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lt866.com:人民日报谈苏联解体20年:不主动改革会进死胡同

2011年12月26日04:07人民日报我要评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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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12月25日，苏联解体整整20年。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滑落，不仅割断了一个大国苦难辉煌交织的历史，也将世界推入“单极时代”。
“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一时间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主导哲学思维。
2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国际关系史也是国家史。世界风云变幻，中国人有自己的观照。
对照1991年和2011年，我们找到这样两个“交集”：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消失，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尽管两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寻“传导效应”的目光没有变，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也没有变。
意识形态对立进一步凸显。
无论是当年热炒的“中国崩溃论”，还是今天的“不可持续论”，其最终指向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干扰中国发展环境、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的小动作并未停歇。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不过是花样翻新而已。
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为我们观察国际关系走势，思考国家发展道路和人类社会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视角。
3
解读中国的发展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西方设定的“终极目标”为框架，硬套中国活生生的现实。20年来，这一框架下的论调形形色色，大都昙花一现。一些西方人带着希望与躁动观察中国，总是为中国发展进程没有按照他们预设的道路前行而失望。
西方的框架远离中国的现实，舆论对有关中国的悲观预测也越来越淡漠。但是，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反复中折腾下去。在他们眼里，停止折腾意味着放弃炫耀西方模式的优越感，放弃宣扬西方道路的理想和责任。
理解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可以从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苏联老路、没有发生西方所期待的变化入手。
中国的稳定发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换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听信别人的误导，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为了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改革力度远远超过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国。改革是痛苦的，也是值得的。改革的收益终将高于付出的成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这个道理的甜头。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破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改则进，不改则退”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它既是一种执政理念，也是中国面向未来的一种生存方式。中国的体制优势将在改革进程中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历史终结论不过是西方编织的一道梦幻彩虹。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及“单线性发展”模式，则是陈旧历史哲学思维的新变种。
4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发展道路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多样。
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问题不断出现，制度创新的需求空前突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有体制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诉求。
在西亚北非，求变革造成剧烈动荡；在西方国家，体制调整滞后引发严重不安。各国遇到的麻烦，背后大都有国际国内因素的交织作用。国际与国内因素从未像现在这样密切互动。
世界格局呈现出向多极转变的趋势。多极并非只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力量提升，更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发展路径多样化。没有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也不可能出现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
这种群体性崛起呈现出一种扇形的开放结构，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扇面打开后会有多么宽阔。宽阔的扇面必然会给发展路径、改革方式创造更多的选择可能。
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径。而寻找这个路径的主动性越强，折腾与反复就会越少。
5
西亚北非动荡是苏联解体以来又一波多国群体剧变。有西方人士断定，这是全球寻求民主自由进程的延续。其言外之意，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
和苏联解体时不一样的是，面对西亚北非变局，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较少表现出惊喜，一些人还有明显的压力感。
革命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选择，或许只要有一腔热血，就会痛痛快快地走向战场。但是，总有一天要回到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来，这个过程谁也绕不过去，而且越是想绕开就越是会麻烦缠身。
西亚北非国家的局势演变，取决于内部各种力量的整合与协调，取决于能否在保持国家稳定前提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6
西方国家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占据优势，这让它们有实力对西亚北非国家发展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施加这种影响的强烈意愿。
探讨西亚北非局势走向，更大的担心也来自于此。在西方影响力的挤压下，一些国家在发展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参照。
人们不会忘记，前苏联地区国家在寻找发展路径时也走过一段弯路，经历过“照搬”的痛苦。原因之一，就是在如何应对外部影响问题上没有保持清醒头脑，受到西方“导演”的蛊惑。
西亚北非动荡的背后，同样有西方导演的身影。一些时候，导演甚至借助战争手段走到了前台。现实表明，西方在自身力量和影响力受到削弱情况下，就越是要拼力维护在发展路径选择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走什么路，怎么走，不只需要勇气，还需要耐心与智慧。西亚北非国家对发展路径的选择难度很大，不稳定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7
今年，西方国家同样遭遇体制方面的严峻挑战。
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减赤之争，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出了毛病，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
美国的体制危机，首先在于它担当“世界警察”的负担；其次，虚拟经济远离实体经济，寄生性越来越严重；第三，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第四，两党政治被选票左右，致使白宫决策力和执行力越来越弱。
弗朗西斯·福山今年出版了一本新著，书名为《政治秩序的各种起源》。福山在书中这样写道，“当政治体制不能很好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政治衰败就会出现。”他预言美国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有可能遇到一场“重大检测”。
美国仍然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能否找到足够的变革勇气，能否较为顺利地通过这场“重大检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8
欧洲制度调整的考验一点也不比美国小，其艰难程度甚至可以用“史无前例”一词来形容。
这不只是用多少钞票去支撑即将倒下的几张“多米诺骨牌”，而是欧洲一体化的列车能否继续前行的抉择。
欧盟由民族国家组成共同体的“大试验”已经步入一个关键点。设立共同遵守的严格财政纪律是一回事，而让成员国更严格地遵守这个财政纪律，以及成员国持续遵守而不至于被开除出去，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难度所在。
体制变革意味着利益的让渡，这对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来说，将是异常艰难的。如果德国人和法国人不能把希腊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欧洲人，那么货币的统一乃至政治经济联盟就无法获得坚实的基础。
痛苦的身份转变似乎已经开始。从某种角度看，它同样也是发展路径的选择。尽管选择的层面不同，但难度可能并不比西亚北非国家小。
大试验如何进行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或是开倒车？大多数欧洲人将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2012年。
9
2011年留下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转型成为趋势，发展成为必然，改革就是成功的基础。
改革决定着一个国家对自身命运的选择。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虽然有过一些修修补补，最后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在痛失改革机遇方面，西亚北非国家也有类似的教训。
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
持续稳定的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俄罗斯人创造了一种风靡一时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改革如同移除不断积累的方块，它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应当是永恒的。
10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避免危机、保持稳定需要不断进取。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型目标的实现，不仅意味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样意味着要有创新的智慧与改革的勇气。
强化忧患意识，清醒面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非但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还将催生变革的动力，帮助一个社会在解决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健康前行。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苏联解体二十年的思考
2011年12月24日08:19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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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晚7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的苏联国旗开始下落，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此刻，标志着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对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都要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来掂量。要做出正确的评价，可能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苏联解体后，世界是更加和平了，还是更加动荡了？全球经济是发展了，还是衰退了？人类文明是进步了，还是开了倒车？
关于和平。二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40多年冷战。这个时期，虽然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但是人类是在核战争的威胁中度过的。随着苏联解体，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前景。冷战期间存在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后来，华约解散了，没再出现与北约相对立的军事集团。尽管过去20年发生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但是，这些战争不再具有大国对峙的背景。大国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但合作是主导面，这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从全球范围看，尽管局部战争不断，但总体和平是有保障的。
关于发展。过去20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快的。1991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为23.3万亿美元，到2010年为63.1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从1991年的4万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5万亿美元。
为什么全球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主要原因之一是，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市场。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峙，全球市场是割裂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关键因素，全球市场的形成，对全球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过去20年，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迅速扩展和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信息革命为先导，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1991年，手机还是一种极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到了2010年7月，全球手机拥有量突破50亿。
过去20年，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规模和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总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一半。数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与此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快速改善，几亿人摆脱了贫困。
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两个引人瞩目的变化：
一是战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下降。战争曾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进入新世纪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表明，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是人类文明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二是把人类连接起来的因素在增多。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此之严峻，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妥善地应对这些挑战。
20年来世界的发展、变化和进步说明，尽管世界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总体上看，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了，经济发展了，文明进步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感到悲观。21世纪会比20世纪更好！（人民日报海外版 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欧亚科学院院士）
中共在苏联解体历史关口上的关键抉择
2011年12月21日10:20看天下田毅 张恒 王晓我要评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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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十年前，苏联解体前后，中共高层随着事态的发展做出各种研判和应对。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口的关键抉择，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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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苏联解体前后，中共高层随着事态的发展做出各种研判和应对。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口的关键抉择，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老大哥”之死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冲击，对苏联又爱又恨的情怀体现在后来的各种争论、研究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国如何越过苏联的废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特特级”电报发向莫斯科
苏联解体时刻中共抉择
若论与苏联渊源和认识深厚者，近现代史上很少有人能超越邓小平。而邓有关苏联的直接感受或思考，也无不关联中国命运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外交部大楼四层，一阵电话铃声在一间办公室响起。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李景贤接起电话，电话来自远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荩卿。
“苏联央视预告今晚七点钟有重要新闻直播！老戈（指戈尔巴乔夫）大概要‘完’了。”
“已经意料到戈尔巴乔夫迟早要下台，但没预料到这么快。” 20年后，李景贤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这样描绘当时的心情。1991年12月25日下午，李景贤放下电话，立即向钱其琛外长等领导报告。很多天了，他和同事都在办公室不回家，大家守着电话机，这里成了连接中国驻苏联使馆和外交部的枢纽。
北京时间26日零时，外交部大楼里苏欧司苏联处的七八个人围在一台二十英寸的电视机前。
屏幕中戈尔巴乔夫开始他那著名的7分钟“告别演说”。这个“连一寸国土都已经没有的‘国王’”，平静地宣布下台。
外交部大楼里的人不禁黯然神伤。“果真不出所料。”听到汇报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这样说。
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无声地消失了。公报说，“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
26日下午，外交部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开会。在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需要做出的决策，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特特急”电报
27日中央有关苏联解体对策的讨论只进行了半小时。
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由江泽民主持，对苏联解体后的形势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认原12个加盟共和国独立。
“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什么也不怕。”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会上江泽民总书记这样表示。江随即指示赶紧给正在俄罗斯等国访问的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发电通知这些相关国家。
不远处坐着的李景贤从皮包里抽出备好的电报纸，立刻拟稿，写一页塞给前面的钱其琛修改一页，然后由最高层领导过目画圈。20年后，李景贤感叹，当时的流程和迅捷独一无二。
27日这天，中国官方媒体相当低调。《人民日报》仅仅在国际版刊发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和一篇记者特写《红场易帜纪实》，文中提到红场上人们的感情“十分复杂”。28日，中南海会议的决定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国际版除了一些国家承认俄罗斯等国独立外，还引用塔斯社报道说，今年卢布发行量剧增，前三季度物价上涨96%，似露忧心。
随后，中国内部的分析研判越来越多。
苏联解体后一周左右，江泽民总书记召集36人开了几天的会，上午下午连轴转，并要求人人发言不得少于半小时，讲透彻。
36人都是与苏联或俄罗斯有关的重要官员和学者。本刊记者采访到其中参会的两位，他们证实了这些讯息。“江总书记很认真地在听。这样的讨论，也不止一次。”
此时不少有关苏联解体的讨论中，讨论者观点各异，一些老同志不愿看到苏联解体，另一些人则认为，解体客观上对中国利大于弊，来自北方多年的不平等和威胁消失，周边环境有利于建设。面对如此“突变”，各类情感、心态、观点复杂而微妙。
一些学者提出“高层叛徒论”，一些则表达了“体制说”。
“我有两个朋友当时在苏联，他们说苏联解体的时候，工人照常上班，很平静。如果这个制度真的捍卫工农的利益，他们为什么不起来保护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高放对本刊记者这样说。
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延续至今，不过20年前大家还顾不上想太多。1991年12月27日上午的中南海会议结束后，李景贤很快奔向外交部，将最高领导们签发的那份“特特急”电报发给远方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
“政治团”变“经贸团”
苏联国旗落下后的一两小时，一架波音767包机载着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降落莫斯科。
代表团原拟先访俄罗斯， 对方称正忙于政权交接，只得改为在降落莫斯科后再转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然对方此刻也很忙。
此前两周，12月7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与波兰交界的“野牛林”秘密会晤，8日联合声明新联盟条约谈判陷入死胡同，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再存在， 使得偌大的一个苏联，只剩下一只大空壳。
此前一周，12月18日，俄罗斯政府接管克里姆林宫。同日，钱其琛外长指出：“苏联这座大厦彻底坍塌，也就是这一二十天的事了。”他提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由外交部副部长任团长。
出发前夕，李鹏总理表示需要派位部长去，并由“政治团”改为“经贸团”探路，由李岚清部长任团长，副外长田曾佩任副团长，由外交部和部分企业家共30多人组成。
此刻各加盟国尚未独立，不易以政治团名义出访，但保持交往却不可耽搁。
中国代表团初到苏联的几日，谈判进展较慢，而当27日中南海会议后，钱其琛外长致电原苏联各国外长告知承认其独立，并准备谈判建交后，中国代表团受到各国热情接待，谈判极为顺利。
其实，当年9月，当苏联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第二天，钱其琛即表示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国家的地位。三天后中国代表团带着公报草案的中、俄、英文版本和授权签字书抵达三国，随后三天三份建交公报签署，这样的神速，国际瞩目。
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是总体思路。曾任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中国驻俄罗斯公使的周晓沛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当时“根据中央决策及外交部领导的指示， 我们注意冷静观察， 未雨绸缪， 并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一旦苏联政府公开承认某共和国独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体， 立即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原苏联各国的关系问题。”
“现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中央非常关心苏联加速解体对我国的利弊和影响。”“8·19事件”之后，外交部一副部长曾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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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8·19事件”
外交部门及中央领导提前预判与未雨绸缪的效果，在几个月前已显露出来。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吃了颗“定心丸”，赶去克里米亚半岛享受起阳光、海水和沙滩。
此前的几个月，戈氏焦躁不安。由于他上任之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重，在“民族自决”的影响下，各个联盟国欲自立门户。
1990年和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相继独立，很快，俄罗斯也发表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
对此，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看得很重，他说：“俄罗斯是个大块头，它宣告独立，对苏联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为防止联邦瓦解和维持最低限度国家统一，戈尔巴乔夫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新联盟条约。按照原计划，条约将于1991年8月20日签署。
戈尔巴乔夫万万没想到的是，8月19日，苏联高层8人发动政变，他们认为戈氏改革难以进行，试图挽救站在悬崖边上的苏维埃政权。
8月19日北京时间清早五点多钟，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于洪亮迅速向国内报告了这一消息。之后几乎每隔一刻钟，驻苏联使馆就来电报告事态进展。
当天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爬上白宫外的一辆坦克，宣布“反对这次‘逼宫事件’”，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赞同。
20日下午3点，于大使打电话给国内说，参与“逼宫事件”的总理巴甫洛夫刚刚告诉记者，他因“患感冒”已入院治疗。于大使认为，苏总理患的是 “政治病”，表明参加这一事件的头头们慌了手脚。钱外长得知后说：“形势看来已经发生逆转。”22日晨，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到了莫斯科，“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22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拜会钱其琛时，专门转达戈尔巴乔夫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会见后，钱其琛对李景贤说：苏联局势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一是出现某种转机，二是形势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要特别关注后一种可能性。
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戈尔巴乔夫已回天无力，胜者是叶利钦。9月初，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宣布独立，三月后，苏联解体。
也就是在“8·19事件”的第二天，据《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领导进行了一场谈话。
“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邓小平说，“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日后不难看出，转过年的南巡讲话不少内容正是对上述谈话的延展、深化。
“最后一次”访苏
苏联革命、改革及命运，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中，其选择也因时因势而变。
东欧持续动荡的1991年初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思考要不要访问苏联。
“有人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已摇摇欲坠，现实情况到底怎么样？”1991年2月的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如是问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周晓沛等人，他希望大家开“无轨电车”，放开聊，此前他已多次收到戈尔巴乔夫访苏邀请，最近还收到戈氏的亲笔信。
“据我们观察，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非常严峻，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苏联共产党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垮台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周晓沛回答说。
根据周晓沛后来在其著作《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的记载，他当时还对江泽民说，1989年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后，双边关系发展不错，苏联内部包括反对派都支持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他建议保持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势头。
“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访问，我们总有个回访。（人家几次邀请）你没理由回绝，这是个外交礼节问题。”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国际问题专家俞邃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最终，江泽民决定5月访苏。
彼时，代表团驻地地下室里，堆满了罐头、玩具、糖果、旅游鞋等礼品，整整五车皮，都是江泽民准备送给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民的。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处在风口浪尖。“我很难办。左派和右派都批评我。有的想走回头路，这不现实；有的提出要加快速度，这是冒险。”戈尔巴乔夫对江泽民推心置腹。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戈氏还谈到苏联曾经的高度集中体制运转不灵，他举例说一个加盟共和国总书记要去视察他们国内一家金矿，都要经过苏联最高层批准。
“8·19事件”前的这几个月，正是戈尔巴乔夫自信有所增长的时候。他相信新的联盟条约能保持国家的统一——“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记录了此时戈氏的乐观，“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
不过，“8·19事件”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教堂”，一去不返。江泽民此次访问也成为中国领导人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苏维埃纪行
“8·19事件”确实难以预计。江总书记访问之前，先期与苏方讨论公报的代表也多次与苏联外交界朋友和百姓交流，考察。
他们的总体印象是，高层权力在向叶利钦倾斜，但叶氏也未必想解散苏联，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联盟估计能够继续存在。
参与谈判调研的李景贤还深深感受到底层群众对苏联存亡问题的冷漠。
“那时苏联像是坐在一座火山上。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是人们很浮躁。看起来形势大好，但是人们想的和高层说的完全不一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春生1989年至1991年在苏联做访问学者，她对本刊记者回忆，“比如我当时住在俄罗斯科学院研究生院宿舍里，经常和俄罗斯人聊天，他们有做生意、出国等等想法，感觉不是很稳定。”
1990年底，田春生还应朋友之邀去了趟波罗的海三国旅行，朋友对田说：你得赶紧去，要是不去的话，这三个共和国就会脱离苏联，再去就要护照了。
1990年4月俞邃研究员等专程前往苏联考察，想弄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回来后，他形成了一份万字报告，将苏联模式的弊端归结为三句话，一个是思想理论的僵化，教条；经济管理的凝固化，机会主义；政治生活不民主化，缺乏民主。
俞邃向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次访问中，大家曾和乌克兰中央书记，后来担任乌克兰总统，成为瓦解苏联关键人物之一的克拉夫丘克座谈，那时他大谈马列主义，后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给在场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握手，不拥抱
苏联解体前的各类调研其实多少都与中国高层领导的判断有关，尤其是邓小平。
1989年5月16日9点35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安静地坐着等一个人。 他对在场的同志说：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10点差一两分钟，邓小平破例走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达35秒，但都“贯彻”了邓小平之前特别叮嘱的这次见面时“不拥抱”的原则。
没有提纲，更没有讲话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他将谈什么。面前一个麦克风、一杯茶。
两个半小时大多是邓小平在说，戈尔巴乔夫偶尔回应，更多频频点头。
“我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戈氏之前曾这样对随行人员说，这一年邓小平85岁，戈氏58岁。另据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充分尊重，这也是苏方智囊给他的建议。戈氏出发前两周推掉了几乎所有工作，专心研读中苏资料。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邓小平首先定下的调子，中苏两大国关系正常化由此破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世纪50年代蜜月期之后至此的三十年间，中苏经历了三个十年：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及十年谈判。这期间，有文斗也有珍宝岛的惨烈武斗。
“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说，“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细细琢磨，这些1000多天思考出的话语是在谈苏联，又是在反思中国。
这次谈话中涉及古今中外的事实举例就有几十个，在一旁聆听谈话的李景贤之后整理讲话稿时一一核实，发现所举的事例极为准确。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东欧、苏联的局势进一步动荡。有一次，他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
从“西进”到“南巡”
若论与苏联渊源和认识深厚者，近现代史上很少有人能超越邓小平。而邓有关苏联的直接感受或思考，也无不关联中国命运。
1973年，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的李景贤发现了1926年学号223的邓希贤（邓小平）在苏联中山大学时写下的自传，其中说：“在西欧，我深感对共产主义认识之肤浅”，“决心来俄国留学”。学校后来给这个年轻人的评语甚高，“宣传、组织工作才华横溢”。
此次邓小平“西进”虽然时间不长，但正赶上苏联还在施行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曾倡导的这一政策就是给予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更多的过渡时间，发展商品经济，许可多种所有制成分促进生产力。
邓小平晚年有关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能以有无市场来划分姓社姓资等等提法，也与这些早年感受有关。更重要的是，他曾被指派参与中苏论战，深知各方观点，也了解斯大林体制。1985年，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另一个思考当然来自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比如计划经济束缚、比如左和右的纷争，还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历史氛围。
对于这位老人，1976年后他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文革后中国向何处去？二是80年代末改革开放向何处去？后者的回答最强音就是南巡讲话，统领全篇的是不能走老路，不能走邪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久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为官方提出。
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前后几天，《邓小平年谱》中仅仅提到他曾和杨尚昆谈话，但语焉不详；转过年，1月2日，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运筹与健康”桥牌赛；半个月后，他一路南下，一路激荡……
（看天下）
中国人亲历苏联解体：老百姓围住装甲车骂士兵
2011年12月23日17:29人民网盛世良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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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口述
莫斯科的“八一九”现场
1978年8月30日，我开始担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记者，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僵化的政治空气逐渐解冻的过程。在莫斯科，无论是党务会议或是政府会议，普通民众只要掏半个卢布，就可以进会场旁听。1987年以来，被逐渐解禁的言论像是一颗颗炸弹，越来越多地在莫斯科各种官方会议上“爆炸”，而“点燃”导火索的通常是旁听会议的民众。
记得有一次，我去由苏联知识协会组织召开的一场报告会采访。会议过程中，一位工人模样的听众突然站起来，大骂苏联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成天“万岁万岁”喊着，居然还不如十月革命以前。散会后，我还以为克格勃会找这个人的“事”，结果他大摇大摆走出会场，没有人拦住他。
白宫民警打瞌睡，陆军司令部、国防部很平静
1990年，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并伴随着大量民选官员上台，我当时对苏联的未来保持着乐观态度，觉得这个国家终于打破了沉闷的政治体制，至少在表面看来，并未嗅到体制内将会有什么异常的动作。
1991年8月19日清晨，分社社长唐修哲急忙把睡梦中的我们喊起来开“飞行会议”，说北京来长途电话告知，戈尔巴乔夫“靠边站”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行使权力。我们在震惊之余迅速分配了采访任务。5分钟后，竺承军和我各驾驶一辆车，往莫斯科市中心方向开。
还没等我的车开出1公里，我就看到前面停了一辆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我下车问坐在车里的军官：“为何要来莫斯科？”“执行任务。”这位军官只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就转过头去，没再理会我。
当我的车继续往市中心方向行驶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路不仅没有见到任何军车，而且行人也很少见。等到达红场时，气氛像往常一样平静，仿佛已经和时局脱离了关系。我随意问了几个游人，都是外地来旅游的，说没听到消息，也不知道“紧急状态”为何物。
几分钟后，我们赶到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比政变军队先到。我去询问白宫守门的民警，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打瞌睡，说什么也不知道。而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关键地点也是出奇的平静。
当我们赶到克里姆林宫时，看到有十几辆装甲输送车已经到了，印在每辆装甲车身上的军车号码全部用蓝色的复写纸盖住。老百姓就把一辆辆军车团团围住，不断地向军车上的士兵叫骂，一张张盖住车号的复写纸也很快被揭下，扔得满地都是，场面非常混乱。
政变部队的军车行动受阻，而此时一列小轿车却“悠然自得”地驶进了白宫，后来才知道这竟是叶利钦的车队。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既然是政变，早该把叶利钦这帮人先抓起来，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进白宫，然后组织对自己的反击呢？之后我就听到红场上的扬声器里传出了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总理西拉耶夫名义发出的联合声明：号召人民“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
部队倒戈，效忠叶利钦
8月20日清晨，库图佐夫大街尽头，也就是白宫与我们大使馆之间，已被路障封住。路障外是7辆快速反应部队塔曼摩步师的T-72坦克。通往红场克里姆林宫和练马厅广场的路口都已被军队封锁，红场南出口被铁栏杆和警车挡住，100米外的莫斯科河桥头，停着7辆T-80坦克，还有弹药车和油罐车各一辆。
但我感觉苗头已经不太对了，这看起来不像是政变，却像在保卫叶利钦。坦克炮口不是指向叶利钦办公室的方向，而是相反的方向。坦克上插的是红白蓝三色旗，而不是镰刀锤子红旗，我问在坦克上的士兵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在昨天晚上，列别德少将就已经率领我们“改旗易帜”了，现在我们只效忠叶利钦。
一名中年女教师从坦克上跳下来告诉我：“昨晚10点，阿加耶夫少校率5辆坦克投到叶利钦这边。今天早上6点，塔曼师又有50辆战车倒戈。”接着我又问了几名坦克兵，他们都证实了上述情况。
在白宫四周，停着数辆坦克、几十辆步兵战车、装甲车和军用卡车。那些士兵和莫斯科的姑娘们在坦克上并排坐着，有说有笑，姑娘们穿着士兵的军大衣，把鲜花插在坦克的炮口上。不断有市民和外国记者给军人送香烟、冰激淋和罐装外国啤酒，而那个时候能喝上罐装外国啤酒已是难得的享受了。
一名小伙子看我是外国记者，就带着我爬上靠近白宫围墙的壁垒上，我看白宫里面都很正常，院子里的面包堆得像小山一样，这些面包都是由众多担心白宫里断粮的市民，隔着围墙往里扔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在高尔基大街的莫斯科市政府楼前，墙面和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号召“无限期罢工罢市直到军政府垮台”的传单和标语，内容也大多是散布部队倒戈、外国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等传闻。普希金广场上，只有一家麦当劳快餐店仍在营业，顾客排了二三百米长的队，其他食品店里顾客也比平时多，对未来充满惶恐的人们大量地抢购面粉和鸡蛋。
晚上21时的电视新闻中，苏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部队倒戈辟谣。但形势急转直下，政变部队撤回驻地。
分社值班的同志认为这一情况同国内的预测相反，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往国内发稿。我决定先发回国内，因为这是记者现场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就应如实报回，至于如何发稿，应由总社决定。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苏联，也切身体会到苏共已经丧失了执政能力了。发动政变搞了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最高层的人物都在里面，最终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说白了就是到最后连保卫政权都不知怎么保卫，现在想想也是感慨万千。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分社社长万成才回忆
目睹苏联国旗降落
80年代苏联物品紧缺，看见就买
1982年，我被派去苏联担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但却是以驻苏使馆外交官的身份出现，因为中苏两国遵循对等原则只互派2名记者，而分社采编工作又比较繁重，所以只能以派驻外交官的名义加派记者。
从1982年到1985年，我感觉苏联社会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位总书记相继去世，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变得异常沉闷。苏联经济结构长期畸形，一直是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薄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上班族人人都提着购物袋，随时准备购物，卫生纸、肥皂、黄油、面包，看见了就马上买，能买多少买多少。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戈尔巴乔夫上台，民众抱很大期望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50多岁的他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清新形象，加上相貌也符合了苏联人的审美需求，又善于演讲，大家觉得苏联终于可以摆脱老人政治，所以民众对他抱以很大期望，要知道以前那些领导人就算是念稿也念不清楚。
还记得有次分社的设备坏了，请苏联的工程师过来修，我特意为苏联的三次国丧向他表示慰问，而他听了却没有回应，但要是谈到戈尔巴乔夫，他就马上变得健谈起来，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对戈尔巴乔夫的喜爱。
1987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当时的苏联媒体都言论自由了，一时间各个报纸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批判铺天盖地，几乎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地步，但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却相对较少。报纸上同样也出现了传统派攻击戈尔巴乔夫的文章，呼吁把他赶下台。
1989年苏联施行民主选举，民主派全面掌权，加上1990年修宪，这时苏联人的思维与价值已变得更加多元。处处是辩论与探讨，在议会大厦里，是人民代表之间的辩论。在议会外，大街小巷都是普通民众三五成群的小辩论，“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计划经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离不开国家该往何处去的主题。
1991年，我那时已在北京专门负责编辑苏东方面的新闻。8月19日那天，我们接到了苏联方面来传来的消息，说莫斯科发生了政变。而此时分社同志还在睡觉，我们马上从北京打电话到分社，让记者们赶紧到新闻现场，但由于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写内参写得比较多，而关于“八一九事件”的公开报道相对较少。
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
1991年10月，我被任命为莫斯科分社社长。重回苏联，感受到了启动政改以来，苏联人的日常生活非但没有改观，而且情况变得更糟糕。
在农贸市场里，只有西红柿、黄瓜、土豆几样品种，水果就更是少得可怜。通货膨胀率居然达到了2000%以上，商品价格每天都要涨90%。我有一位苏联朋友在《真理报》评论部工作，他曾经有几万卢布的存款，短短几天之间这几万块钱就没有了任何价值。
我们经常去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国务委员会采访，但感觉他已经被叶利钦架空了，就连我们中国大使想要向戈尔巴乔夫递交国书，他都没时间接。国家早已分崩离析，血肉已经没了，却只剩下了苏联的“白骨架”。而此时的苏联民众已经对戈尔巴乔夫极度失望了。
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没有人感到诧异，也没有人为此哀伤，大家都很平静。苏联解体的稿子是我写完后发到国内的，但提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写好了，因为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证实，马上要宣布的就是解体的消息。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2007年叶利钦去世，我在莫斯科见到了戈尔巴乔夫，那是在他基金会的办公楼里，他的办公室满墙挂的都是他和妻子的照片。我们当时聊了很多，但他显得比过去老多了。因为不想刺痛他，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尽量避开敏感话题。他还是很健谈，说很多人背叛了自己，下台之后，只有一个人给自己打了电话，那些曾经的亲密战友与革命同志纷纷离他远去。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莫斯科甚至没有多少人想起。临走之前，戈尔巴乔夫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理解改革》。他真诚地希望人民能够理解他的改革，他并不是想把国家推向灭亡。
俄共反思苏联解体原因：没控制好大众传媒
2011年11月29日08:42学习时报徐元宫我要评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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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俄共主席今年9月在俄共十四大上说：关键性时刻无人可冷却“改革家们”的破坏性欲望，蜕变者已占据许多重要岗位。反共宣传加剧，民众被虚假报道蒙蔽，一小撮人的野心被冒充说是“人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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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原标题为：俄共今天如何反思苏联解体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以苏共正宗继承者自诩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怎样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的呢？
2011年9月2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提前举行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共有30个民族的234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俄罗斯联邦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们也参加了大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多数人的政策是争取胜利的方针”的报告，这份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反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苏联解体20年之际对苏联解体原因和教训的反思。
久加诺夫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汲取的教训”中指出：时代在前进，而将一切的成就和胜利、残酷的搏杀和惨绝人寰的悲剧留在了后面。1991年八月事件已经过去20个年头了。在那些日子里，苏联最高领导层的代表们绝望地试图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那时，西方依托叶利钦集团已经在我们这里玩起了后来被称作颜色革命的把戏。戈尔巴乔夫的背叛使得“奥伦治派”（16—19世纪荷兰、英国、比利时的奥伦治王朝的拥护者——笔者注）欢天喜地。苏共遭查禁，统一联盟国家的主心骨被去除了。3个月后，国际反动势力和地方政治败类在庆贺胜利。帝国主义又获得了重要的补给，榨取并吸吮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加盟共和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骨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懂得：通往未来的道路不是直线式的。生活教给我们残酷的教训，并且我们从这残酷的教训中得出了最严肃而最重要的结论。
久加诺夫指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所汲取的教训主要有：一是要对社会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发展高度负责。1990年代初苏联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之中，不是由于社会主义有缺陷，而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这一政策从形式上来看是唯意志论的政策，就实质而言则是背叛变节的政策。广大党员未及遏制住这一破坏性的活动。俄罗斯共产党人将永远铭记这一教训。
二是要对意识形态工作和信息传媒政策高度负责。在关键性时刻，无人可以使“改革家们”的破坏性欲望冷却下来，蜕化变质分子已经被提拔到苏联的许多重要岗位上。反共宣传在加剧，民众被虚假报道和虚假信息蒙蔽，在大众传媒上一小撮人的疯狂野心被冒充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大多数怀有亲苏情结的公民在精心组织的叛徒的进逼之下被压抑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也要牢牢地汲取这一教训——必须跟匍匐爬行的反革命进行严酷的斗争。
久加诺夫指出，绝望地尝试拯救苏联给我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教训。人民把有关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消息看作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步骤，看作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的全面支持得到了保障。但是，由于大众传媒的失控，由于失去了同群众的联系，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代表们未能借助于这一非常强大的支持。群众性表示支持苏联政权的游行示威可以让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很正常。但是，当时同志们已经不再会或者忘却了到街头去发动。因此，我们大家又汲取了一个教训——共产党人不能丧失果断行事的技能和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的准备。
久加诺夫认为，我们的心因为失去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痛楚，这不是可以无所事事、无可作为的理由。列宁教导说，溃败的军队正在好好学习。因而，我们对自己和自己的人民发誓：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将会重生！
在论及苏联历史的时候，久加诺夫指出，我们将继续为捍卫苏联历史而战。反苏主义和今天的祖国叛徒成为执政体制最喜爱用的工具。但是，超过90%的俄罗斯公民跟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并否决臭名昭著的“去斯大林化”的方案和规划。在报告中，久加诺夫虽然没有专门、直接评价斯大林，但是从苏联解体以来他对斯大林所作的评价以及上述报告全文来看，他是拥护斯大林、抨击“去斯大林化”的。
上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对苏联解体原因和教训的反思，以及对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的分析和评价，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俄共目前在俄罗斯政坛处境尴尬的原因：尽管目前俄共是俄罗斯议会的第二大党，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俄共将很难有大的作为，很难实现独自执政或者跟别的党派联合执政的愿景。因为仅仅在对苏联历史以及苏联解体原因和教训的反思上，俄共仍然没有挣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和传统思维的束缚，无论是所使用的语言还是对问题分析和思考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陆续解密并公布了大量的苏联时期的档案材料，让俄罗斯民众和世人对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的特点、问题和缺陷有了比较深入、全面、准确的了解和认识，而久加诺夫上述反思中认为“90年代初苏联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之中，不是由于社会主义有缺陷，而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所致；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背叛、变节行径导致了苏联解体；“超过90%的俄罗斯公民跟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并否决臭名昭著的‘去斯大林化’的方案和规划”，等等，要么值得商榷，要么违背客观历史事实而自说自话。
20世纪90年代，俄共曾有54.7万名党员，而到2011年3月仅剩下15.4万名党员；党员队伍也呈现出老化现象，目前俄共党员平均年龄为58岁，参加于2011年9月2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十四大的234名党员代表的平均年龄也达到了54岁。此外，内部分裂、凝聚力差等因素，也致使俄共日渐式微。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俄共未能挣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和传统思维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得不够好，理论创新不足，上述对苏联解体原因和教训的反思即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苏联解体前的代价：党政军高干连续自杀
2011年11月02日14:40人民网罗伊·麦德维杰夫我要评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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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苏联解体前夕，苏共中央委员尼古拉·克鲁奇纳、苏军元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内务部长普戈相继自杀，但这些牺牲都是象征性的。民主来临时，带着很多不足，但它没有把社会分成红白两个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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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一位沮丧的俄共党员手举约瑟夫·斯大林的画像朝红场前进。
文章摘自《苏联的最后一年》 作者：【俄】罗伊·麦德维杰夫
人称“8月事件”、“未遂政变”或者“国家紧急状态”的事件走进了历史，但它也没有避免牺牲，好在牺牲不是很大，但任何一个牺牲都值得惋惜、同情与怀念。
地下隧道的灾难
8月20~21日这个夜晚，在加里宁格勒大街(如今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与小环路(柴可夫斯基大街)交叉的地下隧道里，有3个年轻的莫斯科人失去了生命：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季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他们失去生命完全是特定的戏剧性局面所造成的后果，莫斯科市检察院和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认真分析了事件的整个进程，但都没找到任何军人或者平民犯罪的证据。
8月20日晚上，塔曼师的一个团接到莫斯科军区参谋长下达的命令，要他们在小环路通往市中心地域安排巡逻、检查，以防有人将炸药、武器等危险品带入市中心。当晚23点，由几十辆装甲车组成的部队抵达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苏洛夫金指挥的一个营兵力从这儿开向加里宁大街，其余兵力部署在相反方向。部队要占据这个地段的有利地形，然后与交通警察联合检查过往车辆。装甲车缓慢地行使，有几个车辆已经占据邻近马雅可夫广场的立交桥。但在进入加里宁大街附近隧道的入口处，横在马路上充当障碍物的有轨电车，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装甲车从右面绕过障碍物，没有太在意聚集在人行道上的激动的人群。当装甲车从隧道出来的时候，无轨电车做成的路障把路彻底堵住了，后退的路也被彻底堵死。这时，石块像冰雹一样落到前面几个装甲车上，有人向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装甲车上的燃料和弹药储备是非常充足的，如果装甲车发生爆炸，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苏洛夫金把这一情况向团长做了汇报，然后命令部队闯过障碍物，一直向前行进。就在此时，有人企图跳上装甲车，用帆布堵上装甲车的瞭望孔。这些举动最后则导致了悲惨结果的发生。两人被装甲车轧死，一人被反弹的子弹击中，很多人受伤。
莫斯科市民的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以为军队会在那个晚上攻占“白宫”，保卫“白宫”指挥部决定在据此地较远一点的地方也采取相应措施，大家共同保卫俄罗斯领导人办公地免受进攻。装甲车里官兵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在执行军事命令，他们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枪警告的。事后做出的军事鉴定文件表明：装甲车官兵是严格按照预定计划和长官的命令行事的。俄罗斯检察院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装甲车车队在开往巡逻阵地途中遇到障碍物，遭到平民的攻击，这被军人视为企图抢占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装满弹药的军车陷入包围之中，而且还遭到燃烧瓶的袭击，这意味着军人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在此情形下动用武器属于正当防卫。与此同时，俄罗斯检察院在平民的行为中也没有找到犯罪的证据：他们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体制，在民选政权机关面临威胁的时候，他们的举动是履行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8月21日凌晨，进攻“白宫”的命令终于没有下达，部队在早晨接到的却是撤出莫斯科的命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成员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亚佐夫等最终放弃武力进攻“白宫”的原因很多。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上面提到的伤亡惨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8月24日，莫斯科为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季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为他们送葬。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和很多社会活动家都在悼念大会上讲了话，戈尔巴乔夫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但他颁布命令，授予3名死难者苏联英雄称号。在整个苏联历史上，这是最后一次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此后不久，这个金色称号被刻在死者的墓碑上。
部长之死
鲍里斯·普戈是在1990年12月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的，当年他53岁，很快被授予上将警衔。戈尔巴乔夫没有掩饰他任命普戈的多重目的。普戈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他个人和工作品格上，而且还在于他的拉脱维亚出身。普戈的父亲卡尔·普戈1918年在拉脱维亚军队服役，是“白色”拉脱维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转到莫斯科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普戈是完全按照父亲的足迹上来的：拉脱维亚共青团第一书记，苏联共青团书记，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之前，普戈曾当了三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我是在1989年和他结识的，我当时受命领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反腐败调查委员会。普戈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但性格稍微有些焦躁，如果谁对他所领导的机构有所轻视，他会极端敏感的。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害怕党的处罚和被党开除，媒体针对党的权势分子的攻击甚至胜过羞辱呆板的将军。
发生在1991年的这些事件把普戈这样的人推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从普戈在最高苏维埃有限的发言中就能看出这种倾向。苏联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但内务部却把主要精力放到警告民族冲突、罢工和非法示威上。普戈从8月初开始休假，他飞到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休养院。8月18日早晨，他还和普里马科夫一边聊天一边在黑海岸边散步，他是在那天晚上返回了莫斯科，毫不动摇地加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他在这个机构里并不是主要人物。8月19日，我们在电视里看见他出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
8月26日早晨，人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人行道上发现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尸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尼古拉·克鲁奇纳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63岁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就住在木匠胡同13号的5层楼上，对死者初步鉴定和对他办公室的检查表明，他是自己结束了生命。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在8月19日早晨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参加者都将被追究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当天晚上，普戈回到家以后发现，他的所有政府通讯电话全部被掐断。普戈的儿子瓦季姆·普戈一家也住在这座楼里，只是比父亲高一个楼层，瓦季姆·普戈学的是工程专业，但他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供职。普戈和妻子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一起来到儿子家，他们谈话的气氛很不愉快，普戈实际是来和儿子、儿媳做最后告别的。他们此时很清楚，普戈被捕已是不可避免。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问丈夫：枪放在什么地方了？没有丈夫，她一个人连一分钟都不想活了。
谁也不知道，普戈夫妇这个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对于普戈这种履历的人来说，坐在囚犯的板凳上等待审判是无法忍受的，还不如死了好。8月22日早晨9点，普戈用市内电话给内务部几个副部长都打了电话，他问了一下工作的情况。同事问他当天是否上班，他回答说：“还上什么班啊？再见了！”普戈请求大家转达他对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的问候。没过多长时间，俄罗斯特工部门的电话就打到普戈家里。对方问他：“可以和你见面吗？”前来搜捕的是叶利钦身边的军官：巴拉尼科夫、叶林、伊万年科。普戈回答说：“你们来吧！”
普戈的岳父——一个满脸病态的老人给来人开了门。“进来吧！家里发生了不幸。”普戈穿着外衣躺在床上，鲜血从他的太阳穴留出来，普戈的妻子坐在另外一张床上，伤口也在头上，他当时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也没有恢复知觉，不久就死了。普戈夫妇留下了两份遗言。普戈请求亲人原谅他，“我太相信人了……我诚实地度过了一生”。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的遗言更短：“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不要谴责我们，照顾好姥爷。妈妈。”调查结果表明，普戈夫妇系自杀而死。两天以后，普戈夫妇的遗体在莫斯科无声无息地埋葬了，只有几个老战友来医院太平间和普戈告别，甚至连抬棺木的人都没有，就更谈不上任何官方慰问和祭文了。
元帅之死
8月24日，就在安葬普戈夫妇那天，68岁的苏军元帅、苏联英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自杀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时担任的职务是苏联总统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手里没有枪，但他不能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上吊自杀了。当天是星期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接待室里没有秘书值班，克里姆林宫卫戍部队的一个军官在当晚的例行巡逻时发现了他的遗体。死者穿着整整齐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军事检察院的调查人员随后赶来，对自杀现场进行录像。办公室里井然有序，保险柜紧紧地锁着。元帅的办公桌上放着他亲手写下的6份遗书。两份遗书是写给亲人的。一份是写给军方同事的，请他们能帮家人把后事给处理了。还有一份遗书是请人代还他在克里姆林宫食堂的欠款，他把钱放在遗书的旁边。解释自杀原因的遗书单独放在一边：“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我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他在8月19日早晨才知道成立了这个机构，当时他正和妻子塔玛拉·瓦西里耶夫娜在索契度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把亲人留在休养院，他自己当天就返回了莫斯科。他回到克里姆林宫，已是傍晚时分。22点左右，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与亚纳耶夫见了面，他告诉亚纳耶夫，他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并且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帮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晚是在别墅里过的夜，他的小女儿一家也住在那里。8月20日的整个白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国防部里忙活，收集国内军事政治情况的信息。这天晚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没有回家，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折叠床上，从这儿给女儿和妻子打了电话。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是在8月21日明确的，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早些时候就预料到将会出现这个结果。8月22日，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听说戈尔巴乔夫回来了，亚佐夫被捕了，但他没见到戈尔巴乔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开始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还写了一份讲话稿，准备在8月26日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宣读。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记事本上写了不少东西：“我为什么从索契返回莫斯科？谁也没有叫我回来，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从1990年起，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走向灭亡，戈尔巴乔夫的生命宝贵，但我们祖国的前途更珍贵！就让历史留下一点痕迹——为了伟大国家不灭亡，有人曾经做过抗争！”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两个女儿纳塔利娅和塔季扬娜证实，8月23日晚上，她们没看出父亲有什么忧愁的表情，全家人一起吃了晚饭，还买了一个很大的甜瓜，大家坐在一起议论当前的最新时局。第二天早晨9点，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离家去克里姆林宫上班，他临走前还说晚上要带着外孙去散步。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从单位给纳塔利娅打来电话，嘱咐她到机场接妈妈，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知道妻子乘坐的飞机在15点到达莫斯科。一个小时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已经不在人世了。根据遗书判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8月23日就有了自杀的想法，但他还是有些犹豫。这天晚上，叶利钦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签署了《关于中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活动》的总统令，位于莫斯科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大楼在这天深夜也被示威者给占领了。电视报道了这一行动，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了解的细节更多。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一些朋友认为，是叶利钦禁止共产党活动和戈尔巴乔夫的无动于衷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丧失了最后希望。对一个军人来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选择的自杀方式实在太不寻常了。
8月26日早晨，人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人行道上发现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尸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尼古拉·克鲁奇纳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63岁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就住在木匠胡同13号的5层楼上，对死者初步鉴定和对他办公室的检查表明，他是自己结束了生命。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军队首长，在党内和军内都享有很高的威望。1941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排长助理，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营长了。1979~1988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担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然后晋升为苏军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军在阿富汗的所有作战计划(包括撤军在内)，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还是裁军谈判的主要军事专家，连戈尔巴乔夫都承认，如果没有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这些谈判就不会这样成功。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艰难地忍受着苏联媒体在1989~1990年间对军队发起的攻击浪潮，而戈尔巴乔夫对此却无动于衷。在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办公室，我几次和他谈起这个话题。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已经丧失信心，因为戈尔巴乔夫不让他干什么事，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认为刻不容缓的军事问题，戈尔巴乔夫却迟迟不做决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6月提出辞职，但戈尔巴乔夫对此申请一直没有明确答复。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常常在办公室里宣泄情绪，在其他场合他还要抑制自己的感情。
8月25日晚上，电视报道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内容稍微详细一点，但都是引用苏联最高检察院的正式材料：只是说调查正在进行，没有任何祭文。无论是苏联总统，还是刚上任的苏联国防部长沙巴什尼科夫，都没有就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之死表示任何慰问。但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命运引起了美国的克罗乌弗将军的非常关注。克罗乌弗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期，曾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美国职业军人的最高官职。克罗乌弗曾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进行过多次军事谈判，他对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非常尊重。听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克罗乌弗几次试着给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亲属打电话，但电话都没有打通，他最后只好请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代他向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妻子和女儿表示慰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死后，克罗乌弗第一个写出了悼念他的长篇祭文，文章在1991年9月刊登在美国的《时代》周刊上。克罗乌弗写道：“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我的朋友，他自杀身亡是一个灾难，它折射出震荡整个苏联的抽搐。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爱国和对党忠诚的同时，又是一个现代人。他已经明白，发生在苏联的很多事情都是错误，如果苏联还想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存在，就必须改变它的很多东西。为了降低苏美两国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紧张气氛，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做了很多努力。1987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第一次访问美国，他是陪同戈尔巴乔夫来华盛顿签署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的。我邀请他到五角大楼来做客。两天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我共进早餐，我发现他是一个人来的。苏军总参谋长不带警卫和随从，只身来到对手的营地，充分显示出他是多么自信。1989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国内不满情绪的深度，他有变革的愿望，但他没有预见到，改革将把国家带往何方？一年前我们在莫斯科又见面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毁掉共产党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自己。只要这个过程不停止，我的心脏一天就要爆炸一千次。当有人对你说，你为之奋斗50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你是多么的苦恼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共产主义思想非常忠诚，但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非常肤浅，这是我们激烈争吵的主要原因，他最终也无法解释清楚缠绕在他身上的那些相互矛盾的认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轻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军事监督、建设苏美建设性关系和缓和长达45年紧张关系中所作的贡献。”《时代》周刊在刊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配发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一张照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克罗乌弗站在一起观看空降兵演习。这次演习的时间是在1988年7月6~10日，是美国80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在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和南达科他州同时举行，展示了美国陆军、空军、海军的配合作战能力。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被演习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但从爱国者出发，他心情非常沉重，他在苏联无法给美国同行展示这样的场景。我们的军队已经开始深入的“改革”进程。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国防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改革”带来的结果不是进步，而是退化。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和一个当外交官的朋友格奥尔吉·科尔尼年科合写了一本书，尽管不是很全面，但他在书中还是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元帅与外交官的目光》在1992年问世了，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名字却被加上了一个黑框。
8月26日早晨，人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人行道上发现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尸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尼古拉·克鲁奇纳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63岁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就住在木匠胡同13号的5层楼上，对死者初步鉴定和对他办公室的检查表明，他是自己结束了生命。
木匠胡同里的自杀
莫斯科的木匠
胡同13号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高级干部居住的地方。8月26日早晨，人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人行道上发现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尸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尼古拉·克鲁奇纳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63岁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就住在木匠胡同13号的5层楼上，对死者初步鉴定和对他办公室的检查表明，他是自己结束了生命。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妻子和小儿子当时都在房间里睡觉，早晨6点被告知尼古拉·克鲁奇纳已经死亡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意外。他们头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尼古拉·克鲁奇纳还在办公室里忙活。最近一段时间，尼古拉·克鲁奇纳工作很忙，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尼古拉·克鲁奇纳写下的两份遗书很快找到了。一份放在住宅过道的桌子上，另一份写得更详细一些，就在他自己的身上，是在医院里被人发现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在遗书中说：“我不是叛徒，也不是阴谋家，但我担心……”尼古拉·克鲁奇纳说到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希望把这一点告知人民群众。尼古拉·克鲁奇纳非常遗憾，他签署了“保卫这些书记”的决定。尼古拉·克鲁奇纳指的大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某些成员。8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尼古拉·克鲁奇纳仍然上班，他没有休假。
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自杀后来引起很多推测。有人后来还拍摄了一个电影，电影里的一段情节是：为了隐瞒党的秘密黄金储备，苏联共产党的大管家被人杀害，与尼古拉·克鲁奇纳姓名相仿的主角被人从9层楼上扔到窗外。考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所处的地位和各种可能，关于他的死因的确存在几种说法。苏共所有账号，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对尼古拉·克鲁奇纳死因的调查明显区别于普戈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调查人员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工作、居住、休养的所有场所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尼古拉·克鲁奇纳一家在木匠胡同的住宅受到了最严格细致的搜查。搜查工作由苏联最高检察院专门负责重大案件的三个调查员负责，莫斯科市列宁区检察长也亲自到场。但是，调查人员在尼古拉·克鲁奇纳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曾经来过的蛛丝马迹，也没有找到任何销毁文件和纸张的痕迹。8月19日以后，尼古拉·克鲁奇纳的确将很多应该存在老广场保险柜里的文件带回家，但这些文件夹都摆放整齐，封面有题词，里面有最高领导的签字。这些材料都被有关部门按照相应程序没收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办公室相对要乱一些。8月23日晚，刚刚返回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吩咐尼古拉·克鲁奇纳理顺所有工作秩序，马上给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发放2~3个月的工资，还要把劳动卡发给他们。但是，尼古拉·克鲁奇纳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就在那天晚上，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6层办公大楼被“民主派”给占领了。
8月25日，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被安排到苏共中央总部参观，活动的组织者还特意打开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的办公室。《联盟》周报记者伊利娜·克拉斯诺波利斯卡娅坐在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的椅子上，让同行的其他记者为她记录下这个值得回忆的瞬间。女记者拉开尼古拉·克鲁奇纳办公桌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给掏出来，她拿着尼古拉·克鲁奇纳平时记事的台历乱翻一气，还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休息的房间东张西望。看到眼前的一切，陪同记者参观的警卫人员都非常恼火。尼古拉·克鲁奇纳死了以后，苏共中央所有领导人的办公室都被贴上封条，其中也包括位于苏共中央主楼5层那间赫赫有名的“6号办公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办公室。
尼古拉·克鲁奇纳管辖的事务范围的确非常庞大：几千套办公用房和住宅，几百个别墅综合设施，几万辆汽车，数不胜数的疗养院、休养所、医院。党的机关下面还有200多个出版社，出版大量的图书、报纸和杂志。除此以外，苏共还给外国不少共产党提供大量资金援助，还要资助各种五花八门的具体项目。党的财政来源不仅仅是依靠收缴的党费和销售出版物所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多，也可以写很多。从这个角度说，注定会有一场令人难以忍受的审讯等待着尼古拉·克鲁奇纳，而且涉及内容绝不仅限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事。尽管如此，尼古拉·克鲁奇纳在苏共中央的名声还是无可挑剔的。在苏联的停滞时期，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名声很臭，当时的局长是格奥尔吉·巴甫洛夫。他和苏联内务部长肖洛科夫、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博格柳博夫等少数几个极具影响的人物一起组成勃列日涅夫身边的“小工作班子”，这个班子的使命是帮助勃列日涅夫把党和国家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是在勃列日涅夫神志不清、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也没有变成傀儡。因此毫不奇怪，安德洛波夫掌权以后，马上就摧毁了这个“小工作班子”。格奥尔吉·巴甫洛夫被安排退休，尼古拉·克鲁奇纳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新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以前曾在哈萨克斯坦当了多年的切利诺格勒州委书记，从1978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在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的直接领导之下。尼古拉·克鲁奇纳任何事情都不能独立解决，他必须服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议和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谢瓦尔德纳泽在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也住在木匠胡同那座楼里，和尼古拉·克鲁奇纳是邻居。谢瓦尔德纳泽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心里一直非常平静——那里的资金周转的确很大，但坐在那里儿的是一个规矩人。”
幸运的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不算太大，这些牺牲都是象征性的。尼古拉·克鲁奇纳代表党，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代表军队，普戈代表克格勃和内务部。8月24日安葬的年轻死难者刚好也是3个。他们代表俄罗斯新生的民主力量。民主走进我们的时候，带着很多不足、缺点和错误，但它没有把整个社会分成“红”、“白”两个阵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各种盛大招待会上，我们不仅能够看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而且还能看到这一章提到的不少人：亚佐夫、卢基扬诺夫、克留奇科夫、瓦连尼科夫。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退休，但并没有彻底离开政治舞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斯塔罗杜布采夫和普戈的第一副手格罗莫夫上将还在当州长，格罗莫夫以前曾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最近的战友。苏联前总理巴甫洛夫和前政治局委员巴克拉诺夫在实业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普列汉诺夫是唯一被戈尔巴乔夫撤销军衔的军人，他当时是克格勃的警卫局长，中将军衔。在8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的所有军官都得到了军衔和职务的提升.
苏联解体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2011年11月09日08:43人民网闻一我要评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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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苏联解体远谈不上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现在的俄罗斯并不是一切都正规、都在无所风险地发展，但也没有坠入那种被夸张成极大的灾难深渊之中。别以固有的“苏联情结”去衡量和期待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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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当代世界》杂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现在，人们常常用“苏联解体”这个词来表示一个不变的终结点，即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这个点上，在这个时间里垮台的。因此，由这一概念出发，就派生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在这个点上，在这个时间里执政的苏共领导人成了葬送苏联的元凶；正是从这个点开始，从这个时间算起，一个好端端的、强大的苏联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弱小的二、三流国家等等。而这些观点最终导向了一个终极结论：苏联解体是一件天塌地陷的事，它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我在这里并不想去评价这种观点和这种逻辑是否正确，我要说的是，这是当今世界上，对苏联解体这一问题的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看法。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观点、这样的逻辑不应该有，不应该说，不应该张扬。在当今这个五彩斑斓、光怪陆离的世界里，这是一种正常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看待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时，更是这样。俄罗斯神秘莫测，它很不容易认识，很难让人认识。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根据不同的观察、事实，得出各自的结论。这应该是件好事，有不同的认识，就会有不同的争议，而从这种不同的争议中，人们对俄罗斯的认识，对这个国家所曾遭遇的世纪变故--苏联解体的认识才会加深，才会在存异中求同。
但是，这样的观点，这样的逻辑并不符合苏联解体的历史事实。
首先，苏联解体不是一个定点现象，而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进程。促使这个国家最终垮台的一系列因素是在其进程中日积月累起来的。其次，苏联的真正解体并不是解于那个不变的点和那个不变的时间，而是在此之前，至少在俄罗斯联邦的宣布独立，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的“别洛维日协议”签署，独联体国家的阿拉木图会议，以及这些国家的纷纷宣布脱离苏联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已经名存实亡。如果穷其始末，当勃列日涅夫发动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军事干预，尤其是发动打着“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旗号的阿富汗战争时，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应当说，从那时起，苏联已经是个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霸权国家、殖民国家。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苏联解体所产生的诸多影响完全取决于人们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人们现在惯用一种逻辑推理，那就是从俄罗斯现状中存在的纷繁复杂问题，回过头去看苏联解体和苏联解体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影响。从这种方法论出发，一个核心的基准点是，俄罗斯是苏联解体的产物，因此对现实俄罗斯的考察都是以苏联为始点的。苏联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经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曾经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曾经是个共产党人执政的国家，因此，苏联存在过的一切成了衡量当今俄罗斯唯一的一个尺度。
我觉得，在评说苏联解体的影响时，有三个问题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和认真加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不是完美无缺的，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体制及其执政党是不是逐渐变形和变质了？第二个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接手时的苏联是不是一个江山这边独好的好端端的苏联？第三个问题是，苏联解体是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一种偶然？除了解体，苏联还有没有另一种选择，一种“改造苏联”的选择？
从这一方法论出发，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对苏联的完全的否定，对斯大林的完全否定，对这个国家建设的完全否定，对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其执政方式的完全否定。另一种是对苏联的完全的肯定，对斯大林的完全肯定，对这个国家建设的完全肯定，对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执政方式的完全肯定。从第一种观点出发，现实的俄罗斯的出现是这个国家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进步，是一种人的智力和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而从第二种观点出发，现实的俄罗斯就是被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而苏联的解体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惨祸，使这个国家至今仍然处于灾难的深渊。
在这篇短文里，我不想详述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只想说，不能用一句简单的“好”或者“坏”来评价苏联解体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影响。一句话，影响是深刻的和久远的。但是，所有的影响又都不在一个相同的水平线上，至少存在三种类别的影响。
一是对前执政的苏共党人的影响。这些人在苏联解体后失去了权力和地位及所附带的全部利益和特权，他们对苏联解体一直耿耿于怀。20年来，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把他们执政时的苏联说得完美无瑕，把现实的俄罗斯说得一团糟。他们对苏联解体提出的最大指责是：俄罗斯不再是大国了，不再是强国了，人们生活下降了，社会不稳定了。他们在这方面所引用的是他们当政时期的国家统计数据，一种斗争和宣传手法是，把自己曾经参与的促使苏联解体的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戈尔巴乔夫。
二是对现在的执政者及其支持者的影响。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曾是苏联时期的大小官员，苏联解体使他们的地位急剧上升，权势大增，甚至一夜间变成为拥有巨额财富和权势的人。他们把苏联解体看成是应当的事，是人的智力和生产力的一种解放。
三是对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影响。老百姓所遭遇的最大冲击首先并不是权力和地位上的，因为大多数普通人在苏联社会中并不拥有高位、权势和巨额财富，生活也并不像官方所宣传的那样，是在天堂之中。他们对领导人的更迭反应平平，对国家的政治态度也是随大流。因而，他们对苏联解体的失落，主要在于生活水平的进一步下降和感慨于大国强国地位的不再。
同时，这三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俄罗斯现政权的巩固、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逐步稳定，随着俄罗斯领导人大力倡导“强国爱国主义”，以及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增强，大多数老百姓的“苏联解体”失落感在逐渐淡化，人们在逐渐习惯于一个不是社会主义的生活和生存空间。与此同时，那些以“苏联解体”来抨击俄罗斯现政府的前掌权者，却更激烈地宣传苏联大国和强国地位的失落对俄罗斯和人民所带来的严重不幸。
因此，在评述苏联解体的影响时，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人们评述的是对哪部分人的影响，引用的是哪些人提供的和运用的资料。引用和评述前执政者的话，是一种看法，引用和评述现在执政者的话，会是另一种看法，而引用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则肯定是第三种看法。这里似乎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需要引以为戒的是，不能将前执政者的看法等同于老百姓的看法，也不能将现执政者的看法美化为是老百姓的看法。另一个因素是，俄罗斯在前进，俄罗斯的各种政治力量在发生变化，老百姓的生活也在逐渐向好的方面发展，因此，在评述苏联解体对新生的俄罗斯的影响时，不能只止于苏联解体初期的混沌岁月，那种变迁的因素、发展的因素、时间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进来的。何况苏联解体后的一系列现象，诸如食品严重短缺、通货膨胀、国家资产的流失、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国家权力的私人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心浮躁、社会动荡，并不是俄罗斯的独特产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现象都源自苏联那个变了形和变了质的社会体制，只不过是在特定条件下深化了、严重化了。在苏联解体的最初时刻，人们并没有站出来为挽救苏联鼓与呼，而是冷眼旁观自己国家的沧桑变化。也许，这就是明证。
不久前，在俄罗斯的亚历山德罗夫市，我发现了一家名为“苏联”的咖啡馆。这家“苏联咖啡馆”的门墙上悬挂着一块石刻，上面镌刻着下面几句话：“‘20世纪的大西州’曾经占据地球的四分之一，后消失于历史的深渊之中，在其存在的70年中，整个人类曾不止一次地对这个无所不能的强国胆战心惊和击掌欢呼。这是一个独裁者和统帅者的国家，一个有着伟大文化和科学的国家，一个战胜了法西斯和开辟了通向宇宙之路的国家。对待历史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永恒的怀念和崇敬，也可以忘却和仇恨，但这个国家对几代人来说毕竟是祖国，它的名字叫苏联。”
这块石刻上的文字显然是店主人对苏联的看法，集中表达了对“苏联强国”的怀念。但是，这段文字却是颂扬和谴责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强国不仅让人击掌欢呼，而且叫人胆战心惊，这不仅是个统帅者，也是一个独裁者的国家。这块石刻也许典型地反映了当今几代俄罗斯人对苏联和苏联解体的真实心态和看法：在对过去的怀旧中，缠绵着一种对失去军事强国和曾经的霸主地位的遗憾和失落。店主人对“独裁者和统帅者的国家”所持的立场是中性的，他对这个苏联既有怀旧之情，又不愿回到过去，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苏联“对几代人来说，毕竟是祖国”。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人心中的强国概念是集中在两个方面的，一是那场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二是对通向宇宙之路的争夺。俄罗斯领导人近年来获得民心的进一步支持，在很大方面就与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立场的不断强化、反复强调俄罗斯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伟大和决定性作用，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针锋相对密切相关。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对这场战争的功过评述并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也不完全是因为当时有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作为统帅。现在，他们重忆这一切更多的是因为苏联曾是“祖国”，更强调的是俄罗斯曾经是个强国，而现在也正在沿着强国之路奋进的愿望。
这自然也是苏联解体20年后俄罗斯普遍存在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来说，是深刻的、深远的，甚至是永不会消失的，但绝不能将这种强国愿望简单地与苏联联系在一起，牵强地将它与向苏联、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回归等量齐观，也绝不能用“强国”和“大国”这两个标志，来破析当今俄罗斯的国情和民意。仅就苏联而言，那时的大国和强国也绝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时代的那种对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国”和“强国”政策的回归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今天俄罗斯的“强国爱国主义”也不是一种对斯大林的回归，而是向更遥远的俄罗斯帝国的回归。不要以为重建了斯大林的画像，再提了反法西斯的战争，就是人民如何如何地怀念苏联、怀念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20年后重新评述苏联解体的影响时，也许，可以用“与时俱进”这个概念。愿不愿，敢不敢正视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出了问题，愿不愿，敢不敢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全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循的唯一金光大道，这是当今清晰、深刻认识苏联解体原因和影响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苏联解体，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中吸取到居安思危的沉痛教训。那种苏联一切都好，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没有任何问题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如果还要用此来影响对苏联解体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的分析，就更不科学了。
现实的俄罗斯是人的智力和生产力极大解放的国家吗？现实的俄罗斯是被苏联解体打开的“潘多拉盒子”，而处于灾难深渊之中的国度吗？看来，目前，再坚定的立场，再完善的理论，再无懈可击的论述，再权威的言词，都尚不足以证明这些论断的正确性。因为，现实的俄罗斯远不是政治家桌上的筹码、理论家案上的辩器、观察家笔下的偶像。
现实的俄罗斯就是俄罗斯。这个俄罗斯有着一系列苏联时代的残留，好的，坏的，都有；这个俄罗斯有着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所拥有的一系列东西，也有着正在发展的和不发达国家中的许多现象和事物；这个俄罗斯既有社会主义的东西，也有资本主义的东西，更有那些从罗斯时代起就在这片土地上滋生和蔓延，并且在自彼得一世始，后有叶卡捷琳娜二世及以后的帝王所继承下来的种种信仰、渴求、追逐、主义、霸主的和非霸主的事业。新鲜的，污浊的，斑斓的，昏暗的，充满朝气的，浑浑噩噩的，所有这一切斑驳杂陈，光怪陆离，炫人眼目地交织在一起。
现实的俄罗斯是难读的，难懂的，难以言说的。现实的俄罗斯不是以理论为滋养的，不是以他人的评价而生存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现实的俄罗斯仍生活在自己特有的孤独和封闭之中，所以，它的行事并不受他国的发展和世界的进程所掣肘。它活在它的理念和世界里，它行进在它的准则和法制里，它对外部世界的不可包容性根深蒂固。
现实的俄罗斯不能以推理的办法来阐述，不能用理论的演绎来破解，更不能用固定的框架来分类归档。现实的俄罗斯需要仔细的观察、深入的感受、谨慎的审视。在考虑和评析苏联解体的影响时，有个关键之点，那就是你得面对事实，你得承认苏联解体是个事实，俄罗斯代替苏联是个事实，俄罗斯这个国家在发展是个事实。若总是整天把眼光放在那个逝去的苏联身上，用那种旧时的一切标准来衡量现实的俄罗斯，那绝不是睿智和远见。
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这还算条真理吧。
现实的俄罗斯不生活在“苏联解体”的纠结和评述之中，俄罗斯的未来似乎也不取决于对“苏联解体”的认识和论证之中。俄罗斯人在忙自己的事，他们在忙他们怎样才能和什么时候重新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世界大国，也许，这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总之，苏联解体远谈不上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现在的俄罗斯并不是一切都正规、都在无所风险地发展，但也没有坠入那种被夸张成极大的灾难深渊之中。别以固有的“苏联情结”去衡量和期待俄罗斯，别以“苏联情结”去解读“苏联解体”和苏联解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