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一家子 老影片:阎锡山在广州的谢幕礼(下)

       阎锡山（1883年-1960年）

       被称作九尾狐的阎锡山，在广州政府的几个月，作为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没有调过一兵一卒。他常躲在东山的庙前直街，炮制各种“扭转时局”的文件。 

        1949年6月20日，阎锡山在广州东山庙前直街的住所里，埋头起草一份文件《扭转时局案》，这是他到广州后一份重要的文件，提议后方几个省成立“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总司令云云。可是，刚开个头，电话铃响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来催，立即去参加中央常委会。

        一)当国防部长，不能调动一兵一卒

        一进广东“绥署”二楼的会场，参谋次长萧毅肃正在发布军队转移情况的报告。完了之后，立即遭到吴铁城、马超俊连珠炮般的责问：既然西安的胡宗南、宋希濂调去了四川，而上海的汤恩伯调去了福建，青岛的刘安祺又远调海南，那么，从湘南到粤北，只剩白崇禧三个军，怎么能保卫华南？怎么能保卫革命根据地广东？几个尖锐的问题，引得下面大片窃窃私语。见阎锡山到了，大家静了下来，也想听听他的高见———他是国防部长。

        阎锡山没法发言，挂“国防部长”也有一肚子的不解。好在，顾祝同出来解围了：“军队的部署和调动，一向由总裁决定，国防部、行政院和总统府，都插不了手的。”一句话，果然把人们都镇住了，大厅静悄悄一片。

        回去之后，李宗仁脑子里还不停地翻滚：是的，既然阎锡山一个兵也没有，靠这个“国防部长”保卫广州也是白搭，干脆让白崇禧上,还有几十万兵。马上给蒋介石挂电话，提出动议，虽然如此这般说了一通，蒋介石回绝了。李宗仁终于明白，老蒋见有实力的就不会买账。况且白崇禧还是桂系，更不会让他和自己穿一条裤子。

        阎锡山对此更了然在心：自己这个“部长”既然还可以干下去，哪怕装个门面，也要拿出点东西来。6月27日，东北一位“赵老太太”（被当局称为“游击队之母”），南来广州，见到阎锡山，还说“虽然年老，但还愿意领导游击队打共产党”，阎锡山更加决心要在“反共”上作些文章，以取信大家。

        7月1日，国民党政府制定《全面（反共）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纽，以台湾为作战基地，进行光复行动。6日，阎锡山又拉拢陈纳德重新成立飞虎队，帮助政府进行与共产党的战争。7日，借“纪念七七抗战”，阎锡山借蒋介石、于斌等98人的名义，在广州发表《反共救国宣言》。7月12日，行政院又公布《反共公约》，规定百姓五家连坐，互相监督和检举。阎锡山还起草了一份《保卫华南、西北案》的文件，还没来得及拿出到中常委讨论，蒋介石突然在7月14日来到了广州。李宗仁、阎锡山等晚上7时在绥靖公署（今省政府大院）举行宴会。

上图：解放军士兵们唱着延安时期热情洋溢的歌声，举着毛泽东和朱德将军的画像，走进解放了的城市少年的视野

        二)蒋介石对阎锡山的主张不屑一顾

        蒋介石住在黄埔岛，在“东征烈士墓”西侧山岗一幢小楼。为了他来，小楼要重新加大发电量，在墓的东侧租用马路边一家杂货铺，由广州电厂供电课配电股安装两台汽车头柴油机，蒋介石来的时候是傍晚，天下着小雨，他下了军舰转乘驳艇，在烈士墓前码头登岸。

        蒋介石到来，当然有许多问题要处理。阎锡山向他诉苦，摆了无米下锅的困境，蒋介石似乎都一清二楚。随后的两天中，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

在15日的会上，蒋介石在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里，不断接见国民党要员，还劝大家“不要悲观，刻苦奋斗，定可获得胜利”。还正式宣布《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条例》，自任主席，李宗仁是副主席，委员是居正、于右任、何应钦、张群、阎锡山、吴铁城、朱家骅、吴忠信、陈立夫，秘书长是洪兰友，副秘书长程思远。

       16日上午，蒋介石先到黄花岗扫烈士墓，又到中常会做报告，介绍他几天前访问菲律宾，与该地政府讨论组织反共联盟的经过。后来美国的使节克拉克专门约见他，问起访菲目的，蒋直言不讳：因为美国已不支持我，所以要联合亚洲各国。

       下午开的会议上，蒋介石又提出“非常委员会”要成立西南、东南两个分会，西南主席为张群，东南主席为陈立夫，他还到大德路海军联谊社发表反共宣讲。

        阎锡山终于拿出了他的《扭转时局案》，洋洋数万言，政治、经济、文教等无所不包，恰恰体现“当大夫开药方”的精神。虽然已经在行政院内阁会议讨论过，表决过，这次才在非常委员会提交，但太冗长，委员会只决定“原则上通过”。值得注意的倒是，阎锡山再不提“保卫华南和西北”，而提出“固守台湾”，说“保存有生力量，必先固守台湾；要固守台湾，必先固守马祖、金门……”

        这几句倒让陈诚乐开了花，连连赞扬：“阎白公的内阁算是做到了家，身在大陆，心想台湾，能为固守台湾提出卓见，想好办法，可谓老谋深算！”

        本来，阎锡山兜里还揣着一份《保卫华南、西北案》，一直没敢拿出来。蒋介石人已到台湾，心还有多少在大陆，自己也不清楚。可作为国防部长，也属本职。7月21日，蒋介石离开了广州后，阎锡山立即在非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亮了出来。没想到，这份文件其实和蒋介石的部署是有矛盾的，所以，会上虽然通过，送台湾还是被蒋否决了。

        《扭转时局案》和《台湾保卫案》的两案并发，其实表现阎锡山处事的圆滑，两案其实是有矛盾的：《扭》属于阎锡山肺腑之作，吻合《保卫华南西北案》，但没被蒋介石派上用场；但《固守台湾案》其实为迎合蒋介石的急就章，却得到重视，也反映了蒋李的矛盾。

        三)银弹战术也失去效力

        这时的中国大地，烽烟滚滚，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解放了西安、上海等大城市，战局更是瞬息万变。解放军发起对西北各省的战斗后，广州政府更犹如惊弓之鸟，讨论是否应当从新疆撤兵。

       争论的焦点又是归结到两个方面———主撤派说，若不撤，久则溃变；撤，则内地增兵，有裨于军事。

        主守者认为，边疆与内地人心不同，撤兵必须连政治一起撤，即是要抛弃领土。如此，将来很难恢复。此外，边疆400万人民中，汉民20万人，回民20万人，其余属新疆各民族。撤兵之后，这40万人很难存在，必遭残杀；另外，撤兵需要汽车500辆，时需八个月。除已拨的200万元外，还需600万元。

        阎锡山一句话也没说，心里却把两种方法作出权衡，共产党的部队进逼太快，轻举妄动一定会输个精光。当会议结束，两种意见都作为方案留交阎锡山考虑时，阎锡山支持了“不撤”的意见。这样做，既可以不必花时间考虑撤退事宜，也可以把失败的责任推给胡宗南。

        为了稳住西北众将领的心，他决定采取“银弹战术”，向各大头目给点钱。阎锡山自认为对西北熟悉，先通过对王乾元的关系，拉拢绥西的屯垦军，以空运提供武器装备和提供经费为条件，将他们编成一支5万人的军队，以河套为中心，建立“大西北反共根据地”。

        拉扰马步芳就更为郑重了，先派金典戎去青海西宁，把马步芳接到广州来。对他许诺在西北的四省陕甘宁青，允许他有自行征粮的权力，把原来甘肃省长调离，西北变成纯马家天下。

        吃饭的时候，粤菜第一道先上烧乳猪，那是下属们安排的。阎锡山一看，坏了，马步芳是穆斯林，立即叫退，急问有否清真厨师，回答说没有。临急之下，马上让人到广州有名的“菜根香”酒家办了一席罗汉斋。这一顿饭，马步芳十分不满，加上那时广州天气很热，马步芳身体又胖，无时无刻不满身大汗，气喘如牛。结果，下午谈得虽晚，但晚饭都没吃就飞回西北去了。阎锡山急坏了，马上命令金典戎立即带上几十万的银圆跟着去西北，安抚一下这个西北王。请马步芳吃烧肉的笑话，一下传遍广州的大街小巷。

        北平的傅作义已经归顺共产党，他又去绥远找董其武再策划起义。阎锡山急了，他们都是晋绥军的旧部，容易投机，一定要先拉住董其武。马上派前国防部长徐永昌，带上自己的亲笔书信，加上几箱礼金，飞去面见董其武，要劝他不要被诱惑，要坚守阵地，还要争取傅作义“策反”。

        徐永昌坐飞机刚到绥远，电话来了，接过来一听，是董其武，说正跟北平的代表在省府里谈判。又告诉他，先到另一个机场休息，听候消息。徐永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到了一个军用机场，那段时刻简直度日如年，尽管拼命压抑内心的不安，也期望董其武的谈判没有结果。四个小时过去了，董其武来通知，谈判已有眉目，你们不来为好，以免另生枝节。

       徐永昌叹了一口气，把阎锡山的信以及礼金留下，立即飞离绥远。回广州的第三天，广播传出一个消息———董其武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时间变得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似乎是一堆散沙，一踢就散。7月中旬，又传出湖南的程潜和陈明仁准备起义，这个与广东咫尺之隔的地盘一归了共产党，广东的失陷是指日可待了。阎锡山越来越没有信心，想到贾景德，因为与程潜是诗友，两人颇有交情。于是，把贾景德找来，“景德，这件事还非得你跑一趟。”贾景德当然知道，此时已经到了争分夺秒的地步，连连答应。带上两箱银圆，飞到了长沙。陈明仁的部队在机场，将他送到湖南省政府，陈明仁在那里等他，寒暄过后，贾景德提出见程潜，陈明仁笑笑：“颂（程潜字颂云）公身体欠佳，在绿野堂养病，目前不会客。”贾景德说：“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说着走向电话机，陈明仁一拦，“颂公的脾气你也知晓，还是把东西留下，我会替你转告的。”贾景德无话可说，把信笺和银圆留下，回广州去了。

        到7月30日，阎锡山还不放心，派国防部次长黄杰以及政工局长邓文仪送信到长沙，要告诉程潜，说蒋介石和李宗仁都提请程潜当考试院长，希望当日来广州。然而，还是见不到程潜。陈明仁说，程潜到了邵阳，无法见面。黄邓感到势头不对，感到可能会有什么大的变化，立即返航。下午五时，飞机飞到衡阳，突然也收到广播：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这时，大西北也犹如经历地震，三马（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中，马鸿宾起义，兰州、银川解放。不久，新疆的陶峙岳也起义，西北地区的壁垒彻底瓦解，也宣布阎锡山的银弹战术灰飞烟灭。  

       四)美国人也玩起了戏法

        这时，美国也在费尽踌躇观察中国大陆的形势。

        南京解放时，大使司徒雷登没有撤走，还呆在南京静观战局。同时，又派克拉克到广州开馆，与李宗仁联系。司徒雷登的行为，引起国民党要人的担心和猜疑，害怕美国会突然承认共产党。但事实是，当司徒雷登所有的试探都进行过之后，发觉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很小，才于8月2日离开中国。在他返美途中的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此时中共也对此发表6篇反驳的评论，5篇的作者是毛泽东。

        广州政府中，多数官员对美国越来越表示担心，但阎锡山并不相信。第二次政务内阁会上，他说，“美国要承认共产党政权，谈何容易？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毕竟是不相容的。”其实美国国务院内，有人同意一旦共产党掌握政权，立即予以承认。

         朱家骅给予反驳：“那可不一定。只要于美国有利，什么共产不共产，反正在中国，离美国还远。”

        外交部长叶公超汇报，英国为了加强香港，提出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阎锡山说：“交联合国托管倒是个好办法，只是代管的主要领导人应当包括中国人。”虽然无法拉到司徒雷登，但他已经通过陈纳德，与克拉克搭上了线。

        当然，阎锡山也知道，美国对蒋政权也诸多不满，特别是艾奇逊国务卿，在《美中概要》的书信中，提出一些事实———从日本投降到1948年底，美国向中国军援10亿美元，经援10亿美元，但国民党属于“世界上最无能的领导”（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评论），况且，蒋介石把美国预定给予支援的军备运往台湾，使李宗仁无枪无钱，所以，美国不再给予支持。

        对于美国的白皮书，阎锡山越想越气，与美国多年的交情竟然在共军的炮火中一击即溃。他马上让外交部长叶公超，起草一份《关于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的声明》，行政院在讨论这份文件的时候，阎锡山说，要加上：“美国援华，实际上是美国出钱，中国出人，合伙打共产党……让我们在前线卖命，还说我们无能。他们有能耐，不妨自己来参战。有人要托管台湾，我看不妨连大陆也托管，只要保证不赤化。”

        叶公超吓出一身汗，连连说：“这……这种说辞是不合外交辞令的。”最后，还是按外交部的意思，起草好一份文件，提交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通过。送到台湾给蒋介石最后审定的时候，蒋介石还是给否定了。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阎锡山找叶公超再改，还要尽量用外交辞令。最后，这份声明说：“无论美国如何决策，中国政府本自力更生精神，艰苦奋斗到底。”

        一肚子的气没地方出，阎锡山心里的话没说完，所以，又写一份《对美国发表白皮书的感想》，提到：“艾奇逊国务卿既承认中共造乱是苏联策动，我们中国今天进行了战争，即不是中国内战，而是世界反侵略的前哨战。若赤化了中国，一定会赤化东南亚和印度。（美国）在我们节节失败中给我们精神以极大打击，等于落井下石。”这份文件给于斌看到，于斌说，还是慎重一些，删除了部分内容，译成英文，拿到香港印刷了100本，交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转送外国朋友。

         8月13日，吴铁城应麦克阿瑟的邀请，到日本去会谈。这时美国对蒋的态度，是国民党里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大局虽去，但美国如能携手，还说不定可以有咸鱼翻生的时候。因此，都希望吴铁城能谈出些成果。

        吴铁城见到麦克阿瑟，美国人一开始就把话挑明了：美国不再援蒋。但对广州政府还抱有希望,美国会通过7500万美元援助中国一般地区。广州如能坚守六个月，美国物资则可以源源而来。吴铁城立即把带去的那份文件拿出来，这是阎锡山指责蒋介石守点、守线的战略的记录。麦克阿瑟看完，说，“阎锡山先生的意见很好，我们热切希望广州政府，能订出保卫华南的有效方案来。”

        吴铁城回广州的时候，给阎锡山带来商震的问候，商震是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更重要的，是带来麦克阿瑟总部里一位高级专员、德籍的犹太人卫西琴的照片。卫在中国山西办过学校，送照片证明他还记得阎锡山，卫西琴还说：“麦帅对阎先生在广州主持国防十分关注。”

        也不知是否自我的麻醉，国民党里有人又开始陶醉了：阎锡山空中有陈纳德，海上有白吉尔，麦克阿瑟身边有商震，还有卫西琴，国际后台够硬的了。

其实，这些后台哪个不是见步行步的呢？

        陈纳德的飞虎队中，一名队员到广州才没几天，因为争风吃醋，在东山枪杀了另一个同伴，他是驾驶“雷诺原子笔大王”广告机的航空员。广州公众对此反应强烈，纷纷要求依法严惩凶手，飞虎队从此撤到了香港。

        白吉尔是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阎锡山曾经在旗舰上会见过他，有一丝交情。8月17日，白吉尔从香港来到广州，秘密会见白崇禧，向他保证：只要白的部队进入广东，美国负责全部军需。阎锡山一听高兴万分，立即赶去白吉尔下榻的地方，可惜晚了一步，白吉尔已经回香港去了。

         当然，美国还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在新中国成立第三天，美国宣布，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可惜的是，阎锡山在广州政府的几个月，作为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没有调过一兵一卒。

上图：1960年，阎锡山在台湾大殓。蒋介石对这位当年曾通电与自己决战的对手不吝赞赏之词

        五)最终的结局

        李宗仁已经越来越担心，没有兵是不可能保卫广州的。于是，他起草一份文件给蒋，保荐白崇禧接任国防部长，按规定文件要“代总统”和“行政院长”签名，他已经签上“宗仁”的大号，再专函送阎锡山，没想到阎扣下了，十多天压着不发。李宗仁急了，让人转告阎锡山，要他快一些“请辞”。阎锡山回答干脆：“我不辞‘国防部长’兼职，如代总统令免，还得我（按：行政院长）副署，否则代总统不能发布任何命令。”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于国家有益，虽手枪吓我，我也不辞。于国有害，虽万人挽我，我也不留。”

        阎锡山上任前，就已经知道自己无法调动兵力的后果，不过都是老蒋的手法。如今，李宗仁想调部队保卫两广，而蒋介石要坚守东南沿海，一个背着国防部，一个超越国防部。阎锡山安之若素，乐得清闲，常躲在东山的庙前直街，炮制各种“文件”。大家都没有想到，7月23日，蒋介石又突然来到广州。一下飞机就直接驱车到了中华北路的兰园迎宾馆，到北楼见李宗仁，还让儿子到南楼的行政院向阎锡山打声招呼，结果发现他不休息，还在写文件。蒋介石问：“在忙什么？”阎锡山答：“以前那份《扭转时局方案》，根据非常委员会建议还要细化，在整理一下。”

         蒋介石说：“德邻（李宗仁字）召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白崇禧开会，决定余汉谋为华南长官，保卫广州，又把广州，由院辖市改为省辖市，以便交余统一指挥，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阎锡山回答：“有些传闻，还未接总统正式通知。”

        蒋介石很满意，因为阎锡山没有被拉拢，说：“你要为党国做长远打算，保卫华南、广州，就让顾祝同多负些责任。”

         阎锡山当然知道，蒋、李矛盾加剧，但他只能听之任之。

        广州市面的局势也非常不稳，连续三天全市突击检查户口；八月份，广州收到路尸201具；广州文华平剧社在长堤青年会上演《坐宫》、《六月雪》等京剧，为贫困的艺人筹款。为提高政府收入，印花税从3%增至4%，也引起商人不满。省主席薛岳号召：“中国现在已进入最危险的阶段，广东人民要迅速警觉，迅速激发天良，振奋革命精神。”可是，就在他发表这话的当天，长堤七妙斋酒家发生爆炸，四名茶客受伤……

        蒋介石当晚召集部将开会，又布置了防御任务，最后宣布，“国府”不再设在广州，要马上搬到重庆。大家知道，这说明广州已经大局濒危了，美国使馆已经停止在广州办公，将人员撤往香港。阎锡山马上让人到西北打前站。最后的时刻，他还没有忘记编出《扭转时局总案》，编成6册：《保卫台湾案》、《整吏治案》、《成立反共救国军案》、《实行‘反共民约’加强保甲案》、《开展敌后反共活动案》、《推行兵农合一案》，在各种案中，阎锡山还掺进自己提出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等主张，当把这些用心血制定出来的“总案”交给蒋介石时，蒋说了声：“很好！”此后再没有讨论过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那天，蒋介石还在广州黄埔军校会见国民党的广东、广州的官员，让他们正视国家危艰，重振广东革命精神，以求转败为胜。党务改造，应由广东做起。其实，蒋介石已经是强弩之末。10月3日，他和蒋经国、俞济时、谷正纲等，乘“中美”号专机从广州飞回台湾。由于大局已乱，许多国民党要员向共产党投降或投诚，十二兵团司令官胡琏向粤东粤西下令，能捕获李洁之等投降将领，每个奖10万元，打死献尸的奖励5万元。然而，不过是雷声响响而已。

        人民解放军的攻势犹如雷霆万钧，秋风扫落叶，10月10日，已经逼近花县新街，阎锡山的“内阁”虽一筹莫展，但这一天，还是在绥靖公署大礼堂举行“双十节”庆祝大会，组织5000群众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纪念大会，最后还派飞机撒反共传单，街头进行反共宣传，中央公园还有话剧、音乐表演，最滑稽的是仍在公园里义卖“国旗”。

        第二天，阎锡山还去一次台湾，蒋介石答应再给予支持。10月12日零时，李宗仁正式宣布，“政府”迁往重庆办公。这天，广州政府的大批官员都飞到重庆。李宗仁还是到桂林去了，阎锡山也到了台湾，在那里的电台发表简短的讲话，要求全国同胞“等一等”、“忍一忍”，“只要万众一心，就是人定胜天”。

        但是，一切叫唤都不能挽救彻底的失败了。10月13日，按原来的计划，他还要回广州一次，但广州已经面临解放，他只好从台湾直飞重庆，永远离开了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