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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学的失落与一种精神的缺失

南开大学九十年

文/邝新华
<<新周刊>>第310期



从初创时的身家显赫，到如今大学排名上的低迷，南开大学的“落伍”和其他大学的“上位”，其实都是中国大学教育生态的外部体征。



　　综合得分68，声誉得分85.1——这是深圳某商业机构发布的2008年全国大学排行榜里南开大学的得分。这一年，南开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在排行榜里并列第十。

　　与此相对照，南开大学最近在积极宣传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事迹。70年前，被日本炮火夷为平地的南开大学与清华、北大两校在昆明合并成西南联大——今天，清华、北大依然雄踞大学排行榜的前两位。自2000年以来，南开大学的排名在该榜单上一直徘徊在第十名前后。南开大学真的落伍了？

　　2009年10月，南开大学90岁。102岁高龄的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杨敬年很疑惑地说：“有人说现在南开大学的地位已经很低了。”这位上世纪40年代的牛津博士凝思了一会儿，似乎经过了一番经济学运算：“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身在庐山。”

并校风波

　　南开大学的人大都认为，南开最近的一次复兴机会夭折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大学合并潮中。

　　那几年，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成都，大学生们都在谈论大学合并。1998年，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3所大学合并于浙江大学，使浙江大学成为中国高校中的规模第一。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认为这“是个成功的范例”，他希望这样的范例发生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两大高校之中。当年，教育部实施“985计划”，要与地方政府重点共建10所大学，不久后就选出了9所。当年参与合并事宜的Z先生（根据被采访者要求用化名）现在已经是南开大学的高层，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教育部及天津市领导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负责人叫到一起，撂下一句话——你们什么时候合并了，什么时候给你们这个名额。

　　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分别位于天津西南隅的七里台与八里台，两校没有明显的界墙。两校曾经共有的通道叫天南街，遍布饭馆，但最终因为两校合而未果，天南街也立起一堵高墙。对于两所学校的教职工而言，并校磨合的成本太高了——多出来的人怎么安置呢？而且，南开与天大两个邻居历史宿怨颇多。Z先生说：“要是把南开和天大并校的事情写一部电视连续剧，写二十集，集集有戏。”

　　南开校友会一位工作人员这样描述：“曾有一次南开搞校庆，来宾住不开，就借天大的招待所住。在招待所门口，校友竖个牌子：欢迎南开校友回母校。天大立刻抗议：还没并校呢，这个地方不是你们的地盘儿！硬是把牌子收了。”在天津大学看来，说是合并，但明显是南开在兼并天大，因为合并之后校名还叫“天津南开大学”，而天津大学有着更长的历史，其前身北洋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大学堂。
南开大学一些老教授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也耿耿于怀。杨敬年说：“经济学院只留下了一个研究马列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会计、统计送到天津财院，外贸送到北京，管理、工科送到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校史专家梁吉生也说：“当年南开大学的工科非常有名，分走的化工系、机电系和机械系现在也是天津大学的重要学科，连学生、老师带仪器设备全部划给天津大学。”而工科的出走，让南开大学成为一个偏于文理科的大学。不同的专业配置让这两所学校在经济起飞后一个变得富有，一个变得贫困。

　　Z先生当年就不赞成合并天津大学：“我跟市里领导说，让南开和天津医科大学合并，合并之后国家的第十所名额我们拿到手，然后把市里给南开和医大的钱给天大，让天大在经济上不吃亏，这样就‘己赢全赢’。如果并不成，最后等于大家全没拿到名额。”
最后的结果，果然就是都没拿到名额。

从私立到公立

　　南开大学在历史中多次和发展机遇擦肩而过，其原因大多与政治因素相关。

　　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国家圈定第一批重点大学，由于“旧南开大学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蒋介石服务的”而榜上没名。梁吉生说：“1959年周总理来校视察时，南开大学还属于河北省的学校，招生只局限在河北，生源质量不能保证。为此，周总理让秘书给教育部打了电话，第二年才改过来。但在第一批重点大学里，就有天津大学。”

　　再往前推，1937年，日军把南开大学夷为平地。抗战胜利后，校长张伯苓再也无法募款重建南开大学。1946年，南开大学被国民政府收归国有。自此，南开大学的财政只能听命于教育部。

　　早期南开大学是私立的，资金来自社会捐款及学费。梁吉生说20年代南开大学的学费很高，一学年90块大洋，连其他费用一年下来要120块大洋，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两年的收入，一般人是上不起的。“北京大学一年也就30多块大洋。”抗战后，教育部核定西南联大三校的复员费30亿元，商谈分配办法时北大去了4人，清华去了5人，而南开只去了1人。虽然南开全校被毁，但只拿到了最少的8亿。

　　这样的无奈，出现在几十年后，每次南开大学都得不到政府给予某些大学的额外资金的待遇。Z先生自述某次到广东参加一个会，广东省领导问：南开这次从国家拿到多少钱？Z先生说拿到3.5亿。省领导问：天津市给多少钱？Z先生说3.6亿。省领导追问：到位没？

　　“其实我知道，根本没到位，即使到现在也还没到位，但是我当时出于一种‘爱地方主义’，我说‘基本到位’，结果广东的省领导说‘我决定给中山大学9亿，让它全到位’，弄得我非常臊得慌。”回津后Z先生找市领导说这个事，“我说完，他木然。”

　　211工程的拨款审批时Z先生也在场，教育部正副部长都在场。“答应给南开的钱，一转头，不给了，反而说：谁答应了？你有什么证据？就这么赖皮。”Z先生诉苦道，“南开的经济财政一直比较困难，现在都在‘拆东墙补西墙’才能过下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知道现在艰难到什么程度。不仅仅是南开一校，（这样的情形在中国高校）相当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吉林大学濒临破产了，天津师大发工资的钱也打不出来了。两会开会有些代表还瞎说，好像是给（大学）的钱太多了，多得怎么怎么样。你看国外同样规模的大学给多少钱?那不是差几倍的问题，还别说比美国比欧洲，你就比中美国家，甚至我们比很多非洲国家还低。”

轮回与近亲繁殖

　　资金困难首先导致的是师资的问题。

　　Z先生说：“教育要办好，必须有一流的师资，要有一流师资，必须有一流待遇。说现在师资整个水平不行，你就给那么高的待遇，那能好吗？尤其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可以说还是生活在贫困线上，两三千块钱的工资他根本就不敢要孩子，他要了孩子也养不活，还别说买房子了，租房子都没钱租去。”

　　“南开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南开的教师。张伯苓说过，大学最要者乃良教师。而现在，南开大师级的教师太少了。”梁吉生很痛心地说，多年来南开教师队伍近亲繁殖现象很严重，“同出一个师门，怎么能碰撞出超越师辈的智慧火花？”

　　这是南开的传统吗？杨敬年说：“完全不是。过去张伯苓当校长，都是挑着好的从国外聘回来。（现在一些人）在这里做了领导，不愿意引进比他高的人，武大郎开店嘛，这怎么能发展呢?”

　　这样的事情早在80多年前，南开大学刚成立的时候就有过，不过那个时候不是请不来好教师，而是请的留洋教师太多了。1924年，商科学生宁恩承在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著文提出“轮回教育”，说南开的教育就是中学到大学，大学再回去教中学，或者到美国混几年回国教大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文章一出，学生们都很赞成，留美教师们不高兴了，指责文章污辱师长。教员们召开会议，以辞职威胁。“双方各走极端，学生们仍按时上课，秩序井然。唯无教员到班教授。于各种罢课中，此类罢课办法，尚属创闻。”

　　这个争论之后，校长张伯苓开始探索本土化的教育。不过，今天的南开，即使再有人敢引起争论，也很难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短期内解决近亲繁殖的问题。

　　“有了好的待遇以后一流人才就会来。”Z先生说，“不是说办教育的人伸手向政府来要，是政府提前就该想到。一个教育一个卫生，可以说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

大学的精神是什么？

　　近亲繁殖及封闭的循环让南开的学风在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显得淳朴，南开的师生们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梁吉生最近对大学精神很关注：“大学必须跟世俗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必须真正有办学自主权。太庸俗化、太政治化对教育不利。大学得让大学生踏踏实实地读书，真正地读几本书。我们现在，大学一社会化，学校就浮躁，学生就浮躁。”

　　在社会的评价中，与其他高校相比，南开的学生是相当踏实读书的一群人。南开人都喜欢举出周恩来和温家宝两位总理来代表南开人的精神。他们总结出来的词大概是：务实、爱国、踏实、肯干、亲民、不张扬、宰相之才。

　　事实上，南开大学在历史上不乏叛逆的学生，周恩来就是一个例子。南开大学主楼前周恩来的塑像下刻着他90年前写的半句话：我是爱南开的。对于后半句，南开学子们很好奇，戏言后半句是：可是南开不爱我。理由是第二年周恩来就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南开大学开除，其实不然。

　　南开大学于1919年2月初筹备时，后来出现在中学历史课本五四运动一节中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向南开大学捐款，校方准备接受并聘其为校董。学生领袖周恩来当即反对，他写给留日南开同学会的信中便有：“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很难想象今天的学生会联名反对的事能被校方接受，但张伯苓接受了。

　　杨敬年教授当年也当过“学生运动”头目。1936年考上南开大学研究生时，南开大学制度之严格让他和同学无法忍受——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杨敬年等以集体退学卷起铺盖走人相威胁，要求改革考试制度。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只好屈服，改为每门课期中、期末各考一次。这不一定是件有利于学习的事，但至少学校的事可以由师生共议。这样的传统不仅在南开，在今天绝大多数的大学校园也很难再有了。

　　南开毕业的国资委某官员在评论大学教育时也说：“现在教育领域已经市场化了，腐败也随之而入。”现代大学教育受市场化和官场化要挟，这是很多教育者忧心忡忡的。有大学校长曾经在几年前就写文章指出，高校里“官场化、官僚化”，“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能完全按教育的规律办事情，一说成绩就说到规模的扩大。育人才是第一位的”。

　　杨敬年说：“现在的大学教育，还是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教师被管得太多，种种束缚不让你自由地讲学。现在的教师都想当官，当个系主任，当个所长。居然把教授当作是副处级干部，系主任相当于科长，我觉得这是荒谬绝伦的。”

　　说到近些年南开大学排名的不利，梁吉生感叹：“中国大学的体制，是国家意志的一种体现，排名的背后有国家支持机制在发挥作用。其实，大学不见得非得大，普林斯顿大学就六千多学生，但这几年在美国的大学排行榜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大学，关键在精神。”




中国大学乱象

　　“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优则学……理科出身的……是政治生涯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

　　这是钱锺书《围城》里的一段话，民国时期的张伯苓就凭借南开大学校长之威望成为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部级，一品），当时北大、清华的众多学者也在“朝”为官。现在，由校长转投政坛的风气已经没有了，因为重点大学的校长已经是副部级了。

　　很多人对大学的乱象颇有怨言，觉得中国大学的情节不该像刑侦片——学校花了纳税人的钱还收费卖文凭、博导抄袭论文评职称还接受考博女生的性服务而没让人家考上、教授教育出来的学生不是太听话了就是偶尔在讲台上把他们捅死。

　　中国的大学应该怎么样呢？很多人想听听外国学者的看法。

　　不久前，一篇网文声称耶鲁大学前校长施密德特炮轰中国大学，言辞激烈：“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文科的计划学术，……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看得这么透彻？你一定觉得这位美国校长简直就住在中国。

　　美国中部某大学的华人教授听到“炮轰”一事时，说：不要信这个，美国人只管美国人的事，一般不管外国的事，更不在乎中国的大学怎么样。不久后，某媒体致电耶鲁大学并得到了该大学的否认：他们的老校长从来没有研究过中国问题。“炮轰”一文原是好事者别有用心地引用老校长的演讲词加盐加酱油编成的。

　　不过在某次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前校长海纳西倒是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斯坦福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影射那场前无古人的院校大合并。

　　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想法总有很多不同。家长们觉得大学越大，提起来就越有面子；大学生们觉得多了很多教学楼至少有地方自习；老师们天天奔忙在评职称、发论文和走穴的路上。大家都很忙，大学自然就更忙。

　　如果还有谁在乎中国大学应该怎么样，那就是这位不愿具名而篡改了耶鲁老校长演讲词的好事者。他似乎不敢说自己是谁，但他还是在文章中道出了没人关心中国大学怎么样的原因：“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文/窦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