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彩钢屋顶防水公司:《罗织经》

唐朝酷吏来俊臣、万国俊所撰的《罗织经》，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罗织经》，作为告密的典范，罗织人罪，陷害无辜。他们实行广泛的秘密侦查，集整人之大成，是请君入瓮的发明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次必然的孽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

　　其一，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

　　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

　　其三，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集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

　　其四，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何以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据史载，整人专家周兴临死之际，看过《罗织经》自叹弗如，甘愿受死；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罗织经》，冷汗迭出，却不敢喊冤；雄才女皇武则天面对《罗织经》，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遂生杀机。

难怪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颇具讽刺意味地写道：“南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一部《罗织经》。”  

阅人卷一

　　人之情多矫，世之俗多伪，岂可信乎？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耻其匿怨而友人也。

　　人者多欲，其性尚私。

成事享其功，败事委其过。

且圣人不能逾者，概人之本然也。

　　多欲则贪，尚私则枉，其罪遂生。

民之畏惩，吏之惧祸，或以敛行；

但有机变，孰难料也。

　　为害常因不察，致祸归于不忍。

桓公溺臣身死实哀；

夫差存越，终丧其吴。

亲无过父子，然广逆恒有；

恩莫逾君臣，则莽奸弗绝。

是以人心多诈，不可视其表；

世事寡情，善者终无功。

信人莫若信己，防人勿存幸念。

此道不修，夫庸为智者乎？

事上卷二

　　为上者疑，为下者惧。

上下背德，祸必兴焉。

　　上者骄，安其心以顺。

上者忧，去其患以忠。

顺不避媚，忠不忌曲，虽为人诟亦不可少为也。

上所予，自可取，生死于人，安可逆乎？

是以智者善窥上意，愚者固执己见，福祸相异，咸于此耳。

　　人主莫喜强臣，臣下戒怀妄念。

臣强则死，念妄则亡。

周公尚畏焉，况他人乎？

　　上无不智，臣无至贤。

功归上，罪归己。

戒惕弗弃，智勇弗显。

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

诚如是也，非徒上宠，而又宠无衰矣。

治下卷三

　　甘居人下者鲜，御之失谋，非犯，则篡耳。

　　上无威，下生乱。

威成于礼，恃以刑，失之纵。

私勿与人，谋必辟。

幸非一人，专固害。

机心信隐，交接靡密，庶下者知威而畏也。

　　下附上以成志，上恃下以成名。

下有所求，其心必进，迁之宜缓，速则满矣。

上有所欲，其神若亲，礼下勿辞，拒者无助矣。

　　人有所好，以好诱之无不取，人有所惧，以惧迫之无不纳。

才可用者，非大害而隐忍。

其不可制，果大材而亦诛。

赏勿吝，以坠其志。

罚适时，以警其心。

恩威同施，才德相较，苟无功，得无天耶。

控权卷四

　　权者，人莫离也。

取之非易，守之犹艰；

智不足弗得，谋有失竟患，死生事也。

　　假天用事，名之顺也。

自绝于天，敌之罪也。

民有其愚，权有其智。

德之不昭，人所难附焉。

　　乱世用能，平则去患。

盛世惟忠，庸则自从。

名可易，实必争；名实悖之，权之丧矣。

嗜权逾命者，莫敢不为；权之弗让也，其求必极。

机为要，无机自毁；事可绝，人伦亦灭。

利禄为羁，去其实害；赏以虚名，收其本心。

若此为之，权无不得，亦无失也。

制敌卷五

　　人皆有敌也。

敌者，利害相冲，死生弗容；

未察之无以辨友，非制之无以成业。

此大害也，必绝之。

　　君子敌小人，亦小人也。

小人友君子，亦君子也。

名为虚，智者不计毁誉；

利为上，愚者惟求良善。

　　众之敌，未可谓吾敌；

上之敌，虽吾友亦敌也；

亲之故，不可道吾亲；

刑之故，向吾亲亦弃也。

惑敌于不觉，待时也。

制敌于未动，先机也。

构敌于为乱，不赦也。

害敌于淫邪，不耻也。

敌之大，无过不知；祸之烈，友敌为甚。

使视人若寇，待亲如疏，接友逾仇，纵人之恶余，而避其害，何损焉？

固荣卷六

　　荣宠有初，鲜有终者；

吉凶无常，智者少祸。

荣宠非命，谋之而后善；

吉凶择人，慎之方消衍。

　　君命无违，荣之本也。

智者舍身亦存续。

后不乏人，荣之方久，贤者自苦亦惠嗣。

官无定主，百变以悦其君。

君有幸臣，无由亦须接纳。

人孰无亲，罪人慎察其宗。

人有贤愚，任人勿求过己。

　　荣所众羡，亦引众怨。

示上以足，示下以惠，怨自削减。

大仇必去，小人勿轻，祸不可伏。

喜怒无踪，慎思追远，人所难图焉。

保身卷七

　　世之道，人不自害而人害也；

人之道，人不恕己而自恕也。

　　君子惜名，小人爱身。

好名羁行，重利无亏。

名德不昭，毁谤无损其身；

义仁莫名，奸邪不以为患。

阳以赞人，置其难堪而不觉；

阴以行私，攻其讳处而自存。

　　庶人莫与官争，贵人不结人怨。

弱则保命，不可作强；

强则敛翼，休求尽善。

罪己宜苛，人怜不致大害。

责人勿厉，小惠或有大得。

　　恶无定议，莫以恶为恶者显；

善无定评，勿以善为善者安。

自怜人怜，自弃人弃。

心无滞碍，害不侵矣。

察奸卷八

　　奸不自招，忠不自辩；

奸者祸国，忠者祸身。

　　无智无以成奸，其智阴也；

有善无以为奸，其知存也。

　　智不逾奸，伐之莫胜；

知不至大，奸者难拒。

忠奸堪易也。

上所用者，奸亦为忠；

上所弃者，忠亦为奸。

　　势变而人非，时迁而奸异，其名难恃，惟上堪恃耳。

好恶生奸也。

人之敌，非奸亦奸；人之友，其奸亦忠。

　　道同方获其利，道异惟受其害。

奸有益，人皆可为奸；忠致祸，人难以为忠。

奸众而忠寡，世之实也；言忠而恶奸，世之表也。

　　惟上惟己，去表求实，奸者自见矣。

谋划卷九

　　上不谋臣，下或不治；

下不谋上，其身难晋；

臣不谋僚，敌者勿去。

官无恒友，祸存斯须，势之所然，智者弗怠焉。

料敌以远，须谋于今；去贼以尽，其谋无忌。

欺君为大，加诸罪无可免；枉法不容，纵其为祸方惩。

　　上谋臣以势，势不济者以术。

下谋上以术，术有穷者以力。

臣谋以智，智无及者以害。

事贵密焉，不密祸己；行贵速焉，缓则人先。

其功反罪，弥消其根；其言设谬，益增人厌。

行之不辍，不亦无敌乎？

问罪卷十

　　法之善恶，莫以文也，乃其行焉；

刑之本哉，非罚罪也，乃明罪焉。

　　人皆可罪，罪人须定其人。

罪不自招，密而举之则显。

上不容罪，无谕则待，有谕则逮。

人辩乃常，审之勿悯，刑之非轻，无不招也。

或以拒死，畏罪释耳。

人无不党，罪一人可举其众；

供必不缺，善修之毋违其真。

事至此也，罪可定矣。

　　人异而心异，择其弱者以攻之，其神必溃。

　　身同而惧同，以其至畏而刑之，其人固屈。

怜不可存，怜人者无证其忠。

友宜重惩，援友者惟招其害。

罪人或免人罪，难为亦为也。

刑罚卷十一

　　致人于死，莫逾构其反也；诱人以服，非刑之无得焉。

刑有术，罚尚变，无所不施，人皆授首矣。

　　智者畏祸，愚者惧刑；言以诛人，刑之极也。

明者识时，顽者辩理；势以待人，罚之肇也。

　　死之能受，痛之难忍，刑人取其不堪。

士不耐辱，人患株亲，罚人伐其不甘。

人不言罪，加其罪逾彼；证不可得，伪其证率真。

刑有不及，陷无不至；不患罪无名，患上不疑也。

　　人刑者非刑也，罚人者非罚也。

非人乃贱，非罚乃贵。贱则鱼肉，贵则生死。

人之取舍，无乃得此乎？

瓜蔓卷十二

　　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

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

　　荣以荣人者荣，祸以祸人者祸。

荣非己莫恃，祸惟他勿纵。

罪无实者，他罪可代；恶无彰者，人恶以附。

心之患者，置敌一党；情之怨者，陷其奸邪。

官之友，民之敌；亲之友，仇之敌，敌者无常也。

荣之友，败之敌；贱之友，贵之敌，友者有时也。

是以权不可废，废则失本，情不可滥，滥则人忌；

人不可密，密则疑生；心不可托，托则祸伏。

智者不招己害，能者寻隙求功。饵之以逮，事无悖矣。

现代评论

　　也许，真的像有人所说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的文化。但是，当下谋略类书籍的流行，却似乎与所谓的“谋略型中国文化”并无太大的关系，起码没有本质的联系。因为文化的深处未必是谋略，而“谋略”的深处一定是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儒、道、兵、法、墨、纵横、阴阳等许多学派。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都非常关心政治，还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治人”;而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智谋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各种学派和文化都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纳入了谋略的范畴，成为智谋的不同组成部分。这样以来，中国的智谋型文化就形成了。

　　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虽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国的谋略和智慧。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

它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为王道理想献身。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其实，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

法家之法作为君主统治天下的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础上的。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呢？这就需要“术”。“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

黄老的有关著作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鄙夷和不屑。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然后才能无不为。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张。人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应自然，在现实中就容易招致祸害。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消长而已。

　　智谋型文化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当然，这里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话。有许多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遗憾的是，谋划和算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用，而且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为人们所称许的处世态度。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人生的“道”，已成为中国人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说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由此而来。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是智慧谋略。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

　　所以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成大事者，古今未有。

　　因为，权谋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