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娱之荣耀巨星:谈儒家

再谈儒家和儒教
任继愈
■儒家和儒教这套学问，并不是孔子发明的
讲到儒这个名称，一般人都会把它和孔子联系起来。但是，儒家或者儒教这一套学问，却不是孔子发明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子到现代不过两千多年。孔子的学问，继承了此前二千多年的文化成果。不是有了孔子，有了儒学、儒家或儒教的名称，这套学问才存在；而是儒学继承了以前的优秀文化成果，包括神话传说时代的文化成果，以后又不断丰富、发展。所以，儒学或儒教有个发展过程，代表了五千年的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神话与西方不同。在西方的神话中，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都被说成是外来的，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比如用火，西方神话说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下来的，造福人类。中国神话也讲用火的起源，但说的是燧人氏发明的，不是从天上偷来的。这是一个例子吧。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古代在没有文字以前，在神话传说时代，已经把能源的发明说成是由人类自己的双手发明的，说成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实践出真知，中国上古的人们已经开始懂得这个道理。
在没有文字以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都带有人类实践活动的痕迹。伏羲氏、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都不是人名。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名字，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就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作为名字。伏羲是游牧时代的英雄，教人们训养家畜；燧人氏发明用火；有巢氏教人们建造房屋；神农氏是农业的发明者，教人们定期种植、收获。
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古代神话已经带有很多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内容，说明中国文明一开始就从实际出发。从人类认识的起源来说，的确是从实践开始的。中国文化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从实践出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的、核心的观念，就是敬天法祖。这里效法的祖先，既是人，又是神。要敬的天，既是神，也是祖。祖先，也是重大文明成果的发明者。因为有创造发明，后人纪念他们，把他们尊奉为神。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从原始宗教开始，就有了一个重实践、从实际出发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传到今天，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
■儒家在多民族国家统一中起了积极的、核心的作用，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敬天法祖延续下来，表现于道德观念，就是“忠”、“孝”。忠孝是儒家或儒教道德观念的核心。今后人民不必为皇帝个人及政权效忠，但对国家对中华民族还是要尽忠。古代农业生产的小农经济社会的“孝，晨昏定省”，“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社会结构与古代不同，但对父母的爱护、关怀还是必需的。对“孝”要充实以新的内容。
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从多民族共存的涣散状态向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迈进的过程。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各家说法不同，但目的都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和谐的国家，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秦汉统一，实现了这个理想。以后虽然也有分有合，但向往统一，并且最终实现了统一，是中国古人数千年来的共识。
统一是个长期的过程，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起了积极的、核心的作用。这一点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道家的影响也很强，但比起儒家还是要差一点。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中，道家的贡献仅次于儒家。
到了辛亥革命，帝制被废除了，儒教的国教地位、唯一独尊地位也被消灭。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是不可以消灭的，不可以通过人为的、政治权力的干预加以消灭的。但是某一种宗教，某一个教派，是可以消灭的；其一种宗教信仰也是可以改变的。唐僧取经时代，新疆一带都是信仰佛教的。但是从10世纪开始，也就是我国的宋代，新疆一带居民还是原来居民，就逐渐信仰了伊斯兰教，原来的佛教在当地就消灭了。印度一带原来信婆罗门教，后来出现了佛教。但是后来佛教在印度曾一度消失，伊斯兰教则发展起来，并且普及到巴基斯坦等非常广大的地区。
儒教也是这样。经过辛亥革命，儒教的教皇，也就是皇帝，被取消，儒教也就归于消灭。中国境内的其他宗教，比如佛教、道教等，也受到了革命的冲击，但不如儒教遭受的打击厉害，所以还保持着他们的存在。现在统战部管的几大宗教，就没有儒教，因为儒教的教团、教皇被废止了，被消灭了。
儒教没有了，但是它的思想影响还在，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在。儒教典籍中保留了大量的宝贵文献资料，不仅属于儒教一家，也是中华文化的共同财富，如《十三经》等。
■我们对传统文化研究得愈透彻，对建设新文化就愈有利
我们要建设新文化，传统文化是重要的资源。继承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历史责任要我们担当。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影响着我们，我们也影响着世界。对传统文化，需要认真研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弄清儒教是不是宗教还不是最重要的，虽然这也是继承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哪些是精华，应该继承发扬；哪些已经过时，需要更正修改。这个工作，五四时代就在做，但只能算是开头。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高潮可能五十年以后才能出现，现在是过渡时期。我们对传统文化研究得愈透彻，对建设新文化就愈有利。“文革”时期我们走过弯路，搞什么评儒批法，走回头路。这是倒退。现在我们走上了正轨，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本文根据作者在“儒学、儒教与宗教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题目和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北京日报》2007年3月12日

也谈儒家思想
police高　发帖于：中国历史
发布时间：2007-12-3 16:36:38
最近，论坛上有人谈起了儒家精神，我不反对儒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遗产，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不会反对。但是在对待儒家思想的问题上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有多说要发扬光大，有的说要扬弃，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等等等等。这很好，理论的东西，可以各有各的看法，我在这里先不说其他的，我先从儒家产成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说起，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儒学大家大家可以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先说说儒学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春秋时期，群雄争霸，周王室衰。这时的中华大地打成一片，诸侯国之间是大雨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诸侯国内部是“子篡父、弟弑兄、诸侯亡国奔走百余家”（原文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已经全然没有太平盛事的模样，所以“礼崩乐坏”。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有识之士开始奔走各国，提出自己的治国方略，这其中儒学提倡要“仁”，法家提出要“严刑峻法”，道家提出要“道法自然”等等，可见当时是乱世，儒家提出要有一种秩序，这就是“礼”。就是要讲规矩，国君要讲仁政；士大夫阶层要上骧国君，下安百姓；老百姓要守法，不要作乱。实际上是求稳定。但当时群雄争霸，连周天子都不放在眼里，怎么会取采纳儒家学说，所以，孔子在世的时候儒学很不得意，一直到汉武帝时，国家正真稳定，封建制开始成熟，才开始独尊儒术。一直到清廷灭亡，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尊儒的，因为儒术的核心是“礼”，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历朝历代在封建统治下，“礼”不断的被注入新的内涵，越讲礼，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禁锢就越深，直到后来，评判事务就是要先用礼的标准来评判。所以中国历史上每当要改革，都会有人拿儒家经典来反击，而且相当有效。而“仁”是为“礼”而服务的，出礼则入刑，这时候就没有什么“仁”可言了。所以儒术是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它随封建等级制度的成熟而成熟，是封建等级制的附属品。
在谈谈儒家思想的经济背景，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产生于2000多年前，那时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儒家说“父母在，不远游”，这个游不是出去游山玩水，而是不能出远门。不能外出，就只能再家“面朝黄土背朝天”。何况，中华民族又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再加上儒家提倡的“重农抑商”，历朝历代大都奉行这个政策，越到后来越严重，“仕农工商”，读书人第一位，农民第二，手工业者第三，做买卖的人排在最后，正是这种“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导致中国的商业长期落后。所以儒家思想是依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而存在的。而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弊端，这里我要补充一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儒学，已经和孔老夫子所说的儒学已经不太一样了，现在的儒学经过各代统治阶级的不断加工，篡改，已经成为其蒙蔽，压迫老百姓的统治工具了。当然，孔子所说的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休养的教诲还是值得现代人借鉴的。但说要把儒家思想抬高到什么什么样的高度，作为我们什么行为的指南，我是一万个不同意，毕竟社会已经发展到21世纪，不要说你对外开放的时候说提倡儒学，就是对中国人也不会有什么市场。
我们现在是个开放的、竞争的社会，在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面前不能用儒学，在对外交往、贸易中不能用儒学，在维护国家利益，保卫国家主权时也不能和外国人讲儒学，在打官司，搞法律工作时也不能用儒家经典。毕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所以不得不说，儒家思想过时了！
国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问题，涉及到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世人的看法颇有分歧，值得深入研究。儒家的伦理精神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超越性，它的核心是仁爱。现代化进程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传统性的东西既有应当否定的方面，又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存在着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儒家伦理精神不仅对儒家文化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价值，而且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也有意义。因为现代化进程不仅是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等方面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因此人文精神对现代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正面阐述了新教伦理作为时代的伦理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一原动力，他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伦理精神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得出这一结论的。韦伯又曾从反面论证中国的儒家伦理如果不能提升为时代的伦理精神，则妨碍经济的质的飞跃。他认为从社会结构的特性而言，中国并非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妨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因素不是经济本身，也不是社会结构，面是精神性的东西——儒家伦理，是儒家伦理妨碍了中国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这本来是一种可以商讨的学术观点，但自从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起飞，引发了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或者说儒家伦理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的大争论。这个争论是有意义的，本文不涉及这个争论，而从这个争论中引出令人深思的问题：即中国儒家伦理精神与世界现代化进程有无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那末是怎样的关系？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也许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有一定意义。
伦理精神是精神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具有时代性和超越性，即它应当体现时代精神，从道德上把握时代脉搏，内在地显示历史发展趋势。如果伦理精神不能反映历史的主流，与社会发展相一致，那末就不成其为伦理精神。同时，伦理精神也具有超越性，它往往从道德上表明一种社会形态、社会生活方式行将灭亡，或者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生活方式即将出现。伦理精神还具有民族性，是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道德上的集中体现。中国儒家伦理精神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激励民族振奋、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中国儒家伦理精神是什么？它的核心是什么？这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从儒家伦理的发展来看，儒家伦理精神主要是追求一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和谐统一，其核心是“仁爱”。
儒家伦理是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代的产物，伴随历史转型的历程，仁爱观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西周时期初步形成了爱的观念，主要内容有：爱是惠民。爱即是对民有利，为民做好事。例如周公（旦）赞扬先王祖甲能够“保惠于庶民”（注：《尚书·无逸》。），尤其赞扬“惠鲜鳏寡”（注：《尚书·无逸》。）。惠这一概念是后来“爱”的观念的雏形。爱是孝亲。中国古代国家是建立在血缘家族基础之上的，维护家族的安定和强大是首位任务。因此，孝亲成为爱的首要内容，首先要爱亲人、维护家庭团结才谈得爱他人。罪恶莫大于不孝，“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注：《尚书·康诰》。）。爱，是对被征服的外族的宽容，实施不杀不虐，对他们“维心”为上，对被征服的异族的杀戳是“尔心未爱”。爱，又是专指爱惜具体的事物，诸如粮食、土地等。这时期的爱的观念还是具体的有所指的对象，而且因为处于奴隶社会，这里所谓的“民”都是特指自由民，而不是指包括奴隶在内的一切人，甚至不包括异族如殷族等，这时的爱还没有上升为抽象的普遍概念。春秋时期，仁爱思想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思潮，爱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为人们所接受，成为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的伦理标准。如有人提出：“爱亲之谓仁”（注：《国语·鲁语》。）、“爱人能仁”（注：《国语·周语下》。）。
作为儒家伦理精神的爱的观念最终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升华，始于孔子明确指出“仁”即是“爱人”（注：《论语·八佾》。），“泛爱众而亲仁”（注：《论语·学而》。），“节用而爱人”（注：《论语·学而》。），“君子学道则爱人”（注：《论语·阳货》。）等等原则。从以上所引语录可证明孔子的爱的概念已经抽象为普遍的概念，已经从爱某一特殊对象上升为一般地爱人，从而完成了爱的观念的历史性的转化。关于孔子的“人”的概念是泛指一切人，还是特指统治者，前些年学术界有争论，有人认为是特指统治者或自由民。现在一般认为孔子的“人”是泛指一切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君子小人，这里的人只是与动物相区别而言。因为人是泛指、是类，所以孔子的爱已上升为普遍概念。
儒家伦理的爱的抽象化、泛化，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它的发展动力不在概念自身而在自身之外，其进程恰恰反映了历史的进程，是现实的经济结构及由此决定的人际关系所导致的。儒家伦理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封建制的伟大的进步之处，在于不再把奴隶看作物，承认被统治者、贱民等都是人，它使奴隶与自由民的对抗、斗争转变为贵族与农民的矛盾，从人（自由民）与非人（奴隶）的斗争变为人与人的斗争。这一历史进步伴随着伦理观念的变革，爱的观念正是这一伟大变革的表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泛爱主义就是典型。正因为如此，寻求人际关系的有序、和谐就成为迫切而主要的道德任务，儒家伦理精神的爱正是这一历史要求的反映。从理论原因上分析，新的封建社会形态中人和人的关系中，爱作为一种新的伦理精神、道德体系，表明了主体的我不想成为孤立的人，希望在他人身上证实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同时又表明作为客体的他人接受主体的施予、承认，从而达到自我和他人的和谐统一。随着客体的他人从个别、特殊、具体的人抽象为普遍的、一般的类，爱就升华为泛爱，成为儒家的伦理精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消弭各部落、氏族之间的纷争、仇恨，?
爱作为一种伦理精神源于何处？儒家认为源于人性。孔子虽没有明确讲人性善，但综观他的学说是把“仁”看作是人自身所固有的。“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注：《论语·学而》。）孟子明确提出人性本善，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注：《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等德目出自人自身，人性本身是道德根源，人天生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也就是同情怜悯他人的爱心是人性固有的。儒家把“爱”的根源归于人的本性，是为了从理论上寻找人与人之间应当互惠、互爱而不应相互仇恨的依据，既然人性本善，从本性上都有爱心，那么人际关系就应当而且必然是和谐有序的。这表明儒家伦理希望把人（自由民）与非人（奴隶）之间的对立，用人与人之间本性善这一同源来代替，化解现实的阶级斗争。
儒家伦理的爱的核心是爱亲。孔子把爱亲列为仁爱的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论语·学而》。）“君子笃于亲。”（注：《论语·泰伯》。）他认为只有先爱亲，才能走向“泛爱众”，爱亲是爱人的前提。孟子则更为明确提出：“亲亲，仁也。”（注：《孟子·尽心》。）由于家族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任何人都生活、依赖家族这一血缘大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爱人先爱亲是顺理成章的，但因为要维系封建统治还要靠安抚人民才能办到，让他们顺从，所以韩愈在《原道》中又宣称“博爱之谓仁”。博爱就是爱一切人，对统治者来说是爱民，爱民则民安于其位，民生产物品供养统治者。张载发展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认为天地之间的人都是兄弟，因为人都是天地的产物。他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健康残疾，凡生活天地之间的人皆兄弟，从而把爱大大推进了一步。“民吾同胞”，可谓是古代的人本主义命题。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不再存在人与非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与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缓和解决这一矛盾成为封建伦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儒家的“爱”以人为目标，爱人分为两个层次。爱人的低层次目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公治长》。）。高层次的爱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论语·雍也》。）。也就是首先不要把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强加到别人头上，以心比心，从消极方面把自己的价值观与他人的价值观统一起来，然后，进一步做到自己想做的、想追求的事情，允许、鼓励他人去做、去追求，从积极方面把自己的价值观与他人的价值观一致起来。儒家的爱企求把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追求目标一致起来，成为爱的具体内容。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途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注：《论语·颜渊》。）能否爱关键在于自身，而不在于外部原因，所以首先要“克己”。在孔子那里起更多偏重内心的反省，后来宋明理学才使它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成分。克己，从视、听、言、行等方面全面检讨自己，是否有不好的东西、是否有越轨等等，是一种内心的自觉限制、自愿约束。“复礼”，是以主动方式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言行符合社会的普遍规范。如果人人做到克己复礼，整个社会就会在一个共同理想之下和谐有序。
二
现代化问题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西方世界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对现代化理论研究方兴未艾，形成林林总总的流派。西方主流派的现代化理论主张“西方中心”(Western Centric)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模式是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发展模式。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大变革过程中，正逐步迈向现代化，它们的现代化进程是一定要按照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去走，还是另有新路？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日益摆在人们面前，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西文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取得经济飞速发展中出现了诸如吸毒、家庭危机、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付出了道德沦丧等人文精神丧失的沉重代价，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现象已露端倪，走西方的老路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主体选择的结果？本文无法回答这样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只是探索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对于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付出的伦理道德的代价有何作用等问题。因为现代化进程中除了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之外，还有人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建立适应现代化的人文精神，这对于加速现代化而少付代价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的价值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人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形成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从工业化时代产生并发展的异化现象不仅没有得到克服，反而日益严重。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指出当代科技发展，既可以增强人的力量，也可以加剧人的懦弱，当前人比以前更无力支配他自己创造的工具设备。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认为科技已在当代社会成为第一位生产力，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它们支配、控制人，使人类丧失人性。还造成了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等等。这是有见地的观点。当然，要消灭日益严重的异化现象并非一朝夕的事情，但是在“物化”日趋泛滥的情况下，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儒家伦理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现代化进程是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过渡，除了传统的经济、政治等向现代的经济、政治过渡之外，还有个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的转变。工业化时代，文化系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转型集中表现在从封建主义、整体主义、权威主义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转变，个人主义成为文化系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个人主义作为文化系统和价值观体系，主张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同时又可以自由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这种价值观具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个人主义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的各个方面，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
个人主义伴随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而产生和发展，西方有的思想家也看到它对社会凝聚力的瓦解作用，以及对人际和谐的不良作用，也设想过种种解决方案。儒家的爱也许对遏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会起一定作用，因为发展中国家实施现代化并非一定要把西方发达国家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一并吸收过来，照搬照拿，尤其受儒家文化圈影响地区更应发扬儒家伦理处理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合理成分。儒家伦理精神强调整体、社会、民族的利益，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导向。一方面，它强调个体对整体的服从，有对个性压制的一面；另一方面，强调个人与他人的追求目标一致，以及价值观上的一致，又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儒家的爱把它的价值指向社会整体，并以“天”或“理”为普遍性概念表达出来。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消极因素，然而它的价值取向对于一味讲个人自由、权利的价值取向更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协调，更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
随着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尤其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既不断征服，又不断破坏自然。生产环境的严重污染不仅对自然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对待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万能主义”已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衍生物，以致无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的掠夺。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造成只顾私利、或只顾一个集团、地区利益、或只顾一个国家利益，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的全球性的严重后果，等等。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人类自身的威胁已引起全世界各国的关注，尤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是否也必须以此为代价来实现现代化，已成为世界瞩目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当然需要有很多措施，但其中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天人观是相当重要的。儒家伦理精神强调从爱人到爱物、从爱一切人到爱一切物的泛爱主义，可能会有助于在现代化进程中树立正确的天人观。儒家从爱一切人到爱一切物的发展，与其“天人观”的发展演变有关。张载提出“天人合一”（注：《正蒙·乾称》。），这一观点在中国古代渊源流长，《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观。天人合一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确有很多精辟的观点，它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正因为如此，张载又提出不仅要爱人还要爱万物。泛爱物，“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将这些思想加以创造性的改造，将有利于树立新的发展观，尤其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许可以少付出代价，以期在世界上出现一个合乎人类和自然本身发展的“天人合一”的美丽前景。
知识词典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6B8伦理学章海山19981998儒家伦理精神的核心是仁爱，它既体现出时代的精神，又能从道德上内在地显示历史发展的趋势，主要是追求人际关系与社会生活的和谐统一。弘扬儒家伦理精神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可促进创立一个以爱换取爱、以信任换取信任的社会生活大环境；促进现代生活的价值取向，以利于社会生活协调和发展；促进人和自然关系和谐的新发展观的创立。
再谈儒家文化
近来浏览网站，对于儒家文化的批评日益增多，尤其是看了《儒家文化、奴才、汉奸和狗性》的文章后，觉得之所以现在许多人批评儒家文化主要是由于：近千年来，不断有人对儒学进行篡改和歪曲。再加上我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哲学思想的注入和那个伟大的“断代工程”使当今的人们无法看清儒学的真实思想。人们一提到儒学就想到“三纲五常”，更不用说对于儒学的深刻理解了。在下不才，看过几天《大学》、《中庸》，有些纯属个人的想法和见解，想借贵宝地让众多有识之士评判一番，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指正。
首先，儒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学术体系，并不是一个人写成的。孔子只作了一部《春秋》，是对当时社会的理解和看法。从《论语》来看这位先哲当时的思想体系并不完整。他所做的大量工作是收集整理了前人和当时的许多学术资料。儒学真正成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孔子之后的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我想提醒各位，如果要批判儒学就应该敢于面对它的根本思想和历代众多的思想家，而不是取其一两个短处大加批驳。
我个人认为，儒学的思想本质（也是儒家的追求目标）是努力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相对稳定的社会可以使人们正常的生活，它不仅仅是社会统治者所需要的也是社会各阶层的所需要的。正如“儒”字所表述的意义一样，它是满足每个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学说。因为，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人们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证更谈不上享受正常的生活了。而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想法就是都不想“死”，就是那些好战的人也是希望死的是敌人而不是自己。所以说儒学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哲学理论。
由于儒家的理想目标是努力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所以儒学提倡用“礼”来规范和教化人们，大多数“礼”都符合一定的自然法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老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讲待人公平的原则。“男女有别”，“君臣有别”充分体现了尊重个性的宗旨。儒家力图通过礼教使社会逐渐变化，这样作的目的是在社会的改进过程中，社会中个人的正常生活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因此，大多数儒学学者在我国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是以“改良派”的身份出现。从孔子到最为我们熟知的康有为等人以及年轻时代的孙中山都是如此。他们的共同点是主张在保持各阶层个人正常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对国家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以使社会结构更趋于合理和稳定。这正是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可贵精神！因为它不排斥社会中某部分人，也就不会像西方哲学所讲的斗争一样把社会某阶层人当作敌人来对待。所以在我看来，儒学是最讲“人性”的学说。
但也正是由于儒学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较为平和，对于抢占了他人利益的统治者来说，正可以作为推脱的理由。所以千百年来，统治者一方面用武力压制人们，另一方面通过培植儒学流氓刻意地歪曲儒家文化的本意。我们现在众所周知的“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就是统治者对于儒家文化的扭曲。因为这些礼教只讲单方面的儿子对父亲的责任、妻子对丈夫的责任、臣子对君主的责任，并且一律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态度和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平和、公正是不符合的。这些被扭曲的文化概念进入儒学理论后，被统治者不断的宣扬。久而久之，使人们认为这就是儒学文化的实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儒家文化的看法和理解。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毛伟人的“断代工程”中，不但曲解儒家文化甚至彻底否定了它的学术地位，使当代人不但不知道儒家文化是什么而且不自觉地成为了打击本民族文化的先锋。我们近百年来被西方人瞧不起并不是由于我们不如人家聪明，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本民族的那种大气的文化根基，我们的民族就像一个人失去了骨架一样成了一滩烂泥。
所以，现在的我们做为一个中国人，要弘扬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公正的精神和能容天下事的气度。摒弃其中偏激、狭隘的思想，使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得到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对其整体的摒弃和唾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振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谈一谈儒家三立的具体涵义
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立德（道德成功）——需要治心修身立功（事业成功》——需要时势机遇立言（学问成功）——需要禀赋才能 立德者或许没有机遇或者天赋，难于立功立言。立功者可以立德，却难于立言。立言者也可以立德，却难于立功。 毛泽东说，曾国藩是达到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至高境界之完人。曾国藩走的是先立德，后立功，立言的路子，即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于内而成于外。我以为他的成功来自于对内心严格的修炼，这是一种压抑式的自省。从传统的意义上讲“立德立功立言”的概念，主要是说人对社会的影响，并以此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且不论其中蕴涵着的封建思想的糟粕，仅就字面的通俗含义来看，立德就是做圣人，做好事，做一个社会认可的“光辉榜样”，用现代语言就是做一个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雷锋”。立功就是做英雄，做征战四方屡建奇功的大将军，或是安民有道明镜高悬的大清官，再或是拯民于水火的救世主，反正在当世要有功德无量的口碑，对后世要有功业千秋的记载。立言就是做文章，著书立说，而且这个文章是传世之作。从道理上说要接近绝对真理，从文采上看要万世流芳。这“三立”的标准不能不说是极高的，但正因为其高，才使得历史上一代代士子们将此作为人生理想而奋斗终生。“三立”的概念看起来是人对社会的影响，但在封建制度的社会框架中，人并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人们所有的思想行为都淹没在封建社会的附着关系上，所以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都在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极贴切的注释。当然，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理念下，确也培养出不少有德有才的人，成就了一些历史名人，对当时的社会安定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封建统治者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所获得的好处却是太多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立德立功立言”作为现代人为人处世的基本理念还有没有意义呢？我想还是有的，不过其内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人的生命是为了某一帝王或某一朝代而存在，开口闭口为了“我大唐基业”“我大清江山”云云，将人们的社会活动牢牢地束缚在封建王朝的桎梏之中。所有的德、功、言必须在封建思想允许的范围内，稍有逾越必斧钺相加斩尽杀绝。现在的人们理所当然的要摒弃那些过时的以及貌似先进其实陈腐的观念，在社会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自行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决定自己的作为，走一条全新的“立德立功立言”之路。 过去的“立德”主要讲的是私德，个人修养多年，一遇外部社会的冲击，瞬间即可土崩瓦解。现在要讲的首先应是公德。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秩序和规范需要人们自觉去维护，这甚至包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对所交往的人讲诚信，救死扶伤等等。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会有很好的品行。这时候的立德，是社会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任何人都是不可回避的。真正无穷的力量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榜样，所以没有必要呼唤圣人或“雷锋”出现，每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立德”，就将形成真正文明的社会环境，这比起塑造一些头上有光环的道德大师供人们去瞻仰实际得多。 当“立功”不再为某个朝廷所驱使的时候，这个词会因其平民化而显得生气勃勃。什么是“功”？现在可解释为每个人所从事的事业。一个企业家办好他的工厂，一个科学家取得科研的突破，一个工程师完成了某个项目，一个农民在自己的田地里获得丰收……等等，都和军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一样，立下了功业。在人们完成自己的事业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立功”从来就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做的事，而是平民百姓对社会的贡献。问题只是在于，做成的每一件事，不仅要利在当代，更要功在千秋，这个“功”方才立得起来。 “立言”在历史上是最具风险的事，从当年司马迁因说直话而遭到宫刑，到明清的文字狱使无数小知识分子丢掉头颅，直至前几十年文化被“革命”，万马齐喑究可哀，使人们觉得立德易立功易而立言最难。其实，立言的本质并没有什么玄妙，无非就是坚持真理，发现真理，给这个世界留下人类的精神财富，而这却不是修身养性或是只有勇气就可以办到的。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立言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要总结历史，要研究现实，要预测将来，还要敢于说真话。而历史是扑朔迷离的，现实是错综复杂的，谁能洞若观火？！能够“立言”的人，中国还是有一些的，但毕竟不多，象鲁迅那样的人算是吧。 人生在世，要活得有意义，主观上离不开“立德立功立言”的愿望，客观上也就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是物质财富抑或是精神财富。那么怎么去做，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立德立功立言”一说还真如古人所论，“虽久不废”，始终是左右人们行为的一种思想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