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1937四姨太剧照:二十八任港督，一百五十五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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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东方早报》2008年稿，重发是为了用户体验的需要。

以香港历任二十八个总督的传记来阐述1842至1997年的香港历史，这是同传统的中国史学一脉相承的。

《香港二十八总督》张连兴著朝华出版社 2007年7月第一版

昔梁任公指廿四史是“廿四姓之家谱”，他曾主张改变帝王中心体系和正统论，另写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史，但毕其生未能如愿。在十年“文革”期间，有人奉命撇开历代帝王去编写一部新的历史，结果不是写不下去，就是写出“非历史著作”。总而言之，以历代帝王为纲来铺陈四千二百年中国历史，这是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同理，以香港历任二十八个总督的传记来阐述1842至1997年的香港历史，这是同传统的中国史学一脉相承的。香港回归祖国前夕，1997年6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曾刊出关国煊所著长文《香港总督府沧桑史》，以香港总督府的变迁，描述了历任港督的概况，由于篇幅仅九页一万五千字，使人感觉失之太简。不久前北京朝华出版社推出的《香港二十八总督》一书，填补了这一题材的空缺，它把廿八个总督任期内的香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政制、生活、律例、风土人情以及历史掌故依次平铺直叙，横看是一系列人物传记，竖看却是一部香港通俗史，堪称别具一格。

香港第廿二任总督葛量洪的回忆录率直讲出:“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总督地位仅次于上帝。他每到一处，人人都要起立，在任何情况下都遵从他的意见———永远都听到‘是，大人’、‘是，阁下’。”如是，港督在香港的地位一百五十五年不变，他们过着有四十五名仆役侍候、免税薪资远较英国首相优厚的帝王般生活，所以必然秉承英国皇室的意旨，忠实执行英国政府的政策，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攫取了巨大的利益。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一名高官放言高论，谓英国没有从香港拿走一分钱。然而从本书提供的资料可知，一百多年来，英方仅从发行钞票一事，就掠夺了占香港人口98%的华人数以兆计的财富。例如，自1887年至1981年，全港英资银行共发行港币28970786元，而存仓现银仅13001999元，即实际存仓银还不到发行通用银币额的45%。又如香港回归前的两任港督为大屿山新机场的建造预算同中方争得脸红耳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北京会见港督卫奕信时质问对方:“我在天津盖了个新机场仅花了九千万元，怎么你在香港修建新机场要一千五百亿？也许你的材料好一些，人工贵一些，三倍五倍、十倍八倍不行？怎会贵过一千六百多倍？”

这廿八个港督，在维护殖民统治、谋取政治利益上具有共性，但各人经历、作风、民望、功过却有所不同。论任期，最短的是第一任港督砵甸乍(又译“璞鼎查”)———仅一年，最长是第廿五任麦理浩———十一年；论出身，有职业军人两员、殖民地行政官二十二人、外交官三人、政治家———内阁阁员一人。论学问，有中国通五员(戴维斯、宝灵、金文泰、尤德、卫奕信)，能讲粤语或国语，且各有学术著作；论荣衔，有十三人封爵士，两人(麦理浩、卫奕信)册封终身贵族、出任英廷上议院议员，一人(戴麟趾)荣获军事十字勋章。居港最久的是第十五任梅含利———先后在香港卅八年，几乎一生都交给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事业。前五任港督，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侵占中国领土上，如砵甸乍逼迫清廷签订江宁条约割占香港岛、戴维斯派军队入广州城、般含协助清廷征剿太平军与天地会、宝灵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逼签天津条约、赫寇斯·罗便臣强租南九龙。第六任至第九任的十九年间，麦当奴资助创办东华医院，施行免费医疗至今；轩尼诗设立保良局，委任伍廷芳为第一位华人议员、第一位华人大律师与太平绅士，修建山顶缆车，安设电话；宝云兴建大潭水塘、天文台、赛马会。在此环境下，华人经营有术，已成香港举足轻重的力量。

从第十至第十六任约四十年，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史称“黑暗时期”。十九世纪末，香港流行鼠疫，十年内病死几万人；1906年强台风侵袭，死伤两万多人；1918年2月，快活谷马场发生大火，死六百，伤以千计。在十一任威廉·罗便臣任上，强行取得新界租借权九十九年，再侵占中国领土三百七十六平方公里，将英辖香港地区扩大了十倍。对于中国革命，历任港督都采取排斥态度，如威廉·罗便臣驱逐孙中山出境，卢押限制香港同胞支持辛亥革命。在第十二任卜力任上，他派军队驱逐清朝官员出九龙城，强行接收新界，炮轰吉庆围，死伤乡民无数，史称“喋血锦田”；司徒拔制造沙田惨案镇压海员大罢工，死伤数百人。作孽者也受到了报应:锦田血案的主谋———警司梅含利出任十五任港督时，遇到枪击，司徒拔则因激起香港大罢工，使香港成了死港，他自己也黯然离港。第十三任弥敦是最有远见的一任，他对香港工商业发展颇有贡献，如重建中区，用工兵开辟九龙主干道弥敦道，建成市中心旺角，电车与广九铁路全线通车，此谓“弥敦之治”。这四十年内香港建立陪审员制度、供应居民用电、创办香港大学。司徒拔离港的1925年成为香港历史的另一分水岭———华人社会已经出现。

从金文泰以后的三位港督是香港休养生息的年代，为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金文泰对华人采取怀柔政策，委任周寿臣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修建城门水塘、半岛酒店、启德机场，取消新界居民建屋补地价政策，故成为民望最佳的港督。郝德杰大力聘用华人出任政府雇员，成立市政局，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开辟港美航空线、建立玛丽医院等。罗富国同情中国人民抗日，顶住日方压力默许战略物资经港运往大陆，还庇护流亡香港的内地文化人开展抗日宣传。自1925年至1945年的五任港督期间，因逃避日寇而进入香港的人口与资金激增，到香港陷日前夕，香港人口已增至一百五十万人。

香港重光后，在苏美两大集团冷战的大环境下，第廿二至廿四任港督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努力在美国反共反华压力与维持英国对华贸易利益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既镇压国民党在荃湾掀起的暴动，又压制左派群众的反英抗暴运动。在这二十四年内，香港实施了六年免费教育，开办中文大学，修筑海底隧道，生产总值达192亿元。第廿五至廿七任总督麦理浩、尤德、卫奕信都是职业外交官，他们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与一百七十个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使三百万市民住进了廉租的公屋，开办科技大学、兴建会展中心、大屿山新机场等。1984年9月，中英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确定九七回归后香港保持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不过，由于香港英资财团埋怨卫奕信对中国太软弱，使这位能说普通话的中国通突然被解职，而代之以作风强悍的彭定康，彭氏系廿八任总督中唯一的政治家，曾任保守党主席、英内阁阁员。

第十二任港督卜力在1909年所撰的《港督话神州》一书中，把古老的中国比作“沉睡的东方巨人”，预言“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近百年的历史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本书完稿于1997年初，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所长刘大年撰序在1997年3月，但有关部门阅审历十年之久才付梓，所以十年来史学研究的成果付阙，像对“中山舰事件”的认识尚停留在半世纪前的水平。在尤德传记中，漏列了他一生最惊险的经历:1949年4月20日英国远东舰队护航驱逐舰“紫石英号”(或译紫水晶号)奉命去南京撤侨时，在解放军控制的长江水域遭遇拦截，中炮三十余发，舰长阵亡，副舰长重伤，二百零五名官兵减员六成，舰只搁浅于三江营水域一百零一天，粮尽弹竭。当时英驻南京使馆三秘尤德自动请缨，奔走两昼夜，冒险越过战线到北岸解放军指挥部调停僵局，事后“紫石英号”获得放行，英廷宣布承认新中国，尤德亦因功青云直上，终于升任英驻华大使。又如，书中叙述英方赴港接受日军投降是由于“蒋介石没有将香港主权摆到重要日程上”，事实上远东盟军总部早已指定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到香港受降，新一军潘华国中将已乘坦克开进九龙，但大英帝国为了维护面子，向美国政府施压，并同意将缴获的驻港日军所有装备移交给中国政府，美国则乘机提出要在香港拥有特权———维持庞大的总领事馆，在香港拥有特权进行情报、颠覆活动等等不受管辖———这才拍板成交，这些内幕在《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等著作中都有详尽的记录。

鉴于本书作者张连兴是“做港澳台方面宣传报道工作”，他所参阅的有关港台书刊与剪报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层面，所以不免有所疏漏。譬如，书中对1956年国民党掀起的荃湾暴动有详尽的报道，但对香港左派发动的1967年反英抗暴斗争就着墨淡薄，连周恩来对此极左行径的抨击都未提及，这不能不说是编撰失误。平心而论，让一个从未在香港生活过的局外人，把卅一本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文字、不同文风的涉港著作撮合在一起，不免会使读者产生隔靴搔痒、郢书燕说的感觉。例如，混淆barrister(大律师、讼师)与solicitor(状师)，把合和中心写成“在柴湾”(应为湾仔)，把“李郑屋村”写成“李屋村”，把“差饷”写成“差响”，把“马会”写成“鸟会”。有些舛误是由于作者与编者都欠缺历史常识，如把公爵“白金汉”译成“北擎咸”，把上海道“吴健彰”写成“吴健章”，把1935年上任的郝德杰写成1930年离任，把“学生会”译成“学会”，把布政司“霍德”译成“赫德”；还有些是语法修辞历练不足，如把“秉承”写成“禀承”，把“交际场所”写成“交易场所”，把“军械”写成“机械”。最令人惊奇的是撰编人员都缺少起码的算术基础知识，于是出现了“每四磅面包内含有0.92%克砒素”、“1970年生产总值达到192.1万亿港元(应为192.1亿，至2006年，香港的生产总值也仅1.4723万亿港元)”、“英资公司在香港的投资已达1.2亿港元，每年光利润就1200亿港元”等大笑话。像快活谷的“谷”字印成“6alley”，只能慨叹校对失责了。

还有，本书的封面设计欠佳，本来就暗淡的黑白相片配以咖啡色的底色，显得一片混沌，其实电脑技术很容易作出修补的。

香港回归前四个半月，笔者在香港《信报》曾撰文建议把维多利亚女王铜像从中央公园移入历史博物馆，而另铸一尊孙中山铜像替代之。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四年间，英国发动了三次凶残的侵华战争，包括两次鸦片战争与率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中国的积贫积弱即始自那个时代。据笔者初步统计，香港有一千多个地名、街名、校名、医院名、建筑物名是以英国殖民者的名字命名的，具体可分五类:一，在定海、宁波烧杀掳掠后乘坐炮艇抵港的第一任港督砵甸乍、1854年炮轰广州城的宝灵；二，驻港英军司令，如乍畏、威菲、金马伦等；三，英国皇室成员，如伊丽莎白、玛丽、威尔士、干诺等；四，英国殖民地部大臣，如史丹利、金巴利；五，大鸦片商如庇理罗士、遮打、幺地，有些辅政司、抚华道都要“人去留名”；六，带有侮辱性的英文地名，如大笪地、水坑口街都是为了纪念英国海军侵略港岛西北部的海角名。这些名称，包含着中国人民的血泪。从实质上看，这些侵华罪魁与酒井隆、松井石根、谷寿夫并无二致。

文章发表后，竟有些“番书仔”投书报社指摘笔者冒犯一国两制。其实酒井隆、松井等人所以没登上路牌，是由于中国人民对那批战犯记忆犹新，而对于一百多年前的强盗所知甚少也。期望本书在香港销售，能对香港年青一代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