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公管理基础知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90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如果把它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就可以明显地发现，正是五四运动成为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转折点。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而民族复兴的目的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属于无产阶级（通过五四运动后不久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战线上主要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斗争，民族复兴的目的则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民族命运来说，也以此为契机，基本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向下沉沦的发展趋向，逐步转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向上发展的轨道。

　　胡锦涛同志5月2日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当此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对于我们、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的新觉醒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爱国运动。它的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解决战争善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悍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由此引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声讨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维护中国民族尊严、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广泛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很快扩展到工、商及社会各界，人们响亮地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拒签和约”、“誓死力争”等口号，带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性质，促进了爱国主义的新的昂扬，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新的觉醒。
　　
　　有人指责五四时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以致使运动走上了歧路。意思是说，由于人们沉浸于狂热的爱国激情，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思想启蒙被冲掉了、夭折了。这个批评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救亡”同“启蒙”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果不是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如果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人们不可能如此急不可待、如此如饥似渴地去了解、去推介各种各样的“学说”和“主义”，形成五四前夕思潮激荡、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不如说正是救亡推动了思想的启蒙。
　　
　　其实，对当时来说，“救亡”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历史主题。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国家日益贫弱，人民饥寒交迫，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面对这种国家将被瓜分豆剖的危殆状态和令人窒息的黑暗岁月，“救亡”便不能不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的尊严；对内反对依附于帝国主义并出卖国家主权的反动统治阶级，要求改变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推翻造成祖国贫弱、阻碍民族振兴的封建专制制度。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就是让民族精神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水平。
　　
　　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现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早已实现，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任务，仍然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并着力做好的。这是因为，不论在什么时候，民族精神始终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就更加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思想的新解放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经历过几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的高潮。19世纪末叶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当时的维新派以进化论为武器，勇敢地提出要在思想上“冲决网罗”，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呼吁革除积弊，变法维新，这不仅对随之而来的戊戌政治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动员作用，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又是一次。当时的革命派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再次发起了对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的冲击，呼吁推翻清朝，创立民国。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然革命的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大大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历史进步的闸门。
　　
　　较之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前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斗士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扫荡，给了人们的思想以强烈的震撼。
　　
　　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和历史作用的讨论中，如何看待当时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无疑是争论的重要焦点之一。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位国民党政要就说：“‘五四’运动，纯为一种文化的破坏工作，以致我国固有文化，摧残无余”，“整个的社会，陷于堕落颓废而毫无秩序的状态；整个的民族，日趋衰落灭亡的悲境”，“凡此种种，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遗毒。”（陈立夫：《中国国民党员与新生活运动》，转引自林甘泉主编：《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80页）近年来，也颇有人宣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化反传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使我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断裂”，导致全民性价值观的混乱和社会失序。
　　
　　这样的评判，究竟是不是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呢？
　　
　　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文化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既包含着极为珍贵的思想精华，也存在着应该摒弃的文化糟粕。五四时期，曾经对以孔子开创的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开展过猛烈的批判和斗争。那么，当时的人们这样做，究竟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究竟是出于盲目冲动，还是存在着充足的历史合理性？离开了对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的具体分析，就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我们不妨来具体看一看当时的情景。
　　
　　第一，这是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主的客观需要。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这场革命并没有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政权也很快落到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手里。当人们思索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时，逐渐发现，仅仅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还远远不够。如果不经过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深刻批判，大多数国民缺乏必要的民主意识，共和制度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因此，必须要掀起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狂飙，为辛亥革命补上这一课。
　　
　　恰恰在这时，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为了对抗共和，复辟帝制，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的闹剧。他们公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尊孔祀孔令》，恢复辛亥革命后已被废除的小学读经课程。袁世凯亲率百官至文庙三跪九叩，祀孔行礼。在这样的气氛下，各地尊孔组织纷纷成立。康有为、陈焕章等为首的孔教会更多次呼吁，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在其中的一个请愿书中，他们说：“凡国家有大事则昭告于孔子，有大疑则折衷于孔子。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所由来也。”他们告诫说：如果不这样，“其祸必至于国粹沦亡，国基颠覆，国性消灭，国俗乖鉩，而国且不保矣。”（《孔教十年大事》，卷8）袁世凯死后，继起的军阀官僚及那些封建卫道士们，仍然大力营造尊孔复古的社会舆论和政治氛围。客观现实充分说明，尊孔与反尊孔的争论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无可回避的严重斗争。李大钊明确指出，对于孔子，“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这就把五四时期反尊孔的实质讲得很清楚了。
　　
　　第二，这是冲决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的客观需要。
　　
　　五四时期提出的两个口号，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科学。民主是针对专制而言，科学是针对愚昧而言，包括思想的僵化，迷信的盛行，新知识的缺失等等。而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正是反动的专制统治所造成，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上海所感》）中国人身上的迷信、自私、害群等陋习，都是“历代民贼所经营养成者”（《中国地质略论》）。“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就是专制统治者对群众实行文化思想上的箝制束缚的工具。鲁迅无情地揭露那些统治阶级的帮闲们，一味地崇奉国粹，热心复古，其实都是“把痈疽当作宝贝”，“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窒息任何一点有生气的思想，使百姓“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灯火漫笔》）。鲁迅悲愤地慨叹：“‘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通讯》）因此，要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廓清蒙昧，启发理智，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打通传播科学知识的道路，就必须挣脱封建精神枷锁，对尊孔思潮进行一次猛烈的扫荡。李大钊说：“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思想解放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破除对孔学的迷信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第三，这是反对旧礼教、创建新道德的客观需要。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特别关注新的伦理道德的创建，这也是切中时弊的。这是因为旧的礼教，旧的道德，对于个人，则摧残了个性；对于社会，则扼杀了生机。所以，陈独秀把“伦理的觉悟”，看作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要改造社会，首先要实现“伦理之觉悟”，与吃人的旧礼教作彻底的决裂。在上面的文章里，陈独秀指出：“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讲得更加淋漓尽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一九一六年》）变“以己属人”为“推己及人”，变奴隶道德为主人道德，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将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将更加合乎理性，人们将能够真正体现生命的价值。
　　
　　其实，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激烈批判儒学的同时，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历史价值。陈独秀就明确指出：“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对常乃德来信的答复》）他还说：“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甚至还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李大钊也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至于说他们一笔抹杀、一概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更是无稽之谈。我们可以以鲁迅为例。当有人给鲁迅戴上一顶“虚无主义者”的帽子，指责他的笔下只有一片黑暗，几乎否定了一切时，鲁迅回答说：“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这里所说的“并未抹杀一切”，是也包括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早在辛亥革命前夕，他就在一篇文章中明白指出，不能因为古埃及“以迷信亡”，就“举彼上古文明，胥加呵斥”；更不能因为“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并且说，那种因中国暂时的落后而对自己民族的旧物一概否定的“竖子之见”，“按其由来，实在拾外人之余唾。”（《破恶声论》）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还曾鲜明地提出既不要“笃古”、也不要“蔑古”的主张，认为把现代的一切“学术艺文”，统统看作是古已有之，“一切新声”，都不过是“绍述古人”，自然是自欺欺人之谈；但用现代的尺度去衡量“往古人文”，“得其差池，因生不满”，甚至“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也并非是历史的态度（《科学史教篇》）。待到他接受了唯物史观之后，对于包括风俗习惯在内的传统文化，更明确提出必须采取辩证的、分析的态度，“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习惯与改革》）应该说达到了一个认识的新的高度了。
　　
　　任何一次历史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由于当时许多人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有时看问题的方法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毛病，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因此不免产生一些片面性和简单化的情况。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回避。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当时反对尊孔及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看不到这场斗争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进步作用，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未免模糊甚至扭曲了对于历史本质真实的认识了。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使人们挣脱了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扫清了基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不把为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旧思想旧文化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新民主主义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更不可能有中国人民在争辩和对比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性认识和坚定信仰。
　　
　　道路的新选择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间，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或者为着挽救民族的危亡，或者为着应对政治的危机，都在思索着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经幻想用按人口均分土地的办法，去取代野蛮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以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缺乏真正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农民自己在思想上也无法挣脱皇权主义的束缚。结果，他们轰轰烈烈掀起的运动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惨遭失败。
　　
　　此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推行的“洋务运动”，虽然通过创建军事工业，兴办民用工业，建工厂，开矿山，筑铁路，以及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在中国走向近代化方面起到了筚路开山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不敢越封建专制主义的雷池一步，同时，他们所办的企业在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又对西方列强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因此，“洋务运动”也就不能不如维新派所批评的那样，因“根本不净”而“百事皆非”。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残酷的现实，不能不促使人们对救国道路作重新的思考。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认识到，学习西方仅仅局限在物质文明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进一步，按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的改革。他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并在1898年发动了著名的“百日维新”。但这场政治改革仅只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镇压了。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完整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最后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仍然未曾逃脱失败的命运。
　　
　　毛泽东同志曾经生动地描述过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民探索救国道路的艰难历程：“自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威力，也提供了除资本主义以外的另一种即社会主义制度的样板。国内，由于辛亥革命的积极影响，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初步发展的机会；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日益壮大起来。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中国发展道路的新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历程中一次伟大的飞跃。
　　
　　五四运动以后，经过30年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新中国前30年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矢志不渝地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不动摇，不倒退，不折腾，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 （编辑：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