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礼物女生实用:何新：时代风云的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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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时代风云的一叶
作者：何新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247    更新时间：2005-08-13
(读书1981.第5期)
读《科学与迷信》文集
一
无论对于一位政治家，一位理论家，或一位历史家以至文学家；有一种素质是极为重要而常常又是极为难能的——这就是具有历史感。
所谓历史感，就是那种能超越眼前的历史局限性，而站到更高的历史时代去审视当代的远大眼光。这种眼光善于把自己正置身于其中从事活动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作为一个发展、变化的活体来观察，因而能够从眼前的绝对存在中洞见其存在的相对性与否定性。有这种历史感才能使人不被现实中许多惑人心目的表象所蒙蔽，而揭示出事物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真价值——或无价值。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人类在创造自身历史的过程中曾经犯过多少错误，而且至今还仍是多么容易犯错误呵！“伟大变成荒谬，庄严变为滑稽”。恩格斯曾经用歌德的这两句诗，来说明人类历史中那种引导事物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构成了客观历史对人类生活的一种极深刻的讽刺。然而，今之论昔易，今之识今则难。生活在一种既定历史环境中的人，总是容易产生一种新的错觉——从我的时代开始，这种辩证法是不会重演的。执掌权力的，会以为权力对自身是恒在的；左右舆论的，会以为真理是通过自身被规定的。所以马克思曾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露出自己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页)
回顾一下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吧。这是一场何等缺乏历史感的运动呵！政局、人物、理论象走马灯似地变幻。一道道庄严的宣言在一夜之间就变为废纸，一幕幕历史幻景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迷惑了十亿举世公认富有聪明才智的人民，然而终于，“经过这场大灾难，中国人民从痛苦中懂得了许多真理。”(《历史主动性和历史局限性》)。历史教人们懂得了历史感。请读读李洪林的《科学与迷信》这部文集吧，它正是这样一部能启人以历史感的好书。
二
这部文集共收入文章二十四篇和讽喻故事一篇。这些文章是一个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责任感的共产党人，对十年浩劫在痛定思痛之际的思考和探索。坦率地说，就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即科学严密性和理论深刻性而言，它们也许并非全无瑕疵。但是，作为时代的产物，这些文章还是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它们记录了时代风云的一叶，曾激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澎湃涛声。请回忆一下党的三中全会以前中国思想理论界那种万马齐的局面吧。收入这个集子中的许多文章，沐浴着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春风，在当时曾经起过怎样震聋发聩的作用呵！
文集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几篇文章。凡是锐目于观察时局的人都不难看出，在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中，有一系列迹象显示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伟大而重要的时期。变革的潮声不断叩击着时代的门扉。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中，不可以看到正在艰难地冲破坚硬的旧地壳萌生出的新事物的微芽，看到新潮流对旧事物的冲击和较量。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变革和转折的时期，在积极地沿着历史必由之路运动的主流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异动着的旁枝侧流。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一种倾向常常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坚持“字字句句无限忠于”的“凡是”倾向的同时，也出现了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发生动摇，怀疑“四个坚持”的错误倾向。可贵的是，当这种倾向刚刚露头的时候，李洪林同志即撰写了坚定维护“四个坚持”，同时又阐明我们应当维护什么样的“四个坚持”的文章，自觉抵制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回顾近几年的政治潮流可以看到，有些在思想上没有和左倾思潮划清界限的人，总是试图把“四个坚持”与三中全会的方针对立起来。实际上，“四个坚持”和三中全会的方针并无矛盾，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更好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和封建法西斯专政。而在收入这个文集的几篇文章中，李洪林同志对我们究竟要搞什么样的“四个坚持”作了深刻的辨析。
在《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一文中，作者指出：党的领导问题，是在历史中产生，并且要在历史中解答的。“世界上没有绝对权威，也没有当然领导。凡领导都是在斗争实践中产生，并且要不断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近一百多年来，有过多种政治力量互相较量。它们或是当过领导，或是力图担任领导。实践的结果，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出苦难。”中国共产党是靠——并且只能依靠自己正确的纲领和路线，通过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英勇奋斗和模范作用，才取得人民大众的拥护，而成为领导者的。在这些论述里包含着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认识—即人民总是通过历史的实践来选择、认识和检验自己的领导的。中国人民正是通过多年的实践，才充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正是为了真正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文章对要加强党的政治领导而不是行政领导，坚持党的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等等，也作了很精辟的论述。
在《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中，作者更深刻地指出，鉴于历史上、世界上曾经存在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切社会主义，而只能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这种科学社会主义，又只能通过对各种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假社会主义的揭露和斗争才能得到真正坚持。这些看法，都是辩证而且深刻的。但是，某些对近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痛心蹙首的人，也许会指责这个文集乃是搞乱人们思想的异端之作。这也并不要紧，因为一种观点，一种思想或一种文化潮流的真理性，并不裁定于某一种人或某一些人的赞同与否，它最终总是在实践中，由历史发展来检验的。实际上，要认识现代中国历史上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深远意义，只着眼于现实是不够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整个近代史。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用大炮敲开了古老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以后，中国即进入了一个民族觉醒、图变求强的历史运动之中。直到今天，犹未止息。任务和目标始终是一个——这就是改变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对于先进世界的落后状态，建设一个富强、文明、先进的新中国。为了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为了摆脱由于国家落后而陷入的屈辱、苦难的民族地位，从康有为、孙中山、鲁迅到毛泽东，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之披肝沥血，在一百多年无数次前仆后继的牺牲奋斗中，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条血和火铺织成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确实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驱逐了帝国主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十亿人口、五十多个民族的空前统一。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治制度。我们扫荡了许多落后和畸形的封建、殖民地的旧文化形态，播下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火种。所有这些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一个广阔深厚的基础。这些彰明昭著的成就，即使我们的敌人也否定不了。然而这种胜利，也造成了一些人的历史错觉，起点被看作了终点。中国被再次误看作整个世界围绕以旋转的“革命中心”——“中央之国”。已经取得的胜利，被不适当地夸大，却看不到真正走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还要付出何等艰巨的努力。这种历史错误的顶点，就是曾被误认为空前历史创举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然而，历史无情。违反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当一切空话如同过眼云烟一般突然消散，当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第二次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们终于痛苦地发现，我们还是落后了。我们竟然在幻想、迷信和虚妄的浮夸中浪费了那样多的时间、财富、精力，还有人。我们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严重的历史失误？我们究竟是在哪里失足的？
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禁锢多年的思想禁区一个个被冲破，思想理论界生机勃勃，春潮汹涌，出现了长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活跃气象。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思想解放运动。支持的人为之欢欣鼓舞。，反对的人为之忧心忡仲。然而这个运动之所以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与解放后的任何一次运动都不同，它不是被人为地发动起来的。相反，这个历史运动根源于我们民族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为了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而应运产生的。这个运动绝不是一朝一夕、几月几年的事情。它将波及几十年、影响几代人。这个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必定是不可阻挡的，因为它反映了历史的必然需要。即使它受到阻碍，也只能变为潜流，而绝不会被遏止。就中国近代史看，在过去一百年内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取得了伟大的成果。一次是在戊戌变法前后。那时候孔孟儒家的正统经学第一次受到主张革新者的怀疑，“西学”即新学被介绍到中国。人们的历史眼界打开了。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一种没有皇帝——即“君父”的社会制度是可能的。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就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又一次在五四运动前后。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英勇的思想革命先驱以凌厉的攻势掀翻了两千年封建文化的旧垒，为现代中国的新科学、新文化奠定了基础。接着就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党的成立。思想解放的新潮流遂以不可阻挡之势，汹涌前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建立，都是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果。阅古可以知今。如果说，没有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现代的新中国。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不会有现代的欧美世界。那么也可以作这样一种历史类比，自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开始，得到党的三中全会肯定，将在曲折的道路上持续几十年的这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必将为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奠定一个崭新的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基础。
三
就历史看，中国固有文化具有一种举世闻名的传统惰性。因此中国的一切改革都是极为艰难的事业，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斗争。《科学与迷信》这个文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三、四年来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这种斗争。
这部文集的最后一篇，是一个寓有深意的“故事新编”。题为“谁是真正了解神农氏的人”。这个故事讲的是李时珍为修订老祖宗时代的《神农本草》，而被皇帝的太医院扣上帽子，险些打一顿棍子的故事。然而有趣的是，作者告诉我们，故事发表后，当即，有人给报社写信，要抓一批毒草，名单上就包括《谁是真正了解神农氏的人》，——这真可谓“现世现报！”
实际上，依据“四人帮”或两个“凡是”的划分毒草标准，这个文集中该定为“毒草”的又何止此一篇。所以建议在阅读这个文集的时候，请读者不要忽略许多文章之后的“附录”。那些附录中透露的某些认识十分有趣，有时简直令人忍俊不禁。一个即使是现在看来十分普通的提法，当时也有许多疑惑和责难。我们不必去责备别人的非议，更需要的是由此可以认识到：在思想理论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始终是一件多么艰巨的工作。
我们正处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了在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重要方针。为了克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为了解答历史对我们所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更深入的重新学习和研究。正确的理论是制定正确路线的科学依据。从历史看，由于理论准备不够，我们党无论在民主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都已吃过大亏。在这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中，读一读李洪林同志《科学与迷信》这个文集，回顾一下近三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重蹈历史覆辙，大概是会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