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亲人审题导入:日本论 (5)

    附录：论中国人的日本观 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为中心

黄福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前言

二、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民族性

三、戴季陶对日本的批判

四、日人对《日本论》的评价

 一、前言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渊源极深，不仅日本人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中国人对日本问题亦极重视，两国之间彼此研究，原为互相观摩，互相切磋，以促进两国间之亲近与交流。迨至近代，由于日本侵华政策之暴露，日本人研究中国问题，渐渐变质，目的在于配合其政府方针，作为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的参考资料，而中国人之研究日本，无形中也成为了解日本、作为因应对策的根据。

我们不否认日本人研究中国，远较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积极而热心、细心而彻底。戴季陶在《日本论》的开头，就有这么一段话：“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 思想上的闭关自守 ， 知识上的义和团 了。”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实利主义”及“自大思想”的心理作祟所致 。

自清末以来，有不少中国的朝野人士游历日本，从他们的游记中，发现不少他们对日本的所见所闻，但是大部分都是基于表面与直观式的看法，鲜少作深入的研究。戴季陶的《日本论》是根据日本历史的发展，是从皇权神授思想、武士道精神、明治维新成功的因素及形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作了精辟的分析。尤其他撰写《日本论》的1927年，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日本眼看中国即将统一，几次想用军事挑衅来阻止中国的统一，此时正是田中义一当权时代，戴季陶对田中义一作了严厉的批评。在他批评中亦寓意于唤醒国人的“信仰力”与“自信力”。《日本论》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不朽之作，而且其中论调难免有主观偏颇之处，然而在二次大战前中国人所写的近代日本论之中，似可视为最佳作品之一。如果想了解日本在明治以后的发展，该书是很好的参考数据。

 二、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民族性

 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个性有关系，而某一民族的举动亦被该民族固有的民族性所约束，这是一般人所持的见解。当然中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也解释为这是日本民族所持有的民族性所使然。但是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像西欧各国，用近代民族学、民族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等“学理”的分析或用其理论来解释，而是根据经验或直观的那种“文人”式来解释的民族性论者，占大多数。对日本民族性的这种直观式的看法，大致由下列三件事而来：（1）中国经悠久的历史经验培养出来的对人类的观察与智慧；（2）从中日长久的交流历史及因近邻的接触而获得丰富而具体的知识；（3）面临日本的侵略，必须向日本奋力抵抗 。中国人对于日本民族性的观察，有许多地方是无法用西欧各国所谓近代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的。因为中国人对日本民族性的看法，主要依据体验与直观，又由于论者对于历史上的观点及经验的差异，观察的深浅不同，所以对日本民族性的看法，亦有所不同。例如，有的人只看其表面，有人则很深入；有人表示好感与敬意，有人则表示厌恶及反感；甚至于同是一个人，有时其内心交织着好意与反感，前后矛盾。

关于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日人信浓忧人曾经将刊载于《宇宙风》及《生活周刊》等杂志中，有关中国人的日本游记或提及日本的民族性、风俗、习惯、文化等资料加以搜集，译成《支那人 见 日本人》一书（东京，青年书房，1937.11）。陶亢德亦编有《日本管窥》一书（上海，宇宙风社，1936.12）。上列两书，皆为代表中国“文人式”的对日本民族性看法的典型文献。

廖世承在《游日鸟瞰》中，提到日本的社会比中国安定，人民比较守法，国家所经营的产业、交通及卫生等颇为发达。他认为日本的长处在于他们工作认真，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大部分的日本人都很俭朴，能耐劳，奢侈的习惯不多。胡行之在《印象中的日本》一篇中，也说日本人极为刻苦耐劳，衣食住极为简单。罗牧在《日本人》一文中，说日本人很像“雪中之松”，不辞劳苦，认真、俭朴、神圣而严肃。像上列对日本人的看法，不胜枚举，是为中国人共同的日本民族观。

中国人对日本人的那种俭朴、勤勉的看法，大多依据他们在日本的见闻，或者与日本人的交往中所得到的感想而来。有人认为日本的民族性与武士道及宗教信仰有关，甚至有人从日本的国土、人口、激烈的生存竞争或优美的风景等自然环境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去探索。例如傅仲涛在《日本民族之二三特性》中，是从宗教的爱国心及武士道来观察日本民族。他认为日本人那种认真努力的精神，是出于日本两千年来万世一系的忠君思想所养成的爱国精神，也就是说因一种宗教型的信仰心而来，同时也是受到六百七十五年的幕府武家政治决定性的影响而产生的 。又如把日本喻为“雪中之松”的罗牧，亦认为日本人的严肃认真是来自类似宗教信仰的爱国心。罗牧与傅仲涛的见解，与戴季陶在《日本论》中的见解很相似，他们可能是受到戴季陶的影响。

除上述一般文人以外，如官僚阶层中的右派或左派人士，都很重视日本军国主义中的天皇制度及武士道精神所占的地位，而认为日本人是勤勉的民族 。李凡夫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日本为“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他的日本观虽与戴季陶不同，但是在他所说的勤勉而能干的日本民族的帝国主义的行动中，仍然投射着如戴季陶所说的“皇权神授思想”及武士道精神，这一点，两者的见解是一致的。

傅仲涛及罗牧等人既认为日本人的俭朴及勤勉是由来于武士道及爱国心，自然就会从好的角度去看武士道及爱国心，认为日本的民族性是尚武的、有为的、积极的、刚毅的，并称赞日本人富于进取。像这种认定日本人为勤勉俭朴、进取、刚毅、积极的见解，是为广大中国人之间的日本民族性观。相反的，如果从坏的角度去观察武士道及爱国心，则残忍、杀伐、性急、小器 ，或偏狭而自尊、傲慢、夸大的性格 ，为日本民族性的缺点，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清。自1928年发生济南事件（五三惨案）以后，由于日本的军事侵略及对中国人的种种残暴、虐杀的行为，使日本坏的一面，深深铭刻在广大中国民众的内心中。中国人对于日本民族的那种野蛮、残忍、易怒、自大傲慢的举动所发生的强烈愤怒的情绪，再经过抗日战争惨痛的受害，更加深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坏印象。看到佩带军刀的日本人，会使中国人想起过去倭寇那种剽悍狡猾的姿态。

廖世承曾含蓄地说日本人过于严肃，缺少感情的陶冶及自由发展的精神 。罗牧也说他们好胜，患得患失的观念很深，器量小而偏激 。林语堂认为日本人的行动及国家生活，其本质与缺乏幽默感的德国人一样，不灵活，很迟钝，无趣而论理性，绝望而官僚性 。郭沫若也评日本人为器量最小而短见的民族，事前往往低估他人，而且容易轻举妄动，一旦事实到来时，也只能认识局部现象，看不到全体，事后又健忘，容易再踏覆辙 。孙中山先生也曾警告日本的政治家及军人，认为他们的眼光像豆子一般小。

以上中国人对日本民族性的看法，大致上都是基于直觉以及长期受日本压迫残害的经验而来。但是其中亦有从历史变化的角度上去观察日本民族的，因为中国自先秦以来，经过很长的历史过程，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中国人若从时代的变化及民族的动向去探索，较能掌握历史及观察民族。中国人无论在时间上或是在空间上，都比日本人能从较大的尺度上来观察历史及判断事物，所以对日本人那种性急以及器量狭小的民族性，都非常敏感。

中国人又认为日本人很富于模仿他国文化的能力，而自己却缺乏创造性，因此日本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谢晋青在《日本民族性研究》一书中说古代的日本，一切典章文物，无不模仿中国。明治维新以后，一切科学知识以及陆海军的制度、铁路、轮船、邮政、学校、医院、公司、银行等皆来自西洋，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期间，日本学习西洋，有今日的成就，可见日本民族模仿的能力实在惊人。然而由于日本没有固有的文化，因此对于学习任何民族的东西，绝不犹豫，而当他们接触某一民族的文化，尚未加以融合并创造新的东西时，又去吸收新的外来文化，所以他认为日本民族在世界文化创造史上，并没有任何地位 。

上述的见解，不仅是谢晋青如此，相信这是中国人共同的见解。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仿效中国，维新以后学习西洋，中国人的这种日本观，是由一种内含于心底中的传统的自负心所使然的，因为中国在先秦及唐宋时期曾创造辉煌的文化之故。

日本民族虽然善于模仿而且日本文化缺乏创造性，但是他们的模仿不是一味的模仿，而是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能将别人的长处加以消化，变成血与肉，借此发挥自己的本领 。日本人就像健壮而朴素的乡下青年，能够热切地接受都市的一切与外来文化，但是却不会因此而丧失自己固有的传统。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善加保存传统，甚至将传统发扬光大 。有一些人认为日本在艺术或生活方面，则有其独特的文化，如周作人从文化的观点上认为他很喜欢日本的《源氏物语》、和歌、俳句、浮世绘，清洁、洒脱、休闲的日常生活 。林语堂也认为日本人是中国很有希望的学生，在艺术的感觉、诗的感情上，凌驾于中国，他们能够理解单纯的东西，小形的东西及轻巧的东西 。

一些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所表现于和歌或俳句、日本料理、插花的情趣，及对于纤细而清洁淡白的美的感觉，与日本清澈的河川、秀丽的山峦及四面环海的岛国等自然条件有关 。蒋方震也谈到日本的自然环境是促成日本民族悲剧的性格的因素。中国人所写的文章中，提到欣赏日本那种风光明媚的自然环境及称赞温柔体贴而不辞辛劳的日本女性者很多。但是相反地，这种自然环境，却为导致日本民族性急、器度狭窄、敏感、神经质的性格 。这是生长在拥有广大土地的中国人与国土狭窄的日本人的对比下，自然产生的感想。

其他也有不用自然条件及其风土来探索日本的民族性，而是用社会构造及社会阶级来讨论的，如谢晋青的《日本民族性研究》就是一例。他认为在日本的社会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封建的阶级制，养成了日本民族的奴隶性及服从性，并产生嫉妒、阴险、内部互相排斥互相怨恨的派阀性及煽动众人反叛的斗争性，又由于土地狭窄，人口不断增加，促成他们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是继承丰臣秀吉以来的历史的遗风，而其侵略的目标，是指向中国的，这是引起中国人严厉批评的地方。

 三、戴季陶对日本的批判

 戴季陶于1890年（光绪廿三年）生于四川，1902年曾在成都进入留日预备学校，1905年留学日本，进入日本大学法科，据称其长兄为了戴季陶赴日留学，卖掉三十亩土地，得七百两银子，充当其学费。留学日本期间取名戴良弼，1909年，在毕业前夕，因学费不继乃提前返国。至1948年去世为止，曾任上海日报及天铎报记者，亦曾创办民权报，协办建设杂志。他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宣传部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长、中山大学校长、考试院长等职。

戴季陶的日本观，就像他在三民主义的解释中所说的一样，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的。但是他与孙中山先生所不同的地方是，孙先生对日本始终抱着好感及寄予期望，而戴季陶的文章，其出发点多出自批评与抗议，这是因为戴季陶是活跃于民国时代，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已经明显地暴露之故。戴季陶于1911年在上海创办民权报，1912年，他将其论说辑成《戴天仇文集》，在文集中，对日本即作了如下严厉的批评：

 日本者东方之德意志也，其国力既足以自保而有余，而以人口增殖、地方限制之故，绝不能不为对外之扩张也。琉球并吞矣，台湾占领矣，高丽亦亡矣，则其势之所趋，必进而侵略中国内部，亦势之使然也。

 他又说日本对朝鲜“夺其地，亦已甚矣，而更以种种手段，虐其人民，物极必反，吾殊为日人忧也”，他认为“南满一带，步朝鲜之后也，瞬息间事耳” ，所以他预料将来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大冲突，不能避免。他肯定地说：“日人之极力以从事大陆之侵略者，非日人之幸也，非中国之忧也，是日本帝国衰微之待兆也。” 戴季陶断言，中国必能恢复独立，而朝鲜及台湾亦必能继其后。戴季陶的日本观的出发点，一方面固然继承着孙中山先生的对日批评态度，一方面却代表了比孙先生更年轻一辈人士的那种愤怒的心声。他的愤怒主要是针对“彼三岛之无智文盲，近眼政客辈” 而发，充分显示他极端轻视日本的这些政客。戴季陶似乎极为愤恨日本在中国革命之际，一方面同情革命军，另一方面则协助清朝压制革命军的这种欲坐收渔人之利的态度 。

对日本满腹愤恨的戴季陶，曾随从孙中山先生几次前往日本，并会晤桂太郎、犬养毅等知名之士，加深了他对日本的认识。他将对日本的认识于1917年《民国日报》及1917年的《建设杂志》上分别以《我的日本观》及《日本观察》为题，发表其观感。为了充实论文内容，乃继续搜集资料，并从历史的角度上加以分析，尤其他将《我的日本观》加以补充，而撰写完成的是大家所瞩目的《日本论》。该书于1927年撰写完成，次年春天出版。

戴季陶在《指日本政治方针之误》中所说的中日间的大冲突的第一步，终于在1928年发生，这就是济南事件，真是不幸而言中。他在《日本论》中，对于不可避免的日本的大陆政策及帝国衰微的待兆，在极端愤怒之中，作了很深入的分析，并带着幻灭感来描绘日本的大陆政策。他回顾了日本历史，并检讨日本的明治维新，他将孙中山先生对日本，尤其是对明治维新的期望及挚爱，以历史的观点，作了精辟的分析与探讨。

孙中山先生评明治维新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而戴季陶依然继承孙先生的这个评价，认为以东方全体来看，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 。

孙先生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其基本因素在于日本人具有朝气、冒险精神、民族主义，志士仁人有舍身救国的爱国精神，而戴季陶则对日本人民的信仰心或信仰力、自信心、向上心、武士道等日本固有的民族精神，详细加以探讨。他说：“我对于日本维新成功的历史，认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于两点：一是有时代的切实要求，一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这两个原因，又通同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 戴季陶认为日本自“丰臣秀吉以来，直至条约改正，这三百年间的努力，民族主义的确在无形中成了一个指导原则” ，因此在维新以后才很成功地建立了近代国家。孙中山先生主张在三民主义革命之际，最重要的莫过于实践民族主义，以达成中国的自主与独立，因为戴季陶继承了这个主张，所以才认为日本民族在其历史过程中，民族主义在无形中成为指导原则，此为促成维新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当然发挥民族主义，必须要具备有时代的切实要求，所以他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决不是从外面输入出去的。” 所以戴季陶认为日本是因为从历史上就培养了民族统一的能力，并且深切地了解民族主义，而以自己的能力完成了维新。戴季陶时常用“自信力”、“自信心”、“向上心”或“人民共同的信仰”等来称赞日本民族卓越的能力 。他说日本国民是对信仰最热忱最真实的国民，他们的信仰生活是促成个人及社会进步团结的最大原动力。

他认为日本人的信仰生活，比中国人要纯洁，而且他们的信仰生活是积极的，不打算的。他们的牺牲精神，确是由这一种信仰生活的训练而来 。他又说他们的特质表现于下面两点上：一点是战斗的精神，超生死的力量，这是好战国民战斗生活的结晶，是由武家时代的习性而产生的。另一点是优美闲静的意态，精巧细致的形体，这是温带岛国之美丽的山川风景的表现，是由公家时代的遗音而产生的 。日本在气度上虽然缺乏伟大与崇高，尤其缺乏伟大，但是他们那种纯洁的、积极的、牺牲的、斗争而热烈的信仰力及优美、精致的爱美精神，产生了日本民族的信仰心与自信心，促成了明治维新的成功。

日本民族对“万世一系”感到很自负，他们所说的“神选民族”，实际上是由来于“皇权神授思想” 。至于佛教思想及儒家思想对奠定日本民族信仰心的问题，他曾引述德川时代的古学派或阳明学派等学说，尽情地加以评论，他似乎从武士道中发现了日本民族信仰心的精髓，并认为“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 。

戴季陶认为日本的武士道最初是由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主义发展而来的 。日本的武士道是“轻生死”、“重然诺”、“尚意气”的，是纯洁而牺牲、积极而尚武的，而且又极具艺术的 。因为日本具有这种武士道的精神，所以才产生了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的气魄，也因此产生了维新以后的自由民权运动，所以他把日本今日兴隆的基础，都归结于这种武士道上 。

日本在维新以后，虽然在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然而“町人根性”却取代了武士道而支配着日本。这是因为精打细算及卑劣阴险而具有“町人根性”的御用商人与维新以后踌躇满志的武士阶级的官僚、军阀勾结，是日本迈向资本主义的途径。戴季陶说：“军阀和官僚是武士阶级的直系，资本家和工商业的支配者是武士与町人的混合体，政党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掮客。”所以他认为现代日本上流阶级及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而已 。戴季陶对当时日本支配阶级的“町人根性”似乎投以轻视与愤怒。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列举了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着武士道的外套的典型人物 当时的首相田中义一，加以严厉批评，并将田中义一所代表的日本大陆政策，作了详尽的分析。但是他对于因田中义一的抬头而丧失了的武士道的那种爱惜之情，依然可以从他敬仰桂太郎及日本海军将领秋山真之的心情中表露出来。戴季陶曾说桂太郎与孙中山先生持有共同的见识。戴季陶对于日本武士道的爱惜之情愈切，则指责田中义一的“町人根性”愈为强烈。

他评田中义一为“日本长洲军阀的嫡孙，是山县有朋的家督相续人” ，他是日本军部的直系，与资本家及商人勾结，以操纵日本。但是“他只是在日本传统思想、传统政策、传统势力下面，运用他的聪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干着，干的什么，是没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方法、一定把握的。他只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权，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没有的” 。他说田中看到日本的社会倾向变了，革命的风潮起来了，所以他很怕日本的藩阀失去政权，怕日本的神权失去信仰，怕日本的帝国失去生命，然而明天怎么样他不明白，明天应该怎么样他没有一点打算，只是敷衍现在而已。田中又看到中国的民众已经觉醒，中国的革命势力已经扩大，乃遵循日本传统的政策，一心一意想左右中国的政治以确保日本的地位 。戴季陶对于这位眼光如豆的政客，头脑如化石的田中义一，带着侮蔑的态度加以批评。这个批评，不仅针对田中义一或当时的日本军人，也是对当时日本全体政治家的批评，甚至也是对现在日本政治家的严厉弹劾。

戴季陶对于田中义一所遵循的日本对中国的传统政策，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说：“本来日本人的对华观念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方针，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大体都差不多。维持在满洲的特权，和在直鲁及三特区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维持日本在中国的最后发言权支配权，尤其是经济的支配权，这几种根本政策，现在政治上的人物，谁也没有两样。当然外务省系的人和参谋本部系的人，决没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因为对于世界关系的认识两样，所取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就有很大的不同。” 由此可知，日本外务省与军部之间，所持的态度及手段，有很大的不同，看起来像是双重外交，但那只是表面，事实上，扩大其在中国的特殊权益，想支配中国的根本政策，两者是相同的，不仅外务省与军部如此，所有的日本人都是一样。这种见解，不仅戴季陶如此，也是当时甚至日后的中国人共同所持的见解。

日本虽然具有外务省与军部的双重外交，实际上，推动根本政策者为军部。戴季陶认为日本自日俄战争以后，已经转变为彻上彻下的军国主义，因此日本的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皆以国防计划为基本；外交成为军事交际，财政成为军需，教育成为军事训育 。戴季陶进而将堕落于“町人根性”并且操纵日本的军阀的真面目，加以剖析，并将日本军部的对华政策，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说日本的对华政策，不仅军部与外务省之间形成对立，连军部之内也分裂为“北进论”与“南进论”。前者由陆军军人所倡导，称为“大陆进取政策”，后者由海军军人所主张，称为“海洋进取政策” 。虽然如此，无论是海军或陆军，对于不希望中国统一，尤其不希望中国统一于革命 ，而对中国采取分裂政策，两者的见解是一致的。戴季陶对日本军部所采取的分裂中国的政策评称：“陆海军系的人，尤其是陆军系的人，他们对于中国一切的方针，向来是抱定一个进取的国防计划，所谓 蝎形政策 ，一切方法都从这里面打算出来。”

所谓“蝎形政策”，就是如同蝎子用两个螯和一个尾巴来对付对方一样。日本军部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已经占据了蝎尾的台湾，想以此窥伺华中、华南到东南亚。日俄战争以后，获得旅顺、大连，把辽东半岛成为它的蝎螯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取得青岛，将山东半岛成为另一蝎螯。日本使用这两螯控制渤海湾，由满蒙而华北，次第完成其“蝎形政策”的计划 。日本采用蝎一样的剧毒及使人憎恨的姿态，北方自陆地，以北进论的两螯，南方则自海上，以南进论的一个尾巴来袭击中国。这就是日本军部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的实际情况。

戴季陶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陆政策的性格，早已在“征服四周的民族”及“支配世界”的那种古代的神权思想中萌芽，只是日本军部加以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而已。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从国家主义转而为军国主义，而在转为帝国主义以前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中，就已经具有这种性格。他说：“他的民族主义开始的时期，已经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胎种。我们试读山鹿素行所著的《神皇正统论》《中朝事实》，德川光国所编的《大日本史》，赖山阳所著的《日本政记》，我们已经很感觉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仅在统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围的民族，建设大帝国。”

当然日本在民族主义的阶段中，他们具有像武士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民族统一的纯洁的信心，也因为如此，日本的维新才能成功，才能建立强盛的国家。但是日本自从转变为军国主义及帝国主义以后，尤其是大地震后的日本，已经丧失了这种纯洁的精神，暴露了自古以来所持的征服世界的野心，变成像田中义一那种“町人根性”般的军部，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导致中国与日本陷入不可避免的大冲突之境界。孙中山先生曾经希望田中义一抛弃日本的传统政策，而且还希望他改正一切错误的认识，因为其他的日本人，没有比田中的地位关系中国更大的。但是戴季陶却与孙中山先生所持的态度不一样。他认为这个希望绝对没有效果，因为他把田中义一的脑筋喻为化石。他说一切动植物，都可以变成化石，而化石决不能再变成动植物 。事实上，约与戴季陶撰写《日本论》同时，一向受到戴季陶批评与轻视的田中义一，于1927年6月召开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决定了侵略中国的强硬政策。次年发动济南事件，接着发生九?一八、七七事变，中日间的大冲突渐次扩大，终至不可收拾。戴季陶对田中义一的化石头脑的评语，真是不幸而言中。

 四、日人对《日本论》的评价

 《日本论》出版以后，日本人曾将它译成日文。因为当时日本政府正热衷于实行大陆政策，该书似乎没有引起太多人士的注意，但是战后，由于日本不少学者检讨中日之间过去所发生的不幸关系，因此该书的价值重新得到评估。其中虽然有人不甚赞同戴季陶的看法，一般而论，对《日本论》的精辟分析，都表示敬佩。我们不否认《日本论》不是一部唯一从涵盖历史的政治观点来写的，而且其中有许多疏漏及偏颇之处，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战前中国人所写的有关日本问题的著作之中，《日本论》应为最佳作品。如果想知道日本在明治以后的发展，该书实为很好的参考资料 。

日本民族的信仰力、信仰心等为戴季陶所推崇。他虽然严厉批评日本的文化及政治，但并不抹杀日本的优点，目的在于借此勉励中国人能取其优点，运用在新中国的建设上。他很赞美日本人的尚武风气及武士道的精神，尤其对武士有很高的评价，然而却很看不起“町人”资本家。他所以对武士道深表关切，也许是他所交往的日本人士之中，大部分都是崇尚武士精神的人士之故 。

日本人对于戴季陶观察日本民族深入的程度甚为佩服，他尤其对日本人的心理及感情，作了很仔细的分析。就以他对日本语的评论为例，他说日本男性向对方使用最敬语的时候，也处处很留意地保持着人格的威严，而他对于柔顺的女性的用语，也能够精巧地理解，相信近代的日本人之中，已经有很多人丧失了这种语感。由此可知戴季陶与日本人之间，有很深的心理交流的经验。在《日本论》中，他对于日本人的恋爱感情的纯洁性，也描述得很生动。他与日本人士的交际可能很广，例如他与山田纯三郎、萱野长知及头山满等都有深交，他所以能将日本女性及男性作深入的了解，这是不足为奇的。他的理解日本，与仅仅在日本旅行的外国人或志在读书的留学生对日本的社交及了解，是迥然不同的 。

戴季陶对自杀一向采取卑视的态度，所以他说：“在精神生活上，最矛盾最纷乱而不能统驭的心理，无过于自杀。”他把日本人的自杀行为认为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在自杀者的心理状态上，舍得有一种积极的意义。他又提出日本人两种自杀的方式，那就是切腹与情死，尤其对后者颇为赞美。他认为情死的男女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有相对的二人间的绝对的恋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为了这个世界，能够舍去一切世界 热烈的性爱和优美的同情，这两重性的超性的生存意识，是引着他们走向死路去的动因。在中国的北地胭脂上，已经没有这种激越的性行供我们追怀，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见这种深刻的人生意义。在自杀这种死的事实上，看得出很丰富的生意来，是日本民族一种信仰真实性的表现” 。有人怀疑一向把自杀认为是一件顶懦弱顶愚蠢的行为的戴季陶，竟然也赞美了因特殊因缘而殉身的自杀，似有矛盾之处，但是对戴季陶所说“男女的关系，是人类生命的总关键，他在生的意义上，只有和杀的意义集中的战争，可以相提并论” 这句话所涵盖的思想与感情，则表示同感。

明治维新为日本近代化的一大关键，中国自光绪以后主张改革者，对明治维新皆有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康梁的维新变法，莫不以日本维新为蓝本。戴季陶亦极推崇明治维新，然而他没有忽略日本在德川时代所奠定的基础。他认为“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代），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以来，遂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 社会的阶级，也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西历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在明治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 日人对以上的分析，不仅认为很中肯，而且对于戴季陶所称“一部明治维新史，如果只把表面的事实，作为研究的材料，或者只注意他最近几十年的事实，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是不对的” 这句话，认为是对昭和初年以来日本唯物史观派的历史观的最大挑战 。

日本的学者之中，早就有人提出这个看法，例如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教师的斋藤斐章在其《日本国民》一书中即称德川时代不仅完成了旧的日本（即受中国影响的日本），也奠定了新日本的基础，所以德川时代无异为明治文明的准备时代 。我们很难肯定戴季陶的看法是否受到斋藤的影响，至少他推崇德川时代替明治维新铺好基础，这一点日本学者也表示同感。

《日本论》虽然以分析近代日本历史的演变过程为主，但是戴季陶每提到某一种问题，常寓意于勉励国人努力向上，不可堕落。就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而言，戴在《日本论》中，仅摘录了丰臣秀吉致朝鲜国王的国书内容，而对丰臣秀吉这份如同帝国主义的国书未加以抨击，这是因为他有自己一套的历史哲学。他主张全世界人类的文化大同，为达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有其历史的道德观。他说：“在国家生活的当中，常常是用武力为推进的动力 如果是文明的民族战胜了，文化的推行，自然特别顺当而且迅速，然而历史上的事实不是如此。山蛮海寇侵夺文明民族的生活本据 使文化的进展，一退几百千年，这样的事实，历史上不知多少。所以文明民族如果忘记了奋斗，忘记了武力是文化推进的原动力，这就是文明的堕落。 自然 所要的，只是人类的努力，人类的生存。 自然 是大公无私的，它不单是不私于野蛮，它也不私于文明。它只要惩罚堕落，惩罚文明的浪费者，惩罚懒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 这是戴季陶的思想核心，他从历史哲学的观点上认为明朝这个时期的中国，陷于堕落，并且他似乎也承认以武力来实施王政的丰臣秀吉的措施 。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很大篇幅批评田中义一的大陆政策，他撰写《日本论》的最大目的可能在此。日本学者对戴季陶所批评的大陆政策，从很多角度作了检讨。例如戴季陶批评田中义一的大陆膨胀政策时称：“想起他过去一切有害无益的活动，实在不能不为中国、为日本、为东方一切民族叹气。” 日人却认为田中的政策，不是靠田中一个人的头脑想出来的，这种政策，有其很深的根源。早在明治十年代，福泽谕吉在攻略东洋的论说中就说到“我们是日本人，我们不仅要炫耀国威，而且要仿效英国控制中南半岛的土人的方法，甚至要逼英国人陷于窘境，由日本一手掌握东洋的大权”，福泽在《脱亚论》中又说：“我国不必等待邻邦开明以后再共同振兴亚洲，我们宁愿脱离这个行列，而且与西洋的文明国家共进退。我们对待中国与朝鲜，不必因为两国为我们的邻邦而特地向他们打招呼，我们应该学习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去处理他们。跟恶友亲近，依然脱离不了沾上恶名声，我们应该与亚洲的恶友隔离。” 以上所述不仅是福泽一个人的想法，是为风靡当时的时代精神，而且这种精神，经过明治、大正、昭和三代，一直支配着日本国民，换言之，是为日本的基本态度。就以这一点而论，如将福泽的节操与戴季陶比较，则前者实为低俗丑陋，如说戴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则福泽应视为一位民族利己主义者。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实际上就没有所谓应丧失的民族主义，如果说有，也只是不值一提的民族利己主义而已。日本学者承认日本并不是没有优秀的中国通，如橘朴就是其中之一。橘朴的确抱有东洋的理想，他的理想与戴季陶的期待互相吻合，但是他的理想，最后也落空，这是因为整个日本尚不能摆脱民族利己主义之故 。

戴季陶似乎将日本的对华策略分成两个阶段。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他的两个阶段的理论互相矛盾，但有一些学者却认为并不尽然。因为戴季陶认为日本到甲午及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民族在作某一种奋斗，换言之，这个时期日本的战争对象是堕落的文明国；而大正时期（即民国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压迫，是对从堕落中站起来正进行革命的中国加以军事干涉，前者似可容忍，后者则不能宽恕，所以戴的理论并无矛盾之处。戴季陶无论从常识上、伦理上或者他个人的历史哲学上，都认为田中义一的大陆政策，是不智之举，但是他在《日本论》中，在严厉指责日本之余，也涵盖着对中国民族的现状作同样严厉的自我检讨 ，这一点是日本学者最为敬佩的地方。

《日本论》的重点在于批评田中义一，并称田中为“失败的非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卓见，但是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他对田中的了解不够彻底，戴对大正时期的日本政治史虽然颇为了解，然而他对田中组阁以后的问题及出任政友会总裁以后的知识，似乎尚嫌不足，由他在《日本论》中对田中的描述，可知他是以大正时期所接触的田中为主，其在这方面的知识构成，也仅以该范畴为主 。

戴季陶很重视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他所接触的日本人大部分可能是军人或者是士族出身的浪人，因此他常透过人际关系以观察历史的心情来研究日本，又由于他看到这些武士的后裔推动大陆政策，所以他探索武士的宗谱，不遗余力。他从山鹿素行所著《中朝事实》中发现了用神权思想武装起来的武士，因此很能够抓住明治维新时期及以后的时期中，日本人扩张领土的性格。

然而戴季陶对于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有时候说是由于武士，有时候又说是归功于历史所培养出来的民族的整个力量，这一点论述使人有矛盾之感。其实戴季陶一再强调明治维新后的历史，早被数百年以前的历史所决定。他说：“倘若那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做运动，决计不会成功。” 由上面的解释，可知武士一方面肩荷了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的责任，一方面也是民众努力奋斗的统率者，由此观之，并无矛盾之处 。

日本人对戴季陶在《日本论》所叙述的日本政治家如西乡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桂太郎、秋山真之、田中义一等的评语，不甚赞同，认为戴对他们的评价，使人怀疑。戴似乎很赞赏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失败后对日本所发生的功能。他说：“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统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业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民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了目的。” 林房雄认为戴季陶的这一段话，是奉献给西乡隆盛的最好的吊词，连所谓被侵略对象的中国人都赞美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当然林房雄想借此辩驳日本不是侵略东亚，更不是“亚洲的罪人”，所以不必纠弹自己 。

其实戴季陶之所以论西乡隆盛，本意是要说明明治维新的精神在于日本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独立。换言之，在“内治”与“攘外”的优先级中，选择前者而达到民族统一，并不是歌颂西乡的征韩论，这从戴的下列一段话中可以证明。他说：“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闯下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

戴季陶似乎也很敬佩桂太郎，其实桂太郎这位军人政治家在日本近代史上，是属于风评不佳的人物，而他竟敬佩他，使不少日本学者感到意外。盖戴季陶曾几次随从孙中山先生前往日本，担任秘书及翻译工作，对印象好的桂太郎，就形容为高识远见有能力有魄力的政治家，对印象不好的田中义一，就批评为反动潮流中“失败的非英雄”。戴所以崇敬桂太郎，是因为桂太郎曾表示要中国、德国、奥地利、土耳其、日本联盟起来，以解决印度问题，并抗衡美澳的排黄运动。但是戴季陶却没有想到他撰写《日本论》的时期，与桂太郎当时的想法，在时间上有一段差距。这期间的国际情势有很大的变化，就以1927年的中国而言，经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已经被日本侵夺，但是桂太郎发言的时期，德国的权益依然存在，戴的这一点看法，似嫌不周。其实，桂太郎和田中义一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是长州军阀中的一丘之貉 。一些日本学者一再强调戴季陶是一位政治的实践者，他对于桂太郎的论述，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录，其中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的意识存在，如冷静地加以检讨，戴对于事实不仅有认识错误之处，也有偏见之处 。

使人百思莫解的是戴季陶在《日本论》中，对于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时表示同情的桂太郎、秋山真之等已故人士，虽有详细的介绍，然而对于作者在执笔时仍然健在而且曾支助孙先生革命的犬养毅、头山满、山田纯三郎、萱野长知等，不仅没有叙述他们的事迹，连他们的名字都只字不提，实耐人寻味。

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的看法是，当戴季陶执笔撰写《日本论》时，正是中国的排日风气最为激烈的时候，此时在作者的心目中，最为关切的日本人应该是山田纯三郎、萱野长知、头山满、犬养毅等人。例如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安奉大典时，中国特地邀请孙先生的革命之友及支助者头山满及犬养毅前来参加。戴季陶及胡汉民亲自前往南京车站迎接，对于他们的招待非常殷勤。戴、胡等不仅以恩人之礼对待他们，并认为他们是将来中日外交上的重要人物，把一切期待及信赖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中国当局也深知犬养毅是日本政党中的重镇，而头山满则为颇具势力的在野浪人。

无论是孙中山先生或者是戴季陶，对于他们在日本所具有的影响力，都寄予莫大的期望与信赖。但是当时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排日风潮弥漫全国，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戴季陶的身份只是一位学者或新闻记者，也许可以将信赖或赞美犬养毅的心意公开地表达出来，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政治的实践者，实有不便表达之处。其实戴季陶或国民党当局与头山满等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联系。戴季陶固然感到中日间的交涉非常辣手，然而暗中依然希望他们能助一臂之力。因此他对印象最深刻的日本人如山田纯三郎、萱野长知，只字不提，对于堪称最亲密的党友的头山满、犬养毅，也未加评论，身为政治实践者的他，当然有他内心的想法 。

除此而外，可能另有原因。他曾说：“除了孙中山先生和真实是他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势力而外，在中国一切政治的势力，都是受东京的支配，听东京的指挥的。” 他对过去中国革命的失去自主性并受东京指挥一事，大加痛斥。但是当他论及往昔在东京进行革命运动时，也只提到孙中山先生以外各派的情形而没有论及援助革命的日本人。其原因可能是孙中山先生固然曾经得到头山满、犬养毅等人的援助，但是孙先生决不会甘心受外人指挥，他所以避而不谈，可能是为了避免有人也把孙先生列入受外人指挥之流之故 。

 五、结论

 《日本论》是戴季陶在中日之间的冲突发展到尖锐化的1928年所发生的济南事件的前夕撰写的，相信作者在执笔时的心情是相当复杂而沉重的。戴季陶也像孙中山先生一样，对日本的期待甚为殷切，而且对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中所表现的那种日本民族的信念及精神，极表敬佩。但是对于已经军国主义化的日本神权思想及具侵略性的日本大陆政策的野心，在极端愤怒中，严加痛斥。他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批评，成为日后中国民族抗拒日本的重要典据，对整个中国人的日本观，带来莫大的影响。

济南事件发生以后，国人分析日本大陆政策的根源，其方法及观点也许与戴季陶不同，但或多或少都受到戴季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