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钱包用红色的好不好:中国眼中的越南历史:一千年领土,一千年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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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化的浸润，历史上长期受中国人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直接统治越南的中国皇帝早在秦末汉初，此人也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
秦朝名将赵佗：第一个直接统治越南的中国皇帝
赵佗故城
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化的浸润，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朝廷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远在秦汉时代，此人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
赵佗在岭南可是大有名头，他曾是两广及越南一带的“拓荒者”，同时，也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属于南越堂堂正正的皇帝，尽管出于礼节，不得不对汉朝象征性地隐藏起自己的帝号--“南越武帝”。他在位71年，卒时已是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他的寿命确实超过了一百岁，是名符其实的“长寿翁”。
很难考证赵佗确切的出生年月，只能根据《史记》粗略地估计。但赵佗却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他的老家在恒山真定，也就是现在河北正定。赵氏，原非皇亲贵胄，而是武将出身，凭借赫赫战功，一点一点熬上来的。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屠睢因为滥杀无辜，引起当地人反抗，被当地人杀死。秦始皇又任命任嚣为主将，和赵佗一起征杀了4年。公元前214年，岭南总算顺利地划进了大秦的版图。随即设立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三郡。赵佗被委任为南海郡龙川县令，这是个战略位置相当重要的地方。赵佗上任后，采取“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并上书朝廷，要求从中原迁居50万居民至南越，一来，促进民族融合；二来，利于休养生息。
公元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临终前，他特意把龙川县令赵佗召到床前，千叮咛万嘱咐，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险可据，是块称王称霸的风水宝地。如今，中原战乱四起，怨声载道，倘若有一天，大秦垮台了，南海郡还能拥兵自立。咽气之前，南海郡尉向赵佗颁发委任状，指定他接替南海郡尉的职务。
任嚣死后，赵佗立刻集合军队，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并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掌控了全局。这时，他手下的地盘已经囊括今天中国的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部分和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手握重兵，又把持地盘的赵佗，在秦朝刚一完蛋，就自称“南越武王”，把国都定在了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
元：蒙元是13到14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那些侥幸打败过蒙古人的国家，要么像埃及那样远离蒙古本部，要么就像日本那样得益于海洋。越南位于东亚大陆，又在陆地上与蒙元接壤，即使这样，蒙元仍未能取胜。通过与其他国家比较，更能显示出越南陈朝三次击退蒙元军的战功。
蒙越战争：越南人击败囊括四海的蒙古人
2010-05-17 20:36:55
背景
1224年，陈守度废惠宗，立他的女儿李昭皇（在位1224年至1225年）为皇帝。1226年，陈守度怂恿内甥陈煚与昭皇结婚并强迫昭皇让位给其夫陈煚，李朝至此灭亡，陈朝成立。而陈守度自称为太师，并完全掌握了国家的实权。陈氏正式握权统治之后，大力加强内政，并结束了李朝已来各地“盗贼群聚”之局。到1229年，较具实力的割据者阮嫩病逝后，各种反抗势力基本上被平定。
在同时期的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宋朝先前由于金国（女真人）的进攻而被迫南移。西部则是西夏国的土地。到13世纪，金国北方的蒙古各部被成吉思汗所统一，实力逐渐强大。蒙古人进而南侵，并灭亡西夏（1227年）和金国（1234年）。虽然其灭亡了很多国家并使自己的领土跨越亚洲和欧洲大陆，蒙古人仍在继续南下进攻南宋。
1254年，蒙古军占领大理国（今云南），并计划占领位于东南的大越（越南陈朝），从而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
蒙古军的第一次入侵（1257年—1258年）
1257年（丁巳年）8月，归化寨主何屈传报称蒙古派使者前来。9月，陈太宗下战令，命令左右将帅水陆并进日夜兼程前往边界集结，并由陈国峻统领。11月，王令传达到全国，军民备战。
蒙古军撤退途中，并未劫掠民物，被当地人称为“佛贼”。敌军退去后，陈太宗嘉奖了何俸等有功之臣；赐黎秦名“辅陈”，授他为御史大夫，还将昭圣公主（前陈太宗皇后）嫁给他。
战事结束，越南陈氏愿意向元朝入贡，但双方在进贡的数量方面存在争议。1258年，黎辅陈与周博览奉使入元，与元朝政府订下协议，规定越南每三年向元朝进贡一次，并定为常例。
蒙古军的第二次入侵（1284年—1285年）
平滩之会、延洪之会
1282年阴历八月，元朝右丞相唆都领兵五十万，预备以征占城为借口侵越，十月，陈仁宗来到平滩，在陈舍湾会见王侯百官，共同讨论对蒙元的攻守战略，以及分兵把守的策略等，封仁惠王陈庆余为副都将军，太尉陈光启为上相太师。当时，陈仁宗认为怀文侯陈国瓒尚年幼，不许预议。陈国瓒愤然捏碎了手中的橘子。后来，陈国瓒带领家奴和亲属约千人修缮武器和战船，并题“破强敌报皇恩”六字于旗上。在之后的与蒙古军对战中，陈国瓒身先士卒，表现英勇。
癸未年阴历七月（西历1283年），陈王派遣中品黄于令、内书家阮章到元朝。在湖广见到蒙元的太子阿台、平章阿剌，会各处兵五十万，计划第二年进攻大越。
1283年阴历十月，陈仁宗亲率王侯，演练水兵、步兵。进封兴道王陈国峻为国公，统领全国军队，让他从全国的军校中选拔人才分别加入相应的军队。
甲申年阴历八月（1284年），兴道王调集各路王侯的军队，在东歩头阅兵，并决定分兵把守东步头等战略要地。十一月，陈圣宗派遣陈甫到元国的荆湖行省，请求蒙元缓兵。
十二月（阴历），陈甫从元国回到越南，再一次带来元帝派镇南王脱驩、平章阿里海牙等人领兵，假称攻占，实则分道侵越的消息。上皇陈圣宗召集全国父老会于延洪階，并问询大家的意见。国人都赞同与蒙元一战。
脱驩、唆都的进兵
二十六日，蒙古军队侵犯到永州内旁、铁略、支棱等关卡，越南陈军退至万劫津。陈兴道奉命调遣海东、云茶、巴点等地军民，选择勇者为前锋，过海来到南部。兴武王陈巘、明宪王陈蔚、兴让王陈国颡、兴智王陈岘率旁河、那岑、茶乡、安生、龙眼等地的20万军队来到万劫，由陈兴道调遣，以对抗蒙元。陈兴道屯兵于北江。
1285年阴
保义王陈平仲与蒙古军对战于拖模洲（今慢橱洲）。陈平仲被擒后，敌人问他：“想去北方做王吗？”（《大越史记全书》原文：为北王乎。），陈平仲答：“宁为南鬼、不为北王。”，后来被杀。
此时蒙古军的攻势咄咄逼人，陈圣宗和陈仁宗驾小舟退避到三峙源。
阴历
越南军的反攻
阴历四月，陈仁宗命令昭成王、怀文侯陈国瓒、阮蒯带兵攻打西结，越南军由陈日燏指挥，在咸子关（现在的兴安省文江县咸子社）击败蒙元军。
陈日燏的部队里有宋朝的遗民，穿着宋朝服饰，带着弓矢等武器来作战。上皇担心各路部队也许不懂分辨（元军与宋人部队），命人教谕大家：“这是陈日燏部队的鞑人，大家要认清楚！”（大概是当时宋人与鞑靼人［蒙古与鞑靼人也用“鞑”的称呼］的语音衣着在越南人看来比较相似。）蒙元人看见，都惊呼有宋人来帮亡，因此战败。南宋灭亡时，那里的人来投靠越南，陈日燏接纳了他们，有一名叫赵忠的，当了他的家将，击败蒙元的功劳，陈日燏居多。
阴历
阴历
二十日（阴历），陈圣宗和陈仁宗到大忙步。元总管张显向越军投降。当天越军在西结击败蒙古军，斩敌将唆都。夜半，乌马儿退过清化江口，越军追击，俘获蒙古军约五万人。乌马儿乘舟逃脱。
陈兴道率越军在万劫击败脱驩、李恒所率的蒙元军。李恒被越军毒箭射杀。蒙元军裨将李瓘率余部五万人保护脱驩并逃离，在撤退过程中，陈兴道亲自率军攻脱欢军，脱欢溃退，至万劫（位于今海阳省）时，更被陈兴道默认的军队歼灭一半军士，在退走路上一直遭遇越军追击，其中兴武王率越军追击李瓘，后者中毒箭而死。蒙古军最后撤回北方。
云屯之役
1286年阴历二、三月间，元世祖敕令尚书省奥鲁赤、平章事乌马儿、大将张文虎调兵五十万，下令湖广制造战船三百艘，打算八月会师于钦州、廉州，并命令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的军队南侵越南，打算送陈益稷回越南，并立他为安南国王。[24][25]
阴历六月，越南陈朝命令王侯宗室开始征兵。陈仁宗问陈国峻：“今年贼势何如。”，陈国峻回答：“我国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是以前年元人入寇、或有降避、赖祖宗威灵、陛下神武、克清胡尘、彼若又来、我士习于攻战、彼军惮于远行、且惩恒、瓘之败、无有斗心、以臣观之、破彼必矣。”
1287年阴历二月，蒙元发江淮、江西、湖广三行省的蒙古、汉南军，以及云南兵、海外四州黎兵，分道入侵越南。张文虎等跟随大军从海路运粮七十万石[27]。设置征交趾行尚书省，奥鲁赤为平章事，乌马儿、樊楫总领政事，受镇南王节制。
陈仁宗问陈国峻：“贼至如何。”，陈回答：“今年贼闲”。
二十四日，命令禁军守卫泠泾（L？nhKinh）关，兴德侯瓘将兵逆战，用毒箭射击蒙古军，蒙古军死伤甚重，退到武高关。二十八日，判首上位仁德侯璇在多某湾与蒙古军对战，蒙古军再次失败，越南军俘获敌军40人及舟船武器等。
阴历
白藤之役
1288年正月，蒙古军乌马儿率军进犯龙兴府。八日，越南军与其会战于大旁海外，越军缴获蒙古军哨船300艘，首级10颗，蒙古军士兵多数被淹死。
阴历
战争的结束
据史料记载，第一次侵越的蒙古军有大约三万，第二次侵越的蒙古军有大约五十万（据《元史》记载，约有三十万直接参战），第三次侵越的蒙古军有大约三十万。最近的研究者发现，蒙古军第二次和第三次侵越失败后，撤退归国的军队有大约十万人[36]。
1288年蒙古军第三次侵越失败后，元世祖忽必烈仍不希望就此终止对越战争。第二年，元帝仍打算向越南派兵，但因时间仓卒而未能继续。越南陈朝取得胜利后，随即派出使者入元，请求按前例向元朝朝贡。忽必烈亦无心恋战，应允和议，双方便恢复过往的宗藩关系。虽然忽必烈在去世前有意以越南国王不肯来朝为口实，再度兴兵侵越，但刚好因他的去世而计划终止。
战果分析
越南方面的分析
越方获胜的基本原因之一是越南陈朝领导者团结对外的政策。虽然陈朝的皇族出现了一些叛国者，但这些并没有使越南战败。越南的大量民众的支持也是获胜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包括越南陈朝将领们的出色表现，尤其是皇族中涌现出的一些杰出将领。这些皇子们热爱祖国，而且个个文武兼修。越南以往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很少能像陈朝那样有这么多的杰出人才并且能建立那么多显赫战功。尤其是陈朝的第二代统治阶层，涌现了像陈仁宗、陈国俊、陈光启、陈日燏等在越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领导者，以及陈守度、陈庆余、陈国瓒等杰出将领。
研究学者们认为，越南陈朝的胜利还得利于陈兴道等将领的英明战略。作战时，他们主动避开蒙元军主力转而攻打被赶到越南（当时国号为“大越”）作战的汉人军队。这些军队的士兵已经被蒙元军夺去自己的家园，并受蒙元军管制去协助其攻打越南，战斗力很差，一攻即破。蒙元军在这个战线的失败，对整个战局影响巨大，尤其是在心里上给其他战线上的将士蒙上了很大一块阴影[39]。
蒙元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那些打败过蒙古军的国家，要么像埃及那样有着较长的战线，要么就像日本、印尼那样得益于海洋，因为元军并不擅长水上作战。越南位于东亚大陆，与蒙元有着上千公里的边境线，即使这样，蒙元仍然没有取得胜利。一个地跨亚欧大陆的大帝国始终没有征服南方一个较小的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地理位置的比较则更能显示出越南陈朝三次击退蒙元军的战功。和越南一样，印度、缅甸的蒲甘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也曾在1241年的时候战胜过蒙古军。
中国方面的分析
在第一次入侵中，蒙古军在越南逗留时间并不长，由于他们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从中国南方夹击南宋，令南宋早日就范，故而没必要久留越南。加上越南陈朝已主动向蒙古称臣纳贡及请罪内附，而蒙古军队又遇上皓热天气，未能以最佳状态应战，所以只好撤返。[40]
在第二次入侵中，越南陈朝朝野同心同德，一同抗敌，致使蒙古大军遭受重创，这是蒙古撤走的一因。另外，就是蒙古军再次遇上天气炎热，军中蔓延病疫，因而北退。[40]
至于第三次入侵，蒙古军同样因气候炎热，大批军士染病，于是撤军。而撤退途中，又遭遇越北各民族及陈兴道率领的越军所狙击而重创，但越人的行动“并不是蒙古军北撤的主要原因”。[40]
另外，蒙古撤军亦存在着国内因素，就是征越南的战争加重民困，特别是广东，便为此而群盗并起。这些民变，对元朝政府造成重大打击，从而支援了越南去进行抵抗。[41]
西方方面的分析
西方学者对蒙越战争亦有所探讨，如多桑（C.d’Ohsson）所著的《蒙古史》，也提到天气因素：第一次入侵时，蒙古军由于“热不能堪，班师”[42]；第二次入侵时“盛夏霖潦，军中疾作，死伤者众”，退兵时又被“交兵追击之”。[43]第三次入侵时又“军中将士多被疫不能进”。[44]
D.G..E.霍尔（D.G..EHall）认为，蒙古大军最终无法征服越南，与陈占要一同抗敌有关。忽必烈汗攻破南宋临安后，便遣使至占婆，招谕国王入贡。1280年代，又进军越南。这对越占两国都构成重大威胁，因而不能不共同抗敌。霍尔甚至认为，越占基于此次抗蒙战争的友谊，更促成了后来在1306年，陈仁宗将公主嫁与占城王和亲。
明：1418年，越南爆发了黎利反抗明朝的武装起义，义军受到当地人拥护，迅速攻占了顺化等地。1427年，黎利又连续打败广西、云南的明军。1428年，明军在黎利答应誓守“永为藩臣，常奉贡职”的诺言后，退回国境。从此越南建立起了黎氏政权，中越两国恢复了友好关系。
明清时期的中越关系：明朝为何撤出越南
文章摘自《东南亚纵横》1994年第4期 作者：龙永行
从明代到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四百多年里，是中越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较之宋、元各代均有重大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经济走向高度发达阶段，并有了新的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在和安南、占城等国的对外关系中，也较过去密切了。而这个时期的安南封建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在政治和对外关系中，更多地有赖于加强同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以达到“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邻”的目的。
（一）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后，便遣使颁诏安南、占城等国，同他们建立了友好睦邻的关系。其时越南北部为安南国陈氏统治，南部为占城国统治。安南国王陈日煃于次年（洪武二年）派专使来贺，朝贡方物，并请封爵。占城国王阿答阿者亦于同年遣使来朝，并告安南恃强欺凌一事。朱元璋当即派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翰林编修罗复仁等分别持诏、印前往二国，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封阿答阿者为占城国王，各赐《大统历》一本，织金文绮纱罗四十匹，并对他们的纷争进行调解，劝谕其“各宜罢兵息民，毋相侵扰”①。
1399年（建元元年），安南黎季犛杀死陈日焜，屠戮陈氏宗族百余人，篡夺了陈氏政权。次年2月，黎季立其子黎汉苍为太子，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大虞”，年号“元圣”。于是陈亡。黎季嫠亦改名为胡一元，子黎汉苍改名为胡。接着，胡一元让位于胡，自称太上皇。胡奉表朝贡，托词自己是陈氏外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请求明朝正其名份，赐爵封位。1403年（永乐元年），明成祖遣使赍诏前往安南，封胡为安南国王。不久，黎氏篡权阴谋败露：1404年9月，原安南陈氏陪臣裴伯耆向明廷告发了黎氏父子弑主篡位、杀害忠良的罪行，请求明政府“哀无辜之众，兴吊伐之师，隆灭绝之义”②。与此同时，前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由老挝军民宣慰使刀线歹遣使护送前来中国。陈天平以亲身经历向明廷痛陈了黎氏篡权谋位的经过，请求明朝政府“伐罪吊民，兴灭继绝”，帮助恢复陈氏的统治。明成祖知道自己受了胡的欺骗，于是派使诘责胡。胡自知阴谋败露，便假意上表谢罪，表示愿洗心革面，迎还天平，以君事之。并愿归还在此期间被安南侵占的广西禄州、西平州永安寨及云南宁远州所辖之猛慢等寨给中国。1406年1月，胡陪臣阮景真来中国，迎接陈天平。同年2月，明派广西都督佥事黄中等以兵五千护送陈天平归国。当黄中一行经过鸡陵关（今友谊关）将到芹站时，遭到安南十余万伏兵的突然袭击，陈天平被杀，明军死伤者不计其数。明成祖闻讯后大怒，于是决定对胡兴师问罪。
1406年（永乐四年）8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将军，率军数十万南征。行前成祖命令只准拿获黎氏父子及同党，其胁从无辜不问。并诫谕他们：“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盗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有一于此，虽有功不宥，尔其慎之。……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扶治一方，然后还师。”③明军遵守成祖的训谕，并于进军沿途发布檄文，揭露黎氏父子弑主篡位、暴杀无辜、侵占中国土地、掠夺占城财物等二十条罪状。大军一路秋毫无犯，进展十分顺利。1407年，黎氏父子被擒，安南事平。明军发榜，遍求陈氏子孙立之。其国之官吏耆老莫邃等上表，“言陈氏子孙尽为黎贼所戮，无可继承，请为古制，复立郡县。”④明从其所请，置交趾都指挥司、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趾等处提刑按察司及军民衙门，直接由中央派员进行统治。
以上是明朝对安南用兵的大体情况。其起因虽然十分复杂，而明成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宗主国的义务和职责，帮助维护陈氏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不管怎么说，其性质是非正义的；及至事平，又置郡县进行统治，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此后安南各地的反明活动不断开展起来。1408年（永乐六年），爆发了陈简定、邓悉、阮帅的起事。次年，众又拥立陈季扩为皇帝，进行反明活动。1414年，二陈反明活动均被扑灭。1418年（永乐十六年），安南蓝山又爆发了黎利反抗明朝压迫的武装起义。义军受到人民的拥护，迅速地攻占了茶笼州、新平、顺化等地。1427年（宣德二年），黎利又连续打败广西、云南两路的明军，迫使交趾总兵王通与之盟誓退兵。1428年，黎利奉表陈情谢罪，贡代身金人、银人并送还明军溃散的官军马匹，请求明军班师。明军在黎利答应誓守“永为藩臣，常奉贡职”和立陈氏之后的诺言下，退回国境。此后黎利借口陈氏“实无见存”，明朝只好“俯从所请”，封黎利“权署安南国事”。从此安南又建立起了黎氏政权，中越两国又恢复了友好睦邻的关系。
1433年，黎利卒，遣人如明告哀。次年，明派郭济持丰厚的礼品到安南祭奠。1437年春，明遣兵部尚书李郁为使，赍诏敕、金印赴安南，封黎利子黎麟为安南国王。麟亦遣人捧表和方物，如明谢恩。此后安南向明“常贡不绝”，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得到了发展。据统计，从1368年（洪武元年）到1637年（崇祯十年）的269年中，安南朝贡79次，占城朝贡达72次之多。
黎氏王朝传七世，嘉靖初年为莫登庸所篡。莫氏“窃据国城，阻绝道路，以致久废职贡”。明朝为行使对藩属国的权力，准备“兴师问罪”。后莫氏“畏威悔过，上表乞降，籍其土地人民，恭听处分”⑤。1541年（嘉靖二十年），明朝认为莫氏“情有可原”，遂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官从二品。仍令三岁一贡。到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黎氏驱逐莫氏，继为安南都统使，一直同明朝保持着宗藩的朝贡、册封关系。
（二）
在明代的276年中，除了1406-1427年明派兵进占安南和设置郡县外，明朝与安南、占城基本上保持着睦邻的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一方面是明代的封建统治所在政治上显示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示其大国、宗主、“天子”的尊严，因此她要求藩属国家给她朝贺、进贡，享受其宗主国的权利；另一方面，宗主国也必须承担维护藩属国家封建统治秩序的义务，对它进行册封、诏谕，甚至在出现“篡位”时，出兵干预，“兴灭继绝”。但这种出兵，并非为了占领，而是为了恢复和延续藩属国家的封建宗法统治。明太祖朱元境曾对臣下说：“四方诸夷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若其不自忖量，来扰我边，彼为不祥。彼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伐之，亦不祥也”⑥安南的封建统治者，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邻”（侵吞占城国），因而向明称臣称藩，不断派使请求册封、朝贡、谢恩和告哀等等。所以这个时期的中越宗藩关系，是建筑在两国封建统治者政治需要的基础上，是符合他们各自的基本利益的。而双方的统治者在利害相左，甚至兵戎相见时，则反映了他们的争夺和矛盾。从经济上看，朝贡是维系宗藩关系的纽带和重要方式，它可以表现宗主国的“尊大”和属国对上国的“诚敬”。它是不平等的，但这仅是指政治而言，若从单纯的经济价值而论，朝贡往往是“薄来而厚往”，中国回赐给安南的物品一般都优厚于所贡的方物。明太祖曾说：“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方物之贡，岁以为常。朕念彼知响慕中华，服我声教，岂在数贡。”⑦他下令说：“中国之于四夷，惟惟诚待之……若彼来贡，亦令三年一来，所遣之人，不过五员，所贡之物，务从简俭，且须来使自持，庶免民力之劳，物不贵多，亦惟诚而已。”⑧但安南朝贡，“多兼贸易”。双方使节除携带贡品、赐品外，大都携带商品，进行贸易。这对两国的经济交流，物资上的互通有无，以及生产上的相互学习借鉴都是有好处的。如1434年，安南使臣黎伟、阮傅等如明告哀，“多买北货，至三十余抬”。次年明使朱弼、谢经等到安南，“弼等又多赍北货来……发人夫几至千人。”⑨广东、福建的红铜、瓷器、绫绢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安南、占城，“官为收买”，又转手卖给安南、占城的老百姓。河内的史家说中国通过朝贡，对安南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与掠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责任编辑：免费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安南封建统治者，利用宗藩关系，麻痹明朝中央政府，不时地侵扰我国边境。如：1396年，安南侵夺明属丘温、如敖、庆远、渊脱等五县，“逼民附之”。1468年，侵入并占据我国凭祥。1607年，由龙门港侵入钦州，“掳掠以去”。1405年，侵入云南宁远州猛慢地区，“掳掠人民畜产，征纳差发，驱役百端。”1474年，入寇云南广南府富州，“攻劫边寨，惊散人民”，等等。不仅如此，安南封建王朝还对其他邻国进行扩张。位于安南南方的占城国，与明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藩属、朝贡关系，但也遭到安南的欺侮。1470年2月，安南遣人到占城“索取犀象宝货”，“令待其人亦如奉天朝使命之礼”。占城不肯屈从，于是黎灏起倾国之师，亲率舟师1000余艘、精兵70余万侵入占城。次年4月，攻破占城都城阇槃，俘其国王槃罗茶全等3万余人，斩首4万余级，“以占城地，置为广南承宣及升华卫，置十二承宣按察，及置广南三司”，⑩对占城直接进行统治。
安南黎氏吞并占城后，又使出恶人先告状的惯技，派人如明，告占城“欺凌安南”，说占城“弃礼悖义”，“躏籍边民”。明政府洞悉其奸，知“灏贪心罔极，阴谋吞并，乃阳为奏请”，于是对之进行“戒谕”，严厉地申斥了安南凌弱暴寡、侵地杀人的行为。但碍于“王者不治夷狄”的古训，故一直没有出兵干预。而安南黎朝则始终“阳顺阴逆，怙恶不悛”，没有放弃对四周邻国的扩张侵略政策。
在明代，随着安南同中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更为频繁密切了。明代的中国，是个民殷国富、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大国。为了表现其“统驭华夷”“声教四方”的“天国”风度，除了在个别情况下，她不得不用兵宣威外，绝大部分时期对安南等藩属国家都采取怀柔政策，以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从而有利于两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国的封建文化典籍，如五经四书、资治通鉴、汉书、唐书、三国志等，在安南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其它如天文地理、历法医药、刑律法度、礼乐朝仪、文武官制、科举考试等，安南也无不仿效中国。1370年（洪武三年），明朝开科取士，特准安南、占城等国以乡贡赴试于京师。规定安南岁贡儒学生员，充国子监，府学每年二名，州学二年三名，县学一年一名。到1419年（永乐十七年），安南已有23个县设立儒学。他们以“周公为圣，孔子为先师”，“祠孔子以大牢”，“新乐”以“仿明朝制为之”。其乐器，如大鼓、编罄、编钟、瑟琴、笙箫、琵琶等均与中国同。所以安南国一陪臣黎文老上奏说：“读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籍、药材以明道义，以跻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11)明英宗从其所请。
为了方便两国贸易，明朝在广州、泉州、宁波等地设立舶司，并谕令福建行省：“占城海泊、货物皆免征税，以示怀柔之意。”(12)1405年（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出使西洋，首达占城国新州（今归仁），以后六次出使西洋，每次均在新州、灵山（今绥和）停泊。占城国王率众出城迎接，贡献方物；郑和亦回赠金银瓷器等物答谢。
为了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工艺，1407年8月，交趾总兵官张辅一次就选派了九千名博学有才、明经能文、聪明正直的安南子弟到金陵深造，明成祖遣工部以锦衣、靴袜赐之。1413年（永乐十一年），交趾工匠130余人及其家属来到金陵，成祖命有司赐给钱粮衣物，安排住居，病者还给以治疗。对黎季嫠的孙子黎叔林，明太宗不仅赦免了他，而且还授以工部尚书的高官，令他专门负责军工产品的督造。1406年（永乐四年），明成祖营建北京城，特地委任安南人阮安负责紫禁城和天坛的设计施工。这些新建的建筑群，布局匀称严谨，气魄辉宏壮丽，使北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城市之一。阮安为北京城市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公元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在中国建立起统治秩序后，安南的黎朝又与清朝建立并保持着宗藩关系。1666年（康熙五年），安南黎维禧向清缴送明王永历敕印，清封之为安南国王。原安南都统使莫氏因与吴三桂勾结，发动叛乱，后被清朝支持的黎氏消灭。到了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安南西山阮光平（阮惠）起义军推翻黎朝。次年，阮氏派人叩关内附；后又请求亲自到京瞻觐。乾隆“阅其表文，情词肫切，出于至诚”，于是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当阮氏起义之时，清朝曾应黎氏之请，出兵帮助镇压阮光平，但遭到了失败。后来阮氏当权，“自知贾祸，大惧王师再出；又方与暹罗抅兵，恐暹罗乘其后”(13)，所以再三叩关谢罪恳求，希望得到清廷的谅解、首肯和支持。乾隆也看到黎氏“优柔废驰，已为天心厌弃，自无复合立国之理”，于是来了个“顺天而行”，承认既成事实，给予阮氏封赠。清朝乾隆的这一措施，是合乎实际的明智之举，较明代对安南陈氏一味的“兴灭继绝”的顽固保守政策高明多了。他在《御制安南记事文》中，对安南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说：“安南虽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本朝正朔，称外藩者百有余年。其邦遭乱，兴灭继绝，礼亦宜之，是盖奉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乱，岂无所由，且其据黎城而擅号台者，原非一姓也，则自古至今，主中华而称正统者，率可知矣。虽乘除有命，而兴亡在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吁，是不大可畏乎！”(14)乾隆虽然从维护藩属国的封建宗法统治出发，曾出兵灭阮扶黎，把兴灭继绝看成天经地义的大事。如他曾说：“朕维抚驭中外，绥靖遐迩，义莫大于治乱扶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15)但他却没有固囿于这种落后保守思想的束缚，他能正视现实，并从中外大量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兴亡在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结论，从而否定过去正统的思想，改变以往的策略，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和需要。这种敢于突破传统，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不断进取的精神，作为封建阶级的最高统治者，应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他说：“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抑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16)“夫兴灭继绝，弗利其土地臣民，此非欲得也。”(17)这是对封建正统的“道”—一兴灭继绝的否定和批判，也是乾隆的一大进步。也正是这种进步，使他在对待阮氏新政权上采取务实的态度，从而把两国的宗藩关系推向了历史发展的新高峰。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4月，安南国王阮光平（实为范公治）率子阮光垂，陪臣吴文楚等，携带金、银、象牙、沉香等丰厚的礼品，不远万里，前往热河承德避署山庄，祝贺乾隆的八十大寿。乾隆为了“以示格外优眷”，令两广总督福安康、广西巡抚孙永清伴送入京，在其途中又亲笔赐诗一律，谕令“经过沿途各省地方与各督抚接见自应以宾主之礼相待”，并降旨封王子阮光垂为世子。同年9月，乾隆接见“阮光平”于热河行宫，设盛大国宴进行款待，并亲书“拱极归诚”四个大字以赐，还有一副对联，云：“祝嘏效尊亲永失丹忱知弗替，觐光膺庞锡载稽青史未前闻。”酒酣耳热之际，乾隆又制御诗一章以赐阮光平。诗云：“瀛藩入祝值启巡，初见浑如旧识亲。伊古未闻来象国，胜朝往事鄙金人。九经柔远只重译，嘉会于今勉体仁。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衽永万年寿。”宴皆，乾隆再赐安南国王衣服、器皿、古玩等物，另加赏银一万两。阮氏父子陛辞归国，乾隆又再次接见，“亲抚其肩，慰语温存，令画工绘其形赐之”(18)。阮光平父子回国后，十分感激清帝的接见，他在次年二月的《恭谢表》中说：“至臣深情、尤其感激铭镂石、意料所不到者，臣之亲赴阙庭，展觐祝厘，诚欲借葵问之诚，庶可答天恩万分之一。而臣之国人见臣起身入觐，乃本国前姓李、陈、黎所未有之事……臣既出南关，回到国城，髫庞遮道，皆忻之然曰：大皇帝至德如天，爱出寻常……御制诗文，恩赐物件，置之殿堂之上，几案生乎春风。公之瞻仰，播诸所闻，莫不颂皇仁而歌帝德。臣国从今有盘石之安，有苍桑之固，实惟大皇帝永远之赐，有非言所能载也。”(19)同年春节，乾隆又特书一大“寿”字赐阮光平，为新春佳节之庆，并加赏金钱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及白玉鹅、汉玉象、珐琅金胎碗、果脯等物。阮氏焚香叩首，敬谨领受。他在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4月的《恭谢表》中说：“昨委臣国员目奉迎御批、御赐各件自南关回义安城。雨露沛来，江山普媚，士庶环观，咸曰：大皇帝恩施于此极，莫不眉欢额庆，歌颂载途。矧臣躬被荣光，感激何似，只惟拭目五云，驰神九陛，长祝圣寿无疆，流泽下国，将无穷也。”(20)次年1月，乾隆颁旨，除例赏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四国国王、贡使的锦、缎罗、织金纱、织金罗等物外，特加赏安南国王玉如意一柄，玉器二件，磁器四件，玻璃器四付，锦四匹，大彩缎、闪缎、蟒被各四匹。(责任编辑：免费论文)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10月，阮光平在义安身故。弥留之际，“惟以不得长事圣天子为憾，谆嘱伊子（光缵）世笃忠诚，无负天朝恩宠。”(21)并传旨将他安葬于西湖，“以西湖较义安至镇南关，近有十数站，庶几魂魄有知，亦得近帝阙。”(22)1793年2月，阮光缵遣陪臣赴京告哀。清帝览奏，深为惋惜，亲制诔诗一章，派人赴义安祭奠，于阮光平坟前焚化。并赏大哈达一个。又于广西藩库内发银三千两，以示轸惜。即封阮光缵为安南国王。诔诗云：“外邦例以遣陪臣，展觐从无至己身。纳款最嘉来玉阙，怀疑堪笑代金人。秋中尚忆见冠肃，膝下诚如父子亲。七字不能罢哀述，怜其忠悃出衷真。”阮光缵恳请将御笔诔诗“敬谨供奉，永作传国之珍，俾小国臣民恭悉大皇帝加光缵父子优隆，实非寻常外藩所可冀及，从此世代咸知，感仰天恩，恪守藩服，以报圣明高厚鸿慈，求曲加俯允留传，实为万幸。”(23)另外，乾隆帝又于阮光平之墓道作诗勒碑，以表其“一心恭顺，始终恋阙之诚”。诗云：“归蕃试泪别枫宸，回首频称觐九旬。嘱令西湖以身妥，示依北阙志心亲。似兹乱命同治命，忍谓外臣诚世臣。藻什七言勒琬琰，挂疆千载识忠纯。”(24)
请看，这是一番何等热烈、何等亲密的景象！真是大有超出君臣、胜过父子之情了。也许读者会问：难道自诩“钦承天道，洞悉先机”、“聪慧过人”的乾隆皇帝，竟连入觐的假阮惠也看不出来了么？其手下的耳目难道都是酒囊饭袋？当然不是！他之所以假装糊涂，接见阮惠，其后又给予亲切关怀，乃是政治上的需要，是着眼于大局，着眼于两国的安定和睦邻。他说：“安南虽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就是说，要以国家为重，不要去计较个人的恩怨；尽管阮惠与清曾有前隙，但只要你归顺，我就可以既往不咎了。他还说：“天朝抚驭外夷，逆则加以征讨，顺则永受宠荣。”(25)这就是清政府对藩属国家的方针和政策。此时安南的阮氏已经臣服认错，而且破例地“八觐面圣”，已经达到了乾隆的目的，所以他也就另眼相看，“锡之殊恩”了。而作为安南国王的阮氏父子，面对强大的清政策，他不得不虚以委蛇，诚惶诚恐，小心谨慎从事，对清政府表现出“忠诚”的样子。实际上，这是阮氏的一种“韬晦”策略，是为了稳住清政府，有个安定的北方，以便对其他邻国下手。当然，尽管两国的封建统治者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大做其真真假假的表面文章，但在客观效果上，却对两国的安定、和平是有利的。
18世纪末叶，中国和安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大大加强，宗藩关系发展到了高峰阶段，并一直保持到19世纪的40年代。
到了1802年（嘉庆七年），原割据越南南方的阮福映推翻了北方的阮光缵，国号嘉隆，建都顺化。是年6月，阮福映派户部尚书郑怀德为如清正使，赍国书、礼物去见两广总督，后又派兵部尚书际光定赍国书、贡品至北京请封，且请改国号为南越。次年7月，清廷因其“恪恭请命，且鉴悃忱，请锡藩封，虔表具贡，特予嘉纳”。准其国“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26)1804年春，嘉庆派广西按察使齐布森赍诰、敕、印前往宣封，改安南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又赐彩缎、瓷器、茶叶诸品物。阮福映闻报，派员充候命使、界首候接使、公馆候接使于镇关及沿途迎接。再派兵弁三千五百人、象三十匹，随候命使往关上迎接清使，并令廷臣遴员分直诸馆驿。阮福映则亲自在升龙（今河内）朱雀门迎接清使，举行了最隆重的礼仪接受清廷的封诰。此后两国的宗藩关系一直继续向前发展，使臣络绎不绝于途，而安南国名也由此正式改为越南，并一直沿用至今。
（四）
随着中越宗藩关系的向前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也更加频繁了。此间贸易有两种形式，一为官方贸易，一为民间贸易。官方贸易，主要靠贡使的往返。贡使除携带贡品外，大都带有土特产品及银两，他们趁经过江宁暂留之机，便在该地销售土特产品，并订制中国的绸缎等物，于次年由京返回时提取，一次议价竟达四万余两之巨。1803年（嘉庆八年），阮福映贡船回国时，置办彩缎一万余斤。1814年（嘉庆十九年），越南朝廷发银一万两，到广东采买货物。最大的一次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安南国王阮光平上书于清廷，言：“诚愿学中国文物声容之盛，庶几不囿于陋……又本国所需物件、式样颇多，必得专人带式前往定织，方可中款。现拟派银数万两，差本国通晓工技者一人，随带五人，亲赴采织。”(27)乾隆从其所请。
民间贸易方面，1790年，阮光平因国内“物产短绌，吁请开关通市”。清廷鉴于安南战争频仍，兼以连年荒欠，物产耗竭，人民生计维艰，特“俯从所请”，于1792年2月，将久经封闭的平而、水口、马白三关及由村隘启封，作为两国人民进行商业贸易的地点，方便由平而关来的中国客商。由是“商贾骈集，百货云屯，（安南）国内渐舒，举国臣民皆颂大皇帝柔远深仁，处处歌舞”。(28)清廷派去镇南关视察之官吏也说：自两国通市以来，出口商货，源源不绝，沿途关隘亦报宁谧。不过，在双方的贸易中，对安南比较有利。其一，中国方面，对进出口的货物均免征税收，而安南则倍增其税。其二，中国出口，均是安南急需之物，而进口物对中国则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安南土产微啬，并无中国需用之物，而内地药材、硝磺、绸缎等物，系彼处必需。”(29)除上述药材、绸缎外，中国还向安南出口布匹、纸张、铁锅、茶叶、陶器、农具等生产、生活资料；进口物器，则有砂仁、胡椒、竹木、香料等。
思想文化交流方面，随着两国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在清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历法、律书方面，中国由于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孕育、发展和完善了一套律书和历法。1812年（嘉庆十七年），越南国王命令阮文诚、武桢等根据汉、唐、宋、明的律令，编成律书，并“参加清朝条律，取舍秤停，务止于当，汇集成编，颁行天下”(30)。历法方面，清代以前，安南一直沿用中国历法和明大统历法，“三百余年未有改正”。清康熙年间，中国重新审订、编制了新的历法，“其书步测精详，比之大统愈密，而三线八角之法，又极其妙。”越南国王“令天文生考求其法”，于是“天度齐而节候正矣”。1831年2月，大清时宪历曾准确地预测到该月有日蚀发生。事情果然象预测的那样，这使越南人民十分钦佩。在生产技术方面，1810年12月，越南聘请了三位广东瓦匠去越南传授制作琉璃瓦技术，“使工匠学制如式”。当他们圆满地完成任务后，越南政府“厚赏遣还”。其他如中国的汉字、古典文学、诗词、史学、数学（珠算）、艺术、风俗习惯等等，这个时期都对越南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它的历史痕迹。
注释：
①⑦⑧(12)《明太祖实录》卷八六、二○一、一二二、六七。
②③④《明太宗实录》卷三○、四四、五○。
⑤《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七。
⑥《明宣宗实录》卷一六。
⑨⑩《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二、卷三，《黎纪》二、三。
(11)《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九。
(13)除延旭：《越南世系沿革》。
(14)(15)(16)(17)(22)(24)(25)《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七、一三一五、一三一九、一三二一、一四二八、一四二八、一三二七。
(18)(31)《大南实录》正编列传初集卷三○、正编卷四。
(19)(20)(21)(23)(27)(28)(29)《军机处录副奏折》）。 (26)《清仁宗实录》卷一一一。 (30)《越史通鉴纲目》卷四五。
(19)(20)(21)(23)(27)(28)(29)《军机处录副奏折》）。
(26)《清仁宗实录》卷一一一。
(30)《越史通鉴纲目》卷四五。
清：1882年，法国海军攻陷河内。越南向宗主国中国乞援，中法两国代表在天津签订《天津草约》，以红河为界划分势力范围。但这个草约呈报给两国政府时，均遭反对，北京认为这样等于瓜分越南，而且坚信黑旗军可胜法军；巴黎认为法国必须全部占领越南。两国随即围绕越南问题开始了战争。
中法越南战争
文章摘自《中国人史纲》 作者：柏杨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圣彼得堡条约》签订两年后（一八八三），中国又为了保护越南，而跟法国发生战争。
上世纪（十八）末，流亡在外的广南国王阮福映，得到法国传教士的协助，于一七八九年，跟法国签订同盟条约，允许法军长驻交趾中国地区（越南南部），并把土伦（岘港）割让给法国。法国承诺派遣一支军队，帮助阮福映复位。五年后一七九四年，法国远征军攻陷首都顺化，西山党政权消灭。这时正逢法国大革命，无法消化它的胜利果实，而把军队撤回。阮福映继续北伐，灭掉安南王国，统一全境。
本世纪（十九）初叶，阮福映请求中国加封，中国改封他为越南国王，他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嘉隆王。一八二○年，阮福映逝世，他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阮福皎说：“不可忘记法国的大恩，对法国要敬爱不衰，但千万不要把土地割给法国。”可是他的后裔对法国却采取敌视态度，法国传教士受到动辄被杀的迫害，法国的愤怒自在意料之中。
延迟到一八五六年，法国才采取行动，海军少将鲁约里到顺化呈递国书，要求越南履行一七八九年跟嘉隆王阮福映签订的条约。越南政府理也不理，原封退回。鲁约里就在土伦（砚港）登陆，摧毁越南炮台。越南政府等法国舰队撤退后，把在越南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屠杀净光，作为报复。
三年后，一八五九年，英法联军在中国大沽口挫败，但对越南并不放松。法国舰队再度光临越南，攻陷交趾的首府西贡（胡志明市）。越南只好屈膝，于一八六二年，跟法国签订《西贡条约》，把交趾割给法国。
法国政府对于占领越南三分之一的国土，似乎已经满意，但法国商人却垂涎被称为“北圻”地区的越南北部，商人久辟酉在北圻首府，交趾古都东京（河内），发现一条可以通往中国云南省的交通新道，就是红河。他利用这条河道贩卖军火到云南省，卖给正在作战的伊斯兰教变民和清政府的军队。但军火在越南却是违禁物品，越南官员无法阻止他，就要求驻在西贡的法国总督召回这位商人。一八七三年，法国总督派遣海军官员葛尔里前往调查，葛尔里率领两艘军舰到达东京（河内）后，竟被久辟酉说服，建议总督派兵并吞越南北部——北圻。越南官员对葛尔里痛恨入骨，就跟山区的黑旗军秘密联络，葛尔里遂在黑旗军一次狙击战中，中伏被杀。
黑旗军的领袖刘永福，是中国广东省人，在五十年代中国遍地民变时，刘永福是其中的一支，但他不像太平军那些领袖有政治理想。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逐渐恢复秩序，刘永福在中国无法立足，就率领他的部众逃到越南，在中越边境北圻西北部山区一带屯垦，当然也免不了种种不法的勾当，自成一个独立王国。越南一向把中国人当作天朝人，所以对刘永福的侵入，既无力驱逐，也不想驱逐。刘永福这批约二千余人的绿林豪杰，使用黑颜色的旗帜，越南人因之称他们为黑旗军。当刘永福把葛尔里等五颗法国人头呈献给越南国王阮洪任（二任王阮福皎的孙儿）时，阮洪任大为高兴，认为法国已经丧胆，就任命刘永福当三宣兵团副司令（三宣副提督）。
葛尔里之死，引起法国更大的压力。明年（一八九四），越南政府再次屈服，跟法国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
一法国承认越南是独立国。
二越南外交由法国代理。
三开放红河自由航行。
法国驻中国公使把条约副本，通知清政府，清政府正式覆函声明：“条约中有承认越南是独立国条款，中国大惑不解，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属邦，所以对此条约，中国不能承认。”越南对这种连外交权都丧失了的屈辱条约，也根本不准备履行。可是中越两国别无他法，只把希望寄托在黑旗军上，希望黑旗军能对红河通航发生阻挠作用。越南政府告诉法国说，因为来历不明的黑旗军盘据保胜城（中越边界上红河东岸的重镇老街城）的缘故，红河无法通航。一面不理会法国代理外交，继续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节，法国用武力阻止贡使出发，贡使却提前一天动身，使法国军队扑了一个空。
法国当然不肯罢休，一八八二年，海军司令李威利由西贡率舰队北上，在北圻登陆，攻陷东京（河内），要求越南履行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宗主国中国乞援，中国向法国交涉，两国代表在天津签订《天津草约》，在草约上，法国同意红河以北是中国保护区，中国承认红河以南是法国保护区。但这个草约呈报给两国政府时，立即受到反对，北京认为这样做等于瓜分越南，而且坚信黑旗军是法军的克星；巴黎认为法国必须全部占领越南，不能让中国分一杯羹。
次年（一八八三），中法两国同时宣布草约无效。法国大军即进攻越南首都顺化，越南国防军瓦解，国王阮福升（阮洪任的儿子）投降，跟法国签订《顺化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内政外交，全归法国管理。越南政府高阶层拒绝承认，把阮福升罢黜，另立他的儿子阮福吴当国王，一面派急使到中国求救。清政府的反应十分迅速，立即派遣援越远征军进入越南，在东京（河内）附近的北宁府、山西府、兴化府一带布防。可是等到法军发动攻势，援越远征军和被估计过高的黑旗军，全部溃败。清政府只好再跟法国谈判。
第二年（一八八四），中国代表李鸿章，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李福协定》（或称《天津简明条款》）。
一中国军队从越南撤退。
二中国仍是越南宗主国，但不再过问法国和越南间所订的条约。
三中国不向法国索取赔款。
然而，这草约再度受到两国政府的反对，中国政府认为这样等于出卖越南，法国政府认为中国仍保留宗主国名义，可能引起后患。法国首先突击越南东北边境城市谅山，被中国援越远征军击退，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就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两天内承诺赔偿法国军费八千万法元（法郎）。清政府拒绝，谢满禄逾期得不到回答，即下旗回国。中国皇帝载湉下令各省备战，而法国舰队已开始攻击。清政府的军队腐败如故，停泊在福建福州闽江口的舰队和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尾炮台，被闯进来的法国舰队全部摧毁。法国舰队再攻击台湾，在基隆登陆，占领沪尾（台湾淡水），封锁台湾海峡，切断中国南北海道。
明年（一八八五），法国军队再在台湾海峡中的澎湖群岛登陆。法国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孤拔，就死在澎湖。他的死，中国说是被中国击毙，法国说是害病逝世。但法国的陆军从东京（河内）向北进攻时，在中越边界上的镇南关（友谊关），被一位因这一次战役而成名的中国将军冯子材击败，并乘胜追击，重占谅山，进逼东京（河内）。这对于一向习惯于胜利的法国，是一个人心震动的打击，消息传到巴黎的明日，法国内阁倒台。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法接受调停，签订《越南条约》，承认《李福协定》，但取消中国是越南宗主国的条款，越南从此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虽然被迫放弃越南，但中国已尽了宗主国应尽的力量，没有逃避。
——当时，越南的嘉隆王朝政府，跟中国的清王朝政府，同等的腐败和同等的无知，对外国只一味的闭着眼睛。这时候距鸦片战争已三十年，清政府应该了解通商贸易的本身，并不是一件罪恶，应该鼓励越南接受。不去这样做，却去帮助越南利用乌合之众的黑旗军阻挠红河通航，即令阻挠成功，对于已经土崩瓦解的越南危局，实质上也没有补益。幸而中国乘着谅山的胜利，立即和解，否则法国非常有可能继续占领台湾、澎湖，造成割让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