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叙述”如何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

[导读]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了不少通讯。50年代以后，有关胡风、“反右”的几篇社论，也都是他写的。直到在床上不能动了，毛泽东都亲自看社论、加批语、定调子。

“革命叙述”的延续

直到在床上不能动了，毛泽东都亲自看社论、加批语、定调子

财新《中国改革》：毛泽东对话语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吗？

高华：是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自己是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巡逻兵。他们高度敏感，一首诗、一本小说、一部戏剧、一篇寓言，都能从政治角度嗅出某种东西。这其实并不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突然产生的，早在建国以前就是如此。那时，毛泽东提拔了一批他信任的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比如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陆定一从1945年开始任中宣部部长，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下台，做了20多年，时间不可谓不长。周扬在建国以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负责文艺领域。他们都是意识形态专家。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了不少通讯。50年代以后，有关胡风、“反右”的几篇社论，也都是他写的。“文革”中不断传来的最高指示，诸如“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吐故纳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等等，很通俗易懂。直到在床上不能动了，毛泽东都亲自看社论、加批语、定调子。

也有前后调子截然相反的情况。比如，建国初期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口号：“向苏联一边倒”，强调中苏友好。在历史上，中国人大多对俄国抱有怀疑和警惕，因为受俄国人欺负太深，但毛泽东就这么说，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威信那么高，各级党组织又强力推广，甚至自上而下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开展大规模的推广和宣传，居然改变了中国人的想法。几年以后，这个口号又不提了。但谁又会公开质疑为什么不讲“一边倒”了？再比如，毛泽东先说“铁托是修正主义”，后来在1974年、1975年左右又说“铁托是一块铁”，也不做解释。其他宣传再跟上，时间过去也就过去了。

毛泽东有两个理论班子，一个是老一点的，像陈伯达等人，另一个是年轻些的，张春桥、姚文元等。毛泽东更欣赏张、姚，最终导致陈伯达在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被逐出权力中心，锒铛入狱。“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还有一种新倾向，就是选一些“大老粗”来管理这项工作。虽然中央一级是由张春桥等人定调子，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但是，很多次级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开始选用没有多少文化的干部，只要负责传达就可以了。毛泽东常说“丘八管秀才”，因为他对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不满意，觉得这些人跟不上自己的思想，反而更欣赏那些文化不高、工农出身的同志，只要能领会、跟着做就行了。他之所以欣赏张春桥，一个重要原因是张春桥能够严格遵循他的框架而又有所创新，很聪明地总结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财新《中国改革》：除了词语之外，图像也是“革命叙述”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吧？

高华：对。我曾就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展览做过一个发言，专门讲图像之塑造。（艺术家张大力近年来致力于收集同一张历史照片的多个版本，展示原版与后期因政治或宣传需要而修改带来的差异。——编者）我认为，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出于建构“英雄创世纪”的新叙述的需要，因而去不断修改、完善图像，也就是为了表现某一种概念、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必须将有关记忆或记叙反复修改或者删改，使之趋于“完美”。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一种绝对论。“第二历史”是国家主义的文字影像再造工程的产物。

财新《中国改革》：除了修改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图像化的表现，比如悬挂领袖的头像，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高华：中国的历史传统里有类似的举措，比如晚清保路运动的时候，就曾经供奉皇帝、皇太后的牌位来表达某种政治诉求。但是，将悬挂领袖的头像作为习惯，主要是从苏联来的，是精神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4年，列宁去世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在广东召开纪念大会，就悬挂了列宁的大幅画像，同时也悬挂了当时还在世的孙中山的照片。这以后就成了惯例。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并不悬挂自己的领导人头像，都是挂马恩列斯，或有时是马恩，有时是马列。悬挂毛泽东的头像是到延安以后。但是，在1939年时的延安，是悬挂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像。当时张闻天对中央宣传部还有一定影响力，就是在他的倡导下跟苏联学习的。苏联是双重制，既悬挂斯大林的头像，也在“五一”和“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时候悬挂所有政治局成员的像。

后来，延安不再悬挂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像。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壮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声势，加深民众的认知，共同悬挂毛泽东和朱德的头像。以后就以悬挂毛泽东的头像为主。但是，每逢“五一”“十一”，还是要在天安门广场悬挂马恩列斯以及孙中山的头像。中国在“文革”期间宣传毛泽东是中国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但仍然是说“马恩列斯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