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运筹画策:宋金元明清洛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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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词人朱敦儒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又称伊水老人、洛川先生、少室山人。他是宋代著名词人，河南（今洛阳）人。他常以梅花自喻，不与群芳争艳。靖康、建炎年间，隐居故乡，写就了许多描写洛阳自然山水和名胜风物的词作。
朱敦儒早年以清高自许，两次举荐为学官而不出任。绍兴二年（公元１１３２年），有人向朝廷推荐朱敦儒，言敦儒有经世之才。高宗于是下诏任他为右迪功郎，并命肇庆府督促他赴临安任职。敦儒仍不肯受命，在众亲朋的劝说下，他方应诏前行。到了临安，赐进士出身，授予秘书省正字，尔后兼兵部郎官，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后因发表主战言论，并与主战派李光等人一道，受到右谏议大夫汪勃的弹劾，于１１４９年被免职。不久，上疏请求退居嘉禾，晚年在秦桧的笼络下出任鸿胪少卿。
朱敦儒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学创作上，其词作语言流畅，清新自然。他的词风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词风浓艳丽巧；中年的词风激昂慷慨；闲居后词风婉明清畅。由于家庭富裕，所以早年居洛时，经常狎妓怡游，寻访洛阳一带的山川名胜。他在后来所写的词中，曾对这段浪漫快乐的生活做过深情的回忆。在《雨中花》中写道：“故国当年得意，射麋上苑，走马长楸。对葱葱佳气，赤县神州。好景何曾虚过？胜友是处相留。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断狂游。”在《临江仙》中写道：“生长西都（洛阳）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词中提及的伊川、洛浦二室（嵩山的太室峰、少室峰）、三川（伊水、洛水、黄河，泛指河洛大地）都是洛阳一带的山水胜地。“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与疏狂。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他的轻狂和傲骨，通过这几句激情洋溢的词，表现得淋漓尽致。
南渡之初，朱敦儒站在主战派一边，所写的词比较具有现实意义，多忧时愤乱之作，“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沉痛凄怆，非常感人。到了晚年，过着闲适生活，词中充满了浮生若梦的消极思想与诗酒自放的颓废情调。
比起北宋末的多数词人来，他在题材开拓方面作了很多努力，除了忧时愤乱与闲适生活两类词外，还有宫怨、游仙以及讽刺世情方面的作品。他后期的词，语言清新晓畅，明白自然，并常以寻常口语入词。总体而言，他的词风格旷达，一扫绮靡柔媚的风气，继承苏轼而又有变化，自成一家，在当时词坛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朱敦儒著有《岩壑老人诗文》，已佚；今有词集《樵歌》，也称《太平樵歌》。２１．北宋西京城北宋西京洛阳和东京开封并为当时两大都会。西京不仅有宫城、皇城，而且有一套庞大的管理机构，皇帝不时巡幸，并选能臣分司西京。
宋西京城的建设，先从宫城、皇城开始。开宝八年（公元９７５年）十月，太祖准备巡幸洛阳，遣庄宅使王仁王圭、内供奉官李仁祚与河南知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同修洛阳宫室。这次修复，使宫城、皇城焕然一新。宫城和皇城仍为隋唐五代宫城、皇城旧址。据《宋史·地理志》载，宫城周回九里三百步。城南垣三门：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门，西曰光政门；东垣一门，曰苍龙门；西垣一门，曰金虎门；北垣一门，曰拱宸门。正殿曰太极殿，另有天兴殿、武德殿、文明殿（在唐宫中路南侧发掘的宋代大型建筑基址，应为文明殿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垂拱殿、天福殿、太清殿、思政殿、延春殿、广寿殿、明德殿、天和殿等诸多宫殿。又有淑景亭、十字亭、九江池、砌台、娑罗亭等亭台渠池。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宫室共九千九百九十余区。在唐宫中段北侧发掘的宋代建筑遗址，应为北宋西京枢密院或崇文院等主体建筑之一。夹城内及内城北，皆为左右禁军驻扎之地。
皇城周回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右掖门；东垣一门，曰宣仁门；西垣三门：南曰丽景门，中曰开化门，北曰应福门。皇城内分布着官府诸司的衙门。
西京外郭城沿用五代旧城，到仁宗时，又做了大规模整修。《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载，仁宗景祐元年（公元１０３４年），大臣王曾建议：“西京洛河之南，居民甚多，并无城池，请逐渐修筑城垣。”于是朝廷命知府李若谷主其事，修建了比较完整的城垣。
修复后的外郭城，周回五十二里九十六步。南垣三门：中曰定鼎门，东曰长夏门，西曰厚载门；东垣三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门，北曰上东门；西垣一门，曰关门；北垣二门：东曰安喜门，西曰徽安门。城内纵横十街，定鼎桥门大街同隋唐一样是城市的主干道。
在外郭城修复以前，洛阳已有很多居民，并设有里坊。《元河南志》载，仁宗皇祐二年（公元１０５０年），河南知府张奎在各坊立起坊榜，每坊列榜为识，共计一百二十坊，比隋、唐二代均多。隋唐的三市此时已列为民坊，因为商业的发展已打破“市”的限制。在坊区之间，建有驿站、客馆、宗教寺观等。
洛河南北之间，早在宋初已由西京留守向拱重修了天津桥。徽宗政和四年（公元１１１４年），地方官员又仿赵州石桥进行了重修，其后又修二引桥以疏水流。
宋朝历代皇帝对西京建设都很重视，特别是宫城、皇城，曾屡加修葺。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等文献的记载，在真宗、神宗、徽宗时期，对皇城、宫城有过五次大修。特别是徽宗时期，对宫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在国家投资修建宫城、皇城的同时，民间兴起大修宅第园林之风，呈现出园林相望、甲于天下的局面。
对西京城市之美，宋人多有赞誉。司马光诗云：“西都自古繁华地，冠盖优游萃五方。比户清风人种竹，满川浓绿土宜桑。凿龙山断开天阙，导洛波四封羽觞。况有耆英诗酒乐，问君何处不如唐？”
为了管理西京，朝廷在这里设西京留守，留守兼河南知府，宋神宗、徽宗时，另设副留守。留守、副留守分左右厅治事。其属官有司录、户曹、法曹、土曹、司理、文学、助教等。另设通判一人，判官、推官各一人，其“使院、牙职、左右军巡，悉同开封府”。北宋又在西京设四使，即作坊使、内园使、洛苑使、左藏库使，分别管理居民区、皇宫、皇家园囿、左藏库。西京设御史台，纠察百官。
据有关资料称：北宋西京洛阳，人口多时在二十万左右。２２．宋代皇陵宋代皇陵，即宋陵，位于西京巩县（今巩义市）境内。以今芝田镇为中心，南北１５公里，东西１０公里。在此范围内，按照埋葬的先后顺序，可分为五大陵区，即西村陵区、蔡庄陵区、孝义陵区、八陵陵区、回郭镇陵区。
西村陵区有：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蔡庄陵区有：真宗永定陵。另附有大臣高怀德、蔡齐、寇准、包拯、罗彦环墓五座；孝义陵区有：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另附有大臣赵普、曹彬、狄青、杨延昭墓四座；八陵陵区有：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以上通称“七帝八陵”（包括被追封的太祖之父宣祖永安陵）；回郭镇陵区：此陵区实为宋代宗室亲王、子孙墓区，未有帝王葬此。
就每座帝陵而言，其陵园均坐北朝南，由四部分构成：上宫、宫城、地宫、下宫。其中上宫：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神道、石刻等；宫城（也有资料称此为上宫）：四周筑墙，设南（正门）、北、东、西四门，门外各置石狮一对，四角建角阙，城正中为陵冢，覆斗形，因广植松柏树，东西成排，南北成行，“松柏成林，纵横如织”，故亦称“柏城”；地宫：即埋葬皇帝的地下宫殿，深１６～３０米，下方上尖，砖石结构，顶绘日月星辰、银河等天象；下宫：在宫城北门外约１００米处，是皇帝灵柩下葬前暂时放置之地，亦是平时陵园管理人员斋居之地，建有影殿、斋殿、厨房、浣濯院等。
神道二侧，有东西相对的二列石刻，由南向北依次为：望柱一对，象及驯象人各一对，瑞禽一对，角端一对，仗马与控马官六对，虎二对，羊二对，客使三对，武臣二对，文臣二对，门狮四对，镇殿将军一对，上马石一对，宫人二对，一共六十件石雕作品。
宋陵神道石刻，上继唐、五代艺术风格，又有宋代独创的艺术特点，是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宋代石刻艺术群，具有重大的艺术、历史、科学价值。
宋陵所用石材，多取自今偃师市南部山区。现存的宋陵采石场遗址，位于大口乡四道沟沟口附近的二条山谷内，谷内石壁上，可以看到因采石所造成的断面以及大大小小的采石坑。另刻有采石题记六处，字迹多剥蚀难辨，仅有三处保存有宋代年号。
刻立于宋代元符三年（公元１１００年）的“永泰陵采石记”碑，保存于今偃师市缑氏镇原永庆寺旧址上，它详细地记述了修建永泰陵时采石的时间、规模、用工数量及民夫、兵卒采石的艰辛状况。
宋陵何以远离东京开封，而建在西京洛阳毗邻？原因之一是，宋太祖等一直欲把国都迁到洛阳。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１００７年），朝廷划取西京畿县巩县、偃师、缑氏、登封各一部，设永安县（治今芝田镇）以专奉宋陵。
１１２７年，北宋最后二帝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至金国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１１３５年宋徽宗赵佶死，初葬五国城，后迁葬于广宁（洛阳附近）；１１４２年，又迁葬于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东南会稽上皇村（今浙江绍兴东南），号永佑陵。后钦宗赵桓惨死于金人马蹄之下，草葬五国城；１１７１年，金人又以“一品大臣”之礼迁葬于“巩洛之原”（今巩义市清易镇南塬），称永献陵。２３．会圣宫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欲迁都洛阳，于是在登基不久，就派人在洛阳附近选择皇陵区，最终确定将皇陵区设在洛阳东部的偃师、巩县，后来在这里新置永安县。到仁宗时期，这里已有四座皇陵，即赵匡胤之父赵弘殷与杜太后的永安陵、太祖的永昌陵、太宗的永熙陵、真宗的永定陵。为了祭陵的需要，仁宗开始修建陵区的太庙，作为祭陵奉先之所，并成为陵区的管理中心。此工程开始于天圣八年（公元１０３０年），历时四年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会圣宫。
会圣宫位于偃师市山化乡的凤凰山上，北依邙山，南望洛水，山峦秀丽，温泉喷涌，是建立宫殿的理想区域。会圣宫建成后，在这里刻立了会圣宫碑。目前，会圣宫已不复存在，但这通巨碑仍屹立在凤凰山上。该碑高９．２米，由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其体积之大，为我国现存古碑中所少见。碑座为龟形，其下与一八角形石座相连，背面刻一菩提树下布道图，其余三面均为双龙闹海图。碑首为螭首，其上雕六条龙对称相交盘绕。在其盘绕的碑首中间形成一圭形额，阴刻篆书“新修西京永安县会圣宫铭”十一个大字。碑身四周饰以线刻龙形和流云纹，两侧浮雕云鹤图案。正面碑文三十六行，一行八十四字，由翰林学士石中立撰文、翰林院待诏御书院祗侯李孝章书并篆额。
石中立，洛阳人，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书丹者李孝章是北宋著名书法家。会圣宫碑为楷书，笔法浑实，结构严谨，兼有行、楷、瘦金诸体的韵味，其风格较独特，在碑刻书法艺术中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迄今在宋陵区发现的八十五块各类墓志、碑刻中，就书法艺术而论，仅有蔡京书丹的怀、昌两王墓碑可以与之相媲美。而论整体价值，则无有出其右者。
碑文详述了修建会圣宫的由来和经过，描绘了建筑的宏伟、壮观和“奉安”、“圣容”礼仪的隆重以及“士庶朝谒”的盛况。其主旨乃在颂扬宋初诸帝太祖、太宗、真宗以及仁宗的武功、圣德、教化、政绩。碑文上写着修建会圣宫经过精心地规划，用料甚巨，建成之时“隐若中天，宛若化出”。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其主体建筑为太祖、太宗、仁宗的神御殿，里面供奉其画像，殿内布置如其临朝时一样。此外，还有其他各类建筑。
北宋皇陵，除会圣宫及巩义的“七帝八陵”外，在洛阳谷水还有一个陵园。据《邵氏闻见录》说，太祖葬其父母于永安陵之后，想将其祖父赵敬的墓也迁到皇陵区。但是，两冢相并，开圹皆白骨，难以分辨，遂以坟为园，每岁遣官并祭，洛人谓之一寝二位。因此，这个陵园也应视为北宋皇陵的一部分。据称，最近，在中信重机公司厂区，发现一个大型碑座和碑首，是上世纪５０年代该厂从谷水拉来的，该碑座、碑首与会圣宫碑的碑座、碑首工艺造型和体量相似，很可能是该陵园神道碑的一部分。另外，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的《砚史》一书，记载了各地名砚，其中有洛阳会圣宫砚，称此砚石“色紫，发墨不乏，叩之无声”。
１９６３年，会圣宫碑和宋陵被河南省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２年，宋陵被公布为国家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我市正在进行会圣宫碑申报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会圣宫碑及会圣宫遗址是宋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和整个宋陵都是宋代西京洛阳遗迹遗物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２４．汝瓷和《汝帖》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西方称中国为“Ｃｈｉｎａ”，原意即瓷。夏代，人们已开始用瓷土作胎，烧制出白陶器皿；商代，又在瓷土胎上涂釉，烧制出最早的原始青瓷；周代，原始青瓷有新的发展，洛阳西周墓所出土的瓷豆、瓷罐、瓷瓮等，已呈现出了原始青瓷的新水平。经汉晋、隋唐，迄宋代，中国制瓷业达到鼎盛，成为当时对外销售的主要出口产品。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定窑、钧窑、哥窑，代表了宋瓷的辉煌。
宋代京西路（治洛阳）、河南府（治洛阳）盛产瓷器，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载：宋神宗元丰年间，河南府“贡蜜、蜡各一百斤，瓷器二百事”。
汝瓷产于京西路所辖汝州（治今汝州），胎质致密，釉层匀净，色泽雅润，洁如玉，明如镜，滑如脂，声如磬。其色有粉青、豆绿、虾青等，尤以天蓝最佳，有“雨过天晴云破处”的美誉。宋时为宫廷贡品。《清波杂志》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因此，传世汝瓷甚少。《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初到荣国府，当作者写到黛玉之舅母王夫人住室时，特意提到在右边几上放了一件“汝窑美人觚”，觚里插着时鲜花卉，可见其珍贵。现存世汝瓷，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国画大师李苦禅曾题写道：“天下博物馆无汝瓷，难称尽善尽美也。”已经发掘的重要窑址有宝丰县（宋属汝州）清凉寺窑址（官窑）、汝州市严和店窑址等。宜阳县城西一公里的二里庙窑址，生产白瓷和青瓷等，其青瓷具汝瓷特征。
《汝帖》，被清代金石学家毕沅誉为“宋石鸿宝”，它是在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１１０９年），由汝州知州王寀搜集、刻制而成的。王寀，自幼聪慧绝顶，《今古奇观》中的《十三郎五岁朝天》，记载有他少时的轶事。后《汝帖》迭经失乱，至清道光十八年（公元１８３８年），州守白明义，以重金从洛阳购得明代《汝帖》原拓一部，重新钩临、刻石，又亲书目录两卷，共十四石，现镶嵌于汝州市文物楼壁间，每石高４０厘米、长１１０厘米，包括先秦八种金文、秦汉至五代名家书法八十六种等。
《汝帖》内容丰富多彩，有夏、商、周三代铜器款识，有石鼓文、史籀文，李斯、程邈、诸葛亮、梁鹄手迹，晋武帝司马炎、南朝宋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等帝王书，竹林七贤书，王羲之父子三人书，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等唐王朝帝后书，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贺知章等唐十书家书，韩愈、裴休、杨凝式等唐、五代七人书等，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
《汝帖》又堪称是一部书法艺术史，真、草、隶、篆，无不具备。逐帖看去，风格迥异，各有千秋；总而观之，珠联璧合，浑然一体。人称，崔瑗的字“危峰阻日，孤松一枝”；张芝的草书“汉武爱道，凭虚欲仙”；蔡邕的汉隶“骨气洞达，爽爽为神”；王羲之的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还有资料记载，曹操常把梁鹄的字悬于帐顶而细细欣赏，欧阳询曾连续三昼夜观索靖所写之碑而不忍离开。令人高兴的是，这些书坛巨匠的手迹，在《汝帖》中均有保存。这对于书法艺术研究者、爱好者来说实为一大幸事。２５．宋金西京争夺战宋徽宗时，辽国境内的女真族（古称肃慎，后为满族主要组成部分）开始强大，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完颜旻），于北宋政和五年（公元１１１５年）正月初一，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白城）称皇帝（金太祖），建国号大金。
金朝建国后，连年对辽作战，不断取胜。金太祖死后，其弟完颜晟（金太宗）即位，联合西夏，追击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天会三年（公元１１２５年）二月，擒天祚帝，辽亡。辽皇族耶律大石西迁，后在中亚建立西辽。
当年十月，金军第一次南下进围北宋都城东京。宋徽宗退位，钦宗即位。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年）正月，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求和，宋对金称侄，金军北撤。
八月，金太宗决意第二次南伐，兵分两路。十月，金西路军攻陷河阳三城，守城宋军南逃，西京留守兼西道都总管王襄闻河阳陷敌，遂带三万军马弃洛阳城逃跑，金人占领洛阳。
伊阳（治今嵩县境内）人翟进、翟兴为宋下级军官，在洛阳危急时刻组织“豫西忠义军”以助王师。王襄逃走时，命翟兴守城，翟兴兵少，抵抗失败后西走。宋经略史范致虚与翟兴会师于潼关，然后引兵东来。翟进则带小股人马，破金兵于福昌（今宜阳西），与翟兴会师于高都，这时仅有义兵七百人。他们夜行昼伏，五日到达洛阳，夜半攻城而入，杀金西京留守高世由，收复西京，接着又在伊阳白草坞大败金兵。天会五年（公元１１２７年）三月，金掳徽宗、钦宗二帝北还，北宋灭亡。五月，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商丘）即位（南宋高宗），接着移驾江南，建立南宋政权，改元建炎。六月，高宗命孙昭远为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总管。孙昭远招集义兵，命翟进守渑池、翟兴守伊阳、姚庆守偃师，以拱卫西京。
十二月，完颜宗翰发动以攻取洛阳为主要军事目标的南伐战争。姚庆在偃师战死，金兵直扑洛阳，孙昭远兵少，撤离洛阳，为叛军所杀，洛阳陷落。翟进在白浪隘（今渑池北）小胜金兵后，退往伊阳山区。次年正月，翟进收集义兵千人，连破金兵营地，率众进驻龙门，与金兵夹伊河而战。宗翰在洛阳无法立足，遂焚烧洛阳，迁其民于河北。留左监军完颜希尹、右都监耶律伊都屯兵白马寺，阿骨打第四子完颜宗弼（金兀术）屯兵河间府，自引兵退入陕西。宋高宗听从宗泽建议，任命翟进为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命御营左翼军统制韩世忠，率所部救援西京。四月，宋金会战于洛阳。由于指挥失误，宋师三战三败，韩世忠率军南走。金兵攻入洛阳，翟进率义军与之进行巷战，次子翟亮战死，翟进率残兵退出洛阳。金兵占领洛阳后，无法立足，弃城西逃，翟进占据洛阳。
建炎二年（公元１１２８年）十月，宋将杨进在洛阳南部武装叛乱，欲与金人会合，攻占西京。翟进率军平叛，不幸阵亡。宋任命翟兴继任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讨使，然后于建炎三年（公元１１２９年）正月在鸣皋山北（今伊川县南）大破杨进。次年五月，宋任命翟兴为河南府、孟、汝、唐州镇抚使。
宋济南知府刘豫降金，金立刘豫为伪齐国皇帝，都汴京。金兵联合伪齐，多次派兵进攻翟兴，均大败而归。绍兴二年（公元１１３２年）三月，翟兴部将杨伟被伪齐收买，将翟兴刺杀，河南诸州县大都为伪齐所占。翟琮继任父职，收集散众，于次年正月攻入西京，擒伪西京留守孟邦雄。二月，伪齐继任西京留守梁进，袭击翟琮治所伊阳凤牛山寨，翟琮派部将李吉大败梁进，尽斩来犯之敌。是时，中原已全陷于敌，翟琮被迫突围至湖北襄阳。
绍兴七年（公元１１３７年）正月，宋金议和，金归还宋河南地。在此之前，金已废伪齐。宋以李利用为西京留守。次年四月，金人撕毁协议，大举进攻西京。宋西京留守李利用弃城逃走。河南府下级军官李兴，招募义兵战于天津桥、定鼎门，失败后南下。是时，岳飞北伐，李兴收复伊阳等县后，与岳飞部将张应等收复西京。金河南尹李成退往河阳北城。宋任命李兴为河南尹。
秦桧、宋高宗命岳飞班师后，绍兴十年（公元１１４０年）八月，金河南尹李成从河阳南下攻西京，遭到李兴痛击。金兀术遣数万人支援李成，李兴退往永宁（今洛宁）白马山，金再占西京。绍兴三十一年（公元１１６１年），金主完颜亮南伐，宋军从其后翼攻占洛阳，旋即撤离。至此，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争夺，洛阳终于落入金人之手。２６．金中京保卫战金泰和六年（公元１２０６年），蒙古族（唐时称蒙兀室韦）首领铁木真被其部众推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意为海洋一般的大王）”，在斡难河流域建立蒙古汗国。蒙古把灭西夏、金、宋作为军事目标。于是从金大安三年（公元１２１１年）开始，蒙古骑兵开始在黄河以北奔突驰骋，大肆掠夺。
贞祐二年（公元１２１４年）春，蒙古军围攻金的都城中都（今北京），金宣宗献贡人口财物，并将卫王永济之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为第四个妻子）。蒙古军退后，金宣宗于五月间率领皇室，载运宫中珍宝，迁都南京开封府，留尚书右丞相完颜承晖留守中都。宣宗南迁后，成吉思汗随即派兵南下，次年五月攻占中都，完颜承晖自杀。贞祐四年（公元１２１６年），蒙古三木合拔都军经西夏进兵关陕，十一月抵金南京开封府。由于金朝各地援军赶到，蒙古军退去。
金宣宗南迁后，河北各地已陷于蒙古，金王朝只有固守黄河、淮河之间的中原地带。于是，在兴定元年（公元１２１７年）八月，将洛阳升为中京，改河南府为金昌府，领九县四镇。九县是洛阳、沔池（渑池）、登封、孟津、芝田、新安、偃师、宜阳、巩县，四镇为龙门、长泉、缑氏、洛口，人口三十余万。洛阳之南另设嵩州，辖四县四镇。四县为伊阳、永宁、福昌、长水，四镇为鸣嗥、府店、韩城、三乡，有人口十三万左右。这时的洛阳，经过长期战乱，已是一片废墟，正大四年（公元１２２７年）开始在废墟之上筑城。据《元河南志》载，新筑的中京城“东据瀍水，南接东城之南郭，西亦因东城之西郭，北缩于旧仅一里。”显然，金中京城是在原洛阳城东城基础上修建的一座城，即今洛阳老城前身。当年，蒙古灭西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死于今甘肃省六盘山下行宫。１２２９年，蒙古贵族推选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并决定全力伐金。金正大八年（公元１２３１年）九月，蒙古军兵分三路，中路由窝阔台率领攻河中，转向洛阳；右路由拖雷自凤翔过宝鸡，越宋境沿汉水而下，再向北进入唐州、邓州，直至汴京；左路由斡陈那颜率领攻取济南。然后三军会师于汴京。蒙古中路军势如破竹，十二月攻陷河中。次年正月，蒙古军从洛阳东北白坡渡（今孟津北）强渡黄河。蒙古军与金军在钧州（今禹州市）三峰山、卢氏铁岭会战，金军败绩，退守洛阳。蒙古军围攻洛阳城。
洛阳守军不足五千人，但洛阳城非常坚固，蒙古军炮轰三个月，仍无法攻下。前守城总指挥温迪罕斡朵罗贪生怕死，弃城逃跑，蒙古军乘机攻陷中京，中京留守撒合辇自杀殉国。蒙古军屠城后，弃城而走。
金哀宗令任守真为中京留守、元帅左监军，带兵两千余，重建中京金昌府。任守真知人善任，破格提拔士兵强伸为警巡使。八月，中京留守任守真主动出击蒙古军，不幸死难。中京人推举强伸为金昌府签事。当时，郊县居民皆逃入洛阳城中。蒙古军再次包围洛阳，列炮攻城。强伸收集衣帛代为旗帜，树立于城上，亲率士卒赤身而战，从居民中选取壮士五千人，号“憨子军”，往来救应，军民一心，斗志旺盛。又创造一种“遏炮”，几个人才能抬动，能发射大石于百步之外，所击皆中目标。九月，蒙古军退至百里之外。闰九月、十月，蒙古军又两次来攻，其军队人数成倍，而中京不能克。金哀宗闻之，降诏嘉奖，以强伸为中京留守、元帅左监军、行元帅府事。十月，金朝元帅思烈收集溃兵和民众十万自南山入洛阳。天兴二年（公元１２３３年）三月，金哀宗命使者诏告强伸，可便宜从事。是月，蒙古军自汴京驱思烈之子于中京东门下，诱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这时，中京军民方知道，汴京已经陷落，金哀宗下落不明。思烈闻之大惊而死。遗言，强伸行总帅府事。月余，粮尽，军民散去。
是年五月，塔察儿率蒙古军复至，陈兵于洛水南，强伸陈兵于洛水北。蒙古军欲招降强伸，强伸曰：“我本一军卒，天子命我为留守，誓以死报国耳。”遂率步卒数百大战于天津桥，敌兵无法取胜。六月，金将兀林答胡土率众弃城而逃，鹰扬都尉献西门以降。强伸知城已难守，率部下数十人从东门突围，转战至偃师，力尽被俘，宁死不屈，被杀于中京七里河。
１２３４年，金哀宗在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自杀，金亡。金代前后建都会宁、中都、开封，共历九帝，一百二十年。其间洛阳为金陪都十六年。２７．五花寺和灵山寺五花寺，位于宜阳县城西４０公里，三乡乡境内。虽然当年的五花寺已被历史的风雨夷为平地，但五花寺塔却至今巍然屹立于连昌河畔、汉山脚下，雄伟高耸，壮观异常！
该塔为宋塔，密檐式，八角形，上下九层，高约三十余米，底部周长三十一米，砖石结构。在一、二、三、四、六层正南面均设塔门，但只有第二层为真门，余皆假门，门两侧饰砖雕菩萨、力士像等；有塔心室，室内有通道，可循环登至塔顶。该塔为洛阳地区现存最早的地面古建筑，具有重要文物价值。
灵山寺位于洛阳市西南约四十公里、宜阳县城西七公里、灵山半山腰，坐南朝北，面对洛河。相传因周灵王埋葬于此，故名其山曰灵山。还相传，此山外貌很像古代印度的灵鹫山（释迦牟尼成佛之地），故简称灵山。山上有寺，曾名报忠寺，后依灵山而改称灵山寺。远远望去，万柏葱茏，云烟缥缈，确堪誉为“乃一方之奇观，光千古之名刹”。
灵山寺初创于金大定三年（公元１１６３年），始创者为僧人憨休老祖。
灵山寺大体为一南北长方形院落。山门为高台楼阁式，下部系砖砌高台，中辟山门门洞，门洞石匾额“灵山寺”三字为赵朴初所题；上建殿阁，原供伽蓝菩萨。进入山门后沿中轴线上行，第一座大殿为天王殿，内供弥勒佛及四大天王；殿门外有古老的银杏树一棵，树粗数围，绿荫如盖，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第二座大殿原为大悲殿，供观音菩萨；现改为中佛殿，供释迦牟尼、阿弥陀、药师“三世佛”玉像；歇山式顶，为我省遗存不多的金代建筑。第三座为大雄殿，内供三世佛（中释迦牟尼、右药师、左阿弥陀），均为明代泥塑像。据说三尊佛像的原胎，是用周灵王墓上的三棵大柏树就地雕成的；庑殿顶，主要为金代遗构，它和中佛殿都具有重要价值。殿前有明代七级石塔一座，上刻佛、罗汉等三十余尊；另有古碑多方，刻有重修寺院的资料等内容。寺院后部有藏经楼，上下二层，上层藏经，下层为法堂。
大雄殿与藏经楼之间有砖墙，将整座寺院隔为前后两院，墙正中有门相通。墙上镶砌了二十八幅历代文人墨客题写的诗文碑刻，是研究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寺院内东西两侧有厢房，罗汉堂设在西边厢房内，观音殿、地藏殿设在东边厢房内。
寺院外东南山坡上，有历代高僧墓塔十七座，它和少林寺塔林、风穴寺塔林，并称河南三大塔林，均列入全国八大塔林之内。
寺院东墙外有凤凰泉，池深三丈，四时涌流，清澈甘洌。泉水穿流寺内，石桥金鱼，景色甚为优美。
多年来，当地各级政府、文物部门、佛教界等，多次修葺灵山寺，宝殿焕然，古刹重光！每年农历二月的灵山庙会，不但是经济文化交流的盛会，也更让灵山寺名扬四方！
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印度国有舅甥二人，前来中国寻访名山胜地。行至东周国都洛阳西南、洛河南岸，但见一山，林幽泉清，景山绝佳，为一路之上所罕见。便筑庐山间，虔诚修行。多年之后，舅舅因年迈体弱过世，甥儿却修成正果，以后在山上弘法传教，香火旺盛，后世弟子皆尊称他“释迦牟尼”，那座山就是灵山，灵山寺即当年释迦牟尼筑庐虔修之处。有关资料还说：１９４８年，杨成武将军挥师南进，途经宜阳，为保护灵山寺，曾亲题“保护古迹，人人有责”红旗一面，高插灵山山头。２８．姚燧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后，蒙古军向南进攻金、宋，并分别于１２１８年、１２３５年、１２５３年三次西征，先后攻占攻克了西辽、花刺子模国、斡罗思诸部、莫斯科、乞瓦（今基铺）、孛烈儿（今波兰）、马扎儿（今匈牙利）、木刺夷（今伊朗）、黑衣大食（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大马士革城，并拟进军西欧，势力范围东自大海、西至多瑙河，成为横跨欧亚的大汗国。
１２７１年，拖雷之子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乾元之意），建都大都（今北京）；１２７９年灭南宋，建立了北抵漠北、南到海南、东临大海、西及流沙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的版图。原来的蒙古大汗国，除元朝之外，已分裂为几个独立的汗国，但名义上，元朝皇帝仍是各汗国的“大汗”。元代，我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都取得了不少新成就，涌现出一批文化科学名家，洛阳人姚燧就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
姚燧，字端甫，号牧庵。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已佚；清人集有《牧庵集》三十六卷。
姚燧，三岁丧父，由其伯父、元初名儒、著名理学家姚枢抚育成人，他也因此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十三岁时拜理学家许衡为师，十八岁时游学长安。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公元１２７３年），三十八岁的姚燧开始步入仕途。他曾任秦王府文学，不久，转任奉议大夫，兼管陕西、四川的学校教育；至元十二年，姚燧曾三度入蜀为官，至元二十三年封翰林直学士，后任大司农丞；至大元年（公元１３０８年），武宗任其为太子宾客，后欲拜为太子少傅，姚燧借故推辞不就；次年，授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至大四年，姚燧厌倦仕途，后卒于家中，享年七十六岁。
姚燧以散文见长，他的《送畅纯甫文》，记叙了他学文的经过和对文章的见解；他的《文章宗旨》，可以使我们看到元初诗文理论的面目，能探寻出金、元、明诗文发展的脉络。姚燧虽从师于许衡，然能“穷理致知，反躬实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后成为世之名儒。
姚燧的散文大部分是碑、铭、诏等应用文，文学趣味较少，但文章结构谨严、叙事简要，文笔常有变化，气韵流畅，格调高古，耐人寻味。如《序牡丹》中载，洛阳、西安、燕京等地所植牡丹，品种繁多，有所谓千叶状元红者，尤为名贵。
当时，姚燧的文章可谓备受推崇，人们皆以能得到他的文章而感到荣幸，尤其是那些贤孝子孙们，为褒扬其先辈之德，必须要得到姚燧所写颂文，唯此才能为社会所承认；得不到者则倍感羞愧。三十多年间，满朝文武，贵族世勋，他们的显行盛德，多为姚燧所书。不仅如此，姚燧的盛名，在一些偏邦藩王中也有很大的影响。高丽沈阳王父子与元帝联姻，倾其资财结交朝臣，对姚燧更加殷勤。一日，拜望姚燧，求其作文。姚燧不情愿，直至皇帝下旨，才提笔而写。沈阳王父子甚是感激，赠以币帛、金玉、名画五十致谢。姚燧当即将所赠之物分给众人，留下金银交给翰林院使用，自己一文不取。
姚燧为文“豪而不宕，则而不厉”，一改宋末那种空洞虚泛、题材狭小、专注形式之弊习。张养浩《牧庵文集》序中赞曰：“古文如唐之韩愈，宋之庐陵（欧阳修）。”
姚燧所作散曲则豪迈开阔，充满生气。无论是描写男女爱情，还是随意抒情，均缠绵尽致，婉丽清新，文辞浅白流畅。卢前《论曲绝句》写姚燧道：“以古文名世，曲则不经见，然每有所作，亦必婉丽可诵。”足见，姚燧在元曲上的成就也极可称道。２９．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字廷瑞，畏吾儿（今维吾尔）人，元末名将。曾祖于元初随军取河南，以探马赤军户留居。其祖乃蛮台、其父阿鲁温皆居沈丘（今属河南）。
至正十一年（公元１３５１年），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作为色目地主阶级的一员，察罕帖木儿深感自身利益受到威胁，便纠集武装，号称义兵，对抗起义军。他治军有方，作战勇敢，所率地主武装迅速成为当时规模最大、装备精良的地方武装力量，并很快被元朝廷改编为官军，成为支撑元朝统治的柱石。
察罕帖木儿与罗山（今河南罗山县）地主武装李思齐联手攻入罗山城，首战告捷。朝廷授之为中顺大夫、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达鲁花赤（府最高长官）。此后多年，察罕帖木儿带兵转战于中原之间。《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载，察罕帖木儿“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而自将中军军渑池”。红巾军首领刘福通遣大将周会义攻洛阳，他“以奇兵出宜阳，而自将精骑发新安来援”，起义军无所作为而退兵，察罕帖木儿“追至虎牢，塞成皋诸险而还”，牢牢控制了洛阳地区。元朝廷因此拜察罕帖木儿为陕西行省（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行省最高长官）兼同知枢密院事（元以枢密院掌全国军事，设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职）。
至正十九年（公元１３５９年），察罕帖木儿率军围攻汴梁数月，红巾军首领、刘福通被迫突围。此后他以主力屯太行山，分兵驻防山陕、荆襄、河洛、江淮等地。
至正二十一年（公元１３６１年）元月，察罕帖木儿在洛阳召集各路将领，商定发师进攻山东的战略部署：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与汴、洛军水陆分道并进，而自率精锐铁骑，过孟津，经怀庆（今沁阳），大举东行。破济南等地，久围益都。次年，察罕帖木儿被降将田丰、王士诚刺死。
察罕帖木儿被杀的消息传到朝廷，朝野为之震动。据载，善观天象的妥欢帖木儿此前曾预言“山东必失一良将”，朝廷即驰诏察罕帖木儿勿轻举妄动。但使者未到山东，而他已命丧黄泉。朝廷为褒奖他，诏赠为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为忠襄王，谥“献武”。后改赠为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为颍川王，改谥“忠襄”，食邑沈丘县。封其父阿鲁温为汝阳王，后又加封梁王。命其养子扩廓帖木儿（本为汉人，名王保保）承袭父职，平定山东，驻兵于汴洛。朝廷加封其为河南王，以汝州为食邑，与弟弟脱因帖木儿同居河南府。
察罕帖木儿墓位于洛阳老城西北苗沟村东南的邙山脚下，现存墓冢，上圆下方，高约１５米。民国李健人的《洛阳古今谈》，曾转引了清乾隆《洛阳县志》关于该墓的记载，并作了若干补充。１９８３年，在该冢前出土石翁仲一躯，高２．９米，堪称元代石刻艺术精品。３０．明军攻取洛阳城元代建国后，在中央设中书省以掌全国政务，中书令为长官。除中书省直辖的河北、山西、山东以外，另在全国分置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辽阳、岭北等十个“行中书省”，代表中书省在各地行使权力，简称“行省”，长官一般是平章政事。行省设置，影响深远，后明、清迄今，一直沿用。元代洛阳，属河南省（治开封），为河南府路治所之所在，其规模布局略同金代。
由于元朝廷从一开始就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加上各级政权的日趋腐朽，所以从建国不久，就连续不断地爆发了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而且愈演愈烈，至正十一年（公元１３５１年）五月，终于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大起义。至正二十八年（公元１３６８年），朱元璋命大将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五万大军攻入河南省。洛阳一战，元军大败，延续了近百年的元朝政权即将走到尽头。
察罕帖木儿死后，为镇压南方的农民起义，元朝廷诏封察罕帖木儿的养子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统帅关陕、晋冀、山东诸道的所有军队。但是，一些与察罕帖木儿同时崛起的大将及勃罗帖木儿的旧部不服管辖，公开抗拒扩廓帖木儿的调遣，互相之间还导致了争斗和征战。
元朝廷军队的内耗，为朱元璋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他迅速铲平并兼并了各支农民起义军，步步蚕食，扩充实力，扩大地盘。并积极寻找时机，欲与元朝廷决一雌雄。至正二十七年（公元１３６７年）十月，朱元璋在一举消灭了张士诚之后，即着手北伐。他任命中书左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政事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先取山东，并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这一口号得到了当时汉族地主阶级的积极响应。
此时，河南王扩廓帖木儿是唯一能与朱元璋义军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元军内讧严重，扩廓帖木儿为扩大势力，进攻陕西，元顺帝大怒，下诏免去了他的官职，并命中央军从北路攻击他。扩廓帖木儿退居太原，命其弟脱因帖木儿率军十万镇守洛阳。１３６８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治今南京）即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此时，面对势不可当的朱元璋北伐大军，洛阳城危在旦夕，元朝廷太常礼仪院使陈祖仁，请求起用扩廓帖木儿镇守河南省，顺帝不许。扩廓帖木儿大怒，杀尽太原的朝廷命官。顺帝又下令削去了他的爵位，命朝廷军队剿灭扩廓帖木儿。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遣使招降。六月，朱元璋亲赴河南洛阳，祭祀扩廓帖木儿养父察罕帖木儿亡灵，并令附近百姓为其守墓；又封扩廓帖木儿之妹为爱子秦王之妃，以瓦解元军力量。
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徐达为统帅，迅速占领山东。然后从济宁直捣汴梁，洪武元年三月，元朝汴梁守将左君弼不战而降。四月，明征西将军邓愈攻克南阳，挥师北进，与徐达所部从东、南两个方向合围洛阳。徐达挥师迅速攻克虎牢关，进至洛河南岸。此时，脱因帖木儿率五万兵马屯洛水北岸，明将常遇春率百骑强渡洛河，元师大败，脱因帖木儿弃城而逃。
徐达率师攻入洛阳城后，迅速调兵遣将攻克了陕州、嵩州、汝州等地，又命都督冯国胜攻打潼关。元朝廷潼关守将望风而逃，明军攻至华山而还。
洛阳一战，元朝精锐之师被消灭。徐达挥师北上，八月初二，顺利攻克大都。顺帝已在几天前北逃，元朝灭亡。自成吉思汗建国至此，凡历十五帝、一百六十三年；若自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算起，凡历十一帝、九十八年。３１．烂柯胜迹“烂柯胜迹”为新安县“八景”之一，泛指新安县铁门镇玉梅村烂柯山麓一带的名胜古迹，主要有王乔洞、洞真观等。
相传很早以前，新安县铁门镇某村，有一打柴樵夫，名叫王樵，或叫王乔。有一天，王乔鸡鸣而起，进山砍柴，三个时辰过去后，他已打好了两捆柴，便在一块巨石旁坐下休息。抬头向前远望，见前边不太高的山上，有两位白发老人对坐下棋，他便来到旁边观看。地上有老人吃剩下的半个桃子，他就顺手捡起来吃了。此时他回头望望山下，但见那里的树叶黄了又绿了，绿了又黄了；那里的野花，开了又谢了，谢了又开了。抬头仰望，几只仙鹤在空中盘旋飞绕。王乔觉得该回家了，他走到柴捆前一看，斧柄已腐烂成灰，斧头也锈得不成样子。回到村里后，他看到的房舍都不是原来的模样，而且一个人也不认识。当他说自己就住在本村、名叫王乔时，村民们纷纷说，王乔是我们的老祖先，早在不知多少年前就死在“烂柯山”上了。王乔此时恍然大悟：原来那下棋的二位老人本是仙人，他已在“仙界”度过了不知多少年了。于是他只好回到原处，求二位老人收他为徒。谁知二位老人转身离去，王乔随后追赶，只见山侧有一山洞，老人转身进去，王乔紧随其后，伴着一声巨响，烈火从洞中喷出，王乔就在烈火中化作了“仙人”。那个洞就是“王乔仙洞”，老人下棋的山就是“棋盘山”，烂斧柄的山就是“烂柯山”。
今存王乔仙洞坐北朝南，共两洞口，洞内相通。洞口外两侧镶有石刻，洞内两侧有“透灵碑”；洞口前平台上，另立一方元碑。
大约因为烂柯山一带确为仙山福地，故元代大德年间（公元１２９７～１３０７年），皇帝敕命在此修造了一座宏伟的道教建筑——洞真观。
据有关资料记载，洞真观坐北朝南，观前原有戏台，观内为三进院落。进入山门，一进建有三清殿，为观内主体建筑。今存之三清殿，面阔五间，长１３．７米；进深三间，宽１０．２米。殿内东、西、北壁上均饰彩绘，约计三十幅，画面为道教故事。该殿历史上曾多次重修，原供太上老君，即老子，今像已不存。二进为官厅，供接待公卿官宦之用；三进为道房，为道士个人修炼及住宿之处。
三清殿东西两侧，有三宫殿、王母殿，均为清代重修；三清殿西南，有瞬厅三间，原藏有百余方碑刻，今多流失；三清殿旁有“香珠泉”一口，其泉水春温、夏凉、秋爽、冬暖，游客常携器取水，返回后与家人共同品尝。
据当地老乡回忆，民国年间，洞真观香火旺盛，为全县寺观之首，每逢农历三月三庙会，人山人海，热闹异常。
“烂柯胜迹”原有十大景观，分别为“扒头王樵”、“树倒成石”、“神碑透灵”、“柏树顶缸”、“老柏抱揪”、“槐柏搭桥”、“古柏钟声”、“东荆西枣”、“火烧柏心”、“玉梅弄琴”，有些今已难觅踪迹。３２．洪洞县有棵大槐树在今日洛阳一带，不少人都说，他们的祖上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是怎么回事呢？
自北宋末年以来，以开封、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战乱连年，灾荒不断，人口锐降，荒地日多。金代占据中原时，已经是“地旷人稀”的局面，到了元代，更是“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据《元史》载，当时河南府路（治洛阳）所辖十二县，仅有六万五千多人，平均每县五千人稍多。至元末明初，“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这便是当时移民垦田的社会历史背景。
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明朝廷推行屯田政策，移民垦荒。洪武年间（公元１３６８年～１３９８年），朝廷“徙泽、潞民无业者垦（黄）河南、北田，赐钞，备农具，复三年”。当时准许山西省地少人多的地方，每户可以分出人丁，前往河南、山东、北平等地垦荒种田，并给每人发钱钞二十锭，作为安家费用。政府还供给耕牛、农具、种子，所开荒地可以成为自己的产业，并免去三年租税，三年往后，每亩仅纳税一斗。
到了永乐年间（公元１４０３年～１４２４年），明朝廷又下令山西太原府、平阳府（今临汾）、泽州（今晋城）、潞州（今长治）、辽州（今左权）、沁州（今沁县）、汾州（今汾阳）两府五州人多地少、无田无地人家分其丁口，迁往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其他地区开荒种田。
据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志》一书说，大槐树长在洪洞县广济寺左侧，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山西泽、潞、沁、汾、平阳等地，有丁无田或田少丁多之家，曾先后七次集中于大槐树旁广济寺内，由驻在寺内的移民管理机构，组织他们分迁各地。大槐树上有一老鸹窝，移民们在告别故土、前往异乡之前，回首仰望，老鸹窝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纪念！从此以后，每每想起故乡，眼前就浮出了老鸹窝！
明成祖崩于北征回师途中，长子朱高炽（皇太子）遵遗诏继位，是为明仁宗。仁宗在位不到一年病死，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自仁宗、宣宗以后，由山西向中原的移民活动已基本告一段落。但受亲朋故旧联络而迁入河南省者则仍有不少；宣宗年间（公元１４２６年～１４３５年），还因山西发生灾荒，灾民流入河南省，后来也成为当地的居民。
有关资料说，明代由山西迁入河洛地区的移民为数不少，如洛阳县、偃师县、孟津县、新安县、宜阳县、伊川县、永宁县（今洛宁）、巩县、孟县、荥阳县等均有。孟津县谢姓，先祖居山西长子县，打铁为业，明初率三个儿子过黄河至孟津，后在黄河南岸发展成一大村落，取名“铁谢”，再后又由铁谢分迁于今小浪底镇庙护村、雅沟村、横水镇谢家沟村等。洛龙区辛店镇太后庄村《崔氏族谱》清代咸丰六年（公元１８５６年）序云：“大明初，始祖道亨，自洪洞迁洛，居于洛西太后庄。”又如洛阳老城董氏、偃师寇店镇韩寨赵氏等许多姓氏家族，由其宗谱及有关碑志资料看，也都由山西迁来。需要说明的是，今日洛阳居民中仅有一部分（而决非全部）为山西移民后裔，而在山西，也决非只有洪洞县人迁出。
河洛、中原地区原有居民，与山西移民团结互助，辛勤劳作，使河洛与中州大地得以恢复，并逐渐发展繁荣起来。《明史》等有关资料称，到了明成祖永乐十年（公元１４１２年），洛阳县已有人口八万三千多；就全河南省来说，洪武二十六年（公元１３９３年），有人口一百九十一万多，至神宗万历六年（公元１５７８年），已达到了五百一十九万多。３３．明代伊藩王朱元璋在缔建明王朝成功后，将自己的诸子和个别宗室封为藩王，让他们率领精兵分驻全国要地，建立起由皇权直接控制的军事中心。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长子朱标早死及幼子朱楠无封地外，其他二十四子均分封王爵，赐予国号。其中，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王均立国塞上，驻守在东北、北方和西方边陲；内地则有齐、鲁、赵、周、沈、伊、唐、郢、楚、湘、蜀、潭、岷诸王，分布于江、淮、河、汉、川等地区。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为伊藩王驻地。伊藩开基第一王朱□（左“木”右“彝”），是明太祖朱元璋与葛丽妃所生的庶二十五子，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１３９１年）封为伊王，建国于洛阳，明永乐六年（公元１４０８年）就藩。
从朱□（左“木”右“彝”）封王到就国，明代的封藩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火文继位，燕王朱棣发动了名为“靖难”的大规模内战，夺得皇位，是为明成祖。对于封藩制度已经严重危害到中央皇权统治这一点，朱棣是有切身体会的。他登上皇位后，便集中全力捍卫最高皇权的利益，断然执行强硬的削藩政策，一再加强对宗藩的监视、约束和限制，形成了宗藩不得干预兵事、干预政事的所谓“藩禁”制度。
在明代众多藩系中，伊王一支排行第二十五，是最小的一房（太祖第二十六子朱楠早夭，不算一房）。明成祖对他这个最小的弟弟显然是不屑一顾的，朱元璋规定亲王岁禄为一万石，而明成祖赐给伊王的岁禄只有两千石。可能心中有怨气，或系天生的劣根性，朱□（左“木”右“彝”）到洛阳后，便在洛阳城胡作非为，残害百姓。他为人好武厌文，喜欢砍杀，经常挟弹带箭到市郊游猎，遇到躲避不及的人，动辄斩劈，弄得血溅一身，而他竟喜欢溅血的衣服。他又下令在大庭广众之下男女裸体混杂取乐，生活荒淫无耻。永乐十二年（公元１４１４年）朱□（左“木”右“彝”）病死，明朝掌礼之臣上奏请削去他的爵号，明成祖虽然未答应，但谥其号为“厉”，史称伊厉王。
伊厉王朱□（左“木”右“彝”）的后裔，以明太祖所定的“颙勉諟訏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这二十字为本系辈分。
伊厉王死后十年，明成祖驾崩，明仁宗登基，伊厉王之子朱颙火央承袭伊王之爵，为伊简王。他嗣位后，和乃父一样，“纵中官扰民，洛阳人苦之”。河南知府李骥以法治之，他竟诬奏李骥，李骥被逮捕，久后才得免。
伊简王死，伊悼王朱諟钒、伊定王朱諟锊、伊庄王朱訏渊、伊敬王朱訏淳等相继为王。敬王死，其子朱典木英嗣位，此人性贪而刚愎自用，各级官吏若不听从他，他就设计陷害。为扩修伊王府，竟然强夺民舍三千余间。郎中陈大壮与其相邻，房屋被夺，并被拘禁饿死。其宫室修成后，大如皇宫。为了充实后宫，他关闭洛阳城，强选民间女子七百余，留姝丽者九十人，其余令其家人用钱赎身。
河南按察佥事林腾蛟，在查实朱典木英的罪行后，即上奏揭发。嘉靖三十九年（公元１５６０年），在生命垂危时，林对儿子说：“必须待伊王定罪之后，再把我的灵柩运回故里。”不久他含恨去世，年仅四十三岁。都御史张永明、林润等相继奏闻朱典木英罪，明世宗令朱典木英毁掉所僭造宫城，他不奉诏。嘉靖四十三年（公元１５６４年），在朝廷上下和洛阳百姓的同声谴责下，朱典木英被明世宗削去伊王爵位，废为庶人，终身囚禁在开封，明代的伊藩王国终结。万历十五年（公元１５８７年）十一月，神宗皇帝生母李太后，颁赐少林寺大藏经六百三十七函。为贮存藏经，第二年，李太后令拆移伊王府殿材，敕建千佛殿，伊王府被毁。此后，神宗将福王封于洛阳。伊王府故址，位于今老城西大街北侧，人称“旧府门”的一座门址，是伊王府的南大门。３４．福藩王本末明神宗宠幸郑贵妃，生朱常洵，神宗欲立其为太子，但由于他非嫡长子，遂遭到大臣们的反对。神宗将朱常洵封为福王，以洛阳为封邑，赐田四万顷，花费重金为其营造王府。朱常洵大婚，费银三十万两。
万历四十二年（公元１６１４年），在朝臣一再要求下，神宗令其就藩洛阳。神宗赏赐福王百万金银，又把没收大学士张居正之家产以及四川茶税赐给他，又准其垄断洛阳盐市。这样，神宗耗天下财富以赐福王，造成中央财政巨大亏空。
福王贪财嗜利，纵酒好色。明末崇祯年间，中州旱蝗交织，人相食，李自成农民军日益壮大，数攻洛阳。当时，人们都称福王府比皇宫还要富，明朝派来援救洛阳的兵卒都骂道：“福王府金钱百万，而令我们饿着肚子去战死。”居于洛阳的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劝福王，让其出资劳军，朱常洵却不以为然。
崇祯十四年（公元１６４１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朱常洵，火烧王宫三日不绝。李自成退兵后，崇祯帝派员到洛阳为福王举行葬礼，立庙树碑，葬朱常洵于北邙山。其圹志，１９２４年在孟津县庙槐村南被盗出土。
当李自成攻破洛阳时，朱常洵之子朱由崧，随其母邹氏逃亡怀庆府（治今沁阳）。崇祯十六年（公元１６４３年）朱由崧袭爵福王，就藩洛阳。崇祯十七年（公元１６４４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国，自称大顺王。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杀。朱由崧及潞王朱常淓南奔。在江南的一部分明朝官僚，于五月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南明政权，称监国。不久，称帝，改明年（公元１６４５年）为弘光元年，是为弘光帝。史可法、马士英、王铎等为大学士。
弘光帝深居内宫，迷于酒色。奸臣马士英、王铎等弄权，排斥兵部尚书史可法，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南明政权危如累卵。为抵御清军南下，史可法部署兵力：以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安，经理山东一路招讨事；总兵高杰辖徐、泗，驻泗州，经理开、归一路招讨事；总兵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招讨事；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招讨事。以上江北四镇，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组成江淮防线，防大顺军或清军南下。然而，弘光政权内部党争不断，内讧不已，搜刮掠夺，无意抗清。
十月，清廷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二万兵征讨南明。不久，因陕西李自成大顺军日炽，多铎奉命转兵西向，从而给弘光政权以喘息之机。十一月，史可法抵清江浦（今江苏淮阴），筹划淮河防御，先后数十次上疏，但南明朝廷上下醉生梦死，不予重视，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南明弘光元年（公元１６４５年）正月，清廷命多铎等大举南下，史可法飞章告急，并调总兵高杰至徐州，预赶往归德，以掣清军。次年正月，高杰被许定国诱杀，弘光政权唯一的积极行动告止。不久，弘光政权内讧又起。三月，驻武昌之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率所部东下，自汉口达蕲州，二百里舳舻相接。南京马士英急调黄得功部赴长江抵御。清军乘机向徐州进发，南明总兵李成栋登舟南遁，清军遂连陷颍州（今阜阳）、太和。四月一日，弘光朝廷密诏史可法督军入援南京，以御左良玉。时清军入亳州，向邳州（今江苏睢宁西北），徐、泗告急，史可法又奉命急还扬（州）、泗（州），但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三镇兵仍应诏入卫南京。清军一路陷亳州，一路陷砀山，于九日占领徐州。十三日，泗州守将李遇春降清，史可法退守扬州。清军渡过黄河，于十八日抵扬州城下。史可法率扬州军民英勇抵抗七昼夜，二十五日，清军攻破扬州城，史可法被俘，慷慨就义。部将刘肇基率残部和百姓继续巷战，直至矢尽人亡，无一人投降。五月八日，清军乘大雾夜渡长江，次日克镇江。十四日，清军自镇江南下丹阳，直抵南京城下。南明大臣王铎等率满朝文武不战而降，跪迎清军入城。弘光帝逃往芜湖被俘，次年被斩于北京。
弘光政权灭亡后，南明先后出现了隆武、永历等政权，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３５．儒相刘健刘健，字希贤，明代洛阳县人。英宗时，代徐溥为内阁首辅（宰相），孝宗、武宗时连任，成为明“弘治中兴”的功臣。《明史·刘健传》曰：“健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著名国学大师章炳麟称其为中国历史上“六大儒相”之一。
明天顺四年（公元１４６０年），刘健考中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负责《英宗实录》的编撰。不久，任少詹事。成化二十三年（公元１４８７年），刘健迁为礼部侍郎，兼御林院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弘治四年（公元１４９１年）任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不久，主持撰修《大明会典》。《大明会典》系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又名《明会典》。早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１３９３年），明太祖朱元璋曾仿《唐六典》编修《诸司职掌》，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以前所创建与设置的主要官职制度。孝宗嗣位后，为方便臣民遵循，遂于弘治十年（公元１４９７年），敕命大学士刘健纂修，赐书名《大明会典》。经过正德年间校订后刊行，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弘治十一年（公元１４９８年），刘健为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代徐溥为内阁首辅后，竭力尽智，勤于政事。由于措施得当，成功化解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他极力劝谏孝宗例行节俭，顺利摆脱了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孝宗在位十八年，刘健和李东阳共同辅政，出现了明朝中期相对繁荣和稳定的局面。孝宗临死，遗诏刘健、李东阳、谢迁为顾命大臣。
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１５０６年）正月，不满十六岁的朱厚照继承皇位，成为明朝第十一位天子。皇帝新承天命，总要恩赐臣子、晋封部下。武宗照例加封了重臣刘健、谢迁、韩文等人，刘健仍为首辅，同时又任命宦官刘瑾为五千营总监军。诏书一下，朝野议论纷纷。晋封刘健等人，群臣心服口服，而对刘瑾的任命，大臣们深感不满。刘健即联合谢迁、韩文等元老，联名上疏，要求收回对刘瑾的诏命。但此建议遭到武宗的拒绝，还把刘健等五十三人列为奸党，标示朝堂，并将刘健等削官为民。而刘瑾、马永成、谷大用等八人深得武宗的宠爱，时称“八虎”。刘瑾尤为人奸诈，其党羽遍布朝野，连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都成了他的帮凶。后刘瑾又设立了内行厂，其危害程度远在东、西厂之上。
正德五年（公元１５１０年），刘瑾因谋反被诛，刘健复职。嘉靖五年（公元１５２６年）刘健卒，时年九十四岁。他临终遗表数千言，劝谏嘉靖皇帝正身、劝学、亲贤、远佞，可见其忠心耿耿。朝廷诏赠其为太师，谥“文靖”。葬于洛阳城东小李村（今瀍河回族区小李村东北）。有《刘文靖公奏议》等传世。
《明史·刘健传》曰：“东阳以诗文引进，海内士皆抵掌谈文学，健若不闻，独教人治经穷理，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３６．从曹端、尤时熙到孟化鲤明代是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与宋代理学合称宋明理学。而明代理学的开创者是河南府渑池县人曹端。曹端，字正夫，号月川，五岁开始学河图洛书，及长，拜宜阳名儒马子才为师，专攻性理之学，对宋代洛学大师邵雍、二程的著作融会贯通，并形成一家之言。永乐六年（公元１４０８年），三十三岁的曹端参加了河南乡试，考中第二名；第二年，又参加了京城的会试，以副榜（乙榜）第一的身份，被授为山西霍州学正（主管学务的官员）。他在霍州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了众多弟子，在民间享有很高威望。宣德九年（公元１４３４年），曹端卒在霍州。闻其死，霍州人罢市巷哭，留葬霍州，后改葬渑池曹滹沱村。
曹端的著作有《太极图说述解》、《通书述解》、《西铭述解》、《四书详说》、《性理文集》、《周易乾坤二卦解义》、《拙巢集》、《存疑录》、《家规辑略》、《月川图诗》、《月川诗文集》等。清代张王景又集曹端遗文八种，合刊为《曹月川先生遗集》。在这些著作中，曹端继承了二程、邵雍的思想，但是又将邵雍的太极说和二程的性理说统一起来，提出太极、性、理是统一的，是构成万物的根本，而理则是至善、至诚，唯有行此，则可实现天地和人伦的和谐。《明史·儒林传》称曹端为“明初理学之冠”。时人尊其为“曹子”。
明代中期以后，南宋洛学的另一个派别陆九渊心学复活，代表人物是王守仁。王氏之学分南北两门，北门以尤时熙为祖。尤时熙，字季美，号西川，洛阳县人。嘉靖元年（公元１５２２年），乡试中举，历任元氏、章丘学谕，国子学正，户部主事。后以母病辞官，遂不复出，居家三十余年，在洛阳以教书著述为业。当时，王守仁《传习录》始出，学者多非议，而尤时熙认为道学尽在于此。王守仁发挥陆氏心学，提出“致良知”等学说。王守仁的著名弟子为江右刘魁，尤时熙为刘魁的弟子。尤时熙著《拟学小记》等著作，根据王守仁“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和“致吾心之良知，致知也”的思想，训释“格物致知”，他将“格”训为“则”，将“物”训成“好恶”。认为吾心自有天则，学问由心，心有好恶。故学者当在好恶所在用功。因为物我本是一体，故人情不通，吾心不安。尤时熙发挥了王守仁的“道无方体”、“心外无物”的观点，他说，道无形无色，道由心生，可千变万化。尤时熙提出知行合一，他说，天下道理只是一个，谈到知时不必说行，谈到行时不必说知，因为二者是统一的。
《明史·儒林传》载，尤时熙卒，“其门人孟化鲤最著”。孟化鲤，字叔龙，号云浦，河南府新安县人。万历八年（公元１５８０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在河西征税，遂讲学河西。改吏部，任文选郎中。因正直无私，不迎合权贵，被削职为民。
孟化鲤回新安后，建立书院，聚众讲学，有弟子数百人。著有《诸儒要录》、《尊闻录》、《读易呓言》等，有《孟云浦集》传世。孟化鲤认为，人为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即浩然之气。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顺。所以应注意心之涵养，必须修身正心才可以调和阴阳、通达四方。
孟化鲤最著名的弟子，为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维祺退职后，在洛阳广收门徒，设立伊洛会，敬祀“伊洛七贤”。“伊洛七贤”即程颢、程颐、司马光、邵雍、曹端、尤时熙、孟化鲤。二程、司马光、邵雍为北宋伊洛四贤，曹端、尤时熙、孟化鲤为明代伊洛三贤。“伊洛七贤”代表了宋明理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他们的学说是宋明理学的基石。３７．吕维祺和他的家族吕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河南府新安县人，明代著名理学家，其父为河南府名儒吕孔学。吕维祺自幼习理学，二十六岁，即万历四十一年（公元１６１３年）中进士，授兖州（今山东兖州市）推官，擢升吏部主事。因得罪魏忠贤，辞官还乡，设芝泉讲会，传播理学。崇祯元年（公元１６２８年）复官，任南京兵部尚书。又因“剿寇”不力，归居洛阳，设立“伊洛会”，广招门徒，著书立说。崇祯十四年（公元１６４１年）正月，李自成进攻洛阳，吕维祺劝福王朱常洵散财饷士，以济时荒，福王不听。吕维祺乃尽出家私，设局赈济。城陷，吕维祺被俘，农民军中有认识吕维祺者，欲释放之，吕维祺“不辱大节”，于洛阳城周公庙“引颈受死”。吕维祺著述丰厚，有《明德堂文集》、《孝经本义》、《孝经翼》、《节孝义忠集》等传世。
王铎与吕维祺交游至深，曾将一女嫁给吕维祺之子吕兆琳，两家结为姻亲。李自成攻陷洛阳时，王铎正流寓于怀州（治今河南省沁阳市），为悼念亲家吕维祺，他长歌当哭，赋诗多首，其中有“风黯城崩旧洛原，怜君誓死不徒存”的诗句，尤为称道。
吕维祺之子吕兆琳，清顺治十八年（公元１６６１年）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等职。
吕兆琳之子吕履恒，康熙三十三年（公元１６９４年）中进士，是康熙年间著名诗人、剧作家、方志学家。诗作有《冶古堂文集》、《梦月岩诗集》等。其诗师法盛唐，雄浑壮阔；其剧作有《洛神庙传奇》，是现存最早的豫西调剧本；另编著有《宁乡县志》。
吕履恒之弟吕谦恒，在其故里青要山苦读四十年，康熙四十八年（公元１７０９年）中进士，是著名文学家。其诗以抒情为主，有婉约之象，古文力追上古，与方苞过从甚密，著有《青要山文集》、《青要山诗集》及《一统志万姓通谱》等著作。
吕履恒共三子，长子吕宪曾，工诗，著《溆亭诗草》；次子吕宣曾是著名学者，著《靖州志》、《永兴县志》、《古宫室名制考》、《古冠裳图考》、《古乡饮酒图考》、《读札说》、《瑶民两安便略》、《柏岩文集》、《柏岩诗集》等；三子吕守曾，进士及第，好诗，与袁枚为友。诗多为艳诗，缠绵笃挚，有《松萍诗草》传世。
吕宪曾有二子，即吕公迁、吕公泽，不入仕，皆为诗人。吕公迁著有《见山亭集》，吕公泽著有《拙堂集》。
吕宣曾有二子，即吕公路、吕公滋，二人均为著名诗人。吕公路著《介亭诗草》，吕公滋著《硕亭本草》。吕公滋又工于考据学，有《春秋本义》传世。
吕守曾之子吕公溥，主持荆山书院多年，著有《寸田诗草》，袁枚为之序，称其为“诗中雄伯”。吕公溥还是剧作家，有《弥勒笑》剧本传世。
吕谦恒之子吕耀曾，康熙后期中进士，是著名诗人，著有《横山诗草》、《白燕诗集》等。
吕耀曾之子吕肃高，曾主持修《长沙府志》，著有《南村诗草》等。吕耀曾之孙吕燕昭，工诗，与袁枚交厚，袁枚《随园诗话》多录其诗，著有《福堂诗文集》。
新安吕氏世家从吕维祺起，到清乾隆年间，历五代，共有十五人成为著名学者、诗人，至少有八人中进士，占明清两代新安县全部进士二十五人的三分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３８．抗倭名将李天宠“南倭北虏”，是明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必须面对的两大外患。在北方明政府曾设九边以防“北元”，在南方则是采取建立卫所、设置战船等措施，加强海防以备倭寇。
明初，正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内战争不断，一些失意的官僚，处于困境的武士、浪人、海商等，勾结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及沿海地方部分亡命之徒，结伙为盗，成为倭寇。元朝末年，倭寇便经常侵掠我国沿海地方，明朝建立后，更是经常侵入沿海为祸。于是朱元璋先后派遣汤和等人前往沿海进行大规模的海防建设。洪武时期，明代在沿海地方及长江两岸共建有五十四卫、九十九所、三百五十三巡检司、九百九十七烽堠，军队总人数达四十万左右，舰船一千余艘。为了有效地组织沿海卫所军队进行防海备倭斗争，明政府在东南各省共设有山东、扬州、金山、浙江、福建、广东等六个总督备倭都司，同时各省专置按察副使一员，负责巡视、监察海道，称为“海道副使”。这严密的防御体系，给沿海地区带来了百余年的和平，颇受后人称道。嘉靖中叶后，海防设施年久失修，卫所军素质低下，数量不到原来的一半，世袭军官大多为纨绔子弟，根本不能领兵作战。海防的败坏给了倭寇可乘之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１５５３年），浙之东西，江之南北，濒海数千里地方，同时告急，以至于世宗皇帝（嘉靖）感慨国家是“南破北虚”。于是明政府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１５４７年），首次设立浙江巡抚，后又设立总督，全面指挥抗倭战争。朱纨是首任浙江巡抚，王忄予是第二任浙江巡抚，李天宠是第三任浙江巡抚。
李天宠，河南府孟津县人，嘉靖十七年（公元１５３８年）中进士。初任御史，后调任徐州兵备副使，曾在通州、如皋击退进犯的倭寇。由于其时倭寇大举进犯、明朝将帅举措失当，东南沿海失地千里。嘉靖三十三年（公元１５５４年）六月，擢李天宠为左佥都御史，代王 忄予巡抚浙江。同时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为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兼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首任总督，与李天宠共同领导平倭战争。李天宠刚到任，正遇倭寇进犯绍兴，李天宠全歼了来犯之敌。
当时，倭寇主力盘踞在浙江柘林川沙洼，张经、李天宠指挥明军合围之，取得了石塘湾大捷。倭寇突围，向嘉兴方向逃窜，张经、李天宠命参将卢镗固守嘉兴，命副将陈宗夔固守秀水、归安、嘉善，命裨将梁锷固守崇德、德清。卢镗击破倭寇对嘉兴的进犯，倭寇转攻秀水、归安、嘉善，由于嘉善知县邓植弃城而逃，倭寇攻陷嘉善。然后，倭寇围攻德清，而德清守军不足千人，梁锷力战而死，德清陷落。
奸相严嵩及其死党胡宗宪、干儿子赵文华诬陷张经、李天宠嗜酒废事，明世宗将二人罢免。严嵩奸党又诬陷二人纵容倭寇、养寇自重，明世宗又将二人下狱，并于当年秋天斩首于北京西市。这是明代历史上的一大冤案。
张经、李天宠被冤杀，使抗倭将士愤怒解体，倭寇势力强大，局面已无法控制。二人被杀八年后，严嵩集团败亡，张经、李天宠的部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受到重用，在他们的英勇抗击和剿灭之下，倭寇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１５６６年）被基本肃清。３９．李自成攻克洛阳明朝自神宗万历时期开始迅速走向衰落，东北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于１６１６年建立后金汗国，开始对明朝进行长期的战争。熹宗在位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把持朝政，政治黑暗，加之全国性水旱蝗灾连年暴发，大批农民破产逃亡，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潮。熹宗天启七年（公元１６２７年），农民暴动从流民集中的陕北首先爆发。
当年，熹宗驾崩，其弟朱由检继位，翌年改元崇祯，是为明思宗。崇祯四年（公元１６３１年），高迎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山西。崇祯五年（公元１６３２年）六月，黄河在孟津决口，饥民大增。次年，高迎祥的农民军攻破渑池、宜阳，到达洛阳外围。由于城池坚固，高迎祥绕洛阳城而东去。崇祯九年（公元１６３６年），高迎祥、李自成攻占伊阳（今汝阳）、嵩县，消灭明将汤九州部。接着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在灵宝会师，率军东进，占领陕州（治今三门峡）、渑池、新安，围困洛阳。明将左良玉等赴洛阳救援，于是农民军退去。高迎祥进入陕西，明将孙传庭大破高迎祥，俘之而杀于北京。李自成继称闯王。崇祯帝任命杨嗣昌为统帅，全权处理“剿寇”事宜。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从四面八方向农民军合围进剿。崇祯十一年（公元１６３８年），李自成突出重围，与刘宗敏等进入豫陕交界的商洛山中。
但经济状况的恶化使明政府难以巩固战果。从崇祯十一年开始，连续四年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以河南为甚。当时，蝗虫蔽天，赤地千里，野无青草，人相食，死者载道。崇祯十三年（公元１６４０年），当中原饥荒正烈之时，李自成由四川鱼腹山率五十骑突围，进入河南，饥民纷纷归附。李自成于当年十二月兵临宜阳城下。宜阳驻有重兵，数万饥民围困宜阳二十日，攻克宜阳城。然后挥师西进，围困永宁（今洛宁）。永宁是明万安王封地，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张鼎延也退居永宁，但城中无政府军，张鼎延组织家兵和地方武装坚守城池，李自成军攻城三昼夜，从东南角攻破城池。接着又迅速占领卢氏、陕州、灵宝、渑池、新安、偃师等，洛阳城成了豫西一座孤城。
崇祯帝为避免洛阳失守，于崇祯十四年（公元１６４１年）正月，派总兵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洛阳。明军挖护城河，修筑城垣，力图固守。当月，李自成率数十万兵围困洛阳。总兵王绍禹守北门，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守城中，刘见义、罗泰两个副将守东关。但明守军也是缺衣少食，福王虽屯粮数万，却不肯犒军。正月十七，李自成率众攻城。东门守将刘见义、罗泰无心抵抗，于次日到七里河投降李自成。李命二降将攻城。十九日，李自成军从四门同时攻城，但未克。北门守将王绍禹平时肆虐残暴，克扣军饷。当次日攻城正紧时，军士哗变，献城投降。李自成军从北门破城而入，攻占福王府，福王潜逃到迎恩寺（故址在今洛阳一高）被俘。
正月二十一，李自成在周公庙召集民众，宣布福王朱常洵的罪行，处死朱常洵、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等。《豫变纪略》卷四载：“洛阳新破，所有震惊”，“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自是而后，（起义军）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而走”。攻克洛阳是明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大明王朝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朱敦儒早年以清高自许，两次举荐为学官而不出任。绍兴二年（公元１１３２年），有人向朝廷推荐朱敦儒，言敦儒有经世之才。高宗于是下诏任他为右迪功郎，并命肇庆府督促他赴临安任职。敦儒仍不肯受命，在众亲朋的劝说下，他方应诏前行。到了临安，赐进士出身，授予秘书省正字，尔后兼兵部郎官，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后因发表主战言论，并与主战派李光等人一道，受到右谏议大夫汪勃的弹劾，于１１４９年被免职。不久，上疏请求退居嘉禾，晚年在秦桧的笼络下出任鸿胪少卿。
朱敦儒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学创作上，其词作语言流畅，清新自然。他的词风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词风浓艳丽巧；中年的词风激昂慷慨；闲居后词风婉明清畅。由于家庭富裕，所以早年居洛时，经常狎妓怡游，寻访洛阳一带的山川名胜。他在后来所写的词中，曾对这段浪漫快乐的生活做过深情的回忆。在《雨中花》中写道：“故国当年得意，射麋上苑，走马长楸。对葱葱佳气，赤县神州。好景何曾虚过？胜友是处相留。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断狂游。”在《临江仙》中写道：“生长西都（洛阳）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词中提及的伊川、洛浦二室（嵩山的太室峰、少室峰）、三川（伊水、洛水、黄河，泛指河洛大地）都是洛阳一带的山水胜地。“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与疏狂。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他的轻狂和傲骨，通过这几句激情洋溢的词，表现得淋漓尽致。
南渡之初，朱敦儒站在主战派一边，所写的词比较具有现实意义，多忧时愤乱之作，“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沉痛凄怆，非常感人。到了晚年，过着闲适生活，词中充满了浮生若梦的消极思想与诗酒自放的颓废情调。
比起北宋末的多数词人来，他在题材开拓方面作了很多努力，除了忧时愤乱与闲适生活两类词外，还有宫怨、游仙以及讽刺世情方面的作品。他后期的词，语言清新晓畅，明白自然，并常以寻常口语入词。总体而言，他的词风格旷达，一扫绮靡柔媚的风气，继承苏轼而又有变化，自成一家，在当时词坛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朱敦儒著有《岩壑老人诗文》，已佚；今有词集《樵歌》，也称《太平樵歌》。２１．北宋西京城北宋西京洛阳和东京开封并为当时两大都会。西京不仅有宫城、皇城，而且有一套庞大的管理机构，皇帝不时巡幸，并选能臣分司西京。
宋西京城的建设，先从宫城、皇城开始。开宝八年（公元９７５年）十月，太祖准备巡幸洛阳，遣庄宅使王仁王圭、内供奉官李仁祚与河南知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同修洛阳宫室。这次修复，使宫城、皇城焕然一新。宫城和皇城仍为隋唐五代宫城、皇城旧址。据《宋史·地理志》载，宫城周回九里三百步。城南垣三门：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门，西曰光政门；东垣一门，曰苍龙门；西垣一门，曰金虎门；北垣一门，曰拱宸门。正殿曰太极殿，另有天兴殿、武德殿、文明殿（在唐宫中路南侧发掘的宋代大型建筑基址，应为文明殿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垂拱殿、天福殿、太清殿、思政殿、延春殿、广寿殿、明德殿、天和殿等诸多宫殿。又有淑景亭、十字亭、九江池、砌台、娑罗亭等亭台渠池。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宫室共九千九百九十余区。在唐宫中段北侧发掘的宋代建筑遗址，应为北宋西京枢密院或崇文院等主体建筑之一。夹城内及内城北，皆为左右禁军驻扎之地。
皇城周回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右掖门；东垣一门，曰宣仁门；西垣三门：南曰丽景门，中曰开化门，北曰应福门。皇城内分布着官府诸司的衙门。
西京外郭城沿用五代旧城，到仁宗时，又做了大规模整修。《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载，仁宗景祐元年（公元１０３４年），大臣王曾建议：“西京洛河之南，居民甚多，并无城池，请逐渐修筑城垣。”于是朝廷命知府李若谷主其事，修建了比较完整的城垣。
修复后的外郭城，周回五十二里九十六步。南垣三门：中曰定鼎门，东曰长夏门，西曰厚载门；东垣三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门，北曰上东门；西垣一门，曰关门；北垣二门：东曰安喜门，西曰徽安门。城内纵横十街，定鼎桥门大街同隋唐一样是城市的主干道。
在外郭城修复以前，洛阳已有很多居民，并设有里坊。《元河南志》载，仁宗皇祐二年（公元１０５０年），河南知府张奎在各坊立起坊榜，每坊列榜为识，共计一百二十坊，比隋、唐二代均多。隋唐的三市此时已列为民坊，因为商业的发展已打破“市”的限制。在坊区之间，建有驿站、客馆、宗教寺观等。
洛河南北之间，早在宋初已由西京留守向拱重修了天津桥。徽宗政和四年（公元１１１４年），地方官员又仿赵州石桥进行了重修，其后又修二引桥以疏水流。
宋朝历代皇帝对西京建设都很重视，特别是宫城、皇城，曾屡加修葺。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等文献的记载，在真宗、神宗、徽宗时期，对皇城、宫城有过五次大修。特别是徽宗时期，对宫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在国家投资修建宫城、皇城的同时，民间兴起大修宅第园林之风，呈现出园林相望、甲于天下的局面。
对西京城市之美，宋人多有赞誉。司马光诗云：“西都自古繁华地，冠盖优游萃五方。比户清风人种竹，满川浓绿土宜桑。凿龙山断开天阙，导洛波四封羽觞。况有耆英诗酒乐，问君何处不如唐？”
为了管理西京，朝廷在这里设西京留守，留守兼河南知府，宋神宗、徽宗时，另设副留守。留守、副留守分左右厅治事。其属官有司录、户曹、法曹、土曹、司理、文学、助教等。另设通判一人，判官、推官各一人，其“使院、牙职、左右军巡，悉同开封府”。北宋又在西京设四使，即作坊使、内园使、洛苑使、左藏库使，分别管理居民区、皇宫、皇家园囿、左藏库。西京设御史台，纠察百官。
据有关资料称：北宋西京洛阳，人口多时在二十万左右。２２．宋代皇陵宋代皇陵，即宋陵，位于西京巩县（今巩义市）境内。以今芝田镇为中心，南北１５公里，东西１０公里。在此范围内，按照埋葬的先后顺序，可分为五大陵区，即西村陵区、蔡庄陵区、孝义陵区、八陵陵区、回郭镇陵区。
西村陵区有：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蔡庄陵区有：真宗永定陵。另附有大臣高怀德、蔡齐、寇准、包拯、罗彦环墓五座；孝义陵区有：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另附有大臣赵普、曹彬、狄青、杨延昭墓四座；八陵陵区有：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以上通称“七帝八陵”（包括被追封的太祖之父宣祖永安陵）；回郭镇陵区：此陵区实为宋代宗室亲王、子孙墓区，未有帝王葬此。
就每座帝陵而言，其陵园均坐北朝南，由四部分构成：上宫、宫城、地宫、下宫。其中上宫：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神道、石刻等；宫城（也有资料称此为上宫）：四周筑墙，设南（正门）、北、东、西四门，门外各置石狮一对，四角建角阙，城正中为陵冢，覆斗形，因广植松柏树，东西成排，南北成行，“松柏成林，纵横如织”，故亦称“柏城”；地宫：即埋葬皇帝的地下宫殿，深１６～３０米，下方上尖，砖石结构，顶绘日月星辰、银河等天象；下宫：在宫城北门外约１００米处，是皇帝灵柩下葬前暂时放置之地，亦是平时陵园管理人员斋居之地，建有影殿、斋殿、厨房、浣濯院等。
神道二侧，有东西相对的二列石刻，由南向北依次为：望柱一对，象及驯象人各一对，瑞禽一对，角端一对，仗马与控马官六对，虎二对，羊二对，客使三对，武臣二对，文臣二对，门狮四对，镇殿将军一对，上马石一对，宫人二对，一共六十件石雕作品。
宋陵神道石刻，上继唐、五代艺术风格，又有宋代独创的艺术特点，是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宋代石刻艺术群，具有重大的艺术、历史、科学价值。
宋陵所用石材，多取自今偃师市南部山区。现存的宋陵采石场遗址，位于大口乡四道沟沟口附近的二条山谷内，谷内石壁上，可以看到因采石所造成的断面以及大大小小的采石坑。另刻有采石题记六处，字迹多剥蚀难辨，仅有三处保存有宋代年号。
刻立于宋代元符三年（公元１１００年）的“永泰陵采石记”碑，保存于今偃师市缑氏镇原永庆寺旧址上，它详细地记述了修建永泰陵时采石的时间、规模、用工数量及民夫、兵卒采石的艰辛状况。
宋陵何以远离东京开封，而建在西京洛阳毗邻？原因之一是，宋太祖等一直欲把国都迁到洛阳。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１００７年），朝廷划取西京畿县巩县、偃师、缑氏、登封各一部，设永安县（治今芝田镇）以专奉宋陵。
１１２７年，北宋最后二帝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至金国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１１３５年宋徽宗赵佶死，初葬五国城，后迁葬于广宁（洛阳附近）；１１４２年，又迁葬于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东南会稽上皇村（今浙江绍兴东南），号永佑陵。后钦宗赵桓惨死于金人马蹄之下，草葬五国城；１１７１年，金人又以“一品大臣”之礼迁葬于“巩洛之原”（今巩义市清易镇南塬），称永献陵。２３．会圣宫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欲迁都洛阳，于是在登基不久，就派人在洛阳附近选择皇陵区，最终确定将皇陵区设在洛阳东部的偃师、巩县，后来在这里新置永安县。到仁宗时期，这里已有四座皇陵，即赵匡胤之父赵弘殷与杜太后的永安陵、太祖的永昌陵、太宗的永熙陵、真宗的永定陵。为了祭陵的需要，仁宗开始修建陵区的太庙，作为祭陵奉先之所，并成为陵区的管理中心。此工程开始于天圣八年（公元１０３０年），历时四年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会圣宫。
会圣宫位于偃师市山化乡的凤凰山上，北依邙山，南望洛水，山峦秀丽，温泉喷涌，是建立宫殿的理想区域。会圣宫建成后，在这里刻立了会圣宫碑。目前，会圣宫已不复存在，但这通巨碑仍屹立在凤凰山上。该碑高９．２米，由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其体积之大，为我国现存古碑中所少见。碑座为龟形，其下与一八角形石座相连，背面刻一菩提树下布道图，其余三面均为双龙闹海图。碑首为螭首，其上雕六条龙对称相交盘绕。在其盘绕的碑首中间形成一圭形额，阴刻篆书“新修西京永安县会圣宫铭”十一个大字。碑身四周饰以线刻龙形和流云纹，两侧浮雕云鹤图案。正面碑文三十六行，一行八十四字，由翰林学士石中立撰文、翰林院待诏御书院祗侯李孝章书并篆额。
石中立，洛阳人，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书丹者李孝章是北宋著名书法家。会圣宫碑为楷书，笔法浑实，结构严谨，兼有行、楷、瘦金诸体的韵味，其风格较独特，在碑刻书法艺术中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迄今在宋陵区发现的八十五块各类墓志、碑刻中，就书法艺术而论，仅有蔡京书丹的怀、昌两王墓碑可以与之相媲美。而论整体价值，则无有出其右者。
碑文详述了修建会圣宫的由来和经过，描绘了建筑的宏伟、壮观和“奉安”、“圣容”礼仪的隆重以及“士庶朝谒”的盛况。其主旨乃在颂扬宋初诸帝太祖、太宗、真宗以及仁宗的武功、圣德、教化、政绩。碑文上写着修建会圣宫经过精心地规划，用料甚巨，建成之时“隐若中天，宛若化出”。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其主体建筑为太祖、太宗、仁宗的神御殿，里面供奉其画像，殿内布置如其临朝时一样。此外，还有其他各类建筑。
北宋皇陵，除会圣宫及巩义的“七帝八陵”外，在洛阳谷水还有一个陵园。据《邵氏闻见录》说，太祖葬其父母于永安陵之后，想将其祖父赵敬的墓也迁到皇陵区。但是，两冢相并，开圹皆白骨，难以分辨，遂以坟为园，每岁遣官并祭，洛人谓之一寝二位。因此，这个陵园也应视为北宋皇陵的一部分。据称，最近，在中信重机公司厂区，发现一个大型碑座和碑首，是上世纪５０年代该厂从谷水拉来的，该碑座、碑首与会圣宫碑的碑座、碑首工艺造型和体量相似，很可能是该陵园神道碑的一部分。另外，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的《砚史》一书，记载了各地名砚，其中有洛阳会圣宫砚，称此砚石“色紫，发墨不乏，叩之无声”。
１９６３年，会圣宫碑和宋陵被河南省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２年，宋陵被公布为国家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我市正在进行会圣宫碑申报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会圣宫碑及会圣宫遗址是宋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和整个宋陵都是宋代西京洛阳遗迹遗物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２４．汝瓷和《汝帖》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西方称中国为“Ｃｈｉｎａ”，原意即瓷。夏代，人们已开始用瓷土作胎，烧制出白陶器皿；商代，又在瓷土胎上涂釉，烧制出最早的原始青瓷；周代，原始青瓷有新的发展，洛阳西周墓所出土的瓷豆、瓷罐、瓷瓮等，已呈现出了原始青瓷的新水平。经汉晋、隋唐，迄宋代，中国制瓷业达到鼎盛，成为当时对外销售的主要出口产品。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定窑、钧窑、哥窑，代表了宋瓷的辉煌。
宋代京西路（治洛阳）、河南府（治洛阳）盛产瓷器，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载：宋神宗元丰年间，河南府“贡蜜、蜡各一百斤，瓷器二百事”。
汝瓷产于京西路所辖汝州（治今汝州），胎质致密，釉层匀净，色泽雅润，洁如玉，明如镜，滑如脂，声如磬。其色有粉青、豆绿、虾青等，尤以天蓝最佳，有“雨过天晴云破处”的美誉。宋时为宫廷贡品。《清波杂志》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因此，传世汝瓷甚少。《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初到荣国府，当作者写到黛玉之舅母王夫人住室时，特意提到在右边几上放了一件“汝窑美人觚”，觚里插着时鲜花卉，可见其珍贵。现存世汝瓷，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国画大师李苦禅曾题写道：“天下博物馆无汝瓷，难称尽善尽美也。”已经发掘的重要窑址有宝丰县（宋属汝州）清凉寺窑址（官窑）、汝州市严和店窑址等。宜阳县城西一公里的二里庙窑址，生产白瓷和青瓷等，其青瓷具汝瓷特征。
《汝帖》，被清代金石学家毕沅誉为“宋石鸿宝”，它是在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１１０９年），由汝州知州王寀搜集、刻制而成的。王寀，自幼聪慧绝顶，《今古奇观》中的《十三郎五岁朝天》，记载有他少时的轶事。后《汝帖》迭经失乱，至清道光十八年（公元１８３８年），州守白明义，以重金从洛阳购得明代《汝帖》原拓一部，重新钩临、刻石，又亲书目录两卷，共十四石，现镶嵌于汝州市文物楼壁间，每石高４０厘米、长１１０厘米，包括先秦八种金文、秦汉至五代名家书法八十六种等。
《汝帖》内容丰富多彩，有夏、商、周三代铜器款识，有石鼓文、史籀文，李斯、程邈、诸葛亮、梁鹄手迹，晋武帝司马炎、南朝宋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等帝王书，竹林七贤书，王羲之父子三人书，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等唐王朝帝后书，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贺知章等唐十书家书，韩愈、裴休、杨凝式等唐、五代七人书等，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
《汝帖》又堪称是一部书法艺术史，真、草、隶、篆，无不具备。逐帖看去，风格迥异，各有千秋；总而观之，珠联璧合，浑然一体。人称，崔瑗的字“危峰阻日，孤松一枝”；张芝的草书“汉武爱道，凭虚欲仙”；蔡邕的汉隶“骨气洞达，爽爽为神”；王羲之的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还有资料记载，曹操常把梁鹄的字悬于帐顶而细细欣赏，欧阳询曾连续三昼夜观索靖所写之碑而不忍离开。令人高兴的是，这些书坛巨匠的手迹，在《汝帖》中均有保存。这对于书法艺术研究者、爱好者来说实为一大幸事。２５．宋金西京争夺战宋徽宗时，辽国境内的女真族（古称肃慎，后为满族主要组成部分）开始强大，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完颜旻），于北宋政和五年（公元１１１５年）正月初一，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白城）称皇帝（金太祖），建国号大金。
金朝建国后，连年对辽作战，不断取胜。金太祖死后，其弟完颜晟（金太宗）即位，联合西夏，追击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天会三年（公元１１２５年）二月，擒天祚帝，辽亡。辽皇族耶律大石西迁，后在中亚建立西辽。
当年十月，金军第一次南下进围北宋都城东京。宋徽宗退位，钦宗即位。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年）正月，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求和，宋对金称侄，金军北撤。
八月，金太宗决意第二次南伐，兵分两路。十月，金西路军攻陷河阳三城，守城宋军南逃，西京留守兼西道都总管王襄闻河阳陷敌，遂带三万军马弃洛阳城逃跑，金人占领洛阳。
伊阳（治今嵩县境内）人翟进、翟兴为宋下级军官，在洛阳危急时刻组织“豫西忠义军”以助王师。王襄逃走时，命翟兴守城，翟兴兵少，抵抗失败后西走。宋经略史范致虚与翟兴会师于潼关，然后引兵东来。翟进则带小股人马，破金兵于福昌（今宜阳西），与翟兴会师于高都，这时仅有义兵七百人。他们夜行昼伏，五日到达洛阳，夜半攻城而入，杀金西京留守高世由，收复西京，接着又在伊阳白草坞大败金兵。天会五年（公元１１２７年）三月，金掳徽宗、钦宗二帝北还，北宋灭亡。五月，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商丘）即位（南宋高宗），接着移驾江南，建立南宋政权，改元建炎。六月，高宗命孙昭远为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总管。孙昭远招集义兵，命翟进守渑池、翟兴守伊阳、姚庆守偃师，以拱卫西京。
十二月，完颜宗翰发动以攻取洛阳为主要军事目标的南伐战争。姚庆在偃师战死，金兵直扑洛阳，孙昭远兵少，撤离洛阳，为叛军所杀，洛阳陷落。翟进在白浪隘（今渑池北）小胜金兵后，退往伊阳山区。次年正月，翟进收集义兵千人，连破金兵营地，率众进驻龙门，与金兵夹伊河而战。宗翰在洛阳无法立足，遂焚烧洛阳，迁其民于河北。留左监军完颜希尹、右都监耶律伊都屯兵白马寺，阿骨打第四子完颜宗弼（金兀术）屯兵河间府，自引兵退入陕西。宋高宗听从宗泽建议，任命翟进为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命御营左翼军统制韩世忠，率所部救援西京。四月，宋金会战于洛阳。由于指挥失误，宋师三战三败，韩世忠率军南走。金兵攻入洛阳，翟进率义军与之进行巷战，次子翟亮战死，翟进率残兵退出洛阳。金兵占领洛阳后，无法立足，弃城西逃，翟进占据洛阳。
建炎二年（公元１１２８年）十月，宋将杨进在洛阳南部武装叛乱，欲与金人会合，攻占西京。翟进率军平叛，不幸阵亡。宋任命翟兴继任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讨使，然后于建炎三年（公元１１２９年）正月在鸣皋山北（今伊川县南）大破杨进。次年五月，宋任命翟兴为河南府、孟、汝、唐州镇抚使。
宋济南知府刘豫降金，金立刘豫为伪齐国皇帝，都汴京。金兵联合伪齐，多次派兵进攻翟兴，均大败而归。绍兴二年（公元１１３２年）三月，翟兴部将杨伟被伪齐收买，将翟兴刺杀，河南诸州县大都为伪齐所占。翟琮继任父职，收集散众，于次年正月攻入西京，擒伪西京留守孟邦雄。二月，伪齐继任西京留守梁进，袭击翟琮治所伊阳凤牛山寨，翟琮派部将李吉大败梁进，尽斩来犯之敌。是时，中原已全陷于敌，翟琮被迫突围至湖北襄阳。
绍兴七年（公元１１３７年）正月，宋金议和，金归还宋河南地。在此之前，金已废伪齐。宋以李利用为西京留守。次年四月，金人撕毁协议，大举进攻西京。宋西京留守李利用弃城逃走。河南府下级军官李兴，招募义兵战于天津桥、定鼎门，失败后南下。是时，岳飞北伐，李兴收复伊阳等县后，与岳飞部将张应等收复西京。金河南尹李成退往河阳北城。宋任命李兴为河南尹。
秦桧、宋高宗命岳飞班师后，绍兴十年（公元１１４０年）八月，金河南尹李成从河阳南下攻西京，遭到李兴痛击。金兀术遣数万人支援李成，李兴退往永宁（今洛宁）白马山，金再占西京。绍兴三十一年（公元１１６１年），金主完颜亮南伐，宋军从其后翼攻占洛阳，旋即撤离。至此，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争夺，洛阳终于落入金人之手。２６．金中京保卫战金泰和六年（公元１２０６年），蒙古族（唐时称蒙兀室韦）首领铁木真被其部众推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意为海洋一般的大王）”，在斡难河流域建立蒙古汗国。蒙古把灭西夏、金、宋作为军事目标。于是从金大安三年（公元１２１１年）开始，蒙古骑兵开始在黄河以北奔突驰骋，大肆掠夺。
贞祐二年（公元１２１４年）春，蒙古军围攻金的都城中都（今北京），金宣宗献贡人口财物，并将卫王永济之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为第四个妻子）。蒙古军退后，金宣宗于五月间率领皇室，载运宫中珍宝，迁都南京开封府，留尚书右丞相完颜承晖留守中都。宣宗南迁后，成吉思汗随即派兵南下，次年五月攻占中都，完颜承晖自杀。贞祐四年（公元１２１６年），蒙古三木合拔都军经西夏进兵关陕，十一月抵金南京开封府。由于金朝各地援军赶到，蒙古军退去。
金宣宗南迁后，河北各地已陷于蒙古，金王朝只有固守黄河、淮河之间的中原地带。于是，在兴定元年（公元１２１７年）八月，将洛阳升为中京，改河南府为金昌府，领九县四镇。九县是洛阳、沔池（渑池）、登封、孟津、芝田、新安、偃师、宜阳、巩县，四镇为龙门、长泉、缑氏、洛口，人口三十余万。洛阳之南另设嵩州，辖四县四镇。四县为伊阳、永宁、福昌、长水，四镇为鸣嗥、府店、韩城、三乡，有人口十三万左右。这时的洛阳，经过长期战乱，已是一片废墟，正大四年（公元１２２７年）开始在废墟之上筑城。据《元河南志》载，新筑的中京城“东据瀍水，南接东城之南郭，西亦因东城之西郭，北缩于旧仅一里。”显然，金中京城是在原洛阳城东城基础上修建的一座城，即今洛阳老城前身。当年，蒙古灭西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死于今甘肃省六盘山下行宫。１２２９年，蒙古贵族推选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并决定全力伐金。金正大八年（公元１２３１年）九月，蒙古军兵分三路，中路由窝阔台率领攻河中，转向洛阳；右路由拖雷自凤翔过宝鸡，越宋境沿汉水而下，再向北进入唐州、邓州，直至汴京；左路由斡陈那颜率领攻取济南。然后三军会师于汴京。蒙古中路军势如破竹，十二月攻陷河中。次年正月，蒙古军从洛阳东北白坡渡（今孟津北）强渡黄河。蒙古军与金军在钧州（今禹州市）三峰山、卢氏铁岭会战，金军败绩，退守洛阳。蒙古军围攻洛阳城。
洛阳守军不足五千人，但洛阳城非常坚固，蒙古军炮轰三个月，仍无法攻下。前守城总指挥温迪罕斡朵罗贪生怕死，弃城逃跑，蒙古军乘机攻陷中京，中京留守撒合辇自杀殉国。蒙古军屠城后，弃城而走。
金哀宗令任守真为中京留守、元帅左监军，带兵两千余，重建中京金昌府。任守真知人善任，破格提拔士兵强伸为警巡使。八月，中京留守任守真主动出击蒙古军，不幸死难。中京人推举强伸为金昌府签事。当时，郊县居民皆逃入洛阳城中。蒙古军再次包围洛阳，列炮攻城。强伸收集衣帛代为旗帜，树立于城上，亲率士卒赤身而战，从居民中选取壮士五千人，号“憨子军”，往来救应，军民一心，斗志旺盛。又创造一种“遏炮”，几个人才能抬动，能发射大石于百步之外，所击皆中目标。九月，蒙古军退至百里之外。闰九月、十月，蒙古军又两次来攻，其军队人数成倍，而中京不能克。金哀宗闻之，降诏嘉奖，以强伸为中京留守、元帅左监军、行元帅府事。十月，金朝元帅思烈收集溃兵和民众十万自南山入洛阳。天兴二年（公元１２３３年）三月，金哀宗命使者诏告强伸，可便宜从事。是月，蒙古军自汴京驱思烈之子于中京东门下，诱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这时，中京军民方知道，汴京已经陷落，金哀宗下落不明。思烈闻之大惊而死。遗言，强伸行总帅府事。月余，粮尽，军民散去。
是年五月，塔察儿率蒙古军复至，陈兵于洛水南，强伸陈兵于洛水北。蒙古军欲招降强伸，强伸曰：“我本一军卒，天子命我为留守，誓以死报国耳。”遂率步卒数百大战于天津桥，敌兵无法取胜。六月，金将兀林答胡土率众弃城而逃，鹰扬都尉献西门以降。强伸知城已难守，率部下数十人从东门突围，转战至偃师，力尽被俘，宁死不屈，被杀于中京七里河。
１２３４年，金哀宗在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自杀，金亡。金代前后建都会宁、中都、开封，共历九帝，一百二十年。其间洛阳为金陪都十六年。２７．五花寺和灵山寺五花寺，位于宜阳县城西４０公里，三乡乡境内。虽然当年的五花寺已被历史的风雨夷为平地，但五花寺塔却至今巍然屹立于连昌河畔、汉山脚下，雄伟高耸，壮观异常！
该塔为宋塔，密檐式，八角形，上下九层，高约三十余米，底部周长三十一米，砖石结构。在一、二、三、四、六层正南面均设塔门，但只有第二层为真门，余皆假门，门两侧饰砖雕菩萨、力士像等；有塔心室，室内有通道，可循环登至塔顶。该塔为洛阳地区现存最早的地面古建筑，具有重要文物价值。
灵山寺位于洛阳市西南约四十公里、宜阳县城西七公里、灵山半山腰，坐南朝北，面对洛河。相传因周灵王埋葬于此，故名其山曰灵山。还相传，此山外貌很像古代印度的灵鹫山（释迦牟尼成佛之地），故简称灵山。山上有寺，曾名报忠寺，后依灵山而改称灵山寺。远远望去，万柏葱茏，云烟缥缈，确堪誉为“乃一方之奇观，光千古之名刹”。
灵山寺初创于金大定三年（公元１１６３年），始创者为僧人憨休老祖。
灵山寺大体为一南北长方形院落。山门为高台楼阁式，下部系砖砌高台，中辟山门门洞，门洞石匾额“灵山寺”三字为赵朴初所题；上建殿阁，原供伽蓝菩萨。进入山门后沿中轴线上行，第一座大殿为天王殿，内供弥勒佛及四大天王；殿门外有古老的银杏树一棵，树粗数围，绿荫如盖，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第二座大殿原为大悲殿，供观音菩萨；现改为中佛殿，供释迦牟尼、阿弥陀、药师“三世佛”玉像；歇山式顶，为我省遗存不多的金代建筑。第三座为大雄殿，内供三世佛（中释迦牟尼、右药师、左阿弥陀），均为明代泥塑像。据说三尊佛像的原胎，是用周灵王墓上的三棵大柏树就地雕成的；庑殿顶，主要为金代遗构，它和中佛殿都具有重要价值。殿前有明代七级石塔一座，上刻佛、罗汉等三十余尊；另有古碑多方，刻有重修寺院的资料等内容。寺院后部有藏经楼，上下二层，上层藏经，下层为法堂。
大雄殿与藏经楼之间有砖墙，将整座寺院隔为前后两院，墙正中有门相通。墙上镶砌了二十八幅历代文人墨客题写的诗文碑刻，是研究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寺院内东西两侧有厢房，罗汉堂设在西边厢房内，观音殿、地藏殿设在东边厢房内。
寺院外东南山坡上，有历代高僧墓塔十七座，它和少林寺塔林、风穴寺塔林，并称河南三大塔林，均列入全国八大塔林之内。
寺院东墙外有凤凰泉，池深三丈，四时涌流，清澈甘洌。泉水穿流寺内，石桥金鱼，景色甚为优美。
多年来，当地各级政府、文物部门、佛教界等，多次修葺灵山寺，宝殿焕然，古刹重光！每年农历二月的灵山庙会，不但是经济文化交流的盛会，也更让灵山寺名扬四方！
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印度国有舅甥二人，前来中国寻访名山胜地。行至东周国都洛阳西南、洛河南岸，但见一山，林幽泉清，景山绝佳，为一路之上所罕见。便筑庐山间，虔诚修行。多年之后，舅舅因年迈体弱过世，甥儿却修成正果，以后在山上弘法传教，香火旺盛，后世弟子皆尊称他“释迦牟尼”，那座山就是灵山，灵山寺即当年释迦牟尼筑庐虔修之处。有关资料还说：１９４８年，杨成武将军挥师南进，途经宜阳，为保护灵山寺，曾亲题“保护古迹，人人有责”红旗一面，高插灵山山头。２８．姚燧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后，蒙古军向南进攻金、宋，并分别于１２１８年、１２３５年、１２５３年三次西征，先后攻占攻克了西辽、花刺子模国、斡罗思诸部、莫斯科、乞瓦（今基铺）、孛烈儿（今波兰）、马扎儿（今匈牙利）、木刺夷（今伊朗）、黑衣大食（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大马士革城，并拟进军西欧，势力范围东自大海、西至多瑙河，成为横跨欧亚的大汗国。
１２７１年，拖雷之子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乾元之意），建都大都（今北京）；１２７９年灭南宋，建立了北抵漠北、南到海南、东临大海、西及流沙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的版图。原来的蒙古大汗国，除元朝之外，已分裂为几个独立的汗国，但名义上，元朝皇帝仍是各汗国的“大汗”。元代，我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都取得了不少新成就，涌现出一批文化科学名家，洛阳人姚燧就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
姚燧，字端甫，号牧庵。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已佚；清人集有《牧庵集》三十六卷。
姚燧，三岁丧父，由其伯父、元初名儒、著名理学家姚枢抚育成人，他也因此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十三岁时拜理学家许衡为师，十八岁时游学长安。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公元１２７３年），三十八岁的姚燧开始步入仕途。他曾任秦王府文学，不久，转任奉议大夫，兼管陕西、四川的学校教育；至元十二年，姚燧曾三度入蜀为官，至元二十三年封翰林直学士，后任大司农丞；至大元年（公元１３０８年），武宗任其为太子宾客，后欲拜为太子少傅，姚燧借故推辞不就；次年，授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至大四年，姚燧厌倦仕途，后卒于家中，享年七十六岁。
姚燧以散文见长，他的《送畅纯甫文》，记叙了他学文的经过和对文章的见解；他的《文章宗旨》，可以使我们看到元初诗文理论的面目，能探寻出金、元、明诗文发展的脉络。姚燧虽从师于许衡，然能“穷理致知，反躬实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后成为世之名儒。
姚燧的散文大部分是碑、铭、诏等应用文，文学趣味较少，但文章结构谨严、叙事简要，文笔常有变化，气韵流畅，格调高古，耐人寻味。如《序牡丹》中载，洛阳、西安、燕京等地所植牡丹，品种繁多，有所谓千叶状元红者，尤为名贵。
当时，姚燧的文章可谓备受推崇，人们皆以能得到他的文章而感到荣幸，尤其是那些贤孝子孙们，为褒扬其先辈之德，必须要得到姚燧所写颂文，唯此才能为社会所承认；得不到者则倍感羞愧。三十多年间，满朝文武，贵族世勋，他们的显行盛德，多为姚燧所书。不仅如此，姚燧的盛名，在一些偏邦藩王中也有很大的影响。高丽沈阳王父子与元帝联姻，倾其资财结交朝臣，对姚燧更加殷勤。一日，拜望姚燧，求其作文。姚燧不情愿，直至皇帝下旨，才提笔而写。沈阳王父子甚是感激，赠以币帛、金玉、名画五十致谢。姚燧当即将所赠之物分给众人，留下金银交给翰林院使用，自己一文不取。
姚燧为文“豪而不宕，则而不厉”，一改宋末那种空洞虚泛、题材狭小、专注形式之弊习。张养浩《牧庵文集》序中赞曰：“古文如唐之韩愈，宋之庐陵（欧阳修）。”
姚燧所作散曲则豪迈开阔，充满生气。无论是描写男女爱情，还是随意抒情，均缠绵尽致，婉丽清新，文辞浅白流畅。卢前《论曲绝句》写姚燧道：“以古文名世，曲则不经见，然每有所作，亦必婉丽可诵。”足见，姚燧在元曲上的成就也极可称道。２９．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字廷瑞，畏吾儿（今维吾尔）人，元末名将。曾祖于元初随军取河南，以探马赤军户留居。其祖乃蛮台、其父阿鲁温皆居沈丘（今属河南）。
至正十一年（公元１３５１年），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作为色目地主阶级的一员，察罕帖木儿深感自身利益受到威胁，便纠集武装，号称义兵，对抗起义军。他治军有方，作战勇敢，所率地主武装迅速成为当时规模最大、装备精良的地方武装力量，并很快被元朝廷改编为官军，成为支撑元朝统治的柱石。
察罕帖木儿与罗山（今河南罗山县）地主武装李思齐联手攻入罗山城，首战告捷。朝廷授之为中顺大夫、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达鲁花赤（府最高长官）。此后多年，察罕帖木儿带兵转战于中原之间。《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载，察罕帖木儿“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而自将中军军渑池”。红巾军首领刘福通遣大将周会义攻洛阳，他“以奇兵出宜阳，而自将精骑发新安来援”，起义军无所作为而退兵，察罕帖木儿“追至虎牢，塞成皋诸险而还”，牢牢控制了洛阳地区。元朝廷因此拜察罕帖木儿为陕西行省（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行省最高长官）兼同知枢密院事（元以枢密院掌全国军事，设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职）。
至正十九年（公元１３５９年），察罕帖木儿率军围攻汴梁数月，红巾军首领、刘福通被迫突围。此后他以主力屯太行山，分兵驻防山陕、荆襄、河洛、江淮等地。
至正二十一年（公元１３６１年）元月，察罕帖木儿在洛阳召集各路将领，商定发师进攻山东的战略部署：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与汴、洛军水陆分道并进，而自率精锐铁骑，过孟津，经怀庆（今沁阳），大举东行。破济南等地，久围益都。次年，察罕帖木儿被降将田丰、王士诚刺死。
察罕帖木儿被杀的消息传到朝廷，朝野为之震动。据载，善观天象的妥欢帖木儿此前曾预言“山东必失一良将”，朝廷即驰诏察罕帖木儿勿轻举妄动。但使者未到山东，而他已命丧黄泉。朝廷为褒奖他，诏赠为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为忠襄王，谥“献武”。后改赠为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为颍川王，改谥“忠襄”，食邑沈丘县。封其父阿鲁温为汝阳王，后又加封梁王。命其养子扩廓帖木儿（本为汉人，名王保保）承袭父职，平定山东，驻兵于汴洛。朝廷加封其为河南王，以汝州为食邑，与弟弟脱因帖木儿同居河南府。
察罕帖木儿墓位于洛阳老城西北苗沟村东南的邙山脚下，现存墓冢，上圆下方，高约１５米。民国李健人的《洛阳古今谈》，曾转引了清乾隆《洛阳县志》关于该墓的记载，并作了若干补充。１９８３年，在该冢前出土石翁仲一躯，高２．９米，堪称元代石刻艺术精品。３０．明军攻取洛阳城元代建国后，在中央设中书省以掌全国政务，中书令为长官。除中书省直辖的河北、山西、山东以外，另在全国分置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辽阳、岭北等十个“行中书省”，代表中书省在各地行使权力，简称“行省”，长官一般是平章政事。行省设置，影响深远，后明、清迄今，一直沿用。元代洛阳，属河南省（治开封），为河南府路治所之所在，其规模布局略同金代。
由于元朝廷从一开始就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加上各级政权的日趋腐朽，所以从建国不久，就连续不断地爆发了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而且愈演愈烈，至正十一年（公元１３５１年）五月，终于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大起义。至正二十八年（公元１３６８年），朱元璋命大将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五万大军攻入河南省。洛阳一战，元军大败，延续了近百年的元朝政权即将走到尽头。
察罕帖木儿死后，为镇压南方的农民起义，元朝廷诏封察罕帖木儿的养子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统帅关陕、晋冀、山东诸道的所有军队。但是，一些与察罕帖木儿同时崛起的大将及勃罗帖木儿的旧部不服管辖，公开抗拒扩廓帖木儿的调遣，互相之间还导致了争斗和征战。
元朝廷军队的内耗，为朱元璋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他迅速铲平并兼并了各支农民起义军，步步蚕食，扩充实力，扩大地盘。并积极寻找时机，欲与元朝廷决一雌雄。至正二十七年（公元１３６７年）十月，朱元璋在一举消灭了张士诚之后，即着手北伐。他任命中书左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政事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先取山东，并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这一口号得到了当时汉族地主阶级的积极响应。
此时，河南王扩廓帖木儿是唯一能与朱元璋义军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元军内讧严重，扩廓帖木儿为扩大势力，进攻陕西，元顺帝大怒，下诏免去了他的官职，并命中央军从北路攻击他。扩廓帖木儿退居太原，命其弟脱因帖木儿率军十万镇守洛阳。１３６８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治今南京）即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此时，面对势不可当的朱元璋北伐大军，洛阳城危在旦夕，元朝廷太常礼仪院使陈祖仁，请求起用扩廓帖木儿镇守河南省，顺帝不许。扩廓帖木儿大怒，杀尽太原的朝廷命官。顺帝又下令削去了他的爵位，命朝廷军队剿灭扩廓帖木儿。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遣使招降。六月，朱元璋亲赴河南洛阳，祭祀扩廓帖木儿养父察罕帖木儿亡灵，并令附近百姓为其守墓；又封扩廓帖木儿之妹为爱子秦王之妃，以瓦解元军力量。
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徐达为统帅，迅速占领山东。然后从济宁直捣汴梁，洪武元年三月，元朝汴梁守将左君弼不战而降。四月，明征西将军邓愈攻克南阳，挥师北进，与徐达所部从东、南两个方向合围洛阳。徐达挥师迅速攻克虎牢关，进至洛河南岸。此时，脱因帖木儿率五万兵马屯洛水北岸，明将常遇春率百骑强渡洛河，元师大败，脱因帖木儿弃城而逃。
徐达率师攻入洛阳城后，迅速调兵遣将攻克了陕州、嵩州、汝州等地，又命都督冯国胜攻打潼关。元朝廷潼关守将望风而逃，明军攻至华山而还。
洛阳一战，元朝精锐之师被消灭。徐达挥师北上，八月初二，顺利攻克大都。顺帝已在几天前北逃，元朝灭亡。自成吉思汗建国至此，凡历十五帝、一百六十三年；若自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算起，凡历十一帝、九十八年。３１．烂柯胜迹“烂柯胜迹”为新安县“八景”之一，泛指新安县铁门镇玉梅村烂柯山麓一带的名胜古迹，主要有王乔洞、洞真观等。
相传很早以前，新安县铁门镇某村，有一打柴樵夫，名叫王樵，或叫王乔。有一天，王乔鸡鸣而起，进山砍柴，三个时辰过去后，他已打好了两捆柴，便在一块巨石旁坐下休息。抬头向前远望，见前边不太高的山上，有两位白发老人对坐下棋，他便来到旁边观看。地上有老人吃剩下的半个桃子，他就顺手捡起来吃了。此时他回头望望山下，但见那里的树叶黄了又绿了，绿了又黄了；那里的野花，开了又谢了，谢了又开了。抬头仰望，几只仙鹤在空中盘旋飞绕。王乔觉得该回家了，他走到柴捆前一看，斧柄已腐烂成灰，斧头也锈得不成样子。回到村里后，他看到的房舍都不是原来的模样，而且一个人也不认识。当他说自己就住在本村、名叫王乔时，村民们纷纷说，王乔是我们的老祖先，早在不知多少年前就死在“烂柯山”上了。王乔此时恍然大悟：原来那下棋的二位老人本是仙人，他已在“仙界”度过了不知多少年了。于是他只好回到原处，求二位老人收他为徒。谁知二位老人转身离去，王乔随后追赶，只见山侧有一山洞，老人转身进去，王乔紧随其后，伴着一声巨响，烈火从洞中喷出，王乔就在烈火中化作了“仙人”。那个洞就是“王乔仙洞”，老人下棋的山就是“棋盘山”，烂斧柄的山就是“烂柯山”。
今存王乔仙洞坐北朝南，共两洞口，洞内相通。洞口外两侧镶有石刻，洞内两侧有“透灵碑”；洞口前平台上，另立一方元碑。
大约因为烂柯山一带确为仙山福地，故元代大德年间（公元１２９７～１３０７年），皇帝敕命在此修造了一座宏伟的道教建筑——洞真观。
据有关资料记载，洞真观坐北朝南，观前原有戏台，观内为三进院落。进入山门，一进建有三清殿，为观内主体建筑。今存之三清殿，面阔五间，长１３．７米；进深三间，宽１０．２米。殿内东、西、北壁上均饰彩绘，约计三十幅，画面为道教故事。该殿历史上曾多次重修，原供太上老君，即老子，今像已不存。二进为官厅，供接待公卿官宦之用；三进为道房，为道士个人修炼及住宿之处。
三清殿东西两侧，有三宫殿、王母殿，均为清代重修；三清殿西南，有瞬厅三间，原藏有百余方碑刻，今多流失；三清殿旁有“香珠泉”一口，其泉水春温、夏凉、秋爽、冬暖，游客常携器取水，返回后与家人共同品尝。
据当地老乡回忆，民国年间，洞真观香火旺盛，为全县寺观之首，每逢农历三月三庙会，人山人海，热闹异常。
“烂柯胜迹”原有十大景观，分别为“扒头王樵”、“树倒成石”、“神碑透灵”、“柏树顶缸”、“老柏抱揪”、“槐柏搭桥”、“古柏钟声”、“东荆西枣”、“火烧柏心”、“玉梅弄琴”，有些今已难觅踪迹。３２．洪洞县有棵大槐树在今日洛阳一带，不少人都说，他们的祖上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是怎么回事呢？
自北宋末年以来，以开封、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战乱连年，灾荒不断，人口锐降，荒地日多。金代占据中原时，已经是“地旷人稀”的局面，到了元代，更是“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据《元史》载，当时河南府路（治洛阳）所辖十二县，仅有六万五千多人，平均每县五千人稍多。至元末明初，“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这便是当时移民垦田的社会历史背景。
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明朝廷推行屯田政策，移民垦荒。洪武年间（公元１３６８年～１３９８年），朝廷“徙泽、潞民无业者垦（黄）河南、北田，赐钞，备农具，复三年”。当时准许山西省地少人多的地方，每户可以分出人丁，前往河南、山东、北平等地垦荒种田，并给每人发钱钞二十锭，作为安家费用。政府还供给耕牛、农具、种子，所开荒地可以成为自己的产业，并免去三年租税，三年往后，每亩仅纳税一斗。
到了永乐年间（公元１４０３年～１４２４年），明朝廷又下令山西太原府、平阳府（今临汾）、泽州（今晋城）、潞州（今长治）、辽州（今左权）、沁州（今沁县）、汾州（今汾阳）两府五州人多地少、无田无地人家分其丁口，迁往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其他地区开荒种田。
据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志》一书说，大槐树长在洪洞县广济寺左侧，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山西泽、潞、沁、汾、平阳等地，有丁无田或田少丁多之家，曾先后七次集中于大槐树旁广济寺内，由驻在寺内的移民管理机构，组织他们分迁各地。大槐树上有一老鸹窝，移民们在告别故土、前往异乡之前，回首仰望，老鸹窝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纪念！从此以后，每每想起故乡，眼前就浮出了老鸹窝！
明成祖崩于北征回师途中，长子朱高炽（皇太子）遵遗诏继位，是为明仁宗。仁宗在位不到一年病死，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自仁宗、宣宗以后，由山西向中原的移民活动已基本告一段落。但受亲朋故旧联络而迁入河南省者则仍有不少；宣宗年间（公元１４２６年～１４３５年），还因山西发生灾荒，灾民流入河南省，后来也成为当地的居民。
有关资料说，明代由山西迁入河洛地区的移民为数不少，如洛阳县、偃师县、孟津县、新安县、宜阳县、伊川县、永宁县（今洛宁）、巩县、孟县、荥阳县等均有。孟津县谢姓，先祖居山西长子县，打铁为业，明初率三个儿子过黄河至孟津，后在黄河南岸发展成一大村落，取名“铁谢”，再后又由铁谢分迁于今小浪底镇庙护村、雅沟村、横水镇谢家沟村等。洛龙区辛店镇太后庄村《崔氏族谱》清代咸丰六年（公元１８５６年）序云：“大明初，始祖道亨，自洪洞迁洛，居于洛西太后庄。”又如洛阳老城董氏、偃师寇店镇韩寨赵氏等许多姓氏家族，由其宗谱及有关碑志资料看，也都由山西迁来。需要说明的是，今日洛阳居民中仅有一部分（而决非全部）为山西移民后裔，而在山西，也决非只有洪洞县人迁出。
河洛、中原地区原有居民，与山西移民团结互助，辛勤劳作，使河洛与中州大地得以恢复，并逐渐发展繁荣起来。《明史》等有关资料称，到了明成祖永乐十年（公元１４１２年），洛阳县已有人口八万三千多；就全河南省来说，洪武二十六年（公元１３９３年），有人口一百九十一万多，至神宗万历六年（公元１５７８年），已达到了五百一十九万多。３３．明代伊藩王朱元璋在缔建明王朝成功后，将自己的诸子和个别宗室封为藩王，让他们率领精兵分驻全国要地，建立起由皇权直接控制的军事中心。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长子朱标早死及幼子朱楠无封地外，其他二十四子均分封王爵，赐予国号。其中，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王均立国塞上，驻守在东北、北方和西方边陲；内地则有齐、鲁、赵、周、沈、伊、唐、郢、楚、湘、蜀、潭、岷诸王，分布于江、淮、河、汉、川等地区。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为伊藩王驻地。伊藩开基第一王朱□（左“木”右“彝”），是明太祖朱元璋与葛丽妃所生的庶二十五子，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１３９１年）封为伊王，建国于洛阳，明永乐六年（公元１４０８年）就藩。
从朱□（左“木”右“彝”）封王到就国，明代的封藩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火文继位，燕王朱棣发动了名为“靖难”的大规模内战，夺得皇位，是为明成祖。对于封藩制度已经严重危害到中央皇权统治这一点，朱棣是有切身体会的。他登上皇位后，便集中全力捍卫最高皇权的利益，断然执行强硬的削藩政策，一再加强对宗藩的监视、约束和限制，形成了宗藩不得干预兵事、干预政事的所谓“藩禁”制度。
在明代众多藩系中，伊王一支排行第二十五，是最小的一房（太祖第二十六子朱楠早夭，不算一房）。明成祖对他这个最小的弟弟显然是不屑一顾的，朱元璋规定亲王岁禄为一万石，而明成祖赐给伊王的岁禄只有两千石。可能心中有怨气，或系天生的劣根性，朱□（左“木”右“彝”）到洛阳后，便在洛阳城胡作非为，残害百姓。他为人好武厌文，喜欢砍杀，经常挟弹带箭到市郊游猎，遇到躲避不及的人，动辄斩劈，弄得血溅一身，而他竟喜欢溅血的衣服。他又下令在大庭广众之下男女裸体混杂取乐，生活荒淫无耻。永乐十二年（公元１４１４年）朱□（左“木”右“彝”）病死，明朝掌礼之臣上奏请削去他的爵号，明成祖虽然未答应，但谥其号为“厉”，史称伊厉王。
伊厉王朱□（左“木”右“彝”）的后裔，以明太祖所定的“颙勉諟訏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这二十字为本系辈分。
伊厉王死后十年，明成祖驾崩，明仁宗登基，伊厉王之子朱颙火央承袭伊王之爵，为伊简王。他嗣位后，和乃父一样，“纵中官扰民，洛阳人苦之”。河南知府李骥以法治之，他竟诬奏李骥，李骥被逮捕，久后才得免。
伊简王死，伊悼王朱諟钒、伊定王朱諟锊、伊庄王朱訏渊、伊敬王朱訏淳等相继为王。敬王死，其子朱典木英嗣位，此人性贪而刚愎自用，各级官吏若不听从他，他就设计陷害。为扩修伊王府，竟然强夺民舍三千余间。郎中陈大壮与其相邻，房屋被夺，并被拘禁饿死。其宫室修成后，大如皇宫。为了充实后宫，他关闭洛阳城，强选民间女子七百余，留姝丽者九十人，其余令其家人用钱赎身。
河南按察佥事林腾蛟，在查实朱典木英的罪行后，即上奏揭发。嘉靖三十九年（公元１５６０年），在生命垂危时，林对儿子说：“必须待伊王定罪之后，再把我的灵柩运回故里。”不久他含恨去世，年仅四十三岁。都御史张永明、林润等相继奏闻朱典木英罪，明世宗令朱典木英毁掉所僭造宫城，他不奉诏。嘉靖四十三年（公元１５６４年），在朝廷上下和洛阳百姓的同声谴责下，朱典木英被明世宗削去伊王爵位，废为庶人，终身囚禁在开封，明代的伊藩王国终结。万历十五年（公元１５８７年）十一月，神宗皇帝生母李太后，颁赐少林寺大藏经六百三十七函。为贮存藏经，第二年，李太后令拆移伊王府殿材，敕建千佛殿，伊王府被毁。此后，神宗将福王封于洛阳。伊王府故址，位于今老城西大街北侧，人称“旧府门”的一座门址，是伊王府的南大门。３４．福藩王本末明神宗宠幸郑贵妃，生朱常洵，神宗欲立其为太子，但由于他非嫡长子，遂遭到大臣们的反对。神宗将朱常洵封为福王，以洛阳为封邑，赐田四万顷，花费重金为其营造王府。朱常洵大婚，费银三十万两。
万历四十二年（公元１６１４年），在朝臣一再要求下，神宗令其就藩洛阳。神宗赏赐福王百万金银，又把没收大学士张居正之家产以及四川茶税赐给他，又准其垄断洛阳盐市。这样，神宗耗天下财富以赐福王，造成中央财政巨大亏空。
福王贪财嗜利，纵酒好色。明末崇祯年间，中州旱蝗交织，人相食，李自成农民军日益壮大，数攻洛阳。当时，人们都称福王府比皇宫还要富，明朝派来援救洛阳的兵卒都骂道：“福王府金钱百万，而令我们饿着肚子去战死。”居于洛阳的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劝福王，让其出资劳军，朱常洵却不以为然。
崇祯十四年（公元１６４１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朱常洵，火烧王宫三日不绝。李自成退兵后，崇祯帝派员到洛阳为福王举行葬礼，立庙树碑，葬朱常洵于北邙山。其圹志，１９２４年在孟津县庙槐村南被盗出土。
当李自成攻破洛阳时，朱常洵之子朱由崧，随其母邹氏逃亡怀庆府（治今沁阳）。崇祯十六年（公元１６４３年）朱由崧袭爵福王，就藩洛阳。崇祯十七年（公元１６４４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国，自称大顺王。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杀。朱由崧及潞王朱常淓南奔。在江南的一部分明朝官僚，于五月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南明政权，称监国。不久，称帝，改明年（公元１６４５年）为弘光元年，是为弘光帝。史可法、马士英、王铎等为大学士。
弘光帝深居内宫，迷于酒色。奸臣马士英、王铎等弄权，排斥兵部尚书史可法，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南明政权危如累卵。为抵御清军南下，史可法部署兵力：以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安，经理山东一路招讨事；总兵高杰辖徐、泗，驻泗州，经理开、归一路招讨事；总兵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招讨事；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招讨事。以上江北四镇，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组成江淮防线，防大顺军或清军南下。然而，弘光政权内部党争不断，内讧不已，搜刮掠夺，无意抗清。
十月，清廷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二万兵征讨南明。不久，因陕西李自成大顺军日炽，多铎奉命转兵西向，从而给弘光政权以喘息之机。十一月，史可法抵清江浦（今江苏淮阴），筹划淮河防御，先后数十次上疏，但南明朝廷上下醉生梦死，不予重视，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南明弘光元年（公元１６４５年）正月，清廷命多铎等大举南下，史可法飞章告急，并调总兵高杰至徐州，预赶往归德，以掣清军。次年正月，高杰被许定国诱杀，弘光政权唯一的积极行动告止。不久，弘光政权内讧又起。三月，驻武昌之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率所部东下，自汉口达蕲州，二百里舳舻相接。南京马士英急调黄得功部赴长江抵御。清军乘机向徐州进发，南明总兵李成栋登舟南遁，清军遂连陷颍州（今阜阳）、太和。四月一日，弘光朝廷密诏史可法督军入援南京，以御左良玉。时清军入亳州，向邳州（今江苏睢宁西北），徐、泗告急，史可法又奉命急还扬（州）、泗（州），但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三镇兵仍应诏入卫南京。清军一路陷亳州，一路陷砀山，于九日占领徐州。十三日，泗州守将李遇春降清，史可法退守扬州。清军渡过黄河，于十八日抵扬州城下。史可法率扬州军民英勇抵抗七昼夜，二十五日，清军攻破扬州城，史可法被俘，慷慨就义。部将刘肇基率残部和百姓继续巷战，直至矢尽人亡，无一人投降。五月八日，清军乘大雾夜渡长江，次日克镇江。十四日，清军自镇江南下丹阳，直抵南京城下。南明大臣王铎等率满朝文武不战而降，跪迎清军入城。弘光帝逃往芜湖被俘，次年被斩于北京。
弘光政权灭亡后，南明先后出现了隆武、永历等政权，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３５．儒相刘健刘健，字希贤，明代洛阳县人。英宗时，代徐溥为内阁首辅（宰相），孝宗、武宗时连任，成为明“弘治中兴”的功臣。《明史·刘健传》曰：“健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著名国学大师章炳麟称其为中国历史上“六大儒相”之一。
明天顺四年（公元１４６０年），刘健考中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负责《英宗实录》的编撰。不久，任少詹事。成化二十三年（公元１４８７年），刘健迁为礼部侍郎，兼御林院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弘治四年（公元１４９１年）任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不久，主持撰修《大明会典》。《大明会典》系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又名《明会典》。早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１３９３年），明太祖朱元璋曾仿《唐六典》编修《诸司职掌》，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以前所创建与设置的主要官职制度。孝宗嗣位后，为方便臣民遵循，遂于弘治十年（公元１４９７年），敕命大学士刘健纂修，赐书名《大明会典》。经过正德年间校订后刊行，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弘治十一年（公元１４９８年），刘健为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代徐溥为内阁首辅后，竭力尽智，勤于政事。由于措施得当，成功化解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他极力劝谏孝宗例行节俭，顺利摆脱了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孝宗在位十八年，刘健和李东阳共同辅政，出现了明朝中期相对繁荣和稳定的局面。孝宗临死，遗诏刘健、李东阳、谢迁为顾命大臣。
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１５０６年）正月，不满十六岁的朱厚照继承皇位，成为明朝第十一位天子。皇帝新承天命，总要恩赐臣子、晋封部下。武宗照例加封了重臣刘健、谢迁、韩文等人，刘健仍为首辅，同时又任命宦官刘瑾为五千营总监军。诏书一下，朝野议论纷纷。晋封刘健等人，群臣心服口服，而对刘瑾的任命，大臣们深感不满。刘健即联合谢迁、韩文等元老，联名上疏，要求收回对刘瑾的诏命。但此建议遭到武宗的拒绝，还把刘健等五十三人列为奸党，标示朝堂，并将刘健等削官为民。而刘瑾、马永成、谷大用等八人深得武宗的宠爱，时称“八虎”。刘瑾尤为人奸诈，其党羽遍布朝野，连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都成了他的帮凶。后刘瑾又设立了内行厂，其危害程度远在东、西厂之上。
正德五年（公元１５１０年），刘瑾因谋反被诛，刘健复职。嘉靖五年（公元１５２６年）刘健卒，时年九十四岁。他临终遗表数千言，劝谏嘉靖皇帝正身、劝学、亲贤、远佞，可见其忠心耿耿。朝廷诏赠其为太师，谥“文靖”。葬于洛阳城东小李村（今瀍河回族区小李村东北）。有《刘文靖公奏议》等传世。
《明史·刘健传》曰：“东阳以诗文引进，海内士皆抵掌谈文学，健若不闻，独教人治经穷理，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３６．从曹端、尤时熙到孟化鲤明代是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与宋代理学合称宋明理学。而明代理学的开创者是河南府渑池县人曹端。曹端，字正夫，号月川，五岁开始学河图洛书，及长，拜宜阳名儒马子才为师，专攻性理之学，对宋代洛学大师邵雍、二程的著作融会贯通，并形成一家之言。永乐六年（公元１４０８年），三十三岁的曹端参加了河南乡试，考中第二名；第二年，又参加了京城的会试，以副榜（乙榜）第一的身份，被授为山西霍州学正（主管学务的官员）。他在霍州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了众多弟子，在民间享有很高威望。宣德九年（公元１４３４年），曹端卒在霍州。闻其死，霍州人罢市巷哭，留葬霍州，后改葬渑池曹滹沱村。
曹端的著作有《太极图说述解》、《通书述解》、《西铭述解》、《四书详说》、《性理文集》、《周易乾坤二卦解义》、《拙巢集》、《存疑录》、《家规辑略》、《月川图诗》、《月川诗文集》等。清代张王景又集曹端遗文八种，合刊为《曹月川先生遗集》。在这些著作中，曹端继承了二程、邵雍的思想，但是又将邵雍的太极说和二程的性理说统一起来，提出太极、性、理是统一的，是构成万物的根本，而理则是至善、至诚，唯有行此，则可实现天地和人伦的和谐。《明史·儒林传》称曹端为“明初理学之冠”。时人尊其为“曹子”。
明代中期以后，南宋洛学的另一个派别陆九渊心学复活，代表人物是王守仁。王氏之学分南北两门，北门以尤时熙为祖。尤时熙，字季美，号西川，洛阳县人。嘉靖元年（公元１５２２年），乡试中举，历任元氏、章丘学谕，国子学正，户部主事。后以母病辞官，遂不复出，居家三十余年，在洛阳以教书著述为业。当时，王守仁《传习录》始出，学者多非议，而尤时熙认为道学尽在于此。王守仁发挥陆氏心学，提出“致良知”等学说。王守仁的著名弟子为江右刘魁，尤时熙为刘魁的弟子。尤时熙著《拟学小记》等著作，根据王守仁“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和“致吾心之良知，致知也”的思想，训释“格物致知”，他将“格”训为“则”，将“物”训成“好恶”。认为吾心自有天则，学问由心，心有好恶。故学者当在好恶所在用功。因为物我本是一体，故人情不通，吾心不安。尤时熙发挥了王守仁的“道无方体”、“心外无物”的观点，他说，道无形无色，道由心生，可千变万化。尤时熙提出知行合一，他说，天下道理只是一个，谈到知时不必说行，谈到行时不必说知，因为二者是统一的。
《明史·儒林传》载，尤时熙卒，“其门人孟化鲤最著”。孟化鲤，字叔龙，号云浦，河南府新安县人。万历八年（公元１５８０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在河西征税，遂讲学河西。改吏部，任文选郎中。因正直无私，不迎合权贵，被削职为民。
孟化鲤回新安后，建立书院，聚众讲学，有弟子数百人。著有《诸儒要录》、《尊闻录》、《读易呓言》等，有《孟云浦集》传世。孟化鲤认为，人为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即浩然之气。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顺。所以应注意心之涵养，必须修身正心才可以调和阴阳、通达四方。
孟化鲤最著名的弟子，为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维祺退职后，在洛阳广收门徒，设立伊洛会，敬祀“伊洛七贤”。“伊洛七贤”即程颢、程颐、司马光、邵雍、曹端、尤时熙、孟化鲤。二程、司马光、邵雍为北宋伊洛四贤，曹端、尤时熙、孟化鲤为明代伊洛三贤。“伊洛七贤”代表了宋明理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他们的学说是宋明理学的基石。３７．吕维祺和他的家族吕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河南府新安县人，明代著名理学家，其父为河南府名儒吕孔学。吕维祺自幼习理学，二十六岁，即万历四十一年（公元１６１３年）中进士，授兖州（今山东兖州市）推官，擢升吏部主事。因得罪魏忠贤，辞官还乡，设芝泉讲会，传播理学。崇祯元年（公元１６２８年）复官，任南京兵部尚书。又因“剿寇”不力，归居洛阳，设立“伊洛会”，广招门徒，著书立说。崇祯十四年（公元１６４１年）正月，李自成进攻洛阳，吕维祺劝福王朱常洵散财饷士，以济时荒，福王不听。吕维祺乃尽出家私，设局赈济。城陷，吕维祺被俘，农民军中有认识吕维祺者，欲释放之，吕维祺“不辱大节”，于洛阳城周公庙“引颈受死”。吕维祺著述丰厚，有《明德堂文集》、《孝经本义》、《孝经翼》、《节孝义忠集》等传世。
王铎与吕维祺交游至深，曾将一女嫁给吕维祺之子吕兆琳，两家结为姻亲。李自成攻陷洛阳时，王铎正流寓于怀州（治今河南省沁阳市），为悼念亲家吕维祺，他长歌当哭，赋诗多首，其中有“风黯城崩旧洛原，怜君誓死不徒存”的诗句，尤为称道。
吕维祺之子吕兆琳，清顺治十八年（公元１６６１年）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等职。
吕兆琳之子吕履恒，康熙三十三年（公元１６９４年）中进士，是康熙年间著名诗人、剧作家、方志学家。诗作有《冶古堂文集》、《梦月岩诗集》等。其诗师法盛唐，雄浑壮阔；其剧作有《洛神庙传奇》，是现存最早的豫西调剧本；另编著有《宁乡县志》。
吕履恒之弟吕谦恒，在其故里青要山苦读四十年，康熙四十八年（公元１７０９年）中进士，是著名文学家。其诗以抒情为主，有婉约之象，古文力追上古，与方苞过从甚密，著有《青要山文集》、《青要山诗集》及《一统志万姓通谱》等著作。
吕履恒共三子，长子吕宪曾，工诗，著《溆亭诗草》；次子吕宣曾是著名学者，著《靖州志》、《永兴县志》、《古宫室名制考》、《古冠裳图考》、《古乡饮酒图考》、《读札说》、《瑶民两安便略》、《柏岩文集》、《柏岩诗集》等；三子吕守曾，进士及第，好诗，与袁枚为友。诗多为艳诗，缠绵笃挚，有《松萍诗草》传世。
吕宪曾有二子，即吕公迁、吕公泽，不入仕，皆为诗人。吕公迁著有《见山亭集》，吕公泽著有《拙堂集》。
吕宣曾有二子，即吕公路、吕公滋，二人均为著名诗人。吕公路著《介亭诗草》，吕公滋著《硕亭本草》。吕公滋又工于考据学，有《春秋本义》传世。
吕守曾之子吕公溥，主持荆山书院多年，著有《寸田诗草》，袁枚为之序，称其为“诗中雄伯”。吕公溥还是剧作家，有《弥勒笑》剧本传世。
吕谦恒之子吕耀曾，康熙后期中进士，是著名诗人，著有《横山诗草》、《白燕诗集》等。
吕耀曾之子吕肃高，曾主持修《长沙府志》，著有《南村诗草》等。吕耀曾之孙吕燕昭，工诗，与袁枚交厚，袁枚《随园诗话》多录其诗，著有《福堂诗文集》。
新安吕氏世家从吕维祺起，到清乾隆年间，历五代，共有十五人成为著名学者、诗人，至少有八人中进士，占明清两代新安县全部进士二十五人的三分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３８．抗倭名将李天宠“南倭北虏”，是明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必须面对的两大外患。在北方明政府曾设九边以防“北元”，在南方则是采取建立卫所、设置战船等措施，加强海防以备倭寇。
明初，正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内战争不断，一些失意的官僚，处于困境的武士、浪人、海商等，勾结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及沿海地方部分亡命之徒，结伙为盗，成为倭寇。元朝末年，倭寇便经常侵掠我国沿海地方，明朝建立后，更是经常侵入沿海为祸。于是朱元璋先后派遣汤和等人前往沿海进行大规模的海防建设。洪武时期，明代在沿海地方及长江两岸共建有五十四卫、九十九所、三百五十三巡检司、九百九十七烽堠，军队总人数达四十万左右，舰船一千余艘。为了有效地组织沿海卫所军队进行防海备倭斗争，明政府在东南各省共设有山东、扬州、金山、浙江、福建、广东等六个总督备倭都司，同时各省专置按察副使一员，负责巡视、监察海道，称为“海道副使”。这严密的防御体系，给沿海地区带来了百余年的和平，颇受后人称道。嘉靖中叶后，海防设施年久失修，卫所军素质低下，数量不到原来的一半，世袭军官大多为纨绔子弟，根本不能领兵作战。海防的败坏给了倭寇可乘之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１５５３年），浙之东西，江之南北，濒海数千里地方，同时告急，以至于世宗皇帝（嘉靖）感慨国家是“南破北虚”。于是明政府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１５４７年），首次设立浙江巡抚，后又设立总督，全面指挥抗倭战争。朱纨是首任浙江巡抚，王忄予是第二任浙江巡抚，李天宠是第三任浙江巡抚。
李天宠，河南府孟津县人，嘉靖十七年（公元１５３８年）中进士。初任御史，后调任徐州兵备副使，曾在通州、如皋击退进犯的倭寇。由于其时倭寇大举进犯、明朝将帅举措失当，东南沿海失地千里。嘉靖三十三年（公元１５５４年）六月，擢李天宠为左佥都御史，代王 忄予巡抚浙江。同时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为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兼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首任总督，与李天宠共同领导平倭战争。李天宠刚到任，正遇倭寇进犯绍兴，李天宠全歼了来犯之敌。
当时，倭寇主力盘踞在浙江柘林川沙洼，张经、李天宠指挥明军合围之，取得了石塘湾大捷。倭寇突围，向嘉兴方向逃窜，张经、李天宠命参将卢镗固守嘉兴，命副将陈宗夔固守秀水、归安、嘉善，命裨将梁锷固守崇德、德清。卢镗击破倭寇对嘉兴的进犯，倭寇转攻秀水、归安、嘉善，由于嘉善知县邓植弃城而逃，倭寇攻陷嘉善。然后，倭寇围攻德清，而德清守军不足千人，梁锷力战而死，德清陷落。
奸相严嵩及其死党胡宗宪、干儿子赵文华诬陷张经、李天宠嗜酒废事，明世宗将二人罢免。严嵩奸党又诬陷二人纵容倭寇、养寇自重，明世宗又将二人下狱，并于当年秋天斩首于北京西市。这是明代历史上的一大冤案。
张经、李天宠被冤杀，使抗倭将士愤怒解体，倭寇势力强大，局面已无法控制。二人被杀八年后，严嵩集团败亡，张经、李天宠的部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受到重用，在他们的英勇抗击和剿灭之下，倭寇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１５６６年）被基本肃清。３９．李自成攻克洛阳明朝自神宗万历时期开始迅速走向衰落，东北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于１６１６年建立后金汗国，开始对明朝进行长期的战争。熹宗在位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把持朝政，政治黑暗，加之全国性水旱蝗灾连年暴发，大批农民破产逃亡，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潮。熹宗天启七年（公元１６２７年），农民暴动从流民集中的陕北首先爆发。
当年，熹宗驾崩，其弟朱由检继位，翌年改元崇祯，是为明思宗。崇祯四年（公元１６３１年），高迎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山西。崇祯五年（公元１６３２年）六月，黄河在孟津决口，饥民大增。次年，高迎祥的农民军攻破渑池、宜阳，到达洛阳外围。由于城池坚固，高迎祥绕洛阳城而东去。崇祯九年（公元１６３６年），高迎祥、李自成攻占伊阳（今汝阳）、嵩县，消灭明将汤九州部。接着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在灵宝会师，率军东进，占领陕州（治今三门峡）、渑池、新安，围困洛阳。明将左良玉等赴洛阳救援，于是农民军退去。高迎祥进入陕西，明将孙传庭大破高迎祥，俘之而杀于北京。李自成继称闯王。崇祯帝任命杨嗣昌为统帅，全权处理“剿寇”事宜。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从四面八方向农民军合围进剿。崇祯十一年（公元１６３８年），李自成突出重围，与刘宗敏等进入豫陕交界的商洛山中。
但经济状况的恶化使明政府难以巩固战果。从崇祯十一年开始，连续四年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以河南为甚。当时，蝗虫蔽天，赤地千里，野无青草，人相食，死者载道。崇祯十三年（公元１６４０年），当中原饥荒正烈之时，李自成由四川鱼腹山率五十骑突围，进入河南，饥民纷纷归附。李自成于当年十二月兵临宜阳城下。宜阳驻有重兵，数万饥民围困宜阳二十日，攻克宜阳城。然后挥师西进，围困永宁（今洛宁）。永宁是明万安王封地，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张鼎延也退居永宁，但城中无政府军，张鼎延组织家兵和地方武装坚守城池，李自成军攻城三昼夜，从东南角攻破城池。接着又迅速占领卢氏、陕州、灵宝、渑池、新安、偃师等，洛阳城成了豫西一座孤城。
崇祯帝为避免洛阳失守，于崇祯十四年（公元１６４１年）正月，派总兵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洛阳。明军挖护城河，修筑城垣，力图固守。当月，李自成率数十万兵围困洛阳。总兵王绍禹守北门，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守城中，刘见义、罗泰两个副将守东关。但明守军也是缺衣少食，福王虽屯粮数万，却不肯犒军。正月十七，李自成率众攻城。东门守将刘见义、罗泰无心抵抗，于次日到七里河投降李自成。李命二降将攻城。十九日，李自成军从四门同时攻城，但未克。北门守将王绍禹平时肆虐残暴，克扣军饷。当次日攻城正紧时，军士哗变，献城投降。李自成军从北门破城而入，攻占福王府，福王潜逃到迎恩寺（故址在今洛阳一高）被俘。
正月二十一，李自成在周公庙召集民众，宣布福王朱常洵的罪行，处死朱常洵、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等。《豫变纪略》卷四载：“洛阳新破，所有震惊”，“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自是而后，（起义军）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而走”。攻克洛阳是明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大明王朝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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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宝``
宋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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