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世界翅膀属性:刘晓春：民谣是隐蔽的大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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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炳信：坊间流传的段子对于社会现象或讽刺，或嘲弄，或戏谑，或调侃，或规劝，目的在于抒发情志，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表达爱憎。无论采取何种态度，都代表了民众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看法、理解以及情绪，在那些貌似轻松幽默的语言背后，可能隐含着民众的困惑、迷惘乃至焦虑与激愤。所以，段子是民间政治意愿的素朴的表达形式。

　　记得1985年，我到内蒙古兴和县采访，兴和县是内蒙古党风实现好转的一个典型县。未到兴和县城时，有人就说，兴和县是“党风好了，朋友少了”。问说话者这顺口溜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一采访就知道了。在县委招待所住下后，发现这个县招待所来住宿的客人很少，显得冷冷清清。一天，我和县里的一位副县长聊起来。当我向他提起在路上听到的“党风好了，朋友少了”的顺口溜时，他说这种说法还算是客气的，有的县的老百姓用更尖刻的语言讽刺整党走了过场的地方是“党风实现了好转，酒蛊换成了大碗（指过去用小酒蛊喝白酒，现在用大碗喝啤酒），城墙底下站满（指打麻将）”。我问顺口溜里的“朋友”确切地是指什么人，他解释说，这里的朋友是指那些掌握了人、财、物大权的人。这些人到外县工作，人家像敬神明一样款待，大鱼大肉，大吃二喝，走时还奉送上礼品。而到兴和县，则严格地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办，不管那一级领导来工作，都是简简单单的工作餐，不上白酒，也不上啤酒、果酒，不陪客就餐，也不奉送礼品。兴和县的这种做法与外县的盛情相比就显得冷落、古板。这样坚持下来，那些素质不高的“朋友”也就不愿主动登门了。你想，在现在的财政体制下，菩萨不来，烧香的还来吗？这种苦衷该去哪儿讲呢？

　　就从这两句顺口溜引出了这位副县长的一番感慨。实际上，这两句顺口溜所揭示的恰恰是党风建设中的不同步问题。从这入手，我采写了内参“兴和县的苦恼”，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做了批示。后来，人民日报根据这篇内参发表了《评兴和县的难言之苦》的评论文章，在内蒙古引起了强烈反响。

　　刘晓春：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之所以可以透过民谣观风俗，知得失，察民情，正是因为民谣蕴含着民众的政治心声。更重要的是，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段子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舆论。段子的广泛流传，建立在具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的人们对社会现象、社会矛盾的一致认识基础之上，当一种共识形成广泛的舆论力量之后，便会借助某一种传播媒介传递开来。段子以其简洁精炼、合辙押韵、幽默风趣、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传易记等特点，非常符合民众对于社会新闻、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评论欲求。一旦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社会秩序的失衡强烈地刺激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评论欲望，以此表达人们的政治态度，在社会秩序高度失衡的挤压下，表达人们愿望的段子便迅速地蔓延开来，形成社会舆论，几乎成为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共同评价。

　　田炳信：说的不错。我想这里原因有二：一、顺口溜、歌谣的超前性。也就是说，当社会上某种现象、某些情绪刚露端倪，还未泛滥成灾时，一部分敏感的人就先感觉到了，这种感觉一旦被凝固在顺口溜和歌谣中，这种超前的意识就找到了固定的载体，无省界的旅行也就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歌谣、顺口溜流通的范围越来越大，被认同的场合也越来越多，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我上面谈到的一些顺口溜，实际上并不是今天才开始流传，二十几年以前就在流传。而且其中一些歌谣、顺口溜早已跨过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某一区域，而在全国流传了。二、当代歌谣、顺口溜中产生的批判魅力。歌谣、顺口溜通过口口相传，对一些丑恶、腐败的社会现象的抨击、批判是无情的，没有任何修饰的。而且，往往在某些歌谣、顺口溜的背后折射出某种重大社会现象。因而，更显其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歌谣、顺口溜是一部分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心理上另一种说大实话的宣泄。只不过这种宣泄多少带有一点“私生味道”。

　　刘晓春：正因为段子具有“私生味道”，所以也就决定评论社会问题的直接性，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性。因此，段子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理解肯定具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情绪性、极端性，因为段子并不是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深刻思考的艺术形式，而是对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表层的、初步的思考，一种表层意识形态，是人们经验世界的结晶。在很多民谣中，既有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直接、快捷、真实的反映与评论，表达了某一个时期人们共同的社会情绪，也有对于社会问题的过激反应，有的采取一种讽喻戏谑的态度，有的则采取一种蔑视否定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段子以非严肃的形式，寄寓了民众严肃的政治思考。

　　田炳信：在中国，起码有两件事，一是对政治不敢说，二是性不能说。不是任何人对政治随便可以品头评足，说三道四，特别是在人性畸变的文革年代，一家人不敢说真话，夫妻不敢说出格的话，那个年代儿子举报老子，丈夫告发妻子的事是主流媒体倡导和赞赏的事。那时也有一句顺口溜：一个人说真话，二个人说客气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谎话，五个人说大话。当然，现代比过去要进步了许多，人们可以“胡说八道”，没人举报你，官方也不会追查你说了“反动”话。有人调侃说，照“文革”的标准，现在一些政治笑话、民谣的作者及传播者都可以枪毙几次了。凡是从那个说错话都可以做牢的年代走过的人，对口头自由充满着幸福的感觉。

　　刘晓春：这起码是社会开明，政治进步的表现，人们可以嘲笑社会上的不合理和丑恶现象。领袖不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神，同百姓一样，是吃五谷杂粮放臭屁的。总之，我们的社会的包容性、承受能力和以往的社会是不能同日而语。

　　田炳信：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境，改革开放经过25年的运营，可以说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和痛苦的变化。从一部中国社会发展史看，每当社会处于变动、晃动、摇动、摆动、抖动的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舆论的相对开放或者相对压抑，都有可能带来民间舆论的普遍盛行。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相对宽松的历史时期，普通民众相对具有抒发主观情志的自由；另一方面，改革所带来的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无法运用旧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加以理解，也无法纳入到旧有的规范秩序之中，新的规范秩序又尚未建立。老百姓热切地期望更深入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诸多困惑、不解、迷惘，甚至激愤，都有可能通过民谣的形式宣泄出来，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民间都能够及时地以民谣的形式表达民众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评论。

　　刘晓春：改革开放以来，彻底惩治官僚腐败，净化社会风气已经成为民众的最大希望。这种集体性的社会情绪，必然会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民谣则是这一普遍的社会情绪的口头表述形式。对于少数官僚的贪污腐化现象，民谣运用简洁的语言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抨击，“贪官污吏，满天遍地；挥霍钱财，花天酒地；群众吃苦，怨天怨地。”“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吹吹拍拍过日子。占公家的不嫌贵，摸到工作全不会，打起麻将不想睡，领导说什么都喊对。干的干，看的看，看的给干的提意见，提了意见还不算，藏在暗处搞诬陷。”“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村长下田头，手上有烟头。乡长下田头，秘书在后头。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县长下乡桑塔纳，隔着玻璃看庄稼，吃的都是四脚爬，搂的一色十七八。”由于官员的腐化堕落，致使政府官员的升迁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以才、德作为衡量的标准，反而助长了许多庸人跑官、买官，任人唯亲，任人唯财，民间对此也有相应的民谣加以描画：“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运动；不跑不送，听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拍，会拍不如会塞，会塞不如会要。”“后台选得准，大腿抱得紧，红包送得勤，牛皮吹得狠。”“表扬了溜须拍马的，提拔了指鹿为马的，冷落了当牛作马的，整治了单枪匹马的，逼走了心猿意马的。”“要想有进步，常去组织部，要想被提拔，常去领导家。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一万元挂个号，五万元划一道，十万元买个帽。”更有一些民谣把官场升迁中的丑恶现象和性巧妙地联在一起，“有五个女干部竞争一个职位，当然，有四个最后落选了。领导找落选的四个女干部谈话。问的话是一样的，只是回答不同。领导问：'你知道为什么落选吗？'第一个落选女干部回答：'知道，我上面没人。'第二个落选女干部回答：'我上面有人，但他不硬。'第三个落选女干部回答：'我上面有人，他也很硬，但是我在下面没活动。'第四个落选女干部回答：'我上面有人，他也硬，并且我在下面活动了，但是我没有出血！'”还有一首名为并非错的错别字的打油诗对造假、浮夸、短视讽刺得更狠：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致富，选霸干部，任人为闲，择油录取，得财兼币，检查宴收，大力支吃，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

　　田炳信：官场腐化的现象，大到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小到吃喝玩乐。对于官僚的吃喝玩乐风气，老百姓一种近乎调侃的语言——夫人语录——形式进行讽刺，“出门在外，老婆交待：少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人劝酒，不理睬，长计议，养身体。吃不了，带回来，自家用，省得买。喝多了，也回来，见野花，不要采”。还有一首民谣戏拟老婆告状的口气，以叙事的形式将官场的吃喝风淋漓尽致地加以披露：“一路春风一路歌，革命小酒天天喝。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老婆告到纪委会：这样吃喝对不对？纪委回答很干脆：湖吃海喝是不对，大吃大喝是浪费，该喝不喝也不对。瞧，我们也是天天醉！老婆告到县委会，书记说：还是纪委说得对！说着起身往外退：对不起，我们也要去赴宴会。”甚至有一首民谣，仿毛泽东《长征》韵脚，讽刺官场的吃喝玩乐风：“当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海鲜烧烤走鱼丸；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然而，也有一部分官员虽然贪图物质与色欲享受，但是又慑于法律的威力，所以不得不保持低标准的“自律”，这些官员竟然恬不知耻地以“大吃不大喝，受礼不受贿，喜新不厌旧，风流不下流”作为约束自己行为的“新四项基本原则”。

　　刘晓春：在很多情况下，官场腐败体现为数字腐败，因为各种统计数字关系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于是，虚假的数字便成了许多官员升迁的依据与法宝。民谣对此也有深刻的洞见：“产值要高，政绩要大，至于假不假，我才不管它；人高我也高，不高被小瞧。高了还要高，不然乌纱掉。”还有不少官员盲目贪大求洋，追求所谓“形象工程”，劳民伤财。老百姓发现，官员的政绩将沉重的负担转移到了普通百姓的身上，民谣将官员的政绩与普通百姓的负担对照起来：“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领导台上吹牛皮，群众台下饿肚皮”。

　　田炳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了，却也使政府某些官员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作风，对某些官员来说，下乡成了走过场，走马观花，流于形式，不求实效，更有甚者，吃喝玩乐，劳民伤财。对于如此“调查研究”的方式，民谣予以无情的嘲弄：“坐在车上看，围着餐桌听，结论早已定”。“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吃顿饭，拍拍肩膀好好干”。“春天鲤鱼肥，下乡喝两杯；夏天山区凉，下乡好地方；秋天螃蟹鲜，下乡解解馋；冬天狗肉香，下乡尝一尝”。

　　刘晓春：对于某些败坏了政府形象的官员，也有民谣高度概括，刻画出新时期的官场“群丑图”，民谣运用民间文学惯常的类型化手法加以刻画，诸如“九平干部”：“口中讲小平，文章有水平，左手持文凭，右手握酒瓶，对上会摆平，对下能铲平，家中有暖瓶，外头有花瓶，生活上水平”：“三脸干部”：“喝酒喝红了脸，钓鱼钓黑了脸，打麻将捂白了脸”：“三公干部”：“办公桌前黑脸像包公，酒席桌上红脸像关公，回家路上摇摇晃晃像济公”。

　　田炳信：改革开放将全民的积极性都最大限度调动起来，但是，以发展为诉求的现代性话语却牺牲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与价值标准，比如义利之辩的“重义轻利”，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则几乎被拜金主义的社会风气荡涤干净，许多人失去了高远理想的追求，也不再保持道德操守，而沉迷于金钱与利益的欲望。民谣这样描述当下的拜金主义社会风气：“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这种拜金主义思潮与吃喝玩乐思想沆瀣一气，共同败坏了社会风气，“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此外，由于每个时期对干部队伍文化水平的要求和年龄的要求，都相应地产生了一些消极的顺口溜，你比如对年龄的限制，就有“五六七八，爱玩泥巴。一十七八，拳头棍棒。二十七八，做了爸爸。三十七八，准备提拔。四十七八，事业发达。五十七八，做也白搭。六十七八，麻将百搭。七十七八，准备火化。”对于人浮于事，机关庸肿，有人概括为“机关干部十大怪”：上班之后吃早餐，中途买米又买菜。消遣聊天真消闲，抽屉装着麻将牌。主人围着公仆转，内部会议传达快。遇事研究请等待，私事公办速度快。哪里热闹哪里去，盖章也能捞外快。

　　刘晓春：其实，不仅仅是这些，由于心理失衡，浮燥加剧，拜金主义流风所致，导致许多地区经济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假冒伪劣产品破坏了良性经济秩序，制假贩假售假，谋取个人、部门、地方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法律与社会公德置若罔闻。对于此等社会现象，民谣对利欲熏心的造假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要想发大财，钱从假货来，捞得几十万，顶多判两年”：“不靠天，不靠地，专门靠制假，一年两个亿”：“货假不要紧，只有钞票真，'宰'了他几个，还有后来人”：“你使假，我装傻，有了回扣就潇洒，坑国家、害天下，丧尽天良求暴发”。

　　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因为利益分配的差异，进而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分类，而这种分类的划分又反映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反映了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不公正，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几乎超过了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之标准。对此，老百姓将由于利益分配所产生的利益群体进行形象的分类：“一等人掌实权，点头晃脑就来钱；二等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三等人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四等人当律师，发财全靠打官司；五等人干个体，骗完老张骗老李；六等人手术刀，要想治病递红包；七等人当演员，扭扭唱唱就来钱；八等人交警队，马路旁边吃社会；九等人跑销售，年年月月吃回扣；十等人查卫生，不见好处不发证。”

　　田炳信：“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深入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在改革之初，农民切实地感受到生产力解放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自从1997年以来，占中国人口总数70%的农民，其收入已经连续四年呈下滑趋势，2000年人均收入仅3%左右，农民购买力占全国的比重由80年代中期的53%以上下滑到目前的38%.农民负担过重，已经成为民谣中最有切肤之痛的沉重话题：“头税轻，二税重，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五十六顶大盖帽，围着一顶破草帽”：“农民苦，背负苍天面朝土；农民悲，四方摊派八方催；农民愁，孩子无钱把书读”：“乡集、村集、组也集，农民着急；政府筹、部门筹，农民发愁”。种田，已经成为农民的“鸡肋”，农田大量抛荒，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盼一年，干一年，年年不剩钱，耕一春，收一秋，四季汗流”：“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见钱，哪还有劲去种田”：“一做小商贩，二进乡村办，三上建筑站，地里的活儿没人干”。

　　刘晓春：另外，你注意了没有，不仅仅是对官场不正之风的刻画，更多的民谣是对由于利益格局调整中不公不平的讽刺和挖苦，这类民谣的比例更大。你比如跑运输的司机，他们中流传的是：“陪不完的笑脸，说不尽的好话，递不完的香烟，掏不清的罚款。进城遇站，过桥遇卡。逢车就查，每查必罚。车轮一转，心惊胆战。”对医院的收费高，开药多，不良医德的讽刺则有：“挂号的时间——最长。诊断的时间——最短。收费的项目——最多。会看病的人——最少。”对人失去道德信仰则有：“和上司说美话；和下属说丑话；和老婆说谎话；和情人说瞎话；和熟人说笑话；和生人说鬼话。”对城市贼多，治安环境差则从“换门”巧妙地排列组合出：“五十年代开着门，六十年代关着门，七十年代锁着门，八十年代换铁门，九十年代雇人来看门。”

　　田炳信：民谣和顺口溜以及流传的笑话中，除了这种讽刺和挖苦的以外，也有许多规劝和善意的提醒的民谣，你像对金钱的忠告：“劳动的钱，使你幸福坦然。援助的钱，使你感到温暖。集资的钱，使你力量无限。奖励的钱，使你加倍实干。积蓄的钱，使你珍视勤俭。受贿的钱，使你贪得无厌。偷来的钱，使你胆颤心寒。贺喜的钱，使你加倍偿还。恩赐的钱，使你变成懒汉。挪用的钱，使你有借难还。”还有对领导干部的提醒：“一要保面子，不要丢人现眼。二要保家庭，不要妻离子散。三要保官位，不要撤职降级。四要保健康，不要染上难言之疾。五要保性命，不要落得死有余辜。”对常在麻将桌的“赌客们”则有这类的民谣在流传：“天若有情天易老，人若有情死得早！人间处处有真情，青春赌赌行不行，人间哪有真情在，越赌你会死的越快！”非典期间网上和坊间流传的民谣则大多更具正面意义，你比如：“近来流行非典，出门注意安全，公共场所少去，回家手洗三遍，家庭常常开窗，衣服勤洗勤换，钱少不是大事，身体可是本钱，不是我太唠叨，而是对你挂念。”“非典在作怪，病毒传播快，通风勤洗手，口罩酌情戴，重视不恐慌，健康好心态，我一份关爱，你健康常在。”对社会道德低下人的规劝则有：“有人笑贫不笑娼，婊子也给立牌坊；管她品质臭与香，只要有奶便是娘。有人笑诚不笑奸，不奸咋赚昧心钱；良心道德价几何，坑朦拐骗利翻番。有人笑廉不笑贪，有钱不捞白当官；权钱交易致富快，哪怕世人骂祖先。有人笑勇不笑怯，遇事各扫门前雪；袖手旁观最安全，见义勇为白流血。有人笑善不笑恶，为人善良受气多；作恶得势有人怕，行善吃亏向谁说？有人笑智不笑愚，有才无钱白受屈；明辨事理易生气，糊里糊涂常知足。”

　　刘晓春：可是真正流传广的，还是应了新闻界那句老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民间的说法则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像对社会称谓和说法的变换，坊间就有人总结了这么一大堆：“如今的同志称”哥们“，如今的官员叫”老板“；满城的女子称”小姐“，满街的商贩叫”大款“；冲澡就叫”洗桑那“，理发就叫”做保健“；领导退休叫”下课“，麻友相约去”上班“；打麻将叫”筑长城“，玩扑克叫”学文件“；上司的意见叫”指示“，下面的意见叫”刁难“；公费旅游叫”考察“，公款吃喝叫”座谈“；烈酒猛醉叫”拼搏“，劲歌狂舞叫”休闲“；工作失误叫”交学费“，超前消费叫”做贡献“；挂名进修叫”充电“，混张文凭好升官；水货降价叫”放血“，坑人发财叫”抢摊“；送礼行贿叫”活动“，拉帮结派叫”公关“；”红包“本是黑东西，”小费“一掷千百元；人有外遇叫”情况“，人讲原则叫”傻蛋“；夫妻相守叫”保守“，男女随便叫”随缘“；国中人人会”拜拜“，神州处处喊”买单“……

　　对办学，特别是所谓的“贵族学校”、名牌学校，就有人总结了校园十八怪：“贵族学校乱挂牌，家长时常被摊派。学校变成发行站，剪彩常把学生拽。学生也兴印名片，追星追到云天外。懵懵懂懂谈恋爱，儿童都把眼镜戴。书包变成旅行包，留得作业成灾害。学生不爱做作业，老板倒把学帽戴。六十一分还嫌多，一套讲义讲几代。像模像样过圣诞，考场里有替身在。宿舍里开小卖部，博士帽子认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