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own under the bus:欧美收藏的中国古玉(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11:40:06

欧美收藏的中国古玉(图) 

 

 

    一、欧美对中国玉器的认识及流传

 

   (一)中国古玉的认识过程

 

 

  与瓷器相比,很久以来玉器在西方都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事实上,直到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东设立口岸以前,欧洲人一直以为瓷器以及其他精美的艺术品都来自印度。最早,玉作为一种矿物,进入人们的大脑,并且始终与其他的矿石没有区别。1756年的欧洲字典将玉定义为一种墨绿玉(jasper)。

 

 

  从文献考察,最早把中国玉器带入欧洲的是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在新疆的河流中,出产一种特殊的墨绿玉, 商人将这些墨绿色的玉运到库车或吐鲁番去赚钱。”另一个旅行家赛米多(Father Alvarez Semedo)在中国旅行之后,在1655年出版的游记中写道:“新疆出产玉,淡白色的质地较差,绿色的较好,价格昂贵,可用作宫廷头饰及玉带。”1735年,约瀚·巴罗(John Barrow)编写的绘画与艺术字典将玉单独列出一个条目,定义为“玉是绿色的石头,硬度超过玛瑙、墨绿色玉,只有金刚砂才能切割”。巴罗可能指的是翡翠,但这是玉在欧洲最详尽的描述,尽管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玉还是与其他矿石混在一起。

 

 

 以上文献记载说明,玉作为一种矿石,虽然经常被旅行者提及,但是玉器的雕琢却从没有人涉及。最早记载中国玉器雕刻的是一位英国驻中国大使——马卡蒂尼爵士(Lord Macartney)。他于1792-1794年驻中国期间,曾在记载乾隆皇帝赠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件礼物时写道:“皇帝送给陛下的第一件礼物是一件玉如意,长12英寸。中国人非常喜爱如意,它代表和平与吉祥。”这件玉如意后来出现在1822年詹姆士·克利斯蒂(James Christie)编写的拍卖图录中。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获得了玉器雕刻的第一手资料。罗伯特·佛辰(Robert Fortune)在1846年出版的《中国:茶叶的国度》一书中写道:“在南京,中国人非常崇拜玉器。那里有制作玉器的作坊和买卖玉器的店铺。”

 

 

   1851年,万国博览会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拉开帷幕。博览会上来自异国的各种新奇物品吸引着众人的目光,玉器也在其中。参展的玉器包括盖杯、盖碗和花瓶。一位参观者写道:“万国博览会上中国区的艺术品没什么能与玉雕花瓶媲美,它那纯净的质地、优美的造型、雅致的纹饰,真是精美绝伦。”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圆明园是万园之园,清代皇帝休憩的场所,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工艺品。随着英法联军的返回,圆明园的工艺品也大批流入欧洲。

 

 

  二)中国古玉在拍卖行中的流传

 

  翻阅欧美一百多年的拍卖图录,中国玉器在西方人眼中的变化可见一斑。玉器作为一种艺术品,以其纯净柔和的质地,优美的造型,精致的刻工被世人所珍爱。特别是从圆明园流散出的宫廷玉器,更因其特殊的历史价值而倍受收藏家的宠爱。

 


   1848年玉器首次出现在拍卖行中。那年8-10月,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在斯托(Stowe)拍卖财产,其中包括两件玉器,标价分别为23 先令和12英镑,未注明质地和尺寸。1865年以后,玉器经常出现在伦敦拍卖行中。在此期间,玉器的标价变化很大,一般不见文字说明。此年佳士得拍卖的一件大型玉香炉标价高达131英镑。1892年以后,拍卖图录有了较大改进,文字说明明显增加,器物的尺寸也开始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玉器的价格变化不大。然而随着时光流转,人们对玉器的欣赏逐渐觉醒,玉器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1928年,佳士得公司拍卖的玉器中,一件绿玉带盖花瓶的成交价竟达到357英镑。到目前为止,国外私人收藏家收藏的玉器档次不断升高,1960、1961年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凯特森(Mr. T. B. Kitson)的藏玉,成交价高于1000英镑的玉器有18件以上。一件宝润(Bowring)笔筒,竟卖到5,800英镑。据说这个笔筒曾经是圆明园的遗物,属乾隆时代,高6 1/2英寸,直径7 5/8英寸。后成为英国驻华军队司令的私人财产。1963年,佳士得公司拍卖一套由4件组成的插屏,每件62.25x34.25厘米,价值42,000英镑,相当117,600美元。据说,此插屏原是沙皇的财产,没有雕工,后送给乾隆做礼物。乾隆命玉工雕琢,存放于圆明园。

 

 

    此间,一些小件玉器经常出没于拍卖行间,价格便宜的多。

 

 

  上述材料都源于英国伦敦的拍卖行。凑巧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玉器的收藏与流动情况与英国几乎相同,价格也无大的差异。

 


  近几年来,玉器的价格飞涨,特别是早期玉器创下了天价。1994年12月1日,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的“赛克勒所藏重要中国艺术作品”,是玉器收藏界的一件重要事件。此次拍品包括玉器46件,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汉代以前的中国早期玉器是重头戏。红山玉器多件,有典型器玉猪龙、玉马蹄形器、玉鸟、玉佩等,其中一件绿色玉佩标价4-6万美元。商周时期的玉器有大玉刀、玉戈多件;西周时期有玉人、玉琮、玉人形佩等;东周时期有佩饰、玉耳杯等。其中一件战国时期的玉耳杯,成交价为211,500美元,玉舞人成交价为299,500美元,分别是原标价的10倍左右,可见买家竞争的激烈程度,同时,此批玉器的成功拍卖,也成就了玉器拍卖史上的一段佳话。

 

 

    (三)玉器的收藏情况

 

   欧美人收集中国玉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按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1840年-190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部分港口对外开放,一些外国传教士和商人进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中国大批御用工艺品外流,促使一批海外私人收藏家开始收集中国工艺品,包括玉器在内。庚子事变以后,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和旅行家进入中国的内地,与普通百姓往来,了解中国的文化、文物状态,伺机收购文物。美国的毕晓普(Heber R. Bishop)就是从1870年开始,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着手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他在纽约和波士顿收购了一些精美的中国玉器,后来他了解到这些玉器来自欧洲大陆,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从清宫和圆明园劫掠的战利品。因此,毕晓普就多次往返于欧、美之间,获得了不少精美玉器藏品。后来,他还来到中国,在颐和园附近又收集一些珍贵的宫廷玉器。至1880年,毕晓普已拥有一个庞大的玉器收藏,其中乾隆时期的玉册和玉瓮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2、1900年-1949年。20世纪20年代,一批欧美收藏家亲自到中国的文物市场及文物大省收集中国文物,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就是他们的代表。弗利尔在中国期间,经常出没于上海的文物市场,在专家的指导下,收购了大量的良渚玉器和据传出于金村的玉器。加拿大的怀履光(Williams Charles White),以传教士的身份,长期住在河南,替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当洛阳金村古墓被盗之后,他趁机以低价大量收购金村墓葬出土遗物,包括青铜器和玉器,后著有《洛阳故城古墓考》。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根据流失海外金村器物,编写了《洛阳金村古墓聚英》(1944年出版),收录精美玉器70余件。

 


 

   3、1980年至今,文物走私严重,特别是通过香港这个中转站,大量古玉流入欧美私人收藏家手中。伴随着中国大批的科学考古发掘玉器的出土,海外的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商代玉器、西周玉器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的出现,一时真假难辨。私人收藏的古玉展览、中国文物展销会、拍卖行间的精美中国古代玉器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

 


  (四)欧美收藏中国古玉的展览与研究

 

   1、伦敦“中国玉器展”

 

 

   1948年4月14日-6月9日,英国伦敦陶瓷协会主办了“中国玉器展”,这是有史以来伦敦第一次举办玉器专题展览。参展的玉器都是私人藏品,精品云集,使观众大饱眼福。中国艺术与考古专家韩斯福(S. Howard Handsford)教授应邀为展览图录撰写前言,增加了此玉展的份量。

 


   2、费城大学博物馆“中国玉器展”

 

   1962年11月30日-1963年2月3日,中国玉器展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拉开帷幕。参展玉器217件,一半左右来自美国国内的13个私人收藏,另一半来自美、加的8家博物馆或研究单位。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至20世纪,以早期玉器为主,但每个时代都不乏代表作。另外,此次展览还特别关注玉器的切割及琢制技术,所展玉器的色彩较多,既有中国人喜爱的白玉,也有绿、黄、橙、褐、蓝、灰、黑等色玉器。

 

 

  此次玉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显示了美国人对中国古玉的热爱,私人藏玉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及艺术价值很高;另一方面开启了美国玉展的新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几次级别很高的玉展轰动了世界。

 

 

   3、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中国历代玉器展”

 

   1975年,在英国和美国举办了三个玉展。那一年,英国艺术委员会和东方陶瓷协会在伦敦阿尔伯特·维多利亚博物馆联合举办“中国历代玉器展”,另两个玉展来自美国,一个是享誉海内外的温索浦(Grenville L. Winthrop)藏玉展。与此同时,由罗越(Max Loehr)主编的《温索浦藏玉》图录正式出版,堪称是玉器界的一件盛事。在纽约,哈特曼(M. Hartman)主办的水牛城科学博物馆藏中国古玉展在华美协进社(The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拉开帷幕。

 


 

   1975年5月1日-6月22日,“中国历代玉器展”在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开幕。参展玉器500多件,时代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代,源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及收藏家。另外,为参观者起见,展览特意在入口陈列了一些辅助资料以便于理解。如未雕琢的玉材和翠玉料,传统的制玉工具及有关文献,同时配以编年序列。入口即是出口,因此,参观者可在游览一周后,又回到出口,重新品味玉器的制作过程。随展图录由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和约翰·阿依斯(John Ayres)合编,152页,内容包括前言、论文、条目及说明,13个彩版,158个黑白版,图文并茂。在图录中,作者力求将中国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与玉器研究成果结合起来,重新估价这批玉器。然而,并不是所有展品都有照片,对这么重大的展览来说,可说是一种缺憾。其中170件玉器未有照片,以前也从没发表过。

 


 

  图录中新石器-汉代玉器部分,共174件,由杰西卡·罗森编写。她利用中国大陆最新发表的考古资料,对玉器给予有理有据的说明。在探讨礼玉时,她能综合前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同时开始注意玉器纹饰的变化与断代的关系。图录的第二部分汉-明末部分,共234件,由阿依斯编写。由于这个时期出土玉器很少,以传世多见,因此面临许多断代问题。阿依斯在探讨这批玉器时,巧妙地将它们分为几组,结合青铜器、瓷器、雕塑进行断代。同时,他还结合全世界的有关藏玉,指出应该对一些著名旧藏玉雕应重新进行鉴定与断代研究。

 

  4、福格艺术博物馆“温索浦藏中国古玉展”

 


 

  1975年,在罗越教授的指导下,温索浦藏玉展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成功地举办。此次玉展共展出玉器600多件,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这是除中国大陆以外,海外最杰出的一批藏玉,其中以三组玉器最为突出:商周时期的礼仪用玉、商周时期的小型玉人、动物玉雕和战国时期洛阳金村玉器。礼玉的斧、戈、刀类约有50多件,动物形玉雕有牛头、人鸟形佩,金村玉器有虎形佩、龙形佩及玉杯、玉奁等,都代表了商周时期玉雕工艺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是温索浦唯美观点的反映。内容翔实、图文并茂的展览图录随之出版,从而使这批精美绝伦的中国古玉与世人见面。

 


 

   5、华美协进社“水牛城科学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玉展”

 

  哈特曼作为特邀馆员,负责在华美协进社举办“水牛城科学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玉展”。她从众多的藏品中,按照质量、稀见性、主题、功能的要求,精心挑选出126件玉器参展,并编写全部展品图录。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充分展示玉器形式、雕琢技术、主题的变化,使世人认识到这批深藏不露的玉器的价值。

 


 

  图录的前言部分,资料翔实,可读性强,激发起内行及外行的兴趣。另外,作者还在前言中解决了一个玉器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即玉的钙化问题。以前,玉器界一直认为玉器变白、粉化是由于玉器的成分改变了,而使玉变成钙化玉或钙。然而,经过对几件玉器的X射线衍射分析和电子显微镜扫描分析(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研究,结果显示玉并没有钙化,相反只是变软(softened)。实验结果表示不管玉器的表面有多大改变,玉器的成分都不发生变化。相反,玉器表面的变化不仅是由于埋藏所至,墓主尸体的腐烂可能也是导致玉器化学成分流失(leaching)的重要原因。这次玉展不仅使一批重要而又鲜为人知的藏玉展示在世人面前,而且解决了一些旧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这本图录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6、洛杉矶县立博物馆“南加州所藏中国玉器展”

 

   1976年10月-1977年2月,“南加州所藏中国玉器展”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县立博物馆开幕。这次玉展由乔治·秋山(George Kuwayama)主办,展品全部来自洛杉矶县,共有62件,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展览图录同时出版。

 


 

   7、亚洲博物馆“汉——清代中国玉器展”

 

   1980年10月8日-12月7日,“汉——清代中国玉器展”在美国纽约亚洲博物馆(Asia House Gallery)拉开帷幕。此玉展由屈志仁(James C.Y. Watt)负责,参展玉器200件,大部分来自香港的收藏家,小部分源于美国本土。展品涉及范围较广,包括玉兽、鸟、人及各种佩饰。展品的工艺精湛,质量也无可厚非,但由于以晚期玉器为多,时代颇多争议。尽管屈志仁做了很大努力,终因过多的依靠文献,而使玉器的出处和断代显得不那么可信。继纽约玉展之后,此展览又于1981年1-2月在底特律艺术研究所、1981年3月26日-5月10日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1981年7月17日-9月13日在火奴鲁鲁艺术科学院进行巡回展出。

 

 

   8、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弗利尔馆藏中国早期玉器展

 

   1981年12月,弗利尔馆藏中国早期玉器展在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博物馆与观众见面。此玉展由朱利亚·莫瑞(Julia Murray)负责,参展玉器130件(图二二、二三),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按时代顺序陈列,充分利用了中国最新的考古发现作为断代的依据。这次展览有个明显的特点,即结合最新考古发现,重新对一些有争议的早期玉器进行断代。如玉琮,由原来一致认为的西周时代而改定在新石器时代。兽面玉牌饰,以前断在西周时代,随着浙江最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牌饰,知道弗利尔收藏的这种玉牌饰也是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此次玉展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参观者能够按照时代顺序,结合考古发掘材料,逐一观看新时期——汉代的玉雕,对海外玉器学术界以及收藏家来说获益匪浅。

 


   9、华美协进社“礼仪与权力——中国古代玉器展”

 

   1988年,江伊丽(Elizabeth Childs-Johnson)创意并主持的“礼仪与权力——中国古代玉器展”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中国艺术馆与观众见面。该馆本来没有玉器收藏,所展玉器全部来自美国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这次玉展的创意新颖,以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礼玉和象征权力的玉器为主题,显示了新一代西方玉器研究专家的立意。同时,江伊丽还负责编辑出版了同名展览图录。

 


   10、大英博物馆“新石器时代-清代玉器展”

 

   1995年6月8日-9月17日,“新石器时代——清代玉器展”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开幕,所有参展玉器都源于一个私人收藏家——何鸿卿爵士(Sir Joseph Hotung)。何鸿卿先生是香港人,大英博物馆理事,热爱文物事业,为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做出过巨大贡献。因此,东方部的大部分展览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自20世纪70年代始,何鸿卿先生对玉器发生兴趣,开始收藏中国玉器。惑于玉器雕刻的精湛技术,他的第一批藏玉是清代装饰玉。不久,他又移趣于中国古玉。在展览图录中,何鸿卿写道:“在收藏古玉的道路上,我曾得到许多朋友和古董商的大力帮助,特别是安思远(Robert H. Ellsworth)先生。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幸运地从一些大收藏家手中得到优质古玉,特别是麦克金家族藏玉和理查德夫妇藏玉,我不仅得到藏玉,更重要的是还获得他们对古玉鉴赏与研究的经验。最初,我收藏玉器的宗旨是至灵至性、尽善尽美。然而,通过这次玉展,我却兴奋的看到我所收藏的古玉以其优美的造型、高超的工艺、悠久的时代将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活灵活现的展现于世人面前。”何鸿卿先生的藏玉涵盖整个中国玉器文化史,充分体现几千年间中国玉器发展的每一个高峰,雕刻技术的演变,功能的变化,以及人们的主观需求的更改。对西方人来说,这次玉展更是个认识中国玉文化千载难逢的机会。

 


  展览图录由杰西卡·罗森编写,本次玉展就是一部中国玉器史,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玉展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公元前5000-4000年,中国玉器文化的萌芽与发展期。作者探讨了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从长城外的红山文化到东南良渚文化,认为中国玉器不是始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是始于东北地区。玉器的功能也各有不同。第二部分,公元前4000-771年,中国玉器文化的繁荣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商、西周,以装饰玉和小件玉器为主。这个时期的玉器多有钻孔,用来穿绳佩挂。与早期玉器相比,玉器的用途和功能都有变化。另外,新石器时代玉制品又有发现,只是用途与前有所区别,成为新的装饰品。第三部分,公元前770-公元220年,东周至汉代,中国玉器文化的成熟与变革时期。这时玉器种类从前期发展而来,但发生重大变革。第四部分,公元220-1911年,汉-清代。这是个彻底变革期,与汉代以前的玉雕传统有天壤之别。玉器不再是礼仪的中心,而成为世俗财富的象征以及精神世界的护身符。到明清时期,玉器越来越成为宫廷装饰的宠物了。

 


    二、欧美收藏的几批重要中国古玉

 

  中国人尊玉、爱玉由来以久,这份真挚的情感也深深地打动了许多的西方人。因此,自20世纪初以来,有不少的西方收藏家痴迷于中国的玉器,开始收藏中国的古玉。他们对玉器各有所衷,有的从矿物学角度出发,了解玉的硬度、结构以及特性后,为中国玉工的巧思、耐力而感动,如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富勒(Richard Fuller)先生;有的从唯美的角度衡量中国的艺术品,认为凡是美的事物,即使脱离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仍然是美的,能吸引各方人士的青睐,如温索浦,他所收藏的中国古玉就是这种唯美观点的最好例证。更多的收藏家则是痴迷于中国的古老文化,经过广泛的旅行,认真的研究后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玉器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弗利尔、韩美林(Chauncey J. Hamlin)、皮尔斯白瑞(Alfred F. Pillsbury)、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等。正是有这样一批实力雄厚、眼光锐利的收藏家,才形成欧美大量而又精致的中国古玉收藏。以下分别介绍几批重要的博物馆或私人藏玉。

 


   1、毕晓普藏玉

 

  毕晓普是美国人,后在纽约经商,1870年开始收藏中国玉器,数量很多,但精品不多。1902年,他将全部藏玉捐献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这批藏玉有几个特点:1)由于毕晓普生前曾致力于各地玉矿标本的收集,并耗费很大的精力、财力研究这些藏玉,因此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原始资料;2)藏玉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劫掠品,为清廷用玉,是清宫廷玉器在西方最大的收藏之;3)此批藏玉于1906年,由布歇尔(S.W. Bushell)和昆兹(G.F. Kunz)编写成书《Investigation and Studies in Jade: The Heber R. Bishop Collection》,是最早的有关中国古玉的西文著作;4)同时,此批藏玉又是西方的第一批重要中国玉器旧藏。

 


   2、温索浦藏玉

 

  温索浦收藏的艺术品范围很广,从欧洲的绘画、美洲前哥伦比亚时期的艺术到中国的青铜器、雕刻和玉器,而玉器在这艺术品的宝藏中,却占有特殊的地位。据温索浦本人回忆:在他的床头,始终存放着几件玉器,供随时把玩。在曼哈顿的寓所中,温索浦先生专门为玉器设计了别致的盒子,摆放在显眼的地方。1943年,温索浦先生去世,按遗嘱,玉器与其他所有的藏品一起捐献给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即现在的哈佛艺术博物馆。

 


 

   3、韩美林藏玉

 

  韩美林先生以旺盛的精力和毅力,早年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后来,他倡议并负责兴建水牛城科学博物馆。20世纪30年代,韩美林先生曾两次到中国,在中国旅行、居住三年之久。此间,他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倾倒于中国精湛的工艺美术品,开始收藏中国的艺术品,包括瓷器、青铜器和古代玉器。其中的古玉达300多件,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达于汉代。此后,他将收藏的全部艺术品捐献给水牛城科学博物馆。1975年,作为特邀馆长,哈特曼(Joan M. Hartman)主办了“水牛城科学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玉器展”。哈特曼女士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对中国古代玉器情有独钟。这次,她从水牛城所藏的300多件古玉中,以质量、题材、功能为标准,精心挑选128件参展,成功地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中国古代玉器琢制题材的变化、制作技术的改进和使用功能的变迁。

 


   4、皮尔斯白瑞藏玉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皮尔斯白瑞先生第一次到中国起,他就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艺术。在卢芹斋(C.T. Loo)的指导下,在1918-1938年的二十年间,皮尔斯白瑞专心致志地收集中国古代玉器。1950年,皮尔斯白瑞作古后,遗嘱将他的全部藏玉捐献给明尼阿波利斯艺术研究所。明尼阿波利斯艺术研究所收藏的中国古玉海内外闻名,量丰质美,是海外藏玉精品之一。这批藏玉由两批捐赠品构成,即皮尔斯白瑞藏玉和赛尔夫妇(Mr. And Mrs Augustus L. Searle)藏玉。皮尔斯白瑞藏玉重在早期的礼仪用玉和佩玉,主要有武器、工具、雕像和装饰品,是金村玉器以外最重要的藏玉。赛尔藏玉则以中国18世纪的玉器为主,精巧别致的玉香炉、盖瓶、翡翠盖碗,美伦美奂,是中国玉器史上的又一高峰。1977年,台湾玉器专家那志良先生赴明尼阿波利斯艺术研究所专门整理该所收藏的中国古玉,随后出版了一本专著《古典与现代——明尼阿波利斯所藏的中国玉器》。书内那志良先生写就的一片精彩论文在前,所藏玉器图录在后,每幅图下都有翔实的说明。

 


   5、富勒藏玉

 

  富勒藏玉是由富勒母子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形成的,凝结着两代人心血。富勒夫人从20世纪初开始收集玉器,那时她住在纽约,经常出没于古董行之间,在专家及古董商的指导下,藏玉渐多,但她的大部分玉器来源于北京、上海。富勒夫人的儿子——理查德·富勒是个地质学家,由于他了解玉的密度、硬度和结构,深知玉器雕琢的难度,因此他被玉器吸引。鉴于玉器的光泽温润,中国人赋予玉器的神秘色彩,更促使他收购中国古代玉器。作为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馆长,他将所收藏的玉器全部捐献给了该馆,成为该馆的永久藏品。这批玉器以其工艺精湛、玉质多样、品种齐全而闻名,时代范围从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到20世纪初的玉雕。那时,西方的收藏多以早期玉器为主,富勒藏玉却以晚期玉器见长,同时兼收痕都斯坦玉和印度玉器,共有300多件。1984年,在屈志仁先生的指导下,由奈特(Michael Knight)主持,精选玉器109件,编辑出版《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所藏中国玉器》一书。

 

 

   6、弗利尔藏玉

 

  美国大收藏家弗利尔晚年开始大量收购中国古代玉器。他所收藏的玉器,主要来自中国的上海以及纽约的古董商手中,年代以新石器时代到汉代为主,据说有的来自浙江。自从1923年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以来,大部分玉器的时代遭到质疑,尤其是原来断为夏代的玉器。弗利尔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以璧为主,共有几十块。玉璧大小不一,肉好比例有别,加工技术也有很大区别。大部分玉璧的质地不佳,色彩斑驳,条纹明显。器多呈扁平圆形,中有对钻圆孔,孔壁有台痕,璧面有弧形切痕或磨痕。除璧外,弗利尔还收藏半圆形兽面牌饰、琮、冠状饰、璜等。

 

 

   7、桑尼辰(Sonneschein) 藏玉

 

   桑尼辰夫妇收藏中国古玉近250件,后捐献给芝加哥艺术研究所。1952年,萨尔莫尼(Alfred Salmony)对这批藏玉进行整理并出版专著《桑尼辰夫妇所藏中国古典玉器》。萨尔莫尼在考古材料缺乏的情况下,利用器物类型学并参考中国古代青铜器,仔细研究这批玉器的纹饰、切割痕迹、钻孔方法、抛光等,达到了那时玉器研究的最高水平。

 

 

   8、布伦戴奇(A. Brundage)藏玉

 

  布伦戴奇藏玉量丰而质美,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现陈列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1972年,德阿根斯(d′Argence)对这批玉器进行整理,出版图录《布伦戴奇收藏中国玉器》。

 


   9、安大略博物馆藏玉

 

   安大略博物馆位于加拿大的渥太华,是个大型综合的博物馆。该馆的第一件中国玉器是1910年沃伦夫人(H. D. Waren)和蒙德爵士(Robert Mond)所捐赠,最后一件是1969年来自武德如弗(I. Ogden Woodruff)。该馆东亚部馆藏中国玉器有三个来源:1)克劳弗斯(George Crofts)捐赠品,以晚期玉器为主。1918-1926年间由当时驻天津的皮毛商人兼收藏家、鉴赏家克劳弗斯运回加拿大。2)传教士怀履光的藏品,以早期玉器为主。1924-1934年间由加拿大驻河南教士怀履光为该馆收集。后来,怀履光成为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馆东亚部的第一任主任和多伦多大学中国学院的第一任校长。3)明义士(James M. Menzies)博士藏品, 以早期玉器特别是商代玉器为主。明义士是著名的传教士及学者,曾经住在安阳多年,即现在的殷墟遗址。安大略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克莱利(Charles Trick Currelly)先生有一句话正好能概括该馆藏玉,他说:“克劳弗斯收集公元后的玉器,怀履光则收集公元前的,将二者合一正是珠联璧合。”该馆藏玉超过千件,其中半数以上都有美术或历史价值。1971年,多伦温德(D. Dohrenwend)根据玉器的质量和历史价值从中精选200件玉器编辑出版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中国玉器》一书与读者见面。该书的宗旨是突出玉器的历史特点,因而入围者以早期玉器为主,意在通过该批玉器的发表,填补玉器研究史上的空白。安大略博物馆以其收藏的公元前5-3世纪的洛阳金村古玉闻名于世,即怀履光收藏及《洛阳故城古墓考》著录的那批玉器,另外,还包括怀履光收购的吴大澂藏玉及一些从未发表过的玉器。该馆藏玉还有一个特点:据说这批藏玉是“最原装”的藏玉。除为照相和修补所做的必须的清理外,大部分古玉都保留原始状态,即出土时玉器所带的土锈、朱砂以及沁染等仍然与古玉共存,为进一步研究此批玉器的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10、欧特赞藏玉

 

   欧特赞(Klaus D. Baron Von Oertzen)出身于德国北部最古老的家族,1935年定居于南非。他本人是个实业家,对文化事业有着广泛的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特赞夫妇旅行于欧、美、亚、澳洲之间,在远东驻足多年,被玉器所吸引,开始收藏中国玉器。他在北京期间,曾参观北京的制玉作坊,并拍下了宝贵的制玉场景、过程的照片。1967年,韩斯福(S. Howard Hansford)教授应邀整理这批藏玉,并出版图录《玉——精神见于山川》。韩斯福教授在书中对这批玉器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欧特赞藏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藏玉之一,不仅在于藏玉的数量、质量和涉及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玉器的造型和工艺,从新石器时代到19世纪中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尤其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东周时期洛阳金村玉器,其优美的造型,高超的琢制工艺,可以与欧美所藏的任何玉器媲美”。欧特赞所藏的中国玉器 320件,其中新石器时代至商、西周玉器103件,有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饰,商周时期的武器、小型动物玉雕。东周时期玉器59件,有龙纹玉璧、嵌玉鎏金铜剑饰、玉带钩等,是典型的金村风格玉器,也是藏品的亮点。汉到明代玉器43件,清代玉器115件。另外,还收录宋至清代的仿古玉和旧玉加工玉器14件,现代玉器20件,印度、波斯玉器23件。这批玉器至今下落不明。1991年12月10日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有一件战国时期的嵌玉鎏金铜剑饰浮出水面,估价15万英镑。经过激烈的竞价后,被赖利(J. J. Lally)买走,成交价为23万1千英镑。从图录看,这件剑饰与欧特赞收藏的那件一模一样。





   11、包尔(Bahr)藏玉

 

   包尔是个瑞士人,1920-1951年间收集中国玉器。它的藏品主要来自日本的古董商兼收藏家Kumasaku Tomita。Tomita 在日本或中国的北京收购中国古玉,为迎合包尔的兴趣,以清代乾隆年间的玉雕为主。乾隆年间的羊脂白玉、神秘的翡翠以及精湛的琢玉技法,无不让包尔痴迷。因此,1976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包尔收藏的中国玉器及其它宝石》即以18、19、20世纪的中国玉器为主题,是清代玉雕的大荟萃。全书131页,包括玉器137件,131幅照片,其中彩版23幅。

 

 

  除此以外,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图五三-五五)、大卫基金会、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法国的居美博物馆、瑞典的远东博物馆等都珍藏着精美的中国古玉。美国的收藏则更多,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西园雅集艺术馆、纳尔逊博物馆、克利夫兰博物馆、圣·路易艺术博物馆等更是古玉荟萃,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三、几点认识

 

   与收藏家不同,作为一个玉器研究者,对欧美所藏中国古代玉器具有不同的认识。

 

 

  (一)收藏特点

 

  由于每个收藏家都有不同的经历和目的,因此藏玉也就各有千秋。弗利尔藏玉以早期为主,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以良渚文化的礼玉璧、琮、冠形饰和金村极品玉器为特色。温索浦是个唯美主义者,藏早期动物玉雕、礼玉、装饰玉。怀履光是文化界内人士,专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以此为基础,藏玉的级别自然会有历史价值。另外,背景不同的收藏者,就有不同的目的,有人以赚钱为目的,有的则以展示文化的工艺为宗旨。对后者来说,他们的藏品以陈列为归宿,大多捐献给博物馆作为长期陈列。这部分藏玉,注重时代范围,强调科学价值,如时代的准确性、明确的出土地点以及同出遗物等,并且以展览的形式,通过类型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所藏玉器做断代、制作技术研究。

 

 

   (二)欧美中国玉器研究简史

 

  与青铜器和其他文物相比,玉器研究一直很特别。这是由于首先古代玉器很少有铭文,而相关的文献记载又极少。其次,礼玉大多没有纹饰,器形沿用时间很长,通常几百年没有大的变化。还有玉器的定名和用途都出自东周及汉代文献,这些文献的成书时代较晚,可信度还有待研究。

 

 

   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古玉的西方学者是劳佛(B. Laufer)。1912年,劳佛的专著《从玉器看中国的考古与宗教》出版,在书中,他完全沿用吴大澂《古玉图考》的方法,附会历史文献,研究中国玉器。然而,更多的玉器研究者认为,只靠文献来研究玉器远远不够,强调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玉器对断代的重要性。1925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为卢芹斋藏玉写出版图录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卢芹斋所藏的中国古玉,多时购自中间人手中,因此,他所得到的有关古玉来历的信息最多是第三手资料,往往还是卖玉人故意编造的谎言。在编写图录的过程中,伯希和特别需要有关玉器的准确资料以及同出的其他遗物,从而对玉器进行断代。1938年,萨尔莫尼的专著《中国古代的雕刻玉器》,还是使用类型学的方法,对玉器进行型式的排比。1950年,韩斯福发表专著《中国玉器雕刻》,在引言中他再次强调第一手资料及科学发掘对古玉断代研究的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1952年,萨尔莫尼编写的图录《桑尼辰藏玉》出版。1968年,韩斯福的又一专著《中国雕刻玉器》出版。此时,他仔细研究1949年前后中国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古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玉器发展演变的谱系。这时,经考古发掘的玉器虽有一些,但还不多,能出版的就更少。玉器的比较研究受到很大限制。

 

 

   1975年,杰西卡·罗森在《中国历代玉器展图录》的编写过程中,明确运用利用中国大陆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玉器进行比较研究,对收藏的中国古代玉器进行断代。同年,另一位学者罗越在编写展览图录时也利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古代玉器,获得很大成功。罗越能以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框架,对藏玉进行分类、断代,正是这批考古发掘的玉器决定了玉器研究的方法和科学性。20世纪50、60年代以前,中国的田野考古还没有大规模地展开,没有大批田野考古资料可比较,玉器研究者的研究中心自然放在器物类型学上。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利用类型学方法研究中国青铜器纹饰,是这方面研究的杰出代表。然而,人所共知,青铜器器形变化不大,浑身布满花纹,正适合类型学研究。玉器不同,尤其是早期玉器,器形简单,变化不显著,器表以素面为主,偶有纹饰,因此进行类型学研究,先天条件不足。罗越是哈佛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的艺术史学家,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方面久负盛名。他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富有启蒙性,成果卓著,直到现在仍被许多大学奉为金科玉律。因此,玉器研究界一直盼望能看到他对中国古代玉器的看法。面对这种状况,罗越毅然出山负责主办“温索浦藏玉展”并编写展览图录。在编写图录的过程中,他仔细研究并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每一件玉器写下了文字说明和个人研究的心得。在导言中,罗越教授讨论了玉器雕刻技术,玉质武器的类型与铭文,以及东周时期谷纹和涡纹的类型与演变。作者首次利用考古发掘品与藏玉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器物类型学,使该图录的出版成为玉器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1988年,江伊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介绍中国大陆最新的玉器考古发现。这是一篇全面利用大陆的科学考古发掘玉器资料,是西方玉器收藏家及爱好者能了解中国古代特别是新石器时期玉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功能。

 


   1995年,杰西卡·罗森负责主办的大英博物馆“新石器时代——清代玉器展”以及展览图录的编写则是海外藏玉比较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在前言中,她大量引用中国考古发掘的玉器资料,对古代玉器进行系统研究,从制作技术、纹饰的来源与变化序列到名称与用途,都做了深入的探索,是西方玉器研究集大成之作。

 

 

  (三)欧美旧藏玉器研究的发展方向

 

  近几十年来的玉器研究表明,古玉研究者对器物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玉器型式、纹饰的排比、分类研究越来越不满足,强烈呼唤比较研究。中国的考古事业正处于黄金时代,田野发掘出土的大量玉器的墓葬和遗迹,从新石器时代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玉器,辽宁的红山文化玉器到江苏、浙江良渚文化玉器,到夏商西周玉器和东周及汉代玉器,中国古代玉器绵延不绝,与中国古代文化同命脉,共始终。因此,海外博物馆对旧藏中国古玉的在研究正方兴未艾,比较研究正是今后玉器研究的趋势。只有通过比较研究,馆藏旧玉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出土地点、同出遗物的资料,赋予古玉原有的科学价值。

 

 

  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深入,考古发掘玉器日益增多,可供比较的古玉也越来越多,经过比较研究,断代会更准确。另外,随着科学发掘古玉数量的增多,可以尝试建立一些玉器的类型学顺序,如璧、琮等持续时间较长的器形,以利于准确断代。再有,玉器的矿物分析也有助于断定玉料的产地。有鉴于此,馆藏旧玉的研究将会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