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开伟：余秋雨是否应该反思

余开伟

这些年来，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走俏市场深受读者欢迎；其云游四方到处讲学给众多听众指点迷津，在新闻传媒和电视荧屏频频亮相展示学者风采，这都使他声誉日隆，炙手可热。与此相对应，报刊上也出现了一些对余秋雨先生其人其文的批评文章。对一个作家和学者有褒有贬、众说纷纭，这本不足为奇，应该视为正常现象。

然而，余秋雨先生在欣然接受对他各种超度赞颂的同时，却一反常态，对批评其人其文的文章大动肝火、恼羞成怒、借题发挥。今年年初在《文艺报》和《文论报》同时发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这篇文告，发起了对批评者的愤怒声讨。拜读这篇充斥着刀光剑影的檄文，真是令人不寒而栗，惊诧莫名。

余教授在文告中把批评者一概斥之为黑道截径的“蒙面人”，一概斥之为扼杀生灵的“文化杀手”，切齿之声，霍霍可闻。当然，余教授受到文化盗贼(盗版书商)“轮番劫持”，无端侵害后产生强烈义愤，我们完全理解，但讨伐盗版书商，有什么必要把对自己散文和言论持有异议的批评者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斥之为“蒙面人”和“文化杀手”，一起拉出来与文化盗贼相提并论，进行陪斩示众呢?这种批评方式、这种处世手段到底有多少理性色彩，到底有多少道义内涵呢?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再说，对余教授散文的盗版风潮与报刊上出现批评余教授的文章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余教授将两者强行捆绑在一起予以定罪，有什么确切的事实根据?从这篇《告全目读者》来看，只是一些极端情绪化的主观臆断，并未拿出任何确切的事实，这是没有丝毫说服力的。如果余教授的上述假想能够成立，那么，这些登载批评余教授文章的报刊及作者，岂不是都成了与文化盗贼(盗版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同谋犯么?这种奠须有的粗暴定罪能够站得住脚么?全国读者会认同么?余教授把登载批评他文章的报刊和作者一律推向被告席，这在逻辑上、道义上、法律上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容易授人以柄。余教授如此有恃无恐，胆敢目天下之大不韪，我真为余教授捏了一把冷汗。当然，这也许是杞人忧天、斗筲之见，余教授自有制胜之策!

然而，事实上登载批评余教授文章的媒体，大都是在全国享有盛誉、具有广泛影响的严肃报刊。这些报刊过去都登载过一些评介赞扬余教授的文章，现在登载批评余教授文章的同时，也曾登载过为余教授辩护的反批评文章，例如《文学自由谈》和《中华读书报》等就是如此。可见这些报刊的同仁对余教授并无偏见，都是怀着拳拳之意和友善之心。据我所知，批评余教授的文章作者，也决非“蒙面人”和“文化杀手”，而且其中有些是具有社会影响和艺术成就的作家、学者及资深文化人。他们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说理的，并无谩骂和激烈之词，而且是用真名而非化名。例如，《余秋雨散文的缺陷》的作者韩石山先生亦是著述甚丰的文坛宿将，《关于硬伤答余秋雨》的作者高恒文先生是学养有素的青年教授，涉及余教授的《鲁迅：吃了也不嘴软》的作者阎晶明先生是出色的青年评论家。在《犹大之悔》一文中不点名批评余教授等大批判写作组成员当年“失足”历史的李国文先生和《书生及梁效评议》一文作者沙叶新先生，也都是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所以说，把上述这些批评余教授的作家和学者一概强加“蒙面人”和“文化杀手”的罪名，这无论如何都是全国读者无法接受的!不能不激起人们的非议，不管余教授是一时冲动、失控或蓄意如此，都必须承担负面后果。

中国是否存在“文化杀手”呢?确实存在。“文革”时期致人死地的大批判写作组初澜、梁效、石一歌、丁学雷、罗思鼎即是。他们当年逞凶横行摧残文化界的劣行，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思之胆寒，其余毒至今犹存。那些承续“文革”遗风，动辄定人以罪的批评家即是。余教授当年误上贼船，理当情有可原，不可深责。李国文和沙叶新先生等的文章，并非针对余教授个人，而是针对“文革”中上述文化现象进行历史反思，余教授是完全不必耿耿于怀的。诚如沙叶新先生在文中所言：“类似梁效这样的政治怪物，北京还有初澜，上海还有石一歌、丁学雷、罗思鼎等，恐怕至今都无个案的剖析和群体性的考究，其中障碍之一是文革史学者对此项研究的意义远远认识不足，深入研究梁效、石一歌等文革遗产，对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对知识分子灵魂的重塑，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教训是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李国文先生文中颇有激愤之言：“君不见那些在文革中的大小笔杆，不是进写作班子，就是进野台班子，在那里摇尾乞怜，讨好卖弄者，二十年过去了，有谁站出来承认自己过错?NO!有谁哪怕表露一丝悔意?也是NO!而现如今，一个在文坛，在学界，在文化圈子里，作学者状，作泰斗状，作指点迷津状，在镜头前作搔首弄姿状，就是没有一个敢回过头去，审视一下那段‘不幸’成为小人的路。”李国文先生言词比较激烈，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但都是出于社会良知、出于民族公心，并非个人恩怨。当事者是应该反躬自省、借以自镜，而不应该心怀怨怼，视为寇仇的。

余教授当年充当大批判写作组成员，这些年也许曾经暗自反思也未可知。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却从未见到余教授片言只语的一丁点反省或反思文字，倒是看到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的表白，余教授对当年的过错一直是讳莫如深，深怕别人触及，一触即怒，这是令人遗憾的。余教授曾经郑重表示：“但我们仍有权利面对历史，因为我们自身也可算是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是历史的沉淀物。”可是其言可嘉，其行却相悖，余教授自己尘封历史黑箱，却反感别人审视历史沉淀，这很难说是学者风度和大家风范。在今天，人们可以而且应该理解和原谅余教授当年的“失足”，对余教授来说，却不能自己原谅自己，更不能封住别人的嘴巴，多少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反思和自省，以利于灵魂的再造和精神的重建。像人品与文品俱佳，在“文革”中备受折磨的邵燕祥先生都在进行灵魂自审，写出《人生败笔》这样的警世之作；像德高望重的老作家韦君宜先生还在进行精神反思，写出《思痛录》．思国家之痛，思个人之痛。在“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时代都备受恩宠的余秋雨教授难道就没有必要反思一下当年的过错么?余教授的许多散文都在探讨文人自觉和文化人格及文化节操，是否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缺失呢?

谢泳先生在《正视自己的过去》这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年第三期《中华散文》上有余秋雨先生一篇散文《长者》，是写王元化先生的。其中有一个细节涉及余先生在文革中的经历。我不敢说余先生说的不是事实，但余先生的思路好像是不愿正视过去。前两年有许多人批评余先生，那种批评方式我不赞成，但那些批评之所以发生，我以为这和余先生不敢正视过去的态度有关。如果余先生能像邵燕祥先生一样，敢于说出自己在过去的岁月里那些经历，人们也就不苛求余先生了，可惜余先生没有这个勇气。”这正击中了余秋雨教授的要害。

余秋雨教授没有反思和自省的勇气，却很具有对批评者反击的勇气。他声色俱厉地声称：“我们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一群，不管耳边多么喧嚣，也改变不了心中的基本判断，其中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如果不驱逐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将从根本上失去原创力，在21世纪国际间诸种文化对峙、对话中将处于弱势。”我们不知道余教授所说的“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一群”是代表哪些文化人?是否有点虚张声势?但在此我们却明明白白地看到，余教授是把对他的批评提到了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这样吓人的高度来看待的，其潜台词是批评他，不仅仅是“文化杀手”，而且是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国文化的原创力，将会失去在新的世纪与国际文化较量的竞争力，你看问题严重不严重!很显然，余教授是以中国文化的主力代表自居的。我们暂且不论这种基本判断是否夸大其词，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单以余教授这种多少带着骄狂心态的倾自来看，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太重要了，陷入了自我膨胀的自恋情结呢?当然，情感上的迷恋自我是人生常态，但迷恋自我发展到自我膨胀、发展到强烈的排他性，就很不足为训了。余教授之所以产生如此自我痴迷的自恋情结，固然反映他本身面对盛誉难以自持的弱点，但这并不单是他本身的责任，而是社会娇宠的结果。

某些有权人的垂青，文坛的溺爱，各种传媒无休无止的超度吹捧，世俗力量的推波助澜等等诸多因素，诱使一些文化名流渐渐迷失了自我，飘飘然、昏昏然起来，专爱赞扬、厌恶批评、自我欣赏、自我扩张，这些都几乎成了他们身上的通病。如果长期以往不能清醒自拔，就有可能走人误区，酿成个人性格的悲剧。如果一个人陷入自恋情结，形成从自我立场出发判断一切的思维定势，就有可能无法超越自我。如果不是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和思想观点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观照其历史是非，结果就会出现价值判断的偏差，也就是说，自恋情结往往会导致人格的欠缺和精神的变异。

【原载】 《中国文学年鉴》1999-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