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风干猪肉:【地望篇】先周故地邰、豳及栒邑地处山西说辨误

时间:2010-3-4 16:17:30   来源:中国庆阳网   作者:连登岗   编辑:郭海 浏览次数: 507
先周故地邰、豳及栒邑地处山西说辨误
连登岗
史称周人先祖后稷居邰，不窋自窜戎狄之间，公刘迁豳。关于“邰”“戎狄之间”，“豳”的具体地望，历史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两汉以来，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些地方都在今陕西及甘肃境内的泾渭流域。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先生却另创新说，谓邰、豳及豳所处的栒邑都在今山西境内的汾河流域。此说一出，影响极大，几十年来不断有人附和引证，直到近年出版的一些著作仍是这样。但此说引证失实，论证悖谬，结论难以成立。本着学术求真的目的，今特追迹寻踪，沿波讨源，姑指其缪，以纠其误。
关 于 邰
史称后稷居邰。旧说邰地处渭河流域今陕西境内的武功，而钱穆先生以为，邰在山西汾河流域。王玉哲接受了这种观点，撮引其说谓： “按周祖后稷所封之邰，实即山西汾水流域之邰。《左传·昭公元年》：‘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今晋主汾而灭之矣。’《水经注·琴水》琴水兼称洮水，是台邰居汾琴之域。《左传》昭公九年谓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这个邰，可能即居于汾水、洮水流域的台骀所居之地。据詹桓伯言骀地距魏、芮不远，（魏、芮二国在晋南），似乎也应在晋南。解经者多谓‘骀’即后所封之邰。”这里把台邰所居之地猜测为骀，然而推断骀应在山西，进而又认为山西的“骀”即后稷所封之邰。这些猜测并不符合事实，而把猜测当作结论自然也难站得住脚。
首先，台骀所居之地，不叫做“邰”或“骀”。《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崇。”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据此，台骀当时所居之地，是“大原”，所封之土是“汾川”，而不是“骀”或“邰”。他的后裔所封之国，是“沈、姒、黄”也没有叫做“骀”或“邰”的。由此可见，汾水流域并不存在一个叫做“骀”的地方，它只是钱穆先生想象的产物。
其次，王玉哲引钱穆根据《左传》昭公九年所提到的几个国家，认为“这个骀，可能即居于汾水、洮水流域的台骀所居之地。据詹桓伯言骀地当距魏、芮不远，（魏、芮二国在晋南），似乎也应在晋南”的说法也难成立。前面说过，台骀所居之地不叫做骀，“这个骀，可能即居于汾水、洮水流域的台骀所居之地”的说法本身就是个虚假的命题。“据詹桓伯言骀地当距魏、芮不远，（魏、芮二国在晋南），似乎也应在晋南。”的说法也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这里明确地告诉人们，这几个国家是周人克商之前的“西土”，这些地方除魏地处晋南靠近陕西的地方而外，别的几个邦国都在流经山西的黄河以西，属于今陕西地界，怎么能类推地把“骀”也纳入晋南呢？再说，杜预对于“骀”的地望有明确的说明：“骀在始平武功县所治斄城，岐在美阳县西北······骀，他来切，依字作邰。”王玉哲说：“解经者多谓‘骀’即后稷所封之邰。”这句话倒是真的，但是，解经者同时还说，这个“邰”是在陕西，而不在晋南，这一点他却没有告诉读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由此可见，《左传·昭公九年》所提到的“骀”不在晋南，而在陕西
第三，台骀是颛顼时人，后世把他当作汾水之神；而“邰”则是后稷的外家姜人所居之地。《诗·大雅·生民》：“既有邰家室。”毛传：“姜嫄之国也。”《说文》：“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从邑台声。右扶风斄县是也。”后稷因大兴农业而被封于“邰”，邰也因此而著名。二者风牛马不相及，怎么能把它们扯在一起，从而偷梁换柱呢？还有，“邰”字见于周原甲骨文，这更是邰地处武功的有力佐证。
由此可见，“周祖后稷所封之邰，实即山西汾水流域之邰。”的说法实在难以成立。
关 于 豳
豳是先周从公刘到古公十多代人居住过的地方，关于豳的地望，历来都认为在陕西泾河流域。可是，王玉哲引钱穆之说认为豳在山西。其说谓：“《史记·刘敬列传》言公刘避桀居豳；《吴越春秋·吴大伯传》同；《诗经·大雅·公刘》篇亦谓‘笃公刘，于豳斯馆’；《匈奴列传》亦说，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邑于豳。可知周人公刘时就从骀迁到豳地。邰若在陕西武功，周与夏两地悬远，和夏政的善恶无关，为什么公刘要避而远去呢？可以想象公刘原先所居之地必距夏甚近。这也是邰当在晋境之一证。至于豳字，《孟子》作邠，以因岐而邑者为‘岐’ 、因‘沣  ’而邑者为‘ 沣 ’例之，则‘邠’最初当为滨汾水之邑。《逸周书·度邑解》有‘（武）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一作邠，《史记·周本纪》引作‘豳’。这个豳或邠或汾之地一定距商不远，当以在山西南部为是。清梁玉绳即谓：‘若在栒邑之豳，何从登其阜以望商邑乎？’”这段论证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避桀从“邰”迁出的不是公刘，而是不窋。当然，在包括《史记》在内的一些古书，的确有公刘避桀居豳的说法，但是，还有一些更权威的说法，表明避桀去夏的不是公刘，而是不窋。《国语·周语土》：“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戎狄之间。”这段话，是西周穆王时期周公的后裔谋父对穆王说的，时在公元前922年以前，是迄今发现最早谈到周人先祖从邰迁出的资料。这种说法早于公刘避桀之说，而且这是周人自家对其历史的叙述，其可靠性当然要大于“公刘避桀”之说了。《史记·周本纪》也有同样的说法：“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窜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谓，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这是本纪的说法。
当然，《史记》在别的地方也有“公刘避桀居豳”的说法，如《刘敬叔孙通传》：“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匈奴列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但是，司马迁叙事向来有互见之法，即，本纪（传）详而他纪（传）略。本纪（传）的可靠性显然要强于别的列传中互见之文。
真正认为公刘是从邰直接迁往豳地的，是一些治诗的学者。例如毛亨、郑玄等人。但是，他们只是局限于《诗经》的材料，结果把问题弄错了。至于《吴越春秋·吴大伯传》在此问题上的记述，只是把《史记》的记述整合弥缝了一下，并没有公刘自邰迁出的意思。其说谓：“不窋立，遭夏氏政衰，失官，奔戎狄之间。其孙公刘，……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民化其政。”
二、公刘迁出之地不是“邰”，而是“戎狄之地”。《诗经·公刘》有着公刘迁往豳地的描叙，因而有了公刘迁豳之说。但是，他的迁出之地，是“戎狄之地”，而不是“邰”。这从《周语》和《史记·周本纪》的叙述中，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而当年不窋逃亡所到的、后来公刘又迁出这个“戎狄之地”，就在今甘肃境内的庆阳。而庆阳与豳同处泾河流域，在其上游，相距不过200余华里。可见在“周人公刘时就从骀迁到豳地”的说法中，对于公刘迁出地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既然如此，那么，“邰若在陕西武功，周与夏两地悬远，和夏政的善恶无关，为什么公刘要避而远去呢？可以想象公刘原先所居之地必距夏甚近。这也是邰当在晋境之一证。”这样的疑问和推断也就落了空。
三、混同了豳、邠两个字先后的关系，因而对于“豳”的得名做出了错误的推断。王玉哲引钱穆说谓：“至于豳字《孟子》作邠，以因岐而邑者为‘岐’、因‘沣  ’而邑者为‘沣  ’例之，则‘邠’最初当为滨汾水之邑。”这就是说，钱穆认为豳与邠是同一个字，而邠的得名则是因为它濒临汾水。“豳”与“邠”，用于地名，的确指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钱穆关于豳地得名的推断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像钱穆说的那样，邠是因濒临汾水而得名，那么，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条件，这就是“邠”字用于公刘所居之地的地名用字，必须早于“豳”。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传世文献中看，最早用于公刘所居地地名的正是“豳”。如：《诗·大雅·公刘》：“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诗经》有因豳而得名的“豳风”。春秋时期的文献凡提到这个字的，皆作“豳”。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周礼·春官宗伯第三·钥章》：“掌土鼓、豳钥。中春昼，击土鼓，择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择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择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列子·汤问》：“朕东行至营，人民犹是也。问营之东，复犹营也。西行至豳，人民犹是也。问豳之西，复犹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不异是也。”战国秦汉之际，也多用“豳”字。如：《庄子·杂篇·让王》：“大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史记》、《汉书》也多用“豳”字，不赘。  。
“邠”字则晚出。最早见于《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邠”字还见于《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从出土文字来看，“豳”的时代也要早得多。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师父鼎》的铭文就有“豳”，而“邠”，最早见于出土的西汉时的敦煌马圈湾竹简。
可见，用于公刘所居之地，最初用的正是“豳”字。它反映的是当时豳人的生活。《说文解字》：“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豩，阙。”而金文的字形则是房子内两个 豕，豕下面有火；或作两个豕下面有火，亦作两个豕下面有火，旁边有手持棍棒之形。可见这个字与猪有关。《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即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豳字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既然如此，所谓“以因岐而邑者为‘岐’、因‘沣 ’而邑者为‘鄷’例之，则‘邠’最初当为滨汾水之邑”的猜想，就失去了依据。如果说“‘邠’最初当为滨汾水之邑”，那么，它指的也只能是另外一个“邠”，而绝不会是公刘故地的豳，不过，目前并未发现这样一个“邠”地，它只是钱穆先生的臆想之物。
四、错误地把“豳(邠)与”“汾”当通假字，因而混淆了“豳（邠）”与“汾”的地望。钱穆说：“《逸周书·度邑解》有‘（武）王乃升之阜，以望商邑’，‘汾’一作邠，《史记·周本纪》引作‘豳’。这个豳或邠或汾之地一定距商邑不远，当以在山西南部为是。清梁玉绳即谓：‘若在栒邑之豳，何从登其阜以望商邑乎？’”这就是说，钱穆认为，“邠（豳）”是“汾”的通假字，因而它就应在汾水流域。这也是安全错误的。考诸典籍，“豳（邠）”、与“汾”用于地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字，它们从来都是用于分指不同的区域。
1.“豳”、“邠”用于地名所指的是今陕西境内泾河流域的一些地方。“豳”、“邠”为古今字，用于地名，所指是同一个地方。例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棰居岐。”《史记·匈奴列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公刘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棰去居岐，国人争归之。”《汉书·匈奴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三国志·魏书二》：“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这些例句用“豳”来指称周人故地。《史记·荀卿孟子列传》：“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栗；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汉王·王商史丹傅喜传》：“太王躬仁，邠国贵恕。”《后汉书》：“故爱人者必有天报。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获上天之佑。”这些句子中，公刘所居之“豳”又作“邠”。可见“豳”与“邠”是古今字，所指是同一个地方。
可是“豳（邠）”所指的从来都不是山西汾水流域的某些地方，而是陕西境内泾河流域的部分地域。首先，汉代人是这样说的。《汉书·地理志上》：“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毛传·豳谱》郑玄注：“豳者，后稷之曾孙公刘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属右扶风栒邑。”《说文解字》：“邠，周大王国，在右扶风美阳。从邑分声。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豩，阙。”《后汉书·郡国志》：“栒邑，有豳乡。”
其次，《史记》三家注和《汉书》颜师古注也是这样说的。《史记·周本纪》：“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裴駰集解引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司马贞索隐：“豳即邠也，古今字异耳。”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史记·周本纪》：“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豳州三水县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刘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因公为名。’按：盖武王登此城望商邑。”《汉书·郊祀志》：“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邰，公刘发迹于豳，大王建国于、梁，文、武兴于丰、镐。”颜师古注：“今豳州是也。”唐代的豳州在今陕西泾河流域。
再次，史书关于豳（邠）所处地理区域的说明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史书认为，豳处于关中。如：《史记·货殖列传》：“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汉书·地理志下》：“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邰，公刘处豳，大王徙，文王作鄷，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墙，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一些语言类书籍认为豳在西方。例如：《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方言》卷十三：“自关而西，秦豳之间曰愉。”史书措辞还常常豳岐连用。如：《汉书·扬雄传》：“秽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后汉书·冯  岑贾列传》：“方今英俊云集，百姓风靡，虽邠歧慕周，不足以喻。”《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臣生长邠岐，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筹其事。”《后汉书·西羌列传》：“后桀之乱， 畎夷人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古人豳岐连称，一则因为它们都是先周之地，二则因为二地相邻，它们都同处泾渭流域。豳地在今陕西泾河流域彬县、旬邑一带、岐山在今陕西渭河流域岐山一带。二地以今陕西永寿境内的梁山相隔，相距不过三百华里。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三：“邠州，古豳国，昔公刘居豳，即其地也。秦始皇属内史，汉为右扶风，安定、北地三郡地。后汉末置新平郡，兼旧安定，为二郡地。魏晋亦同，西魏置豳州，后周及隋皆因之。炀帝初，州废，以其地为安定、北地二郡。大唐复置豳州，开元十三年改豳为邠，其后或为新平。”其说渊源有自，交代清楚，远非后人推测之词可比。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并持此说。
综上所述，可知，在古籍中，关于“豳（邠）”的地望，形成了一种系统说法，这些说法互相支持，互相印证，完全可以证明，公刘故地“豳”就在泾河流域今陕西西部、甘肃陇东一带。可是，钱穆、王玉哲等人，却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仅凭对于“邠”字构字理据的猜测和对于“豳（邠）”与“汾”并不存在的通假关系为依据，所得出的豳就是邠，而邠就是汾，因而豳就应该在山西的结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2.“汾”用于地名所指的是今山西境内的一些地方。汾，本是水名。《说文》：“汾水，出太原晋阳山，西南如河，从水分声。或曰出汾阳北山。”早在西周，就有关于汾水的记载。《尚书·夏官司马》：“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纡，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诗经·魏风·汾沮洳》：“彼分沮洳，言采其莫。”“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汾一曲，言采其。”《山海经·北山经》：“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无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左传·僖公十六年》：“秋，狄侵晋，取狐、厨、受铎，徙汾，及昆都，因晋败也。”
由汾水得名的地名的确不少，但它们都在山西的汾水流域，而且，都作“汾某”或“某汾”。《左传·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絓而止。”《史记·秦本纪》：“渡河，取汾阴、皮氏。”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汾阴故城俗名殷汤城，在蒲州汾阴县北也。’”《史记·秦本纪》：“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临汾故城在绛州正平县东北二十五里，即古临汾县城也。’按：汾城即此城是也。”《史记·河渠书》：“漑皮氏、汾阴下。”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汾阴故城俗名殷汤城，在蒲汾阴县北九里，汉汾阴县是也。’”《史记·晋世家》：“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裴駰集解引贾逵曰：“汾阳，晋地也。”《郑世家》“帝用嘉之，国之汾川。”《汉书·武帝纪》：“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行自夏阳，东幸汾阴。”《汉书·地理志》：“汾阳，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阴入河百百过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
检之先秦文献和两汉史书，凡从汾水得名的地方，皆作“汾某”，而未发现有作“邠”或“邠某”者。由此可见，在汉以前，用作地名，“豳（邠）”与“汾”是有明确分工的。邠（豳）指公刘故地，地望在今陕西境内，而“汾”才用于山西汾水流域的一些地方。
至于王玉哲引钱穆说“《逸周书·度邑解》有‘（武）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一作邠，《史记·周本纪》引作‘豳’。用来证明“邠（豳）”是“汾”的假借字，但是这条材料却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史记·周本纪》所引的是古本《逸周书》，这就证明，《逸周书》原来写的就是“豳”，而不是“汾”。“汾”，见于现代所看到的传世本《逸周书》，而现代所看到的《逸周书》则多次经后人改动，其中的“汾”乃是讹字。至于“清梁玉绳即谓：‘若在栒邑之豳，何从登其阜以望商邑乎’”的疑问，也显得幼稚了一些。因为“望”不一定就是肉眼的直接的观看，“望”也不一定非得看得见。《释名·释姿容》：“望。茫也。视野茫茫也。”《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予望之。”武王“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无非表示了一种关注而已。
由于钱穆前面的论据和论证都出了错误，因而他“豳或邠或汾之地一定距商不远，当以在山西南部为是”的结论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关 于 旬 邑
汉人说豳（邠）属栒邑，而栒邑又在右扶风境内。为了把豳移往山西，钱穆只好也把栒邑移往山西去了。王玉哲引其说谓：“《汉书·地理志》右扶风之栒 ，班氏自注‘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应劭曰：‘《左氏传》曰：毕原鄷 郇，文之昭也。郇候、贾伯伐晋是也。’臣瓒曰：‘汲郡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又曰文公城荀。然荀当载晋境内，不得在扶风界也，今河东有荀城，古荀国。’师古曰：‘瓒说是也。此栒读与荀同，自别邑耳，非伐晋者。’今按《水经注·汾水》：‘古水出临汾西，又西南径荀城，在绛州西十五里。’此汾域之荀也。《水经注·琴水》亦谓：‘琴水经猗氏故城北，又西经郇城，荀伯国也。’此琴域之郇也。今秦之邠乡在郇邑，反而推之，则公刘所居之豳或邠，当离汾域之荀为迩也。”这里的引证和推论，更是错误重重。首先，他把《汉书·地理志》右扶风之“栒邑”，省作“栒”以便和《左传》中的“郇”、“荀”相混同。其次，陕西之栒邑，用的是“栒”，而山西的地名用字是“郇”、“荀”。这三个字本来是不同的字，可是，钱穆却把他们混淆为一了。在同音字很多的汉字中，对于同音字历来是以形区别的，如果偷梁换柱，把字的形体更改了，怎么能保证推论的正确性？第三、钱穆所引述的对《汉书》的注解更无助于证明他的观点。“应劭曰：‘《左氏传》曰：毕原鄷郇，文之昭也。郇候、贾伯伐晋是也。’”这是用《左传》中的“郇”，来解释《汉书》中的“栒邑”。“臣瓒曰：‘汲郡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又曰文公城荀。然荀当在晋境内，不得在扶风界也，今河东有荀城，古荀国。’”这表明，臣瓒不同意应劭的解释，他认为，《左传》中的“郇（荀）”在晋国境内（今山西地界），它不是《汉书》中右扶风的那个“栒邑”。孔颖达支持了臣瓒的观点，并且明确指出，“此栒读与荀同，自别邑耳，非伐晋者。”就是说，《汉书》中的“栒”虽然与《左传》中的“荀”读音相同，但是，郇它指的是别外一个地方，而不是《左传》中的那个荀。这一切都说得非常清楚，这此注释怎么能够成为把右扶风的“栒邑”说成是山西境内的“荀”的证据呢？
《汉书·地理志上》：“左扶风：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这是汉代人记载的汉代的地理状况，本业就没有什么好怀疑的。怎么能用一些莫须有的猜想来否定它呢？又，栒邑地处右扶风，不仅见于《汉书》，而且也见于别的史籍。《后汉书·郡国志》：“右扶风，秦属内史，武帝分，改名。……栒邑，有豳乡。”《史记·樊郦藤灌列传》“项羽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另将定北地、上郡。破雍将军焉氏，汉书云破章邯别将。周类军栒邑，苏驵军于泥阳。”司马贞索隐：“栒邑在豳州。地理志属右扶风。”文中提到的北地、上郡、焉氏、泥阳与栒邑相连属，都在泾河流域。
栒邑得名甚早。《汉书·天文志》：“是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桉鼎铭勒而上议曰：“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邰，公刘发迹于豳，大王建国于梁，文、武兴于丰、镐。由此言之，则、梁、丰、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臧。今鼎出于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也。”可见，“栒邑”一名早在西周或先周时就有了。而且“栒邑”作为县级建制，一直延续至今（今简化为旬邑）。
周秦时今山西境内确也有个地方叫做“郇”。此郇周初为诸候国，称为“郇”，被灭后，秦汉之际末见建置，作为城邑，后来留下了“郇城”。《史记·晋世家》“二月辛丑，咎犯与秦晋大夫盟于郇。”裴駰集解：“杜预曰：‘解县西北有郇城。’”未见有“郇邑”之名。
可见地处陕西的栒邑，与山西的“郇”，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这一则有文献记载为证，二则两地名称及其用字都存在着区别，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它们有一个字同音，就硬要把它们混为一谈，而且一定要把它们定在山西泥？这种鱼目混珠、浑水摸鱼的做法，难道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吗？
“今秦之邠乡在郇邑，反而推之，则公刘所居之豳或邠，当离汾域之荀为迩也。”可是，事实是秦之邠乡在栒邑（并非郇邑），栒邑在汉扶风，无论怎样“反而推之”，也难把它“反推”到“离汾域之荀为迩”的地方去。
余  论
钱穆先生对于周人起源的总体观点是“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为了证明这个观点，除了把“邰”“豳”、“栒邑”移到山西而外，还把周人太王至文王的活动区域一并东移。他说：“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然亦在秦之东境，渭洛下流，自朝邑西至富平。及于王季、文王，廓疆土而南下，则达毕、程、丰、镐，乃至于谷、洛而止。”这种论断已被解放以来的考古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联系到他对“邰、豳、旬邑”地望论断的错误，可以看出，他在“周初地理”问题上的错误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错误。一代大师，国学硕儒，出现了一般人不可能出现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治学方法。表现在《周初地理考》中，就有从结论出发来寻找事实，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来得出结论；用猜想作论据；滥用通假等一些不大可靠、不很科学的方法，对此，还须进一步研究，以引为借鉴。
（本文曾在2005年于无锡举办的“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大会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