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小型空压机:【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之三）：劳身苦智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之三）：劳身苦智　　

记者：您回到兵团后情况怎么样？
何新：当然糟透了。我已一年多没有工资，身上一文不名，吃饭都要借钱。一年多漂流在外，行李都不见了，眼看就要过冬了，连条棉被都没有。因为在一年前，我是作为坏分子在未解除监管的情况下从医院逃走的，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案底，北京市公安局给农场保卫处转来了关于我的收审材料。
    但幸运的是，这个时候“一打三反”运动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而告结束了。9·13事件后，周恩来发动人们批判极左路线，赢得了对文革运动不满的那些人们的支持。这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现役军人撤走，兵团恢复原来国营农场的建制，重新起用一批原农场的老干部担任领导。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倍受迫害，因此与那些粗暴的军人在作风上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上台后比较讲政策。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兵团整死了好多知识青年，整个兵团大概有几百人被整死或者自杀，或者成为精神病。许多受冤者的亲属上访上告中央，国务院派工作组来调查，认为这个运动搞“扩大化”了。因此当我回到这农场的时候，政治气氛已比较宽松，机械厂让我回去当翻砂车间的工人。
    当时工人中有一句话，“车钳铣，没法比。要翻砂，就回家。”在工厂的各种工种中，翻砂铸造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计。不仅如此，有一段时间还让我到砖场去烧砖，当窑工。当窑工之苦，是你不能想象的。砖窑里烧完砖后仍有40-50度的余热，而烧砖不能在冬天烧，只能在夏天烧，因为在冬天砖的泥坯会被冻裂，夏天外边空气30多度，窑里残热40、50度，而且乌烟瘴气，空气中弥漫着红砖的粉末。我的工作是从窑里推车往外运砖，那真是苦不堪言。但干这活有一个好处，就是一天只需要干三四个小时。这一点让我特开心，因为有了闲暇时间可以让我用来读书。
记者：你当时还有书读？
何新：我从北京被押回农场的时候，大部分的书都被警方没收了。但我随身的一个小书包，里面还剩下几本书，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一本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一本是马、恩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有一本黑格尔著、贺麟翻译的《小逻辑》。这三本书当时令我入迷，是让我每天冥思苦想的主要精神食粮。这三本书，我一直保存和苦读了许多年。
记者：为什么您对这几本书特别地情有独钟呢？
何新：不是情有独钟，而是可以说，这三本书中蕴涵的若干理念塑造了我一生的基本哲学观念。我从这三部书中悟出了很多道理。
记者：哪些道理? 
何新：可以这么说——《哲学笔记》和《小逻辑》教导我掌握了哲学方法；《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塑造了我的社会历史观念；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1915年列宁在瑞士伯尔尼流亡时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所作的一些笔记，表明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思想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是，列宁的研究工作没有作完，在读这部笔记时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试图把列宁这部曾考虑要写而没完成的书写出来——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关于辩证逻辑学的新体系。这一设想当时颇令我为之着迷。那时我白天干活，晚上就读书，一边读一边不断地思考和写东西。
记者：现在很少有人还读这几本书，您是否可以谈谈您对这三本书的心得？
何新：读书也有时髦。在市场经济时代，流行文化销蚀一切。但是尽管如此，经典仍然是经典。经典是人类优秀文化中最精华的结晶，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人世沧桑的风吹雨打！这三本书就是经典。一本是列宁对西方哲学思想的总结(《哲学笔记》)，一本是黑格尔对方法论的总结(《小逻辑》)，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第一篇）是马克思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总结。我的体会是，它们分别代表了19-20世纪欧洲哲学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最高成就。我个人认为，20世纪西方的各种现代思潮，无论是现象学或语言分析哲学，无论是新历史主义或非决定论或文化史观，在哲学高度上从来没有超越它们，至今也未能超越它们。
记者：在上一次谈话中，您曾谈到，您1972-1973年间在哲学、逻辑学方面的研究被政治问题中断了，为什么？
何新：9·13事件后，周恩来乘批林之势发动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实际揭开了一场新的政治斗争的序幕。所谓批极左思潮，针对的是文革路线；批无政府主义，则针对着造反派势力。这是周恩来所代表的老干部势力趁着林彪军事集团的失败，试图扭转文化革命政治方向的一次重要尝试。然而，此举引起江青一派所代表的文革新兴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击。1973年春，人民日报、文汇报、红旗杂志等中央报刊开始连续发表批判孔子和儒家的文章。这些文章表面上在批孔、批儒家，实际上在批“周公”，影射着阻碍“新兴法家”进行变革的“复辟势力”。批林批孔运动的这一实质，其政治涵义是十分明显的。
    我当时虽然僻处边陲的小镇，但通过报刊也窥察到这场新的政治斗争的动向。我发现报上那些文章以及当时上面印发下来的一些小册子，以“儒法斗争”为纲重新包装中国历史的种种说法，几乎完全是一派胡言。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场批儒颂法的运动，其实是文革派反击周恩来(周公)所代表的老干部派的一场政治斗争。批孔子林彪的“克己复礼”是假，批周恩来“克己复礼”以阻止其恢复和重建被文革所破坏的社会秩序的努力是真。而就我个人来说，家庭与个人自文革以来深受冲击，内心早已对文革深怀不满，当时我的思想感情非常本能地投注到周恩来代表的老干部派即“复旧派”的身上。因此，在1974年初，我撰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是《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与唯物史观》，副标题是“为什么儒法斗争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投寄给上海《文汇报》。
记者：这个副标题很有意思，你的文章内容是什么? 
何新：题目虽然很精彩，但内容其实还比较幼稚(笑)。我当时大概是想给《文汇报》的编者们上课(笑)。这篇文章我写的很长，至少有两三万字之多，其实大部分内容是长篇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语录，中间连缀以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当时毛泽东正号召人们“认真看书学习，弄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我也引用这个说法。我的文章的结论是，《文汇报》所宣扬关于儒法斗争的理论是唯心史观是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欺人之谈。这篇文章我抄写了许多份，分别投寄给《文汇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我那时非常幼稚，竟然期待着《文汇报》会把我的文章登出来，哪怕是作为批判的靶子登出来也罢。
记者：结果呢？
何新：结果当然不会登出来。其他报刊并没有理睬我，但是《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寄回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而且附有编辑部的一封信。这封信说，“此文观点有严重政治错误，请审查此人政治背景和活动目的。”这样一个评语，在当时等于是对我又一次宣判政治死刑。当时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掀起新高潮，于是我第二次又被揪出来，成为活靶子，与主张克己复礼搞复辟的千古罪人孔老二、周公一起接受大会小会的批判。但是形势毕竟与几年前已经不同，这时期的批判已经文明多了，不揪上台，不用低头认罪，只是轮流去厂里的各个车间——当时叫“批林批孔的战场”去现场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听工人们念从报上抄下来的批判稿而已。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句，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刘从占是一位被打倒后又得到起用的农场老干部，他阻止了当时一些人对我作任何过激处理的动议，暗中给了我许多保护。最令人感到幽默的是，这位老人居然在党委会上提出——何新懂历史，让他给工人讲一讲儒法是啥回事。我到了会上，给大家大讲了一通《三国演义》——因为曹操、诸葛亮都是法家嘛——讲得工人们兴奋不已。(笑)
    后来我被安排监督劳动，厂里给我调换了一个新工作，让我到炼铁炉前当大炉工。给我干的是最重的一件活儿，每天抡22磅的大锤砸铸铁块，每个铸铁锭重百十公斤，要抡圆大锤把它砸成三段，以便熔铸。一天干六、七小时，砸开的铁块可以堆成一座小山，然后自己一个人用独轮推车把它们推到100米外的炼铁炉前，装满了铁锭的车足有千斤重。这活儿又苦又累，完全在露天干，风吹日晒，干一天活儿下来，浑身骨头就像散了架，晚上肌肉疼得睡不着觉。但干了一年后，却把我的身体锻炼得铁打似的壮。许多人看我的外表不像个文人，殊不知就是年轻时在这样的环境中苦炼出来的。我们工厂有400多工人，我当时举重、掰腕子都在全厂居前三名之列，是公认的大力士之一，而且因为我早年练过武，会几手拳脚，所以尽管我的身份是坏分子一类，厂里的工人们很多人佩服我，对我却不坏。
    那时我还是每天只要找到时间就读书，只要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怪人——身份是屡受批教的坏分子，破衣烂衫，腰上缠着一根烂麻绳，干着最脏最苦的活，但腰带上却别着一本外国哲学名著或马列著作。那时我周围的许多人(特别是女工)，都认为我这个人是有“魔症”，就是疯子、精神病。
记者：(笑)在那个年代，你的表现是有点不正常。
何新：1975年邓小平复出，社会政治环境又有所宽松。鲁迅的书、《红楼梦》、《水浒》，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书在书店里已有得卖了。我当时一个月基本工资是32块钱，吃饭穿衣大概要用20块钱，剩下的钱全用来买书。我记得，这个时期我系统地通读了当时开始陆续出版的新一版《马恩全集》，工厂的图书室购买了一套。
记者：但是，马恩的书是很难读的，语言和意义都不好懂。
何新：我当时已不感觉很困难。我那时记忆力好，理解力极强，读书的效率非常高。马克思、恩格斯可以认为是19世纪知识最渊博的人物，也是人类文化史上，可与亚里士多德、达·芬奇、黑格尔相比美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读他们的书，如果你真读进去，你就不知不觉地要深入到去了解世界史、哲学史、经济学史、自然科学史甚至数学史。《马恩全集》的注解也编得不错，包罗万象，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索引。我后来获得的很多学科知识，逻辑学的、历史学的、经济学的、哲学的、哲学史的、美学的、生物学的、地理学的，基础都是在那些年代里通过这种刻苦的研读而获得的。
记者：在这一阶段的读书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何新：我最重要的收获是系统地研究并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社会理论，从而逐渐地形成了我的世界观和政治历史观。在《文汇报》的事件以后，由于连连碰壁，屡战屡败，我写东西已比较谨慎了，也不再轻易向报刊投寄稿件。因为我意识到，除了给自己添苦头，这种作法没有任何其他结果。但是，通过搞通搞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掌握了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一些基本方法。
记者：是什么使你在如此的逆境中，一直有动力坚持读书思考呢？
何新：也许你不信，那完全是在追求着一个超越世俗的目标——寻求真理。
记者：今天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人还会去钻研马克思。马克思死去已经120多年了，他的理论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
何新：一种伟大的思想体系，正如一种伟大的艺术作品，历久弥新，永不会过时。老子过时吗？孔子过时吗？释迦牟尼过时吗？《圣经》过时吗？柏拉图过时吗？亚里士多德过时吗？不！永不过时。在艺术和学术上，只有创新，但是没有过时。所有的高峰都是永恒的高峰，永远是后来人的典范。马克思的思想是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典化的社会科学思想。对于中国人，它今天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国教教义。但是，它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分析工具系统，它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研究社会问题，我认为至今仍是不可取代的。
记者：有人说，在文革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性宗教。
何新：这话不无道理。文革时的中国，受苏联制度的影响，当时情况似乎是政教合一。
记者：什么叫政教合一？
何新：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政治与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直接结合，即以宗教理念作为政治工具管制思想文化和社会，以宗教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统治的直接工具。文革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承担了准宗教的功能。政教合一是与法制主义的精神相对立的。西方古代的罗马教社会、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都是政教合一的体制，今天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是政教合一的。中国历史传统中没有政教合一。中国历史上有过针对文人的焚书，有过文字狱，但文字狱只是一种政策，而不是制度。中国历史上有过专制制度，但是没有政教合一的制度，中国历史政治中贯穿着儒家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政治精神。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才摆脱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解放了文化、科学和思想，但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又搞起了政教合一。中国在50年代初期也有人企图搞政教合一，但是没有搞成。毛泽东1956年支持“双百”方针，其实就是为了抑制这种倾向。但到了1966年的文化革命时代，毛泽东在《5·16通知》中提出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思想实行所谓“全面专政“，这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双百方针“。在1966年到1976的十年间，政治意识形态、毛泽东语录，被文革派尊奉为规范政治生活、世俗生活的绝对尺度和指针，把政教合一的制度搞到了极端。其结果，就导致了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绝对专制，完全扼杀了社会文化的生机。
    政教合一的制度在中国找不到主流政治传统的支持，倒是在非主流的造反运动中，为了建树与统治集团对抗的新精神偶象，农民由于其精神与文化的愚昧性，而搞过很多政教合一的邪教。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一旦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就会诱发巨大的破坏力量，如汉末的黄巾、五斗米道、元明的摩尼教、白莲教、明教等，特别是太平天国，都是政教合一的典型。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对汉末的黄巾、唐代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末的太平天国这种农民造反运动，过去的历史学评价得太高，人们往往忽略了它们毁灭文化的极端愚昧性的一面。
记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政治学说，为什么在中国也会产生宗教性的力量？
何新：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它所面对的内外敌人非常强大。因此，它不得不寻求强大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的不同之一，就是它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一种学者学说。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必须改变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有相似点。宗教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就在于，它既具有天国理想的彼岸性，又具有实践救世的现世性。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实践性、现世性，使之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教义。要知道，只有宗教精神才能使人鄙弃尘俗、现世和自我，而承受自我牺牲以至有代价或无代价的献身。所以西方自由主义永远不可能在中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革命性意识形态，因为它是现实的、功利的并且是个人主义的，它只是一种瓦解性的精神工具，而不可能是一种组织化的工具。
    在20世纪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传统经济社会秩序崩溃瓦解而游离出来的亿万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劳苦大众，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西方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聚沙竟可以成塔。这几亿只从来未被他们放在眼中的蓝蚂蚁，最终竟可以聚结成如此强大有力的一种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将17世纪以来西方开拓东方谋求建立的“全球化新秩序”冲了个粉碎！
记者：马克思说，宗教是安慰被压迫者的精神鸦片。
何新：这话流传很广，其实有片面性。这话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讲的。当时马克思的理论还不成熟。 宗教问题非常复杂。以后我还想专门找个时间与你细聊一聊。但今天我暂时不想深入谈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