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阿Q正传》插图（资料图）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原标题为“辛亥百年，重识阿Q”。《同舟共进》授权发布，请未获得授权的媒体直接与同舟共进杂志社联系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又是鲁迅诞生130周年，同时还有《阿Q正传》问世和中共建党90周年。这样一些互相关联的历史事件碰到了一起，当然会激起人们的联想和深思，想到一些很有意味的话题。

　　这里，我要说的是《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因为多年来有一种颇为权威的说法，说《阿Q正传》就是写辛亥革命的失败的。真是这样吗？这个问题既涉及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评价，也涉及对鲁迅及其思想的认识，同时也关系到当下中国的历史定位和未来走向问题，很值得探讨。

　　【鲁迅否定辛亥革命了吗】

　　这要从鲁迅本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说起。事情本来是清楚的，已有的传记和史料都已证明：鲁迅就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而且终其一生没有否定过那场革命，一直充分肯定那场革命所追求的目标和当时的精神。

　　早在留日时期的1908年，鲁迅就加入了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成为章太炎、蔡元培、秋瑾、徐锡麟、邹容、陶成章等人的同志和战友。同一时期，鲁迅还结识了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一位支持并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孙中山的好友，也是唯一加入同盟会的外籍人士）。从鲁迅与他的交好可以看出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之深。另外，还有一个方面被人忽略了，就是鲁迅在东京时期撰写的那些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都写于1907至1908年间，那正是戊戌变法失败，酝酿辛亥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口。当时，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正在进行激烈的论战。身为章门弟子和孙中山追随者的鲁迅，从思想文化角度介入这场论战，指出改良派观点的浅陋荒谬，并把问题追溯到本源，提出“立人”的主张。从这里可以看出辛亥与“五四”一脉相承的关系——陈独秀《敬告青年》提出的第一条“自立的而非奴隶的”，不就是“立人”吗？还应补充的是，这些文章都发表在《河南》杂志上，《河南》是留日中国学生中革命派所办的最激进的刊物。当时的周树人撰写这些文章，也就是在参与辛亥以前的反清革命活动。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时，已是一个剪去了辫子，身着洋装，积极传播“西学”的精神界战士。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就有人称他为“假洋鬼子”。武昌首义成功后不久，1911年11月4日，革命军占领杭州，绍兴随即宣布光复。当时身为绍兴府中学堂学监的周树人，立即组织学生成立“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第二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进入教育部任职。总之，辛亥前后，鲁迅均在革命行列中。

　　那么，在以后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有无“思想转变”？这只能看他本人留下的文字，别人的传言和分析全都不足为据。鲁迅在不少地方提及那场革命，而最集中也最明确的表述，是写于1926年的两段文字，一段见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一段是私人书信。1926年3月12日，鲁迅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明确表达了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看法。文章开篇就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接着进一步指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鲁迅一生傲视权贵，从不颂扬大人物，对孙中山如此推崇，实属罕见。

　　鲁迅这样评价孙中山和中华民国，可知他决不会否定辛亥革命。不过，不否定辛亥革命不等于全盘肯定辛亥革命，所以他特别引述了孙中山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在写此文后不久，他在1926年3月31日致许广平的信里，写下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说起民元（指民国元年——引者注）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今日无论是谁，读了这段文字都不能不有所触动，叹服鲁迅这段预言谶语的准确深刻。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看法，他写《阿Q正传》的动机和小说的思想内容，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一面照见国人灵魂的镜子】

　　《阿Q正传》发表于1921年底到1922年初，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没有谁把这部小说与辛亥革命扯在一起。全文近3万字，“辛亥革命”、“民主共和”、“中华民国”、“孙中山”这样一些关键词根本没有出现过，怎能说是写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呢？不错，第七章的标题就是“革命”二字，开头第一句就是“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不正是1911年11月4日吗？那是武昌首义成功后的第25天，绍兴光复的那一天。鲁迅在这里不提“辛亥”，也不用公元纪年，偏要奉大清正朔，称“宣统三年”，是因为当时那里的人们就是这样计算时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不懂得那场革命。那里的社会生活一如既往，在缓慢地淌流着。鲁迅这样写，既点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又符合那里当时的历史真实——与辛亥革命相距甚远。

　　正因为如此，第七章的“革命”和第八章的“不准革命”，是当时城市里正在发生的革命在乡村的反映，是扭曲的回响。乡民头脑里的“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阿Q所向往的“革命——造反”，全都是他们的幻觉，是埋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到了最后一章的“大团圆”，才有了一点辛亥革命的影子，不过不是在阿Q身上，是在那些“咸与维新”的官员与执法人员的身上——他们都剪去了辫子，脱下了官服和号衣，而且废除了下跪和打板子。这一切种种，从开头的“序”到最后的“大团圆”，写的全都是阿Q个人的“行状”——他的经历和形象，里面只有一点辛亥革命的影子，说不上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在标明“宣统三年”的同时真实地描写这些乡间庸人琐事，除了让人们认识“阿Q相”普遍存在之外，可还另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