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气光华路店:清蒸汉朝(19）-煮酒论史-文化纵横-搜狐社区

41 所以汉朝开国以来，虽然刘邦对待功臣太过凶狠，吕雉对戚美人太过恶毒，景帝对待诸侯太过急躁，对晁错和周亚夫太过无情，上层建筑因此祸乱不少，但是下层民间却一片祥和气氛。
下面祥和，上面也乱不到那里去，七国之乱，来势汹汹，仔细一算不过三个月而已。
为什么下层民间一片祥和，因为刘家的掌柜立下了规矩，对老百姓，要小心翼翼些，不要太欺负人，兔子逼急了还要咬人呢！
因此汉初的统治政策，是上层统治者稍稍地自我克制，节约开支，减少不必要的项目。
这种政策，据说从黄帝、老子那里得到了依据。
黄帝的学说，太过久远，接近神话传说，不敢妄言。我们就谈谈老子，

老子说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再聪明，还是要遵守自然规律的，政府的权力再大，也要顺天应人，不能一意孤行，不然上违天意，下逆人心。
而怎么样才能顺天应人呢，道家与儒家的区别就在于无为与有为，儒家主张有所作用去顺天意，而道家则认为，你自以为是拍天的马屁，其实很可能刚好是拍在了马脚上。你自以为爱护百姓，其实是祸害了百姓。所以有为不如无为，无为，则天随天意，人从人愿，安乐如意，各有各的福分！

老子又说了，“罪莫大於可欲，祸其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这话落在统治者，就是告诉你们要“寡欲”，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领导的，要比一般人更克制你们的欲望，因为普通人欲望强烈，最多自家破产。而统治者一旦多欲望，祸害的是国家，连累的是人民。

所以汉文帝要搭一个露天的阳台，算了一下搭建和装修费用，要一百斤黄铜那么多。汉文帝就舍不得了，说：“一百斤黄铜相当于中产阶级十家人家的资产，我住在先帝宫室，已经够奢侈了，还搭什么台子呢？”
汉文帝不是小气，因为他知道自己花的钱不是自己的钱，而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是不能乱花的，这个观点，汉朝的皇帝早就牢固树立，绝对比西方不差！但是这一点，那些鼓吹古代中国有多少项第一的人士却绝口不提，一心要把古人说成封建，把自己干的坏事推到古人头上，说什么封建残余！
呸，不要脸，古人不能再世，司马代他们骂一句先！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对于一心作为谋天下的儒家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当初孔子拜访老子，谈了几句，孔夫子便呆了。回来和弟子们说：
“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这个故事未必是真，至少孔夫子没有真的把老子当做自己的老师，更可能是敬而远之。
其实儒家是不可能接受“无为而治”思想的，因为儒生的出路，就是兜售自己的学问，向朝廷讨个富贵，摇其尾而求其食而已。
而道家是藐视富贵的，当然假冒的除外。
庄子有个故事，惠施在梁国作了大官，庄子去拜访这位好朋友。有人报告惠施说：
“庄周来抢您的官位了。”
惠施很害怕，派人在国中搜查庄周。庄周却从容地在他面前出现说：
“您可听说过凤凰？这凤凰展翅而起。从南海飞向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这时，有只猫头鹰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只腐烂的老鼠，恰好凤凰从头顶飞过。猫头鹰急忙护住腐鼠，仰头吓唬凤凰。现在您也想因为您的梁国来吓唬我吗？”

无为的思想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小政府，大社会”，除了一些基本的职能如维护社会治安、保卫领土安全等之外，尽可能地不干涉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说得简单一点，政府规模小了，戴官帽的人也就少了，财政负担也就少了，老百姓要缴纳的税也就自然降低。汉高帝定租率，十五税一，汉景帝即位，收民田半租，半租是三十税一，你可以自己算算税率是多少。
而且官的权力也小了，权力一缩小，贪污受贿的机会也就自然减少，阿谀奉承的人也就少了，为得一官职，拍马屁求专营的必要性也就降低了。既然官本位不是那么厉害，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途径也就多了，研究个学问，做个生意，种个田，烧个陶器，爱干嘛干嘛，谁也不用整天围着官印子转，琢磨领导是怎么想的。
第三，官的人数少了，管的事也少了。老百姓就不必哭着闹着找包青天给他们做主，也不必担心大小官吏来拆你房子，收你摊子，罚你银子。官民关系自然就和谐起来，社会矛盾自我消化，不会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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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不高兴了，政府小了，官少了，谁管我们呢？
嘿，该管的还是要管，不该管的拜托你有点自理能力好不好。
然而儒者还是不高兴，政府小了，官少了，我们的饭碗也没了。
晕，那就请你种田去，做买卖去，真有学问的，就去研究点真问题。再也不要做半官僚半学者、半师半奴的不伦不类的杂交物种好不好！

儒者总不能满意无为政治，但光是他们不满意，事物还是不能改变。贾谊跳梁，文帝就没搭理他。
只有当一位同样欲望强烈、雄才大略思有作为的统治者出现，儒家的春天才会慢慢到来。
看来这位老弟就是汉武帝了！

但是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向诸侯叫卖儒家学说，结果无人问津。
董仲舒又是如何兜售他的新儒家学说呢？
董仲舒在第一份答卷，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什么意思？老董说天和人是有感应的。统治者行正道，上顺天意，下应人情，就会有祥瑞出现。反之，统治者不行正道，不上顺天意，不下应人情，就会有灾异出现警告他。如果再三警告不知悔改，这个国家就会灭亡。
呵呵，在老董的描述中，天是一个球场上的裁判，统治者成了球员，一旦犯规，裁判先是亮黄牌，不接受教训，接着蛮干，好，红牌罚下！
天不但会发出灾异警告惩罚，还会送出祥瑞对圣明的天子进行奖励。如《尚书》记载，周之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
那么，怎样可以讨得天的欢心呢？
董老师说，一是统治者要自正，也就是自我约束。二是要教化百姓。老百姓都是作奸犯科之类，所以要教化他们。
那么，怎么教化百姓呢？
董老师的马脚终于露了出来，君主教化百姓的最好教科书，就是儒家思想呀！
接着，董老师开始攻击法家和道家，
“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
这是攻击法家思想不能维持秦朝的万年江山。
“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这是借乐器需调音的比方攻击道家思想，在应该“更化”的时候没有“更化”，无为而治，错失时机。

答卷交到少年皇帝那里，汉武帝一看，呵呵，与从前的无为理论完全不同，观点新鲜、刺激有活力，文章又写得文美辞丰，旁征博引，好啊！有《论衡》为证，“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
但是汉武帝还是有些不明白，究竟是黄老无为好，还是孔孟有为好呢？究竟是道家的简约风格好，还是儒家的繁文缛节好呢？究竟是德治好，还是法治好呢？为什么我做皇帝这份工作这么卖力，成绩却很一般呢？
董仲舒得了利好鼓舞，再接再厉，又写了第二策。
关于无为和有为的问题，董仲舒虚晃一枪，以时代不同为理由，提出无为政治适应于上古时代，到了周以后就不适用了。所以黄老已经过时，儒学却正当年！
关于简约和繁文缛节的问题，董仲舒开始亮出马屁绝招，儒家之所以繁文缛节，不就是为了“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吗？要是皇帝和百姓一样寒酸，又怎么分别贵贱呢？
这个马屁拍得皇帝很舒服。汉朝皇帝大兴土木，贪图享受，自汉武帝起，不能不回避董仲舒的这一怂恿责任。
关于德治和法治的问题，董仲舒当然不会放弃这个痛打法家落水狗的好机会，拼命攻击秦的暴政，推尚礼乐德政。（其实指责暴政虽然没错，但董仲舒因此贬低法治，抬高德治，却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暴政≠法治。）
最后是皇帝的个人问题。董仲舒认为汉武帝之所以未能建功立业，其因有三，王心未加，士素不励，长吏不明，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宣扬儒家思想，用儒家的人做官，用儒家思想恩泽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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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汉武帝还是不满意，觉得这位学术大师说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有所顾虑，于是三降天问，让董老师放开胸怀，大胆地说话，把事情讲清楚。
汉武帝道：
“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三代的王道都不一样，有没有一个万古不变，百世奉行，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之道呢？）

其实这个问题老子回答过了，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吗？不可说也？
看来老子的回答太玄乎了，汉武帝要董仲舒清楚地说出来。
于是董仲舒说了一句话：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其实这与他前面说道家过时的言论是自我矛盾的，如果“道”真的不变，适应于上古时代的无为政治为什么到了周以后就不适用了？如果说是天变则道变，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怎么判断天变了呢？道又如何变呢？
那么，董仲舒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大意就是说，现在国家是大一统的帝国，那么学术上也应该要消灭纷乱的百家，实行大一统的学术政策。
那么，谁来统一学术，哪个学派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呢？
董仲舒终于说出来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保留儒家而已。
说白了，董老师认为，学术上不需要争论，也不需要对手，一花独放，百芳凋零。
然而董老师独尊儒术的理想能否成真，还要看汉武帝以及整个汉朝政治的演进。

作者絮语：
读史到董仲舒处，总莫名地想起金庸的大作《笑傲江湖》，“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仿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翻版，任我行、东方不败、左冷禅这些虚构的武林人物，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董仲舒等等，似乎有若干相通。而天生不受羁勒的令狐冲、退隐世外的高人风清扬、追求艺术自由珍惜友谊的刘正风等人，依稀又看到了一种道家的理念。儒道较量，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演变，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或许后者的影响，还来得更深远些？
44从放猪娃到丞相：官场标本公孙弘
公务员考试结束后，董仲舒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提拔为江都国的相，这个官职大体上相当于郡守，用今天的官职来衡量，相当于市委书记。
江都王骄傲好斗，对董老师倒是很尊重。董仲舒在江都干了几年，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降级任命为中大夫，后来赋闲在家。
公元前135年，四十五岁的老董听说高庙、长陵高园殿接连发生火灾，触动了他天人感应的神经，于是在家里演算推理，写了一篇论文叫作《灾异记》，准备拿到学术研讨会上交流，结果还没交流，先遭了贼偷（这个小偷，据说就是主父偃）。
最后，稿子被送到了朝廷，汉武帝隐去作者姓名，把稿子扔给儒生们讨论。
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一口咬定：
“全是胡说八道，写这文章的人十恶不赦啊！”
皇帝一听，好啊，那就把作者关押起来。
作者谁啊？
你的老师董仲舒。

有关部门一审，董仲舒妖言惑众，死刑。
文书送到汉武帝那里，只待皇帝点头而已。
杀不杀老董？
总算皇恩浩荡，汉武帝下诏赦免了老董的死罪。
董仲舒恢复了人身自由，终于明白学术自由是多么可贵！
从此“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在家养老。直到另一位也出身儒家的公孙弘当了公卿，推荐仲舒去骄横不法的胶西王那里做相。
胶西王陷害过不少地方官，对老董却很客气，但吃过牢狱饭的董仲舒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不愿意在险恶的官场里长久厮混，不久请病告免，终老于家。

作者絮语：
董仲舒在汉武帝策问天下之时，畅谈天人感应，力主独尊儒术，大喊罢黜百家，真个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大展宏图的志向，跃然纸上。可是没过几年，仕途不顺，遭遇文祸，险些送命，一朝走出牢狱，重见光明，才晓得自由之可贵。

董仲舒的仕途失意，与汉武帝对他文章的欣赏，截然相反，着这绝非造化弄人那么简单。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汉武帝有几分赞同，大大值得怀疑。看来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赏识，只是相对于他文章中维护君权、为汉武帝的雄心壮志唱赞歌的那部分，至于天以灾异警告皇帝、统治者要自我约束什么的，汉武帝怕是一扫而过，束诸高阁了。

公孙弘，汉淄川（今山东）人，与董仲舒同年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董仲舒外放江都的时候，他接老董的班，做了博士。
说起这个公孙弘，他也是穷苦人出身，因为贫穷，他曾为富人在海边牧豚（放猪）糊口，维持生活。后来他在薛县的看守所里混了个差事，时间不长就因为屡犯过失被开除了。
公孙弘人生的这一段灰暗经历对他刺激很大，为了从此不受人欺负，他发奋苦读，一直到四十岁。
公孙弘的研读方向和董仲舒一样，也是《春秋》，当然他的学术成就远不如老董。况且他的岁数比老董还足足大了二十岁之多，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时候，他已经六十，以贤良的名分去应征，终于混了个博士。
公孙弘当博士当了三年不到，汉武帝派他出使匈奴。等到公孙弘回来，报告匈奴的的情况，汉武帝一听：
“什么人啊，不堪一用！”
免去他的职位，让他回家。

如此又过去了若干年，汉天子又诏书征求文学儒士，淄川国又推举公孙弘。公孙弘一方面岁数大了（年已七十，堪比姜子牙），一方面觉得难为情。
“我是被退回来的，还是请大家另举贤者。”
不知道什么原因，淄川国的官员硬是推公孙上，最后无奈之下，公孙弘只好厚着脸皮到了太常，参加考试。
公孙弘的试卷，在考官那里评了个“下”的等第，也就是说“不合格”。

既然考试不及格，公孙弘又是如何再次加入公务员队伍乃至最后拜相封侯呢？
不错，公孙弘的试卷，在考官那里评了个“下”的等第，但是上奏天子的时候，居然得到了汉武帝的特别看重，拔升公孙弘的对策为第一名。
喊上殿来一看，老人家身子骨还特硬朗，用《汉书》的说法是“容貌甚丽”，用这个“丽”字形容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老男人，可见公孙弘确实仪表堂堂，保养得不错。
于是公孙弘又被拜为博士。

不久，天子派公孙弘去西南地区视察。
等到公孙弘回来，报告西南夷的的情况，情景再现，汉武帝一听，又不合意：
“真不晓得你去干了些什么？”
皇帝一生气，公孙弘大骇，这下又要免职回乡了，好丢脸啊！
呵呵，这一会皇帝却没有深究公孙弘的责任，没多久就给忘了。

不过这一次被责骂之后，公孙弘的处事风格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每次参加朝廷的国事会议，总是先提出要点，陈明情况，供皇帝自己取舍，从不固执己见，更不会违逆圣意。
长久下来，公孙弘留给了皇帝深厚的印象，认为他这个人厚道有才。
（汉初官场风气与后世差别较大，朝廷官员一般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常常驳斥皇帝的意见，一般情况下皇帝也不怪罪。丞相田蚡每次入朝奏事，总是一个人坐在那里讲半天，皇帝旁听点头而已。所以公孙弘的谦逊或者说是迎合，自然让皇帝另眼相看）
于是提拔公孙弘当主管京畿地方行政的左内史。数年之后，做到御史大夫（副丞相），可谓青云直上。
45 官场好榜样
公孙弘为什么能从一个放猪娃出身的穷老头，在古稀之年摇身一变成为皇帝的红人，并最终成为大汉第一位布衣丞相？
公孙弘的诀窍在于将儒家学说和韩非的术势之说结合起来包装自己，说明白一点，就是在满口伦理道德的外衣之下，隐藏一颗尔虞我诈的心。
先说说公孙弘的伦理道德。百善孝为先，“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公孙弘的亲生母亲死得很早，他奉养的是自己的后母，那亲生的儿女，尚且有不孝的，何况是无血缘关系的后妈。但是公孙弘却对自己的后妈孝顺得很，特别是在后妈死后，认认真真地服丧三年；其二是个人品行操守很好，节俭持家，每顿饭只吃一个荤菜，对朋友却很慷慨，故旧宾客、亲朋挚友，凡生活困难者，必全力助之，因而家无余财，世人夸赞他厚道。
当时，朝廷里有位直言堪比后世魏征的汲黯，因为实在看不惯公孙弘的虚伪，告诉汉武帝说：“公孙弘位列三公，拿着高薪，却只盖一床布被睡觉，这也太矫情了！”
汉武帝把这个问题扔给公孙弘，公孙弘太精明了，他承认自己虚伪，而且表扬汲黯对皇帝的忠心，皇帝一听，反倒觉得公孙弘大度能容，汲黯却显得小家子气了。
如果公孙弘的宽宏真的出自内心，或者仅仅是有点伪善，这人倒还有点可爱，然而细察他的行为，绝非虚伪那么简单。还是那位汲黯，经常和公孙弘一起去向皇帝报告事务。公孙弘总是等汲黯先说，自己在一边观察皇帝的脸色，如果皇帝面带喜色，他就表示赞同。如果皇帝略有不悦，他马上就改变主张，反对汲黯。
有一次公孙弘和其他大臣们说好了一起面见皇上，陈述同一意见。但是当这位公孙先生察觉到皇帝的表情晴转阴之时，他立刻见风转舵，顺着皇帝的意思发表意见。耿直的汲黯尤其反感这个反复小人，当着皇帝的面就责备公孙弘：“你这个齐人太狡诈多变了，明明商量好的事情，你一翻脸就变了，太不讲诚信了！”
公孙弘厚着脸皮，回答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
汉武帝一听，还是公孙弘说得有理，更加赏识他。轻松地化解反对派的攻势，可见公孙弘的厉害。
但公孙弘的厉害不仅仅是见风使舵那么简单。此人外宽内深，表面伪善，笑里藏刀。董仲舒出任胶西，就是他的借刀杀人之计，之不过没有实现罢了。而公孙弘之所以陷害董仲舒，仅仅是妒嫉董仲舒的学术地位比他高，且老董说了他的几句坏话而已。
说起来公孙弘是儒生，董仲舒也是儒生，然而两人在仕途上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
原因何在？
细细读来，发现原来两人其实都不是纯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明显受到阴阳家的影响。这一点，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就曾经提到阴阳学说的三个人物“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
但是，董仲舒虽然吸收了阴阳学说的部分内容，他的主体思想却还是属于儒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孔子以来，儒家思想的最重要核心，就是引导君主走所谓圣王明君之路。
通俗地讲，儒家是自居为皇帝的老师，以各种教学手段指引他做一个好皇帝。所以，如果皇帝不肖，甚至暴虐，儒家的责任是要教化、纠正他的行为的。
怎么纠正，儒家的办法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乃至“死谏”，历史上，真的有一些大臣是带着棺材去劝谏他们的君主，这些人，的确是真的儒者。
如果纠正不了怎么办，孟子说得好，砍了他，象杀死一个匹夫一样！可见儒家思想有其操守与浩然气节。
董仲舒也有这样的思想，他在策文里也写得很清楚，皇帝不正，则老天以灾异警告，再三警告不听，则亡其国！所以，董仲舒可以说是兼阴阳之学的儒。
而公孙弘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在公孙弘身上，我们能看到上文所述的那种操守与浩然气节么？没有，我们看到的是阿谀奉承和顺应之术。
在公孙弘忠厚儒者的背后，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巨人的阴影。这巨人便是韩非。主导公孙弘行为的不是孔孟学说，而是韩非的术。有人说，韩非的术，不是教导皇帝怎样驾驭臣下的吗？不错，但是韩非的术，不但教导皇帝驾驭臣下，也告诉了臣下，如何顺应皇帝的这种驾驭，协助皇帝用好“术”。
公孙弘正是这样的用“术”者。也正是因为公孙弘顺应了皇帝的“术”，从而很好迎合了汉武帝的意图，结果在二人之间形成了融洽的默契，而这种默契，是董仲舒与汉武帝之间所不存在的！而这种默契，正是公孙弘牺牲个人主见，放弃独立思考的结果。
但这只是一层意思，当公孙弘作为丞相面对其他官僚的时候，公孙弘可就不再是逆来顺受的迎合者，而是灵活运用韩非驾驭之术的支配者。这一点，在公孙弘陷害董仲舒、杀主父偃等一系列举动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这样看来，公孙弘的儒者身份，着实可疑。难怪真正的汉儒都不以他为同类，老资格的辕固生就曾经毫不客气地训斥他说：“公孙子，你要用正道辅佐皇帝，不要总是阿谀奉承!”
公孙弘的学问，也实在不怎么样。以致于考官把他的考试分数打为下等，也有说是最后一名的。因此，公孙弘至少是一个半法之儒。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半法之儒，却青云直上，得到皇帝的重用，到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终于拜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平民入相，公孙弘可称汉朝第一人。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所看到的结果是：真才实学的董仲舒遭遇牢狱之灾，官场失意，而半吊子公孙弘却大富大贵。
所以，班固在《汉书》里写道：“（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天下学子，向往的不是董仲舒，而是公孙弘。
而在官场之上，公孙弘更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学习对象，这无须号召，大利在前，好名利者趋之若鹜。由此诞生了大大小小、千千万万个公孙弘，活跃在古今的舞台上，当然公孙弘们也是与时俱进的，儒家吃香的时候他们是儒家，皇帝向佛之时他们又成了虔诚的居士，等到宋代理学兴起，一个个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忠实信徒和积极倡导者。满洲入关，他们便率先剃去了头上发，甚至为皇帝不许他们自称奴才而委屈落泪……公孙弘们无原则，无理想信念，但生命力之顽强，是董仲舒们远不可比拟的。但是说实在话，公孙弘们什么都行，就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终汉武帝时代，公孙弘从博士到丞相，又为汉朝的繁荣富强立下了多少功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