对法庭的判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萨特是最后出场的几位证人中的一个，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全力。首先，他以自己的态度和萨多克的态度作比较，说明年轻人不可能有年长者那样的耐心，更何况像他这样一出生就目睹法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罪行累累的年轻人。接着，萨特强调政治谋杀和恐怖主义行为是有区别的，而被告的行为无疑属于前者。为了缓和法庭的气氛，尽量避免触怒法官，整个辩护过程中萨特煞费苦心地采用了尽可能温和的言辞。
走出法庭后，萨特和波伏娃满心焦虑：萨多克会被判死刑吗？为了排遣好几天之内积累起来的紧张心情，很久没有喝酒的萨特决定找间酒吧坐坐。喝了一点威士忌后，他忽然陷入暴怒、沮丧之中，与出庭作证时的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判若两人。“想想吧，我站在那儿，赞扬谢卡尔！全是为了取悦法庭中那些好战分子！简直不堪回首！”他咆哮起来，“为了那几个好战分子，竟这么干！”他一遍又一遍地唠叨，满眼都是泪，波伏娃在一旁急得不知该如何劝慰。其实，萨特这次发作的原因不仅仅是厌恶自己在法庭上所作的妥协，也因为近几个月来发生的种种事情使他的神经绷紧到了要断裂的地步。好在一切努力没有白费，第二天，法庭宣判：判处萨多克终生监禁，萨特感到如释重负。
风起云涌的抵抗运动使法国当权者不得不让步了。1960年9月16日，戴高乐提出让阿尔及利亚实行“自决”，在三种方案中选择一种：彻底“法国化”、彻底独立和“联合”。但是顽固坚持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死硬分子不同意“自决”，他们在阿尔及尔设置路障，在巴黎掀起暴乱的狂潮，并策划了一连串以反对“自决”为宗旨的阴谋。
通过谈判谋求和平的努力，一开始就告失败。征兵又开始了，入侵队伍很快重新组织了起来。萨特感到不得不再次站出来说话了，他对新创立的反战报纸《自由真理报》的记者说，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就是一切正义事业的胜利。据称，他这一讲话“引起军人抗拒命令”。政府慌忙没收了刊登萨特讲话的这期报纸，并开始对该报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实行监督。为什么不把法国左派联合起来，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呢？
《现代》8月号发表了由121人签名的声明，签名者是包括萨特、波伏娃在内的一些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教师和艺术家，声明号召应征入伍的青年不服从入侵的命令。声明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军队中响起一片造反之声。很快，8月号《现代》被政府全部没收，与此同时，许多签名者被迫接受当局的审查。9月8日，《巴黎新闻》出现了大字体标题：“让·保尔·萨特、西蒙·西尼奥雷等一百多人可能被监禁5年。”“萨特就要被逮捕了！”人们奔走相告。当时的新闻部部长泰雷诺瓦在一次宴会上的发言似乎更证明了这点：“萨特代表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和自杀性的独裁力量，目的在于用这种力量欺骗迷惑的、堕落的知识分子。”此言一出，中伤和造谣向萨特铺天盖地而来，有的报纸称萨特为“叛徒”，而有的叫他“法国之敌”。然而萨特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屑于去理会这一切。
紧接着，好几名签名者遭到了指控，被传到法庭受审，局势越来越严峻，但没有人害怕，反而不断有人在声明上签字，《思想》、《真理与自由》等报纸相继做出了声援的姿态。面对反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当局恼羞成怒，明令在声明上签过字的人不再允许在电视和广播上露面，连他们的名字也不准在任何节目中被提及。不久，《现代》等报刊杂志的编辑部遭到查封。
矛头总是直指萨特而来。一天，约5000多名退伍军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游行，抗议以萨特为首的反战派，他们高呼：“枪毙萨特！”报刊趁机对这次游行大肆喧染，并不断借题发挥。《巴黎竞赛画报》发表了大字标题的社论：“萨特：内战贩子！”看起来，他们要采取切实的行动了。
11月8日，警察来到波伏娃的寓所，通知说她和萨特已被官方正式指控，并当即口头审查了他俩。然而这不过是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威胁行动。看清了对方骨子里的胆怯，萨特和波伏娃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再扩大声势，因此他们把责任一个劲地往自己身上揽，企望在受审的时候对事实的本质作最彻底的揭露，然而就在开始审问的前一天晚上，主审官却自称生病了，于是审讯改期。但到了这个日期，审问又推迟了，这一次是无限期推迟，理由简直算不上理由，说档案还在检察官那儿，不久，这次指控就不了了之了。当局不希望起诉萨特，据说戴高乐本人发了话：“那些知识分子让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捉伏尔泰。”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一天夜里，大约凌晨两点钟，住在波伏娃寓所的萨特被一个沉闷的响声惊醒，他连忙走到阳台上，圣纪尧姆洛街方向升腾起一股浓烟。“噢，他们嗅出我们住在这里了。”萨特并不感到震惊，这已经不是巴黎发生的第一次塑性炸药爆炸事例了。这次爆炸无疑是冲着萨特来的，炸药就放在萨特房间的上层，两套房间和一间卧室被毁，三楼以上的楼梯凌空悬了起来，所幸没有人受伤。这次爆炸事件是秘密军队组织对不久前萨特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报复。房东害怕了，要求萨特立刻搬走：“就因为你们搞政治，才弄到这般地步，我们谁都遭罪！”然而，明事理、有正义的人更多，人们纷纷寄来信件或电报对萨特表示慰问，鼓励他继续斗争。在一家餐馆里，一位顾客走到他面前，伸出一只手说道：“尊敬的萨特先生，你好样的！”
暴力袭击是意识到大势已去的绝望表现，历史的车轮谁也无法阻挡。1962年3月18日，法国代表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签署了停战条约——“埃维昂协约”，3月19日，阿尔及利亚战争正式停火。不久，阿尔及利亚人民以5975581票对16534票选择了独立，一场长达6年的噩梦终于过去了。
第二十六章　　《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
写作总是能帮助萨特跨越生命中一切可怕的阶梯，也只有在投入新书的写作时，他才能避开现实中无止境的苦恼。阿尔及利亚战争使萨特精神高度紧张、情绪极为低落。1958年夏，萨特急不可耐地来到罗马，开始撰写生平最后一部戏剧。
正如《苍蝇》、《魔鬼与上帝》等戏剧都是萨特对时局进行思考的产物，触动他创作新戏剧的灵感是几乎占据了他思考内容全部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他想讲述一个从阿尔及利亚服役回来的年轻人，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些事情，也许还参与了这些事，但他对此保持沉默。题材不用愁，《现代》上登载的大量有关那些参与了酷刑实施的应征入伍者的叙述和他们的审讯证词给萨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就在动笔前，荒诞剧剧作家亚瑟·阿达莫提醒萨特千万不要描写法国家庭，那样的话太敏感了，剧院一定会因害怕冒政治风险而拒绝上演。萨特又一次把故事搬到了德国。
新剧本的写作状况和写《辩证理性批判》时一样，让波伏娃和其他朋友们心惊胆战。夏日的罗马室外温度高达一百华氏度，萨特却用空调机把室温调到接近华氏零度。在仿佛冰库似的房内，萨特身披一条毛毯奋笔疾书。看起来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进行赌博——常常24个小时连续不断地写作，无节制地服用兴奋剂和镇静药。前者是为了保持精力旺盛，后者则是为了抑制内心骤起的紧张，因为不断有让人沮丧的消息传来，诸如戴高乐重新掌权、左派再次失败……
这次，萨特没能把作品一气呵成。过度的劳累和紧张终于把他击垮了：他越来越感到头晕目眩，丧失了平衡感，说话结结巴巴，而字迹简直让人辨认不清——他的手失去了自控力。一天，当他与一位朋友一起吃午饭时，他竟小心翼翼地把杯子从离桌边还有一英寸多远的地方放下来。这位朋友立即抓起电话，为他请来一位医生。医生开出的药方是：休息，不要喝酒、抽烟。但一回到房间，萨特又禁不住拿起笔，又开始高强度的工作。
不知从何时起，那个生气勃勃、咄咄逼人、果断敏捷的萨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上去有些痴呆的老人：他僵直着脖子，垂着双手，面庞肿胀而死板，言谈举止都有些傻乎乎，而最像老人的一点是：会在你始料不及的情况下勃然大怒。现在，每当波伏娃走进房间，就看到他目光呆滞地坐在桌前，笔在纸上乱勾乱画。“休息一会吧。”波伏娃忍不住拿掉他手上的笔。有时，萨特会以前所未有的粗暴态度和波伏娃争吵；有时，他会显出顺从、可怜的模样：“好吧，五分钟。”随后，他就躺下来，睡上两三个小时。看到萨特信手涂鸦留下的笔迹，波伏娃决定自己去见医生。
医生的话简直令波伏娃难以置信：“萨特离心脏病发作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他这么干下去，我不能保证他有6个月的时间。”波伏娃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她找到了新剧本上演的资助者，请求把这出戏的上演日期推迟到来年秋天。背着萨特这么干，波伏娃预料萨特又会狂怒了，但他只是带着冷漠的笑容听说了这一消息。随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每天只工作很短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去户外散心，症状慢慢地消失了。“我从未担忧自己的身体，尽管我看出自己的身体垮了。”18年之后，他这样回忆道：“我记得有两个月我什么也不干，然后，我重新开始，不过这使《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晚一年脱稿。”
五幕多场剧《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刻画了一个普通德国人——弗朗兹的形象。弗朗兹曾在二战中参与了非人道的行径，为了保护他家人把他幽禁了起来。弗朗兹确信自己是清白的，因为他相信自己不仅是一个战败者，而且是一个牺牲品。由于与外界隔绝，他的脑海中一直保留着刚刚战败的凋敝、荒凉、殉难的德国。10多年来，他陷于自己的过去无法自拔，既为自己辩护又否认自己，既有着清澈的洞察力又迷失在幻觉和谎语症中。正如萨特自己在1935年患上幻觉精神不安症一样，弗朗兹总是觉得房间里四处隐藏着可怕的怨恨。最后他终于走出了幽禁室，发现了真相：德国早已比任何时候都更繁荣。为了承担起自己的和祖国的罪孽，他自杀了。
首演式在戴高乐提出自决方案后一星期举行，人们对它的欢迎程度超过了萨特以往的任何一部戏剧。评论家认为：如果它不是萨特最出色的剧本，也是他的重要的剧本之一。公众都对它毫无保留地加以赞赏，认为它“宏伟绚丽、跌宕壮观”。《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在安托尼剧院连续上演了10个月之久，6年后，它又在雅典娜剧院演出了更长的时间。
《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仅在于此时的萨特在戏剧手法的运用上已经炉火纯青，而且在于他把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戏剧化了——现代人如何承担会有损于自己的历史责任？避免了一切道德说教，萨特揭示了军事英雄主义的真相，指出法国人那时面对德国人的情况正如阿尔及利亚人现在面对法国人的情况，在一个正转变为暴力社会的历史时期，任何人都不能避开折磨他人的危险。弗朗兹就类似于许多刚从阿尔及利亚前线复员的士兵，所有的法国人都既不应蔑视他们，也不应对他们一笑置之。在这场过于狂热的种族战争中，弗朗兹的悲剧警告人们要三思而后行。强烈的现实性、深刻的思想性、严谨而巧妙的结构赢得了从观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也许是因为萨特写这出戏时的环境不佳，也许是这出戏并没有起到他所期望的现实效果，萨特从没有对这出戏表现出任何偏爱。
第二十七章　　巴西之行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军事家曹操如是说。对萨特而言，缓解焦虑、烦恼的最佳方式是创作加旅行。写作《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和《辩证理性批判》使萨特近年来所积蓄的沮丧、恐惧缓和了很多，而随之而来的巴西之行则使他沉浸在暂时的忘情欢乐中。
1961年，几位巴西的作家、知识分子邀请萨特和波伏娃去他们的国家谈谈古巴革命、谈谈古巴革命的领导人物卡斯特罗，那儿正兴起一股卡斯特罗热。为什么要老是沉湎于对本国的不幸无能为力的痛苦之中呢？为什么要抛弃生活本身的乐趣？萨特决定使自己摆脱精神懈怠、慵懒的状态，到这个发展中国家去走一遭。
当飞机在累西腓机场降落时，他们只觉得眼前一片眼花缭乱，骄阳下站着一大群摄影师和记者，数不清的双手、数不尽的鲜花。一辆小车径直将他们送到一个典型的巴西农庄。坐在主人的露天客厅里，由棕榈树、香蕉树等热带树木构成的波浪起伏的自然风景使萨特和波伏娃如置身天堂。巴西人的好客名副其实，他们认为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嘴巴来了解一个国家的。立即有人为两位贵宾倒了满满两杯灰黄色的果汁——甘蔗白兰地和柠檬汁的混合液，萨特和波伏娃还是头一回喝这种奇特的饮料。接下来的食谱更让他俩大开眼界：西蕃莲、木薯粉、椰子奶和一种巴西东北部最典型的菜肴——扁豆大杂烩。饭后的散步更让他俩感到好久不曾有过的舒畅：水在睡莲下无声地流淌，装在一只大笼子里的好多种鸟做出自我炫耀的姿态，抬眼仰望，山坡上的南洋杉、玉兰树和红杉挺拔秀丽，一切美如仙境。
巴西人的好客还表现在他们对萨特的演讲的狂热。当萨特在里约热内卢大学的一间阶梯教室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许多人不远千里地从外省赶来听他讲话。当有记者问及有关戴高乐、马尔罗的问题时，萨特作了直截了当、毫不忌讳的回答。第二天，各家报刊竞相刊登关于这次招待会的报道，而且自此以后，里约热内卢的每家报刊，不论是时报还是周刊，都热切关注、追踪萨特的活动，刊登他的大幅照片。
传媒的作用使萨特的第二次讲演引起了更大的轰动。这次举办的地点是教育中心的大会场，但相对于听众而言，这地方太小了。于是阳台上、花园里都挤满了站着的人群。当萨特的声音一响起，人们立刻安静下来，只是不时爆发出响彻天际的掌声。天气的炎热、激动的情绪使台上的演讲者和台下的听众都大汗淋漓。演讲一结束，人们立刻把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围得水泄不通，问题像连珠炮似地发出来。当萨特走出会场时，他已经不知道流了多少汗，罩在外边的茄克由于汗水的渗透而褪色了，并把里面的衬衣染成了蓝色。
就像在法国一样，巴西青年对萨特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热情。每到一个城市，总是有学生成群结队地来欢迎他，而一直到他离开那儿，学生们还在热切地谈论他，一些学生和几位年轻的教授还组成了“萨特社”，专门研究、探讨萨特的哲学、文学作品以及他这个人。在阿拉卡拉，刚下飞机的萨特才吞下几块三明治，就被拥进了一个挂满了标语的阶梯教室。标语上写着：“古巴万岁！”“萨特万岁！”“你也讲过古巴了，现在谈谈贫民窟吧！”……在圣保罗，当萨特和波伏娃单独出来玩时，经常会有小汽车停下来问：“我们能不能带你们到什么地方去转转？”而在里约热内卢的每个街角，往往总有学生与他们搭腔。一次讲演结束的时候，一位女大学生问道：“萨特先生，你对你自己有什么看法？”轻松的心境使萨特找回了似乎很久都没有了的幽默：“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我自己呀！”“啊，多为你伤心！”这位姑娘即兴大叫了一声。
萨特和波伏娃几乎游遍了整个巴西，行程1.2万公里。巴西总统库比契克亲自接见了他们，里奥市授予他们荣誉市民的称号。每到一地，萨特不厌其烦、热情洋溢地向巴西人讲述殖民主义制度、为自由独立而战的阿尔及利亚、古巴革命、土地革命、贫民窟的不幸和巴西革命的可能性。异域风情使他留连忘返，而能为人类社会做些什么的感受让他仿佛年轻了10岁，巴西之旅真是不虚此行。
第二十八章　　拒领诺贝尔奖
“我肩负着一项使命，然而并没有人赋予我这一使命。”
多年来，萨特咀嚼着奥地利伟大作家卡夫卡的这句话。我为什么会写作？究竟是什么支配我写了那么多作品呢？为了彻底弄清自己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早在1953年，萨特就有了写一部自传的打算。1954年是萨特与共产党最接近的时期，他被抛入到行动的环境中，成为另一个新世界的皈依者，这种巨变使萨特突然领悟了他以前一直没有发现的、支配着他的写作生活的某种神经症。于是，他当即开始了自传的写作，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一次严酷无情的精神分析。由于不想以不成熟的面目示人，萨特将这一年写成的初稿束之高阁，直到1962年又一次对此书进行修改推敲，加工润色。1964年1月，以随笔形式写成的童年自传《词语》出版了。
《词语》只写了萨特从出生到1917年共12年间的经历，这么短的一段生涯萨特为什么斟酌再三呢？原来他要在这短短12年中挖掘出他与文学的姻缘，也就是他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萨特不屑于写一些轶事趣闻，而是用日益娴熟的存在主义批评方法对自己进行深刻、精细的剖析。他把自己放到童年生活的特定环境之中，入情入理地指出他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而他的童年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成年。
萨特认为自己之所以选择了写作作为终身职业，主要是因为童年时就得了那种过于迷信文学力量的神经官能症。这种神经官能症来源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使他养成的强烈表演欲、自命不凡感；而由于寄人篱下的处境，他又急于寻找一个存在的理由——他终于把文学变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相信自己是为写作而生。而今，萨特终于发现这种文学神话不过是一种虚幻，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一样，词语在他眼中渐渐丧失了原有的魅力。对一个饥寒交迫的人来说，它不如一块面包和一件衣服，它也无回天之力去救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旧的神话破灭了，写作不再是普度众生的英雄行为，剩下的余生又如何安排呢？正是为了不使这部自传的调子过于低沉，萨特没有更早地发表这部作品。他必须有勇气带着童年，背负着社会存在加于他的重荷去面对未来，而不能在悲观颓丧中消沉下去。
“我想在其中指出，一个人是如何能够从被认为是神圣的文学转入行动的，尽管这依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行动。”
在答记者问时，萨特说明了自己的创作宗旨，“我想解释，我为什么想继续按照某种现存的美学形式从事写作，而同时又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我是如何爆裂的”。
偶然的人生经历写成文字会变成超时间的必然，《词语》正是这样一个生动例子。一出版，这本篇幅不长、印制粗糙的书立刻被抢购一空，评论界尽管在具体问题的理解上有所争议，但达成了一点共识：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在半年之内，这本小小的书一直居所有畅销书的首位。有专家指出《词语》堪与古往今来最经典的自传作品相媲美。而萨特那已经81岁高龄的母亲对这本书作了最有意思的评论，她说：“保尔对他的童年时代什么也不懂。”
1964年萨特引起的第二次轰动是他拒绝了瑞典皇家学院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
《词语》这部辉煌的著作表现出萨特那种精炼、尖锐的创作风格已经到达了巅峰状态，一般认为，它所获得的成功是萨特获得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决定性因素。萨特可能成为本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的第一次暗示，出现在10月15日《费加罗报》的一条消息上，萨特当即写了一个简短声明刊登在10月22日的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由于个人的原因，我不愿意出现在万能的荣誉者的名单上。”
这天，萨特和波伏娃正在“东方酒店”吃饭，萨特面前放着一小碟腌咸肉加扁豆，记者们出现了，告诉他已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奖。为什么瑞典皇家学院不理会他的婉言谢绝？萨特实在是弄不明白，他当即起草了一个声明，表示他拒绝领受此奖，它将被译成瑞典语在斯德哥尔摩宣读，而法新社抢先公布了法文原件。
在声明中，萨特陈述了自己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个人方面的和客观的。从个人来看，他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种态度取决于他对作家这份职业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客观方面的原因则是萨特反对诺贝尔奖已经带上的政治色彩，它事实上已经成了一种颁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的荣誉，所以南美的伟大诗人聂鲁达、法国的共产主义作家阿拉贡都没有获得这项奖，而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项荣誉。如果接受了颁奖，萨特认为并不表示瑞典皇家学院承认他的政治立场，而只是表明萨特自己的政治观点无足轻重，院士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
拒领这样一个世界最重要的奖项使萨特再次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记者们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他只好躲到波伏娃那里，然而母亲打电话来，抱怨说她一刻也不得安宁，门外等候着一大群记者。不久，西蒙娜·波伏娃公寓的门铃开始没完没了地响——他们已经猜到了萨特的行踪。萨特只好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寓所，成群的摄影记者跟在后面，还有一辆电视摄像车，尽管萨特一言不发，他们还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到寓所。他不得不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我希望我的书能由那些想读我的书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来读……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说完他做了一个表示结束的手势，但记者们毫无去意，当跨进门的时候，他回头对仍然不肯罢休的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一个长年在他公寓旁开着一家肉铺的妇女同情地说：“萨特先生真可怜！前年是秘密军队组织，如今是诺贝尔奖，他们总不让他清静！”
新闻界不满意萨特在声明中所做的解释，人们企图自己猜测出他拒绝的真正原因，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指责萨特是因为好出风头才特意安排了这一切；有的暗示说他拒绝领奖是因为加缪先于他得奖（加缪于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有的说他不去领奖是因为害怕波伏娃妒忌；还有人说心比天高的萨特是出于骄傲而拒绝所有的荣誉；更有甚者，萨特早已腰缠万贯，所以根本不把两千六百万法郎放在眼里……而许多素有名望的人也对萨特此举持否定态度，如作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认为萨特根本没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评委捧上天的是一位西方掘墓人”，安德烈·布勒东则声称萨特此举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拒绝使东方集团的宣传得了一分”。萨特在苏联的作家朋友们也对他这种姿态表示出不理解——“当萨特为帕斯捷尔纳克在肖洛霍夫之前拿到诺贝尔奖而感到遗憾时，他就站到了斯大林主义一边，这是为这些自由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
最让萨特啼笑皆非的是一些穷人给他的来信，他们众口一辞地写道：“把你拒绝的钱给我吧！”他们希望萨特把钱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甚至可以再添上一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能保护某个动物或保存某个树种，能买个实业或修个农场；或者去做一次生平梦寐以求的航海。
一般人倾向于把拒领诺贝尔奖理解成由萨特的某些个人原因造成，右翼分子们却对此借题发挥。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赞赏这一气度不凡的举动的。青年学生尤其对萨特拒领诺贝尔奖表示支持，他们说如果萨特去领了这个奖，他无疑会让他们大失所望。如今，萨特是他们心目中最值得尊敬和崇拜的大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散发着魅力与魄力。
数年后，诺贝尔事件又出现余波，有谣言说萨特授意其他人去补领这份奖金，他当即出面否定了这一说法。拒领世界上级别最高的一种荣誉的确是一件颇招物议、令人费解的事，它也成为萨特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如果世人了解了萨特的哲学思想、政治态度以及一贯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就会发觉这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
第二十九章反对越南战争
一个信奉和平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不能容忍任何侵略行径。
当萨特不再被阿尔及利亚战争所缠绕时，越南战争又占领了他思想的最前线。
1965年2月7日，美国人以一艘驱逐舰在东京湾被北越鱼雷快艇所袭击为借口，出动空军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空袭逐步升级，一场把越南人和美国人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战争开始了。美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越南南、北方的统一，从而保住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恰好这年年初，美国康纳尔大学邀请萨特去那儿举行关于福楼拜以及哲学的五场学术报告，萨特接受了。然而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使萨特感到自己不应去美国。美国人无理干涉越南人民的自决权利让萨特深恶痛绝，他决心做他所能做的一切来反对这场侵略战争。他当即写信给康纳尔大学说明自己拒绝去美，因为越南战争的局势越来越严峻，而自己作为一个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的欧洲作家，此刻不可能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入美签证。如果他去了，那么不管他在那里说什么，第三世界的人都将指责他，因为“人们是不到敌人那边去的”。
一开始，美国的左翼人士因为萨特的“变卦”而批判他：“这是背弃！让我们丢脸！”他们认为萨特应该对那些对他期待已久的人负责。但慢慢地，他们开始理解并赞赏萨特的决定，并承认拒绝邀请所造成的影响比发表大量讲话还大。“他一直对我们非常有用，这是一个榜样”。越来越坚决地投入到反战斗争中的美国人如是说。无独有偶，不久20位美国作家拒绝了白宫对他们的邀请。萨特对这场侵略战争的第一次抗议无疑取得了胜利。
战势愈演愈烈，4月，第一批美国陆战队在南越登陆，17个国家呼吁停止战火，举行和平谈判。萨特对记者说，这是在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全部事件的重演，他希望美国知识界取得比他们的法国同行当年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更大的成功。“但即使他们没有成功，示威也不会是徒劳无功的，你们的示威是在不负责任的人们正在全世界使你们的国家蒙上丑恶形象时进行的……”
这场战争激起了世界性的反对。在隔海相望的英国，一位已有93岁高龄的哲学家正策划着一个较大的行动。以在哲学、数学、逻辑学等方面的非凡成就而闻名于世的伯特兰·罗素同时是一位毕生献身于人类和平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因介入古巴导弹危机，而成为反对核武器运动的领袖；一战期间，他因煽动反对征兵罪而入狱；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站出来和某种非议的势力较量一番，使各种政府在法庭上受到愚弄。此刻，越南本土上不断发生的残暴行为和美国国内因这场战争引起的骚动使罗素感到决不可袖手旁观，他决定进行一场特别战争罪行审判。那么有谁愿意为这次审判担任法官呢？尽管对萨特的存在主义颇有微词，罗素还是第一个就想到了萨特。
仅仅站出来说几句话是不够的，萨特和波伏娃毫不犹豫地同意担任罗素法庭的成员，开庭的目的不在于确定美国是否犯了战争罪——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是想要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引起公开的反对。一旦明白了它的意义之所在，萨特决定把全部精力放入这一新的事业。
11月，罗素国际战争罪行审判法庭问世，但问题接踵而来——很难找到一个愿意做这次审判的东道主的国家。英国、瑞典都以堂而皇之的理由使自己不介入此事。萨特所希望的开庭地点——巴黎也拒绝了他们。萨特直接写信给戴高乐责问此事，在回信中，尽管总统优雅地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但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萨特再次以其犀利的笔锋对戴高乐的做法加以剖析：“他这是想表示，他是在对一个作家说话，而不是对一个他不想承认的法庭主席说话。”接着，他指出政府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美国的压力以及不想群众参与其政策的心理。然而，找不到开庭的地方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项不合理的事业，“我们所遭致的困难恰恰奠定了法庭的合理性，这些困难只证明了一件事：即有人怕我们。为什么有人怕我们？因为我们提出了任何西方政府都不愿看到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罪行的问题……”法国当局再一次领教了萨特的“厉害”。
天无绝人之路，瑞典政府改变了初衷。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主原则迫使它承认：拒绝这种法庭在那儿召开是违反宪法的。1967年5月，萨特和波伏娃动身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罗素法庭的第一次开庭。
斯德哥尔摩一如既往地向每一位外来者展示它如诗如画的魅力，然而与会者中谁也无法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地球的另一面：轰炸、烧伤、抢劫、酷刑……正使百万民众陷入了炼狱般的痛苦之中。本次法庭由罗素担任名誉主席、萨特任执行庭长，南斯拉夫的杰出历史学家、法学博士和社会活动家德迪杰主持审判，而其他法官则包括德国哲学家和作家冈瑟·安德斯、意大利法学家巴索、墨西哥前总统卡登纳斯、菲律宾诗人赫南德兹、日本法律专家盛滨、物理学家松一佐方等等。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东道主国的那些年轻人自愿义务承担起吃力不讨好的翻译、打印和复写文件等工作，一时间，来自五洲四海的正义主持者们走到了一起。
在经过了十多次常常开到深夜的秘密会议后，法庭正式开庭了。第一轮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美国是否犯有国际法所规定的战争罪？二、是否有以平民为目标的轰炸？如果发生过，又达到了什么程度？
第一个问题的肯定答案不容置疑，新闻报道对第二个问题更感兴趣。法庭上的物理学家通过展示杀伤弹的样品证明：它们不能用来对付军事目标，而是专为屠杀不发达地区的居民而设计的；派遣到越南战场进行调查的医生和新闻记者则用具体的数字和人员姓名证实了美国人故意选择麻风病患者聚居地、医院、学校和教堂作为轰炸目标，这些报告得到了幻灯片和录像片的证实。最后两位来自北越和两位来自南越的老百姓当场展示了他们目不忍睹的伤口。午夜，法庭进行正式判决，萨特宣布对美国起诉的这两个罪行完全成立，并详细陈述了这种裁决的理由。整个会堂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掌声。第二天，《纽约时报》、卢森堡电台、法国电台对法庭的判决作了公正的报道。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这里，投向了这一群敢于进行正义的裁决的人们。
令人遗憾的是，法庭最想发挥影响力的地方——美国似乎对这次审判漠然视之，但没有人为此感到气绥。11月，萨特和波伏娃马不停蹄地赶到哥本哈根，投入了第二次审判的筹备工作中。这次的议题有三个：一、美国军队是否使用或试验了战争法所禁用的新武器；二、越南俘虏是否受到为战争法所禁止的非人道待遇？三、是否有符合种族灭绝法定义的灭绝人口的趋向？
这第三个议题让萨特实在担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又何必提出这个问题呢？如果答案是“有”的话——这残酷的现实又怎么让人受得了呢？想想纳粹屠犹吧！要防止人类再次陷入暴力的疯狂，就必须直面现实。萨特和成员们决定不放弃这个棘手的议题。
日本代表成功地证明了美国军队的确正干着灭绝种族的勾当。首先，他们以剥夺越南游击队的掩蔽物和食品为借口，把一种名为“绿叶剂”的有毒物品喷洒于森林、稻田、甘蔗田和蔬菜田中，正是这种“绿叶剂”导致了越南先天畸形婴儿数量的增加，这难道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种族灭绝方式吗？第二个证据是有关“战略村”的报道。在越南的“战略材”中，家庭分裂，人们处于差得令人震惊的卫生条件中，过着完全非人的生活。此外，美国军队对于密集人口区大规模的致命轰炸和有毒物质的喷射无不带有灭绝人口的意图。
在听了专家和证人们的发言后，萨特感到自己实在无法抑制胸间燃烧的怒火，他连夜赶写了一篇文章，以严峻的事实阐释了美国人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为什么应该被认为是灭绝种族的行径，并揭示出这种行为对于整个人类的危害：
“所以，越南人是在为所有的人而战斗，而美国势力则在向所有的人开战。这并不是形象化或抽象的说法。这不仅因为发生在越南的灭绝种族的行径是受到人权普遍谴责的罪行，而且还因为灭绝种族的讹诈借助于核讹诈，也就是全球战争的讹诈逐渐向全人类蔓延，还因为每天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罪行把所有对此罪行不予揭露的人都变成了罪犯的同谋，并开始使我们堕落以便能更好地奴役我们。就此而言：帝国主义的种族灭绝行径必然会变本加厉地蔓延开来：因为他们想通过越南民族而把矛头指向全人类，想对全人类实行恐怖主义。”萨特的结论让绝大多数人心服口服，一直在此之前还对这一问题持保留意见的两位法官听完萨特的发言后，大受启发，失声叫道：“你使我们信服了！”
反战的情绪逐年增强，1975年，当战争结束时，《世界报》的记者问萨特，罗素法庭有什么意义，萨特直言它的实际意义不大，它在美国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而其他国家也很少有认真对待它的。不过，正义的声音只要不泯灭，人类就还可以看到希望。它也证明了“每个人既是他邻居的法官，又是他自己的督导”。
这一古老的观念。任何一个自由的、对某件重要社会事件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和其他同样的人在一起去进行一个审判。哪里有正义，哪里就有法庭。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已经十分习惯和熟悉萨特那张四方脸、那个瘦矮的身躯以及他那独特的、如金属般刺耳的声音。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会听到他的谴责。萨特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作家和哲学家的身份和地位，而成为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活动不局限于法国国内，他对世界上一切正义、进步的事业都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现在，萨特已经成为法国最受世人瞩目、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左派”领袖之一。
第三十章　　五月风暴
1968年的5月运动被称为是一场“萨特式的”革命，这不仅因为这次运动的主体——青年学生们几乎全都读过萨特的书，把他奉为精神领袖，而且因为在整个运动期间，萨特的态度始终是支持学生，利用自己的声望来对学生予以尽可能的帮助。
事情的开端并不引人注目，谁也没料到“一次骚乱何以能在一个短暂的春季突然遍地开花”？3月27日晚，又一批塑性炸药爆炸了，4名公立中等学校的男孩被捕：他们参加了一个反对越南战争的委员会。4天后，一位名叫科恩·邦迪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领袖组织同学们占领了南特大学（巴黎大学的文学和人文科学院）的行政大楼，以示抗议。随后几天，他们散发传单，扰乱课堂和考场秩序，要求反对越南战争、反对自己被迫服从的压迫。
对付这伙愣头青，南特大学校长不假思索地采取了关闭学校的办法，可学生们把“闹事地点”转移到索本大学。索本大学校长干脆叫来了警察，警察粗暴地驱赶学生，还逮捕了其中几名强硬分子。这是一个世纪以来警察第一次践踏神圣的学府，它只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巴黎中、高等学校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成员罢教；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决定在5月6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5月6日，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如期举行。很快，学生与警察冲突起来。拉丁区第一次施放了催泪瓦斯，圣·日耳曼林荫道上最先筑起了路障。学生们推倒路障，并将石块扔向警察以迫使他们后退，而警察则用高压水笼头和棍棒对付他们，在警察局内他们把逮捕到的学生毒打一顿后，扔进监狱。
暴力镇压使矛盾进一步激化。5月8日，5万学生示威者挥动着红旗和象征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高唱着国际歌从丹费尔特—罗歇路走向星形广场。他们的要求是：立即开放巴黎大学、撤回驻留在校的警察、释放被捕学生。而在同一天里，萨特、波伏娃、米歇尔·莱里、科莱特、奥德里、雅克·拉冈等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对这次学生示威活动表示支持，申明中还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从精神上或物质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介入的斗争运动”。
也许因为曾经做过老师，萨特十分喜爱并理解青年学生。很久以来，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学生世界里所出现的问题。早在1964年2月，当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克拉韦兹在《现代》上撰文呼吁取消灌输式教学，改善教师和学生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从而引起了全国性的争议时，萨特就赞成学生们的请求，呼吁教育界加快改革，尽快采用新的方法来教授知识。眼下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又使萨特感到难以做一个无动于衷的袖手旁观者。面对青年的大胆反抗和要求，萨特赞叹不已。
年轻的时候，萨特是那样渴求自由，那样憎恶一切强制性的要求，等级森严的制度。如今已年过花甲的他，眼见这些可以做孙儿孙女的学生们接受了他许多年前写在纸上的东西，并满腔热情地将其付诸行动时，萨特感慨万千。年轻人指责戴高乐统治下的法兰西仍然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民族，一个还在实行着殖民主义的国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沉溺于艺术世界而成为无用之辈……这不是实情吗？虽然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们把一切都简单化了，理想化了，狂热化了，可又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他们？萨特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寻找可能帮助学生的机会和办法。
5月10日是一个给人们留下可怕记忆的日子：令人震惊的盖卢莎克街事件发生了！当警方拒绝释放被捕的学生，而教师和学生联合会决定在拉丁区筑起街垒以作为回答时，巴黎警察局局长用扩音器宣布：他将奉命清除街垒。不一会儿，警察向学生和群众发起了猛攻，他们用警棍肆无忌惮地殴打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即使他们躲进街道两旁的公寓大楼，警察们还穷追不舍。愤怒的人们开始用焚烧汽车作为反抗，冲突进一步升级。许多试图来帮助学生的无辜的过路人也遭到了暴力。一时间，居民们惊恐万状，社会舆论倒向学生一边，几乎所有有识之士都感到义愤填膺。
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二天，人们就从卢森堡广播电台听到了萨特那坚定有力的声音：“这些年轻人不愿意有一个与他们的父辈们一样的未来，也就是不愿意有我们这些人的未来，这种未来证明了我们曾经是一些怯懦的人。……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
萨特认为，在萎靡不振的西方国家里，惟一的不满现状的左派力量只存在于所有的青年人的身上，因此，大学生们不应气馁，应该把这种斗争不屈不挠地进行下去。人们很快把萨特的讲话复制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在整个拉丁区散发。萨特感到自己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这次风暴，他无意退缩，并有些兴奋：他希望这场运动将震撼当局的统治，甚至把它打倒。
5月13日，由学生、左翼党派的领袖、工人代表团汇成50万示威大军从共和国广场浩浩荡荡走向丹费尔特—罗歇路广场。人们高呼“学生、教师、工人联合起来！”“要受欢迎的政府”……拥有大学教师头衔的蓬皮杜总理赶紧下令打开索邦大学的校门，立刻，标语、传单、大字报和漫画贴满了校园。在10天之内成功地把工人动员了起来是大学生们的一次伟大的胜利，这样，他们不再是孤立的了，他们的力量陡然壮大。很明显，没有劳动者的帮助，当局不可能轻易作出让步。
5月20日晚，9位作家被邀请到索邦大学和学生们一起座谈，萨特和波伏娃一齐被邀，这无疑是学生们注意的焦点。“萨特要来了！”消息一传开，人们蜂拥而至，只能容纳4000人的阶梯教室里挤入了7000多人，而教室外的走廊上更是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看到听众们处于一种激动、亢奋的情绪中，紊乱的场面潜藏着闹事的危险，波伏娃不禁为被学生们拥走的萨特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担心是多余的，当教室里响起萨特的声音时，闹哄哄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萨特首先毫无保留地赞成学生的行动，随后他提出自己的希望：学生们应坚守“你们创造的这种将打破一切既定制度的激烈的民主”。接着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向萨特提问题，萨特一直回答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萨特以激励人心的话语作结：“一种新社会的观念正在形成，这一社会将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结合之上。”人们发自内心地使劲鼓掌，掌声持久不衰，此情此景让同来的几位作家发起了牢骚，因为他们来这儿似乎没什么可干的。“我对明星制度厌倦极了。”两年后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小说《情人》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小声地嘀咕着。
此后，萨特一直和学生们保持着来往。他曾以《新观察家》周刊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次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科恩·邦迪，他甚至试图为这些小左派分子在《现代》上找一块发表意见的讲坛。学生们也常常来征询这位久负盛名的支持者的意见。
然而，事与愿违，5月运动不久就开始落潮了。当6月初，又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后，公众舆论开始转而反对学生。以蓬皮杜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以在工资上进行大幅度让步来换取公众的同情，而巴黎大学内部呈现出一派“颓废”——到处是流里流气的嬉皮士；毒品贩子在那儿兜售毒品；一些戴着头盔、手持铁棍的“敢死队员”则完全没有政治头脑……最初，全国上下都同情学生，至少对他们抱有好感；现在，人们对他们不无失望，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事件使他们感到恐怖，他们开始渴望正常秩序的恢复。靠着这股反冲力，6月底，戴高乐主义者在公民投票中大获成功，5月革命流产了。
尽管是在意料之中，萨特仍感到殊可惋惜。当《新观察家》的记者就此采访他时，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事实上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失败了，但它只是对那些有以下看法的人才是失败了，这些人认为，革命可以马到成功，工人会始终跟随学生，在南特与巴黎大学爆发的运动还将导致社会与经济的崩溃，而且这不仅将引起制度的衰败，还将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这是一种幻想……”
正如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任何事情的意义也不能从一种表面的、肤浅的层面作出评价。萨特对记者说，五月运动中许多崭新的侧面，历史将让人们看到它的重大意义。
今天，我们看到“五月风暴”震撼了法国人民对于民主、自主权等观念的意识，从而间接地导致了戴高乐在1969年4月27日的下台。它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因而在法兰西民族意识中回荡了很多年。同时，五月风暴使法国的革命青年的斗争和工人的斗争在汲取了宝贵的经验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萨特而言，从这次运动中他意识到自己继续与学生、工人并肩作战的责任感，再次认识到个人的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从此时起，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社会活动，而只把一小部分精力放在著述上——只继续那些已经着手并即将完工的著述工作。
第三十一章　　叫卖《人民事业》
生活永远变化着，带着5月事件的余波前进。5月运动的成果之一便是产生了许多种左翼报纸，如《人民事业报》、《我控诉》、《人民之声》、《一切》等等。这些单页的地下报纸观点激进，专门暴露社会阴暗面，其影响日益扩大，因而被当权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它们由一些热情的左派分子在街头拐角处或大学校园里大声叫卖，而它们最忠实的读者是那些25岁以下的年轻人。1970年，“无产阶级左翼”的力量越来越单薄，面临解散的危险，而它的宣传阵地——《人民事业》正遭到步步紧逼的查封。4月，该报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青年编辑勒当泰克和勒布里斯突然被一辆响着警笛的警车押走。左翼分子被眼前这样严重的局势弄得有些不知所措，要知道从1881年起，除了被占领时期以外，法国还没有一个新闻编辑人员被送进牢房。
如何反抗这种无耻的镇压？左翼分子请求萨特给予帮助，如果能请这位当代的伏尔泰出面任《人民事业》报的主编，不是给了当局有力的回击吗？然而这样一种未成气候的小报，能请得动当今知识界的泰斗吗？几位左翼分子踌躇再三，然而萨特本人对左派势力的一贯支持鼓舞着他们。
尽管不赞成这张报纸的全部观点，萨特被来者所提出的恢复暴力革命的希望打动了，他欣然同意由他接管《人民事业》报的主编工作。这意味着他必须为这家报纸上刊登的每一篇文章承担责任，意味着他也可能随时被捕。——这不是萨特所惧怕的。然而当又一期报纸出版并被没收时，当局只是向报社的一个无名小卒提出了起诉。
6月的一天，尽管证人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被捕的两位报刊领导人仍然被分别判处1年和8个月的监禁，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无产阶级左派”组织亦在当天遭到取缔。为了表示抗议，学生们在拉丁区举行集会，然而警察粗暴地驱散了他们，一名学生领袖遭到通缉。事情还没有完，几天后，警方包围了承印《人民事业》的印刷厂，厂主被毫无理由地“监督拘留”。好在75000份报纸早被迅速而神秘地运走了。紧接着，30名《人民事业》报的叫卖者被指控为试图重建“无产阶级左派”，不由分说地被关进牢房。看来，当局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人民事业》进行取缔、封杀。如果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人民事业》报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了！
第二天，《人民事业》报用大字号登出了新主编的名字——让·保尔·萨特。人们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时间议论纷纷。傍晚5点半左右，经过蒙巴纳斯公墓后面的达盖尔街的人可以看到，一群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录记者围着一对双鬓已白的老人，两位老人正在向带着购物袋的家庭主妇和正赶着回家的上班族分发报纸。这是一条不太宽的人行道，道边的水果、蔬菜、奶酪、鲜花各摊前挤满了购物的人们。萨特、波伏娃和朋友们钻进人群，一边大声喊道：“请看《人民事业》报，支持新闻自由！”一边手脚麻利地散发报纸。走过达盖尔街，他们又走上了勒克莱将军大道，这儿的人更多，在目睹了无数次示威游行的铜狮的注视下：这些知名的报贩向态度各异的人们散发报纸。有些人满脸狐疑，不愿或不敢伸手接递到眼前的报纸；另一些人则满不在乎地拿了过去；还有人高声喊着：“给我一份！”一个卖鱼的妇女问道：“他们卖给我们吃的药有毒，你们的报纸登不登这种东西？”“凡是他们对你们做的歹事，我们都登。”“那给我一张。”一群人开始围过来，人们兴奋起来，像过节一样。
一件小插曲为萨特他们的叫卖报纸添上了喜剧色彩。一位年轻的、积极的警察走到萨特跟前，抓住他的手臂，从他手中夺过报纸。立刻，无数镁光灯闪烁，记者们已抢下了这个颇有新闻价值的镜头。这时，有人高叫：“你逮捕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位警察连忙松开手，但萨特依然跟着他走。街上又有人叫道：“拦住那个贼！”这使那警察加快了步子，最后变成了碎步小跑。萨特和朋友们这才转过身来，继续分发报纸。人们被这滑稽的场面逗乐了，他们开始争先恐后地索取报纸。不一会儿，萨特他们就已两手空空，只好打道回府。而不待他们回到住处，卢森堡电台已经播放了突发性新闻，更多的人听到了萨特的声音：“请看《人民事业》报，它并没有被取缔，逮捕它的报贩是违法的！”
6月26日，他们再次行动。这次的路线是从《人道报》报社对面走向斯特拉斯堡——圣德尼。这次，来了一辆警车。20多名《人民事业》报的支持者被礼貌地带往警察局验证身份。当警车来到警局面前停下时，警察让腋下还夹着一捆报纸的萨特下车，并一脸恭敬地说：“您自由了，萨特先生。”波伏娃和其他所有人则被带进了警察局。留在外面的萨特立即向聚拢过来的人群散发剩下的报纸，于是他也被请进了警察局。抬眼一看，萨特立刻感觉出了警察们的慌乱：验证身份的警官被受讯者的嘲笑弄得满脸尴尬，而局长则忙着打电话给他的上司，只听到他连声说着：“真糟，这事办糟了！”不一会儿，他们作出了决定：释放萨特和波伏娃，而其余人必须留下。萨特和波伏娃立即表示：他们俩一定将是最后离开的人。这种态度使警方的打算落了空，因为上级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释放萨特而又要扣留其他人。双方僵持了一小时后，几名便衣警察和一位上司赶到了，扣留的人被一小拨一小拨地释放了。当萨特走出警察局大门时，早已闻讯而来的记者立刻把他包围住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的电视台记者都摄下了这珍贵而滑稽的场面。对着十几个麦克风，萨特说他并不想让自己被捕，而是想使政府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处境。从警方不知所措、底气不足的态度来看，他成功了。
两次叫卖活动的胜利使《人民事业》报逐渐为更多的人知晓，它的发行量是明显上升之势。但政府还在顽固地进行弹压，没收报纸仍然像是家常便饭一样。《人民事业》报的支持者们决定再进行一次示威活动。
也许是有人走露了风声，那天，当支持者们还刚刚聚集在印刷厂时，就发现街角已停了一辆警车，他们决定不予理会，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他们的车和警车一前一后地出来了，不一会儿，他们的司机巧妙地把尾巴甩掉了。但更多的人知道消息后赶来了，其中包括从各家电台、电视台来的记者。萨特对记者讲了几句话后，车子径直开往马斯佩罗书店，在那儿三千份报纸很快抢购一空。下一个目标是“读书乐”书店，但那辆被甩掉了的警车又跟上了，不过其上的便衣警察们只是远远地跟着，并不上来干涉。又放了几千份报纸在“读书乐”书店以后，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在街上发报纸。三个鲁莽的小伙子远离了大伙儿，一直深入到圣米歇尔大道，警察逮捕了他们。恰好目睹了此情此景的另三名同志自愿和他们一起去警局。得到消息后的萨特和波伏娃迅速赶到那家警局，他们身后簇拥着本国和外国电视台的记者，再后面是那辆一直跟着他们的警车。在警察局门外萨特对记者发表了义正辞严的讲话，一位警察则站在二楼上给跟来的几个人每一个都拍了照。是纪念？是恫吓？还是虚张声势？然而什么事也没有，6位朋友很快获释。如此结局，似乎令警方很不甘心，当大家一块儿去饭店吃午饭时，那辆警车竟然又跟着到了饭店——但也只能如此而已，他们再不敢妄然采取任何行动。萨特和他的战友们再一次挫败了当局试图破坏他们示威活动的企图。
此后，政府似乎也厌倦了这种毫无成果的争夺战，而最让人棘手的是：伏尔泰是抓不得的。渐渐地，政府对于《人民事业》报的干扰停止了，该报终于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得以在报亭公开出售。不到半年，它已经办得如火如荼，其规模、知名度和发行量都已今非昔比。1971年1月，该报的支持者们成立了“《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在成立大会上，当波伏娃谈起他们在三次散发报纸的过程中同警察打交道的始末时，听众们无不捧腹大笑。
成功鼓舞着萨特继续为左派的新闻出版自由而进行斗争。除了仍旧担任《人民事业》报的主编外，他又接过了两家左派报纸：《人民之声》和《一切》的领导职务。和当年于危难之时接过《人民事业》报一样，萨特并不完全赞同这两家报纸的观点，只是认为它们的存在意味着左翼势力的壮大。因此他决定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保护这类较为激进的出版物免受政府查封或被勒令停刊。
此外，萨特还和许多左翼分子一起参加了旨在帮助在政府对左派分子的镇压中的受害者的团体——“红色援军”组织，他希望通过这个组织能把形形色色的非共产党左派组织联合起来。
萨特为“红色援军”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帮助创建该组织的宣传刊物《红色拯救报》；为审判朗斯煤矿雇主的人民法庭起草并宣读对该煤矿恶劣雇佣状况的起诉书；积极支持政治犯们为争取改善服刑条件而进行的绝食抗议；领导了一次对一家汽车厂的接管运动；为一本关于法国毛派的书作序……随着萨特不断地投入社会实践，他越来越成为法国国内最有影响力、最引人注目的左派领袖。而历史永远地摄下了萨特在圣·米歇尔大街叫卖报纸的镜头，在警察局前慷慨陈词的镜头以及总被一辆警车跟着的镜头。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鼓舞着一代又一代法国人为争取新闻自由以及最高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而不断战斗！
第三十二章　　《家中白痴》
从1968年以来，萨特的主要精力不在于著述，而在于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活动。人们总是看到他忙于出席集会、发表讲话、签署声明、宣言、抗议书、出庭作证、递请愿书、会见记者、上街游行示威、会见左翼分子等等，因此当1971年，大部头的三卷本传记《家中白痴——居斯塔夫·福楼拜》映入读者的眼帘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问题：这位天才兼斗士是如何能够一心两用：一方面马不停蹄地投入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却从最深的层面追寻了一个19世纪的人物。
跟人们的猜想不一样，《家中白痴》并不是一部急就篇——“福楼拜花了我十年工夫，可以说，从《阿尔托纳的幽禁者》之后，我就致力于这部著作”。而要谈到萨特对于这位19世纪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研究，则始于更早的时候。还在萨特五六岁刚刚学会阅读的时候，他就对福楼拜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他曾几十次地反复阅读《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到后来竟能整段地背下来，而福楼拜从十几岁就开始的创作生涯，一直就鼓舞着幼年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再一次细读了《包法利夫人》，对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30年代他重读了福楼拜的另一本著作《情感教育》，并就此和波伏娃作过长期的、激烈的探讨，我们从萨特的成名作《恶心》中即可看出福楼拜对他的深刻影响。二战期间，前线无战事的境况使萨特进行了大量阅读，其中包括四大卷福楼拜的书信集，他发现：这位伟大的作家不仅是个胜利者，也是个失败者；他不仅是可敬的，也是可怜的，乃至可恶的。从此时起，萨特就萌发了以后要写一部他的传记的念头。此后，萨特对于福楼拜的分析一直延续着，在《存在与虚无》中，他用福楼拜做例子来反对传统的心理学，并建立了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这种精神分析尚未遇到它的弗洛伊德，我们至多只能在另外的论著中提供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个例子。”1956年，一个契机使萨特正式决定开始着手写福楼拜的一生：法国共产党文艺评论家罗吉·伽罗蒂约萨特进行一次比赛，分别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一位著名人物，看谁做得更成功。萨特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福楼拜。
《家中白痴》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是萨特最富诗意、最狂热、最重要的评传，它的产生是福楼拜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家中白痴》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萨特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究福楼拜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创立的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为在此之前，萨特曾用同样的批评方法写过两本传记。萨特是一位对各种体裁都能驾驭自如的作家，在小说、戏剧、文学评论等领域，他都收获不菲，但直到此时，人们才不得不承认：他亦是一位为人作传的大家。当传记这种体裁还远未受到人们的重视时，萨特已经在其中耕耘不辍了。
萨特的第一部传记是写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这是1944年他应邀为波德莱尔的日记和书信选集写导言的产物。此时的萨特一方面已经懂得了介入的必然性和作家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还没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和唯物主义，因此他主要是用最原始的存在主义分析法来对波德莱尔的一生进行剖析。萨特认为，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概念——“最初的选择”最能说明波德莱尔性格和行为的形成。所谓“最初的选择”是指人们在生命遭受最初的打击或陷入最初的危机时为使生命得以继续下去而做出的选择，主体以后的自由选择归根结底与这个原始选择分不开。萨特认为正是波德莱尔从幼年时便形成的自恋情结决定了他后来的一生。
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之一，他的名作《恶之花》发掘了恶中之美。是他首次把丑恶当作一种现实的存在方式和审美对象，而不仅仅把它看作道德谴责的对象，从而在文学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审美态度。波德莱尔这种奇特的“审丑”心理以及那绮丽的文风是怎样形成的呢？萨特认为从他的儿童生活中就可找出端倪。
波德莱尔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继父是一位曾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将军。波德莱尔与继父相处极不愉快，他因继父夺去了他深爱的母亲而敌视他，继父对他严厉得近乎专制的管教则使这种敌视恶化为仇恨。萨特认为，波德莱尔试图否定这个可怕的现实，而使自己停留在亲生父亲在世时的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这种企图使他选择了“把自己当别人来看待”，并对这个“别人”无比爱怜和迷恋，这种做法就形成了他的自恋情结。此后，波德莱尔沉溺于自恋中而无法自拔，他的一生就是从一种自恋进入另一种自恋。由于感到被一切所抛弃，他只有自己喜爱自己。他的孤独、独创性、自我否定、对过去的崇拜、对恶的迷恋、自虐、形而上学的性保留、寄生习惯、保守又独创的诗风等等，全都是他自恋的表现形式。他通过自恋战胜其他人。
由于波德莱尔已经成为法国诗坛的象征，萨特的论著一出版便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抨击，人们尤其指责萨特仅仅谈了波德莱尔其人，却完全忽视了其作品，其“诗的事实”。后来萨特自己对这本传记也并不满意，因为这位伟大诗人的人格形成和文学创作都被归结到了他的最初选择和最初的家庭经历上，而忽视了他人与社会的因素。事实上，波德莱尔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牺牲品，更是19世纪资产阶级的殉道者。不论怎样，这个导言的出版仍是波德莱尔研究中的一件大事，1947年，伽利玛尔出版社以《波德莱尔》为书名出版单行本。
被萨特选择为之作传的第二个人是当代法国著名诗人、戏剧家让·热内。让·热内是文坛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与萨特有过一段短暂却亲密的友谊。1944年5月的一天，萨特正在“弗洛”喝咖啡，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向他走过来。他的头发密密地拳曲着，薄嘴唇紧紧地抿着，走路的姿势像一个将要上场的拳击手。“你是萨特？”他唐突地问。在此之前，萨特曾多次听朋友们说过这位在监狱中诞生的诗人的奇特经历，并被其已经发表的作品所深深地打动。经过几次接触后，萨特被这位天才作家迷住了，他们成为了好朋友。1948年，当热内因再次触犯刑法而被判处流放时，萨特联合其他著名作家为他发动请愿，而终于得到了总统的特赦。不久，伽利玛尔出版社准备出版热内作品的全集，热内请萨特为这套全集作序。没料到萨特一提笔作序便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写成了一本长达600多页的《热内传》，成为热内全集中的第一卷。
战后的政治风云使萨特彻底摆脱了个人主义的局限，开始尝试在历史的、社会的环境中理解个人的自由，理解个人和他人的关系。这使萨特在剖析热内的一生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分析法，试图揭示出在社会的重压下，个人是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的。萨特后来自称这本传记“可以算是把我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含义解释得最清楚的一本书”。
让·热内是出生在巴黎的私生子，10岁的时候因为无心的偷窃被送入教养院，从此便开始了小偷和流浪儿的生涯。以后由于走私、兜售毒品和充当男妓多次被判刑入狱。在狱中他开始写作，用宗教式的语言描绘自己的监狱生活，逐渐形成了别人难以模仿的文风。当第一部小说《鲜花圣母》出版时，这位罪犯作家一举成名，此后他不断地发表了许多内容上颇有争议，但其文学价值得到公认的作品。
萨特从“自由”这个概念出发来从总体上诠释热内的一生。热内有一种变成别人指控他的那种人的需要。因此当他在尚不明白偷窃的真实含义时因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别人称为小偷时，他就把自己当作了真正的小偷，从而形成了自己有罪的迷信。此后他不断作恶，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接受生活分派给他的“恶人”的角色。后来，热内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再后来他从事文学创作，而这些都是他的自我创造，自我表达，他通过这些来恢复他那被异化了的自我。萨特在展示热内的一生时，指出他无疑是一个已经被异化了的人，但他首先是那个异化了的社会的产物。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屈从于社会的重压，在最不利的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努力实现个人选择，最终赢得了个人的自由。因此，萨特认为，这位窃贼、诡辩家、鸡奸者，既是一位“恶的即兴表演者”，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位英雄”。据此，这本传记取名为《戏子与殉道者》。
萨特在写作《热内传》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和热内所共同具有的一种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凌驾其上的自由观。不过，这本书却使他和热内的关系淡漠下来。热内不喜欢这本过于真实的书，他原以为萨特会在序言中谈他的作品，但没想到出来的是一本无可辩驳的传记。
萨特在分析热内时已经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注意到了热内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以及个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但还未能揭示现存社会的整个结构，未能阐明个人计划与整个社会生活、与整个时代精神的关系，而这即是《家中白痴》一书的主要内容。
在这部传记中，萨特运用精神分析调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及一种特别精细的阅读方法显示了福楼拜是如何反映了他所处的环境、时代以及阶级的矛盾，从一向被人忽视的福楼拜年轻时代的草率作品以及信件中，萨特发现福楼拜精神、性格上的两个重要特征：被动性和歇斯底里症。福楼拜有一个极为盛气凌人的父亲和一个缺少母爱的母亲。父亲认为福楼拜智力低下，是个“白痴”；而母亲虽然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因为希望生下的是个女儿而对他毫无热情。这既造成了福楼拜的被动性，也形成了他对于自己身份的匮乏感。为了取得一种身份，他从小的雄心就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借此他可以发泄自己的施虐——受虐狂：他想让别人嘲笑他，他想公开消灭自己身上一切人的价值，同时既证明他自己配不上他们，他们也配不上他的宏愿；为了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这种愿望，他开始了文学创作。萨特认为，福楼拜这种精神病症是时代的结果，他的不幸童年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矛盾，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对自由的异化的产物。正是19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的客观环境及其意识形态，以及福楼拜童年特殊的家庭生活条件，决定了他选择想像性的创造行为，从而成为了一位作家。
萨特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所写下的三本传记，反映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发展进程。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朋友多少有些反对他写福楼拜，因为这是“一个天才在一件资产阶级的傻事上白费心血。”他们更希望他去写一部为人民构思的长篇小说或关于左翼知识分子的专题论文。萨特理解这种观点，但有自己的看法：“从内容上看，我写这书似乎是在逃避现实，但以我写这书运用的方法看，我觉得自己是同现实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萨特一直抱着这样的宗旨：不论历史的特定时刻和社会、政治的环境怎么样，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而他关于福楼拜的研究对达到这个根本点应该是有用的。
第三十三章　　含笑退场
1975年，也就是萨特年满70的这一年，他破产了，他最后的积蓄都已被他领导创办的《解放》报耗尽。从1972年秋开始，他就全力以赴地创立一份能实际参与民主政治的“人民的”日报。这份报纸应该能有勇气对人民的厌倦、愤怒和抗议表示真正的关注，它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充分地胜任人民的需要。
萨特为这项冒险性事业投入了20万法郎的基础基金。而在1973～1974年的创始阶段，《解放》由于新政府的干扰而立足不稳，摇摇晃晃，这又迫使萨特断断续续地为它投下了更多的金钱。此外，萨特还为这份“革命的报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还亲自担任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当一家电台的主持人问萨特：他放弃文学和哲学而去提倡新闻业是否觉得可惜时，萨特回答说，在他寄予希望的《解放》足够坚强之后，他就小心翼翼地躲到一边去。但在两年之内，《解放》一直是萨特最感兴趣的话题，直到1974年5月，即《解放》创刊1年之后，新的高血压、并发症才迫使他放弃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但他对《解放》的支持并不曾中断。《解放》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是大多数年轻人必读的报纸之一，它所开辟的作为读者论坛的4页尤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这份16页的日报也是萨特本人用笔战斗的阵地，他在其上发表了各种各样声张正义的讲话、回答攻击的辩驳，登载了数不清的由他起草或带头签名的呼吁书、起诉书、抗议书等等。
70岁这年，萨特不仅要第一次开始担心如何才能保证收支平衡，也不得不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健康“已经被消耗完了”的事实。青年和中年时的萨特身体通常很健壮，很少有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的时候。如果万一病倒了，他会掩盖或否认他的症状，以致医生很难给他作出诊断。从70年代初起，也就是萨特65岁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一方面是衰老所带来的生理机能，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工作狂”长期以来“同钟点对着干”，以健康换取时间的结果。
萨特一生都有一种紧促感，因此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他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那种有扶手的安乐椅。他总是事先详细地制定工作计划，然后一丝不苟地逐个实施它们。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大量地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保持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兴奋剂还能消除抑制，使他能克服各种原因的胆怯心理，直接面对他想要表达的主题，走上通向“真实”的心理之路。萨特在创作生活的后半段尤其是在玩命，他写作时的那种气势、那种速度，让旁观者觉得仿佛在看一场运动会的绝技表演。每当萨特发现自己大脑空空，不能自发地写作时，他就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甚至羞耻，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当病情严重到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时，他才肯给自己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萨特这种无视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的折磨。不过，萨特对此并不后悔：“健康是干什么用的？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一部大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著作。”
疾病对萨特的打击是沉重的：动脉炎、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等数病齐发，导致萨特出现中风、昏睡、健忘、思维紊乱、产生幻觉等种种症状。与一般人相比，病魔给萨特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更不堪承受，因为他一生最不愿意做的事便是依赖别人，尽管对别人提供帮助时他从不吝啬。现在因病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帮助；以前他十分爱整洁，并在涉及自己的心理功能时总是很内向，现在他却屡屡出现小便失禁的症状。最让萨特难以忍受的是视力正在一点点的丧失，实际上他已处于半瞎的状态——右眼在3岁那年就基本上看不见了，而左眼正越来越模糊，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阅读和写作了，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异于解除了他的所有武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的存在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直到很久以后，萨特才来坦然接受不能再看书写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与病魔的抗争是萨特晚年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一次次病情的发作使萨特陷入沮丧之中，而死亡的阴影也一点点地袭上他的心头。一天晚上，萨特又处于轻度中风的状态，他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能干，烟老是从他的嘴里掉下来。波伏娃的养女西尔薇替他拾起来，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落了，整个晚上，这个过程一再地重复着。这时，唱机里响起了《安魂曲》。“这对我倒真合适。”舌疾急性发作使萨特一晚上一言不发，但这句话他却嗫嚅了好几遍，令听者不寒而栗。有时，萨特会突然变得暴怒起来，例如他很讨厌长期以来一天一次的打针。“他们打算就这样一直打到我死吗？”忽然他会大发一顿脾气。但当医生认为他的状况有所好转，在处方上所开的药略有减少时，萨特会不满地说：“他对我不感兴趣了！”此外，萨特对自己年迈体衰的形象十分敏感，每当波伏娃陪他迈着小步散步时，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不厌烦吗？同一个走得这样慢的可怜虫散步，你不厌烦吗？”当别人主动扶住他的胳臂帮助他上下车时，他感到伤心：“我看来像一个衰弱不堪的人吗？”事后他这样不满地问波伏娃。一天，一位朋友在向他告别时拥抱了他，“你在拥抱一具死尸”，萨特嘟噜了这样一句。这一类明显带着沮丧的话，不时给萨特和朋友们的共同生活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不过更多的时候，萨特是以克制、达观、坚强的态度来对待命运给他的最后一次考验。他尽可能地掩藏起他的焦虑和不安。每当一次病情的发作结束时，他总是从那看来会永远吞没他的疾病的深渊中迅速挣扎上来，又像往日一样活泼愉快，似乎丝毫未受损伤。人们常常惊讶于他那依然如故的幽默感和良好的心绪，为他那种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地打动。而每到《现代》编辑部开会时，他的到会和他在会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使每一个人吃惊，他对于文章和调查工作都能提出很好的意见。在平时，人们在他身上能感受到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克制和坚强：他不愿意因自己而过多地麻烦别人；他不再对未来多做指望，而他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非常坦然。他明智地认识到：“现在，我能做的全部事情是将就我的现状，对之作通盘的考虑，衡量各种可能性并且尽量利用它们。”无所行动的懒散决不是萨特的性格。尽管行走不便、视力衰退，在许多方面无法自理，他仍然过着一种简单却充实而有规律的生活。早晨8点半起床，然后离开他所住宿的波伏娃的公寓，在路上一家咖啡馆吃过早饭后就回到蒙巴纳斯区他自己的家。大约10点半或11点钟，他在自己家里跟一些工作上有合作关系的人见面，商讨、制订、实施各种工作计划。他们一直工作到一点半或两点。然后，萨特到附近一家啤酒店吃午饭，四点半回家，此后就会有波伏娃或其他亲密的朋友陪他说话，为他读书或读报，这样一直呆到8点半或9点。这时，通常就该回到波伏娃的单间公寓去。大部分的夜晚他俩是在听音乐，偶尔听波伏娃朗读，萨特总是在大约12点半的时候上床睡觉。
在这种深居简出、十分有规律的生活中，萨特圆满地为他作为一个为真理、正义不断奔走、呼吁的文化斗士画上了最后一笔。他这一时期的活动包括：为法国电视二台拟作20世纪历史讲座、去西德图加斯特探视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的赤军领导人巴迪尔、在勃列日涅夫访法期间，会见流亡法国的苏联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与雷蒙·阿隆一同去爱丽舍宫向共和国总统为越南难民请愿、在欧洲一台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历史的责任感使萨特分外珍惜生命的最后几年，面对阻碍人类实现解放、获得自由的一切障碍，他毫不迟疑地发出挑战性的“我控诉”。晚年的萨特在思想上也还在不断变化，他进一步否定了自己哲学体系中的“失望”、“苦闷”等成分，认为“希望是人的组成部分”，主张用集体的力量来改造社会。谈到他自己，他说：“我不相信我个人和我自己的思想能改变世界；但我看到了努力向前的社会力量，我觉得自己是在他们之间的。”
世上没有长明的智慧灯。1980年3月20日，因肺气肿和尿毒症急剧恶化，萨特住进了医院。尽管这不是致命之症，但由于衰弱的萨特经受不了所必须的手术，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边缘。对此，朋友们和医生都对萨特守口如瓶。
萨特似乎感觉到了大限已到，但除了为他的葬礼的花销而担忧以外，他并不惊慌，平静地接受了自己不久就将永远地离开人世的事实。他认为反抗一个他无法改变的命运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不时会谈到死亡，但从未露出恐惧之色。住院期间的萨特经常昏睡过去，但每当神志清楚时，他的安宁、紧张，对周围人的友谊和感激，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爱，无不令旁人动容。“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他总是这样满意地说。
4月15日，萨特终于没有再醒过来。4天后，蒙巴那斯区出现了自上一世纪的伟人雨果逝世以来从未有过的感人、盛大的送葬场面。送葬的人从2万增加到5万，人们在灵柩旁自发地手拉着手，筑起一道道人墙，灵车后，密密麻麻、看不到头的队伍井然有序而又群情激动。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电台、报纸都在报道这一令人哀痛的消息与场景，各界知名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悲痛心情。法国总统德斯坦亲自向萨特的遗体告别，他说，萨特之死“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样”。美国《华盛顿邮报》盛赞“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他的斗争“是明智的、坚韧的、勇敢的”。而许多曾经受到萨特生前激烈无情的批评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萨特的对手们都相继发表悼文，承认萨特伟大的哲学、文学贡献和历史功绩。
法国评论家部阿罗·德尔贝斯动情地说道：“对于过去的三代人来说，他伛偻的身躯、老学究的态度、斜视的眼睛、刺耳的声音，与他的真理与错误一起，一直占据着历史的舞台，现在帷幕突然降落，我们又怎能忍得住眼泪？”然而，萨特的存在不仅仅止于过去的那三代人。
今天，当人们来到离蒙巴那斯公墓大门不远处灰色墙根下的萨特墓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这个墓碑上没有任何头衔，也没有一句颂词，它朴素得就像那淡然开放的蔷薇和傲世不驯的荆棘，与周围那些高大气派、装饰豪华的墓碑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人们往往在这里停驻，将淡雅的鲜花放在他们心目中大师的墓前，同时默默与这位先驱者进行心的交流。恍惚间，萨特那熟悉而有力的话语又在他们耳边一遍一遍地响起：“人是自由的，只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而已”，“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人生的本质，就在于人有自由和责任去把过去的行为引向新的方向”……
第三十四章　　萨特个性考略
1. 萨特的金钱观
“不要从我身上寻找守财奴的怪癖——为了摆阔而大手大脚地花钱；恰恰相反，我总是偷偷地花钱，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我决不以挥金如土来炫耀自己，而是尽量隐蔽。”
这是一个世纪以前，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卢梭花钱的方式。萨特决不是守财奴，但他花钱的时候的确让你感到他是一个大富翁，而且是一个近乎土气的阔佬。他从来没有一个支票簿，总是尽可能多地把现钱带在身上，比实际需要的要多很多。当只需付1000法郎时，他常会拿出10万法郎的一卷钞票，这种情形常会使人暗暗发笑。他付小费的时候就更让人感到是在摆阔了：每次出手，小费总是高到近乎荒谬的地步，因此饭店、咖啡厅的侍者们总是争先恐后地为他服务，而朋友们长期以来把这作为一个笑柄。大手大脚的习惯使萨特几乎从不存钱，常常是两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他就花掉了一大笔稿费。
如果这种花钱的态度不是出于“守财奴的怪癖——为了摆阔而大手大脚地花钱”，那么它显示出萨特不仅拥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慷慨大方，而且对钱丝毫不感兴趣。然而有时他又是非常吝啬的。每当波伏娃对他说：“你该买双鞋了。”他会面露难色：“我没钱买鞋。”此外，他还不时显示出对于钱的一种贪婪的态度：总是希望拥有比实际上更多的钱。“噢，确实，我再没有足够的钱了”，这种对于“钱不够”的忧心忡忡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事情真是不太好理解：一方面萨特对于金钱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就像对待世俗的荣誉一样；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对于钱的过分热心和关于“钱是否够用”的持续担心，为什么如此矛盾的态度会统一在他一个人身上呢？
尽管萨特对人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但他却始终没弄清钱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从小萨特寄居在外祖父家，随后又依赖继父养活，但他从未品尝过困顿的滋味，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使他无法像生活在穷人家的孩子那样清楚地理解钱意味着什么。他对于钱的意识十分抽象：它是一个硬币或一张纸币，有了它，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块蛋糕、一个小甜饼或一张电影票。
萨特也不明白工作和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小，外祖父每天去教课，这怎么也不像是为了钱——他那么喜欢这份工作，喜欢那种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的感觉与风度。一段时间，萨特还以为请学生吃饭才是外祖父真正的工作，而教语言课只是他的一个爱好而已。萨特生平所挣的第一笔钱来得也很轻松，那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时给中学一年级的落后生讲哲学课。萨特教得毫不费劲，好像是一席海阔天空的泛泛而谈就带来了20法郎。当萨特在勒阿弗尔教书，开始了真正的工作时，他仍然没有感到自己完全是在挣钱。在他的理解中：工作是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实际过程，而钱是附属每月的工作而来的东西，它们是一种时间先后的关系，而并非完全的因果关系。到后来，萨特成为一名职业作家时，金钱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模糊了。如果钱是写作这种劳动的报酬的话，那么为什么写一本书所花的时间、脑力和体力与由这本书而得到的钱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呢？《辩证理性批判》的写作花费了巨大的工作量而收入甚少，一些完成得既迅速又轻松的东西，如电影剧本《弗洛伊德》，却能得到令人咂舌的报酬。另一些无法预料的意外之财更让萨特弄不清钱究竟代表的是什么——从罗马、伦敦或东京突然寄来一笔钱，由于某个戏剧将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上演，或者某个导演要根据他的作品改编一部电影，一大笔钱从天而降。
由于没有尝到求财的痛苦，萨特把钱看作是“某种外在于生活的东西”，因此他一直以来出手大方。不过，萨特的大方对别人尤甚于对自己。从青年时代起，他的钱总是和朋友们一起花。由于完全投身在精神世界中，完全不在意现实的物质享受，无论是青年时代略微拮据的日子，还是成名后收入陡增的岁月，萨特的生活方式没有大的改变，他对金钱的态度依然如故。他上好饭馆、住好旅店，但他仍然住公寓，没有小别墅，也没有小汽车……他从来不过奢侈的生活，虽然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享受，只有一项花费较大的个人活动他保留了——旅行。
萨特总是担心钱不够，虽然他后来很有钱。这一方面是因为出于不懂得算账，他总想寻求一种收支平衡的安全感，希望拥有足够多的钱，那么就不会被迫算计了，与其说他是害怕缺钱，不如说是害怕算钱，另一方面，萨特的钱用得太快了，几乎六分之五的钱都被别人花去了，这中间有女人，有青年人，总之是他认为一切应该资助的人，这样庞大的开支是令萨特晚年老为钱而担心的原因。此外，虽然，萨特对别人慷慨大方，但他生性不愿接受他人的帮助，不愿欠别人一点儿情，因而借钱是他最无法忍受的行为。然而缺钱有时又的确会使他的生活受到某种损害，因此当感到自己钱不够时，或感到有缺钱的危险时，他就会变得有些焦虑，甚至有些神经质。
生活不是由钱形成的，钱可以带来你喜欢的东西，做你愿意做的事情，但你不能靠它过活。应该正视钱的问题，并在一种有益于他人的方式中使用它，钱不应该用作得到钱的一种手段，这就是萨特的金钱观。
2. 萨特的时间观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看待时间的方式决定了他是否能拥有成功的一生。萨特能创作出那么卷帙浩繁的作品，而并不远离现实生活，得益于他对时间的巧妙把握。
除了服兵役期间和战争时期以外，萨特生命中的每一年都被分割成9个月的工作时间和3个月的度假时间。这种划分起源于学生时代的在校生活。当教师以后，这种节奏进一步得到巩固。在离开教育界，专职写作以后，萨特也依然把一年划分为9个月和3个月，这种划分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每到7月，萨特几乎都会离开巴黎，到世界的另一部分去放松自己，体验那些使人惊奇、让人丰富的东西。这期间的生活是轻松、自由，充满了意外、惊喜的。这时，他通常并不停止工作，但没有平日那么刻苦，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感触世界。10月一到，萨特就回到了巴黎，仿佛学生又开始了新学期。在这9个月中，他订有一套详细的时间表，具体的内容依手上的工作而定，但每天的程度大致相同：大约8点半起床，9点半开始工作直到1点半，然后在饭店吃午饭，吃完午饭后大约3点，从3点到5点是他看望朋友的时间，5点到9点继续工作，9点吃晚饭，晚上继续工作或与波伏娃等最亲密的朋友谈话，听音乐。每一天都是这样程序化的，很少有变动。
尽管萨特严格划分自己的时间，但无论是在9个月的工作期，还是3个月的度假期，萨特都有被称为“私人生活”的那一部分时间——即完全在闲逛、遐想或者干脆坐着那儿什么也没干，让时间飘逝而过。萨特的工作狂架势让人害怕，但他总会有时间让自己真正放松。
萨特的时间观念中尤其独特的还有他对于过去的态度。他从不过多地沉溺于过去，不论这过去沉闷苦涩，还是辉煌灿烂，他热衷于现在而不愿多提过去，因为“现在是具体的、真实的，而昨天不是那样明显清楚”，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萨特会毫无困难地反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而坚定地表现在认为正确的道路，他甚至不屑于去自圆其说。既然过去的他已不值得留恋，为什么要害怕否定过去呢？
出于同样的发展思想，萨特总不会完全肯定他已经完成的作品，他的希望永远寄寓于正在写的这一部。如果在写作过程中感到那已经时过境迁，有更喜欢、更有意义的话题，他就毫不犹豫地“另起炉灶”，停止正在写的作品，这也是萨特一生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的原因。
牢牢地把握住时间，又不让它过满地占据自己；不把过去附加在现在之上，认定生命直到死都是发展的，这种时间观使萨特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时间，并比任何人都勇往直前。
3. 萨特与其他艺术
世人往往只注意到了萨特在文学和哲学两方面的造诣，而忽视了他是一个具备多种艺术修养的真正的全才。
萨特很早就接触到音乐了——他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外祖父夏尔·施韦泽是个语言学家，但他在音乐上的研究亦不同凡响，他能作曲，还写了一篇关于音乐家汉斯·萨克斯的论文。施韦泽一家最大的音乐大师还是他的侄子阿尔贝特·施韦泽——法国当时最有名的音乐家之一。萨特幼时曾出席过他在巴黎的一个风琴演奏会，他著写的关于巴赫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音乐文献。母亲安娜·玛丽在唱歌方面有过较高级的训练，而且弹得一手可与专业琴手媲美的钢琴，从她的手下可以毫不费力地流出难度很大的乐曲。
萨特继承了母亲良好的音乐细胞，从小他就对节奏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从10岁起，有专门的家庭教师为他上钢琴课，这种专门训练直到他随继父迁离巴黎才停止。但萨特对于音乐的爱好和一定的音乐基础都已形成了，他常常溜到客厅里，自己玩钢琴，一玩就是好几个钟头，他的演奏技巧终于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对于音乐的热爱萨特保持了终身。工作之前，萨特会习惯性地来到钢琴前，弹上一会儿。每到星期天，他可能和波伏娃去音乐厅听古典演奏，发现并感受时代推出的一位又一位杰出的音乐家。
当留声机出现的时候，波伏娃立刻买了一个，此后在家中听唱片就成了他俩不可或缺的生活享受，他们那个大大的音乐唱片、磁带柜不时会添进一些新内容。萨特既喜欢古典名曲，又热衷现代音乐。老年的萨特喜欢享用由煮鸡蛋、火腿、苏格兰威士忌，再加一张唱片组成的晚餐。不少的夜晚，他是伴着音乐声进入梦乡的。
和对音乐的爱好不一样，萨特一开始并不特别喜欢美术。直到16岁之前，他对绘画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年，外祖父带萨特去卢浮宫，那些世界名画给了萨特最原始的震动。此后，萨特开始自觉地进行自我培养，对于绘画的喜爱和基本认识逐渐形成了。每到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旅行，萨特和波伏娃总是不忘千方百计地去瞻仰当地收藏的名画，或观看举办的画廊、画展。
美术涵养很深的波伏娃对于萨特在绘画上的探索帮助很大。正是由于她，萨特才了解了毕加索、布拉克等现代画家，而最初他是只看古典绘画，不进现代画展的，她还常常把自己已经读过的关于绘画艺术的优秀著作推荐给萨特。不过从表面上看，萨特比波伏娃更懂得绘画，因为他总是很内行地谈论这方面的话题，还写了好些关于名画家的文章。
萨特常说：“我觉得谈论音乐对我不很适宜，这应该是音乐家的事。”但这种态度不适用于绘画，萨特写了不少关于绘画的文章，曾先后为考尔德、沃尔斯、贾科米泰等名画家写文章，他还为另一位威尼斯派画家丁多列托写了一本长长的书，因为他的画试图体现三维，这引起了萨特莫大的兴趣。在萨特眼中，绘画真正是一种对于社会的想像，它几乎是时代和社会在作者头脑中的放射，因此萨特感到绘画的主题比较容易确定，关于它们的文章也比关于音乐的要容易写得多。萨特与许多画家是彼此了解的好朋友，他们往往感到在各自工作领域中有许多一致性。可惜，当萨特年过七旬时，绘画艺术就把他拒之门外了——他的视力迅速衰退下去。
除了绘画、音乐，雕塑也是萨特十分喜爱的。他曾大胆选用先锋派雕塑家贾科米泰为他的戏剧制景，并与他成为终身挚友。
艺术是相通的，对于音乐、绘画、雕塑等的爱好使萨特的艺术触觉更加灵敏，对世界、对人的理解更加深刻，对于艺术的表现方法有更多文化的体会，这在极大程度上有益于他终生致力的事业——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