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工作是做什么的:毛泽东发动下乡的动机：对知识青年失望

其实下乡运动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改变选拔人才的方式，首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造完完全全受了修正主义毒素侵染的城市青年一代的思想。1968年12月22日文汇报社论这样解释：“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旧学校中，受的大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文汇报》1968年12月22日社论，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1967年5月，正是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毛曾明确地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表示失望，并决心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后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观。”[《毛泽东思想万岁》，页676。]

P.411971年4月5日到7月31日期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自从该会议纪要经毛同意在8月13日公布以后，他对49年到66年间的教育工作的完全否定的观点就成了官方的统一语言。纪要认为，建国后的17年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一条“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大多数教师和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后来就沉重地压在各类“知识分子”头上，直到1979年3月19日该纪要正式撤消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页437-440，544-545。]。

毛从来都认为，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的方法就是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在1939年曾经写道：“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256。]。三年以后，在延安的第一个下乡运动就是让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艺术家们到农村去工作，与农民群众同生活同劳动，从而熟悉他们，并为他们服务。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倒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存在于农民意识里的“封建主义残余”进行斗争。所以这些外来者们并不停留在共享乡民们的生活，他们扬言要改造，甚至指手划脚，因此在他们与农民，特别是当地干部之间引发了大量冲突[M.Selden，TheYenanWayinRevolutionaryChina，页224-229。]。

在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中，上述的那种相互影响对方的关系还存在，理论上至少可以这样说，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既是农民的学生又是农民的老师[这种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19世纪时也存在于俄国民粹主义者之中，见前引M.Meisner，页84。]。知青首先需要在和农民的接触中“自觉地自我改造”，此外还担负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任务，特别是要“帮助农民识字、讲卫生、破除迷信”[《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第一版。]。自1968年起，总是要求知青对农村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这种贡献的思想层面则不再提及了。只是强调知青在与农民接触时应该表现虚心[例如，《人民日报》1968年9月6日第二版；上海电台广播，1969年7月11日，刊于SWB，1969年7月18日。]。

可又怎么证明呢？知青应该抛弃哪些思想及价值观？又用什么来替代呢？他们必须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歧视劳动及劳动者、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对家以及城市的极度依恋，还有只顾个人向上爬、对大众事情漠不关心、对阶级斗争无动于衷，一句话，自私自利，甚至是“自我”的概念[一篇宣传文章谈及一位决心自我改造的女知青：“她决心要彻底铲除盘踞头脑的我的概念”，该文登载于《中国建设》法语版1969年9月号，页32。]。而他们应该学习的是一切“无产阶级”的优点：刻苦耐劳、热爱劳动（特别是又累又脏的活儿）、生活艰苦朴素、关心政治和阶级斗争、特别是为了国家及集体利益有勇于牺牲的大公无私精神。成千上万的报刊文章和电台广播稿件都同一口径地吹嘘这些优点，经常是通过作为知青代言人的模范人物来转达。比如金训华，他学习雷锋战士好榜样，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了生命，死后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日记[有关金训华，主要见《红旗》，1969年11月29日，第12期；亦可见《中国建设》法语版，1970年第5期，页10-15。]。宣传机器进行各种说教，无一不指出艰苦劳动不仅仅是为了在物质上得到什么。吃苦，首先是为了革命化。就像在冬天，地冻得跟石头一样硬，有人要去挖井，表面上看可能很不合理，但如果他的首要目的是在艰难环境中锻炼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合理的了[范玉松，〈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抚育我们成长〉，《光明日报》1970年7月10日，第3版。]。

知青们从事这种英雄式的劳动，他们认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呢？如何证明自我改造成功了呢？非常简单，那就是满腔热情地接受毛主席为他们安排的命运：当一辈子农民，“扎根”农村。年青革命者“要心在农村。要从思想上做到安家落户。这就要下决心准备踏踏实实地捏一辈子锄头柄”[《文汇报》1968年12月22日社论，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P.43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复杂，但得坚持不懈：城市青年们必须从内心世界改造成农民，“和贫下中农有同样的思想感情”[《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第一版；《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社论，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报章上的农民形象既崇高又浪漫：“当农民光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不畏艰苦的革命精神，冒着狂风、暴雨、烈日、严寒，战胜千灾万难，最后夺取了胜利”[《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社论，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

为了加快改造，知青本身也需要经受考验，参加农田里的艰苦劳动，因为只有体力劳动才能最有效地消除修正主义思想。上述的知青模范金训华在刚到农村的时候这样写道：

“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沾上了修正主义毒素，必须长期在工农群众中进行磨练。”[《红旗》1969年11月29日，第12期，页9。]

别忘了，农民的革命优秀品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学校的教育就会令其变质。翟秀珍就是一个例子。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1955年初中毕业，但她嫌弃农村工作，正是因为“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ChineenConstruction，1969年9月号，页32-34。]。为了重新净化思想，她得通过一系列的考验，越是令人厌恶的活儿越是要去干，比如说用手从牲口的肛门里把粪便挖出来，最后她成了阉割猪崽的专家。身体越肮脏，思想就越纯净。在这个自我完善的每个阶段中，指引她一步一步前进的是“圣书”，当然就是毛选了，特别是伟大领袖当年那段清楚不过的话语：“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同上，页32。语录引自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808。]。

光靠体力劳动是不够的。农民还必须帮助这些城市青年改造思想，批评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教导他们。P.44一个别开生面的教育方法就是“忆苦思甜会”，会上由一个老农讲述以前受过的苦，然后与今天的甜作比较。对知青来说，农民因此变成了模范人物，变成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思想水平”的老师[ChineenConstruction，1969年4月号，页40。]。虽然知识青年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及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还是要拜农民为师。这显然赋予了农民极高的政治地位。假若对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及民粹主义方面没有充分认识，那就会对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农民地位高于城市人的现象莫名其妙[M.Meisner，前引，第二与第三章。]。且听听毛泽东在文革前私下向他的侄子毛远新这样表示：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到农民知道的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就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1966年2月18日，刊于“毛主席文选”，编者不详，页87。通过红卫兵刊物传出的毛谈话版本之间都稍微有些不同。另一个版本的日期是1964年2月，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当然，有幸能得到这一崇高地位的只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并以其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交付给我们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光荣任务，[]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让他们尽快地成为既有文化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把农村办成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学堂”，政府的宣传中农民们就是这样表明他们的态度的。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因此，每当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达村子里，就算在半夜，他们之中有的会立刻起床，连夜在油灯下学习[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刊于SWB，1968年12月30日；《中国建设》法语版，1970年5月号，页14。]。

联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已经掌握一定文化的城镇青年将会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这种再教育能否成功的前提，一方面是这些农民真的具有一切高尚革命品德，另一方面是千百万城市青年的思想有完全的可改造性。文化革命前，1964年1月通过的有关上山下乡纲领文件曾经对政府在这方面的期待有过意味深长的解释。充分肯定改造知青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文件明确指出，插队到农村去的人需要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生活自给，再用三五年建立像普通农民那样的一个家庭，但是想让他们“从思想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那就需要“更长一些时间”[顾洪章等，《大事记》，页43。]。P.45毛认为这种可改造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而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者的成功典范。这就是他1942年5月在有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作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808。]

1942年，毛要求所有去延安追随他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以他为榜样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之中不少人在那个时期去了农村[M.Selden，TheYenanWayinRevolutionaryChina，页224-229]。到了1968年，轮到千百万青年人被送去当“新型农民”。不难看出这种“新型农民”其实就是斯大林的“新人”的变种，只不过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间要比他更乐观更执著地去力图塑造[D.J.Munro，TheConceptofManinContemporaryChina.]。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为改造人的思想而抱有的雄心壮志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是这类尝试的绝好典范，成败与否都具有一定的实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