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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爱因斯坦曾两次来华，但他是带着“最大之遗憾”离开中国的。这个遗憾就是未能到北京大学等中国著名高校作演讲,未能到中国各地游览。
　　其实,早在日本之前,中国已向爱因斯坦发出了来华讲学的邀请。1920年上半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出访德国期间,致电北京大学说:“安斯坦博士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愿招待否?”北大马上回电表示:“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1921年春,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一行到欧洲考察教育。3月16日,蔡元培与夏元瑮、林志钧在柏林拜访了爱因斯坦。蔡元培的日记记载:“询以是否能往中国?答甚愿,但须稍迟。” 1922年3月,我国驻德公使致电蔡元培称:“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博士于秋间往东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蔡元培当即回电,“电诵悉。Einstein博士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祈转达。”不久,北大教授朱家骅又从德国转给蔡元培一封爱因斯坦的信。信中说: “……日本约我前往,报酬充裕,留日四星期,在东京两星期,在其他大学市两星期。我如果再往北京两星期,便与此相称。……就权利论,你们诚然是先约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优越的条件(我及妇居住费外,另报酬二千镑),似乎也有一种优先的权利。我希望我们两方可以满意的协定办法,并亲眼观看在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六月下旬,我国驻德公使馆再次转来爱因斯坦的信函: “……鄙人深愿于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时以两星期为限。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兹拟各款略加修改,开列于左,谨请鉴察为荷。(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以上各项,均请按两人合计。此次修改各条,实系不得已办法,务希谅解是幸。…… ”爱因斯坦来华演讲的1000美金的开价,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高的。面临经济拮据的北大原提出的酬金1000元华币,已相当于我国大学教授月薪的3倍以上。难怪蔡元培也觉得爱因斯坦“开的价也是天文数字,还真不知往何处筹措呢。”情急之下,蔡元培于7月初赶赴山东,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时,向梁启超说明有关情况。在得到梁启超和教育界多方有力支持后,蔡元培随即复电我国驻德公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 8月,驻德公使回电告诉蔡元培,已将其意见通知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已明确表示,“约于新年来华”。 为此,中国知识界积极行动起来,大张旗鼓地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许多大学和学术团体纷纷筹集资金,蔡元培还约请国内众多学术团体联名,再次向在日本的爱因斯坦发出邀请信函。人们急切地盼望爱因斯坦尽快访问中国。
　　爱因斯坦本应如约在日本逗留一个月,于12月中旬来华访问。然而,爱因斯坦却于12月17日从日本西京致信北大理学院院长、物理学教授夏元瑮,信中称:“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 12月22日,爱因斯坦在日本给蔡元培写了另一封信,解释了改变计划的原因: “校长先生：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因此我想也不便同尊处奉询。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Dr.pfister)———向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我也因此揣测先生不坚决履行前约。因此种种关系,我将预备访视中国的时间也移在日本了,并且我的一切旅行计划也都依着“中止赴华”这个前提而规定。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安斯坦 。附白,夏(元瑮)教授的一封信中已提及先生此信,这信先到柏林,再到日本,在最近几天我才收到。”
　　蔡元培约在1923年元旦前后才收到爱因斯坦的这封信。1月3日,蔡元培撰写了《跋爱因斯坦来信》一文,对爱因斯坦在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同时表示了很大的遗憾与疑惑: “读右函颇多不可解的地方,安斯坦博士定于今年初来华,早经彼与驻德使馆约定,本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我们和各种学术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团体电复,发出稍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踪无定,寄到稍迟;我们哪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候我们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函中说斐司德博士像是受我的全权委托,曾提出什么留华的请求云云,这是我并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 ”
　　事后看来,爱因斯坦未能访华,到北大等高校作演讲,其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尽管爱因斯坦没有访问中国,也没有出现在北大的讲坛上,但他在上海的短暂逗留,他在中国的观感,尤其是他的风采与成就,依然激励着我国知识界的有志之士,影响深远。正如蔡元培所说:“……但这都是以往的事,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了。我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安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程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罢。”
　　此后,爱因斯坦虽然再也没有来过中国,但他依然关注并声援中国的民族解放和进步事业。直到1953年,74岁高龄的爱因斯坦还在给J.E斯威策的复信中称,“中国的贤哲”在探索科学发展方面的成就,是“令人惊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