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卖东西犯法吗:时事访谈：医改和教改最能拉动内需

^{方栓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与迟福林教授共同执笔的《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获2005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如果能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每年提高1%～1.4%，平均每年投入0.5万亿～0.6万亿，总计投入6.42万亿，就可以达到在2020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这对于我国未来财政并不构成太大的负担。

　　内需不足，根在教育、医疗保障不够

　　新京报：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2月9日说，正在酝酿的医改、教改措施如果出台，将对市场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产生积极效果。你怎么理解两项改革与促进消费之间的关系？是否赞成这种说法？

　　方栓喜：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改革开放30年走到今天，一个最大的变化是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生存型阶段大家为了生存，收入绝大多数用于消费，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反映了居民收入维持基本生存需要不得不把多数的钱用于消费这种状况。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发展型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收入除了满足生存需要，还有很大的剩余，这部分剩余是转化为储蓄还是消费，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基础条件。如果子女上学没有保障，如果看病问题没有保障，这部分剩余收入就会变为储蓄而不是消费。这就是这些年我国消费率逐年递减的社会背景。

　　新京报：有人说，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关键还是收入低。

　　方栓喜：但现实情况是，消费率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反而降低了。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就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但这些年来，扩大内需始终没能有效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居民消费率由2000年的62.3%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48.8％，成为我国出口、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

　　新京报：问题出在哪？

　　方栓喜：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有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挤出了居民的日常消费，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在未来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即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加快，也很难提高居民消费率。

　　据测算，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达到5810.7亿元。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4-5个百分点。

　　新京报：发消费券是不是一个办法？

　　方栓喜：老百姓你给他钱也不一定去消费，说不定继续存下来，留给子女上学，或为将来生病、养老做准备。消费券他们也会想办法兑换成现金存起来，而不一定能达到购买某些产品，防止经济下滑的目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矛盾是过去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西方克服这种危机的办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抓基本公共服务，包括美国这样的自由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西方的危机不再是过剩危机，与此直接相关。因此，这次扩大内需要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应当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上，同时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创新，奠定发展型社会的制度基础。

　　投资医改和教改，比投资公路等产出更大

　　新京报：有人会认为，把钱投到修路、修桥以及新的工业项目上，对内需的拉动更直接，你为什么认为扩大内需的重点要放在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上？

　　方栓喜：国务院出台的扩大内需10项政策和4万亿投资中，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对相关行业的投资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考虑到我国多年来在这些领域投资已经不少，而且这些领域许多方面超过多数发展中国家，一些方面接近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大这些领域的投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可避免会出现递减趋势。例如，按照《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的测算，当前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投资，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而每增加1元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牧业产值仅增加6.75元，前者比后者高25%。

　　所以，从刺激消费和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客观要求出发，在执行“国十条”实际操作中，应更多地加大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就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

　　新京报：从目前公开的数据看，4万亿投资中将有多少用于基本公共服务？这些钱是否够？

　　方栓喜：原来4万亿元投资中，用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400亿元，当然是太少。但最近提出增加8500亿，新的医改方案获得通过，对13亿人进行全覆盖，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反映了政府在此方面的决心和力度。

　　以这样一种新的投资规模为起点，如果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我们能够在社会福利制度上达到发展中国家比较高的水平。

　　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要长期坚持

　　新京报：很多人把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作为刺激经济的措施提出来，如果这轮经济危机过去了，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强调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了？

　　方栓喜：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社会利益多元化了，从国家层面，我们没有一套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性安排。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存在很大的差距，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扩大了机会和能力的差距。所以我认为要启动社会体制改革，协调重大利益关系，缩小城乡地区贫富三大差距，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最起码要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就是进行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让大家都享受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样也能够避免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弊端，是政府做自己应做的事情。

　　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是一项长远的事情，至少2020年前都应当做，真正让基本公共服务惠及13亿人，达不到这个不叫全面小康，在制度安排上也难以说进入现代社会的大门。

　　新京报：你曾撰文提出，“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能否解释一下？

　　方栓喜：我国三大差距最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分配差距6：1左右，如果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直接将缩小到3：1左右，更重要的是，农村居民能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提高自身素质，使得我国完成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现在农村仍然保持一家一户的落后生产，到何时才能有大规模现代农业？这是大家关心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原因。但如果农村仍由土地承载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土地流转的确会出很多问题。如果能够把农民基本公共服务解决了，土地流转的社会阻力就基本排除了。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发达国家无不是走了这条路。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二元户籍制度打破是最起码的。但户籍本身只是一张纸，城乡差别无非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含金量不同。抓住了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统筹城乡发展全盘皆活。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钱不是问题

　　新京报：从财政收入上看，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具有可行性？政府能否拿得出钱？

　　方栓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上不是一个简单财政支出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府仍然是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什么时候都拿不出这笔钱，如果在制度安排上是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即使举债也要投资。

　　按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测算，未来12年，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每年提高1%～1.4%，平均每年投入0.5万亿～0.6万亿，总计投入财政资金6.42万亿，就可以达到在2020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这一投入对于我国未来财政并不会构成太大的负担。

　　事实上，许多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时候，人均财政收入不比我们现在高。现在除财政比较宽裕外，许多专家也提出了许多主意，包括用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土地出让金等都可以用。当然，还可以发挥财政的杠杆效益，四两拨千金，吸引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学校医院等，不要都搞成政府垄断经营，花费会更少。这就需要启动事业单位改革等。

　　新京报：你曾提到，实现这个目标，要“抓紧制订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其作用是什么？

　　方栓喜：去年广东委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设计，一些地方如海南、浙江也都做了地方规划。但这里有许多矛盾，就是中央如果没有一个全盘规划，地方在许多方面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农民工问题跨省区，到底流入地、流出地谁主要负责？还让1亿多离乡农民工成为“三不管”的地带？如果中央的政策清晰了，地方在许多方面的探索会走得更远、做得更好。

　　再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地区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扶持落后地区，是过去那种提高地方经济总量，还是投资于人更好？着眼于机会能力的均等化，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最有效的途径。由中央制订全国层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规划，还可以鼓励一些落后地区进行试点。现在我国改革在多方面有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着眼于解决公平正义的突出矛盾，还可以考虑设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现在政府已经出台了两套刺激经济方案，建议考虑出台第三套，就是大规模投资基本公共服务的方案，这个问题解决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基础牢固了，消费信心树立起来了，社会和谐也考虑到了，未来20年经济持续增长就没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