缤智还需要买点烟器么:凭什么不可以说浩然《西沙儿女》是爱国主义小说

凭什么不可以说浩然《西沙儿女》是爱国主义小说　　　文 / 红警苏红不懂爱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对西沙自卫还击战的历史讲述显得异常的清冷与寡淡。而出于同样不可理喻的原因，现在我们的话题中，也熄灭了对1979年及之后的中越战争的题材的兴趣。在所有的涉及到那场战事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朦胧的“南疆战事”这样的泛意但却能特指的概念。《高山下的花环》这部表现中越战争的电影，其导演谢晋在一篇谈话中，说被禁映了。的确，我们是难以从电视上看到现在还有该类题材影片的出现。而相比之下，韩国电影却对中国的南海十分有兴趣，记得两年前该国还拍摄了一部《台风》的电影。
　　在网上下载了一部由辽宁某部门制作的纪录片《西沙自卫还击战》，观后令人感慨系之。其中有一部分，该片特地讲述了我军出征南海，军舰从台湾海峡经过时，蒋介石发话：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出兵。并命令医院做好救治大陆受伤人员的准备（如果真的发生这样一件事的话，那么国共合作的历史会写出迥异于今天的新篇）。而我军在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军舰鸣笛致意，并打开灯光，照射洋面，为“共军”引路(后据网友分析，此说是以讹传讹，如果是这样，只能说明辽宁制作的那个纪录片是不合格的)。
　　而邓小平在请示毛泽东增兵南海之后，毛特地强调了一句：直接走。
　　也许这是当时国共最高领导人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心照不宣的默契。
　　这部纪录片最后，列出了在这种局部海战中牺牲的十六名烈士姓名。但那些名字显得异常的陌生，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不可触及的梦幻。
　　显然，我们对西沙自卫还击战的历史，述说得是相当不够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浩然的《西沙儿女》，便成了唯一一部表现西沙人民当年战斗史的小说。
　　1、奇怪的《西沙儿女》判决书：
　　按我的理解来看，《西沙儿女》应该是浩然小说中最没有争议的一部作品。因为浩然过去的一些作品，如《艳阳天》、《金光大道》里面表现的年代，存在着一股极左思潮，这些小说的争议往往集中在对那个时代的评价上，这使得这类小说的争议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会随着政策方针的改变，而丧失了小说主题的正确性，但《西沙儿女》表现的是一个保卫祖国的战争，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是我们五千年历史中最光华、最灿烂、最值得讴歌的一部分。
　　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中，我们会因为左宗棠等人维护了国家的团结与统一，称他为民族英雄，同样，《西沙儿女》里张扬的英雄主义情结与爱国主义的基调，叙述上的浪漫主义风韵，至少可以说它是一部爱国主义小说吧。
　　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对《西沙儿女》的否定生硬与残酷得不可理解。我手里有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它这样评点《西沙儿女》：“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大搞阴谋文艺。有些作品适应“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炮制上市（如《西沙儿女》）。
　　这几句话其实细分析，在前后行文的顺序上，很有一点奥妙。它前面说有“阴谋文艺”的存在，下面紧接着就点出了《西沙儿女》，那么，按照前后贯通的气势，很显然就可以得出《西沙儿女》是“阴谋文艺”的结论。但是，它又没有明说，只是给你一个联想，一个让你自己去推理的诱引。
　　这部文学史在下面专门介绍浩然的地方，继续否定《西沙儿女》：“至于‘中篇小说《西沙儿女》，那完全是按照‘四人帮’旨意炮制出来的坏作品。”
　　之后出现的文学史，在对《西沙儿女》的评价中，基本采取了这样的一棍子打死的定论方式。
　　2006年6月版的《中国当代文学50年》依然沿用了这种武断的可能在姚文元的檄文般的文革文学评论中才用得到的宣判式的语句：“《西沙之战》和《西沙儿女》直接歌颂了江青。这些作品都是直接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阴谋服务的。”这样的没有分析，只是用不容置疑、不容申辩、高高在上、发号司令的政治的术语，来涵盖对文学复杂性的评述，竟然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教科书中，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并且涌上深深的悲哀，并对大学教授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拒绝“与时俱进”的定力感到诧异与不可理解。中国教材的落后与滞后，在涉及自身的历史的时候，也显得是那样的当仁不让。
　　在陈思和那部比较有反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文革部分描述的标题是：“‘文化大革命’对文学的摧残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
　　这样的标题，决定了作者必然会采取什么样的评判眼光，整个文字叙述部分，只提到《金光大道》，但对《西沙儿女》却视而不见，好像中国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这一码事一样。按照这位老大人的观点来看，西沙海战也可能是不存在的。
　　在陈思和这一部官方著作不像官方著作、私人史志不像私人志书的文学史中，充斥着对文革文本的武断式的结论，比如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在样板戏的推行过程中，还形成了‘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创作观念，这些‘理论’的强行推行给文革期间和文革后很长时间内的中国文学创作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这段评论中“恶劣”修饰词的出现，完全是文革期间檄文类评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出现在史书中，总觉得继承的是文革的遗风。如果评论家需要用文革的语言来评论文革本身，那么，这样的史书的真实历史价值何在？其理性的辨识能力何存？
　　而在中国颇有反响，且常常喜欢被人引用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却对《西沙儿女》有一段与国内文学界大唱反调的评述：“《西沙儿女》写于1974年，在这部关于海南岛渔民民俗和渔民战斗业绩的中篇小说中，浩然发展到抽象的抒情浪漫主义的程度。”
　　这部历史的撰写者，看到了国内评论界没有看到的东西：这个外国人看到了“浪漫主义”而不是“阴谋文艺”，同时，这个洋鬼子看到了“渔民民俗”，而中国评论家章明却称这个小说“虽诗不像诗，小说不像小说，脱离实际。”
　　外国人看到了“渔民战斗业绩”，而中国人章明却看到了“胡编乱造”，难道小说中所写的南海战事，也是胡乱编出来的吗？幸好我看到了“西沙自卫还击战”这个纪录片，不然我也不得不相信，当年发生的南海战事是一起政治幻想事件。
　　外国人称这个小说是“抽象的抒情浪漫主义”，而中国人章明却把小说定性为“把木麻黄写成‘马尾松’的拙劣不堪之作。”
　　浩然本人对把《西沙儿女》批判成毒草是极其不满的。据网友刘国震提供的资料：“浩然1982年5月22日写给《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的信”[见《小说创作经验谈》（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11页]。引文如下：“因种种原因，其中既包括作品本身含有的缺点和错误，也包括刚刚粉碎“四人帮”，左了多年的文艺之车的“惯性”和“派性”，《西沙儿女》受到一些地方报刊的批判。但党中央的《人民日报》和《红旗》并没有表态，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从来没有给我的《西沙儿女》作过“适应四人帮反动政治需要”而创作的结论；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也属于政治定性，超出了学术问题，望修改时慎重落笔。”
　　刘国震认为：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在收到浩然的回信后（他们将初稿中有关浩然的章节和论述寄给浩然征求意见，这个做法很可取），还是参考、吸收了浩然的某些意见的，比如，把原稿中“适应四人帮反动政治需要而创作”等不合实际的语句改为“作者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写了《西沙儿女》《百花川》等不好的作品。”将初稿寄给浩然征求意见的，大概只此一家。因而，在对《金光大道》的评价中，这本文学史比当时及其以后的其他文本都更客观一些。
　　那么，《西沙儿女》究竟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我们该相信谁？
　　2、继续关注《西沙儿女》的评点，竟然找到一位文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