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时时彩后二组选复式:林蕴晖：刘少奇“剥削有功”说的来龙去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10:14:28
林蕴晖：刘少奇“剥削有功”说的来龙去脉时间:2010-08-26 09:28 作者:林蕴晖点击:455次
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座谈时，曾说过“剥削有功”的话。这曾是高岗用来散布流言；猛烈攻击刘少奇的一发重型炮弹。党内不少同志也曾认为这句话是少奇说“走了火”，“不够妥当”。
但是，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党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为弄清历史的是非曲直，话还得从头说起。
进城后的当务之急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当即对接管平、津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由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市长。毛泽东指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统归华北局负责，并着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赴北平，担负先遣任务。薄一波回忆说，他赴北平前曾专门到中央请示。毛泽东特别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向薄谈得较多的是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都写进了嗣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诀议。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于中国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上海，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业无产阶级，但它终究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其成员又多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长期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不能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这些思想观点和做法，在进入城市以后，自觉不自觉地被带到城市工作中来。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收复山西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曾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时，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仍发生乱拿东西的现象。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抢私人的财物，还鼓动城市贫民去拿，以至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再就是，进城以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更为普遍的是，分不清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搬到城市，造成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因此，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专门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注，严肃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吏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凡此种种说明，取得城市以后，能否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曾有明确指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又说，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占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如果认为现在可以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民族资本家的忧虑
1949年的天津，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北平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厂也有三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拐、穿的、用的……都靠他们供给。这些私营工业，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但是，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没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唐山有个启新洋灰公司，解放后与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半年合同，收购它生产的洋灰，后来物价上涨，合同订的价格就明显太低，继续执行合同，资本家就得赔本。当地的华兴纱厂也跟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八个月的合同；贸易公司供给棉花，华兴将生产出来的纱布卖给贸易公司。后来纱价大涨，但合同价不变，这样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钱，华兴虽未赔本，也没有赚多少钱。而税收部门收税，还得按市场价格收他们的税。又如，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盐卖不掉，经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说是可以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于是久大公司就把盐运到了临清。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作卖盐生意的，就想办法对付他。结果国营贸易公司把盐的价格一跌，使得资本家的盐卖不出去，舍了本。这些事都弄得天津地区的资本家叫苦不迭。有的工人组织只是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就在平、津接收后不久，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两市的财经情况说，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4月，华北局向中央详细报告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指出：除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53起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剥削”的历史辩证说
为了解决好天津当时恢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除了与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外，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同他们谈心，摸清他们心里的疙瘩，好“对症下药”。参加座谈的有：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柒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支、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天津管辖行经理资耀华、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朱继圣、恒源纺织厂董事长兼经理边洁清、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天津市商会理事长毕鸣岐以及劳笃文、王翰庭等在华北以至全国知名的天津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中，资本家提出了不少问题：资方工商业者能不能让存在，中共的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政府对劳资矛盾的基本政策，等等。
谈话中，刘少奇发现他们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中央过去在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讲了三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走的小农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李烛尘、宋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了，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了。
二是，他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害怕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周叔弢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我只想做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如果我的厂子开得越多，剥削也就越多，剥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
总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
资本家的顾虑，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注意看中央发布的文件，甚至还看了马列主义的本本。加上天津解放后，宜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的工作没有跟上，在实际行动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绪。这就使他们看不到前途。解开这样一些思想疙瘩，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对工人、干部还是资本家，都是一个关键问题。
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诀窍，就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刘少奇正是从这“剥削”二字上做他们的文章的。他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你们开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的，有义务有责任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则是错误的。
为了说清楚这个道理，刘少奇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说起。他说：
剥削不剥削，不是由你们决定，也不由工人决定。“剥削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你不剥削别人，别人就得剥削你，你不剥削也不行，你不被别人剥削也不行，这不是由人的意识决定，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条件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了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在青年时期是有历史功绩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时期内，把生产力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
至于现在是不是就应该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那要看是否具备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废除掉资本家的剥削，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为使资本家明确私人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国的地位，刘少奇向他们转述了不久前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的谈话。上海资本家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把自己叫做“产业家”、“工业资本家”。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谁是大哥？”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针对当时工人失业、经济凋敝的现状和资本家担心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思想，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说了现时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话。具体说的是：
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也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少奇指着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又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其实，刘少奇的谈话并未到此止步。他进而对他们说，当然，新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到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至于搞社会主义，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妨碍将来搞社会主义；相反，在有了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就会更快一些。
资本家最害怕社会主义。他们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这是肯定了的。
他们接着问：怎么样搞法？刘少奇回答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他们又问，具体怎么个搞法？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我举宋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宋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y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
可见，剥削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进步到反动是一个发展过程；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剥削；在1949年的中国强调要欢迎剥削，正是为了创造最后和平地消灭剥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刘少奇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是他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说。高岗抓住“剥削有功”一词对刘少奇大加鞑伐，完全是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阴谋伎俩。
经过刘少奇一番有针对性的、耐心的教育和开导，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所作的精辟入微的辩证解说，使在座资本家，b里的一块沉重石头落了地。他们不无兴奋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他们中不少人感到，长期怀抱的实业建国的大志，终于有了可以实现的机会，因而纷纷筹划恢复生产，扩大生产，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兴办实业的积极性。宋棐卿可谓是其中的一个代表。1949年4月30日，宋致信刘少奇称：
阁下惠临训话(注：4月21日，刘少奇参观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毛纺织厂，并对职工代表讲话，阐明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今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
一、敝麻厂决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
二、敝毛厂决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
三、敝化学厂虽已停工将近一年，今已计划即行开工。
四、敝公司并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加生产。
以上各项知关廑注，谨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聆受指导也。
宋柒卿的信，如实地反映了刘少奇在天津向资本家作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辩证解说的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当时最怕的是“左”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而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来源:《百年潮》1998年第6期 共2页: 上一页12下一页 【把文章分享到 新浪微博】 顶一下(2)100.00%踩一下(0)0.00%------分隔线---------------------------- 上一篇：启君、郑秀亮：血战常德的国军57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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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友 2010-08-26 发表
支持[1] 反对[0] [引用] 残酷剥削是该诅咒的，适当剥削是必须的，不信，如果你是谋职的，谁也不剥削你，你就失业了；如果你是老板，你谁也不剥削，你就会破产，赔本。你只能先当剥削者，攒足足够的钱之后，再去当慈善家，就既不剥削也不被剥削了。但之前你已剥削过。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82616769.html ]
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座谈时，曾说过“剥削有功”的话。这曾是高岗用来散布流言；猛烈攻击刘少奇的一发重型炮弹。党内不少同志也曾认为这句话是少奇说“走了火”，“不够妥当”。
但是，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党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为弄清历史的是非曲直，话还得从头说起。
进城后的当务之急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当即对接管平、津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由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市长。毛泽东指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统归华北局负责，并着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赴北平，担负先遣任务。薄一波回忆说，他赴北平前曾专门到中央请示。毛泽东特别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向薄谈得较多的是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都写进了嗣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诀议。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于中国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上海，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业无产阶级，但它终究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其成员又多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长期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不能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这些思想观点和做法，在进入城市以后，自觉不自觉地被带到城市工作中来。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收复山西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曾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时，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仍发生乱拿东西的现象。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抢私人的财物，还鼓动城市贫民去拿，以至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再就是，进城以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更为普遍的是，分不清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搬到城市，造成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因此，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专门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注，严肃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吏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凡此种种说明，取得城市以后，能否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曾有明确指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又说，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占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如果认为现在可以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民族资本家的忧虑
1949年的天津，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北平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厂也有三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拐、穿的、用的……都靠他们供给。这些私营工业，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但是，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没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唐山有个启新洋灰公司，解放后与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半年合同，收购它生产的洋灰，后来物价上涨，合同订的价格就明显太低，继续执行合同，资本家就得赔本。当地的华兴纱厂也跟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八个月的合同；贸易公司供给棉花，华兴将生产出来的纱布卖给贸易公司。后来纱价大涨，但合同价不变，这样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钱，华兴虽未赔本，也没有赚多少钱。而税收部门收税，还得按市场价格收他们的税。又如，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盐卖不掉，经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说是可以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于是久大公司就把盐运到了临清。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作卖盐生意的，就想办法对付他。结果国营贸易公司把盐的价格一跌，使得资本家的盐卖不出去，舍了本。这些事都弄得天津地区的资本家叫苦不迭。有的工人组织只是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就在平、津接收后不久，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两市的财经情况说，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4月，华北局向中央详细报告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指出：除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53起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剥削”的历史辩证说
为了解决好天津当时恢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除了与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外，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同他们谈心，摸清他们心里的疙瘩，好“对症下药”。参加座谈的有：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柒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支、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天津管辖行经理资耀华、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朱继圣、恒源纺织厂董事长兼经理边洁清、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天津市商会理事长毕鸣岐以及劳笃文、王翰庭等在华北以至全国知名的天津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中，资本家提出了不少问题：资方工商业者能不能让存在，中共的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政府对劳资矛盾的基本政策，等等。
谈话中，刘少奇发现他们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中央过去在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讲了三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走的小农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李烛尘、宋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了，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了。
二是，他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害怕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周叔弢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我只想做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如果我的厂子开得越多，剥削也就越多，剥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
总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
资本家的顾虑，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注意看中央发布的文件，甚至还看了马列主义的本本。加上天津解放后，宜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的工作没有跟上，在实际行动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绪。这就使他们看不到前途。解开这样一些思想疙瘩，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对工人、干部还是资本家，都是一个关键问题。
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诀窍，就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刘少奇正是从这“剥削”二字上做他们的文章的。他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你们开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的，有义务有责任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则是错误的。
为了说清楚这个道理，刘少奇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说起。他说：
剥削不剥削，不是由你们决定，也不由工人决定。“剥削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你不剥削别人，别人就得剥削你，你不剥削也不行，你不被别人剥削也不行，这不是由人的意识决定，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条件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了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在青年时期是有历史功绩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时期内，把生产力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
至于现在是不是就应该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那要看是否具备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废除掉资本家的剥削，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为使资本家明确私人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国的地位，刘少奇向他们转述了不久前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的谈话。上海资本家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把自己叫做“产业家”、“工业资本家”。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谁是大哥？”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针对当时工人失业、经济凋敝的现状和资本家担心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思想，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说了现时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话。具体说的是：
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也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少奇指着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又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其实，刘少奇的谈话并未到此止步。他进而对他们说，当然，新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到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至于搞社会主义，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妨碍将来搞社会主义；相反，在有了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就会更快一些。
资本家最害怕社会主义。他们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这是肯定了的。
他们接着问：怎么样搞法？刘少奇回答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他们又问，具体怎么个搞法？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我举宋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宋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y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
可见，剥削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进步到反动是一个发展过程；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剥削；在1949年的中国强调要欢迎剥削，正是为了创造最后和平地消灭剥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刘少奇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是他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说。高岗抓住“剥削有功”一词对刘少奇大加鞑伐，完全是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阴谋伎俩。
经过刘少奇一番有针对性的、耐心的教育和开导，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所作的精辟入微的辩证解说，使在座资本家，b里的一块沉重石头落了地。他们不无兴奋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他们中不少人感到，长期怀抱的实业建国的大志，终于有了可以实现的机会，因而纷纷筹划恢复生产，扩大生产，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兴办实业的积极性。宋棐卿可谓是其中的一个代表。1949年4月30日，宋致信刘少奇称：
阁下惠临训话(注：4月21日，刘少奇参观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毛纺织厂，并对职工代表讲话，阐明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今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
一、敝麻厂决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
二、敝毛厂决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
三、敝化学厂虽已停工将近一年，今已计划即行开工。
四、敝公司并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加生产。
以上各项知关廑注，谨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聆受指导也。
宋柒卿的信，如实地反映了刘少奇在天津向资本家作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辩证解说的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当时最怕的是“左”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而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来源:《百年潮》1998年第6期 共2页: 上一页12下一页 【把文章分享到 新浪微博】 顶一下(2)100.00%踩一下(0)0.00%------分隔线---------------------------- 上一篇：启君、郑秀亮：血战常德的国军57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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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友 2010-08-26 发表
支持[1] 反对[0] [引用] 残酷剥削是该诅咒的，适当剥削是必须的，不信，如果你是谋职的，谁也不剥削你，你就失业了；如果你是老板，你谁也不剥削，你就会破产，赔本。你只能先当剥削者，攒足足够的钱之后，再去当慈善家，就既不剥削也不被剥削了。但之前你已剥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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