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红梅烟怎么样:话说郑州

郑州：遥远的绝响 一座庙与一座城 该从哪里说起呢？

　　 不妨先从一座文庙的命运来感知郑州吧。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郑州文庙。今天的郑州文庙，已经是一座活在郑州人记忆之外的建筑。

　　 郑县衙署旧址，就是现在的管城区委大院。区委门南那条路，旧称衙前街。在衙前街北端，东西走向的便是老城最长的干道--东西大街。文庙坐落于东大街的路北(今郑州轴承厂内)。唐宋时，凡府州县所在地都有文庙。文庙一般都建在一个城市风水上好的地方。郑州文庙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年～75年)，风吹雨打，那个时代的建筑先后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只有文庙屡毁屡建，始终在旧址挺立。文庙的幸存，得益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得益于中国人对孔子的爱戴。

　　 无论统治中原的是汉族、蒙古族还是满族，文庙的尊位始终未被动摇。《郑县志》记载，文庙多次重修、重建的原因，多系火灾。其中较大的一次仿原貌重建发生在元顺帝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郑州文庙再遭大火，毁坏殆尽，于是"部议重修，按亩捐款，土木大兴，岁两度始克告成"。这是史料记载中郑州文庙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重建。郑州文庙规模最大时是在元代，当时占地37亩，有五进院落，东西配房200间。

　　 说到底，庙宇寺观的肇始，是官民上下不成文的约定，是中国人自己找来的心灵依靠。处于童年期的中国人不仅浪漫地创造了诸神，还把不少先哲一并作为半神半人敬了起来，譬如老子、孔子。综观中国现存的历代古建筑，多是庙宇、寺观、宗祠、牌坊、佛塔一类纪念性、精神性建筑。

　　 这种现象无疑昭示：在我们先民的生活中，神灵曾经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但是，现实中的文庙却只能寂寞委屈地活着，它几乎被郑州人遗忘了。这种精神性的遗忘在郑州人的历史记忆中可以说是致命的。作家齐岸青用一种忧郁的笔触写道：我们可以用浪漫瑰丽形容楚湘文化，用慷慨激越吟歌燕赵文化，用神奇诡异讲述巴蜀文化，用婉约清丽白描吴越文化……可我们很难概括文化之源的中原文化……缘由这种根性的失落和漂浮，郑州人在很多时间找不到自己的依附，就连与古老土地最为血肉相连的建筑也很少顾及城市的个性、特色。

　　 而范强则在《一座塔与一座城》中说，作为省会，郑州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地位反差明显，在历史文化名城的环围中显得黯然无光。在外国人眼里，郑州市知名度太低，许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座历史悠久的中国内陆城市。在中国人自己眼里，郑州市缺乏故事，缺少细节，缺少风情，缺少韵致。

　　 最重要的，郑州人缺乏记忆。他们遗忘了3600年前的那段历史，那段贵为国都的历史。

　　 3600年前的尘埃落定 都说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是历史，最能代表历史的是建筑，最能代表建筑的是古迹，最能代表古迹的是时间。
　就时间而言，郑州商城路附近的那几段古墙，静静地横亘在那里已经很有些年代了。任时光冬去春来，风霜雪雨，它已不食人间烟火，它已慢慢衰老，任凭人们与它擦肩而过，在其背上行走，放羊、散步，没有人能证明它确切的身份。据说世间1000年的堆积物在地面上只有四五米深，有人丈量过这几段古墙，它的平均高度有一丈五尺，最高处竟有二丈多，这就是说这几段孤立的古墙最少是3600年前的尘埃落定--三千多年前古商城的繁华和变迁，三千多年前的市井喧嚣，三千多年前的金戈铁马，现如今都已深藏在厚厚的夯土层之下。

　　 3600这个数字不论是计算时间、空间，还是计算财帛物资，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中国内地那么多古老城池，论年龄在郑州面前统统都变成小字辈儿了。上海嘛，不过百岁妙龄；北京元大都，不过是千年遗韵；南京从孙权自镇江移治于此改称建业而发迹，也不足2000年；西安自周文王、武王建丰、镐二京倒有2000多年，但查年头比历史，都是后起之秀。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在华夏文明史和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早熟的城市。

　　 可以说郑州作为都城，虽不及洛阳、开封的名气大，但其历史之悠久，中国的其他七大古都只能望其项背。有王者之气的底蕴，有"道里辐辏"的地理位置，有母亲河赋予的灵气，有巍巍嵩岳的烘托，有千里沃野的衣被，这是郑州的荣光。郑州还有69处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5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多都能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找到出处。那静静流淌的石淙河，葱郁的嵩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当年武则天登嵩山封禅的见证；苍凉的观星台记录着日月星辰的交替和历史朝代的更迭；花园口流淌不息的黄河水目睹着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而黄河南岸汉霸二王城下的古鸿沟则使人忆起楚汉相争的年代，果真如阮籍所言，项羽非英雄，遂使竖子刘邦成名？古今王候今安在，荒冢一片草没了。现如今，鸿沟已变为中国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成了人们娱乐的器具。

　　 说起来，郑州人知道郑州已经有3600多年的历史是始于一次偶然，正是这个偶然让人们看到了郑州曾经站立起一座王朝的身影。

　　 l955年秋天，为配合修路铺设管道，考古人员在城东部白家庄一带进行考古发掘，他们发现在商代文化层下面叠压着很厚的夯土层，夯土呈淡红色，十分坚硬，由于这里地势较高，考古人员怀疑下面是商代大墓，便在周围做考古钻探。可是夯土层却向东南和西北两侧延伸，远远超出一座墓的规模。

　　 这厚厚长长的夯土层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是商代的一条防水堤坝吧。沿着夯土层的走向继续探察，这个推测也不对。夯土层向东南延伸的一端由白家庄沿城东路西侧折而向南，与郑州老城东城墙连到了一起；夯土层向西北延伸的一端从白家庄西侧向西与紫荆山的夯土接到了一起。穿过紫荆山沿金水大道南侧继续西伸，到河南省军区南院，再沿杜岭街东侧折而向南，与郑州老城西城墙夯土相接；而南城马路和熊儿河北侧的郑州老城南城墙也是相同的夯土墙。将这四面夯土墙相连接，就是一座规模巨大的古城垣。可以说这是一座比安阳殷墟还要早的商代前期城址，巨大惊喜一下子让专家们呆住了。

　　 经考古发掘研究，这座城池是商代初期商汤王时修筑的首都亳城，至今已有3600年。城址呈五边形或说是近似长方形，北城墙长约1692米，西城墙长约1700米，南城墙和东城墙均为l870米，周长近7公里，面积3.43平方公里。西城墙和北城墙西段破坏较重，残墙大部分被埋在地面以下，东城墙和南城墙的大部分还保留在地面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郑州市城东路南段和城南路东段依然能看到的高大城墙。

　　 城墙底宽20～30米，顶宽5米多，高约l0米，城墙四周共发现11个缺口，有的缺口可能是原城门所留。城墙系用土夯筑而成，夯层厚度一般为8～10厘米，也有厚达20厘米或薄至3厘米的。
　根据全部的城墙长、宽、高计算，总夯土量为87万多立方米，夯前挖土量约174万立方米，在当时主要以木、石器为劳动工具的情况下，需要两万人连续工作三年才有可能完成。如此浩大壮观的工程出现在3600年前的商朝早期，也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了。

　　 可以想见，在3600年前的一天，商朝的开国君王成汤，在亳都召集百官，摆下祭坛，用人和牛、羊等"牺牲"祭祀祖先、神灵，并占卜若在此建都，商王朝的江山是否可以长盛不衰。当时占卜的结果应该是令人满意的，商朝国都很快就开始进入了建设阶段，郑州辉煌的历史亦由此展开。

　　 依照先建宫殿、再建宫城、后建内城、最后建外城的顺序，历时十年，一个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防御体系组成的都城宣告完工。这样大的城池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大的。即使放到与其基本上同时代的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城、亚述城，印度河流域的摩享佐达罗城、哈拉巴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城，它们的规模和建置均略逊一筹。

　　 这是一座重量级都市，聚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工匠，有着世界上规模最为壮观的劳作场景，创造着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文明，成为整个华夏文明的重心和中心。

　　 在林立的手工作坊中，火红的青铜汁液冷凝成"国之重器"：纹理典雅的祭祀器皿，锋利的兵器及各种生产工具；流泻的黄金锻打成菲薄的各种花纹的金叶；采自深山的玉石被精雕细磨为圭、璋、尊、簋；牛马和敌人的骨骼变成了酒杯、刀、锥、铲、镖、针；其他如牙雕、陶器、贝雕等，无不显示出世界一流的手工业生产水平。

　　 在农田里，劳动者播下黍、粟、稻、麦，收获后就拿去酿酒，贡献给商王和贵族们。

　　 在建筑工地上，嗨哟嗨哟的号子此起彼伏，成千上万的人聚集于此，为王公贵族们修造宫殿。他们还不会烧制砖头，但用石头夯实的土墙也很结实，用铜器和玉器装饰过的宫殿富丽堂皇。

　　 还有更多的人们分布在野地里，放牧牛羊，采集玉石，围捕野兽。

　　 繁华的都市街道，身着各式麻织衣服的人们来来往往，偶有贵族的车马穿街而过。不少人停在街边，用贝壳、铜器或者玉器换取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路两旁房屋林立，鸡犬之声相闻。到了吃饭的时间，这些土墙草顶的圆形屋子上就会冒出缕缕炊烟，飘出煮麦子或牛肉的香味儿……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3600年前，一个伟大的王朝从此起步。没有人怀疑它已历经千年风雨，也没有人怀疑它曾坐拥钟鸣鼎食，更没有人怀疑它承载得起千古文明的浩浩气度，铸就了青铜文明金声玉振的蔼蔼华彩，尽管它已沉默数千年。

　　 都城之殇 国都是国家的重地，是王权统治的权力运作中心，国都的安危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生死存亡。因此，选择国都的地址，确立国家的政治中心是每个王朝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各王朝在建国立都时，常常经过反复论证，充分考虑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及地理、文化、民族、历史传统等因素，才最后定夺。

　　 首先，地理环境因素是影响建都的基本条件。"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国都应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或便于交通的平原地带，以确保王朝统治根基牢固和对全国各地的有效控制。英国地理学家柯立希(V.cornish)在《大国都》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国都应该具备的地理条件，提出建都三要素：一是自然仓库，二是叉道，三是要塞。即国都要有一个经济依托，附近是一片物产富饶地区，以便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中心的物质需求；军事上要有长驾远驭、控制八方的气概和防卫京师的优越地理形势。

　　 其次，政治因素是影响建都的重要条件。政治控制是国都的基本功能，国都的建立应有利于王朝对全国的政治统治，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并服从于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需要。

　　 郑州处于中原的中心，南有嵩山，北有黄河，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巨大的贡献。因而，当文明之火点燃之际，这里便成为中国最初的政治首都，并且五次为都，书写了中国历史的最早辉煌。
　最早在郑州建都的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据史书记载，黄帝打败炎帝平定蚩尤之乱后，天下部落纷纷归顺，黄帝便在今日郑州南郊20多公里处的轩辕之丘(今新郑、新密交界一带)立都建立有熊国。这段历史从古到今说法一致。《竹书纪年》云："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大戴礼记》说："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居有熊，曰轩辕。'"《史记》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黄帝居轩辕之丘。"有熊、轩辕丘的所在地，历史记载很明确，就在今日郑州。不仅史书这样记载，郑州地区也发现许多与黄帝时代相当的氏族社会时期的村落遗址，存在许多与黄帝有关的遗迹、传说。因此，国内史学界认定：郑州就是黄帝故里、故都。

　　 第二个在郑州建都的是夏王朝。《国语o周语上》韦昭注曰："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告成、稍柴发掘出遗存丰富的夏代文化遗址多处，并且还在告成王城岗发现了相当于夏禹时期的城堡两座，证实了史书所说"禹都阳城"的存在。

　　 第三个在郑州建都的是商王朝。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商汤率兵推翻了盘踞在今日偃师一带的夏王朝，在亳建立了商王朝。亳就在今日郑州市区老城区一带。

　　 第四个在郑州建都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国。从公元前769年郑武公立都新郑到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所灭，郑国以新郑为都共计394年。

　　 第五个在郑州建都的是战国时期的韩国。史书载，春秋末年，原为晋国属下的韩氏逐步强盛，以致最后与赵、魏两家将晋国一分为三，自立为侯称国。接着韩又乘胜大举东进，于公元前375年兵围新郑， 一举消灭了郑国。为了进一步发展，韩遂将自己的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开始了以新郑为都的146年的统治，直到公元前230年被秦国所灭。

　　 从民族发祥地黄帝故都，到中华第一国夏禹城堡；从商王朝的开国之地，到巍巍壮观的郑韩王城，郑州古都展开了自己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这里保存有西汉时期的冶铁作坊，创造的低碳钢冶炼技术等比外国早2000多年；这里屹立有北魏时期的砖塔，显示了1500年前匠人们卓越的建筑技术；这里有我国最古老的天文台，天文学家张遂、郭守敬曾在此创造了令人骄傲的天文成就；这里有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著名大儒程颢、程颐、范仲淹、司马光曾在此收徒讲学；这里有我国最古老的道观之一中岳庙，庙内的汉代古翁仲、宋代铁人、北魏石碑以及数百株生长奇异的松柏和400余座建筑，显示了其历史的悠久和规模的宏大；这里有我国最早的佛教寺院法王寺，真实纪录了我国最早的中外文化交流；这里有我国佛教禅宗祖庭少林寺，其创造的少林武功声震中外；这里有我国最古老的石雕艺术汉三阙，其保存的汉篆、浮雕是极为宝贵的艺术珍品；这里有我国著名的北魏石窟寺，其保存完整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场面浩大，人物众多，雕刻手法流畅，为全国石窟所仅存；这里有著名的打虎亭汉墓，绚丽多彩的壁画、丰富的内容，在全国尚不多见；这里诞生了许多历史名人，黄帝、大禹、商汤、子产、列子、潘安、杜甫、白居易、李诫、许衡等等，至今，他们有的活动遗迹尚在，有的故里尚存；这里安葬有许多著名历史人物，纪信、刘禹锡、欧阳修、包拯、高怀德等等。还有郑韩王陵、北周皇陵以及规模庞大的北宋皇陵。郑州还是兵家必争之地，许多著名战事发生在这里，刘邦、项羽争天下的鸿沟汉霸城，造就许多悲壮故事的虎牢关，曹操大败袁绍的官渡古战场等都遗迹尚在。

　　 可以说，郑州作为五个历史时期的王朝都城，在中国古都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郑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郑州古都开创了中国古都史上的三个第一。黄帝有熊故都是中国传说历史中的最早都城；夏禹阳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的第一个都城；商汤亳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都城，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早期都城中规模最大的都城。这三个第一，确立了郑州在中国古都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我们现在讲中华民族的起源，不能不讲黄帝故里、故都，讲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不能不讲山西古城；讲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不能不涉及王城岗阳城；讲中国奴隶社会的繁盛，不能不以亳城为例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州是中国都城发展的源头，中国都城史不以郑州为开端就无从讲起。
郑州是中国历史上全国性政权的都城。中国历史经历了分分合合的周期性过程，中国的政局也呈现大一统与群雄并踞交替存在的复杂现象，这就造就了历史上的众多政权和国家。每个国家和政权都要有自己的都城，这又造成中国历史上都城众多的特有现象。究竟有多少都城，众说不一。然而，这其中许多都是诸侯国都城或偏安政权都城，真正作为全国统一政权时期的首都仅有7座(八大古都中杭州不在其中)。从前面的论述看，郑州应是名符其实的一座。

　　 郑州是中国历史上为都时间悠久的都城。作为5个历史时期的首都，而且是较大政权的首都，郑州有着漫长的为都历史。韩国以郑为都存在了145年，郑国以郑为都存在了394年，商代以郑为都100多年，如果再加上夏代部分以郑为都时间，算上黄帝以郑为都时间，总计1000余年，这在中国都城群中是为都时间最悠久的都城之一，可与西安、洛阳并称为千年古都。

　　 郑州是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都城。无论是作为黄帝都城，还是作为夏、商都城，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我们说到中华民族，说到炎黄子孙，都必然言及始祖黄帝。是黄帝发明了伐木造屋，人们才摆脱了穴居和栖居的历史，黄帝是以郑州为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又是以郑州为都，把文明之光普照中华大地，把中华民族紧紧地联系融汇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主要是从这里起步，并从这里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因此郑州作为中华民族形成阶段的氏族部落中心(现代意义上的首都)，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外，夏禹领导的推翻原始氏族制度的革命，掀开了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商汤领导的推翻夏王朝的革命，推动中国奴隶社会迈向繁荣。这些以郑州为都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其意义也非同寻常。同时，在这些有着开天辟地意义的历史时期所创立的社会制度、所诞生的哲学思想、所发明的科学技术，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可以说，郑州是中国历史上创建最早、时间悠久的全国性政权都城，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在中国古都史上的地位是屈指可数的。但是，由于郑州为都年代距今太远，历史的尘埃最终掩埋了其夺目的光辉，这是一个幼年中国时代的都城之殇。而它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不得不承受5000年中国文明史中，只见后3000年文化古都，而不见前2000年文化古都的缺憾。

　　 中原大宿命 那么郑州商城又是何时因何原因遭弃的呢？一个都城的宿命到底走过了哪些难与人言的轨迹？

　　 商汤建都郑州，由第10代帝王仲丁迁往郑州，此后，商朝还有过5次迁都，都是为了打仗。郑州历史上曾5代为都，即夏、商、西周管、春秋郑、战国韩的国都或诸侯国国都，因此除去市区内规模巨大的城墙遗址，周边辖区还存在一个庞大的古都群，据说有40处之多，这是郑州不同于其他古都之处。郑州也曾8代为州，即隋、唐、五代、宋、元、金、明、清，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郑州仅为一个人口不足10万的小县城。

　　 可以说郑州从商朝以后就再没有做过都城，连做中心城市的机会都很少，郑州一直处于洛阳和开封两个古都的光环之下，直到建国前还叫郑县。由于这种种缘故，洛阳和开封对郑州始终很不服气。

　　 更要命的是，尽管郑州是一座古都，但市民却很难形成一种对郑州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失落和迷茫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失落和迷茫充斥在郑州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上下班时，在拥挤的道路上行走，他们会这么想；当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深圳、上海、苏州等地时，他们依然会这么想。

　　 失落和迷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郑州。郑州为何衰落至此？

　　 其实说到底，郑州衰落是数千年来中原衰落的大背景造成的。当南京、北京先后崛起，当洛阳和开封风光不再时，郑州也只能是怆然无语。
中原衰落是从唐朝开始的。在唐朝之前，中原农业经济相对于北方、西北、南方诸省都是最优秀的。但是唐末至南宋，中原农业衰退，中央财政已经仰仗于东南，其经济地位衰落直接影响到了其国都诞生地的地位。河南在唐中期居全国之首。但到唐末藩镇割据，中原作为战场，农业受到极大摧残，历经南宋，到元代，每年交给中央的粮食数量，河南是2，591，269石，而江浙一地高达4，494，783石，河南已退居其后。到明清时期河南虽是农业大省也无法同江浙、湖广相比了，至于农作物商品化、手工业、商业和市镇经济方面，中原经济更是望尘莫及。

　　 中原农业经济的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跟洪水的肆虐侵袭有关。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在五代之后，黄河则是一条"害河"，北宋末年任伯雨曾说，"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元、明、清三朝黄河造成的财产损失都超过北宋。农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当黄河水无法灌溉农业为民所用时，它就转化为扼杀农业的凶手。中原是黄河中下游重要地区，是受害最严重地区之一。由于豫北地形复杂、灾害较多，所以元代在重修运河时，放弃沿经中原的做法，使中原失去了原来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历代治河以保河道运输为急务，中原段黄河的治理遂被忽略。由于灾害不断加剧，中原经济自然随黄河安危而变动。

　　 明清两代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运河漕粮运输至关重要，故黄河和运河下游山东、江苏、河北一段受中央重视，中原的黄河治理除日常性护理外，没有更大动作，明朝当时人描写黄河水旱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时说，"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于河患，民不聊生"。清代河南治河办法也不多，决堤频繁，三年两决，治河工程巨大。国家、地方财力枯竭，但河官腐败，贪污成风，河政之弊，令人触目惊心。

　　 除河患外，中原自然灾害还有旱灾、蝗灾、冰雹、涝灾、地震等，据对元朝末至明初的统计，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蝗自河北飞度汴梁，食田禾一空"。从洪武五年(1672年)至十七年的十三年间，开封及其辖州县发生各种重大灾害十二起，其中水灾七次，黄河决口占了四次。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农业不可能持续发展。

　　 战火的破坏和夷族的摧残也是中原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盛唐之后，中原经历五代十国的割据与纷争，农业受到致命打击，梁、唐、晋、汉、周均建都洛阳，唐朝洛阳为东都，藩镇割据必争政治统治中心，中原经济带来发展契机，但与之并存的政权尚有辽、夏、金等，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侵扰边境，中原各地作为拱卫京师的屏障，时刻面临着少数民族南下的担忧，干扰了正常农业生产。而金朝(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为了实现对全中国的统治，都把中原作为大肆兴兵征战的主战场，如元末战争"兵兴以来，中原荒芜"，河南大多变成无人之地，"兵革连年，道路塞榛"。有些地方甚至"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在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族人统治中国的过程中，他们对中州农业文明进行了残酷的摧残。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实行猛安谋克制，朝廷搜刮华北民户良田分给女真贵族。大定十七年(1177年)世宗说，"女真人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普通百姓失去良田，另授恶薄之田，女真人因不善经营土地，富田变贫。中原人或举家南迁，或发生争斗，山东、河南军民经常为田地争斗。中原经济一直徘徊不前，很难大幅度提高农业水平。

　　 经济决定文化。经济落后，文化也必定走向衰微。想当初，华夏文明在中原透出第一缕曙光，钟鼎与玉器闪烁着灵光；中原人杰地灵，奇思妙想的中州科技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书画石刻与建筑工艺，都让中原文化硕果累累，灿若星河，实为中华文明之瑰宝。到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原文化从"一览众山小"的傲视四方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不仅远远落后于长江文化和南方沿海文化体系，甚至落后于同期北方文化体系中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区，形成文化环境的中原低谷。20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丁文江曾对二十四史有列传的历史人物进行综合研究，列举五千七百八十三位，从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出中原人在北宋之前的辉煌和其后的衰落。在北宋之前，河南名人在全国所占比例各代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南宋、明朝时仅分别占据百分之六、百分之七，远远落后于浙江、江西、江苏等者。中州文化的衰落也表现在著作数量上。学者王磊对中华图书大典《四库全书》做了统计分析，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所列作者总量为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地理不详者七百八十二人，外国作者三十人，余计六千零九十三人，以目前省份地理分布排序，依次为浙江、江苏(含上海)、江西、福建、安徽、河南、山东……河南的三百二十二人中，一半以上集中在宋以前。尽管这期间中原个别自然科学家在局部领域也作出过突出贡献。比如植物学研究领域，固始人吴其濬出类拔萃；柘城人杜知耕和李子金，睢县人孔兴泰在数学领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但他们已无法与世界先进的自然科技水平，甚至无法与国内高水平研究相提并论，也无法改变中原文化的衰落大势。　绚丽多彩的中原文化终于变得如此单调呆板、亦步亦趋!群星璀璨、异彩竞放的中原文化终于寥若晨星、阴霾不开!中原不再是中国帝都的高产地(中原曾经产生过郑州、安阳、洛阳和开封四大古都)，而郑州也等不到再一次轮回的机会和可能，帝都之所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有两个人 当然，记忆是不能忘记的。很多年以后，郑州依然还会记得在其城市命运史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两个人：伊尹和冯玉祥。这两人身上典藏着郑州故事，散发着郑州魅力，携带着探究国都郑州的窥镜和锁匙。

　　 先说伊尹，作为故事片的主角，他身上起码有三大亮点：第一，他的"从奴隶到将军"的身世，充满戏剧冲突，跌宕起伏，曲折动人。这些故事，都是有史可考的。第二，他的厨艺，技艺高明，义理高深，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几千年，足以为后世师表。老子《道德经》作为哲学著作备受当代欧美学界推崇，其中"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名言，可谓饮誉全球，但最初却出自伊尹之口。第三，最重要的，是他营造了郑州商城"亳都"。如果郑州商城遗址乃亳都无疑，那不用说，伊尹就绝对是郑州市最早的市民。是他在黄河南岸，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地带策划了郑州市最初的母体，开创了郑州城这个未来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人类大型聚居地的历史。他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辅佐汤王南征北战，取得革命胜利，他还是规划师、工程师，在夏朝未灭之前，就开始筹划新都建设，并在胜局甫定之时，学习夏代营造宫室的建筑实践经验，指导工匠，完成了商朝建政之后第一座伟大都城的建设；并且首创了内城外郭的城池体制，肇始了以王宫为中心"左祖右社"的建筑秩序。郑州作为商都，作为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总共达200年时间以上。当时城市规模达到30平方公里左右，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望其项背。

　　 伊尹时代二三百年之后，由于自然灾害、政治与军事斗争等原因，郑州商都的功能逐渐衰减虚化，并且永远告别了首都的地位。东周(公元前770年)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两千多年间，郑州城的地位始终受制于东开封西洛阳两座城市的影响。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朝代先后在洛阳建都；战国时期的魏和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先后在开封建都。盛唐与大宋时期，经济繁荣，对外开放，洛阳与开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在鼎盛期，它们的发达程度分别在当时世界上达到了领先水平。夹在这样两个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实体中间，郑州的发展难有太大作为。隋唐时期，郑州城开始成为州治，郑州商城遗址一代接一代地加固、覆盖，始于汉代，直到明清，层层叠叠，积累积淀着郑州城的记忆。清末民初，国运衰微，开封洛阳一直在走下坡路，郑州则沦为县城，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多一点，人口2万左右，已经跌落到有史以来的谷底。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冯玉祥将军入主豫政，对郑州情有独钟。关于郑州城史发展，冯玉祥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他决定把"郑县"改制为"郑州市"(1927年)，在河南省首创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建制。如果写一部郑汴洛《三城记》的话，这个事件，可以作为该书"现代编"的开端。第二件，是由他主导提出了两个郑州的"新区规划"方案：一是"郑埠设计图"，规划范围覆盖了今天东起经五路，西至京广铁路沿线，南起陇海铁路，北至农业路，面积约10.5平方公里；二是"郑州市新市区建设计划草案"，选择在京汉、陇海铁路交汇处的西南方向建设新区，南北长7公里，东西宽5公里，面积为35平方公里。两个新区规划方案各具特色，前者详尽规划安排了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中学、大学、影剧院、游艺场、图书馆、体育馆、跑马场、美术院、市政所、电话局等，展示了新的生存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后者侧重于城市发展方向、用地规模、功能分区的控制。以军旅身份，在战乱年代，对一个城市的未来深谋远虑做如此建设性的思考和筹划，冯玉祥之外，未有他人能有如此作为!只可惜两个规划方案，均未付诸实施。

　　 现如今，伊尹和冯玉祥早已远去，曾经的国都"此情只堪成追忆"。这是一个旧都城最后的念想，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郑州再次成为国都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在历史的慰籍声中，这座古城沉沉睡去--它也只能沉沉睡去，在睡梦中寻找那春暖花开和春华秋实，寻找那帝都最初的自信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