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阳实行基层党代表公推差选县级一把手

　　襄阳8名县(市)党政正职，已正式上任。他们都经历过一场“特殊”选举。9月15日，湖北襄阳进行了一场公推差选，从400多名候选人中，选出3名县委书记，5名县(市)长的拟任人选。具有破冰意义的是，推荐权已扩大到基层党代表。

　　公推差选最早只在乡镇干部层面，随后扩展到县长职位。中共十七的报告指出，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要真正破解基层“少数人选官”，要遏制用人中不正之风，就必须切实落实用民主办法选用干部。

　　公选流程

　　要从400多名被选举人中，选出3名县委书记，5名县(市)长。

　　●第一轮“海推”，150人参加推荐，产生16名候选人。

　　●第二轮实名推荐，54人参加，产生12名候选人。

　　●再经过“五量化”，对考察对象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近3年年度考核和素质测试，进行量化评分并排序。

　　●再经过“五分析”，对其得票情况、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工作经历和发展潜力、需要改进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分析。

　　最后选出8名县(市)党政正职。

　　12月7日，襄阳气温已近零度，但整个城市“热度”不减，诸葛亮文化节正在进行。

　　谷城、南漳、枣阳、宜城、保康各个县市的两会刚刚闭幕。8名县(市)党政正职，已全部开始了他们的主政之路。

　　他们都经历过一场“特殊”选举。

　　这8名党政正职，有3名是县委书记，5名县(市)长。经由150余人的公开推荐和一轮又一轮的差额选拔，他们脱颖而出。

　　“公推差选”县(市)党政正职，在湖北省尚属首次。

　　“这是一次破冰之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襄阳这次公选有特殊意义。他注意到在公选中，有不少基层党代表，参与公推县级一把手。

　　竹立家说，这标志着党、政干部民主化的重要进程。要真正破解“官选官”，遏制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就必须将“用民主办法选用一把手”落到实处。

　　会议秘密，避免贿选

　　150余人参与县长、县委书记的推荐会，事先不透露会议内容，只告知会议时间

　　闵洪彦，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的党委书记，他没想到，作为基层干部，也能参与县委书记的推荐。

　　闵洪彦在开会前的两三天，接到会议通知。通知中只有会议的时间地点，未透露丝毫会议内容。

　　“这很反常。”闵洪彦第一次经历这样摸不着头脑的会议，以前都告诉会议内容。

　　9月15日下午，闵洪彦到会，才知道会议任务：在襄阳市400多名符合条件的对象中，“海选”8名县(市)党政正职。

　　襄阳宜城市委书记朱慧，也同样诧异，“事先没听到消息，保密工作做到家了。”

　　据襄阳市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介绍，保密工作是程序设计的一部分，避免拉票贿选的发生。

　　参与第一轮公推大会的，共有150余人。

　　其中包括，襄阳市现职副厅级以上干部，县(市、区)党政正职，其他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副书记，市委和市政府直属工作部门、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还有部分“两代表一委员”(即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并非全部的襄阳市党代表都参加此次公推大会，闵洪彦至今也不知道为何会选中他。

　　襄阳市组织部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确定选举人是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的，被确定的选举人，应该是比较熟悉官员状况的。

　　以前的公推差选大多只是领导干部、党委委员、老干部等参与，竹立家认为，襄阳基层党代表能够参与公推是非常大的进步。

　　公推大会上，领导没有给大家“统一思想”。会上发了一大叠材料，上面列有400多位符合条件的人选的工作履历等简单信息。

　　“那些人，我不可能全认识。”对于不熟悉的，闵洪彦便按照名单上的履历进行判断。

　　“我推荐的是那些在群众中呼声高、能干事、干实事的干部。”闵洪彦说。

　　不再是少数人专利

　　两轮推荐后，还有民意调查、素质测评等环节，甚至会了解候选人家庭生活是否和睦

　　第一轮“海推”，从400多名被选举人中，产生16名候选人。

　　等候计票期间，会场放了场电影，还发包子作晚餐。

　　随后，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副书记及各县(市、区)党政正职共54人留下等待参加第二轮推荐。

　　第二轮是实名推荐。每人一票，从16名候选人中，选出12人，其中包括4名县委书记、8名县(市)长人选。

　　市委委员、襄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李德璋，很感慨这样的推荐。

　　他说，以前选县级的党政正职，是“少数人专利”，如今变成“多数人的权利”。他的推荐标准是：过去有业绩，现在很不错，将来有潜力。

　　晚上8点左右，推荐会结束。

　　9月19日，星期一。何飞正在深圳洽谈项目。

　　何飞时任宜城市市委副书记。那天，他接到电话通知，才知道自己被提名为枣阳市市长候选人。

　　郭静，时任襄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上班时，她见到考察组人员，才得知自己成为12名拟任人选之一。

　　这12名拟任人选，还需经过考察组的综合考察。

　　考察组人员由市委办、市政府办、市纪委、市农委等单位的官员组成。

　　考察方案分为“五量化”和“五分析”。

　　“五量化”，即对考察对象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近3年年度考核和素质测试5个方面(分别占权重的50%、10%、10%、20%和10%)，进行量化评分并排序。

　　在素质测试中，拟任人选要在1个小时内闭卷回答180道题。

　　艾文金是谷城县委书记的拟任人选。他在与考察组组织的集体面谈中，被问到“配了个性化的县长怎么办”等难答的问题。随后当场打分。

　　龙小红是谷城县县长的拟任人选。

　　在民意调查中，考察组了解了其周围近40人，还专门找到她丈夫，了解其家庭关系是否和睦等情况。

　　考察组将工作圈考察和生活圈调查相结合，向所在单位服务对象、邻居街坊等调查了解，了解被考察干部的“德”。

　　“五量化”后还有“五分析”。

　　“五分析”，即对其得票情况、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工作经历和发展潜力、需要改进的问题和不足等5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

　　在听取考察情况汇报后，9月21日，襄阳市委召开常委会，通过无记名差额票决，从4名候选人中，产生3名县委书记人选；从8名候选人中，产生5名县(市)长人选。

　　这样，8名党政正职干部的人选，才尘埃落定。

　　县长不一定接班书记

　　公选中3名县长顺利接任书记；有官员称，以前书记走了县长接，是惯例，以后就不一定了

　　在公推差选中，艾文金、黄其洲、叶丛是三位胜出的县委书记人选。

　　虽然他们此前都在本县任县长，这次依旧任本县的县委书记，但他们则有和以往不同的心情。

　　“以前书记走了，县长接，是惯例。现在就不一定能接上。”黄其洲曾对媒体说。　　黄其洲说，现在，如果没被干部群众推荐或落选，接不上就只能怨自己。“公推差选”给予更多的平等机会。

　　此次公推差选中，担任县长的人选显得较多样化。

　　郭静当选为宜城市市长，此前是襄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她的多项创新经验被全省推广。

　　43岁的何飞，当选为枣阳市市长，此前，他任宜城市委副书记，且在基层工作22年，第一学历仅为大专。但他在招商引资方面有成就。他主政的宜城市获得移民工作三个全省第一，他也因此获评湖北省南水北调移民工作先进个人。

　　通过“公推差选”，38岁的张世伟，从襄州区副区长升任保康县县长。

　　他4年前刚从省委党校的讲台上进入政界。张世伟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不是“公推差选”，以他这样“嫩”的从政资历，很难出得来。

　　差额选举，范围扩大

　　最早只“公推差选”乡镇干部，2002年首次公选县长，中共十七大提出，要扩大差选范围

　　“公推差选”领导干部，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只推选乡镇干部，随后扩展到一些副县级、县级干部职位。

　　襄阳是在2000年，尝试副县级岗位“公选”。

　　当时襄阳还保留旧称“襄樊”。时任襄樊市委书记的孙楚寅，拿出17个副县级岗位进行公选。

　　那次“公选”又叫作“双推双选”，参加者可以由组织推荐，也可自荐。

　　据媒体报道，参加者报名后，组织部门贴出告示，公布获得推荐的人选。此后，一切考试和考核则都是“秘密”进行。

　　2002年，孙楚寅因受贿落马。“双推双选”的当选者中，也有多人被查出问题。

　　当地宣传部一副部长说，“孙楚寅时代”的干部“公选”，被认为是排斥异己，提拔自己人的一种手段。

　　2002年12月，阮成发接任襄樊市委书记，开始酝酿人事制度改革。

　　阮成发在任襄樊的近两年里，襄樊市对交通局、农业局、市经委、卫生局、教育局等11市直单位“一把手”进行公选。

　　2004年5月，襄樊市又将“公选”的范围扩展到了县(区)级。襄樊市将空缺的樊城区区长和老河口市市长的位置拿出来面向省直单位和襄樊全市公开选拔。

　　当时的湖北日报称，公选吸引了348名干部报名，有322名干部通过资格审查。

　　候选人需演讲陈述，还要模拟市长角色进行调研，并被封闭在宾馆房间内写调研报告。

　　那年是襄樊第一次公选县长。

　　新中国第一次公选县长，是在2002年6月，四川中江县首开先河。此后，有更多的县，进行公选县长。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

　　2008年，贵阳市公选了4区(县)党委书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县在中国行政管理中有着特殊地位。如果把县级领导的选拔、任用做好，将会对中国的整个公共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基层选举方向：“公推直选”

　　襄阳年轻市委书记上任，尝试公选县委书记；专家表示，此次有基层党代表参与推选意义很大

　　襄阳市委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此次“公推差选”的决策首先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再有就是与新一届党委领导有关。

　　今年8月8日，范锐平接任襄阳市委书记。他1966年出生，是湖北省最年轻的省委常委。

　　范锐平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微博)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

　　2010年2月至12月，范锐平受中组部派遣，参加中国、新家坡两国政府合作培训中高级领导干部硕士项目学习。

　　知情人透露，范锐平的思想解放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

　　襄阳市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县委书记的人选，都是由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两个人决定或者开常委会决定人选。如今，把推举权利扩大到基层党代表这么大范围，确实是一个突破，将“上级选”变为了“上下一起选”。

　　从2002年中共中央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至今，干部选用体制的民主化改革有切实的进步，出现了如“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票决制”、“公示制”、“基层民主选举制”等各种方式的探索。

　　但“少数人选少数人、在少数人里选人”，“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的基层选举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竹立家认为，根本原因是，选拔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地方党委常委、甚至是党委书记手中。

　　“所以，襄阳此次公选，让基层党代表参与，就显得意义很大。”竹立家说，一把手的公推差选是我国干部任用的一个趋势，将来还要让普通党员也要参与进来。

　　竹立家说，“最终‘公推直选’是基层干部任用的方向。”

　　“每一天，如履薄冰”

　　原襄阳团市委书记龙小红，当选谷城县县长，她说现在唯恐做得不好，辜负大家信任

　　10月10日，经公示后，公推差选的8名县市党政正职已经履新。

　　11月底，县区人大会议上，5名县(市)长正式当选，各自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新上任的保康县县长张世伟说，未来五年，将奉行六个字，“敬畏、责任、担当”。

　　龙小红当选谷城县县长。她对媒体坦言，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龙小红说，上任以来的每一天都如履薄冰，唯恐自己做得不好，影响当地的发展和大家的信任，虽然很累，但必须以一种奔跑的状态工作，“跑得动要跑，跑不动也要跑。”

　　“我肯定会更关注他们的工作，看看他们做得好不好。”因为自己参与了选举，闵洪彦表示，肯定会对这些父母官多些关注。

　　“这些胜出者，是我们用票推举出来的，他们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联。”参与推荐的襄阳四中校长程敬荣对媒体称，他会一直关注这些干部，“也许有一天，我会给他们写信，鼓励鼓励或是给他们提个醒儿。”

　　11月1日，襄阳市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公选，面向全国公开选拔20名正副处级官员，包括团市委书记、市招商局局长、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3名正处级官员，以及规划局副局长等17名副处级官员。

　　公选的背后是襄阳对人才的渴求。襄阳是湖北经济发展的重镇，目标在未来5年，经济总量要从1538多亿，增长到5000亿。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襄阳开出优厚的条件面向全国招考干部。公选吸引了千余人报名。目前，这一轮公选正在进行。

　　一把手的公推差选是我国干部任用的一个趋势，将来还要让普通党员也参与进来。最终“公推直选”是未来基层干部任用的方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本报记者 刘一丁 湖北襄阳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