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国家电梯检验标准:洪洞移民话缘由

中原，是历代统治者逐鹿之地，也是平民百姓多灾多难之地。天下安定，中原经济发展；天下一乱，中原便首当其冲。因此，几千年来，中原人口时增时减，村镇兴废不定。到了元末明初，中原地区又经历了五大灾难。

第一难是黄河频决，中原地区多次遭灭顶之灾。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水患之源。自古至今，中原都是黄河东流入海的必经之地，决口之事，时有发生，致使中原人民谈黄色变。金元时期，黄河自滑县西南决口，其后河道极为混乱，经常数道并行，彼此迭为主副，东浸马颊、徒骇、北清河入渤海，南夺泗、淮、汴、睢、涡、颍等水入黄河，似脱缰野马，横行无忌。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曹、汴等地三次决口，白茅堤、金堤皆溃，平地水二丈，曹、濮、济、兖等州俱受重灾。河水顺会通河、运河串流至济南、河间一带，水至村没，令人触目惊心。第二难是旱、雹、蝗、瘟肆虐，造成连年饥荒。据史书记载，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华北平原蝗虫遍地，水旱频仍，瘟疫流行，致使饿殍遍野，“民众流移”。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以后，更是灾荒连年，以至出现“民相食”的惨象。据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四月份统计，河南府路饿死者1900余人，饥者27400人。大都、大名诸路泰安、高唐诸州饥民67万多户。至六月份，河北、河南诸路流民数十万死亡相籍。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山东、河南又闹蝗灾，“飞蝗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人民大饥”。同年大都瘟疫，仅官府出钱收埋的尸体就达2万具。第三难是宋、金、元、明征战中原，人民雪上加霜。占中国必先占中原，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宋与金、金与元、元与明，再加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迭相厮杀，连年不息，中原成了主战场，战争的费用必然要转嫁到人民身上。人民不堪忍受，举旗反抗，官府派兵镇压，又常常把对义军的仇恨朝人民发泄。加上一些土匪趁火打劫，人民求生无望，便纷纷逃奔他乡。中原大部分地区“积骸如丘，几无人烟” 。第四难是民族歧视严重，人民不堪其辱。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将人民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人数上占多数的汉人却处于下等地位。元统治者还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汉人不得还手；汉人杀人要处死，蒙古人打死汉人，只予以“出征”的惩罚。汉人的兵器被没收，田猎、习武、养马、祈神赛社、夜间点灯等事皆被禁止。中原是元朝统治的中心，许多人不堪其辱，被迫离家出走。第五难是农田改牧场，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元朝建立后，统治者认为“汉人元补于国”，遂令“空其人以为牧地”。有的农田被直接改为牧场，有的则只许耕种一季，另一季作放牧之用。蒙古贵族和其他官僚地主还大肆占民田为私有，致使大量流离失所。赵天麟在一篇上疏中就曾这样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孽畜。”

上述五难当头，中原人民失去了起码的生存条件，多数人死于天灾人祸，侥幸生存下来的，也只有离井背乡，另谋生路。于是，中原地区便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局面。

等到明朝初建时，中原地区已是人烟稀少，荒草遍地，村庄圮废，满目疮痍。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济南知府曾报告称：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史书上说，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中原无人，统治者便失去了盘剥的对象，新建的明朝政权无法稳固。大乱甫定的明王朝无计可施，只得乞灵于移民一途。明朝移民，并非一哄而起，统治者的施政方针是：瞎子趟水——试着来。第一步是发布政令，召募流民，用免交租税的方法奖励垦荒。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明朝中央政府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垦荒的政令。当时，由于连年灾荒和频繁的战事，全国各地分布着大量流民，明政府首先要把这些居无定所的人稳住，让他们有田耕种。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政府诏令山东、北平等布政使司，“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在中原地区用“计民授田”的方法，将荒地分给农民垦种，在北方则“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并规定“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这样一来，一些流民得到了安置，他们或是回原籍，或是在流居处受田务农，成家立业，建立或恢复了一批村庄。第二步是军队电田。当时荒地面积大，安置流民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朱元璋便效法汉武帝与曹操的屯田法，令将士屯田，名曰“军屯”。军队在其驻防地划田耕种，以补军饷不足。明政府规定，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一军士授田50亩，官府给耕牛、农具和种子。这种“寓兵于农”的做法对中原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促进作用。当时军屯规模很大，遍及全国各地，“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至明代中叶，屯田渐被军官吞蚀，军士破产散亡，沦为贫民，屯政废弛，屯区变为村镇，由此留下了一些与军电有关的地名，如千户营、李官屯等。第三步是民屯，即统一组织农民到某地开荒种田。民屯的主要形式就是移民。移民的基本原则是把人多地少的“窄乡”农民迁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屯种。当时就北方来说，山西一带受战争破坏较小，四境安谧，且多年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太原以南，今晋中、晋南、晋东南汾河沿岸广大地区，地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于是，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便十八次从山西南部移民，凡“多丁少田及有丁无田”之家，都在迁民之列。据史籍记载，当时移民来源地区主要有山西太原、平阳二府和泽、潞、辽、沁、汾五州，大致包今之太原、临汾、高平、阳城、陵川、沁水、晋城、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黎城、平顺、榆社、和顺、左权、沁源、武乡、汾阳、孝义、平遥、介休、石楼、临县、洪洞等广大地区。迁往地区主要是当时的彰德府、归德府、东昌府、大名府、凤阳府、广平府、保安州、临清州，今之安阳、鹤壁、林县、汤阴、涉县、磁县、临彰、武安、商丘、虞城、夏邑、宁陵、柘城、曹县、聊城、冠县、高唐、茬平、莘县、临清、阳谷、东阿、平原、武城、馆陶、丘县、大名、南乐、清丰、濮阳、长垣、东明、太康、鸡泽、永年、邯郸、曲周、成安、肥乡、广平、凤阳、天长、安定、霍丘、涿鹿、怀来、新保安一带。移民足迹所至，遍及今之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北京等数省市。

除从山西移民外，明代还有几种移民方式：一是把蒙古人迁徙到其他地区去定居；二是把沙漠地区农民迁徙到平原地区去定居；三是将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迁到人烟少的地方去定居；四是将轻罪之人强行安置到某地去做“屯民”；五是明政府为了解决边防的军粮，令盐商运粮至边防地换取盐引（买卖凭证），盐商便在边防募民屯田，被称为商屯。据史籍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曾徙山东登州、莱州二府无地少地贫民5635户至东昌府。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又徙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五府五丁以上无地可耕的农民1050户，共4666人，至东昌，编籍屯种，明代移民以洪武年间最多，永乐年间次之。到洪武二十八年，移至东昌、大名、广平三府的屯民已达5812户之多。

移民新到一地，不忘故土，有的便以其原籍县名作营、屯、村、寨名，如北京的潞城营、蒲州营、霍州营等即是。还有些移民干脆就用原来的村名，如唐山的大庄窝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自然条仵的变化，明代移民又不断有新的迁徙，如山东；河北人闯关东，河南人奔秦、陇，安徽人下蜀、滇，南宫人迁临沂，中牟人徙莘县等。

明代移民，在中原一带影响很大，至今问起老家来，多数人都说是“山西洪洞老鹳窝”。甚至还有人说凡是洪洞县迁来的，小脚趾上都长双趾甲。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坡，洪洞县里老鹳窝”以及“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在移民后裔中流传甚广。由今天的20世纪上溯500年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正是明代移民最集中的洪武至永乐年间，可见上述的说法都含有“我们都是洪洞县移民”的意思。

不过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原移民都说来自洪洞县，那么当时的洪洞县究竟有多大？一个县充其量能有多少人可供外迁？

查阅一下史料，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原来明初从山西移民时，采用的是强制手段。为了便于管理派遣，便于统一安排，不管老百姓家住何州何府，都要先集中到临河靠路、交通便利的洪洞县去。洪洞县实际上成了移民的集结点和派遣站。关于这一点，还有个传说，说是移民令颁布后，绝大多数农民都不愿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或逃或躲，迟迟不肯行动。官府无奈，便玩弄骗术，放风说其他县凡符合移民条件者必须迁移，一个不能漏，皇上对洪洞县的人特别开恩，只有洪洞县的人不在移民之列。此说一传开，各府州县移民对象纷纷逃往洪洞县暂避。谁知官府早在洪洞县布下罗网，许进不许出，没用多少天，一大批移民便集结起来了。

洪洞县城北二里有个贾村，村中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槐树上有许多老鹳窝。明政府就在广济寺“设局驻员”，进行移民登记，他们把大槐树作为“荟萃之所”，所有移民都在此登记造册，发给“凭照川资”，然后编队遣送各地。当时的移民，“非人情所愿”，完全是强制性的。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 “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就是说，官府强令迁民，并定了律条，不从者要处以割鼻子的刑罚。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移民被迫离开家园，踏上东迁之路。离开洪洞时，人人痛哭，个个悲泣。可以想见，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手拄柴棍，仰天长号，其状甚为凄惨。为了不忘故乡，有的包一把洪洞土，有的灌一罐汾河水，依依惜别。官兵嫌其行动太慢，便挥鞭殴打，呼爹叫娘之声，相闻于野。人们一步三回首，三步一驻足，总想最后再看一眼家乡。慢慢地，广济寺看不见了，贾村看不见了，只能看见那高耸于空中的大槐树和栖筑于树梢上的老鹳窝，于是大槐树和老鹳窝便深深地印在移民的心上，并和“故乡”二字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传之无穷。一说起老家，他们便自然而然提起山西，提起洪洞，提起大槐树，提起老鹳窝。这便是移民不忘洪洞县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