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播放好汉三条半:梁剑兵：“意识形态冷战”的揭幕

　　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了其著名的政治学著作《1999：不战而胜》,作为他多年从政经验的总结。作为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尼克松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立场出发，回顾了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冷战史，全面分析了美国与苏联对抗、对话过程中的利害得失，为美国如何率领西方国家赢得冷战的胜利而出谋献策，并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预测了中国的苏醒和崛起，同时，为防止和应对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尼克松在其一系列的著作中，提出了如何遏制中国的苏醒与崛起的基本战略——开展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冷战”。

　　他在《真正的战争》(1980)一书中指出，“我们要不战而胜，就必须决心以不进行战争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力量。”这就是鼓励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只要不操之过急，逐步进行，不直接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就能慢慢看到结果。要“使西方的信息穿过每一道极权主义的屏障”，通过“人员互访”、“交换书籍”、“互相广播”，“将会给这些屏障后面的千百万人带来希望”，“侵蚀极权制度的基础”。在《真正的和平》(1984)一书中，尼克松又说，我们“要通过和平取胜。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要寻找一种方法越过、潜入和绕过铁幕，使竞赛在东欧和苏联本土上进行”。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尼克松进一步指出，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随着苏联与东欧的瓦解，尼克松所预言的中国的崛起与苏醒开始成为现实，并逐渐构成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为实现其一统全球的梦想，美国逐渐将其“意识形态竞争”的战略目标转向中国，并且借助新兴的、超越书籍和广播的信息传播“重型武器”——互联网——展开了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争。

　　在核心战略上，这场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冷战主要是以“洗脑”的方式进行的。首先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权力拥有者阶级，也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级进行洗脑。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战略家们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巨大矛盾和裂隙，以争取消极自由为旗帜，以推行、扩散西方化的“普世价值”为主攻力量，引导并诱发中国的知识分子阶级对政治专权体制的不满，造成中国社会政治阶层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上的断裂——尤其是官僚阶级与知识分子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断裂，最终启动“意识形态冷战”，完成其和平演变的“攻心战”之战略目标，瓦解因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威胁与挑战。

　　在基本战略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首先在经济领域大力支持和培育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发展进程，支持中国走向商品化、市场化，直至资本主义化。在政治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以首先向中国扩散和传播其民主与法治理念为核心战略，在“意识形态冷战”初期直接向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灌输其西方化民主——精英式民主——的观念和意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转而采用支持中国的法治建设、鼓励中国采用西方化的宪法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方法对中国进行更深层次的渗透与穿插。

　　尤其是在司法改革领域，以美国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意识形态冷战”先锋势力成功地借助中国司法官僚阶层对独霸、擅断司法权力的渴望和对财色的贪欲，以强调片面的“司法独立”为手段，助长了司法集权主义和法官擅断主义，使得中国法院系统成为最大的、最不受制约和监督的和“最不讲理”的国家权力机器，通过鼓励司法职业化将中国的法庭审判与中国人的善良品性和道德良知割裂开来，成功地瓦解了中国司法改革的最初目标——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并进一步使得中国的司法机关，尤其是中国的法院系统，成为制造中国社会政治混乱和群体性政治冲突事件的最大发源地。并在中国的司法系统中为使中国陷入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建立了一个“意识形态冷战”的桥头堡和滩头阵地。——这种“最不讲理”的国家机器的现实存在，成功地激发了中国数亿人民对司法机关的强烈的不信任乃至敌意，从而为“意识形态冷战”向中国政治的纵深地带的发展奠定了战略前提与战术基础。

　　发动中国的知识分子挑战官僚阶级的政治权威，并进而挑起官僚阶级与知识分子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反华政治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冷战”的主阵地。而这种“主阵地”的选择是基于以下的认识：首先，占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农民和市民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要让他们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洗脑”，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和财富，给数以近十亿计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这完全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也是美国的财力所承担不起的。最容易被洗脑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经济上大体位于中产阶层的地位，衣食无忧、福利由保障，只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不具有统治地位而感到不自由、不民主，他们急切地想获得政治分权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这种正当的要求必然遭到权贵阶层和官僚阶级的抵制与反对，于是，他们便和中国的普通市民不同——他们几乎是心甘情愿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情愿倒交学费来获得美国人心中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被尼克松形容为“我们手中的一手好牌。”尼克松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它们的力量在于并不规定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而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传统的官僚文化逐渐代替共产主义信仰，原来的人人公平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失去了对中国人的吸引力，而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又加剧了社会阶级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集中体现为中国知识分子阶级与官僚阶级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和矛盾，而知识分子通过报纸、电视和互联网对政府、执政党的牢骚与指责加强了原本就存在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形下，主张政治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便与主张独占政治权力的执政党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抵牾。

　　当这种抵牾和冲突发生到严重对抗阶段的时候，官僚政治的权力惯性就导致它们非理性地诉诸法治和国家强制力，动用国家机器压制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力诉求，于是，冲突便展开了。在这种情形下，利用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推行美国式的“普世价值”，将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改造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雇佣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基本上可以以九牛一毛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代价就获得意想不到的极大效果和利益。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2010年10月的时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将中国的一位已经投入监狱的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代表推上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

　　于是，我不无惊奇地看到：在以“不战而胜”为目标的、启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战”中，仅仅用区区的一百多万美元奖金的代价，西方国家就以诺贝尔和平奖的名义，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启动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战”，而其换来的遏制中国崛起、应对中国挑战的国家利益和好处却是要以万倍、十万倍乃至百万倍来计算的。这真是“一本万利”的超级买卖啊!!!正如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常常是手无寸铁地步入思想战的战场的。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