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小七生存2:学佛法看人生：人生事业篇

作者：吴存

大德大志 成就大器

孔子和子路有一段关于大德君子的问答。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答：“要修养自己，提高思想境界，保持一种严肃恭敬的心境。”问：“象这样就够了吗? ”答：“修养自己提高了境界，就应当对周围的人尽到责任，使他们安乐。”又问：“象这样就够了吗?”孔子答：“高境界的大德君子还应当使全体百姓得以安身立命，尧舜恐怕还担心做不到呢。”这里孔子讲的是“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通过身心修养达到圣人境界，即“内圣”，高境界的心灵素质是内存于己、外施于人的，还应当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即“外王”。孔子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大学》中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都是“内圣外王”之道。

现代人重视做事，轻视做人，为了成事，片面强调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其实做大事、成“外王”的关键因素是德。有人说，做小事凭知识和才华，做大事则靠品德和修养，也有一定道理。小事往往属于个体行为，做自己分内的工作，知识和才华的作用是明显的；可是大事一般都是团队和群体行为，甚至是千军万马的大规模行动。指挥千军万马的将才、帅才光有知识是不够的，他必须修养有素、品德高尚。德高望重讲的就是大德之士才能人心所向、凝心聚众，人气旺盛、成就大事。诸葛亮是成就大事的世间豪杰，人们往往只注意他才华出众、智慧超群的一面，而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更重要因素是品德非凡，是“内圣外王”的人格素质。诸葛亮鞠躬尽瘁、忠贞不二、知人善任、为人向善、襟怀坦荡、宽宏大度的品格使人赞叹，为众将所服，成为蜀国的肱骨大臣。可是刘备称帝后不久便离世，他给诸葛亮遗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若不才，君可自取。”可是，诸葛亮从不为此动心，一如既往、禅精竭虑、一心辅佐幼主，为羸弱的蜀汉王朝无私奉献。长期的戎马生涯使他积劳成疾，捐躯在五丈原前线，他的高风亮节不仅回报了刘备的知遇之恩，也为后世留下了受人景仰的“内圣外王”的人格楷模。

大德之士方能承担大任。“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成就大事的因素不仅有表面的人格和品德，还有人的更深层德的因素。人的厚德不止是今生今世行善事所形成的，而是生生世世积累的结果，积德行善具有厚德的人被称为大德之士。这样的人由于他自身带的德多，必然在人事活动中有所显现，表现为做事顺利，心想事成。他要学习就会聪明过人，出灵感，有才华；他要工作就会机遇遍地，处处顺利，成绩优秀；他要办事就会人心所向，水到渠成，万事如意。这些都是他内在厚德在发挥作用。事实上，世界上有许多担大任、成大事、很富有的人，他们不一定念许多书，有很大的学问，可是他们的人气非常旺，干什么都顺利，做什么都成功，事业越来越大，成为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人生的一切福分荣耀都来源于自身的德，历史上的名人伟人是神根据他的福德赋予他的荣耀。

古代圣贤不仅修德于内，同时也立志于世。“有志者事竟成”，说的是成就事业须立志，有大志者才能成就大事。宋代名臣范仲淹从小就有志向，一次他问一长者：“我将来能不能做宰相？”答：“不能。”又问：“如不能为相，那能不能当医生呢？”长者反问他：“你怎么又想当医生呢？”答：“因为只有宰相和医生这两种人能救人，能为民造福。”他一直为实现自己志向修养自身，他曾自述：晚上睡前总要想一想一天所做之事与自己的俸禄费用是否相称，如不相称就寝食不安，第二天就要更努力去为民办事以求相称。由于他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想的是为民造福，所以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始终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做官之后仍然保持着从前秀才的俭朴生活，大部分收入用以济贫，他曾用自己俸禄养活过三百多户穷人。

孔子经常与弟子谈立志，一次与颜回、子路一起谈各自志向，子路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他的志向是从物质方面关心和帮助他人，颜回说：“愿无伐善，无施劳”，他的志向主要是从精神方面不给别人带来不悦和麻烦，使人向善。孔子讲自己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是说，他要使普天下的人都安居乐业，安身立命，这是高境界的圣人之志。师徒三人的志向差别反映了他们的境界差别。人作为生命，不仅是物质存在，从本质上讲是精神存在，所以人不仅有物质要求，更有精神需要。人的良心要求人要有道德，多为别人付出奉献；生命的本性是善，要求人要有信仰和境界追求，人们在道德精神领域的需要和追求不同，会使人的境界出现差别。虽然同在一世，但人却有境界高低之别。儒家讲的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小人，就是处在不同境界上的人。境界高的人，站的高，看的远，胸怀广，志向就大。心里装的是普天下所有的人，就会“泛爱众”，普惠天下；心里装的是宇宙众生，就会亲和万物、慈悲众生。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他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文化志向，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将诗文化推向了顶峰。宋代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志向，他以“民胞物予”为核心，提出了“宇宙伦理”，即“伦理宇宙学”。

圣人说：“无论任何人、任何生命，有志有德才可成器，这是一定的。”

孔子和子路有一段关于大德君子的问答。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答：“要修养自己，提高思想境界，保持一种严肃恭敬的心境。”问：“象这样就够了吗? ”答：“修养自己提高了境界，就应当对周围的人尽到责任，使他们安乐。”又问：“象这样就够了吗?”孔子答：“高境界的大德君子还应当使全体百姓得以安身立命，尧舜恐怕还担心做不到呢。”这里孔子讲的是“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通过身心修养达到圣人境界，即“内圣”，高境界的心灵素质是内存于己、外施于人的，还应当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即“外王”。孔子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大学》中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都是“内圣外王”之道。

现代人重视做事，轻视做人，为了成事，片面强调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其实做大事、成“外王”的关键因素是德。有人说，做小事凭知识和才华，做大事则靠品德和修养，也有一定道理。小事往往属于个体行为，做自己分内的工作，知识和才华的作用是明显的；可是大事一般都是团队和群体行为，甚至是千军万马的大规模行动。指挥千军万马的将才、帅才光有知识是不够的，他必须修养有素、品德高尚。德高望重讲的就是大德之士才能人心所向、凝心聚众，人气旺盛、成就大事。诸葛亮是成就大事的世间豪杰，人们往往只注意他才华出众、智慧超群的一面，而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更重要因素是品德非凡，是“内圣外王”的人格素质。诸葛亮鞠躬尽瘁、忠贞不二、知人善任、为人向善、襟怀坦荡、宽宏大度的品格使人赞叹，为众将所服，成为蜀国的肱骨大臣。可是刘备称帝后不久便离世，他给诸葛亮遗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若不才，君可自取。”可是，诸葛亮从不为此动心，一如既往、禅精竭虑、一心辅佐幼主，为羸弱的蜀汉王朝无私奉献。长期的戎马生涯使他积劳成疾，捐躯在五丈原前线，他的高风亮节不仅回报了刘备的知遇之恩，也为后世留下了受人景仰的“内圣外王”的人格楷模。

大德之士方能承担大任。“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成就大事的因素不仅有表面的人格和品德，还有人的更深层德的因素。人的厚德不止是今生今世行善事所形成的，而是生生世世积累的结果，积德行善具有厚德的人被称为大德之士。这样的人由于他自身带的德多，必然在人事活动中有所显现，表现为做事顺利，心想事成。他要学习就会聪明过人，出灵感，有才华；他要工作就会机遇遍地，处处顺利，成绩优秀；他要办事就会人心所向，水到渠成，万事如意。这些都是他内在厚德在发挥作用。事实上，世界上有许多担大任、成大事、很富有的人，他们不一定念许多书，有很大的学问，可是他们的人气非常旺，干什么都顺利，做什么都成功，事业越来越大，成为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人生的一切福分荣耀都来源于自身的德，历史上的名人伟人是神根据他的福德赋予他的荣耀。

古代圣贤不仅修德于内，同时也立志于世。“有志者事竟成”，说的是成就事业须立志，有大志者才能成就大事。宋代名臣范仲淹从小就有志向，一次他问一长者：“我将来能不能做宰相？”答：“不能。”又问：“如不能为相，那能不能当医生呢？”长者反问他：“你怎么又想当医生呢？”答：“因为只有宰相和医生这两种人能救人，能为民造福。”他一直为实现自己志向修养自身，他曾自述：晚上睡前总要想一想一天所做之事与自己的俸禄费用是否相称，如不相称就寝食不安，第二天就要更努力去为民办事以求相称。由于他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想的是为民造福，所以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始终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做官之后仍然保持着从前秀才的俭朴生活，大部分收入用以济贫，他曾用自己俸禄养活过三百多户穷人。

孔子经常与弟子谈立志，一次与颜回、子路一起谈各自志向，子路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他的志向是从物质方面关心和帮助他人，颜回说：“愿无伐善，无施劳”，他的志向主要是从精神方面不给别人带来不悦和麻烦，使人向善。孔子讲自己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是说，他要使普天下的人都安居乐业，安身立命，这是高境界的圣人之志。师徒三人的志向差别反映了他们的境界差别。人作为生命，不仅是物质存在，从本质上讲是精神存在，所以人不仅有物质要求，更有精神需要。人的良心要求人要有道德，多为别人付出奉献；生命的本性是善，要求人要有信仰和境界追求，人们在道德精神领域的需要和追求不同，会使人的境界出现差别。虽然同在一世，但人却有境界高低之别。儒家讲的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小人，就是处在不同境界上的人。境界高的人，站的高，看的远，胸怀广，志向就大。心里装的是普天下所有的人，就会“泛爱众”，普惠天下；心里装的是宇宙众生，就会亲和万物、慈悲众生。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他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文化志向，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将诗文化推向了顶峰。宋代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志向，他以“民胞物予”为核心，提出了“宇宙伦理”，即“伦理宇宙学”。

圣人说：“无论任何人、任何生命，有志有德才可成器，这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