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山核桃的剪刀:“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提要]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激动地看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事实证明..

　　传世《尚书》与“清华简”不符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真正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以为长久以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呢！”

　　“清华简”还发现《尚书》新篇目

　　据刘国忠介绍，“清华简”中《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的篇目，如已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尹至》篇和《保训》篇。

　　《尹至》篇共有4支竹简，简长45厘米，原无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简的长度与字体风格均与《尹诰》篇相同，内容也密切相关，篇中所述的是伊尹见商汤时的对话。

　　在简文中，伊尹说到夏的民众怨恨其后（即桀）。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即宠爱琬、琰两位妃子。简文中还提到了夏民发生疾病。夏末疾病流行、民众困苦不堪，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尹至》的面世，使我们对夏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先秦《尚书》一类的文献确实是很多，除了百篇《尚书》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篇目。”刘国忠说，“而我们居然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重新读到百篇《尚书》之外的《尚书》类文献，真是太有眼福了！”

　　“清华简”解密

　　一套深蓝色、超规格、线装六开本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近日正式出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这部珍贵历史著作命名为《系年》。《系年》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秦人最早居住地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在我国历朝历代中，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但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秦人从哪里来，秦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学术界历来有种种看法，争论已久。这部被命名为《系年》的历史著作，或可为这些学术争论画上圆满句号。

　　《系年》第三章中记载：“飞廉东逃于商盍（奄）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 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认为，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秦人最早的居住地在“邾 ”，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中谲的儿子是飞（或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曾记载：“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但当时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李学勤介绍说。

　　“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李学勤说，“但在《系年》发现以前，从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一事，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在《系年》的记载中，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 ’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李学勤说，“‘ ’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 ’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近年来的考古已证实，甘肃甘谷西南，即今甘肃礼县西北，正是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

　　《系年》或可对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

　　据李学勤教授介绍，“清华简”《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之后，历经1700多年，我国又一次重新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根据简文所叙述的史实，《系年》约作于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的楚肃王时代，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可对我国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

　　《系年》简文还是一部周朝的断代史。其中第一至四章综述西周史事，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讲到周王室衰落，晋、郑、楚、秦、卫等诸侯国兴起，特别是西周的覆亡、周平王东迁的历程等，许多地方足以补充和纠正传世史籍的记载。 “《系年》简文中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所记重大事迹多为传世文献所缺载，真正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必将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李学勤说。

　　据介绍，“清华简”总数量约为2500枚，整理研究工程浩大，预计整个整理出版工程将耗时十年以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每辑均收录竹简的原大与放大图版、释文与注释、竹简字形表等，将对我国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次披露周文王临终遗言

　　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太子发交代些什么？我国古史书籍中从未见过。“清华简”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披露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专家们认为遗言里“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据李学勤介绍，这篇简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这些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是“清华简”中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并被命名为《保训》，现已收录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壹）》一书中。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经过专家们反复讨论，《保训》简的释文大致内容是：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得了重病，他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担心没有时间向其继承人传授宝训，戊子这一天，他自己洗了脸，第二天他把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找来，对太子发说：

　　“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担心没有时间对你加以训告。过去人们传承‘宝训’，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现在我病得这么重，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下来。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

　　“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

　　李学勤认为，《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安徽大学中文系黄德宽教授认为，《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延伸阅读

　　“第三次重大发现”

　　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同年7月15日，装载着竹简的塑料箱通过海关抵达清华大学，一开箱，大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据介绍，竹简在流转海外的过程中，持有者大概为了卖个好价钱，就用竹片把竹简托起来，但是他们用的竹片没有经过消毒处理，搞得竹简上全是霉点。其后，专家们用最小最软的画笔洗掉霉点，把竹简泡入无菌蒸馏水里。在校方的支持下，还为竹简建起了恒温恒湿的保藏室。

　　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精整清晰。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专家还请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李学勤说：“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批竹简出自湖北，它的制成年代是在白起伐楚（公元前278年）之前。”

　　拍照后，专家们将简的数码照片投影于墙壁上，一枚一枚地依次试读。这样的读法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批竹简久已散乱，大多数失去了原来的次序，折断的也没有拼合起来；另一个是竹简上的战国文字久已失传，解读起来有很多障碍。

　　不过，专家们就像玩拼图一般，根据竹简长短、编绳位置、版式、字体和字符间距、竹简内容等对各种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终于在竹简中找到了至少63篇书。

　　“清华简”让我们发现了成批的先秦“秦王焚书”以前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些都属于经史类典籍，包括古文《尚书》。此前，我们成批出土的都是诸子百家的，经史类的还属于第一次。当年王国维曾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此次“清华简”的发现意义不亚于这两次，可以称为“第三次重大发现”。

　　从内容上来看，“清华简”中不光有《尚书》，《诗》、《礼》、《乐》的材料都有。“诗书礼乐”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经典。此外，还有与周代有关的历史，包括楚国历史。这些内容过去有些书中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新发现的内容则可以纠正传统误解、对周代历史的重新审视、建立都有极大意义。由此，这批“清华简”的发现研究，不仅是对文献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还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古代面貌的新视野。

　　（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