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 我就是企业的主人:一品高官：中国，是否需要第二次“南方谈话”——纪念小平南巡20周年

中国，是否需要第二次“南方谈话”

——纪念小平南巡20周年

一品高官

       回望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这20年，感慨系之。倘起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但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

       当年，小平预测， “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30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是否呼之欲出？

       中国，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

       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

        一、回望小平南巡：中共不乏绝地反击、绝处逢生的能力，小平南巡的意义，堪与遵义会议相当

       世人都将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事件，称之为“小平南巡”。坦白说，“南巡”是有着相当封建色彩的字眼，曾经是对君王南巡视江南的特称，像康熙与乾隆在位期间，就各有过六次南巡。《红楼梦》中王熙凤所说：“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指的就是乾隆南巡事。潘洪钢《细说清人社会生活目录》称：“实际上，清代诸帝出游，除了享乐以外，也有一些政治、经济上的安排。”

       而小平当时已经退休，并非国家首脑。他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望似闲闲道来，其实却字字着力，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民间冠之以“南巡”之称，合乎中国国情，亦可见小平同志当年在全党全国和人民心目中如日中天的威望，见出他的影响力和洞察力，以及掌控全局的超凡能力。

       可以这么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重大历史作用。

       小平南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由于文革有所谓“负帕累托效应”（所有人吃亏而几乎无人受益的现象），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走得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以国企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呼之欲出。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细分下来，彼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促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体制。

       国内的三种力量，一是体制内力量，包括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一批久经考验、思想开明的老干部，党内文宣部门的开明领导，如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以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等报刊，还有开国元勋的第二代们，在邓小平1975年短暂的治理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均有他们的身影；二是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群代表，如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哲学界、文学界的“伤痕”作家群和朦胧诗派等等；三是草根民众，他们拒绝“再被折腾”的呼声强烈，典型代表是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国际上，中越关系交恶，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国际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比如，在中国朝野几乎无人知晓“知识产权”概念（日后中美经济磨擦的重要议题）时，美国人就迫不及待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

       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大使马继贤有一番话，表明了这位职业外交家对中美关系的洞见以及美国在促华开放问题上的心态，他认为美国只有始终促进中国发展，当中国有了经济、文化与军事优势后才能使自己有信心，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中国才能与周边地区和平相处，中美关系才能改善。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会扭转目前逐渐改善双边的关系，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孤立——美国也失去和韩国、台湾地区广泛对话的基础。

       然而，中国改革这次愉快的“郊游”很快就在八九十年代相交的悬崖边，碰到一场不期而遇的沙尘暴，被烙上痛苦的记忆。80年代中后期，经济改革一骑绝尘，伴有经济“双轨制”带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寻租亦致泥沙俱下，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八九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决策层亦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害怕改革过猛再度引发民变的忧惧心态，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底气，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的一道严峻课题。

       其时，体制内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分歧公开化，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坚守“商品经济”，还有人主张对改革开放问个“姓社姓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改革派曾经凝取的三种力量开始分化：“老干部”的调子不再一致；党内文宣部门中，中央级媒体被左派占领，开放的言论只能借助地方媒体“发声”（此类现象在党史上曾一再发生，1931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巴威尔·米夫把持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扶持王明上台后，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何梦雄等人以集体退席的方式对大会表示抗议，反对派也以何梦雄的江苏省委为平台反击；文革前，毛泽东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海瑞罢官文章为推手，反击当时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保守派”）；而知识界、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也失去参政议论热情；草根民众更产生政治冷感。改革以来出现的第四种力量——非公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经济的代表人士，也在孕育、观望和等待之中。而西方世界包括其政界、媒体和公众再度陷入对中国的信任危机，自朝鲜战争以来，又一次集体“杯葛”中国。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中，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近陷于“休克”状态，这时，邓小平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历史伟人的地位，他对国内四种力量的态度，对国际关系中的老朋友与老对手们的利益诉求和期待了然于胸，特别是他善于洞察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适时在南巡中看似云淡风轻、实则成竹在胸地释放了一颗坚定的改革信号弹。

       小平之所以要在广东、上海、武汉等地发表南方谈话，是因为当时的北京，政治保守势力已占上风。当时由高狄把持的人民日报与《中流》、《真理的追求》一起，已成为极左分子的三驾马车。马立诚在《交锋三十年》中记录过一个细节，可见当时舆论交锋复杂激烈局面之一斑。那是1991年9月1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按惯例预播次日《人民日报》社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要点，其中有“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姓社姓资’”这样一句话。9月2日，人们拿到报纸，却发现这句话没了，引起社会议论。这样的事情——央视预播社论和第二天见报社论出现重要差别的事，还没有发生过。时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的于宁担纲起草此篇社论，草稿中并无“要问姓社姓资”之语；而时任社长高狄在修改时将之添上。央视播出时，江泽民总书记看到了，立即指示时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进行修改，把两处“问一问姓社姓资”的话都删掉了。而不久后小平南方谈话中最著名、被传诵最广的，就是对“凡事要问姓社姓资”的严厉批评。

       二、改革面临生死存亡之际，88岁的邓小平独挽狂澜，体现出极具担当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

       在中国面临着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一个88岁的老人仍具如此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难能可贵。现在想来，南巡讲话有四点突出的现实意义：

       1、肯定了中国改革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让改革在执政党内部具有了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观。而且坚定指出，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要坚持改革不动摇，并且指出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化解，这就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具有敢闯、敢试、敢“冒”的创新精神。用“三个有利于”突破了意识形态禁锢，这也是小平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让诸多纷争在这“三个有利于”面前戛然而止。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奕却尖锐起来。但是，要深化改革，同样需要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且更不能怕这怕那。

       3、树立了“改革需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像小平论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石破天惊的。如果说当时的“吸收和借鉴”主要是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没有理由说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也包括西方国家的一切发展成果。

       4、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直接提出“左”才是改革的主要阻力，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仍然要提防极左，如民粹主义的高调抬头；同时也要防右，如极端民主化倾向。

       20年前，小平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四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险些锈蚀的改革开放巨轮，并直接结束了80年代党内进进退退的市场化改革争论，从此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做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旗帜，不再动摇，更不能倒退。

       可以说，此后中国经济在坚持改革开放后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其政治基础、舆论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小平那席南方谈话开始奠定。

       三、细察当下时局：为什么做大了的经济“蛋糕”，却没能消解中国民众的怨气与戾气

       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有过一段谈话，愈是重温，愈觉得小平的话实在是具有前瞻性：“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渐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

       改革启动已经33年，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事实上，中国在三百年前，就是被中国的传统正史评价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在世界上称冠了。然而，中国此后的命运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因此，GDP再强大，也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还有可能走向败亡。按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从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伤透了中国人心的“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从22．3％增长到32．9％。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的中国，才步履迟缓起来。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准地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却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却没有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经开始着手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而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体改革按兵不动。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主义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以及后代，却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是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而今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中国社会的土壤已经板结、僵化。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出现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

       从互联网上看，今年被戏称“最励志”的段子是“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最无奈”的段子则是“拼搏不如拼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从教育界、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升级。在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是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任何一辆校车中都不可能出现未来的中国领袖，因为他一定不会坐校车——公众已经习惯性地把对富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任何一起事件和事故中去了，哪怕是我们国家参照美国一些地方的经验拟定出校车安全标准，网友的反应也充满着不信任情绪。对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项决策、任何改革措施，翻看微博、论坛或网民留言板，总是堆叠着“我不相信”的反应。甚至还出现了对国情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极端评价，如“执政产业化、权力资本化、政权黑社会化”。网民中弥漫着一股“2012情结”——玛雅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草根民众对社会不公无力改变，无可奈何，产生玉石俱焚的“集体焦虑”。

       四、“发展起来的问题”繁复尖锐，中国改革再度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而从知识界层面，从当下的社会思潮来看，也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难容的不同声音。

       比如，南方报系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宪政改革、以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为代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与张木生极力推崇的“可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的新民主主义、薄熙来在重庆主政一力倡导且颇得民粹主义支持的唱红打黑、乌有之乡网站激烈褒扬的毛泽东时代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微博言论中极易吸引眼球的激进改革和民粹思潮的合流……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比如不久前由少数情绪激烈人士操纵的火烧南方报系事件。然而，冲突各派的观点，其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如何破解社会各界都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媒体可以被资本收买，起不到监督公权力的作用，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于是，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小平南巡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但是，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奕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综上分析，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五、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

       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仪式上，香港电视主持人梁文道说：“我们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皇帝没有穿新衣服；现在皇帝自己也知道他没有穿；他不但知道自己没有穿，而且也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可是他还是就这样走出来了。”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类似的情形。仅以传播力和影响力而言，中国就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舆论场”，前者的噤若寒蝉、自设道场与后者的无拘无束、嘻笑怒骂形成鲜明反差，主流媒体的声音几乎都被民间舆论当成了“皇帝的新衣”，所能起到的积极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因此，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能不能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更敏感，更有同情心，也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要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也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碍难推广，遭遇了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情绪，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如2011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2011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再度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将其意义升华到新的高度，“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强调了社会管理创新，并将之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党的建设等相提并论。

       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地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

       社会管理创新从总体上来说，不涉及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而是在现行的、自上而下任命的威权体制中，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既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从深化改革的节奏上，改革也可以在梯度上这样有重点地推进。

       首先，要下决心解决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国企垄断，与计划经济彻底切割。现在，已经不占市场主要成份的国企，却有恃无恐地垄断了市场，公众对“两桶油”（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以及电老大（电力）、铁老大（铁路）等。国企的行政色彩过重，政府支配权过大，市场之手发挥不了作用。

       其次，就是在政府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先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抓手，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渐渐形成官民共识，着手缓解尖锐的群体性事件。目前，绝大多数矛盾都是基层冲突，并不在中央。要约束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基层官员的贪婪与惰政行为，还权于民。

       第三，是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补上这个短板，发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后，仍然不能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最核心的层面。

       以上四位一体的改革，仍应视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推进。要推进改革，先要加强党内民主，18大的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到党的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值得赞赏的是，胡锦涛是做过这方面的努力的，他的接班，就是召集五六百位正部级领导干部投票选出来的，党内民主不能倒退，只能前进。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长刘云山所要求的，“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的“南方谈话”的期待，还是中国特色的想法，期待“人治”推进改革，说到底还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现。如同鲁迅所期盼自己的杂文速朽，因为那意味着中国的进步，我们也期待“南方谈话”这样的改革推进方式“速朽”。但是，对“南方谈话”的追念，可以让我们更加厘清改革的思路和对改革艰巨性的认识，对“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更有必要评价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