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正面吊价格:朱镕基论三农

◆编者按：最近出版发行的《朱镕基讲话实录》选入的是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均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和手迹编辑而成,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朱镕基讲话实录》分为4卷,朱镕基同志逐篇审定了编入本书的全部文稿,中央领导同志对本书提出了宝贵意见。几个月前,已卸任八年的朱镕基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时,把《朱镕基讲话实录》样书高举过头顶,对在场的学生说:经党政文件层层下达的正式发言,在书中通通没有收录。随着口语浓重的《实录》出版,朱镕基不为人知的讲话,在网络上迅速传播,《人民日报》亦刊发整版报道。《实录》初印50万册,正式发行仅仅一周,即在实体书店脱销,所有著名网路书店上,该书均被列为热销排行的榜首。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有大量有关“三农”问题的论述,涉及到农村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顺着《实录》的时间脉络,看里面对“三农”问题的讲话,也可以看到农村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农村社会的不断进步。经人民出版社授权,本报摘要发表朱镕基同志在不同场合针对“三农”问题的一些讲话,以飨读者。

大寨的农田建设确实了不起。我想,这样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山改土、发展生产的精神,任何时候都应当学习,大寨应当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如果全省的农田都能像大寨这样改造的话,山西的粮食产量还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一倍,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加强农业的基础建设,农业还可以取得更大的发展。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确实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这样才有了如今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在这些成就里面,农民是受益最多的,这个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改革开放这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里面,农村的变化最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最多。所以,农村的发展,还是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农业才能更快、更好地上一个台阶。总之,大寨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确实是应该发扬的。

——1992年5月28日《希望大寨发展得更好》

会议讨论最多的是棉花购销体制问题。究竟强调稳定多一点好,还是强调改革多一点好,大家讨论得比较多。实际上,我认为问题最大的是收购资金。同志们千万不要轻视这个问题,因为1991年度的收购资金就没有完全解决。纺织厂欠了供销社80多亿元,把资金都占用了,今年需要的收购资金,目前看来至少还有一半没有落实。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收购仍然“打白条”,影响到农村稳定,恐怕问题就更大了。我希望中央和地方,上上下下都要重视这个问题,要首先保证农产品收购资金,不能挪用去干别的,把钱都占用了,结果没钱去收购,农村就不稳定,这苦头我们是吃过的。最大的宏观调控就是要保证农业的稳定。

——1992年8月8日《棉花购销体制要改革》

第一点感想,我认为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也证明了特区政策的成功。这是中外公认、举世皆知的。首先,广东的农业问题解决得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上不去,其他经济部门就发展不起来。农业发展也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首先在农村实行了改革。现在,广东的农业确实已经走上了一条高产、优质、高效的路子。很多地区从粮食不能自给,到实现了自给有余。这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992年9月28日《广东的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

隐忧是什么呢?第一个隐忧是农产品、粮食价格放开以后,以为把农产品推向市场、把农民推向市场,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曾经一度忽视了农业。没有看到,这样一来粮价下跌,甚至下跌到成本线以下,农民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失。农民因此不愿种地了,生产积极性遭到很大的打击。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没有不对农业进行补贴的。以为把粮价、农产品经营一放开,政府就可以撒手不管,就不要提供补贴了,而把对农业的补贴拿去干别的,这就要吃大亏了。没有一个粮食的平准基金,就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制定了保护价制度,保证农民不吃亏。粮食再丰收,价格也不能掉到成本线以下。怎么能够实行保护价呢?这就得靠平准基金。没有这个平准基金,怎么能够保证实行保护价呢?因此,我们得出一条经验:不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凡是由于价格改革,把粮食价格放开的,减少的补贴不能挪作他用,还要一律用于农业。农业的补贴,支持农业的基金、投资和各种事业费用,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要增加。美国的做法是大量地补贴在生产过程,欧洲共同体是补贴在销售过程,没有哪个国家不是想办法去补贴农业的,都得保护农民的利益。日本的政策是:美国的粮食再便宜,也不进口。日本的大米始终保持很高的价格,这就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否则的话,农民都不种稻子了。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也必须解决好,不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隐忧。第二个隐忧是搞开发区、搞房地产,确实在某些地区很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这样下去,对农业,特别是对“菜篮子工程”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暂时看来好像“菜篮子”很丰富、很繁荣,但从长远看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这次会议特别强调,占了菜地以后,一定要补上。不管怎么补,在远郊区再去开发菜地也好,建立固定协作关系也好,反正得想办法补上。这个问题要是放松了,将来是会吃亏的。第三个隐忧就是农业生产资料涨价。饲料涨价、柴油涨价、化肥涨价、农膜涨价,生产费用大大地提高,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人已经感到无利可图。在这个时候,政府如果不从政策、资金或者其他方面给予帮助,原来搞起来的“菜篮子工程”,有可能最后也维持不下去了。希望各省区市检查一下这件事情,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让这个隐忧变成真正的忧患,不让不利因素发展下去,切实把“菜篮子工程”抓好。

——1993年6月24日《认真抓好“菜篮子工程”》

粮食市场不能够绝对地放开,要“放而有管,管而不死”。粮食是基础,粮价一上去,那肉、禽、蛋的价格都要上去,老百姓受得了呀?粮价大上大下,农民也不见得得到好处。“菜篮子”的工作要引起重视。搞开发区把很多菜田、粮田推掉了,减少了菜地,菜不够了,而且价格很贵,人们的心理状态怎么平衡?因此要由市长负责,赶快抓“菜篮子工程”。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水平、保证物价不飞涨,这是衡量一个地方政绩的重要标准。对这个问题,思想上必须搞清楚。

——1994年1月17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回顾几十年经济工作走过的路子,我们所遭受的挫折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从农业引发的。这一次农产品的大幅度涨价,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在我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确实还是不够啊,虽然讲得很多,但做得还是不够。对农业的投入,没有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好像基础设施建设,就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港、深水港,就没有农业。……全党、全国上下必须统一认识,重视农业,加大对农业投资的力度。中央财力有限,但是也要下最大的力量,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现在财政赤字年年大幅度增加,如果不调整一下投资结构,农业投资怎么能上去呢?我觉得是要下这个决心,大家都要统一认识,调整投资结构。有些项目要停下来,先把解决吃饭问题的农业搞上去。中央投资主要是用于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和一些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关键还在于各个地区,少搞一点景点、度假村、购物中心,真正挤出一些钱搞点农田水利、“菜篮子工程”。不然的话,农业是搞不上去的。耕地一年一年减少,人口一年一年增加,不增加投入,怎么样解决这个供求矛盾?粮价怎么下得来?当前要应急,几个大城市还得大力地推广机械化养鸡、机械化养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靠老太太养鸡来供应鸡蛋,那根本不行了。京、津、沪的鸡蛋从来没有涨价,它们的吃蛋问题不就是搞了机械化养鸡就解决了吗。这不需要什么太复杂的技术,只要加强管理。养猪也是一样的。现在要靠从四川调猪,尽管肖秧(当时任四川省省长)同志拍了胸脯,我也非常高兴,但到时候猪肉是不是出得来,我还得看一看。下面没有渠道帮他收猪啊。现在都是养猪户自己养、自己杀、自己卖,肉联厂都停工。哪儿价格高,猪肉就往哪儿流,没有主渠道来给你组织货源啊。

总之,对农业问题不能够盲目乐观,但也不必悲观。改革开放16年的经验证明,只要领导重视、摆正位置、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农业是能够搞上去的,农业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

——1994年12月1日《在199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切实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真正加强农业这个基础。财政部门要做到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就要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膨胀,特别是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的规模。加强农业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现在物价上涨里面65%是由于食品涨价,主要是农副产品涨价。如果加上棉花问题导致的纺织品涨价,这个因素还要大。此外,由于统计主要是以国有商业来采样,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因为集市贸易现在占有很大的销售量,它的物价涨势超过国有商业。如果现在不加强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产品产量,供求关系会越来越紧张,物价涨幅就下不来。农产品供应想靠国际市场是不行的,我们稍微到国际市场上采购一下,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提高了。所以,尽管我们的外汇多得很,已经超过了3个月进口和偿还外债的支付需求,但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太高,我们买不起。农产品买回来又要财政补贴才能销出去,财政也受不了。无论化肥还是粮食,靠国际市场都是不行的,只有立足国内。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化肥生产。全国的化肥工业,包括化工部、石化总公司和地方的小化肥厂都要开足马力生产,而且要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化工部、石化总公司都要把增产化肥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尽管某些石化产品也是供不应求,但要先搞化肥。

我们说农业是基础,加强农业喊了这么多年,特别是最近两年开了这么多次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但效果并不很大。大家的兴趣还是在对外招商,搞开发区、度假村上。高级别墅越搞越多,卖也卖不掉,现在还在搞,而农业实际上并没有下工夫去抓。财政部给我的一个材料很说明问题,1993年农业投入较大的10个省里面,东部沿海地区占6个,西部地区占两个。但根据1994年1到11月份的统计,东部沿海地区一个也没有了,西部地区倒是占了8个。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特别是沿海地区,原来粮食能够自给的、调出的省,现在大量调入粮食。我觉得这不应该,因为它们的土地都是肥沃的高产土地。现在把它们撂荒不种,搞开发区、搞房地产、搞城市建设,良田没有了,复种指数下降了。大量地调入粮食,粮价哪能不涨?

我希望大家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一定要把支持农业放在财政的重要位置上。当然,不是你们做主,你们是业务部门,是参谋部门,要提出意见。在制定财政预算的时候,首先要保农业。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不对农业实行补贴的。任何一个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把钱收来,都要保证贫苦居民最起码的生活。政府不抽肥补瘦,不从阔人那里收更多的钱,保证低收入者能活得下去,而把负担加给那些贫苦老百姓,这是不应该的,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

——1994年12月17日《深化改革,完善税制,强化征管》

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经济建设的重点是什么呢?农业是基础,科技和教育是关键。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讲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时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没有农业这个基础,国民经济是搞不上去的,而且要出很大的问题。第一是吃饭,第二才是建设。建设不能吃光榨净,吃饭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还受不了。总之,我觉得农业、科技、教育,从最近几年的经验教训看是非常重要的。

——1995年6月5日《关于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我到中央来工作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深刻体会到,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就是吃饭问题不好解决。什么商品都不会冲击我们的市场,因为我们手里有7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什么东西都可以买进来,但就是对粮食没有办法。稍微进口多一点,国际市场价格马上涨得一塌糊涂。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抓粮食进口,要不是动手早,今年这个关就过不去了,今年的物价不知道会涨到什么程度。我们抓住农业,抓住粮食,明年的物价涨幅,应该说有把握把它降低到10%。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认为要发展经济就是搞工业、搞房地产,搞工业就赚钱,搞房地产更赚大钱,搞农业就衰。不是这样的。赚大钱就要冒大风险,它们是连带在一起的,高风险就可能把钱赔光。现在发展农副业是很赚钱的,而且越来越赚钱。我们现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农业,我现在一天到晚头痛的也就是农业。所以,还是要大大地强调发展农业,要大讲农业是经济工作的首位、是关键。稳住物价就靠这个,粮价稳不住,什么都稳不住。只有农业发展起来,基础巩固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美国就是例子,它的粮食吃不完,大量出口,所以美国才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发达。没有农业这个基础,经济是搞不好的。

——1995年11月14日《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贫困地区脱贫》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发展经济根本上是发展农村经济。扶贫的问题是一个农业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是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业发展不起来,国民经济也无法持续健康地发展。现在,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有企业问题上,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不解决,没有农村市场,工业也就发展不起来,国有企业就搞不好。没有农业这个基础,没有农村这个市场,名堂再多,市场经济也发展不起来。前两年,我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这几年,我抓得很多的工作是粮食问题、棉花问题、农业生产资料流通领域的问题和化肥问题,都是围绕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早两年就没得饭吃了。

——1996年7月4日《认真总结扶贫工作的经验》

我认为,扶贫工作的关键是选拔好贫困县的领导干部,主要是县委书记和县长。应该把最好的干部选拔到这样的岗位,将来脱贫以后,可以重用,一定要委以重任,要相信他们。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研究文件时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层层派工作组,中央派,各省区市派,各地市也派,派下去都是“钦差大臣”,怎么得了!而且有些地方提出,说这个人下去以后就分片挂钩了,不脱贫就是他的责任了。如果都是这些“大员”、“钦差大臣”的责任,那还要县委书记、县长干啥呢?还相信不相信县委书记、县长呢?与其这么搞,还不如选最好的干部去当书记、县长,把责任交给他们。来很多“钦差大臣”,如果上去直接给省委书记、省长汇报,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就很难做工作啊,那他们只能小心翼翼,什么决策都不敢作。因此,我认为,工作组下去,任务只能是调查研究,给省委、省政府反映真实情况,然后帮助当地办点实事,不要指手画脚,不要大包大揽,不要代替当地的领导干部作决定。

——1996年9月25日《扶贫工作的关键是选好贫困县领导干部》

扶贫就是要发展农业、畜牧业,不要不切实际地搞什么工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一点以农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听说你们要搞什么造纸厂,我坚决不同意。你们这么点林子,到处是癞痢头的山,还能办造纸厂吗?污染你们怎么治?小厂的纸你卖给谁?好多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同志,一讲扶贫就是要求办工业,办一个厂亏一个厂,背一个包袱。现在不只是乡镇企业,国有企业都亏损,哪个产品有市场?如果有人批评你们不办工业,不以工业为主导,你们就讲是我说的,我的责任。只要你们把农、林业真正搞好了,再办现代工业也不迟。但现在你们就是要把农、林业搞好,把老百姓的房子改造一下,把厕所和牲畜从屋子里搬出来,让他们吃饱穿暖,把山林植被覆盖搞好。

——1996年10月27日《艰苦奋斗,改变凉山面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发展上折腾,都是从基本建设规模失控开始的。基本建设规模一失控,它的后果一定是忽视农业,直接地发票子,最后就是通货膨胀。这几十年,我们栽的几个跟头就是这么栽的。这次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什么能成功呢?就是中央从根本上抓住基建规模失控这个根子,抑制了一下,把基本建设规模压下来,把票子控制住了；同时,流动资金没有受影响,保证了生产需要,物价也就涨不上去。

——1996年12月20日《关于宏观经济和财税工作的几个问题》

农田水利建设是基础设施,不重视这个不行。兰新铁路银川分局几十年营造的防护林带,现在全被砍光了,真是不得了!孙永福(当时任铁道部部长),你们回去研究一下,树虽不是你们砍的,我说你们无能,是指你们对地方政府的做法无能为力啊!所以,我看了有关电视报道以后,就把徐有芳(当时任林业部部长)找来了。我说,我今年到四川大凉山地区视察,看到海拔3000多米的森林被砍得一塌糊涂。他们告诉我,阿坝地区砍得更厉害,这还了得!再这样砍下去,水土不断流失,三峡水库过不了几年就会淤掉。林业部是不是要改个名字,叫“砍林部”?当然,这不能全怪林业部,地方负责管这些事业单位。要立即研究措施,不准砍树。你缺木材可以进口嘛,你砍什么树呢?植树造林有利于千秋万代。不许砍树,而且要造林,你应该成为真正的林业部。绝不能为了眼前利益,为了出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拼命地砍林子。我讲这些事都与你们在座的有关,靠砍林增加收入,对于这样的事情,各省财政厅不要赞成。我们还是要按中央确定的产业顺序,首先保农业。农业是基础,农田水利建设要摆到很重要的地位。其次,我们要保国有企业,减轻它们的额外负担。靠增加国有企业负担来增加财政收入,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看你们财政部门还是要顶一顶。顶得住顶不住不在于你们,但要坚持原则,尽你们的责任,还是能够起很大作用的。我经常告诫财政和银行系统的同志,少赴一些宴会,少一些大吃大喝,不然尽长肉,不长骨头。要少长肉,多长骨头,站起来嘛,该讲话就讲话。

——1996年12月20日《关于宏观经济和财税工作的几个问题》

今天江泽民同志也特别强调了城乡电网的改造,特别是农村电网改造,这是一件大事情。现在我们只喊打开农村市场,怎么打开?人家买了电冰箱、洗衣机就是放在那儿当摆设,它没电啊!即使有电,电价也是1度3元、4元、5元甚至于6元,谁用得起啊?城市电价才4角7分啊。所以要打开农村市场,首先要改造农村电网,把电送过去。中央下定决心花1400亿元用三年时间完成农村电网改造。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首先必须抓改革,电网建成以后,电价要降下来,城乡电网同价。这个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不采取这些措施,没有需求,企业没法生产。当然,也不能完全靠生产的需求,因为生产需求毕竟还是个间接的需求,它到直接的消费需求还要拐个弯。所以还要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扩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意愿和消费需求。总之,要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扩大需求,这样才能够保证有一个比较快的速度,缓解我们的困难。

——1998年12月7日《在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村村通电视、广播,这个事情也在做了,这不但是物质文明建设,也是个精神文明建设。我顺便问一句,你们是不是每个市、县都有电视台?(马启智:“没有,只有银川有。”)我很明确地讲,除了省级电视台以外,其他的地市县都不要搞自己的电视台。搞了干什么?你就转播中央电视台、自治区电视台的节目,不就够了吗?你能搞的节目,我估计就两样:第一,为那些县长、市长树碑立传,一天到晚报道他们今天到这儿视察、明天到那里去剪彩。第二,就是播一些香港地区、外国那些又是打、又是闹的东西,就转播那些电影,你办这个电视台干什么呢?劳民伤财,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

——1999年10月29日《开发西部地区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现在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相对过剩的阶段。这本来是件大好事,大家都吃饱了,多年以来想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做到了。但是粮食多了以后,粮食价格不断地下降,农民增产不增收,有的地方甚至减收,国家的负担越来越重,这就变成问题了。所以,现在必须调整结构。常规早籼稻不能再种了,没人要了,放在仓库里都陈化了。有些粮食品种不能再种了,再种的品种一定要是优质的。原以为新疆是发展棉花最好的一个地方,它是少数民族地区,又没有别的产业,为了让新疆的农民富起来,让他们多种棉花。结果产量上去以后质量并不好,有相当一部分糖分很高,掺杂纤维的问题也没解决,现在卖不出去。无论如何,棉花不能再这么种下去了,要调整结构,扩大优质棉花的产量,大大地缩小不好的棉花、劣质棉花的种植面积,总体上是只能减少,不能再扩大了。糖也是多了啊,价钱越来越便宜,特别是甜菜糖,甘蔗糖都销不了,你还种甜菜呢,你这种了有什么用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农业不朝改良技术、改良品种、优质的方向发展,也是没有出路的。农业也进入到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了。

——1999年11月15日《在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在上海市工作时就非常重视农业,那里的农业比重比你们的还小。这一点是要明确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命题。无论经济怎么发展,农村盖了多少房子,外向型经济搞了多少,都没有改变这个现实。我还讲过保持社会稳定,关键是保持农村稳定。所以,无论如何要把农业、农村工作放在首位,刚才几位同志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担心的就是农民没有人管。要求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就要增加他们的收入,但是不给予金融支持,他们富不起来。从全国情况看,不管是农业银行也好,还是农村信用社也好,都是把信贷重点放在乡镇企业上,放在工业上,没有把农民的疾苦、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放在突出位置。对怎么让农民富起来,这方面的支持事实上是很弱的。

——2000年12月8日《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

现在是农民的问题不好办。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3%的人口搞农业,几百万人管着两亿多人吃饭还有余,还大量地出口粮食。我们是80%的人口在搞农业。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粮食多了,粮价不断往下掉,农民增产不增收,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下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哪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不是由于农民起义呢?皇帝的换代,那可能是由于内部权力的斗争导致“清君侧”,皇室成员之间的斗争导致皇帝换代是有的,但是改朝主要就是由于农民起义。有些看起来是由于外族的侵入,但实际原因也是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那么,我们现在农民的收入在减少,大量土地弃耕,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农民的负担又有增无减,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农民收入减少,消费缺了一大块,经济无论如何拉动不起来,发多少国债也拉动不起来。今年,中央把农业、农村工作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2001年3月7日《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收减负》

不要盲目强调粮食自给自足,要教育、引导、帮助农民适应市场需要,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什么赚钱就种什么,不要再到山上种粮食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农民不缺粮食,缺的是钱,因此,要下大力气调整农业结构。对此,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要十分明确。所谓“粮食安全”,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食物安全,就是不要破坏耕地。破坏了耕地,粮食就会有危险；只要不破坏耕地,种什么都行,要改变种植结构是很容易的,就不存在“粮食安全”的问题。占用耕地的批准权在国土资源部,各地绝不能随便审批占用耕地,中央没有赋予省区市一级这个权力。各地凡是批准占用耕地建楼堂馆所的,都是不正之风,都是腐败。有些地方私下拿钱买许可证,在地理环境好的耕地上盖宾馆、饭店。

这种情况,一定要按政策严肃查处。

——2001年4月8日《改善生态环境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关键》

促进农业的发展,扩大农村的市场需求,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江主席在看我这个稿子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我对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还是没有讲具体,他也在日夜思考这个问题。为此我希望在座诸位,我们大家一起日夜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64%,加上进城打工的占到74%,全国八九亿农民,他们的收入上不去,哪有内需?怎么拉动生产?现在的状况确实不能令人满意,富的很富,穷的也很穷。特别是在粮食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农民增加收入的困难是很大的。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说要靠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但调整农村经济的结构、农业的结构是极不容易的,而且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这个问题很明显,我们必须做,努力去做,但是它不是那么快地见效。

——2001年11月27日《在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中午,我看陕西电视台的节目,一位什么决策咨询委员会的顾问、教授在发表演说,说什么每个村子只有办企业才能富起来,搞农业就没有前途,我看他是在那里误导。你搞工业,得有资源、市场。你们眉县有个什么尚源村,一个村子办了20个纺织厂,村子就致富了?鬼才相信!我们在全国关了1000多万纱锭,你在农村又上几万锭,哪有市场?20个纺织厂开始红火一阵子,单靠劳动力便宜,但根本没有竞争力,没有规模,没有市场,过两年就得关门。农村不要提倡办工业。有的人脑子麻木,好像农民致富就得办工业。现在什么产品都多,没有办法再搞。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改善生态环境,调整种植结构。

——2002年7月16日《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陕北》

如果我们不是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坚定不移、扎扎实实地解决“三农”问题,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这五年,我们在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工夫,特别是着眼于提高农民的收入。为了促进农村的义务教育,中央财政帮助地方给教师发工资、搞教室危房改造。为了解决农村合作基金会、城乡信用社的问题,我们发放再贷款2000亿元,主要是还给农民。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农村搞“费改税”,中央一年要拿出几百亿元,去年拿了250亿元,今年拿了300亿元,今后还会拿更多。帮助一亿多农民到城市里来打工,使农民增加了一大笔收入。我们要始终牢记这一点:农业是基础,要扎扎实实地去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一点,今后绝对不能放松。我们要时时刻刻关心农民,不要轻视农民,不要以为现在形势好了,就应该去搞汽车、搞房地产、搞什么主题公园,把农民丢在一边了。国民经济缺了农业这条腿是绝对不能前进的。社会购买力主要是在农民,农民的购买力不提高,国民经济怎么能够持续发展?

——2003年1月27日《值得纪念的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