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江西文科专科分数线:平顶山农中琐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21:37:50
平顶山农业中学琐忆
李玉广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在木垒县东风公社平顶山大队有一所窗户里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学校——平顶山农业中学。一个穷山僻壤的山村农业中学，为什么会在全县、全州，乃至全疆都小有名气呢？个中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1965年，为了适应普及初等教育的需要，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办耕读教育的热潮。一时间耕读小学、耕读中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平顶山农业中学就是在这股热潮中应运而生的一所以半耕半读为基本办学形式的农村初级中学。它也是木垒县开办时间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半耕半读性质最为典型的一所农业中学。
平顶山农业中学成立于1965年，由大队党总支书记潘竟昌任名誉校长，大队中心小学校长周观乐兼任副校长，大队从生产队抽调了一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社员沈殿请任耕读教师，实行工分制计酬，担任班主任和数学课。其余课程则由平顶山大队小学的老师兼任。一开始只有一个班，学生总共也不过十来个人，都是本大队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大队在加工厂临时找了一间会议室当教室，学生就在那里上课。农中的创办为那些因为家庭贫困等各种原因未能考入县中学的农村孩子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上中学的机会，家长和学生自然都很高兴。但是面对这样一所半耕半读的新型办学形式和因陋就简的办学条件，社员们心里也不免有种种疑虑。社会上“教师是半路出家的半瓶子醋教师，学生是考不上县中学的剩巴子学生”，“学校就是读书的地方，搞半耕半读就是不务正业”的指指戳戳也无形之中给办学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在县文教科和大队党总支的全力支持下，平顶山农业中学的牌子硬是顶着来自各方面压力，克服重重困难正儿八经地挂起来了。
临时将就总不是长久之计。为了解决问题校址，大队党总支作出决定，把平顶山大队加工厂位于河坝沿的一块“风水宝地”划给了学校，一次性的解决了农中的校址和生产基地。其中河滩水浇地60多亩，山坡旱作地50多亩，另外还划拨了耕牛、马匹和毛驴等生产必需的役畜。为解决校舍问题，大队动员各生产队投资投劳陆续建起了两栋共十八间教室和学生宿舍，此后又陆陆续续由师生自己动手修建了食堂、库房和圈棚。在基本的教学和生产条件就绪之后，农中即迁入新址正式开班授课。自1966年以来，曾先后由闫焕文、唐学斌、沈殿清负责学校全面工作，1970年教师暑期集训期间正式由县文教科任命沈殿清为校长。由大队选派原十一生产队党支部书记杨多成到农中担任政治指导员并负责管理生产和后勤。
平顶山农中的校址就座落在三眼泉南面一公里处的木垒河东岸。这里正好是木垒河峡谷的出口之处，也是平顶山与照壁山的交汇之地。面朝喷珠泻玉的三眼清泉，背依连绵起伏的青山良田，波涛滚滚的木垒河水常年不息的从脚下喧嚣流过。河滩上一株株白杨树参天而立，翠绿欲滴的一片片白杨树叶在微风中飒飒作响，处处充溢着灵秀之气，做为平顶山大队的育人基地和人才摇篮，这里确实是一个理想不过的地方。
自1965年建校到1986年撤并到东风中学，平顶山农业中学在这块神圣的育人园地上坚持半耕半读达22年之久，累计毕业生达一千多人。在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的同时，也为本地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是1968年秋季开学时从平顶山小学调到农中的。当时学校只有我和沈殿清两位老师，我上语文，
我在平顶山农中工作了三年，而这段时间也正是学校创业最艰难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文革”风暴对教育的冲击依然余波未息，两种教育体制的碰撞依然相当激烈，“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依然阴魂不散。这一切都严重的干扰着学校的秩序，威胁着学校的命运。平顶山农中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始终不渝地坚持半耕半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模式，始终不渝地坚持按部就班的给学生上课。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在“造反有理”“读书无用”的动乱年代，也能排除干扰，在夹缝中求生存，千方百计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做到：课照常上，生产照常搞，勤工俭学活动照常开展。这在当时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时期，在 “停课闹革命”的滚滚潮流正席卷全国的大、中学校的时候，这种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和勇气实属难得。
做为当年曾经在平顶山农中这块“半工半读”的实验田里挥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的“农中人”，作为曾经坚守在这块教育阵地的一名普通教师，我有责任把这段珍藏在记忆深处，今后可能也无法“复制”和“再现”的零片碎章留存下来，以飨后人。
一、“文革”中没有跟风“停课闹革命”的中学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是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在革“文化”的命。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当其冲的是学校，受害最深的是学生，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祸害之一是“耽误了整整一代人”。1966年，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造反有理”、 “读书无用”的思潮泛滥成灾，全国大、中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的时候，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穷山僻壤的一所学校里，却有那么一帮子“不识时务”的“书呆子”，他们执拗地认为；“学校就是要上课，不上课算什么学校；学生就是要读书，不读书算什么学生”，贫下中农的娃娃耽搁不起，我们“不停课也一样闹革命”。他们向大队革委会提出要求，在不影响参加“革命”的同时学生照常上课，学校照常招生。憨厚的山里人虽然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饱受没有文化苦头的那些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却明白一个道理；学校不上课，娃娃们就会像他们一样成为“睁眼瞎”，同样会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在广大社员的强烈要求下，大队也支持学校正常招生上课。有了“贫下中农”这座靠山和大队的“尚方宝剑”，学校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开始招收新生了。
在1965年和1966年先后招收在校就读的两个班的基础上，学校又将因县中学停止招生而积压在小学的67级、68级两届40多名小学毕业生一次性合并招收到校，统一编班上课。先后由刘兴全、唐学斌、沈殿清、李玉广担任初一、初二、初三班主任。由于文革期间各类教材已停止发行，为解决学生没有课本，教师没有教材的困难，学校就动员老师参考老教材结合新形势，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自编教材授课。记得当时的语文课主要由我和唐学斌担任，后来又分配芳草湖农业师范毕业生刘兴全来校工作，也担任语文课教学。授课内容主要是选学毛主席著作中的“老三篇”和“老五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实践论》、《矛盾论》；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革命烈士诗抄》；学习鲁迅的一些小说和杂文，也学习“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的那些适合初中生阅读的文章。作文课则主要是指导学生写学习心得和大批判文章。每个教室的后墙上都有一个“学习园地“或“大批判专栏”，定期刊登学生“斗私批修“的作文。学校也开设了代数课和几何课，由沈殿清、翁德云和由新疆大学68届数学系毕业自愿来农中任教的陈广忠担任。教学内容主要来自传统的老教材。尽管理科教材政治色彩不浓，阶级斗争的烙印不明显，既便如此，在上课时也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不忘突出政治。教师上课时首先要带领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在编应用题时，也要有意识的加进这方面的内容，以便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进行”三忠于“、”四无限“的教育。为体现农业中学半耕半读的办学特色，学校还开设了农业基础知识课和劳动课。体育课由刘兴全兼任，教学内容主要是指导学生做广播体操、打篮球、练习长、短跑等；音乐课主要由李玉广兼任，教学生唱语录歌、革命歌曲、学唱“革命样板戏”选段等就是主要的授课内容。在全国实现“复课闹革命”之后，学校才有了统一编发的教材，除语文、数学外，物理、化学等课程也陆续开设，但是由于连最基本的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都没有，老师们除照本宣科外，也只好在黑板上做实验了。即使这样，学生们也还是学到了不少初中生应当掌握的理化基础知识，为他们今后继续学习深造奠定了一定基础。后来县文教科陆续给学校配发了一些实验仪器，黑板上做实验的情况才有所改变。随着全国正常教育秩序的恢复，平顶山农中的教育教学工作也逐步纳入正轨，学校的教育质量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当然，在“文革”这一举国动乱的非常时期，要想不受干扰的正常上课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和阻力也是相当大的。一方面是部分家长和学生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上学的热情不高，认为“上不上中学都是一样回家劳动，何苦白耽误挣工分的时间”，也有些家长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无力供孩子上学。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几位老师就利用假期和放学后的时间深入生产队挨家挨户“家访”，动员学生到农中上学，对于家庭贫困的学生，学校老师还自掏腰包为学生解决衣物和学习用品。另一方面，也有个别人因受“派性”的影响，千方百计想把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搞乱。他们一面在社员中制造“农中是造反派的黑窝”的舆论，一面又暗中操纵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个别学生“罢课”。更有甚者，有人竟然挑动十几位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半夜三更围着学生宿舍一圈又一圈的狂跑，制造恐怖气氛，企图吓跑学生，以达到其破坏上课的目的。但学校的老师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大队和广大社员的支持下，一如既往地顶着压力坚持上课。事实证明，在恢复高考和中考之后，平顶山农中的不少学生都能顺利考上高中、中专和技校，还有些学生毕业后直接被招工招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毕业后在农村学校担任民办教师的也通过考试全部转为公办教师。说句良心话，这一切都与农中一直坚持上课有直接关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农中毕业生如：首届毕业生丁万荣曾长期担任乡党委书记、县水利局局长；丁华年曾先后任县党办主任、统战部长、县政协副主席，马德存曾任县审计局、财政局局长。其他各届毕业生如：现任新疆财经大学基础学院院长
二、坚持面向农村办学的样板学校。
农业中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为农村培养各类实用型初级专业人才。自开办以来，平顶山农中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学为主，‘农’字当头”的办学方向，根据农村需要举办各种类型的短期培训班。学制一般为3-5个月，也有十天半月一期的。培训对象主要是东风公社范围内各大队生产队社员中的技术人员和生产队干部。自1974年以来，先后举办了赤脚医生班、新法接生班、畜牧兽医班、、植物栽培班、果树整枝嫁接班和政治理论班等数十期，培训各类农村急需的实用型专业人才数百人。专业课教师主要从县医院、种子站、农科站、林业站和其他相关业务部门聘请。同时也注意聘请一些有实践经验的种田能手、林果技术员到校上课。教学中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做到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这一办学形式深受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的欢迎，他们称赞说：这才是咱农民自己的学校。平顶山农中的办学模式也得到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被昌吉州教育局评为自治州“样板学校”。
三、勤工俭学，勤俭办校，自己动手改善办学条件。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平顶山农业中学是自治区勤工俭学先进集体，东疆地区勤工俭学现场会曾在这里召开。来自哈密地区、吐鲁番地区、阿勒泰地区以及昌吉州各县主管教育的领导和学校代表听取了农中校长沈殿清的经验介绍并实地参观了学校的校办农场、粉条厂、养猪场和师生自己动手修建的校舍。区州领导和与会代表对平顶山农中坚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办学方向，组织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勤俭建校，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下面，就是本人当年所亲身经历的勤工俭学活动的片段，也算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吧。
（一）自己动手修建校舍。
平顶山农业中学的校址位于三眼泉南面一公里处，木垒河西岸的一块河台子上。哪里原本是一块堆满石头的空地。自1966年以来，学校师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边坚持上课，一边利用暑假自己动手轮流上山伐木或在校打土坯。材料准备好之后，就开始动手修建校舍。你还别说，学校还真是卧虎藏龙的地方，各类能工巧匠还真是应有尽有。修建校舍时，师生们就各显其能。有的自告奋勇当木匠。做门窗、上檩子、挂椽子、放担子之类的木匠活儿就由他们一力承担。有的一马当先当瓦工。吊线、砌墙、抹墙泥、上房泥一类的泥水活就由这些人全权负责。其他没有一技之长的也都各有分工当起了小工。抱砖拿土坯的、挖土和泥的、搞后勤服务的也都一样忙的不可开交。经过连续几年的艰苦奋斗，五十多间校舍陆续拔地而起，基本解决了学校教室、宿舍、食堂、办公室和其他用房。
（二）多业兴旺的校办农场。
建校初期，平顶山大队就一次性划拨给农中河滩水地近100亩，山旱地200亩。同时还从生产队调配农工6人，后来又搞起了养殖，到七十年代后期，校办农场已有牛20多条，马20多匹，骡子一头，后来又由自治区教育厅奖励55型轮式拖拉机一台。多年来，学校坚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在校办农场的生产基地上种植蔬菜、土豆、小麦、豌豆、菜籽等农作物；同时还利用校办农场的农产品办起了粉条厂、养猪场。校办农场的生产主要由农工负责经营管理。在春种秋收农忙季节，学校也要安排学生参加一定时间的农业劳动。一方面缓解了农忙季节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劳动使学生受到锻炼，树立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培养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师生员工的辛勤劳动，除基本解决了学校的办学经费之外，还逐步实现了师生全部住校；学生吃饭、学费、课本费全免；教师超吃口粮及肉食、清油免费补贴。
（三）进山采药，劳动育人，创收补校。
平顶山农中位于木垒河峡谷的咽喉要地，东傍波涛滚滚直泻而下的木垒河；背依连绵起伏沟壑纵横的崇山峻岭。那里林海茫茫芳草萋萋，是一个巨大的中草药宝库，特别是天山贝母则更是名扬中外，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效益。当地的社员祖祖辈辈就有进山挖贝母搞副业赚钱以补家用的传统，也算是“靠山吃山”吧。
自1966以来，借助地利之便，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师生进山采挖贝母。劳动的收益一部分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一部分用于补贴学生的伙食费、课本费和取暖费用。虽然我离开平顶山农中已经有整整40个年头了，但是，当年带领学生进山采药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贝母是新疆的一大特产，有止咳化痰润肺的功效，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贝母一般生长在草原山地的草丛或灌木丛下，花形似小铜铃倒挂于顶端，花色为红色或淡黄色，有红褐色斑点，绚丽多彩。当地人叫它铃铛花。埋藏于地下的鳞茎是它的药用部分。每年5-6月份，是贝母花期最旺的季节，此时的地下鳞茎也已经成熟，正是采挖的好时候。每逢这个季节，学校就开始着手做进山采药的准备工作了。学生们回家收拾好自己进山所必须的行李衣物和药铲、药袋。学校后勤部门则要准备好干馕、面粉、肉食、清油和蔬菜。除此之外，铁锅之类的灶具和常用的药物等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一般是5月25日左右，由学校师生组成的采药小分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干粮面粉锅灶之类的物品和女学生的行李由专门的的牛队驮运，男生们则像解放军那样背着行李扛着药铲徒步行军。行军途中，同学们一面观赏着沿途的美景，一面高歌前进。大约走上六七十里的崎岖山路，一般在天黑之前就可以赶到宿营地。
宿营地一般选在地势较为平坦，既便于安营扎寨又方便取水的松树林下。到达宿营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窝铺和安锅垒灶。这些活生主要由男同学来做。女学生一般住的是用帆布搭起的帐篷，男同学
进山挖药确实是一件苦差事。每天都要起早贪黑翻山越岭不说，几个中学生结伴在深山老林间穿越，在悬崖峭壁上攀登，谁知道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作为带队的老师，我们的心每天都是提在嗓喉咙眼儿上的。这里，我就顺便说几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吧！
第一个小故事：天明睡在雪窝里。
山里的天气，就像“三岁娃娃的脸——一日三变。出门时还是晴空万里，突然间就会风云突变，下起了瓢泼大雨。下着下着，那如注的雨线就会变成狂轰乱炸的冰雹。说不定什么时候，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又会铺天盖地的从天而降，让你防不胜防。在深山老林里，一天经历四个季节的情况时有发生。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位学生晚上睡在用松树枝搭建的简易窝铺里过夜，累了一天，我们已经是筋疲力尽，倒下头去就进入了沉沉的梦乡。第二天拂晓，一阵惊呼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我们这一窝铺人全被埋在了深深地积雪之中。不知不觉过了一夜“雪花儿当被子松毛子当床”的别具情趣的野营生活。
第二个小故事：夜走哈熊沟。
有一次，我带着杜希臻、丁万武两位同学下山去办给养。三个人赶着两条牛，满满当当驮了两驮子面粉、干馕之类的口粮，天刚亮就从学校出发。到石人子沟时，天就快黑了，进到哈熊沟口时，黑沉沉的夜幕已经笼罩了幽深的山谷，眼前一片漆黑。哈熊沟沟深流急，山路狭窄，崎岖蜿蜒非常难走。不巧这时又突然下起了大雨，山道上更是泥泞难行。突然，走在前面的那条牛不脚下一滑，连牛带物整个儿滚翻在半山坡上，怎么扶也扶不起来，弄得我们三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泥浆，也无济于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把驮子卸了下来。牛算是爬起来了，但卸下来的东西却怎么也搭不上去了。这时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个人也累得精疲力尽了，手里又没有照明工具。在百般无奈中我们三人只好轮流冲着山脑儿大声呼救。就这样吼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们才隐隐约约听到了应答声，不一会儿手电筒的光柱也依稀可见了。这时的我们就别提有多高兴了。三个人一起扯着嗓门向前来接应的同学发出了回应的呼声。就在这一应一答的呼叫声中，赶来接应的的几位同学与我们胜利会师了。大伙儿七手八脚重新把驮子搭好，赶着牛向宿营地走去。这段有惊无险的经历，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
第三个小故事：攀崖遇险。
有一天，我和三个学生一起结伴上山采药。当我们来到一座悬崖下时，其中一位眼尖的学生指着一道石峡说：李老师快来，这道石峡中开满了铃铛花，贝母肯定不少，我们就在这里挖吧。我一看，果不其然，一朵朵或红或黄的铃铛花，在阳光下竞相绽放，好不诱人。于是我们四个人错前错后的鱼贯而行，边挖药边沿着石峡的缝隙向上攀爬。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我们就登上了崖顶。看着各自腰上已经装得满满当当的的药袋，我们都非常高兴。抬头一看，太阳已经西斜，也该收兵回营了。就在这时，我们才惊奇的发现，下山的路怎么也找不到了。在平展展的悬崖顶上放眼四望：头顶，是无际的蓝天、漂浮的白云；远处，是巍峨的群山、茫茫的林海；眼下，壁立的陡峭的百丈悬崖。听着耳边一阵紧似一阵阵的山风，我们的心也越收越紧。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来时的山岬。我们分头行动，几经周折，才在一个灌木丛生的地方发现了一条曲曲折折纵贯而下的石缝，这大约就是来时攀爬的石峡了。我们四个人中有一个有经验的学生自告奋勇在前面探路，其他三人则沿着他的路线，一步一步缓慢地下移。果然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轮换抠着石缝，稳住身体，两只脚则艰难地寻找着可以踩蹬的地方。就这样，你扶着我，我拽着你，艰难地向下一步一步地向悬崖脚下挪动着。真是谢天谢地，在太阳落山之前，我们总算是安全的回到了宿营地。
第四个小故事：制作中草药标本。
何成勇同学，从小跟着爷爷和父亲进山采药、拉柴、放牲口，对山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只要是看到一种花草，他几乎都能叫上名字，特别是那些药草，他甚至还能说出一些基本的药性和功用。我对他的这一特长非常欣赏，经常不耻下问，有意无意的向他请教。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我家几代人都是开中药铺的，从小耳濡目染，对那些放在药柜里的草药也略知一二。但是对那些长在大山里的“活生生”的草药，我却只能是“大眼对小眼”一问三不知了。为了弄清楚我们这座山里究竟有那些药草，我和何成勇商量后决定，趁挖贝母之便收集药草，制作一套标本。也算是一次实习吧。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便与何成勇同学形影不离，一面挖贝母，一面对照《新疆中草药图谱》和《赤脚医生手册》逐一对照着采集标本。凡是我不认识的药草，我都要他给我说道说道。从形态、颜色、性味到功用都要一一弄个明白。在其他同学的协助下，我们一共收集到了100多种草药。什么麻黄、大黄、黄芪、当归、秦艽、独活、木贼、野罂粟等等一应俱全。回校后，我们把它们分们别类的制作成了标本，作为教具陈列在实验室里。这套标本在后来赤脚医生班的教学中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第五个小故事：豹穴历险。
有一年，我和沈殿清老师带着一个班的学生进山采药，记得好像是在哈熊沟一带宿营。一天下午，大多数同学都回到了营地，杜希臻他们几个人还迟迟未归，大伙儿心里都很着急，生怕他们有什么意外。天快傍晚时，他们几个人才急急忙忙的赶了回来，有一个人怀里还好像抱着一个像猫一样的小动物。我和沈老师赶上前去刚想问明缘由，他们三人就迫不及待解释开了。他们说：我们今天遇到豹子了。看到他们怀里的那只小动物，同学们都好奇地一窝蜂似围了上去。原来这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抱回来的是一只雪豹的幼崽。我和沈老师赶忙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惊魂未定气喘吁吁的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天早上，杜希臻、王庆康、丁万武三位同学结伴，准备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挖药。在翻过几架山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幽深狭窄的山沟里，三个人便分头在山坡的石壁脚下或灌木丛周围挖药。突然，其中有一位大声呼叫：快来看呀！这里有一个山洞。其他二位闻讯而至，发现在茂密的灌木丛后面隐藏着一个很大的山洞。这三个“愣头青”也没有多想，就前脚跟后脚地钻了进去。进去后，一股腥臊味儿扑鼻而来，呛得他们连连倒退。这时，隐隐约约从山洞深处传来几声像猫叫一样的声音。正准备退出的三位，好奇地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又向洞里走去。这时才发现，在草窝里躺着一只像猫一样的小东西。这几个毛头小伙子简直是如获至宝，不管三七二十一，抱起来就向洞外跑去。出洞后，他们才有一点后怕，看样子这个小东西很可能是豹子的幼崽，如果不赶快离开，母豹子回来就麻烦大了。三个人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就加快脚步向附近最陡的悬崖上攀登。刚爬到半山坡，就看见准备回家喂奶的母豹子正向山洞走去。他们担心豹子发现后悔追赶上来，于是就急中生智，一人抱着幼豹快速向崖顶攀登，另外两人则一个劲儿地向山下滚石头。就这样边滚石头便撤退，好不容易才脱离了险境。攀到崖顶后，他们看到，惊魂未定的母豹还没敢回洞，正无可奈何的在山沟里徘徊。于是他们也就趁母豹还没有缓过神儿的机会，苍苍惶惶地赶回了营地。
听完他们的讲述，我的第一反映是：要赶快采取措施，防止母豹发现其幼崽失踪后会循着气味前来追踪报复。于是，我压着满肚子的怒气，开始部署防范措施。听说野兽最怕火，我们就在营地周围点起了几堆篝火，又安排几个学生在不远处挖了一个深坑，将小豹子放在坑内，上面用松枝盖好。准备在第二天打发几个学生将幼豹带下山交给大队处置。熟料第二天起来一看，那只可怜的豹崽儿却不幸一命呜呼了。事已至此，我们也只好把它就地掩埋了事。
在我的记忆里，关于平顶山农中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当我如数家珍般的娓娓道来的时候，在我的心里除了对如烟往事的美好回忆外，更多的是对当年那些“农中人”的崇敬。这里既包括那些老师和职工，也包括一届又一届学生。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的坚韧执著，都在我的灵魂深处留下了深深地烙印，成为我终身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当我把记忆中这些零零星星的碎片用文字连缀起来的时候，当年的校园生活就像一幅半耕半读相映成趣的图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留恋、让我陶醉、让我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