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枝雪莲多少钱一包:歧路1945: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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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1945: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新年愿望

 

(2012-01-01 23:58:06)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2d76980100xml1.html  

    【蔡险峰律师按】 1945年1月1日,国共两党在各自的党报——《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分别刊登了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元旦讲话。抗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国家将往何处去,是两党领袖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民主”一词出现了16处,“宪政”一词出现了0次;而在蒋介石的讲话中,“民主”一词出现了1次,还特指“三民主义的民主”,“宪政”一词出现了8处。

    旋即,1945年1月4日(一说1月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延安权威人士”1月3日批判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文章, 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针对蒋介石元旦讲话中“今年把握发动反攻最后时机,不待战争结束召开国民大会”的宣示,“延安权威人士”犀利地反问道:“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

虽然时隔67年,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仍能激荡我的胸怀,使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静。那时要是有博客和微博,对这位“延安权威人士”我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加关注求好友并先粉为敬。继而想,如果那时真的出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民主党”和蒋介石倡导的“宪政党”,又产生了如“延安权威人士” 所愿的真正的民选的国民大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会呈现出怎样的画卷呢?

 

  

歧路1945:他们的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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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全文刊登了蒋介石的元旦广播讲话。当此之际,国家正置于一个向何处去的十字歧路,抗战胜利已现曙光,民主与宪政亦在国民舆论当中不断升温。作为对民意的呼应,蒋介石的元旦讲话,同样也不出抗战与民主宪政这两大命题。

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讲话同日,《新华日报》也刊登了毛泽东的文章《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这本是1944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所作的一次演说。与蒋介石一样,毛泽东演讲的主题同样脱离不了抗日与民主宪政两大主题。只不过,多了一层针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浓烈的火药味。

1945年元旦,重庆《新华日报》的头条新闻是毛泽东半个月前在延安的演说《1945年的任务》。同版还刊登了中央社的消息《全国各地庆祝元旦,蒋主席对军民发表广播演讲》。重庆《大公报》对蒋介石献岁演讲的处理比较高调,大标题是《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各节小标题透露出蒋介石正面临扭转军事和政治颓势的双重压力,尤其是文中特别加了一个提要题:《军事着重整军建军,彻底动员人力物力地主富户更要输财输粟自效》,应该颇让一些地主富户们感到心惊肉跳。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2010年12月30日14:45人民网我要评论(4)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2]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3],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4]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5]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

  我认为,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如下各项:

  (一)扩大解放区。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二)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三)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自卫军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再扩大者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从自卫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或基干自卫军,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地作战。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人当民兵,即是说,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有些地方,还没有十分重视这个工作。在这些地方,民兵的数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训,质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须改变此种情况。自卫军与民兵,均必须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6]的方法是必要的,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组织,往往可以互相结合。自卫军与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军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

  (四)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应将全部军队轮番整训一次。按照新方法进行整训,举行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五)在老区域,补充原有军队的消耗数额。在新发展区域,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应该扩大军队。不论补充军队与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这一点必须谨记。如果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要失败的。

  (六)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训计划,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七)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地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同样会传染给我们的,军民关系中的不良现象,例如军队态度蛮横,损害人民利益,纪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军队帮助不够,优待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现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们曾经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地方还未重视。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绩来。已经有了成绩的,必须继续做,必须检查此两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地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

  (八)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路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7]政府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应总结经验。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

  (九)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减得太多,或在减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现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纠正。减租之后租约满期的,除在照顾双方利益原则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该重订新约,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彻底的,应该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该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的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还未着手进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绩不大,再有一部分地方军队方面有成绩,人民方面缺乏成绩。一九四五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许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耕三余一”[8]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一切工作人员及全体军民透彻地认识清楚,以便组织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公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在很多部门内可以实行,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十一)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十二)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十三)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广大的有能力的干部。我们现有的干部,比较从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干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别是下级与初级干部,不论是军队的或地方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工作技术的程度,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则是很低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忙于工作,领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干部教育,应该着重于训练军队的(连至班)与地方的(区、乡)下级及初级干部。在职的用轮训办法,不在职的用学校办法,有计划地将他们提高一步。

  (十四)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有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缺点,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十五)除了上述种种以外,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我们解放区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但我以为目前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项,其他就从略了。各个解放区的情况与工作步骤,在许多点上互不相同,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布置工作,以便适当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根据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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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

  [2]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3]莱特岛,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之一。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美军开始在莱特岛登陆,同年十二月下旬完全占领该岛。

  [4]林祖涵,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九三八年六月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四年五月至十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5]国民参政会,见本卷第217页注[3]。

  [6]变工,参见本卷第76页注[4]。

  [7]“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8]耕三余一,见本卷第75页注[3]。

(人民网)

 

 

 

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元旦广播讲话

 

2010年12月30日13:55书摘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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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全文刊登了蒋介石的元旦广播讲话。当此之际,国家正置于一个向何处去的十字歧路,抗战胜利已现曙光,民主宪政亦在国民舆论当中不断升温。作为对民意的呼应,蒋介石的元旦讲话,同样也不出抗战与民主宪政这两大命题。

 

原载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重庆《中央日报》,小标题为编者所添加

神圣抗战进入第九年度,日寇妄想消灭中国的时机已成了过去

 

今天是民国三十四年的元旦,乃是我们国父创造中华民国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纪念日。我们神圣抗战到今天已进入了第九年度,回溯这八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敌人侵豫犯湘,窜扰桂柳,倡狂冒进,在最深入的时候,侵犯到了贵州境内的独山。我们在这八个月以来,国土丧失之广,抗战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之中最堪悲痛的一页,我们在这样饱受艰难痛苦挫败耻辱之中,度过了旧年,迎接着新岁,我们同胞对于抗战的意义与国家的前途,以及全国上下以往的错误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应有一个彻底的反省,和一致的觉悟。

我今日要首先明告我同胞的,就是去年一年之间,我们中国处境的艰危,不仅是抗战八年中所未有,亦是我们革命五十年以来未曾遭遇过的险境。我在前年对民国三十三年的战局早就声言,如果盟邦攻势不能与我国配合发动,中国所受的封锁不能打开,则去年一年我们中国所遭受的危险是不可以想象的。现在幸而因全国军民的努力,将国家这样最困难的一年,得以渡过,我相信日寇妄想消灭我们中国的时机,已成了过去,我们同胞应知敌寇自去年以来,他已自知其不能避免最后的失败,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不使我们中国以彻底胜利来结束战争。他以为如果我们中国不能以独立完整的国力来结束战争,那么反侵略联合国的胜利,便不是完全的胜利,而他日寇的,侵略主义,也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他既怀抱了这个侥幸的企图,又当去年反侵略战争对欧洲战场全力进攻,而对东亚战场不能双方兼顾的局势之下,当然他要乘此时机,对我们中国冒险深入,企图最后挣扎,作消灭我们抗战力量,促使我们中国崩溃的妄想。我们到了今天,抗战的力量依然挺立,而没有崩溃,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依然为整个中华民族全体同胞所拥护,我们抗战的中心,绝没有为敌寇所动摇,这就是敌寇所显著的失败,也就是我们抗战最后胜利必然实现的明证。我们大家当然要一致警觉,敌人困兽犹斗的挣扎,在今后这一年仍将要继续尝试,或许比去年还要凶猛。但是我们在去年这一年既然能坚忍的挺住,屹立不摇,克服这空前未有的难关,此后只要我们全国军民拿去年危疑震撼的教训,和过去既得的经验,百折不回,再接再厉,自然可使敌人的妄想完全归于幻灭。所以今年这一年只是我们厉志雪耻,发奋图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唯一枢纽,也是我们配合盟邦发动反攻最后的时机。我们必须充实战力,把握战机,以无负抗战的初衷与自身的责任。当此新岁之始,我们每一个官兵,每一个国胞,必须认识新的任务,确立新的信心,来实现新的希望,获得我们最后的胜利。我要趁此机会,对我军民同胞说明我们今年一年的瞻望与我们全国一致共同努力的目标。

我国民革命军不但能战,而且善战,凡是敌人所死守的名城要塞,是没有不可以克服的

我全国同胞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国民革命军实在是刻苦耐劳不屈不挠而英勇善战的军队。我们固然不可隐讳自身的缺点,但也不能埋没我们本身的优点。去年一年之中,我们在乎汉、粤汉、湘桂各路的战斗,虽然遭逄严重的挫折,但是衡阳的守城之战,坚苦卓绝,守城将士可说是竭尽了我们革命军人的天职,发挥了我们国民革命传统的精神,尤其在缅北滇西的我军‘,由胡康、孟拱,而克服密支那,以进占八英;由松山、腾冲、龙陵而攻克遮放。这些国军无不是冒恶劣的气候,越峻绝的天堑,向着敌人最新式的要塞工事,对着敌军最坚强必死的顽抗,而英勇进军,终于克奏虏功。可见我们国军在一切战斗条件配合之下,不但是能战,而且是善战。我们国军只要发扬抗战必胜的一贯信心和攻无不克的勇敢精神,来作决定性的攻击,凡是敌人所死守的名城要塞,是没有不可以克服的。这些事实与可能,由于去年滇缅的战役,已经确切证明了,我们国民如能统观全局,正视这种现实,就可于戒慎警惕之中,发生了新的信心,磨砺出新的力量,来争取必然到来的胜利。

今年的努力方向,务必集中于“军事第一”四个字

现在我要为我军民同胞说明,我们今年这一年的瞻望。全国同胞们,我们去年一年最危险的难关虽已渡过,而最后胜利尚未获得。尤其是强敌在境,寇患益深,我们更不能不准备以后继续而来的更多困难和更大的危险。我们必须坚定必胜的信心,发挥无上的勇气,随时随地准备以任何的困难和不测的危险和搏斗,而予以克服。因此就要将我们今年这一年的措施和努力,明白的告诉大家。我要为各位同胞特别提出我们今年的努力方向,务必集中于“军事第一”四个字。我们今年真是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斗,一切财力使用于卞战,一切人力集中于作战,一切为了挽救失败与争取胜利而努力。更要督促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能配合着军事的要求。现在就我们已经着手和决心进行的事项,作一个概述,而要求我们同胞共同努力。

第一,军事方面:主要的是整军和建军。

这一项包括军事机关职权的调整,兵役行政的改革,运输机构的加强,部队待遇的提高,新兵接运的改善,军纪风纪的整饬,总要使前方将士得到充实的给养,迅速的补给,以提高我们战斗精神。尤其重要的我们在今年这一年要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彻底实现人力物力的动员。本来我们抗战八年而总动员还没有彻底实施,实在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耻辱。这是政府与人民所应共负的责任。现在经过去年这样的危险艰难,我们一切缺点弱点都已经发现出来,使我们知所愧悔,知所振奋。我们全国上下以及前方后方的军队官兵,皆应该接受这次现实的教训,利用这次挫折的经验,看清了各部门的缺点和弱点和一切错误之所在,用最大的努力切实改革,积极充实,力求进步,使战斗力量得以加强,战斗条件更趋健全,则去年的失败正是今后胜利的张本,过去这种缺点弱点和错误的存在,政府与社会都有其责任,就政府来说,一方面是战时行政不够积极,不能彻底,另一方面是顾恤人民的困难,不愿增加人民的负担,致使前方与后方苦乐倒置,军队与社会生活悬殊,因之部队待遇无法提高,官兵苦痛不堪言状,结果影响了战斗精神,影响了军纪风纪,最后影响了军事,这真是我们中国特有的困难,也是政府特别疚心之所在。就社会来说,则因为我们同胞这几年来多少存着幸胜的心理,无形之中习于苟安,忘记了抗战初期死中求生有敌无我的决心,松懈了破釜沉舟慷慨热烈的精神,既不能切实遵行总动员的法令,更不能做到密切的军民合作,以致有如此重大的挫折。现在我们同胞从去年这一年深刻的教训,应该知道成功决非侥幸所能得,安全绝非规避所可致,而最后胜利的获得,更必须我们付出真实而宝贵的代价。我们这一战是为了保障民族的生存和自由,更是为谋国家长治久安和世代子孙的幸福,我们此时能多有一分努力,多加一分牺牲,抗战胜利就多一分把握,国家前途必多增一分光明,对于世代子孙亦多留一分余荫和光荣。所以我们真要切实觉悟,以我们一时至暂之痛苦,来求取国家百世永久之安宁。今后这一年是我们为国家尽最大贡献的一年,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同胞,切不可’失去这一个报国难得的机会。我们真要全国一致同心一德,无论政府军队社会团体以至于个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尽其所有,以贡献于军事,贡献于抗战。尤其是地主富户,更要认识国民的天职,深明抗战的大义,输财输粟,踊跃自效,以赴义恐后的精神,补社会过去的缺憾。我们要充实兵员,要充实粮饷,要加强战斗力量,要提高将士待遇,振奋战斗精神,以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为边成这一个崇高无比的目标,我们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劳力的牺牲均非所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应该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男女老幼,前方后方,都应该毫无例外的动员起来。我们抗战开始以来,社会同胞毁家纾难同仇敌忾的精神,本是十分热烈,我们以劣势的装备,抗强暴的敌寇,所恃者就在于这种爱国观念和民族精神。观于最近一般社会人心的憬悟,苟安侥幸心理的涤除,青年从军报国的踊跃,其数额已超过预定的名额,各地献金献粮劳军服务各种运动的风起云涌,可说已恢复到抗战初期的气象。我,们国民于创巨痛深之余,能够知耻自强,实在是我们国家民族因祸得福的转机。但是耍说到真正的动员以符合求得最后胜利的要求,则我们同胞努力的程度,比之于联合国战时国民的贡献,实在还距离甚远。我们必须把住这个向上的契机,而组织予以发扬和光大。我全国同胞须知我们的国家若要成为现代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若要成为自由的民族,而使世世子孙不为奴隶牛马,就必须我们这一代国民能自求进步,人人自勉,为现代的国民,自觉自动,负责尽职,为国家的前途,为抗战的成功而作更进一步的贡献。我们真正要为抗战而刻苦耐劳,为前方来节衣缩食,实行战时生活,适应军事要求,洗雪过去富人不出钱,文人怕当兵,不明抗战大义,不尽国民责任,被人视为落伍民族的耻辱,这是要希望我们社会各界领袖切实倡导的。

第二,政治方面:我今日要明告我们同胞的,我们抗战以来一贯的主张,就是要在抗战之中完成我们建国的大业。

我国人深感我们宪政实施和建设是完全受了日寇侵略的阻扰,本来我们在民国二十年以前,早已决定了结束训政的时限,为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起,敌寇侵凌,国难严重,举国忙于备战,不能专心于这一个根本的大计。然而我们中央虽在国家多难之状,仍然继续致力于宪法草案的议订,与国民大会的积极筹备。第五次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全会的决议,至迟要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但是日寇步步进逼,凶焰日张,“七七”事变勃发,我们要捍卫民族生存,遂号召全国,以发动神圣的抗战,自此以后,军事紧张,国民大会的召集,事实上陷于困难。然而六中全会仍决议于二十九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终于战事扩大,当时参政会许多同人均主张缓开,乃又因而延期。我们国父的五权宪法,遂乃至犹不克颁布实施,这是我从“九.一八”国难以来迄今,引为最大遗恨的一件事。在此十五年之间,我对于宪政,对于民权,在事实上是没有一时一刻不想促其早日实现的。我们革命建国的宗旨,是真正要为国为民,所以要重在实行民权,而不在空言。我们革命者应对国家负责任,对人民尽义务,所以我们必求有利于国计民生,而实际从事于宪政的促成。

我毕生革命的职责和目的,就在于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与五权宪法的宪政。这一个目的,一日不能达到,就是我们国父的遗志一日没有完成,亦就是我对国家对人民对五十年来的革命先烈一日没有尽到责任。现在我们经过长期抗战国家意识与义务观念已深入人心,三民主义也已普遍为国人所崇奉,为了鼓舞国民共同负责建国的热诚,为了平日确定国家宪政基础与百年大计,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在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在去年参政会开会时,已说明此意。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使我们中·国国民党在民国二十年受国民会议委托行使之政权,得以归政于全国的国民。我相信我们今后这一年,如果能以全国一致的力量,击败了日寇,更能够以全国一致的团结,来完成三民主义的宪政,则不但我们民权主义得以实行,而且我们国民生经济建设的十年计划,也可以因而开始,使我们中国步入于富强康乐的大道,因之我个人认为今年这一年,我们全国同胞必须同心一德,竭尽全力,不只要掌握抗战最后胜利的时机,而且要奠立建国永久的基础。所以我在今天元旦公布,将这个决心报告于全国军民同胞,凡我同胞均应知抗战胜利之日,即是我们建国成功之时。更须知道我们抗战如果遇到障碍,胜利失了保障,则国家民族且将不存,宪政与民权均将无所寄托。为了洗雪日寇阻挠我们建国的仇恨,为了实践我们这一代国民应尽的职责,我们必须排除万难,将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我相信我全国军民同胞必能认清国家的前途和国民应负的责任,共同一致竭尽全力,矢忠矢信,奋勉图强,以求最后胜利之实现,与建国大业之完成。

全国同胞们,我们在抗战中过元旦令节,今年已是第八年了。我们抗战初起时,有三句重要的声言:(一) 民族的生命,求国家的生存。(二) 不仅为自卫独立生存而战,也为维护公理正义与世界和平而战。(三)从抗战中求进步,从抗战中求建国。从抗战胜利以求民族复兴。这八年以来,我们将士的忠勇牺牲,民众的冒死犯难,已经确切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我们中国抗战精神的坚毅光明,也确已博得世界的重视。然而我们在牺牲惨重之余,还没有达成我们抗战的初衷,而去年一年还要遭受这样的严重挫折。日寇的失败固属必然,我们的胜利还没有实现。想到日寇铁蹄蹂躏着我们多少庄严的疆土,敌寇淫威下奴役着我们多少亲爱的同胞,我们如何能不引为自身的耻辱,能不引为自身的责任。我要求我们同胞人人知耻,惟知耻始能有勇。我更要求我们同胞人人负责,惟负责始能自强。我们必须认识我们所执行的乃是国父所说的公理与甄权之战,我们所担负的乃是空前绝后继往开来的神圣使命。我身受国民负托之重,我必尽我天职,竭我全力以报效国家,为国民服务,为将士负责。同时我更希望全国军民同胞当此最后胜利接近的一年,共同一致为国家各尽职责,为抗战贡献一切,集中意志,集中力量,以达成我们驱逐敌寇,光复河山与抑除建国障碍的使命,来安慰我们殉国的先烈,来酹答我们盟邦援助的高谊,敬祝我们全国同胞努力奋进,祝我们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

——摘自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联合编著《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01月第1版.

 

1945年1月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延安权威人士”批判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文章。文章说:“蒋氏不但不肯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反而将责任推诿给‘社会’”;宣称:“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

 

 

 

延安权威人士1945年1月3日评蒋介石元旦广播

 

 

2010年12月30日15:09

 

原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1年09月第1版.

原刊于1945年1月4日《解放日报》

 

延安权威人士发表对于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该评论称:蒋介石在其广播中开始说:抗战“八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由于国民党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之深刻性。对于陷国家于如此危境的原因,蒋氏要求“全国上下”“彻底的反省和一致的觉悟”。可是蒋氏本人却既无反省,又不觉悟。

蒋氏说:“过去这种弱点和错误的,年在,政府与社会都有其责任。就政府来说,一方面是战时行政不够积极,不能彻底。另一方面是顾恤人民的困难,不愿增加人民的负担,……结果影响了战斗精神,影响了军纪、风纪,最后影响了军事。”在蒋氏统治的区域内,人民负担占收入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时候,蒋氏竟说什么“不愿增加人民负担”,确实要有很厚的脸皮才说得出口。蒋氏不但不肯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反而将责任推诿给“社会”。就这一点来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痛恨蒋氏法西斯主义失败主义寡头专政,达到了空前高度,怒骂指责,无日无之。为了平抑众怒,蒋氏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对于他的政府工作,说了“不够”二字。但随即抬出一个“社会”,说什么“社会”也“有其责任”,借以欺骗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们。但是“社会”里一切受蒋氏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已经逐渐清醒起来,他们知道受压迫的人民是不能担负这种责任的,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

既然政府的责任只是一个工作做得“不够”,而且还有“顾恤人民困难”的深恩厚泽,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万岁万万岁。可是蒋氏觉得不然,他又在其广播中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改于全国的国民。”岂不有些奇怪?但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最近几个月来形成的极其紧张的政治形势,迫着蒋氏将其早已发出的不兑现纸币,填上一个似乎不很久就有希望的实无月期的日期。可是蒋氏这一声明,决不会有什么积极影响,因为他的这种声明,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毫无记性这一点上。

可是中国人民是有记性的,他们记得国民党政府开过很多支票。请看:“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为宪政开始日期”,“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国民大会”,“至迟要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限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抗战结束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蒋介石先生,我们要问你:你的票子不是早已填上了许多确定兑现的日期吗?第一张,“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第二张,“民国二十四年四月”,第三张,“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均在“七七”抗战以前,那时并无“军事紧张,国民大会的召集,事实上陷于困难”的情形,何以一次也不兑现?抗战七年半,不论那一年均比现在的“军事紧张”情形要好些,何以不兑现?你现在开的一张,又答应在“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的时候”,请问你的寡头专制失败主义路线不改变,你的“军事形势”能够稳定么?“俟我们反攻基础确立……的时候”,请问在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之下,你的“反攻基础”能够“确立”么?“俟我们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请问何时“更有把握”?你不是历来都说“绝对有把握”么?何以现在忽然觉得缺少把握了呢?你一向压迫人民,垄断抗战,妄自尊大,为所欲为,到了一九四五年元旦,忽以缺乏把握宣告于世,请问你及你的一群,该当何罪?还有什么资格来谈国民大会?孙中山还在一九二五年的临终遗嘱上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你违背孙中山,从人民手里篡夺政权,建立你的血腥寡头专政,人民不赞成,基础不稳,你就三番五次以召开国民大会空言骗人,过去还有确定日期,现在日期也没有了,抗战胜利的把握也没有了,请问该当何罪?就拿你的话来说吧,在抗战期内召开国民大会,请问是战前贿选出来而在战后大部投汪附逆了的那个“国民大会”,还是重新选举的呢?如果是前者,谁要那个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而且烂了的“国民大会”呢?如果是后者,如何选法?谁来执行?谁来监督?

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袁世凯开过洪宪国会,曹锟开过猪仔国会,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什么独夫民贼胆敢召开什么蒋家国民大会或猪仔国民大会么?延安权威人士于揭破蒋氏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耻欺骗之后,结语称: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属望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可是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

 

 

 

      大公报 :今年应为新生之年!

 

 

2010年12月30日16:11腾讯历史

 

 


大公报
 

编者注:文章部分文字缺失,编辑未能一一校对,特此致歉

 

天寒战酣,任重道远,今天又到了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的元旦。这是抗战第九年度献岁之始!频年烽火,国运如缕,全国军民同胞既已奋斗到抗战的第九个年头,回首往绩,血泪斑斑,瞻望前道,坎坷犹多,我们实在应该有所警惕,更应该有所奋勉!

近三年来,每逢献岁之始,人们就在颂扬胜利年,或是预期反攻年。人是应该生活在希望之中,有了希望,然后纔更有努力的勇气与道路。这次抗战,是史无前例的艰巨事业,有其所必经的艰巨历程,当然非一蹴可几;但近年来的抗战史实却给我们证明了一件颇可惭憾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希望虽然甚丰而努力实尚不足!就全战局看来,的确胜利纷纷,由胜利却不在我们这一角;的确反攻处处,除缅北与滇西外,而反攻大致也不在我们的战场。尤其是去年这一年,当去年今日的献岁之始,谁不希望胜利,以爲必可反攻,必可胜利?但在今天回想起来,去年这一年的经过,实在不能不令人愧悚万分。单看军事,自四月间豫战开始,而中原沦陷;湘北战起,而长沙不守;虽有衡阳苦战,而■军不■;以后则■■■弃,桂■不■朝而陷;从此敌寇转骑疾驰,千里■险,竟■深入黔境,逼我堂■,■大后方爲之震动。这■条■线如钩的军事,■无情的■■出我们的努力不足。此外,则政治■顿,生产萧索,物价虽称稳定,也■在几百倍上翻身。尤其因湘桂黔战局的变化,地方残■,人民流离,这广阔而沉重的损失,简直不可以数字计。中华民国三十三年是这样结束的,我们的抗战第九年代是在这样情况之下开始的,念过去,瞻未来,我们的确希望胜利,岂可空言胜利?我们的确应该反攻,又岂能徒呼反攻?然则如何?我们认爲今年应该是我们的新生年。我们应该重新立志,在新决心,新作风,新努力之下从事新生,以新生的力量,从事反攻,争取胜利,从事建设,以奠国基!

本来,中国几千年来在专制政治之下,历史虽长,而实治少乱多,甚少淸明。经济则始终未跳出农业生产的■■,组织也还未超过家族社会的阶段。虽经过几十年的国民革命运动,而落后愚昧与贫苦的痕迹,尙历历而在。以此背景的国家,当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对外大战,艰难困苦,一切不能尽如人意,天然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中国也自有她的特性,坚忍耐劳,能应付环境,也有创造力。诗云:“■■■■,其命维新。”自强不息,创造新生,乃是中国不亡以至新兴的唯一之路。抗战近八年,中国的顚顿坎坷,实在局面太艰巨,而历史遗留下来的情形也太深,以致牺牲特重,痛苦特深;到现在,世界反侵略战的局势已大大好转,的确已胜利在握。而中国本身反陷于莫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大可实■的。中国人能认识这危机,面对这危机,总有转危爲安转败爲胜的可能。试回想这八年来的经过:在抗战初期,实在是耻辱■■,大难临头,最高统帅一■令下,大家皆不计成败利■,■然赴■。反至武汉会战以后,战■将■稳定,一般人渐渐不免误认敌军必不能打进大后方,■可■观世变,以待胜利,因而■■■月起来。顶到太平洋战争旣起,国际局面眞如理想而■,虽实际战局甚艰难,而中国的国■却■然■起,一般人陶醉于一时的虚荣,憧憬于必来的胜利,更兼国境全■,物价失常,民风军纪与官场,都多少渗进了投机奸商的习染,一切腐化的现象因■■■。就是这样,到处胜利纷纷,而我们独败;世界反侵略战大大好转,而我们反■临危机。这事实,太现实了;这经验,太可贵了。天下当然无徼幸之事,假使我们的抗战竟如一般人所幻想而糊里糊涂的胜利了,岂不不合理的都成合理,罪人也是功臣?现在,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非努力自新不能转捩局面,非认眞自强不能存在。认识了这现实,知道有危机,则接受敎训,立志自新,这就是我们的新生之机!由此■下起元,今年应该是我们的新生之年!

今当抗战第九年代献岁之始,全国军民同胞都应透彻认识国家的眞貌,都应该淸楚了解战争的实况,彻头彻尾的觉悟,确确实实的立志,确确实实的努力,发动起国家及人人的潜伏力量,创造新生命。只要中国人有此志气,肯眞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冲破危机,渡过难关,走上胜利之■。其事固然艰难,但绝非无此可能。敦刻尔克之役以后的英国多麽危险,但英国人的努力把■危险的局面渡过了,而现在重登欧陆攻向敌土。纳粹兵临莫斯科城郊的局面多麽严重,但苏联人的努力把那严■的局面打开了,由史达林格勒起脚,刻已深入敌阵握得胜利。英苏固然是巨强,但我们也不必妄自非薄,人家能够克复困难,转■爲安,我们何独不能?立志图强,人人像人,知耻■勇,往好处做,其事之行,实在一转念间!由今天的情形说,在此抗战第九年代献岁之始,展望民国三十四年,也不是毫无慿藉,多少业已啓开■■之机。■■失陷之后,中枢人事略有调整,虽然还甚不够,而■■见其可变,见其可新,今后就应该可能继续创新。由于湘桂军事的失败,中央应已深识整军的必要,且已急不容缓,这是今年所必办的事。在建军方面,旣有十万靑年入伍,好好训练,应可成爲劲旅。财政已因循到尽头,而今事理大明,势非爬梳旧汚另理新机不可。在经济方面,由生产局这一兴奋剂,及时振作,总应该得一些较好的反应。在人心方面,■■■深,黔境军事的倏来倏去,人们都已神经刺痛,情绪紧张,现在就应提住这紧张的人心,不使■懈下去,■一切力量,可能由此新生。从此大家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诚诚实实,勤勤恳恳,一新风气,一新作风,创造新生命,产生新力量。再看军事大局,由于缅北与■西的军事胜利,中印公路卽可开通,只要我们不辜负这血汗得来的新通路,不使奸商私贩■蛀其间,这条路一定可以给我们运进一部分新生的力量。菲律宾之战已渐渐逼到吕宋岛,则展望今年,中国海岸的登陆战一定可以出现。我们应该积极准备,准备在沿海与盟军会师的军事,这是我们今年的最大任务,在这一点上万万误不得卯,丢不得人!我们能够尽到此一任务,则海岸打通,更可得到新生。我们以爲今年是新生年,天助自助,都大大的有其可能。最主要的一点,还在于我们自已的人人一念。我们能人人觉悟,能人人新生,则大局一定新生,国家一定新生。在这里,大家都要重新认识“国家至上”之义,国存俱存,垮则全垮,谁也不能特别的幸灾乐祸。国家是大家的,国家属于人民全体,所以政治建设的根本还得是■伸民权,行民主,任何党派不得自私!国民党应该早施宪政,还政于民,共产党或其他党派也不得越轨争夺!在民主的作风之下,奠定国基;目前更应在民主作风之下,创造新力量,以争取军事的胜利。刻读蒋主席元旦播讲,较历届文吿更坦击而深刻,令人感慰。蒋主席承认我们有错误有缺点,而且曾■逢失败与危险,勗全体军民知耻努力,努力于军事第一。关于政治方面,蒋主席吿诉大家,不必等待抗战军事结束,卽可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这又是一个有力的约言,希望中央赶快宣布确定办法,国民大会何时开,怎样开,以■国民喁喁之望,以明国家必行民主之■,蒋主席这两大宣示,也大大给国民以新生之望。

总之,国家虽甚危难,而俱可以人力■■,火势好,局面好,只要大家立志气,好好的努力,自■不息,创造新生,不但抗战能胜,新中国也将由此而生!同胞们努力吧!今年应该是我们的新生年!

 

 

 

           章乃器1945年元旦之梦:

           孙中山先生并不曾死

 

2010年12月30日17:57腾讯历史

章乃器

 


章乃器
 

原标题:《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

作者:章乃器

原载1946年《平民》周刊第4期

 

像我这样一个心浮气躁的人,本质上就只配学写一些粗枝大叶的政治经济论文。在言论未得自由,舆论不发生力量的时候,连写政治经济论文都觉得有些不耐烦。要学些迂回曲折,托云托月的技巧,是不耐烦之一;发表了之后常常要在若干年之后才得着事实上的反应,是不耐烦之二。有时幻想着最好模仿古人“藏之名山”的办法,写时痛快地写,写完了之后放到抽斗里去,过了三五年,看环境差不多成熟了,再拿出来发表。可是,一个修养不够的人哪里能有这种耐性,那就干脆还是不写就算了。

有时幻想着写几篇小说,觉得写小说比较自由。第一、是选择题材自由。上自历史案件、国家大事,下及兔子、乌龟、蜉蝣、细菌……可以遂心所欲,信手拈来,毫无拘束。第二、是叙述自由。小事可以放大,大事可以缩小,死的可以说他活,活的可以说他死。没有人会说你不合事实,甚至来一个更正。第三、是批评自由。你可以谐声射影,痛骂一下你所不欢喜的人和事,或者把你所欢喜的人和事捧到天上去,或者更可以把你自己写成一个人间未曾有的完人。没有人会来更正,甚至和你打官司。每每在受气,感觉不平,以至怨恨、忿怒的时候,我就想动手写。可是一个性急的人,又没有一些些的文艺天才,灵感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始终不曾写成过半篇。这还是去年二三月间的事,我那时曾想写一篇“二十年一梦”,结果当然是一个字都没有写。近来,由于两个党又在那里由摩擦而谈判,再由谈判而摩擦……又想写这一篇小说了。自己又感到毅力不够,因此便决定先写一个大纲,征求一下朋友们的意见。如果有许多人鼓励我写,那时我或许要因为鼓励的热烈而发生胆量,发生耐性,而真正的开始写——当然,这话还是不负责的。甚至另外有人赞成这一个题材,先自去写,我也决不向他要索设计费,只请他通知我一下就行了。

大纲是这样:有一位叫做黄子孙的,在民国三十四年元旦那天晚上做了一场大梦,二十年来的中国是理想的美满。所有我们遭遇到的惨痛不幸事情,梦中都不曾发生,因而许多丑恶可耻的现象也都变成美丽可喜。梦见孙中山先生并不曾死。他连任了两次的大总统之后,就拒绝做总统候选人了。他现在八十多岁,依然很健康。一天到晚和农民、工人、青年、学者、作家厮混在一起;每天写一篇日记,叫做“社会报导”。登在每一份的报纸上面。由于他的威望、远见、诚意和豁达的大度。加入国民党里面去的共产党党员。虽然和其他的国民党党员也有过许多意见的纷歧,可是经这他的去短取长的运用,不但不曾破裂,而且团结得愈趋愈紧。他不让左倾的人超时代,更不让右倾的人开倒车。在民国十七年的时候,共产党在友善的空气之下,退出国民党,成为独立的组织。梦中还看见,全国的人民个个都拿主人翁的身份。热心国事。因此。不但政客官僚不能包办政治,各个政党也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政党间的政见也因为民意的大公无私,而成为大同小异了。中苏之间的亲善,更是举世无出其右。英美各国对于苏联的歧视,由于中国的从中调解,也早已消释于无形了。苏联有许多政治犯包括托洛斯基在内,也由于孙先生的缓颊,让他们大批到中国来,替我们做了很多很宝贵的研究工作。得以善终。英美以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帮助中国建设,已经在进行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现在,重工业的发达虽较苏联稍次,而轻工业的发达却已经超过了苏联。因为中国市场的开发,无可限量,国民生活已经比二十年前提高了十倍,依然还有大大提高的可能。因此,国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市场的争夺了。由于中国在经济条件上处于足以融和国际矛盾的地位,她便设法调和美法和德国的矛盾。凡尔赛和约早已经通过外交的步骤废除了。德国国社党原想利用这个工具夺取政权,结果是失败了。德国正在经由民主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国际上在资源方面,本来依然有许多难以调解的矛盾。但是,由于中苏两国的敦劝,美国早已加入国联。国联随而彻底地改组,会员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合作。技术合作的最重大的成就,就是原子能在工业上的应用。因此,国际上对于资源领土的争夺,也已经成为不必要了。日本军阀日为中国的统一团结,感觉到危惧。在民国二十一年中国要求收回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的时候,她曾经出我不意,在沈阳等地对我袭击。这时中国的武力,在蒋委员长的专心一志的经营之下已经不可侮。再因为中苏两国有互助协定的关系,两国的协同反攻,日军大败。结果军阀垮了台。日本走向民主政治的路,朝鲜独立了,台湾也归还我们了。孙先生鉴于日本军阀专政的祸害,在国会里提出修改宪法的议案,绝对禁止军人干政。国人退伍之后,如要改任行政官,必须经过两年以上的政治考察或训练。中国现在只有精兵五十万人,仍然感觉到没有什么用场。生产上需用人员又太多,国会里有了提议,最了再退伍二十五万人。三民主义已经全部实行了,但是,孙中山先生已经把它的内容修改了很多。训政只实行了三个月,他老先生就发现出结果不好,而且不需要,就此宣告废止了。跟着,公民宣誓也取消了,考试制度也只限于事务官了。

蒋委员长在五年之前,便觉得军事已不重要,辞去了军职,以特使的名义到各国去考察政治和经济。他在美国逗留了一年多,他很欣赏美国人民的自由、平等、公开、坦白的作风,然而认为社会方面,中国已经慢慢地可以比他们更自由,更平等了。他在环游世界归来之后,被选为第四任大总统。第三任总统是已故的林主席。蒋大总统的作风,要比他的前任积极一些。他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接触民众,以为决定大政方针的根据。

许多已经被杀害的人们,在梦中一个个都活着,而且都担任很重要的工作。梦中看见的许多杀人的刽子手,现在都在国营大屠宰场里做工作,在猪、牛、羊的项颈上发挥他们的杀欲。许多大大小小的善于伺候上司的官僚们,在梦中有一部分变为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另外一部分却改行去成为医院里的看护去了。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在梦中是分配在几个很大的国营服装厂里面,做裁剪师。检查信件的人们则分配大机关、大银行、大公司里面,做助理秘书,坐在最高主管人的旁边,每天一面要开拆几千封信,一面节略地报告给主管人。黄子孙一觉醒来,如像由天堂掉到地狱里去一般。他希望每天晚上能做这样甜美的梦,然而不可能了!如果梦境是理想的,现实是不是愚蠢的呢?理想固然未必完全能实现,但是,智慧至少可以使它大部分得着实现。我们现在是应该厌弃愚蠢、追求智慧了吧?我希望今后的二十年,至少应该和梦中的二十年一般的美满。过去的二十年浪费了。我们还能再浪费二十年吗?

                                                                                                 

                           
                                                     黄炎培 
                                

                                                    周谷城


 

    借元旦之际,黄炎培等大批社会知名人士联名向当局谏言,呼吁民主政治。这份名为《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的长篇组文,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对当局提出了诸多期望,其中尤以历史学家周谷城所撰写的《政治民主化》一文最为尖锐。

 

                     

    在这份向当局进言、呼吁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和实施民主政治的长篇组文上签名的社会知名人士包括:

黄炎培、杨卫玉、冷遹、江恒源、俞颂华、张志让、褚辅成、王云五、廉心如、吴蕴初、潘仰山、刘国均、张肖梅、荣尔仁、江一平、薛明剑、吴味经、马雄冠、陆绍云、潘序伦、李济民、萧松立、章剑慧、胡西园、尹致中、章乃器、章元善、马润生、漆琪生、张礼千、吴羡梅、张澍霖、褚文绮、施之铨、祝世康、沙千里、史良、罗叔章、钟志刚、、向乃祺、刘伯昌、潘震亚、傅彬然、史东山、王铅津、陈钧、黄冰、徐致一、彭子罔、浦熙修、何萼梅、龚启刚、陈乃昌、王印佛、张雪澄、徐子为、王载非、傅守璞、黄敬武、贾欢仁、徐仲年、孙起孟、祝公健。

组文全部刊于1945年第12-13期《宪政月刊》。

 

                                                             
                                                                                                       沈钧儒

 

1945年1月1日,《新华日报》刊发了沈钧儒的短文《新年希望》。沈在文章中希望政府在新的一年里做到:前方军事团结,后方肃清贪污,加强政府机关效率,减轻工商负担,尊重言论自由。并祈求中央领导抓紧时间改组出一个民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