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a5进游戏怎么玩:祭祀黄帝陵不如尊重人民权利

转侯书议文：

2008年两会比较热闹，既有可圈可点之处，亦有天马行空、不知所云的提案，这乐子在我看来来的快，去的也快。继济宁要建文化标志城之后，类似于关于文化生活方面的提案又爆出一个——在陕的全国政协委员李晓东、王二虎、周一波、王西林联名提交提案，每年清明节黄帝陵祭祖活动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

诚如提案所言：中华民族祭祀活动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祭祀黄帝的活动。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几乎都曾经亲自或派人祭过黄帝陵。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无论是女真族执政的金国，蒙古族人当皇帝的元朝，汉族人做皇帝的明朝，满族人执政的清朝，都无一例外地以真诚和谦恭，隆重祭祀自己的祖先——轩辕黄帝。将黄帝陵祭祀活动上升为国家层面，这样有利于传播我们中华文化，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增强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

如果盲目的给这个提案定义为荒诞不经，确实抹杀中国历史文化在现实中存在着的浓厚的原始崇拜情结。从文化传承角度论，出现类似于热衷文化祭祀、祭奠活动的实属正常，毕竟当前的一切社会机制都还没有完全摆脱“图腾文化”，社会机制必须找个合理的寄托才能够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所凭据。譬如古代帝王为了万世基业，必然推出一种思想理念、祭祀行为来规范权力的行使、以及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裁决。于是“图腾文化”，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史上层出不穷，一概理由皆为今天这些政协委员所提出的“将祭祀黄帝上升为国家级的大典，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激励爱国热情，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考量当时各个封建帝王之所以接受朝臣的这些建议，其根本就在于政治机构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作支撑，不过找出一个精神产物、图腾崇拜给予帝王行使权力、愚弄民众、加强中央集权一个合适、合情的依托和借口。

司马迁作《史记·孝武本纪》时通篇多为记述汉武帝刘彻行祭祀、封禅之事。病疟、出兵、治务之前总要找个理由祭祀神灵，企图得到上天的指点，以求施政方针是否正确？《史记》载：上（刘彻）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馀，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在汉武帝看来，封禅祭祀规格一定要高于往常，如此这般，才能与上天神灵意旨通达、才能顺利成章的接受上天旨意治理好国家。并经过那些朝臣的鼓吹说：秦始皇帝就因为没有好好地听从天意最后王国了，所以今天陛下一定要隆重的实现祭祀大典，超豪华、高规格、世上罕见之礼仪才能祈求到国家风调雨顺、民众安居乐业。所以他认同了封禅的天意（神灵）所使。

司马迁评汉武帝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不正是行政依靠的是鬼神而不是法律吗？自此之后，如东汉光武帝信奉“天人合一”，他认为能够从祭祀大典中找到治理国家的政策，国家祭祀代表的是自然界的力量，不以人为力量为转变，帝王、朝臣（政府机构）也只不过奉行苍天恩泽治理民众，所以不能违背。这时期“国家祭祀”达到了空前的极致、程序繁杂、仪式隆重，要比汉武帝刘彻还要过犹而无不及，此风一开，自西汉、东汉国家祭祀主导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确立之后，以后诸姓帝王、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无一例外的总要把某种神化起来的力量作为最高行政准则，隋唐有、五代十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小国家也有，宋朝以及时期并存的西夏、辽国有，元朝也有，明、清也有。只是国家祭祀的神灵或名儒不同而已，譬如宋朝就信奉孔孟儒学，孔子是一圣、孟子为二圣，本朝的王安石因变法后期也一度成为三圣，位列朝廷祠堂。

但是，纵观封建社会时期的诸姓统治阶级，统统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模式也即政治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虽说各王朝建立初期有过一段繁荣中兴，主要原因是历史周期性惯性使然，譬如厌烦战争之后，就需要休养生息，经济就会得到短暂的发展，可是一到各王朝末期，由于政府机构、职能部门丧失法治，即使重拾图腾文化也无济于事，结果无一例外的兵戈四起、民不聊生。

读明史，特别中晚期，由于纲纪紊乱、皇帝怠于职守，政治机制、法律法规完全脱轨、架空，官僚集团中特别想做一番事业的文官集团（如海瑞），必然以道德尺度去苛责人事、社会公务的正确与否，此时所建立的评判体系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搬出祖宗典籍、传统伦理约束官僚民众。正因为个人道德准绳无法真正甄别、约束官员的私人行为时，于是在政治中心出现互相攻奸、诋毁，以致因集团利益建立帮派、挑起大旗行党同伐异之实，是非好恶完全然没有了标准。

万历时期，大臣张居正死后，就出现这种态势，先是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曾经遭受张居正变法的撼动，他们联合起来诋毁张居正，指责其独揽朝政、骄奢淫逸，经过这些利益集团反复、不断上奏朝廷，万历帝不得不在两年后籍没张居正家产（抄家）。之后，因针对的主要矛盾人物张居正的问题已经解决，预示着这个曾经抱成一个团的利益集团开始出现“内讧”，实质上仍是源于自身利益之需求，直至大明王朝灭亡，这场道德战争一刻没有停止过。黄仁宇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黄仁宇先生所言的“宪法危机”即是依法治国的必要性所在，如果没有法治基础，一切道德、伦理、信仰、复兴也将成为奢谈，沦为一钱不值的信口雌黄。

几千年的颓废封建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依靠祭祀，特别国家祭祀稳定民心、振兴经济，不沦落为亡国奴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试问哪个朝代建立之初没有信仰、帝王没有祭祀活动？可其最终结局不也都是国破家亡、朝代更迭吗？如果较真，国家祭祀可以团结人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那么郑成功就不需要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了；国家祭祀可以让经济发展，那么张骞、郑和就没有必要出使西域加强贸易往来，白花花的银子自个就会流入到老百姓的口袋里了；国家祭祀可以激励爱国热情，那么按照现代西方政治学求解，不过是“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府为本国公民提供了哪些服务和利益保障”？否则，一个处处与民争利、与民作对、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主流趋势的执政府，何必爱它？

若把精力投入到祭祀黄帝陵的“图腾崇拜”情结上、并企图起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激励爱国热情、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愚弄民意手段，不如从现代政治角度排解当下难题，还权与民、尊重民众权利，从根本上解决公众浮躁不安的心理，既稳定经济发展，又可真正激励爱国热情。否则，十个黄帝祭典也救不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