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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韶山到天安门：毛泽东生平全纪录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1节：第一章农民的儿子(1)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1902年开始入私塾启蒙，1910年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1911年到长沙，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新军。1912年退役，以第1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不久退学自修。1913年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与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是年毕业。

    第一章农民的儿子

    芙蓉国里的韶山冲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毛泽东的故乡。

    在滔滔长江的南岸，镶嵌着我国最大的湖泊——洞庭湖，洞庭湖波澜壮阔，绵延无际，素有"八百里洞庭"之称。

    湖的南面，铺展着一块21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地，湖南省便是因此而得名。

    1961年，毛泽东在给他早年求学时的学友周世钊写的一首《七律·答友人》的诗中，对故乡湖南做了如下的描绘：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九嶷山下，斑竹之乡的湖南，是中国最秀丽、最富足的省份之一，与湖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等省接壤。境内风景宜人，高山耸立，水陆交通发达，流淌着湘、资、沅、澧四条河流，其中以湘江为最大，因此湖南省也简称"湘"。

    湖南古迹众多，蜿蜒的雪峰山、武陵山和著名的南岳衡山，均是旅游胜地。省内虽然山多，但四通八达，山间谷地，自古以来是与邻省交往的要道。其中醴陵——宜春夹道，沟通湘赣两省；著名的零陵——桂林谷地，即湘桂夹道，是自古以来通向广西的交通要道。京广、湘桂、湘黔、枝柳等铁路与公路干线纵横交错，形成比较均匀的水陆交通网，兼有从长沙到北京、上海、广州、贵州、沈阳等地的航空线，与地面交通结合，构成立体交通网络。

    湖南盛产木芙蓉，故有"芙蓉国"的美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覆盖着茂密的树木、茶山；铺排着整齐的稻田、果园等，是我国盛产粮食的重要地区，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

    湖南境内居住着汉、苗、土家、侗、瑶、回、壮、维吾尔等民族。在20世纪初已有3000多万人口，现在达到6000多万人。境内民风勤劳、朴实、倔强，多爱吃辣椒，具有爱国、爱乡、勇于反抗的优良传统。

    在湖南，早有"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说法。近代以来，确实人才辈出，功业鼎盛，举世无出其右。其中像思想家王船山、魏源，变法维新领袖谭嗣同、唐才常，辛亥革命先驱陈天华、秋瑾、宋教仁以及黄兴、蔡锷等，无不是一时人杰，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曾轰动过大半个中国。

    湖南省会长沙，位于湘江下游，有岳麓书院、船山学社、爱晚亭、橘子洲头等名胜，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求学、会友、流连的地方。他常常约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学侣，在此畅谈救国大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从长沙往西南，转上湘黔铁路，则到湘江流域的湘潭县。它位于湘江与涟水的汇合处，有雨湖公园、关圣寺、万寿宫等名胜。

    湘潭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商周以前就有了古老文明，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近代以来，又有了"金湘潭"、"小南京"、"湖南巨镇"等美名。境内交通发达，土地肥沃，历来是楚南的粮仓，素有"天下第一壮县"之称。

    鸦片战争之后，洋货打进了中国的各个角落，湘潭也不能幸免。在19世纪末叶，湘潭一度成为洋货深入中国内地的中转市场。那时，凡是外国运来的货物，到广东上岸后，就先运到湘潭，再由湘潭运到国内各地。英国太古公司、日本怡和公司等，专门制造一批浅水轮，驶往湘潭、长沙等地。中国的蚕丝、茶叶运出国外，也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往广东出口。当时湘潭和广州之间，商务活动繁忙，陆路肩货的工人不下10万人。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也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趋于破产，而极少数人则走上富农经济的道路。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2节：第一章农民的儿子(2)

    湘潭县西北90里的地方，有一条著名的山冲——韶山冲，那便是毛泽东的故乡。

    相传在远古时代，虞舜帝南下，曾到苍梧之野巡视。他由京城蒲坂出发，过黄河、跨长江、涉洞庭，经过湘中的山野，看到处处是苍松翠竹、山清水秀，心旷神怡，就在湘江流域的湘潭县韶山冲边一座不高的山上奏起《箫韶九成》，引来凤凰起舞，当地的许多地名便由此而得名。因为舜帝的音乐叫"韶乐"；因此他到过的山就叫"韶山"；山间潺潺的小溪叫"韶水"；山峦绵亘下的山冲叫"韶山冲"；山上陡峭的山尖叫"韶峰"。韶峰海拔500多米，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也是韶山八景之一。韶山八景亦有许多动人的传说。相传在韶峰旁边住着三位俊秀的姑娘，她们日耕夜织，辛勤劳动。一天从彩云上飞来一只金色的凤凰，3位姑娘就骑着凤凰上天，成为仙女。她们留下了许多遗迹，就是现在的韶山八景：凤仪亭址、胭脂古井、仙女茅庵、石屋清风、顿石成门、塔岭晴霞、石壁流泉、韶峰耸翠。韶峰又名仙女峰，有诗云："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美好的传说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声。但传说终究是传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韶山同中国多数农村一样，长期和贫穷、落后相伴。那时候，这里没有铁路、公路，也没有通船的河道。若去湘潭县城，就要从天亮走到天黑；若去省城长沙，就要走一天半路，或走一段路再搭船。韶山冲山清水秀，冲里有稀稀落落的房屋，居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家，以毛姓最多。他们忠厚、朴实、勤劳、善良，但生活穷苦。人们常说："禾镰上壁，没得饭吃。"韶山还流传着这样的民歌："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还有一首是："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韶山好像一座锦屏，起伏绵亘约20里长，它的落脉处是一座小山，草木茂密，称韶山嘴。在韶山嘴的对面，就是山环水抱的南岸。南岸上屋场有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宅，当地人叫一担柴式的房子。公元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

    农家伢子小石三  

    毛泽东诞生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点上，山外的世界在剧烈地动荡着。

    就在毛泽东出生7个月后，即1894年7月，日本悍然出兵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在历时8个月的战争中，大清国的陆军和海军连连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失利，日军侵占了整个朝鲜和中国的辽东半岛。一向自诩为天朝大国的大清王朝，竟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就在同一年，来自广东香山农家的青年孙中山，揣着长篇改革建议，来到直隶总督府，递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遭到李鸿章的拒绝。于是，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就转赴檀香山，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第1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呼声。次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提出了中国第1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4月，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这一条约的每一款都由日本政府提出，每一款都令人触目惊心：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予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万万两；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等等。

    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接受了十多个不平等条约，香港、澳门被英、葡所占，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给了沙皇俄国。

    《马关条约》签字之后，中国人忍无可忍了。5天之后，即4月22日，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合上书都察院；接着，各省举人也纷纷上书。5月2日，正在北京应试的康有为等18省举人1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呼吁变法自强，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然而，光绪皇帝和他的支持者"帝党"，多是没有实权的文人，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保守势力，却执掌着兵权。于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四处奔波，大声呐喊，古老的封建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3节：第一章农民的儿子(3)

    韶山冲虽然偏远、闭塞、贫困，却非常宁静。

    山外的狂涛巨浪，还没有波及到这深深的胭脂古井。

    对于毛泽东的父母毛顺生和文七妹来说，儿子的诞生就是天大的喜事。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和韶山冲的人们似乎没有多少关系。毛顺生和文七妹结婚8年了，曾经生过两个男孩，可惜都在襁褓中夭折了。如今，有了这个体格健壮、声音洪亮的婴儿，真和自己的心肝宝贝一般。做"三朝酒"的那天，一位有学问的长者，给这个男孩取了1个特别响亮的名字：毛——泽——东！根据旧时的习俗，还要取1个表字，这位老先生就叫他润之。

    母亲文七妹还有点不放心，生怕毛泽东"根基不稳"，到了孩子满月之后，就带他回到湘乡娘家。外婆文贺氏是个有经验的女人，她十分疼爱这个宝贝外孙，请算命先生看了八字，说是小官人命大福大，要拜个长寿的干娘，才能易养成人。谁的寿年最长？外婆想到了后山那块两丈多高的大石头，千年万年，最长寿了。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备齐了香烛酒醴，抱着刚满月的毛泽东，让他作了三个揖，这大石头就成了毛泽东的"干娘"，并且取了个乳名叫石三，人们按当地习惯就叫他石三伢子。后来，毛泽东在革命活动中还用过这个化名，有时用"石山"做笔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亲属们还叫他"主席三哥"、"主席三叔"等等。

    外婆文贺氏很相信天王菩萨，拜过"干娘"之后，还是不放心。她总是说韶山冲上屋场的风水不好。要不，为什么前面两个外孙都没有保得住呢？她就硬不肯放石三伢子回韶山冲去。

    就这样，石三伢子寄居在唐家外婆家，没灾没病，长到了4岁。

    人们发现：石三伢子特别聪明。

    过年的时候，外婆给他换上了一套新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红风帽，高高兴兴地和小朋友在禾坪里玩耍。唐家有一位白胡子老阿公，喜欢跟小孩子们逗乐。他故意板着脸，翘起白胡子，吓唬小孩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玩耍？不准玩，我要割掉你们的耳朵。"

    小朋友们一听，吓得飞快跑掉了，只有戴红风帽的石三伢子不跑，站在那里不动。

    白胡子老阿公奇怪地打量他：圆圆的脸庞，高高的前额，清亮的眼睛，很逗人喜爱，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跑？你不怕割耳朵么？""老阿公，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呢？"石三一点也不怕，反问他一句。

    老阿公还是不笑，瓮声瓮气地说："我喜欢呀！我要割下你的耳朵做下酒菜。""1个人要讲道理。"石三学着大人的口气说，"老阿公，你讲不讲道理？你有道理，我的耳朵就给你吃；你没有道理呢，我就扯掉你的胡子。"说着，就笑眯眯地望着老阿公，并且主动地把红风帽的扣子解开，把耳朵露在外面。

    白胡子老阿公大吃一惊！这个4岁的细伢子，有这样的智力和胆量，确实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时，他亲热地把石三伢子抱在怀里，连声说："聪明！聪明！"毛泽东的二舅父文玉钦，排行第八，毛泽东喊他八舅。他虽是个做田汉子，但读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墨，曾经手抄一本《家范箴言》，还在家里开设蒙馆，教文家子侄们读书。4岁的石三伢子也跟着去当"旁听生"。他和表哥文运昌、文南松他们一样，端端正正坐着，不吵也不闹，睁着眼睛，听八舅给表哥们讲书。除了《家范箴言》，还有《百家姓》、《三字经》……点过书以后，八舅就限定时间，要表哥们背书。哪晓得表哥们只会贪玩，碰到背书的时候，书都忘得干干净净了，1个个憋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这时候，毛泽东就站起来，说："八舅，我晓得背书。"文玉钦以为他是讲得好玩的，就说："你还没有读书，晓得什么！"毛泽东却说："不信？你听。"就从"赵钱孙李"背起，一直背下去，没有背错1个字。文玉钦十分奇怪，就对母亲和哥哥嫂嫂们说了这件奇事。大家听了，也很是惊奇。外婆文贺氏自言自语地说："我看石三伢子是有点与众不同，怕莫是天上的文曲星下了凡？"毛泽东6岁那年就开始了田间劳动。当然，那只是在插秧的时候用小畚箕送秧苗，割禾的时候跟在大人后面捡禾穗。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4节：第一章农民的儿子(4)

    放牛，更是农家孩子的一门主课。

    毛泽东很会放牛。他经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理，使牛毛里面不藏虱子。牛栏和猪栏也扫得很干净。

    小孩子放牛的时候，常常贪玩误事，有时候牛没有吃饱，有时候又让牛吃了人家的禾苗。怎样才能既让牛吃饱，又能玩得痛快呢？早熟而冷静的石三伢子想了个办法：把小朋友"组织起来"，一班人放牛，一班人采野果子、割青草。到时候，就把牛拴起来，让它们吃割来的青草；小朋友们就集合在一起，做游戏，讲故事。

    一年秋收时候，韶山冲里家家都在割禾，金色的稻谷，晒满了各家的禾坪。

    秋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刹那间，天上布满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了瓢泼大雨。冲里的男女老少都急了，都飞一样跑回禾坪，抢收稻谷。

    毛顺生家里，也在紧张地抢收稻谷。那暴雨哗哗地泼下来，有一些稻谷冲走了。花了很大功夫，总算用晒簟把谷堆盖了起来。不一会儿，雨渐渐停了，损失还不算太大。

    这时候，10岁的毛泽东回来了，只见他浑身水淋淋的，没有一根干纱。父亲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回答说：帮邻居收谷子去了。父亲非常生气，大声呵斥："哼，自家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帮别人家去收！"说着，扬起手要打他。毛泽东却站住不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佃了东家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又比人家多些，冲走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父亲冒火了："你说没有关系，你还吃饭不吃？"毛泽东却笑着说：我每餐少吃一口，也就还给你了。

    父亲还在生气，慈祥的母亲连忙出来劝解，父亲也就不做声了。

    这样的小事，慢慢地在韶山冲和唐家传开了，大家都说石三伢子格外的聪明，怕真的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呢。有些懂点文墨的人就说：毛润之是1个天才。

    到底有没有天才，人们曾为此争论不休。毛泽东本人就反对称"天才"，他说，我小时候到南岳去拜过菩萨，我不是什么天才！的确，毛泽东不是天才，他是1个平凡的人。但他确实很聪明。

    家分"两党"对毛泽东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他的父母亲。就思想性格的某些方面而言，毛泽东的父母亲组成的是1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家庭。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读过几年私塾。年轻时因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多年。但毛顺生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且克勤克俭，回乡后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做些小买卖等营生，很快积攒了一些钱，富了起来。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每年还有剩余，成为韶山冲一户比较富裕的中农。这时，他又利用剩余的稻谷做起米生意来。开始是少量的贩运。后来得到岳父家的贷款帮助，得以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运往城里卖给商人。他雇了1个长工，并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他则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同时，他还贩卖耕牛，饲养生猪。这样，毛顺生的家境继续富了起来，成为当地的1个"富农"。

    毛顺生靠勤劳起家，但却是1个自私和刻薄的人。他做米生意，荒年时却不肯将米平粜出去。堂弟毛菊生家境贫寒，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七亩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7亩地，毛泽东和母亲不同意，毛顺生就嚷着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毛顺生又是1个脾气暴躁和专制的人。193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1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1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做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毛泽东的母亲没有念过书，连正式的名字也没有，只因在文家排行第七，家里昵称"七妹"，所以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称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七妹"。斯诺按其音记下了这个名字，中文误译为"文其美"。七妹娘家在湘乡四都唐家（后改称棠佳阁），与韶山冲隔一座云盘大山，相距10多里。文家祖坟在韶山冲，每年清明要到韶山冲扫墓。为了扫墓时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把七妹许给韶山冲毛家。七妹13岁时与小自己3岁的毛顺生订婚，正式结婚时18岁。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5节：第一章农民的儿子(5)

    与毛顺生迥然不同，文七妹则是1个性情温和、仁慈善良、乐于助人的妇女。

    七妹信佛，博爱纯朴，极富同情心，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灾荒年月，她常常背着丈夫，送米给逃荒的穷人。毛顺生要买堂弟菊生的田，七妹同情菊生的苦楚，反对丈夫这样做。到年关时，她又瞒着毛顺生，给菊生家送去白米、腊肉。1904年，毛泽东在关公桥私塾读书时自带午餐。有一次，毛泽东得知1个家庭贫苦的同学没有带饭，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了一部分给他。回家后，毛泽东把情况告诉了母亲，得到了母亲的赞扬。从此，七妹每天就给儿子多带些饭菜。在韶山冲，长时间里流传着文七妹乐善好施、周济穷人的故事。

    毛泽东就是生活在这样1个性格迥异的家庭中。父亲暴躁、专制而又自私，母亲温和、善良而又无私。这样1个在思想性格上似乎冰炭不可相容的家庭，却从正反两个方面锻造了少年毛泽东的品格。

    对于父亲的暴躁、专制和自私，毛泽东是1个"逆子"。这锻造了他对父亲的"恨"。锻造了他叛逆的性格。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1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利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善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1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我们建立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忤逆不孝"是抗婚。14岁时，父亲按照封建陋习，给他娶了1个18岁的媳妇罗氏。但是毛泽东坚决拒绝，一直不承认这桩"婚事"。父亲虽然不满意，但也只是徒呼奈何。

    毛泽东对父亲的"叛逆"，并不是一般纲常伦理意义上的反叛，而是对父亲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压迫人甚至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观念的反叛，表现了少年毛泽东对一种平等、美好社会生活的朦胧追求。在少年毛泽东身上，的确有一种非凡气质。这就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理想色彩。正是这种思想的逻辑发展，使毛泽东一步步走上要立志改造整个旧社会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与堂弟毛泽连谈到此事，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对母亲的博爱无私，毛泽东又是"孝子"。母亲的高尚风范，像雨露滋润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田，从而在他心灵深处，刻下了对穷苦人深深的同情。母亲对他的这种影响，从当时的家庭关系上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和母亲、弟弟一起，组成了家庭中的"反对党"。而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对母亲深深的热爱、敬仰之情，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1919年10月5日，七妹不幸因病逝世，终年52岁。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得到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书，毛泽东焦急万分，带着小弟泽覃，日夜兼程赶回韶山。可是，当他赶到上屋场的时候，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6节：第一章农民的儿子(6)

    当他听说母亲临终时还在喊着他的名字时，心里更是悲痛难忍。那几天，他一直守在母亲的灵位前。回想母亲的高风亮节和深恩厚泽，他不禁思绪万千，和泪写下了《祭母文》：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二，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欲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不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亲友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小大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心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亲！亲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祭母文》把青年毛泽东对母亲的一片深情，尽情流于笔端；母亲的博爱高风和对子女的殷殷之情也跃然纸上。毛泽东言犹未尽，同时作泣母灵联两副：病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按照农村的古老风俗，直到过了"头七"，毛泽东才带着满腹悲痛，带着小弟泽覃，离开韶山，回到长沙。不久，毛泽东在给同学的信中，深情地赞扬母亲的品格。他说，世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的母亲正是这后一种人。

    在母亲的熏陶下，少年毛泽东就是1个对穷苦人极富同情心的人。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后来的著名诗人、作家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记载了毛泽东少年时代关心和帮助别人的几则故事：1个冬天，毛泽东在去学校读书的路上，遇到1个穷苦的青年在风雪里只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浑身直打颤。毛泽东立即过去亲切地询问他家中的情况。当了解到他家境贫寒时，非常同情，毅然脱下自己的一件夹衣给了这位青年。等到假期回家，母亲晒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问其原因，毛泽东才把情况说了出来。

    又是1个冬天，毛泽东和他的叔叔一起从学校回家，半路上在一家客店里歇宿。同住在客房里的1个客人，第二天天没亮就走了。毛泽东起床时，找不到自己的棉裤。他的叔叔马上去追那个客人，发现果然是被这个人偷去的，就把他捉回来，骂他。当毛泽东了解到这是个失业工人，大雪天只穿了一些单衣服，而且身上没有一文钱时，就把自己的棉裤送给了他，并且留他在客店里吃了早饭，还送给他一串铜元作路费。

    1个旧历的年底，父亲叫毛泽东去人家取回一笔卖猪钱。回家的路上，他碰见了一些衣服褴褛的穷苦人，就把手里的现钱都给了他们。

    1个人的少年，家庭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家庭实际上是社会环境的缩影，尤其是处在封闭的乡村。毛泽东就是在这样1个环境里造就着自己。父亲的刻薄，造就了他对自私、专制的"恨"，造就了他对旧社会的叛逆性格。母亲的仁慈，造就了他对穷苦人的同情。而这些，又水乳交融般地联系在一起。这的确是1个耐人寻味的环境。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家庭时说道："我家分成两'党'。1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当然，毛泽东对父亲的"恨"，只是他情感的1个方面。他恨的是父亲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刻薄的品格。作为生他养他的亲人，毛泽东在心灵深处一直对父亲有着深深的爱。更何况，后来父亲对他的态度也有了改变，支持他外出求学。1919年，毛泽东在母亲去世后，曾把父亲接到长沙居住，同去的还有他的伯父。毛泽东还特地和父亲、伯父、弟弟泽覃一起合影。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园韶山。在旧居里，他深情地站在两位老人的遗像面前，默默地凝望着，然后对身旁的人说，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原来他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父亲得的是重伤寒病。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急急地来到父母坟前扫墓。没有纸花，他把工作人员扎成的松枝献到父母的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轻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住地，他又对陪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得去看他们两位。"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7节：第一章农民的儿子(7)

    "六年孔夫子"1902年，9岁的毛泽东回韶山入学。最先就读于南岸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先教他《三字经》，接着点读《论语》、《孟子》。邹春培也和当时许多塾师一样，教学生背诵那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背诵时，邹春培老师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背着他站立，气氛相当紧张，初入学的儿童望而生畏，往往已熟读的课文也吓得背不出来。轮到毛泽东第一次背书时，他不按规矩肃立，依然端坐在自己的课桌上。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起来，他回答道："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邹先生无法，告诉毛顺生。毛顺生说："他兴许是背不出来！"但邹先生却说他读几遍便能记住。毛顺生将信将疑，晚上问孩子，果然背诵如流，父母暗中欢喜。

    毛泽东酷爱游泳，邹先生担心出事，有一次，邹先生因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但回馆却见几个学生在池塘戏水。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处罚方法：让他们对对子，对不出，再打手心。他出的题是"濯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以"修身"。老师不禁连连点头。

    毛泽东对体罚很反感。有一次，邹先生打了1个学生，毛泽东十分气恼，背起书包往外走，但又怕父亲责打自己，便朝着想像中的县城方向走去。他在崎岖的山道上转了3天，当家里人找到他时，他发现自己离家还不到8里。回到家里，出乎意外，严厉的父亲却没有责打他，邹先生也显得比往日温和。后来他回忆这件事时，风趣地说："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啊。"1904年秋，他转到关公桥私塾，塾师是毛咏生；1905年春，又转到桥头湾，塾师是周少希。在这两处，他继续攻读《四书》、《五经》。虽然学习方法依然是死记硬背，不讲经义，但聪颖的毛泽东还是能领悟不少。在这个时期，他开始致力于书法，初学欧阳询，后改学钱南园；成年以后，兼采各家笔法，尤得力于怀素的狂草，终于笔走龙蛇，自成一家。

    1906年秋，他转入井湾里私塾，老师是毛宇居，课读《春秋》、《左传》。从此，他开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与日俱增，到老都没有衰竭。通过读史，他熟悉了不少战史战例，为他后来钻研军事辩证法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

    毛宇居与毛泽东是同1个辈分，只不过年长6岁。毛泽东按排行称他为大哥。1959年返回韶山时，他邀请毛宇居和一些老人共餐，并举杯敬酒。毛宇居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主席紧接着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1907年，毛泽东因与父亲发生冲突，曾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1909年，他在克服了父亲的阻挠以后，又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为时一年。乌龟井的塾师毛岱钟毕业于政法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东茅塘的塾师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又曾在云南蔡锷部下供过职，见识较广。这一年中，毛泽东读了《史记》、《纲鉴》和《日知录》。毛泽东后来在《讲堂录》（1914年）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以发为文章，成《史记》130篇。毛泽东嗜读《史记》，司马迁的学问、道德、文章，都使毛泽东深为倾服。《纲鉴》是明人王世贞依据《紫阳纲目》所编写的一种通史课本。这本书使毛泽东对中国历朝史事有了1个轮廓的印象。《日知录》则是顾炎武终身精诣之书，他提倡实地考察，遇事穷源探本，其治学态度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有深远影响。

    毛泽东在韶山六处私塾，先后上了6年学，他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对这6年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920年4月，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事从北京往上海活动，虽然一贫如洗，还是不避艰辛，绕道去曲阜和邹县拜谒孔孟的故居和陵墓。他后来回忆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条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1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从这段历史如绘的追叙，可以依稀看出：青年毛泽东访问孔孟故乡时，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8节：第一章农民的儿子(8)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转变。孔孟的绝对权威被否定了，但《四书》、《五经》的影响并未消失。作为1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努力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而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他所最熟悉的又莫过于孔孟之书。所以，他后来的著述，无论延安时期的皇皇大著，抑或晚年的即兴讲话，往往还是喜欢征引一些孔孟的话。而且，他并不满足于早年熟读的《四书》、《五经》，直到晚年，他还在不断扩大研读古籍的范围。如他读过的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重要章节他不仅自己读，还批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读。他的房间里，满框满架都是线装书，连那个特大的木板床都被古籍占去了半榻之地。谁若是根本无视中国传统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那是幼稚可笑的。

    少年毛泽东曾一度是孔孟的信徒，却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虔信者。他在私塾读"经"时，就萌发了许多"异端"思想。十二三岁时，他已有相当自学能力，爱读被塾师视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隋唐演义》等历史小说。毛泽东正处在记性最好的少年时代，书中的英雄人物又对他具有一种艺术魔力，所以读过以后，印象极深。不但当时曾绘声绘色地讲述过书中故事，而且历久不忘。几十年后，他讲哲学、讲军事，引述书中故事，信手拈来，总是恰到好处。

    在阅读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思索一些重要问题。他回忆道："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1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这段话表明，毛泽东不但杂学旁收，而且善于独立思考，那么小的年纪，就朦胧地意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为造反者抱不平1910年春上的一天，毛泽东和同学们在私塾外面，看见一些卖开花蚕豆的湘乡小贩，从长沙回来。他问这些人为什么离开长沙，小贩们告诉他，省城里发生了饥民暴动事件。

    原来，1909年夏，素称湖南"粮仓"的洞庭湖区各县发大水，一直持续到秋冬之间，大批饥民源源不断地流入长沙附近各县，仅长沙一地就有饥民1万多人。而官绅地主和投机商人却乘机囤积谷米，牟取暴利；外国洋行商人，也勾结反动政府，携带巨金，到处抢购谷米。这样一来，米价由每升26文猛涨到80文。长沙南门外有个靠卖河水为生的工人叫黄贵荪，好不容易积了80文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店主说其中混有不通行的钱币数文，拒不出卖。傍晚，她向邻居借了几文通行币，凑足80文，再去米店时，米价又涨了。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满含悲愤跳进了湘江。丈夫闻讯，悲痛万分，感到在这世上无法再活下去，也拉着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子，一起投塘自尽了。

    这件事在长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面临死亡威胁的饥民们，派出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求按平价粜米，并进行赈济。可是，巡抚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并且胡说什么：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多得很嘛！我就经常吃得饱饱的。米卖什么价钱，那是米店老板的事，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不交租税，我哪有东西来赈济！饥民们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冲进衙门，砍断旗杆，砸毁照壁和石狮。一夜之间，城厢各处碓房的存米，全被抢劫一空。随后，饥民们又赶走巡抚，焚烧衙门，捣毁或焚烧帝国主义在长沙的领事署、洋行、教堂、趸船、堆栈等。他们怒吼道："官逼民反，只有烧尽而已。"清政府慌忙调集军队，英、美、日、德、法等帝国主义，也从汉口、上海等地派来10余艘兵舰，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次饥民暴动，把长沙城闹得天翻地覆。但是，在中外反动派的武力镇压下，最后惨遭失败，被杀、被捕的饥民不计其数，很多人被枭首示众。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9节：第一章农民的儿子(9)

    这个事件，深深地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他和同学们议论了好几天，为造反者的悲惨遭遇深感不平，对镇压饥民的反动统治者无比愤恨。后来他曾经感叹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就在长沙饥民暴动后不久，毛泽东听老人们讲起了韶山冲发生过的反叛事件。冲里的哥老会和1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地主到官府告状。那时的官府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地主有钱有势，贿赂了官员，轻而易举地打赢了官司。哥老会败诉后并不屈服，跑到山里建起寨堡进行反抗。反动政府派官兵去攻打，寨堡被攻破，哥老会惨遭失败，反叛者的领袖庞铁匠最后被官府抓去杀了头。当时，地主乡绅都说庞铁匠是"强盗"、"土匪"，而毛泽东听后却非常同情这一次反叛，觉得庞铁匠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年，韶山冲闹饥荒，穷人无米下锅，子啼母哭；富人却囤积谷米，不肯平价粜出。穷人们发起了"吃大户"运动。饥饿的人们成群结队涌进富人家里，打开粮仓，倒出谷子，就地碾米煮饭吃，吃了这家吃那家。家境富裕的毛顺生也受到了冲击。在粮食异常紧张的时候，他仍然把谷米运到城里去卖。有次，运出的谷米被穷苦的乡亲扣留，他气愤极了。后来，家里囤积的粮食又被哥老会抢了，他更是恼火。他的妻子对这种做法也觉得接受不了。而毛泽东却站在穷人一边，对父亲毫不同情，说：抢得好！人家没有米嘛！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给年轻的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穷的这样穷，富的那样富？为什么财主、贪官为非作歹得不到惩罚，而勤劳善良的百姓却惨遭欺压和屠杀？反抗的种子开始在他心灵里发芽。

    在此期间，1个维新派教员回到了韶山冲，对毛泽东的思想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教员名叫李漱清，是1个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人。他常给村里人讲述在外面的许多见闻，尤其喜欢讲述那些爱国志士奔走呼号的动人事迹。他还劝人们不要求神拜佛，主张把庙产用来兴办学校，以便传播科学知识。村里不少人激烈地指责他，毛泽东却赞佩他，支持他的许多主张，并经常向他请教。

    随着见闻的不断增加，毛泽东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当他看了一本叙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更是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自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了投资、夺取租界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大竞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英、美、日、俄、德、法、意、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对中国人民进行野蛮的屠戮和疯狂的掠夺。东三省、胶东半岛、长江中下游一带和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分别被沙俄、德、英、法、日等国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痛苦和灾难。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愤怒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亡国的危险像1个可怕的魔影，笼罩着中国人民的心头。

    毛泽东打开那本小册子，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句触目惊心的话："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他从书本中看到了帝国主义如何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主权的种种事实，心中如同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想到国土要被瓜分，人民将过殖民地的奴化生活，他忧心如焚，开始意识到：救国救民是每1个中国人的天职。

    这时，父亲不想再让他上学，决定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去当学徒，将来好当自己的帮手。湘潭县城，是毛泽东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因此，起初他并不反对，觉得这或许是很有兴味的事。可是不久，表兄告诉他：湘乡有一所新式学堂，注重西方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维新"的。胸怀大志的毛泽东马上被这个学校吸引住了，决意到那里去求学。但是父亲不同意。为了说服父亲，他想了许多办法。有一次，他利用父亲请客的机会，请亲戚和村里有名望的老人帮他劝说。亲友们以毛泽东聪明、会读书为理由，劝他父亲说：如果让润之去上"洋学堂"，将来大有造化，可以赚大钱。父亲终于动了心，同意他到外地去上学。从此，毛泽东走向了1个新的天地。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10节：第一章农民的儿子(10)

    学校来了一名建国才毛泽东是1910年秋到东山书院求学的。这是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韶山。当时，在废科举、兴学校的思潮影响下，东山书院已改为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李元甫，是1个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人士，教员也多数是维新派，还有在日本留学受过明治维新影响回来的。学校开设有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体操、图画、音乐、英文等课程。从开设的这些课程可看出，这所学校在当时来说，是属于时髦的新学堂。

    入学那天的早晨，毛泽东在家吃了团鱼，满心高兴，脚穿草鞋，自挑行李，走了几十里山路，傍晚时分，到了东山高等小学堂。

    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言志》。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大都写的是些尊孔读经，表示要成名成家，光宗耀祖等庸俗内容。而毛泽东却与众不同，他联系农民的痛苦，社会的时弊，民族的危机，祖国的前途，一气呵成，纵情地抒发了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校长和监考的国文教员，看了这篇激情洋溢的文章，频频点头，连声称赞，惊呼：我们学校来了一名建国才。录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谁知口试却出了波折。原来毛泽东是湘潭口音，而学校规定是不收湘乡以外籍贯学生的。于是，在收不收毛泽东入学的问题上，教员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由于校长的力争，他才被破例地收下了。

    毛泽东学习非常刻苦。大部分时间是在自修室里度过的。他最喜欢的是国文、历史、地理。学校后斋有1个藏书楼，收藏了许多中外古今的书籍。在学校读书的，绝大多数是所谓缙绅和豪富人家的子弟，很多人连正课也懒得学，哪里还有什么兴致光顾藏书楼呢？而毛泽东一来学校，就成了藏书楼的常客。他还经常向同学和校外的亲友借书看。现在保存着的一张他向亲友归还《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11本书的借书条子，据分析考证，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求学时写的。他的学习成绩好，作文更是全校首屈一指。他写的论说文，立论新颖，气势磅礴，教员看后，几乎每次都要在班上朗诵，并加圈加点，批给全班同学"传观"，深受同学们的赞许。解放后还健在的1个当年与他同班的同学舒融春，很佩服毛泽东的文笔，几乎把他"传观"的文章都抄下来当做范文背熟。解放后，有人访问过他，他还能记忆起毛泽东当年文章中的一些语句。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以滔天。""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苟畏难斯落伍矣"，等等。毛泽东的另1个同班同学谭世瑛，其父就是当时班上的国文教员，他回忆说：有一次他父亲出了个叫《宋襄公论》的作文题。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文笔独特，见解迥异于流俗。有人看了说不好，而他父亲却特别赞赏，在该文后面写了一段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而且，毛泽东的字当时就写得很有功力，他的草书被称为全校"两绝"之一。学校没有开生物课，但是，毛泽东的动植物学知识也比别人丰富。比如，有些植物的学名和用途，别人不知道，他却晓得。当然，这些并不是由于毛泽东是什么"天才"，而是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博览群书；也与他在家务农多年分不开。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的时期，也是他进一步立志以天下为己任的时期。据萧三回忆，当时毛泽东向他借过一本叫《世界英雄豪杰传》的书，看得很仔细。在还书时他对萧三说：我们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至蹈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有句古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中国人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给自己取了1个名字，叫"子任"，意思是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要担负这种责任就要有各方面的知识才能。这就是毛泽东早年刻苦学习的动力。

    为了使自己担负救国救民的大任，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就很注意锻炼身体。那时，学校虽有体操课，但并不重视，连个运动场所也没有，还禁止学生在便河中游泳，平时也不准过石桥。毛泽东就抓住午休时间，在学校墙后无人处下便河游泳，总要游个痛快才上来。他除星期天总是要邀集两三同学到东台山上去读书，还坚持每天没有打起床钟就起床，先围着学校的围墙跑上几圈，然后沿着崎岖的山路，爬上东台山的凤凰亭，极目远眺。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11节：第一章农民的儿子(11)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有1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很同情和关心劳动人民。这个特点在东山高等小学堂也表现出来了。解放后，学校附近的一些老人讲了许多他当年热爱劳苦群众、关心和帮助劳苦群众的故事。那时，东山高等小学堂围墙边的小屋里，住着一家姓易的佃户，男的叫易三老倌，自己无田无地，非常贫苦，只好常年租学校的田种。解放时易三老倌已经去世，易三奶奶还在。一天，她听毛主席的名字叫毛泽东。她连忙问：是不是就是东山学校读书的那个毛泽东？别人说：正是。她就情不自禁地谈起了毛泽东当年来她家的情景。她说：那时毛泽东经常来我家问寒问暖，问我家有多少人，每年能收多少谷，要交多少租，够不够吃。问完就帮我们挑水劈柴。那时我们就想，这样的"相公"真少见，多好呀！易三奶奶还指着旁边的一只水桶说，这就是毛主席挑过的水桶。现在，这担水桶已作为珍贵的文物，放置在学校的陈列室里。

    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疾苦，至今流传这样1个故事：1个星期天，毛泽东和几个同学约好到城里去。因为下过大雨，河水突然猛涨，渡船没法过去。这时，有人提出花钱过"划子"。毛泽东掏尽身上的钱，一看刚够坐一次划子的。正要上船，突然后面急急忙忙跑来1个妇女，一看渡船过不了河，就放声大哭。大家只是惊愕，毛泽东却赶紧走近她，很亲热地问她为什么哭？原来她家里的小孩得了急病，要过河请郎中，又没有过划子的钱。毛泽东立即把自己的钱掏给她，带她到划子上，对同学们说，你们去吧！我不过河了。并招呼同学注意这位妇女的安全。为了使这位妇女能够"打转"，又把自己一条好的裤子脱下来交给划子老倌作押金。划子老倌不肯收，说："你这位先生做的好事不少，打转，我不要她的钱了。"毛泽东说："你也是穷人，这条裤子就送给你。"那妇女对毛泽东连声道谢，他挥挥手说：不用谢，快过河吧！救人要紧。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1个学期后，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认为他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过学校的教学要求，就劝他到长沙去报考"湘乡驻省中学堂"。毛泽东也渴望着更广阔的新天地。于是，1911年春来到了长沙，揭开了他生活史上更新的、也是更富有意义的一页。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12节：第二章书生意气(1)

    第二章书生意气

    新军中的"秀才"兵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取了湘乡驻省中学堂。有一天，湖北革命军的一位代表，到湘乡驻省中学堂报告武昌起义的情况，鼓动反对清朝政府。人们全神贯注地谛听着，会场里格外安静。激动人心的演讲，使毛泽东异常兴奋。他认为，全国人民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的愿望，不久就可能实现，对于这个革命，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为它贡献力量。当时，清朝政府还在作垂死挣扎，派遣军队，围攻武汉，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毛泽东意识到，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斗争，迫切需要有更多的人站到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去。于是，他决定投笔从戎，到武汉参加革命军，当兵打仗去！几天之后，毛泽东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些钱，准备动身去武汉。他听说武汉街道很潮湿，必须穿雨鞋，就决定到1个在新军中干事的朋友那里去借一双。这支军队驻扎在长沙城外，他出了城后，半路上看到士兵们正在向城里进发。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已经策动新军举行反清起义。在城内起义者的配合下，新军很快攻下了城门。当毛泽东迅速返回去的时候，城门已被工人占领。他在1个工人的帮助下，进了城，立即爬到1个高地方去"观战"，一直看到新军攻占了衙门，才回学校。毛泽东深深地为革命军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所感动。这时候，湖南有许多学生纷纷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成。毛泽东不喜欢学生军，决定参加正规军。但他改变了原来去武汉当兵的打算，就在长沙参加革命军，当了一名普通的列兵。

    进入新兵连以后，毛泽东为了做好支援武汉的准备，练好到前线打仗的本领，对出操、上课都非常认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很快地掌握了军队里的一些基本训练课目。毛泽东曾经回忆说：我们新兵连，后来虽然没有开到武汉去打仗，我却受到了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

    在兵营里，毛泽东和营长、士兵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新兵连的士兵，大部分是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有农民，有挖煤工人，也有铁匠、木匠等手工业工人。毛泽东喜爱他们忠厚朴实的品质，高兴和他们接近，经常同他们拉家常，谈生活。士兵们都很尊重毛泽东，钦佩他的博学和多才，有事就找他帮忙。有些士兵接了家信不会认，想回信不会写，毛泽东就耐心地念给他们听，代他们写。同时，还经常给他们念报纸，讲时事，引导他们关心祖国的前途。毛泽东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从书报中，我进一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和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以我能够满足士兵们的要求，为他们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增强他们对推翻清王朝的信心。士兵们都感到毛泽东是个热心、诚恳和肯帮助别人的青年。1个矿工出身的士兵和1个铁匠出身的士兵，不久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那时军队里的饷银是每月7元钱。毛泽东从不乱花一文，除了花两三元钱吃饭和买水之外，其余的钱，几乎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每天操练或值班之后，他就坐下来仔细地阅读书报，联系社会实际，研究和思考政治问题。

    辛亥革命时，中国的思想界，一时颇为解放，报刊宣传也很活跃，有新闻、政论、宣言，还有介绍世界各种新思想的文章，内容十分丰富。有一天，毛泽东从报纸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他虽然不明了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但觉得很有意思，便立即和士兵们讨论起来。随后，他又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的小册子，便热心地写信告诉老同学，和他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的介绍，是少得可怜的，宣传的内容也是比较混乱的。在宣传和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不少人是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去曲解社会主义的。如江亢虎的社会党，虽然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并不懂得社会主义为何物，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社会改良主义而已。但是，这些非常肤浅、甚至有错误的文章和小册子，对当时的毛泽东来说，却是非常难得的。他以很大的兴趣和别人研究讨论。对新鲜事物的如此敏感和追求，这是青年的毛泽东的1个特点。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暴露出来了。一些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乘机混进了各地新建立的政权中。

    在革命还未定局，清王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的情况下，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已经在积极策划篡夺革命胜利果实。他一面用"逼宫"的办法迫使清朝皇帝"让位"；一面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诱使革命党人接受他的"和平建议"，承认他的领导地位。许多地区的人民起来反对袁世凯。人们都说，湖南免不了要爆发第二次战争。可是，当湖南人民正要开始行动的时候，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让步，主张在南京成立的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在北京成立的以袁世凯为首领的临时政府"议和"，实行中国"统一"。不久，孙中山和袁世凯议和成功，南北统一了，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结束了。但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也随之解散，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就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这时，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退出军队，回到学习生活中去。1912年春，他谢绝了军队中一些连排长们的挽留，离开兵营，重新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活。

    "世界原来有这么大"毛泽东离开兵营后，希望很快就能继续读书，但是接连换了几个学校都不如意。这时，一位国文教员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读了以后，觉得很有收获。他联想到在韶山冲、东山小学、湘乡驻省中学堂和兵营里自学的情况，便得出了1个结论：如果自己看书，自己研究，或许会比读现在这种刻板的课程更有益些。于是，学期结束以后，他便在新安巷湘乡会馆暂时居住下来，开始了在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13节：第二章书生意气(2)

    湖南图书馆，在离新安巷大约三里路的定王台。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丰富，楼上是藏书房，楼下是阅览室。毛泽东初到图书馆时，看到各种中外书籍，琳琅满目，有许多书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真是又惊又喜，不知从哪里读起。他下定决心，尽量多读一些书。这时，图书馆刚开办不久，去读书的人也不多。每天一开门，毛泽东总是第1个走进馆里来，借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图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1个离开。只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出去买两块糕饼当午餐。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毛泽东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

    在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的严寒季节，坐久了脚冻得发痛，毛泽东除了活动活动两脚，仍然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书本上。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每读一本书，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自学生活时，饶有风趣地说：那时，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浩瀚的海洋，源自涓涓细流；渊博的知识，在于点滴积累。毛泽东看的书，数量既多，种类也广，而他感到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社会科学著作。他认真地学习和研究18世纪、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以及世界地理、历史书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这些书，大多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文化是对立的。年轻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并联系社会实际，比较、分析、研究、思考，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更加丰富了自己的头脑，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不断提高，思想境界也越来越宽广。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大地图。毛泽东过去只看过中国地图，世界地图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每天走到世界大地图前，总要停下来，仔细地看一看。他久久地凝视着地图，联想着社会的黑暗，思虑着人民的痛苦，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感到青年一代的责任无比重大！当时的情景，在毛泽东记忆的长河中，是永远鲜明、不可磨灭的。40个寒暑后的1951年秋天，几个正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去看望他，谈起他们青年时代在长沙学习的情景时，毛泽东十分兴奋，他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正因为有了这样宽阔的胸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坚信世界一定会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会过幸福的生活，并决心为之奋斗终生。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14节：第二章书生意气(3)

    怎样实现这种抱负呢？毛泽东开始了更加艰苦的探索和追求。

    师范生"毛奇"1913年春，毛泽东的生活出现"危机"，父亲不赞成他自修，断绝了经济供给。同时，湘乡会馆内除了住有许多学生外，还住着不少退伍或被遣散的士兵，打架、斗殴的事不断发生。这种环境也不允许他继续过自修生活了。于是，毛泽东重新选择求学的道路。这一年春，他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转入一师学习，前后做了5年师范生。毛泽东曾一往情深地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1个动人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读到它的好处时很感兴趣：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我的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意图写信告诉家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我替这两个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是看做是事关友谊而已。

    "我在师范学校当了五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我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这门必修课，认为它是极端无聊的。我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半圆，来表现'半壁见海日'的画意。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1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个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课程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把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了。

    "学校里有1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1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1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1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1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1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0分……"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一直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求知欲非常之强，肯用苦功。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到了，他就在寝室里继续读书。学校吹号熄灯了，他就在那通夜不灭灯的走廊等处看书。他也曾自备一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有时通宵不眠。毛泽东在学校里虽也照例上课，但他有自己的读书计划，他注重自修，反动死读书，一些肤浅和浪费时间的课程，他根本不去上课，学校碍于校规，认为他品行不正，几次想开除他，都经喜爱他的教员说情后，才留下来。当时送给他1个雅号叫"毛奇"。

    毛奇是世界近代史上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聪明过人，精通7国语言，又很会打仗，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曾与首相俾斯麦、国防大臣罗恩并列为普鲁士帝国3巨头。同学们戏称毛泽东为"毛奇"，不仅仅因为他姓毛，也不仅仅因为他也能写出一手气势磅礴的好文章，更重要的是这个从韶山冲走来的农村青年，是师范生行列中1个引人注目的"志向非凡，与众不同"的奇人。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15节：第二章书生意气(4)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在第一师范的自修室里，楼上楼下灯光之下，人们都在咿唔念书的时候，你只要到那时学校里设在一头的阅报室去，总可以遇到毛泽东在那里看报。他注意的是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看报的时候，他带着地图去，对着看。

    第一师范的校舍后面有操场，有不高的山丘。出学校的大门，往左边不远，有修好不久的粤汉铁路的一段——长株路。晚饭过后，同学们常到山上或者顺着铁路去散步，看火车开过去。有时他们往前面走到湘江的岸边，看水陆洲，看打鱼的划子、渡船……在散步的时候，毛泽东对同伴们讲述中国以及世界的新闻，有条有理，了如指掌。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时期，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湖南曾经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对中国的侵略一天天加紧。国际上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打得很激烈的年代。毛泽东经常仔细地读了报之后，就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皇威廉二世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你的脑子真特别",同学们惊叹地说，"我们同样也看了报的，为什么我们不如你分析得清楚呢？"是的，毛泽东的政治头脑在这时候已经很敏锐了。他善于分析、善于总结、概括、归纳——这又是科学的头脑，学者的头脑。他给同学们说时事问题的时候，常常联系到中国的历史，以及近年来中国的事变。

    第一师范订了上海和长沙的两份报纸，人数多，报纸少。毛泽东于是自己订阅一份。把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之后，他还裁下报纸两边或四周的白纸条，用绳线钉好。在那些不宽的，长长的纸条上，他把报上见到的地理名字1个个都写上，然后对着地图看。写的是英文。同学问他："你这是做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我学看写英文；再则，我把世界各国所有的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岳的名称都记熟。还有，最重要的，报纸是活的历史，读它可以增长许多知识。"毛泽东读报很仔细。有时一张报，他可以看几个小时。报纸旁边一本中国地图，一本世界地图，每个地名都查得很清楚，并且牢牢地记住。他回忆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正因为如此，第一师范的同学都称他是"时事通"，面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时，他都看得十分清楚，而且说起事情的来龙去脉头头是道，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也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因此，同学们都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师生情毛泽东历来尊师敬老，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遇到了对他一生都影响至深的一批优秀的老师。直到晚年，他仍不时地提起这个难忘的学校和他敬重的那些老师们。

    杨昌济，又名杨怀中，湖南板仓人。书香门第出身的杨昌济早年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并考察游历过德国、瑞士。学成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立志培养国家有用之才，改造贫困的中国。来到第一师范后，他教授修身、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他教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往往是一字一句地照念讲义，既不重复，也不讲解，唯一的要求是大家可以自由讨论。学生们开始很不适应，耳闻的这位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优秀教师只会念讲义，说话又欠流畅，不禁兴趣索然。然而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听杨先生的课时尤其认真。单是杨先生的《西洋伦理学史》，他就工工整整写了七大本笔记。他认为杨先生虽然不善辞令，但其讲义却很有价值，言简意赅，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常常去拜访他，向他求教。杨昌济也十分欣赏这位思想活跃、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尤其是对国家大事乃至国际大事都很关心的学生。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16节：第二章书生意气(5)

    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风靡一时。杨昌济便把陈独秀主办的刊物《新青年》送给毛泽东看，并鼓励毛泽东多投稿给《新青年》。毛泽东也正是在这时开始了解和接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1920年，杨昌济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作为学生，他努力地尽了自己晚辈的责任。这位他在学生时代与之感情至深的老师，成为他日后无比怀念的人。

    另一位对毛泽东学生时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老师便是徐特立。这位当年在湖南赫赫有名的教育家，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长沙王"。他曾创办长沙市第一所平民夜校和长沙县第一所小学。辛亥革命后，他在既无经费，又少房屋的情况下，艰苦创业，兴办了长沙师范学校。后来长沙县的小学教师大都出自其门下。他还创办过女子师范学校，对失学的女孩子给予免费照顾，并兴办了一所孤儿院，亲任院长，招收孤苦儿童，教他们学习。对这样一位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老师，毛泽东是非常钦佩的。他和徐特立交往很多，并一直虚心地向徐特立请教。徐特立曾告诫毛泽东"不动笔墨不看书"，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毛泽东自此严格按照徐特立先生的要求去做。每读一本书，他都要在重要的地方做笔记和批语，读完后还要写心得体会，认真思考，形成了习惯。仅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所写的各种摘记、读书笔记和日记等就有很多，更不用说后来的中南海丰泽园内几万册书上的眉批了。这一习惯，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在他离开学校，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也依然惦念着这位恩师。

    1927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革命者的白色恐怖面前，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徐特立做出过重要贡献。1937年1月，毛泽东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在延安为徐特立先生祝贺60寿辰。他特意按照湖南的风俗习惯，亲自为徐特立先生戴上1个红布锁，并说："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在读他为徐特立先生写的祝寿信时，毛泽东念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素以中国文史知识的渊博、诗词书法的豪迈而为中外人士所称道。然而言及这位伟人在古诗词和书法方面的博大精深，不能不提及一位在他学生时代对他要求非常严格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这位性格急躁、严格得有点偏执的袁吉六先生，人称"大胡子"。他早年曾是湖南省保靖县的一名举人，在当地设馆教学时，由于博学多才，精通古文，写得一手好字而有着很高的名望。1912年袁先生举家搬迁新化县，出任第一师范国文教员。这位注重古文教学，学识渊博，讲解精辟的国文教员非常喜欢毛泽东写的文章，常常把毛泽东写的作文批上"传阅"二字让同学们学习。正因为袁先生钟爱自己的这位优秀学生，所以对他格外严厉。

    毛泽东为记录下自己的思想发展，总是习惯于在他写的作文结尾处注上日期，以作为自己理解社会能力的一种记录。然而袁先生由于不理解毛泽东的用意，所以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学生的作业只要先生改过就行了，无须再保存下来留作记录。他要求毛泽东将写有日期的作文一律撕掉重抄一遍，毛泽东未予理会。他当即怒从心头起，气冲冲地将毛泽东的作文撕了下来。毛泽东也厉声质问，要拉他去校长室评理。一场冲突过后，学生们都认为袁吉六先生的做法不尽情理，不时地在袁先生的课上表现出对他的不满。毛泽东却并未因此而全盘否定袁吉六先生。他喜欢上袁先生的国文课，深深地为他的国文素养所吸引，依然表现出对他的尊敬。后来毛泽东的同学周谷城回忆说："袁先生讲课很神气，但毕竟扣分太紧，学生不喜欢。毛泽东对这位先生却有好评。当时学校的学生由于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都竞相模仿他们的文体写作。袁吉六先生称这种半文半白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认为作文之道，首应固本，完全模仿康、梁，实非所宜。他告诫毛泽东说：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他还经常将毛泽东叫到自己的卧室，为他精讲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借给毛泽东各种不易借到的善本书。毛泽东深受教诲，开始认真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变文风，学写古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毛泽东的国文基础和文章都大有长进，连很少夸奖人的袁吉六先生对毛泽东也大为赞赏，他说毛泽东的文章已'大有孔融笔意'。"1915年，毛泽东参加了第一师范学校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他带头写出了一份痛斥校长办学无能、贻误青年的宣言张贴出去，提出赶走张干的要求。后来有人告密，张干为此要开除这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袁吉六先生知道后，同杨昌济、徐特立等人极力表示反对，并多次出面为毛泽东担保。他评价毛泽东为"挽天下于危亡者"，再三要求张干收回成命。张干迫于压力，只好作罢。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17节：第二章书生意气(6)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并未忘掉当年曾担保过自己的这位国文老师。他在百忙之中曾4次打听老师的下落，当知道袁吉六先生早于1943年就去世时，深为悲痛。1952年，他特意为这位严厉的国文老师的墓碑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遒劲的大字。他还多次托人给患病的袁师母捎钱，希望她能过1个幸福的晚年。1965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郭沫若、章士钊等人。席间追忆起袁吉六老师，章士钊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师的身份。"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曾求教于一位年轻的历史老师。他和毛泽东同是湖南湘潭人，虽然在名份上是师生，但此人却只比毛泽东大3岁。年轻人共同的锐气和志向使毛泽东和这位历史老师交往甚密。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时事，研究学问，成为挚友。这个人便是黎锦熙。他虽为毛泽东的历史老师，但他和毛泽东讨论问题时却无所不谈，从读书的方法到改造社会，莫不渗透着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注。毛泽东曾在一封致萧子升的信中这样评价黎锦熙：听说黎邵西先生好学，我前往征求意见，很多问题我们都很谈得来，而且有条理又详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也极为完备。我和黎先生感情很深，从我有生以来到现在，能见到这样有造诣的人，只有他1个。

    1915年9月，黎锦熙调往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任职。分手之后，两人并未因路途的遥远而中断联系。黎锦熙一到北京，即托人带信给毛泽东，告知北京的情况。当时袁世凯正四处收买政客准备复辟帝制。毛泽东担心黎锦熙被拉下水，急忙写信给黎锦熙说：目前鼓吹帝制的舆论正在高涨，而正义则遭到阻止和压抑，人们正面临袁世凯要称帝的不好时机，仍须待时机成熟，才可以急图进取。黎锦熙回信解释说：他并未卷入复辟派之流，而是专心发起国语运动，志在民主和富强。毛泽东看信后很是高兴，后又写了一封2500多字的长信，将胸中的见解都说了出来。两个共同的志向和情趣，通过不间断的书信往来，使友谊也日渐深厚久远。黎锦熙在读罢毛泽东的信后曾说："大有见地，非庸碌者。"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黎锦熙知道毛泽东生活清苦，薪金微薄，便在节假日接毛泽东到他家"打牙祭"。两人久别重逢，热烈地谈论起时局和事业。

    此后毛泽东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创办文化书社，领导新民学会，建立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开辟革命根据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击日本的侵略，解放全中国，领导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成功。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毛泽东一直没能和黎锦熙联系，双方的信件来往一度中断。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师，他在延安遇见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马师儒时曾请马先生"问候我的老师黎邵西先生"。1948年，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接到通知，让他速乘飞机去南京。黎锦熙撕掉了信函，坚定地对家人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哩！"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的一天，一辆汽车开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车上走下了一位身材魁伟的人，他一见迎候在门口的黎锦熙，便迅速迎上前去，激动地连呼："黎老师，您好！"黎锦熙见毛泽东如此谦逊和善，连连回答："不敢！不敢！"师生见面谈笑风生。老友重逢，亲切叙旧。当年湘江岸边、岳麓山下，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畅谈宏伟志向的情景仿佛又出现在眼前。自那以后，毛泽东经常接这位年龄相当的师友到中南海做客叙谈。黎锦熙也不辜负毛泽东的嘱托，兢兢业业地为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不懈地工作。

    黎锦熙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每当我回顾毛主席早年度过的峥嵘岁月，心中总是激起无限敬佩和怀念的深情。"作为他的学生的毛泽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18节：第三章峥嵘岁月(1)

    第三章峥嵘岁月

    水浴、日浴、风浴、雨浴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一直没有放松过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他进行体育锻炼的项目很多，主要有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以及体操和拳术等。他善于利用各种自然条件进行锻炼，又习惯于把自己的各种活动与磨砺意志有机地结合起来。

    学校的浴室旁边，有一眼清凉的水井，毛泽东常来这里进行冷水浴。每当清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同学们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即起床，带着罗布浴巾，来到水井旁，用吊桶打上井水，一桶一桶往身上淋，然后用浴巾洗擦全身，擦后又淋，淋了再擦，反复一二十分钟，直至全身发热发红为止。然后，再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他最初试行冷水浴是在夏天，经历秋季，到了冬天，纵然是天空下雪，池水结冰，仍然坚持进行。同学们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一来可以锻炼身体，二来可以练习猛烈与不畏。严冬季节，把冰冷的水一桶一桶地向身上淋，没有勇气的人是做不到的。有几个同学曾跟着毛泽东进行冷水浴，但都没有像他那样坚持到底。他们对毛泽东说，天寒地冻，我们把冷水往身上泼，觉得很难受，你是否也感觉难受呢？毛泽东说，最初几次是难受，但下决心突破困难，就习惯成自然了。

    毛泽东还利用风、雨、太阳等自然条件进行锻炼。夏天烈日当空，他常穿条短裤，站在室外晒太阳，游泳后，也常躺在沙滩上让阳光照射，叫做"日光浴"；冬天寒风凛冽，他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空旷处进行"风浴"；下大雨的时候，他冒雨跑步，进行"雨浴"。这些在一般人看来不可理解的行动，他却进行得那样认真。

    第一师范前面的湘江，江宽水深，是游泳的好场所。毛泽东经常邀集同学，到湘江中的橘子洲头附近和南湖港一带游泳。由于他从小就喜爱游泳，所以技术好、胆量大、坚持力强。他不但能横渡湘江，还能从猴子石游到相距近10里的牌楼口去。他也能在别人穿棉衣的天气，在江中游泳。有一次他和罗学瓒等几个同学，不顾北风呼啸，天气寒冷，毅然去江中游泳。罗学瓒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即橘子洲头）泅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不过，也发生过危险。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将要达到对岸时，被大浪冲入木牌下，幸好被1个同学救了出来。解放后，与老同学谈及此事时，他诙谐地说：那次如果不是亏了1个同学搭救，我险些"出了洋"。虽然如此，但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坚持锻炼。

    登山，也是毛泽东经常性的运动项目。与第一师范隔江相望的岳麓山，踏满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足迹。有一次，当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和蔡和森等，健步登上了山巅。不久，突然冷风四起，空气清新，他们乘机作"空气浴"和"大风浴"。极目远眺，四面起伏的绿浪，天际灿烂的彩霞，江上往来的白帆，大自然的瑰丽风光，尽收眼底。这时，他们想起山顶云麓宫前望江亭上的一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体味着其中的意境，顿觉胸怀开阔，旷然有凌云之概。还有一次，在1个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的夜晚，毛泽东鼓起勇气，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遍体湿淋淋地来到了山下蔡和森的家里。蔡伯母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情趣，并借以锻炼身体和意志。

    野外露宿是一种锻炼勇敢和胆量的好办法。毛泽东经常邀集朋友，到学校后山的君子亭，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和湘江中的橘子洲头等处露宿。当夜幕降临，游人散尽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高谈阔论，直至夜阑，大家都疲倦了，才各自找个地方，相隔一定的距离，露宿到天明。有一天早晨，几个游人来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一条长板凳上睡着1个人，头脚都用报纸盖着。游人吵醒了他，他动了一动，翻过身，收拾好报纸，起身就走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原来，山上夏夜蚊子多，他只好用报纸盖着身子睡觉。这种露宿活动，甚至到了下霜的日子，他们还在坚持。

    毛泽东还爱好长途步行。他说，这种活动，既可以培养身体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又可以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1917年9月1个晴朗的星期天，他刚从农村调查回来不久，又和张昆弟等步行去50里外的湘潭县昭山。张昆弟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三人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以来时晚，欲在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树丛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话，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门前，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不仅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而且总结自己的丰富实践，作了理论上的著述。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他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28笔画）署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文章列举历史上的事例说，明末清初的颜习斋和他的弟子李刚主，主张文而兼武，他们都能长寿；清代学术大师顾炎武，也爱好运动，到了老年尚能漫游天下。而汉代的大学问家贾谊，很有才华，只活了33岁；唐朝初期的文豪王勃，仅活了28岁。因此，他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强调进行体育锻炼，以收到"健身卫国之效"。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19节：第三章峥嵘岁月(2)

    当时，第一师范虽然也设置了体育课程，但只是徒具形式，不务实际，教师敷衍应付；学生不感兴趣。每周两小时的体操课，不外是走步、操木棒、举哑铃。每天上午10分钟的课间操，也过于死板。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更是冷冷清清。除了少数体育爱好者开展运动外，多数同学都在寝室里谈笑议论。学生的身体被繁重的课程压垮了，有一年，竟病死了7个同学。毛泽东对这种状况极为愤慨，在为死者举行追悼会时，他写了一副挽联："为何死了7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即课间操）。"以此抨击学校当局不重视体育，同时唤起广大同学对体育锻炼的自觉性。

    1917年下学期至1918年上学期，毛泽东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实际负责人）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主要倡导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一是体育锻炼。

    毛泽东由于坚持刻苦顽强的锻炼，体质逐渐强健起来。在陕北时，他曾回忆说：体育锻炼确实对于我有不少的帮助，使我后来在转战南北的行军和长征中，受益不浅。1951年秋天的1个夜晚，他接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又谈到了自己当年在第一师范时锻炼身体的好处。他说：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1个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中两个主角，我看都不太高明。贾宝玉是阔家公子，饮食起居都要丫头照料，自己不肯动手；林黛玉多愁善感，最爱哭泣，只能住在大观园的潇湘馆中，吐血、闹肺病。这样的人，怎么能革命呢？你们办学校，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

    读"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对同学说，读书，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而且要会读"无字之书"。这活的书本，这无字之书，便是群众，是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力求做到"周知社会"。所以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所谓"游学"，本是旧社会一些有志读书人，用以寻师求学的一种方式。但也有一些落魄文人，利用"游学"给人家写字作对联以为生，是一种变相的行乞。毛泽东用它来进行农村考察，以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各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在第一师范期间，他就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

    1917年7月中旬，他邀同学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进行了一次游学。他们从长沙小西门渡湘江，徒步经长沙白若铺，到宁乡县城。在同班学友王熙家聚居两宵。走访了劝学所、玉潭高小，游历了香山寺，给劝学所所长喻士龙送了一副对联。还到了宋家潭，找农民宋冬生等了解了生产、生活情况，走访了一位姓张的老先生，并共同讨论了经书。上了回龙山，给白云寺的和尚送了对联。到了云山书院旧址云山学校。在黄材镇了解了当时农村小市镇的贸易情况，替一些店铺书写了招牌。后经横山湾抵杓子冲何叔衡家。在何家住了几晚，看了猪栏、牛栏、菜园和稻田，座谈何家的经济收支与生活及家庭历史情况，走访了何叔衡的堂兄弟和附近的农民。他每天清晨早起，在野外做"六段操"，看书，追记笔记。

    离别何家后，经沙田到巷子口，在1个姓王的老头家里交谈许久。老头问，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么子？毛泽东说，我们都很穷，又想旅行，没有路费，只好"游学"。老头说，游学并不坏，游学的往往是些正直、老实人，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我曾在衙门里当过门房，亲眼看到，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得多，谁就可以赢，这就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人的话引起了他的联想，深感世道的不平。后来一路上，他还与同行的二萧热烈地讨论着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20节：第三章峥嵘岁月(3)

    三人行至宁乡沩山密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理论。在这一带，还了解到张三元举起义旗造反的历史故事。

    他们离开宁乡抵达安化县的司徒铺，到了雷鸣洞萧蔚然家。毛泽东、萧子升二人继续"游学"，来到伏口罗驭雄同学家。当时毛泽东穿浅蓝色单长衫，手拿雨伞，背上背着1个略现蓝印花的灰白色包袱。在罗家吃中饭后，上横坡仑去久泽坪，给当地秀才吴幼安送了一副对联。又经清塘铺、太平段去梅城，在路上，曾露宿河堤。毛泽东还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并指着身边的一棵老树说，这就是衣柜，顺手将包袱、衣服挂于树枝。睡前，萧子升要去河边洗脚，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那绅士的习惯啦！你是1个要饭的绅士哩！第二天，他俩在途中一家小店吃饭时，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的苦难遭遇，并知道附近有一刘邦庙。二人对刘邦的评价问题进行了讨论。两个边论边走，不觉到达安化县城——梅城。毛泽东在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学校背后（现安化一中后面）一些贫苦农家走访，到安化县劝学所拜会了安化饱学先生、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夏时年64岁，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学识渊博，经、史都好，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夏先生喜吟诗作对，性格高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毛泽东求见，两次被拒。他并不灰心，复而第三次登门。夏只得开门相见，并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见后，即书属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看着他写完，大吃一惊，觉得对边胜过出边，还带有火辣辣的批评味道，自感有愧，连声赞好，并留餐宿，昼夜长谈，还赠给毛泽东8元银洋。

    毛泽东这次在梅城，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

    "铜壶滴漏"，并在北宝塔第七层塔壁上，用墨笔题词："伊水拖篮，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还给县城的"鼎升泰"、"谦益吉"、"云集祥"等商店送了对联。

    离开梅岭，经仙溪、山口、长塘、马迹塘、桃花江，到达益阳县城。游览了市容，走访了一些学校和人士，其中包括当时的县长张冈夙（原一师教员）。在此3天后去沅江。

    当到沅江县城时，正值涨水，街道被淹，行走不便，于是二人乘船返长沙。

    8月16日，回到长沙楚怡学校。放下包袱，打开一看，还有两块多钱的剩余。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两人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这次"游学"，毛泽东到过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历时达月余，写下了许多笔记。

    后来，毛泽东还回忆说：一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1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却"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块。"1917年寒假，他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在学友陈绍休家住了几天。他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并针对当地没有栽树的习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果树，后人吃果实"，劝大家植树，为子孙造福，而且自己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这次，他还到了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

    1918年夏初，他还同蔡和森赴洞庭湖滨部分地区游历。

    这些"游学"活动，使他更加了解了民间，了解了群众的疾苦，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是读"无字之书"。

    二十八画生与新民学会1918年4月，1个"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的团体在长沙宣告成立，它就是我国五四时期发起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社团之一——新民学会。青年毛泽东为这个团体的发起、创立并使之发展成为具有纯洁性、严密性和战斗性的革命团体，倾注了大量心血，充分显示了他探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21节：第三章峥嵘岁月(4)

    1915年，随着《新青年》的创办，自辛亥革命后一度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又逐渐活跃起来，并掀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新奇事物不断出现。就在这年秋天，长沙城内的一些学校和城门口，都张贴了一份古典文体、手书刻印的《征友启事》，表示"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大意是：愿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

    对于这份启事，人们有的赞赏，也有的讥讽，而真正理解它的人却并不多。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马校长，竟然以为这则启事是为了找女学生谈恋爱的，决心追查。他见启事写着"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就找到陈章甫和一师校长了解情况，才知道发出启事的是一师一位品学兼优、受到师生称赞的好学生，真名叫毛泽东。因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字共二十八画，故自称"二十八画生"。

    原来，毛泽东在学识卓绝的教师杨昌济等教诲下，开始接受西方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并很快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视野开阔，非常喜欢交朋友，但择友甚严，认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他在同学中结交了蔡和森、陈昌、张昆弟、何叔衡等一些志趣相同的朋友，经常聚集在一起研究治学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等问题。

    然而，毛泽东仍觉得自己活动的范围太窄，身边能与之畅谈国事的朋友不多，"友不博，则见不广"，必须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求得更多的学问，干一番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事业。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又怎么个找法？他想出1个大胆的办法，用征友启事的方式公开征友。

    征友启事发出后，毛泽东怀着殷切的期望等待了一些日子，得到了五六个人的响应。他先后约这些应征者会晤，就读书、理想等问题交换看法，从中挑选可与之为友的青年。1915年11月9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毛泽东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朋友，其中主要有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萧子、罗章龙等十几个人。

    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和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一些是长沙各中小学的青年教师，他们多数来自农村，深知人民痛苦，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愿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是一批"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我的朋友和我只愿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就是这样一群富有朝气、充满理想、"真心求学，实意做事"的年轻人，逐渐成为组织团体的核心力量。

    在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满怀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豪情壮志，努力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

    他们经常聚会，就"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治学修身、处世为人、人生价值、认识世界、改造社会等等，无不涉及。从1915年到1917年冬，这样的讨论达百余次之多。在与朋友们的反复讨论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1个更严密的组织"，以"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有了组织学会的提议，并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

    从1917年冬起，毛泽东积极参与了学会的筹备工作。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分头深入省立一师、楚怡小学、第一联合中学、修业小学、周南女子中学等学校，暗中物色会员，很快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组织团体的基本队伍。接着，毛泽东和邹鼎丞负责起草学会章程。水到渠成，建立组织的条件成熟了。

    1918年4月14日，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趁着星期天，在长沙一些学校就读或任教的萧子升、萧子、陈绍休、罗章龙、毛泽东、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叶光祯、罗学瓒、李维汉等，相约渡江来到坐落在岳麓山下、湘江西岸的蔡和森家中。从围坐在堂屋中的10几位青年那一张张神情严肃而又兴奋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正在议论着非同寻常的事情。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22节：第三章峥嵘岁月(5)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23节：第三章峥嵘岁月(6)

    新民学会如何发展，是毛泽东着重考虑的问题。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召集会友举行会议，讨论学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发表了许多主张和意见。根据讨论结果，会议形成6项主要决议，规定吸收会员"务宜谨慎"，新会友入会应该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学会工作必须坚持"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作风；会友之间要"互助互勉"。半淞园会议为把新民学会建设成"1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新民学会以其组织严密、作风潜在切实、注重实践等特点而影响日益扩大。但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毛泽东日益深切地感受到：仅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是不够的，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后，即着手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一师附小和一师校友会会址成为他们经常开会学习的地方。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大家就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潮反复研究、比较和鉴别，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

    为了"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进一步巩固新民学会组织，从1920年冬开始，毛泽东先后主编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共3集，编写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共2号，印刷后发给会员人手一册，促进了会员之间的思想交流。蔡和森、毛泽东关于"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共产党"等思想观点，正是通过这种通信交往而不断清晰，并逐渐为大多数会员所认识、所接受。

    为了把新民学会会员引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发起，1921年元旦在长沙的会员举行了新年会议。

    1月1日这天，长沙城大雪纷纷，寒风刺骨，18名新民学会会员顶着风雪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家围绕着学会的方针和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毛泽东首先介绍了留法会员讨论这些问题的情况。他说："去年7月，和森、子升集合在法会友，在蒙达尼召开了为期5天的会员大会，他们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方针。但对改造的方法却有两种意见，和森等人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像俄国那样，组织共产党，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急进方式，通过彻底革命，以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子升等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当开始讨论学会的方针时，熊瑾玎连忙发表自己的看法："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持这种主张，我看这个问题就不必多讨论了"。

    毛泽东则认为："我看还是有讨论的必要。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一派主张改良，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一联系到社会上的主义与道路之争，与会会员很快打开了思想闸门，纷纷发言，各抒己见，有的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有的主张改造世界；有的则主张改造东亚，认为改造世界太宽泛。

    毛泽东就这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提出'世界'是国际的，可以表示学会的主张；提出'中国'就能明确我们改造从何处下手。"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会员们兴犹未尽，何叔衡只好宣布改日再议。

    1月2日和3日，长沙城仍是银装素裹，新年大会还在继续进行。当讨论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时，毛泽东将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5种，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何叔衡第1个发言，他说："我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一次扰乱，抵得20年教育。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远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其他会员也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24节：第三章峥嵘岁月(7)

    在毛泽东循循诱导下，到会会员有12人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要根本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目的，就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求索，毛泽东不仅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且帮助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一批"主义结合"的真同志。

    1920年春夏，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当时毛泽东正在上海，了解一些有关的情况。毛泽东回到长沙以后，着手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建立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筹划各地的建党工作，湖南由毛泽东负责。这时，毛泽东接到在法国的蔡和森来信，也提出要做好建党的组织准备。11月间，毛泽东在给向警予、李思安等人的信中，一再明确表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他正在集中精力主持建党工作。十一二月间，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活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25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1)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57年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但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改变了这一论断。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久，开始纠正运动中的"左"倾错误。1959年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

    第一章积极的开拓

    总结十大关系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1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有了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我们党的面前。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从1955年底起，刘少奇分别听取了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1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许多经济部门的汇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些汇报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毛泽东在4月25日举行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形成的过程，毛泽东在1958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1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当时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把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多方面地体现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其他文件中。在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对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也就是毛泽东多次谈到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别结合各个方面的建设事业。就这个讲话的原则精神做过论述和发挥。这些，都在实际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从1958年开始，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受到了"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干扰。在6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关于十大关系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又重新提出和实行，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教育全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刘少奇于1965年底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这个讲话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同年12月27日，中央写了1个通知，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

    当时印发的《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在这个整理稿中，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的内容，如对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对斯大林的态度等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评，对我国国内工作中过高地估计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工业，以及在行政措施上照搬苏联的做法等缺点的批评，没有整理进去。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关于《论十大关系》一文，曾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最后在胡乔木具体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讲话的主要精神（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和语言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做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整理稿于7月10日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泽东。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即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1976年12月26日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就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订的这个整理稿。

    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后来的讲话中多次说到的，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中又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原则，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和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在长时期内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重要的指导思想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

    谈双百方针1957年3月17日正好是星期天，下午2时，市委办公厅值班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在电话中说，立即通知塘沽区和4个郊区区委书记来办公厅待命，并要办公厅通知全市党员干部到礼堂开会。因为事情来得突然、紧急，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下属工作人员都赶来，四处找人通知开会、安排会场，忙得不可开交。

    晚上，市人民礼堂里气氛热烈。千余名干部坐定不久，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会场内灯光格外明亮起来。在热烈掌声之后，黄火青说："同志们，现在我们请毛主席讲话。"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就座后亲切地向台下问："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人提出什么具体问题。毛泽东就说，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党关心的问题。

    要成为建设的内行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变化，他说：过去我们党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过去几十年主要工作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打败蒋介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还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从我党建立以来，一直到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从1840年反对帝国主义的鸦片战争算起，到去年——1956年就达116年之久，才把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把旧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上层建筑。这是1个很大的斗争。过去做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在开头对我们是不相信的，不相信我们能成功。现在，我们赢了，人们相信了，说我们是好汉。现在人们都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行在什么地方呢？说政治你们行，军事你们行，你们有这两门。建设呢？现在要搞建设，共产党行不行？历来人们就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我们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没有搞建设。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因为过去抓阶级斗争时，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的学了一点。但是，搞大规模建设，盖大厂，搞设计、施工、安装，我们就不会了。不过，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像我们过去从不会抓阶级斗争到会抓阶级斗争一样。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26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2)

    毛泽东在讲话中向党员干部提出，要学科学，要学会当教授，学会当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学会当医生，要跟自然界做斗争。

    毛泽东在讲这个问题时，他的目光投向台下，幽默地问大家：在座的有没有大学教授？台下只有两人举起了手。一位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另一位是津沽大学、南开大学的教授王金鼎。黄火青说：可能还有的没有举手，毛泽东说：是啊！你们的势力不大，就不敢举手。

    毛泽东接着分析了这个问题的现状，他说：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在大学教书不行，在医院当医生不行，在工厂里头搞工业当工程师、技术员不行。我们党内没有什么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在中学里头当教员的也少。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也是三七开，优势还在党外。共产党在学校名为领导，实际上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嘛。所以应该承认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他们只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共产党也能领导，他们没有讲。为什么能领导呢？我们可以领导他们，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做出什么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在这方面领导他们，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还有什么一条可以领导他们呢？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去领导他们。就具体业务讲，我们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发展来讲，我们能领导。

    毛泽东联系新的形势提醒大家：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我们在建设、科研、办学校方面不懂，人们原谅我们这方面的缺点，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在大学怎么教书？医院里怎么开刀？科学研究怎么解决？……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要1个时间，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至少15年才会有1个改变，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现在的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再过15年，他们就是大学教授，就是工程师，也许不要15年，还有现在的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中学教员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加入共产党，条件适合的也可以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党。再有三个五年计划是可以学到的。有些人看不到这种变化，认为共产党可能永远学不到。我看是可以学到的。

    毛泽东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经济建设问题的精辟论述，使听讲的党员干部们折服。他们懂得，毛泽东要求自己不仅要会搞阶级斗争，还要学会科学、技术，要成为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内行。

    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要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就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鉴于人们当时并不十分理解这个方针，还存在一些疑虑。毛泽东开导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竞赛。放出坏事来怎么办？现在有好多坏事，有许多怪议论，我说不要紧。有些怪议论批评它就是了。人们很怕开出的花不好看，怕它有毒，说百家争鸣中国共产党只有一家，其他99家把我们包围了，没办法……毛泽东说，对于社会上许多不同的意见，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讨论辩论中去解决，分清是非。我们只有这样一种办法，别的方法都不妥。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想继续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或者叫"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就正军法，拉出去砍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其实对付阶级敌人也不是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待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大学教授、医生等等，这个简单方法就更不行了。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在科学方面，不论我们懂不懂，我们现在不懂将来懂了，都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能"军法从事"。一门科学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鸣。经过争鸣，就能出真理。社会科学也是这样，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对思想、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宗教、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27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3)

    毛泽东强调，实行"双百"方针，对不同的意见就要说服而不要压服。他说，有两种方法：一是压服，一是说服，我们采取哪种方法？现在有些人等不及了，想压一下。压是压不服人的，最终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你为什么用压服办法对付科学、文化、宗教以及不同的意见？如用压服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就输了。要学会做说服工作。我们南方有句话：叫花子打狗。叫花子是讨饭的，要学会打狗。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理论文章，学会做说理的报告。有一位同志对我说，"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就这一冲呀？你三冲两冲还是不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做有说服力的报告。

    毛泽东针对干部的思想顾虑，解释说：至于各种错误意见在报刊上发表，开座谈会，发议论，会不会把我们天下搞乱，把人民政权搞垮？我说完全不会。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大多数人是如此。有极少数人仇视我们，也不是特务分子。许多人完全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学了一点，但是实际上不相信。再有一些人，相信了一些，不完全。我们党内也有一些这样的人，没有完全想通马克思主义，还不懂。两种片面性的人都有：教条主义的，肯定一切的，别人说不得坏话，本来我们有缺点，不允许人说一说；也有另外一种人，什么都是坏的，否定一切。这两种片面性，这两种形而上学，是存在的。

    要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要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他以内部发行《参考消息》为例说：在座同志都看《参考消息》，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要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看看敌人怎样骂我们，他们的家里又是1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人怕《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会使敌人气焰嚣张，很危险。黄火青同志告诉我，你们这里有位同志主张每条国际消息都加1个按语。那就麻烦了。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去思考，去辨别。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斗争还要发展。我们在中国办事情，如果不发展，我们的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要按具体情况来具体解决。对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对人民政权可不可以批评，对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对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怕批评。老干部那么一批评就倒了，吹一口气就倒了？除非12级台风。12级台风吹倒树，吹倒房子，但是吹倒老干部也不易，只要你是正确的。至于你有错误，正需要有点风吹一吹。我过去用洗脸打比方，你们三天洗一次脸还是一天洗一次脸？为什么要一天洗一次甚至洗两次呢？就是因为有灰尘。那么党就不需要洗脸吗？党也需要洗脸。毒草并不可怕，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还有作用。需要这些东西跟我们见面，以便和它们做斗争，使我们发展起来。牛痘是什么？是一种病毒，也是一种微生物，给人种那么一点，就产生了免疫力。一辈子不害病的人是很危险的，有一天他害病就受不了，因为没有同细菌做过斗争。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马克思主义要同非马克思主义做斗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各种艺术的发展需要互相竞争，互相比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竞争，批评讨论，正确的东西才能发展起来。

    元代诗人杨维祯诗云："二月春光如酒浓"。毛泽东在早春二月在天津干部会上的讲话，犹如催红唤绿的春风，使海河两岸春光灿烂，春回大地。虽然后来历史发生了曲折，使"双百"方针在一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能贯彻执行，但也正是历史曲折发展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客观需要。毛泽东1957年2月在天津干部会上的讲话，至今仍熠熠生辉！八大的思路1956年前后，我们党破除了对斯大林理论观点的迷信，破除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构想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拟定方针政策。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多次指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28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4)

    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从现在的认识看，虽然不能说在1956年已找到了一条我们现在理解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路线，但是1956年的探索在许多方面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获得了许多好的思路、思想观点和实践经验。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先后对农业问题和工业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找了华北九省的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34个部长了解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为准备八大政治报告也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周恩来等领导人分别参加了这些汇报会。

    中央领导人初步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从1956年1月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开始讲的"一穷二白"的形象说法。不仅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当时考虑问题的思路是，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改变落后。"一穷二白"的概括，从主导方面看，旨在激励中国人民奋起改变落后面貌的革命精神，强化中华民族为世界多做贡献的赶超意识。（当然，后来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它的主旨精神有了某些改变。）党的八大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虽然是对我国政治形势的估量，但实际上是对国情的进一步认识。如果说"一穷二白"是对国情的历史基础的表层概括；那么对主要矛盾的论断，则是对国情的现实关系的动态分析。它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为确定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1956年前后，党中央确定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是：第一步，用大约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打下现代工业化的基础；第二步，用10个五年计划至20个五年计划，即50年至100年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在1956年前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方针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上，有的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有的将一些零散经验开始系统化为规范理论。

    工农业关系。在1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党把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作为两条对立的工业化道路来认识。苏联重工业的发展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市场供应一直处于短缺的紧张状态就是苦果之一。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办法，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党中央认为决不能走苏联的老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工农业关系的初步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对工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思想。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个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

    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过去斯大林有1个论点，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受这个观点的影响，再加上朝鲜战争还进行，在"一五"期间强调了内地工业、国防工业的比重，影响了工业布局和资金投向。朝鲜战争结束后，经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我们党逐步感到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苏共二十大也提出了1个新观点，即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1956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时指出：沿海地区占我国工业的70%，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发展。如果说沿海不敢利用，那么东德、捷克就不要建设了。还批评说，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打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与此相联系，还涉及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阐述，指出：既然设想可能有1个和平时期，国防工业步子可以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非要下这个决心不可。不能再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如果算错误，大家一道犯，到时候将功折罪，戴罪立功。实践证明，这是1个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表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预见。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29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5)

    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在1955年到1956年间，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两条对立的思路。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尽管其理论论证是"辩证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强调反对右倾保守，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主张经济建设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将此精神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之一。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周恩来在主持审定"二五"计划的建议草案过程中，将"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了。随后，党的八大通过了这个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并说还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对于1956年上半年开展的反冒进，尽管思想上有保留，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的意见；对于八大的这个精神，他也是同意的，并主持修改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审定了周恩来的报告。正因为这样，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才顺利地得到了纠正，并使"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综合平衡。这是党中央在反冒进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由陈云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鉴于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招收了100万职工，农贷和其他贷款过多，使财政信贷多支出近30亿元，引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的教训，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同年11月，陈云在关于商业工作的讲话中分析了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平衡问题，"认为这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到了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及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

    以上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虽还不很成熟，但却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有的直到今天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重要影响。

    创立两类社会矛盾学说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随后爆发波兰、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有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在我国，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基本解决，但人民内部的许多其他矛盾却突出起来了。由于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上实际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等弊病，在一些地方闹事的情况增多起来了。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先后大约有10000工人罢工，10000学生罢课。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矛盾迭起的情况下，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成为毛泽东着重并反复加以思考的重大课题。毛泽东一方面批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另一方面又研究和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思考如何使社会主义社会沿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党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进行批评并总结经验。为了把我国建成1个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其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许多重要思想。接着，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把空气搞得活泼一些。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内阶级关系与主要矛盾的分析，关于工作重点转移以及进一步发扬民主等决定，毛泽东是同意的。在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1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1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随后，经毛泽东修改于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正式地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概念，虽然当时是就国际范围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有两类社会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1个总题目。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0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6)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以后，继续发挥了讲话中提出的基本思想，并对讲话作了修改、补充。3月，毛泽东批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其中批评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官僚主义是造成这类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和扩大民主。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讲话，主要论题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曾亲笔写了一篇讲话提纲，其中明确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且批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种转变，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要求全党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

    从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的发展看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是他经过反复酝酿、深思熟虑的成果。它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的新问题。虽然说，肯定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点并不是毛泽东最先讲的，但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作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全社会的现实的政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加以研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1个总题目，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确实还是由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在我们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党的特殊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以及镇压反革命等对敌斗争任务的完成，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大规模的敌我斗争就不再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人民内部矛盾跃居突出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新问题，从理论上做了概括和分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这篇重要著作，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中心内容，或者说总题目，包含着广泛的思想内容，主要的有下面几点：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了矛盾的，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前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毛泽东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为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

    二、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划分两类社会矛盾的界限。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

    三、明确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这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一次说，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四、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强调要普遍提倡和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如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的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并找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搞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解决这些矛盾时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那种主张实行西方的两党制、鼓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倾向。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1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7)

    无论从这篇著作发表前毛泽东有关这一问题的认识以及从这篇著作的基本思想内容来看，都应该肯定，这篇著作的主导思想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讲话和文章把这篇著作的基本思想说成是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论证；林彪在党的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甚至说这篇著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就完全歪曲了这篇著作的本意。当然，这篇著作在发表前的修改过程中，不能不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形势的影响，因而加进了诸如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样一些同原来讲话的精神和倾向不协调的论述。虽然如此，从这篇著作的整体来说，发表稿仍然保持了原讲话稿的基本精神，并且增补了一些重要内容，增强了一些理论分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这一基本思想仍然贯串全书。应该说，这才是这篇著作的主要价值，也是它所以值得充分肯定并对今后具有指导意义的主要根据。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恢复了这篇著作的本意，讲话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科学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说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本来可以成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遗憾的是，由于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一著作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大规模地混淆两类矛盾，即使对于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未得到正确处理。十年内乱的教训，从反面说明了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完全正确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2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

    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

    整风和反右斗争最初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党内还存在着一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的党，已经在国家全部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新形势下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常常表现在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而党内许多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往往采用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用错误的态度对待群众。加上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影响，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9月15日，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又指出：这三风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外的团结，阻碍我们事业的进步，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并且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用武力来解决。"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党要整顿三风，并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1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在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会后，毛泽东南下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又多次谈到了整风的必要性、目的和方法等。20日他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还乐观地说：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

    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谈话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及各方面党外人士共44人。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指出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强调整风的方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毛泽东的谈话以真诚的态度向党外人士讲明了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决定开展全党整风，完全是为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以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肩负的新任务所采取的措施，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及所规定的方法就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认为，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对整顿三风、改进工作极为有益，而能否正确对待这些批评，是关系到整风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整风初期，他大力倡导公开批评，并再三告诫全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张奚若在发言中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二、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鄙视既往。忽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做封建，都要打倒。四、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陈叔通在发言中提出，希望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刘斐在发言中说，现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特别是县以下，就有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不正常。黄鼎臣在发言中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部署工作，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还有一些党外人士在发言中提出了应加强法制建设，改进统战工作，重视发挥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作用等方面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批评或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是以切实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出发点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能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放肆地向党发动进攻。他们说"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国内形势是"一团糟"，"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他们甚至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煽动和阴谋活动，加上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某些报刊也传播一些错误言论，一时间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3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听到李维汉向他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谬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时的形势发展，已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不可能再专注于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渐渐转向对右派势力的分析和考虑如何反击右派的进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毛泽东还把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写成后，没有立即下发，而是到反击右派开始后的6月12日才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随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这些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这些社论，有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修改过的。

    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并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丢脸出丑。"一场反右派斗争随即按照这样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应当看到，当时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能量却不小。他们的言行在一部分人中间具有较大的煽动作用和欺骗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形成了一股反动的思潮。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避免全国性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右派的进攻给予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毛泽东在这时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他几个月前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鲜明地指出极少数右派进攻的性质和危险性，但另一方面，他又过分夸大了右派势力和力量，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这无疑铸成了后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认识上的错误。另外，对极少的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采取先纵后抑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如果当右派言论出现以后，即在适当的范围，采取适当的形式给予批驳、反击，并辅之以正面引导和其他转化工作，就有可能避免后来出现扩大化的错误。

    走入误区在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阶段，斗争在规模上和形式上已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主观上还是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1个相当的范围内。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发动时曾提出：反右派的"整个过程，做得好，有1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认识上的偏差使反右派斗争步步升级，采用了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方法，扩大化的错误逐渐严重。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违背了自己刚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一些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虽然有过激言词，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视为资产阶级右派；还把许多出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也视为资产阶级右派。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4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3)

    7月1日，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的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并肯定地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9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说：右派骨干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千人，而是大约有8千人。从估计全国极右分子约4千人，到估计约有8千人，其间相隔仅短短10天。

    7月17日至21日，中央在青岛召开了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强调："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1个政治战线上和1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毛泽东还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国城乡普遍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篇文章于8月2日印发给党内，使已经日趋严重的反右扩大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5月份以来主要是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青岛会议以后，反右派斗争一方面在上述单位继续深入展开，一方面推向地、县两级，并逐步推向全国各地区、各界和部门。随着这场以反右派斗争和批判错误思想言论为主要内容的"全民整风"的开展，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更迅速地蔓延开来。

    9月20日至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规定了划为右派分子的6条标准，其中主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应划为极右分子的主要是右派活动中的主谋和骨干分子。《标准》还指出了"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6种情况。应当肯定，这6条标准，政策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存在空泛和不易掌握的缺陷。再加上当时反右扩大化和"宁左勿右"已成气候，这样的标准很难真正贯彻执行。

    到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扫尾阶段。12月8日，毛泽东又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他说：第一，对右派分子要有所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第二，还要留点情，不可太严。并说这样做目的一为争取中间分子，二为分化右派。

    12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从《原则》附录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统战部处理右派的典型材料看，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人受到较重处分的占大多数。《原则》中规定了处分办法，即便对于真正的右派分子，打击也是过重的。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终于没有得到遏止，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首先，一大批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打击，因而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和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和不幸。其次，使全党整风背离了原来的意义，党中央、毛泽东预期的整顿三风的目的未能达到。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虽然也指出要继续整风，并把反右派只作为整风四个阶段中的1个，但在实际过程中，反右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整风运动已不可能收到实效，落到实处。相反，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却在反右斗争中及以后大大发展了。第三，助长了毛泽东在国内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产生了"左"的错误。毛泽东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中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导致了后来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5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4)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党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9月党中央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况复查，进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结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除极少数以外，绝大多数得到了改正，使这个拖延达20余年的严重政治错误终于得到了彻底纠正。这是党中央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科学、公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严厉批评"反冒进"1958年元旦过后不久，我（指吴冷西）到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相传清末西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处，毛主席住地丰泽园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准备重建办公楼。后来考虑到经济困难，工程一直没有开工。现在是一块平地，只在附近盖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号楼。

    书记处会议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彭真同志递给我1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是毛主席亲笔这样写的：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昆、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篇社论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是根据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写的，我想不致有什么大问题。接着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后，《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两篇较有分量的社论。一篇是11月18日的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高潮，还会带来工业生产高潮，出现生产大跃进。这是在我们报纸社论中第一次出现"大跃进"这个后来震动国内外的名词。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写的，我看大致没有什么问题。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论，是论述毛主席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一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亲自修改定稿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听了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的讲话，其中谈了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报纸和通讯社。我问胡乔木和杨尚昆，他们说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胡乔木的神态似乎流露他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谜一直到南宁会议上才逐步解开。

    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主席一上来就讲他建国8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这样，南宁会议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准备的会议。

    毛主席认为，1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误的。这时我才开始悟到会议通知中毛主席点我的名的1个因由。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6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5)

    散会后我马上找乔木同志，问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完全清楚。我们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1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

    我13日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后，同乔木同志一起查看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做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又做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做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我同乔木商量，整个过程清楚，但不好在会议上讲，免得使事情尖锐化，因为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毛主席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毛主席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要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毛主席在念完这段话后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毛主席再念了社论的一段话："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接着，毛主席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

    毛主席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主席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7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6)

    毛主席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毛主席说，他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1个指头的东西当做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做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主席详细地讲了宋玉的故事：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1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牙齿稀疏不整齐，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毛主席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在15日的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又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他的住处离我们住的广西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做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接着，毛主席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对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3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人给你做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这时，毛主席转向我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同志主要谈了他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并说主席批评他浅、软、少是对的。他只简单地谈到1956年6月《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概情况，并说他那时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主席说，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我不看了"4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后来乔木同志在会议上只检讨1957年的事，没有谈1956年的事。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8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7)

    谈话进行了将近2个小时，毛主席毫无倦意。最后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在会议上的讲话，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1月16日）上午，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主要谈学习问题。他开头就说，任何1个部门，任何1个省委，任何1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毛主席说，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映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毛主席又说，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历史表明，毛主席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反冒进是对的，根据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思想撰写的《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也是对的。把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讲话，作为历史教训，记录下来，看看毛主席50年代后期起的错误指导思想是如何发轫的，我以为还是有益的。至于他在这次会议期间关于如何办好报纸的意见，无疑是仍然值得我们重视的。

    全民大办钢铁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毛主席希望加快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我（指薄一波）是在1956年初组织34个部委汇报时就有所察觉的。1956年2月16日，毛主席听重工业部（当时还没有冶金工业部）汇报时，他就主张钢产量每5年翻一番，今后就采用这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

    1957年11月初，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随后并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11月18日，毛主席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12月2日，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公开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从此，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1个重要口号。

    1958年2月3日，我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实际产量535万吨增长17%。这个指标是对各项生产条件进行综合平衡之后提出来的，也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的目标。这个指标后来就称为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一本账。

    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在部署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时，也考虑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问题。他抓的1个重要题目，就是要求地方工业产值限期超过农业产值。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规定："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定计划，今年7月1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4月23日，毛主席又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叮嘱他们立即连夜加班，研究本省市自治区到1962年时，地方工业产值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做1个表，于5月5日来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时带来。这个部署对于后来地方工业"遍地开花"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9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8)

    按照南宁会议关于三本账的部署，地方报来的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国家经委于4月14日汇总报告党中央，这就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二本账。

    这以后，钢产量指标长得很快。这同当时大家认为赶英国的时间可以缩短再缩短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3月20日向党中央、毛主席的两个报告，特别是有关钢铁工业的报告，提出了可以缩短的见解。

    根据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以来提出的关于要又红又专、虚实并举、"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红'了，钻到里边出不来"等一系列指示，王鹤寿同志于3月初，组织冶金部党组同部分大企业负责人一道，连续"务"了8天的"虚"，写出了两份报告：《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后1个报告提出：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吨～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报告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长4%，1967年也只能达到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量为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在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大的改变。我国实行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建设时又实行投资包干，完全证明建设速度可以快一倍，投资可以省一倍（半）。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路线下，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年的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而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不久前（1月19日在南宁会议上），我们说1962年可以达到1500万吨，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建设速度快一倍、投资省一倍（半）这样大的潜力。"如果1962年达到1700万吨到2000万吨，则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小基地，初步在全国铺开了。在全国有了几十个大小基地之后，1967年达到产钢3500-4000万吨，"就不是不能设想，而是比较现实的了，""因为每个5年都会有新厂建设，而原有的几十个基地的生产力也会发展，只要是10年超过英国，再有10年赶上美国也是比较现实的设想。"王鹤寿同志的报告，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写了分量很重的批语。3月22日、25日两天，毛主席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又三次给予表扬，肯定报告"不但鲜明地指出了冶金工业的发展方向，而且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做了尖锐的批判。"毛主席号召其他部门也要像冶金部一样，"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右倾保守倾向和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5月29日，毛主席在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讲话中，更称王鹤寿同志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4月15日，毛主席写了《介绍1个合作社》一文，根据王鹤寿等同志报告中的观点，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在送出此文时给少奇、恩来、小平、陈云、乔木、吴冷西各同志写的一封信中还写道："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至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5月5日至23日，八大二次会议开会，提交会议讨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本账，是由国家计委汇总、经过中央财经小组讨论的。第二本账的各项指标，都有两个方案，其中：1962年的钢产量指标，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同1956年八大的建议数（此时称"二五"计划第一本账）1050～1200万吨比较，增加108％～138%；第二方案3000万吨，同1956年八大的建议数比较，增加150％～186%。李富春同志在会上作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发言。他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同志在大会发言时，论证了第二方案钢产量指标的依据。他说：冶金部再次和各省、市、区研究了钢产量的发展速度后，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0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9)

    5月7日，毛主席在大会讲话，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苏联是20年加半年（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到苏德战争爆发），把钢产量从400万吨（1913年的产量）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那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5月18日，毛主席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采纳李富春同志的意见，稍加变通，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鉴于设想赶上英国的时间在逐步缩短，"二五"计划期末的钢产量指标在逐步提高，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第48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改定为800万吨到850万吨。这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三本账。

    6月5日，王鹤寿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拟出1958年6月到1960年6月两年内，将钢的年生产能力达到3600万吨水平的规划方案，交给少奇同志。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这一规划方案。

    6月7日，冶金部向党中央报送《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规划预计，1958年钢产量为820万吨；1962年指标定为6000万吨，比向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中第二方案的指标又提高了一倍。

    6月12日，国家经委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地方冶金工业的"跃进"指标，已经大大超过"二五"计划第二本账。计划今年兴建小高炉12694座，大部分年内可投入生产，地方铁产量今年可达440万吨，比去年增长7.9倍；兴建转炉220座，电炉43座，地方钢产量今年可达200万吨，比去年增长2.5倍。根据地方冶金工业的飞跃发展，估计明年全国钢铁产量可以比今年预计完成数翻一番。

    6月中旬，由国家计委汇总，经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后，李富春同志向党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估计，1958年钢产量可能达到850万吨到900万吨。《要点》认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1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例如工业方面，钢产量超过2000万吨，争取达到2500万吨，超过日本，超过英国。""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3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3年基本实现。"当时，正值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刘伯承等同志在军事院校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6月17日，毛主席读完《要点》后，批示：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1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破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该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6月17日下午3时，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听取我作的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谈到钢铁生产时，我说，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初步安排，明年计划为2000万吨或2000万吨以上。在讨论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同志同意我的估计和建议；另一些同志认为今年钢产量不只900万吨，明年的指标还可以更高一点。会议到23日才结束。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除毛主席缺席外，其他常委同志都参加了。

    6月18日晚8时至11时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全体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谈话。谈的内容比较广泛。关于钢铁生产，毛主席表示，他赞成提高钢指标。那时，我的脑子也很热，而且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刚就反冒进问题做过检讨，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便坚持，因此，我也同意把钢指标提高。经过研究，1958年的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1000万吨，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2500万吨。会后就按这个数字重新修改我的《汇报提要》。谈话时，毛主席曾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就按这么办。他认为，机械工业也很重要。接着就议论起工业交通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了，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因为，我在修改《汇报提要》时，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基本建设投资首先保证两个'纲'和两个'先行'部门的需要。两个'纲'就是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两个'先行'部分，就是电力和铁路。纲举目张，其他一切东西都带动起来了。这是工业部署上的战略问题，必须有统一的看法。"7月1日，《人民日报》就闻风发表一篇《以钢为纲》的文章，后来广泛使用的"以钢为纲"、三个"元帅"（钢铁、机械、粮食）、两个"先行"之说，皆出于此。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1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0)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意见，我对《汇报提要》做了重要修改。改后的《汇报提要》提出：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将比今年有1个更大的跃进，经过3年苦战，我国可以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方面将实现水利化，达到"四、五、八"的要求。《汇报提要》改好后，我于6月20日下午报送毛主席。20日晚，中央办公厅将修改后的《汇报提要》铅印出来。21日晚，我就出发到东北去了。

    6月22日，毛主席对我的《汇报提要》作了指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主席在写这条批语的时候，对《提要》的题目也作了修改。我6月20日改好的稿子，题目就叫《汇报提要》。毛主席改用正副两道标题，正题是《两年超过英国》，副题是《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的报告》。

    《汇报提要》上，1958年的钢产量预计为1000万吨，那么，后来公开发表的1070万吨这个指标又是怎样提出、怎样确定的呢？据陈云同志1958年8月21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传达，是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确定的。陈云同志说："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1100。"内部决定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即以1957年产量535万吨为基数翻一番。外界传说，在游泳池的上述对话，是毛主席跟我进行的，这是误传。如前所述，当晚，我正在加紧修改《汇报提要》，准备交卷后去东北。游泳池的这次聚会，我不在场。

    毛主席下"一○七○"的决心，除了他本人出于急于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王鹤寿同志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影响。我6月17日的汇报、18日的谈话，头脑不冷静，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有影响。但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还是来自柯庆施同志。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够搞得更多吗？我没有参加这几天的协作区主任会议，柯庆施同志在毛主席面前怎样吹的，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响。这有毛主席后来多次的谈话为证。例如，1958年11月30日，在武汉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对柯庆施同志说："你过去干劲冲天，条件没有，"说华东搞600万吨到800万吨，"这几个月我们想了一下，没有那个条件，比如没有煤、铁怎么搞法！"又如：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闯"一○七○"这个祸时说："第1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1个协作区）一年要搞8百万吨，我全国只搞一○七○万吨。"毛主席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是柯庆施同志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把柯称为"土法炼钢的干将之一"（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第335页），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1958年6月21日，即毛主席定下"一○七○"的指标两天之后，冶金部向党中央报送的一份《产钢计划》中提到："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1个极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1个新的水平。"根据华东区可能达到的指标，我们研究了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这是第一次提出1959年产钢3000万吨、1962年产钢八九千万吨的指标。22日，毛主席将冶金部的《产钢计划》批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央军委会议各同志。从冶金部的这个《产钢计划》，更可以看到华东协作区对钢产量的高指标所起的推进作用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2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1)

    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6月22日，毛主席还对冶金部《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产量上在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这里是1个简单的表，很容易看。"1958年产钢1100万吨的任务，虽然在6月20日就做了布置，但7月间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7月份只产钢70万吨，1月到7月底，累计生产钢380万吨稍多一点，同1100万吨的年计划比，相差约700多万吨。8月16日，即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的前一天的预备会议上，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因此，王鹤寿同志1958年10月29日在向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讲到："今年，在钢铁工业发展上（也在整个工业发展上），有两个伟大的日子，"1个是6月19日，毛主席提出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1个是8月16日，毛主席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的头几天，大家分析了6月19日以后钢铁生产未见起色的原因：第一，从部到相当多的工厂，根据南宁会议后下达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要求，把注意力都放到编计划（五年计划和明年计划）方面去了，部长、副部长都在外面参加各协作区的计划会议，忽视了抓生产；第二，由于小高炉生产不稳定，农民工不熟练和大批工厂领导关系改变（5月29日闭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到6月15日24时止，大批中央部直属厂转交地方领导），主管部门和地方忙于办交接手续，生铁调度不灵；第三，钢铁冶炼需要的设备供应不上，6月间安排生产的一批冶炼设备，有的被计划外的东西冲掉了，有的还没有安排落实。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之后，打电话给陈云同志，作了8点指示：一、国家经委主要抓生产（此后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交归计委，基本建设交归由陈云同志任主任的新建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二、原材料调配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既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三、抓紧冶炼设备的生产的安装；四、机械厂收到钢材后，第一是用来制造炼钢炼铁轧钢的设备；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每星期抓一次钢铁生产；六、加大保险系数，冶金部直属钢铁厂今年增加50万吨钢的新任务（因此，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实为1150万吨——作者注）；七、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的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八、立即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后简称工业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一次工业书记会议。8月21日，由陈云同志向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

    陈云同志在传达时说：我们今年要生产1100万吨钢，已经传到国外去了（小平同志插话：给赫鲁晓夫打了保票的）。7月31日到8月3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期间，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讲：我们今年生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2500万到3000万吨。赫鲁晓夫不大相信，说中国的同志提出来的计划大概我们相信可以完成，究竟具体情况怎么样，他不问，那是很大的怀疑。陈云同志还说：赫鲁晓夫那天签公报的时候，他的总顾问，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跟赫鲁晓夫一起来了。我跟他讲，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他不回答，笑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九十也是很好的。他是没有信心的。陈云同志介绍的阿尔希波夫这几句话，曾引起大家的愤慨。我记得那天在走向宴会厅时，阿尔希波夫跟我走在一起，他讲："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我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他苦笑了一下，说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3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2)

    毛主席提出的工业书记会议，8月25日在北戴河开幕，由我主持。主要是研究在年内怎样完成以115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任务的问题。陈云同志两次到会讲话，李富春同志作报告，我作总结。

    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1个时期。我在总结发言中，提出"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以115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跃进计划而斗争"的口号。我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1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当向它学习。"在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们思想统一后，8月30日下午，我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毛主席那里，1个1个向他当面担保。尽管不少同志慷慨激昂，保证完成任务，但毛主席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4个月，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从8月17日到30日，毛主席在扩大会议、协作区主任会议和接见工业书记们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钢铁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话，除前面已经引述的以外，大体还有以下几个要点：——讲重要性。说年内生产1100万吨钢，明年搞2700-3000万吨钢，苦战3年，达到50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是一场大战——

    讲工作重点转移。说农业问题已经解决，要求第一书记从现在起把工作重点转到工业上来，抓工业主要是抓钢铁——

    做自我批评。说题目是他出的，但他一直没有抓，如果实现不了，他要做检讨——

    强调要大搞群众运动。说资产阶级和苏联的一些人，说我们在工业方面搞群众运动是"游击习气"、"农村作风"，其实我们这一套正是正规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强调纪律。针对当时生铁供应紧张，调度不灵，个别地方赶着大车去鞍钢要铁，不给不走，毛主席一再强调："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对"一○七○"能否完成有怀疑。每讲到钢铁时，他几乎都要扳着指头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督促大家切实抓紧。直到8月30日，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账派，"今年能否搞到1100万吨钢？"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提醒大家："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最后，还要说明一点：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写上1958年力争生产1070万吨钢，是我的主意。当时，我对"一○七○"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由于考虑到此事已经捅到国外去了，毛主席又强调一吨不能少，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8月30日下午在毛主席那里，看到大家都说能够完成，我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表示赞成。我马上拿起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讲了，把"一○七○"写到公报上。结果，后来发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就写了这样一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大办钢铁的决定，除在会议公报中写上"一○七○"以外，还在会议通过的《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中规定：1959年计划生产钢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并批准国家计委以这个钢产量指标和8000亿到10000亿斤粮食产量指标为纲编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1960年生产钢5000万吨左右；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并批准国家计委以这个钢产量指标和15000亿斤粮食产量指标为纲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9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发表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5日，发表第二篇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8月以前，全国已建成一批年产量10万吨以下的土高炉、小高炉，9月后新建了几十万座。除主管的冶金部门之外，地质、煤炭、电力、机械、交通运输等部门，为配合完成"一○七○"，也广泛开展了群众运动。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由党委书记带领群众上山，中小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投入运动。煤炭部门提出"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小高炉"；"哪里有千吨铁，哪里就有万吨煤"，成千上万的农民，背着镢头，带着锅灶，上山挖煤。据后来统计，1958年，全国共建手工操作（即所谓"土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121.5万个，共有工人（大部是农民）2489万人；主要作业用机器操作（即所谓"洋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7.5万个，职工840万人，两项合计小企业129万个，3329万人。大中型企业也开展群众运动。当时，把主要作业采用机械化方法生产的大中型企业的群众运动称为"大、洋、群"；把采用土法生产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小型企业或生产点的群众运动称为"小、土、群"。投入各类"小、土、群"的农村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6000万以上。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4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3)

    经过全党全民的努力，《人民日报》12月22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七○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消息说，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1073万吨（这个统计数字包括土钢，下同——作者注），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挂零。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钢产量为1108万吨。

    由于预计"一○七○"可望完成，在钢的总产量方面两年赶上英国被认为"不成问题"，11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还讨论了15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问题。据当时掌握的资料，估计15年后，即1972年，英国人均钢产量可能在500公斤左右，我国1972年按8亿人口算，人均500公斤，钢产量就要达到4亿吨。因为，这次会议拟订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规定：到1972年全国钢产量达到4亿吨。头脑热度最高的时候，也是开始转向冷静的时候。是毛主席第1个开始做冷静的思考。他对1972年搞4亿吨钢可不可能，需不需要，提出了怀疑。提议：这个纲要草案先放一放，不公布，也不正式提交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只在地下管道流通一下，让领导干部知道"。

    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的指标，后来做了调整。

    九个指头与1个指头1958年11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天已蒙蒙黑，天气阴冷，空中飘着毛毛雨。河南省遂平县委书记和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正坐在一辆拖拉机上，朝遂平火车站匆匆赶路。

    原来，正在岈山检查工作的遂平县委书记刚刚接到县委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要他立即风雨无阻地和管理区党委书记一起赶往指定的地方，准备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临时找不到更好的交通工具，只有坐拖拉机赶路。

    到了车站，只见遂平县长、县委书记处书记2人已经在等候了。好在并没有耽误时间。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们，专列现在还没有到，还要等一会儿。

    4个人便在小小的候车室里坐了下来，心里都在琢磨，毛主席会问些什么事？从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成立至今，这里的举动一直颇受中央决策高层的关注。公社成立的一幕幕，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第一公社在这里诞生在岈山有关负责人候车的时间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遂平卫星人民公社诞生的经过吧。

    在中国当代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到遂平的岈山。

    1958年4月15日，因为庆贺岈山脚下下宋水库的胜利竣工，河南省信阳专员公署专员、遂平县委书记、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聚到一起。闲谈之中，说起现在农村小农意识浓厚，存在本位主义现象，使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开展多种经营、互助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矛盾很多。有没有办法把他们携起手来呢？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他顿了顿，又说："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原来都是老三区的，现在要是再把它们合并一块，不是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的指示精神吗？"信阳专员公署专员对他的建议感觉心里没底。而第二天，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让遂平县委农工部长安排的四个乡书记会议就召开了，并做出联大社的决定。当这个情况汇报到公署专员那里时，他还是拿不定主意。长途电话挂到了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的办公室，对于这个请示，信阳地委书记沉默一会儿，表了态："中央有精神，按上级意图办吧！"4月19日，四乡联社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有了结果。决定社名叫"岈山大社"，大社设管理委员会，由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模、原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四个乡的党委书记、社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武装部、交通部，还有专管和外面打交道的外交部。随之，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5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4)

    这样的大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的性质了，它已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还能叫"岈山大社"吗？有人建议，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叫集体农庄？遂平县委副书记补充说，再反映出农庄的先进性，加上"卫星"二字比较好。

    4月22日，"岈山大社"改名"卫星集体农庄"。

    这一信息很快反馈到河南省委书记处，又汇报到中央。

    5月5日，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在郑州的河南省委会议室被安排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汇报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的情况。

    "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呢？你说这个情况，已经不是集体农庄了，你们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比苏联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谭书记认为，它实际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机构，又包揽经济，是政法合一的组织。

    谭书记表示，叫农庄还是叫公社，自己做不了主，要向毛主席汇报。

    会见结束后，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马上就通过电话指示遂平县委办公室当晚把全县8个农庄全部改称公社。

    第二天，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编辑李有久来此搞调查，他对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建议，你这个公社要带个地名。又问："这儿什么地方最出名？"公社书记说，岈山。但那是个小村庄，在最南边，公社建到那里不行。李有久说，社址可以建在其他地方。又问："这是谁的公社？"公社书记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应该加上'人民'二字。"李有久很赞同。

    这是中国大地上第1个农村人民公社。距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相隔整整87年。

    公社成立后不久，6月的夏收中，在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就放出了小麦亩产3521斤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月18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布这个新闻。不久，《人民日报》又以套红号外专门发表，经过复打，韩楼大队每亩又加产300斤，实际亩产3821斤的消息，震动全国上下。8月上旬，遂平全县合并为1个"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那亩产3521斤是以20亩地的总产10210.9斤按2.9亩计算出来的。对此，毛泽东是不会知道的。但见了面，毛泽东会问些什么，说些什么呢？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一列火车由远而近缓缓停靠站台，毛泽东来了。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把遂平县委书记一行人请到车厢内靠桌边坐下。

    在史向生递来的一张白纸上，他们依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向生又在上面分别添写上他们的职务，然后交给工作人员拿进另1个车厢内。

    不一会儿，那边请他们进去。

    这一节车厢收拾得干净明亮。白色的四壁与窗帘，灰色的地毯，一长条桌旁放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由其他几位领导人陪着从住的包房里走出来。握过手，问过好，大家便围着长桌坐下来。除了被接见的心情颇为紧张的岈山有关负责人，还有史向生、谭震林、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在场。

    毛泽东拿起名单，一一问到岈山有关负责人的情况，还问到："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县委书记答："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缺少机械。"毛泽东便在白纸上写下"机械"二字。

    接下来，毛泽东问到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情况："你们社里每个社员一年吃多少粮食？"县委书记说："每人一年吃500斤。""500斤社员吃得了吃不了？"他又问。

    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开口说："吃不了。"毛泽东道："群众高兴吗？"县委书记处书记说："群众可高兴了，每顿吃4个菜，还有1个汤，群众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毛泽东有点怀疑："是不是像你说得那样？"岈山党委书记接过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话题说："群众吃的有小糖糕、油馍、点心。我们在张店还开了现场会，谁搞得好，就拿出来展览。"毛泽东听后笑道："好，好。"他详细询问人民公社的组织管理、群众生活、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的问题后，又问社里养了多少猪？县委书记答："全社养12.6万多头。"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补充说："岈山管理区养9万多头猪，过八月节吃一部分，卖给国家一部分，现在还有2万多头。明年计划发展到15万头。"毛泽东听后，表示怀疑说："不可能吧？"对方说："1个母猪一窝下14个猪崽，有可能。"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就转而问岈山人民公社的人口情况。他们介绍，有9369户，43263人。又讲到，原来叫农庄，后来在省里给谭震林书记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6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5)

    谭震林在一边插话说："那时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决定，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毛泽东屈指算了算：1871年到1958年共87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1个公社，遂平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现在全国都有公社了。的确如此，自这一年八九月份他巡视大江南北之后，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迅猛发展，有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

    毛泽东向他们说："你们放出了小麦、公社卫星。"他对报纸的一切动向了如指掌。

    县委书记说，还是主席指示的公社好。

    毛泽东听后，指着史向生说："还是他跟我说的，啥时间来参观的人多？"毛泽东指的是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参观热潮。最多时，韩楼村一天接待3万多人。井水喝干了，村干部只好组织妇女、孩子到河里挑水供参观者解渴。

    岈山管理区常委书记说："9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有3万多人。9月1日，开发工资大会，有16个单位来参观。"毛泽东笑道："他们是来看你们发了没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的来了没有？"管理区党委书记回答："除了西藏没有来，其他省都来过了。"毛泽东说："西藏没有来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土改，地主还当着家哩。现在还有多少人来参观？""还有500多人。""现在他们不来了，因为他们看了以后，回去都干起来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看看表："哟！1个半钟头了，耽误你们工作了，麻烦你们了。"这表示，接见临近尾声。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毛泽东最后问。

    "俺缺机器。"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爽直地说。

    一边有人又补上一句："俺医院缺电机。"毛泽东笑着指史向生："机器嘛，跟你们书记要。"又指廖鲁言："他是农业部长，向他要。"毛泽东站起来，把客人送出办公车厢。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他称之为"1个指头"。

    对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有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作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这是为郑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澄清一些混乱思想，以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发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7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6)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1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奇怪吗？一切都是那么难以预测，难以把握。然而又是那么寓于情理之中。

    且不论这个小生产是一片汪洋大海国家的人们，对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会引发多么大的自发力量，也不说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仅是毛泽东本人，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处在矛盾之中。对人民公社的一切，他何尝不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但最终他在自己的理想中迷失了。

    就在1958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布置对遂平及其邻县、修武、七里营等处人民公社情况调查的同一日，山东范县县委正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描绘范县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这样描画的："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对此规划的批语中没作明确的肯定。但如果说有批评，也是温情脉脉，耐人寻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要陈伯达、张春桥、李有久三人在会后专程去那里看一下。他似乎小心翼翼地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这一年他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又热又冷，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毛泽东身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何尝不是随处可见。

    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确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他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九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关系。怎么能因为1个指头的问题就否认九个指头的存在呢？许多年后，有人撩开了遂平县人民公社这一段历史的面纱：1958年岈山公社小麦的实际产量不是3821斤，而是140斤。而它的后果是，1959年冬天，岈山公社因缺粮而饿死了许多人。其实，这又何止岈山1个公社。

    人民共和国走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总结教训：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到会人员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对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就是这样向他所挚爱的、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表白的。他沉痛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纠正高指标1959年3月25日到4月5日，党中央在上海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我（指陶鲁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毛主席主持下，把讨论和确定钢、煤、粮、棉四大生产指标，主要是钢铁指标，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在讲话中多次提到陈云同志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在这次会议前召开的1958年12月武昌会议上，陈云同志曾提议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1959年的钢、煤、粮、棉4大指标。1959年1月上旬，陈云同志又一次提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在这次上海会议开头，分管工业、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提出的生产指标，仍然是武昌会议公布的：钢2000万吨，粮10500亿斤，而且事先没有同各省、市、区商量，就在大会上宣布各省、市、区的具体指标，并指名要求表态。我记得当时会场上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闷，因为大多数省、市、区的同志都感到指标过高，但又不便明确表态，有些同志只是语焉不详地讲了讲完成本地区任务有困难的实际情况。当时在主席台上的除有分管工、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外，还有大区中央局书记柯庆施、李井泉等，他们用1个腔调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既定的指标，我还记得李井泉同志说，你们完不成粮食指标，四川可以再分担些，无非多增产红薯，允许一斤红薯顶一斤粮（按国家规定，4斤红薯折一斤粮——作者注）。柯庆施也说，你们完不成钢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些。他们这样一说，确实使人有两难之感。不接受吧，似乎有右倾之嫌，接受吧，又确有难处。这种情形为中央领导同志所察觉，所以在散会后，部分中央同志便分头到各小组进行说服工作。例如，说服我要山西完成钢100万～120万吨，如确有困难，可以仍按1958年那样，再完成20万吨土钢来补足；完成粮180～220亿斤，如确有困难也可多种红薯来补足。当时我通过电话同在家的省委常委商量，大家一致认为，我省1958年实产钢42万吨，粮食实产也只有92亿斤，1959年钢、粮指标定得那么高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因此都主张建议中央把指标降下来。在会内我接触到的一些其他省的领导同志都有同感。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8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7)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一天，毛主席召集6个大区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处座谈，通知的名单也有我，但我接到通知晚了，去时正赶上吃午饭。在餐桌上我正好坐在毛主席的对面。由于我对高指标心里很不踏实，就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个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毛主席就对着王任重同志说："你有同情者了。"这时我才知道，饭前开的座谈会已讨论过指标问题，而且知道任重同志也是不同意这样高的指标的。毛主席的话音刚落，柯庆施同志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对柯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这时李井泉同志又对着我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我对李说："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曾希圣又帮腔说：分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再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对曾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1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要搞亩产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请问，指标过高能够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吗？在我们争论过程中，我看到毛主席捂着嘴在一边笑。最后他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尽管毛主席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却说明他察觉到在指标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意见，这就使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到会之前，在座谈会上柯庆施等同志也以大话空话压人，王任重同志也同他们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辩。

    最后，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钢产指标由2000万吨，调整为1650万吨，粮食指标未动，仍然为10500亿斤。我背回的中央分给山西的指标钢降为83万吨，粮仍然是180～220亿斤。

    八届七中全会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毛主席对七中全会决定的钢、粮计划指标能否实现仍在继续考虑之中。当年5月3日，中央财经小组根据书记处的指示，在陈云同志主持下，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对调整钢产指标问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中央政治局很快开会讨论并同意了陈云同志关于把1959年的钢产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的意见。会后陈云同志针对有些同志不同意调整指标的意见，给毛主席写信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是否一定会泄气，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当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有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毛主席主持的这次会议，最后确定了1959年的钢产指标为1300万吨。当年实际完成1365万吨。

    现在回头来看，1959年的钢产指标由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1650万吨，最后降为1300万吨，才比较接近实际，做到实事求是，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多么不易啊！且还应当看到，1959年全国钢产指标的超额完成是在"一马当先"、"全民保钢"的条件下实现的。就钢本身来说是个胜利，但就国民经济全局来说，却有失误的一面。它破坏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下降，而钢本身也好景不长，在1961年后连续9年钢的产量都低于1959年的实际水平，最低的一年只有667万吨。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9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8)

    更为严重的是粮食指标居高不下。1958年12月武昌会议确定了1959年的粮食计划指标10500亿斤。1959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指标。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高指标，是如何产生的呢？它来自既然钢产量能翻一番，粮食产量也应该和可能翻一番的主观臆断；它来自对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1959年5月对1958年的粮食产量重新估产为5500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照此数字翻一番，就得出了1959年计划产粮10500亿斤这个远远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它还来自要提前和超额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到1972年粮食产量实现7200亿斤的要求。所以，在钢产计划指标调整到比较接近实际时，粮食计划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尽管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针对当时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讲真话、瞎指挥等错误作风，向全党发出的五封《党内通信》中，反复严厉批评了说假话瞎指挥等不正之风，并指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但粮食计划指标仍然没有进行调整，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8月2日在会上说：上海会议时有同志主张改指标，看来，那时改是困难的。现在要改，变被动为主动。这次会议才把粮食计划指标由10500亿斤调整为5500亿斤。尽管调整幅度如此之大，结果，和这种良好的主观愿望截然相反，1959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3400亿斤。1959年、1960年和1961年，农业连续3年大幅度减产，当然，3年自然灾害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瞎指挥、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的。农业连续减产，使工业产量被迫下降，国民经济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严重的挫折，人民吃穿的基本需求发生了始料不及的难以想像的困难，迫使整个国民经济不得不进行大调整。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

    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4年中，开始两年的粮食计划指标仍然是偏高的，不切合实际的，直到1963年粮食计划指标定为3186亿斤，实际完成3400亿斤，计划同实际才比较一致起来。

    从以上叙述中使我们体会到，高指标问题给予我们党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在克服困难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毛主席在没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善于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主观认识逐步接近实际，对如何搞好计划工作，讲了许多精辟的，对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的意见，现在我摘要列举如下：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在开头的讲话中说：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是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并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次序。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电、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钢的计划产量指标一变少，其他都跟着削减，这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要改变计划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可能搞多少工业，还要考虑国防需要。要按着我们掌握的客观比例关系安排计划。1959年毛主席还说过：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不能用计划来调节，只能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就是说经过破坏，然后调节。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所以有必要和可能用计划来调节，也有必要和可能在制定计划时自觉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但计划本身是主观的，要使主观符合客观，就要善于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在比例关系遭受破坏之前预先调整计划。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0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9)

    1959年毛主席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的工厂下放是"革命措施"时，他认为这就是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要采取"革命措施"来解决。过去我们的计划管得太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石景山钢铁厂国家原定计划投资2.4亿元，建设规模60万吨钢，100万吨铁，5年完成，下放给工厂自己管理后，结果，变成120万吨钢，200万吨铁，时间两年半。这个生产力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就有嘛，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办法无非是调整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国有，但归工厂掌握使用。由此可见，那时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已提出要改变计划管得太死，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见解了。

    1960年6月18日上午，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做了《十年总结》的讲话。讲话中就计划和指标问题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8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到2000万吨，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指标很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1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了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做了批评。这次会议讲了要多谋善断。这个批评之所以做，是在会议召开之前两日还没有1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即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一样，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毛主席多次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余地留得大一些好，在《十年总结》中，他说：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3年的补充计划，仍然存在着1个相当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1个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1956年周恩来同志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如此等等。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公开改正。……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的，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毛主席鉴于高指标使我们天天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况，他在《十年总结》中从理论上阐明了主动权问题。他说：同志们，主动权是1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1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在当天下午的会上，毛主席说他写《十年总结》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如此。现在重温毛主席所讲的这段来自实践的理论概括，使我们仍然感到很亲切，并且感到获得主动权不仅对计划工作如此重要，对其他一切工作也都一样。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1个久久萦回在脑子里的问题：为什么纠正高指标这个脱离国情、违背客观经济的错误，我们党用了那么多的时间，花了那样多的精力，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客观地说，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首先发现公社化、大跃进运动的"左"倾错误，其中包括高指标错误的是毛主席。从我个人的亲见亲闻，我感到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3年多时间里，毛主席集中精力纠正"左"的错误，尽管中间经过曲折和反复，总的看，他在纠正高指标的错误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表现了1个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者的风采。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1960年6月上海会议上，毛主席说，定计划要留有余地，指标低一点，努力争取超过，有什么不好！同时又说，今年的钢产量要超过1840万吨，能超过一吨也好，现在看完成2100万吨有希望。实际上当年钢产量只有1866万吨。这正是毛主席这种矛盾心理状态的一次流露。我个人认为，毛主席这种矛盾的心理同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的讲话有关。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通过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公之于世。社论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任务，这就是"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因而是1个重大的失误，尽管后来纠正高指标的错误做了那么多艰苦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这只能看做是战术上的胜利。而在战略决策错误的情况下，战术胜利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欲速不达的被动局面。根本的历史教训，在于不顾国情国力而急于求成，这是值得我们全党永远记取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1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0)

    毛主席毕竟是1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说过"最好的学习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就认识和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来说，毛主席正是善于运用自我批评和武器从自己错误中学习的榜样。例如，大跃进中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把钢看做统率国民经济的"元帅"，要"元帅升帐"，其他方面都要为它让路，结果出现了一马当先、万马齐喑的局面。实际上钢产量多少并不全面反映综合国力的强弱。苏联的钢产量早已超过美国，但它的综合国力和美国相比却差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错误，他在1960年上海会议上说，过去想搞1亿吨钢，不一定。现在搞3000、4000、5000、6000万吨，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要品种全，规格高，要有特殊钢，要样样都有，使5、6千万吨钢顶1亿吨用。30年前毛主席从错误中悟出的这个道理，对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错批彭德怀轻松活泼的"神仙会"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召开。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就读书、形势、综合平衡、今年任务、宣传、公社食堂等19个问题谈了自己的基本看法。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认为，大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告老爷，大势不好"的程度。

    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毛泽东指出，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是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说是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并没有兼顾。毛泽东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强调重工业，挤掉了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现在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这是党第一次明确使用农、轻、重这个概念，也是毛泽东对他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的重要发展。毛泽东还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本建设的方针，并指出要把6.5亿人民的衣、食、住、用、行5个方面排好，这是关系到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关于读书问题。毛泽东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

    毛泽东关于19个问题的讲话，虽然仍旧基本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左"的指导思想也还没有根本转变，但对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7月3日至10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阶段，按地区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区小组，围绕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交流情况，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议安排大家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休息。早晚还有人漫步游山，登高望日出。毛泽东到韶山和上庐山时写的2首诗由周小舟传播开来后，一些有诗兴的人也跟着赋诗作词。会议开得轻松活泼，人人心情愉快，毛泽东和到会者皆谓之曰"神仙会"。中央领导人也分头参加各组讨论，有时去不了便派秘书去听取意见。各组讨论的发言情况都整理印成简报分发给大家。

    毛泽东在分组讨论期间，曾先后三次召集李锐、田家英等少数几个人座谈和听取情况汇报。由于他们同毛泽东很亲近，因此"谈得很融洽，有时满堂欢笑。"他们除了向毛泽东详细汇报工矿、运输部门和农村的情况外，还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应当让陈云重新主管财经工作。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刘少奇参加西南区小组的讨论，在7月4日的发言中尖锐地指出，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备下面。他在发言中还强调要"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2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1)

    朱德参加中南区小组的讨论。他在7月6日的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农民要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

    彭德怀参加西北区小组的讨论，从7月3日至10日的8天中共作了7次发言和插话。他说："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有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脑子热了一点。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60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他批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从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人民公社办早了，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他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指出："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决定问题，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内总是'左'的东西难于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各种帽子压下来，对广开言路有影响。"彭德怀强调应当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要追究责任，人人有一份。"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批评的话讲得较多且坦率而尖锐，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纠"左"的强烈愿望。当然，由于他鲜明的军人气质，他在小组发言中也难免有某些用词不当和情绪偏激的地方。

    当时，张闻天刚好住在和彭德怀隔墙的院子里，因此两人经常在会余饭后或散步时漫谈。他们从小土铁炉炼铁的得失问题谈到党内的民主和集体领导问题，从斯大林晚年的错误问题谈到"毛泽东同志说了算，毛泽东同志不民主"的缺点问题。但这些都是出自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注及对毛泽东个人的爱护。然而，这些却成为他们在庐山会议后期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重要材料。

    周小舟在中南区小组也直率发言。他在7月4日说：1070万吨钢不如800万吨；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没有那样快，最多每年增长10%到20%；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动力，农民也吃得不愉快。

    在庐山"神仙会"期间，参加各小组讨论的大多数人，根据毛泽东所提19个问题，都发言赞成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有些同志还做了自我批评。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护短，认为"左"的错误已经纠正得差不多了，现在问题是纠"左"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出现了右倾错误。这样，会议中便出现了多数人同少数人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对形势的看法不一致。作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也是气氛活泼的表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引导，使意见归于一致。

    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从全局来说，这是九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他对今后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和设想也仍然过高。毛泽东的讲话虽然也继续指出1958年以来的一些"左"倾错误，但讲话的重点已转向指责党外右派否定一切，和批评党内干部的"得不偿失"论。特别是他对三面红旗的成绩和缺点的非实事求是的估计——九个指头和1个指头，并认为1个指头的问题已经逐步解决了。这对于全党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彻底纠正"左"倾错误是不得力的。出席庐山会议的多数同志，特别是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此更是深感忧虑。在这种情况下，便发生了影响当代中国历史不幸的事，即因彭德怀实事求是地给毛泽东写信而引发的一场轩然大波。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3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2)

    一信激起千层浪毛泽东7月10日在组长会议上的发言及其15日结束会议的决定，使彭德怀为"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就要结束会议而"非常忧虑"。他心情沉闷，服用安眠药犹夜深难眠，躺而复起，在卧室内外徘徊与思考。

    7月12日，周小舟第二次登门找彭德怀漫谈，两人谈得比较深。彭德怀对周小舟表示说："有些意见，希望同主席敞开谈谈，但由于自己个性，怕谈不好。"周小舟以自己的体会，"怂恿彭总去谈"，他说："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原来，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去谈过一次话，"谈得很是融洽。主席认为1958年的问题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说他自己有时也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还风趣地说，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小舟乘机而言：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彭德怀听了周小舟的一席话，决定第二天亲自找毛泽东面谈，并连夜准备了谈话的腹稿。

    7月13日早饭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因毛泽东从晚间工作至清晨，刚刚入睡，他转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当天晚上彭德怀将自己想谈的话写成信件，叫随身的王参谋抄正后，于次日直送毛泽东的秘书手里。信全文近4000字，开头语说："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人简单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为，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信分甲、乙两个部分。在甲部分中，彭德怀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又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彭德怀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对人民公社，彭德怀认为"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对全民大炼钢铁，彭德怀认为"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做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信的乙部分中，彭德怀用比甲部分多一些的篇幅，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彭德怀指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彭德怀写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毛泽东本人，向出席庐山会议的同志再次强调纠"左"和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他的信是写给毛泽东"作参考"的，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虽然信中也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与成绩，信中所谈到的缺点、错误问题，有些已经是毛泽东自己多次谈过的了。但是，彭德怀信中强调总结经验教训说明，彭德怀对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主持下的纠"左"工作是既支持又感到不满足的，他认为只有从政治思想上根本转变"左"的指导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避免今后继续或重犯"左"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特别是彭德怀的信同毛泽东7月10日的讲话精神是有很大分歧的，彭德怀的信强调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反"左"，毛泽东的讲话则认为反"左"已经导致了右倾情绪的出现。因此，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中一些措词比较尖锐的批评语句，如："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将"失"字摆在前头等等触及了要害问题的话，是难以接受的；加上彭德怀在西北小组发言中说了些用词不当、情绪偏激的话，使毛泽东深深地曲解了彭德怀写信的目的，认为彭德怀的信同彭德怀不久前访问苏联、东欧各国和会晤赫鲁晓夫有关，以为彭德怀的信是借纠正"左"的错误之机否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是在向他"挑战"。于是，在庐山上便爆发了一场斗争风暴。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4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3)

    毛泽东7月14日接到彭德怀给他的信，于7月16日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的同志。然后，毛泽东向政治局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常委遂做出决定，用一周时间让人讲话。从16日开始重新划分小组，一面讨论、修订《关于形势和任务——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月×日庐山会议议定记录（修正草案）》，一面讨论彭德怀的信。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不理解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作为"意见书"批发给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领会毛泽东所说的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深刻含义，特别是7月17日又传达了刘少奇在会议前期于西南区小组会上关于"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讲话，更使多数人没有觉察出会议的方向将会有什么变化。从7月16日至22日，会议仍以前段"神仙会"形式继续进行，围绕彭德怀的信，大家交流情况，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多数同志认为彭德怀的意见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少数一些对情况了解不深、不全，特别是护短的同志，不大赞成彭德怀的看法，且多从一些措词上加以指责。于是，多数人同小数人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争论亦越来越激烈，原先那种轻松活泼的"神仙会"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则最后把毛泽东给激怒了。

    黄克诚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原留在北京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事务，没有出席前期庐山会议。根据党中央的通知，他于7月17日上庐山参加会议。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认为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他在发言中说，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同一天，周小舟也在小组会上发言，他"完全同意彭总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指出："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一致。"张闻天是在会议气氛已经变得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于7月21日在华东小组会议上作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的。在张闻天发言前夕，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已经预感到将有一场风暴"来临，"劝他少讲一些"。但张闻天出于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仍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了。他的发言包括：大跃进的成绩、缺点，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等13个方面。张闻天发言中表示支持彭德怀信的观点："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是坦率、客观和实事求是的。他的发言同彭德怀的信一样，反映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少数护短的同志和号称"左派"的人们，以非难彭德怀的信的同样语调指责张闻天。

    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本来就深感不安，看到多数人持支持态度，特别是张闻天等人的发言，使他更为不快。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针锋相对的讲话。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同志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30公里，相当危险。他对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逐一做了批判。他说，所谓比例失调，无非是1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他指责"有失有得"，把"得"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他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更不以为然，认为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资产阶级的泄气性、悲观性、动摇性。他号召"左"派们要"硬着头皮顶住"，"腰杆子要硬起来"，因为"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毛泽东颇带有情绪地承担了责任。他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建议1070万吨钢，从此闯下大祸，其结果9000万人上阵，搞小、土、群，得不偿失。虽然大家都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另一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对于错误缺点，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你们就没有听到？有些人是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5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4)

    彭德怀"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是日黄昏，他心情沉重地在马路上独自散步，碰见一位参加会议的同志，他关心地询问彭德怀对上午毛泽东的讲话有什么考虑。彭德怀回答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位同志好心地劝彭德怀说："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按：即检讨）。"彭德怀回答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当晚，彭德怀在笔记本上写道："我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即意见书），16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会同志，至22日，各小组经过六天的讨论，对信完全同意的，只有1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1个同志。其余在发言中的大多数同志是基本上同意的。……至如（于）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主席作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这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造成）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写完笔记，彭德怀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直至天晓还在想："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30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彭德怀在百思不能自解之下，还这样考虑到："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因此，他"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翌日上午，又有两位好心的同志前来找彭德怀交流。他们劝说彭德怀"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他们同彭德怀"谈了2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彭德怀在感激之下，"决心从严检讨自己。"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和26日的《评论》发表之后，由于党内对1958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由于毛泽东在全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加上少数"左派"的推波助澜，一扫庐山会议前期那种纠"左"的活泼气氛，在对于彭德怀的信的评价上，形成一边倒的不正常现象。从此，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

    在各小组会上，极"左"派们按照并发挥了毛泽东的观点，率先对彭德怀及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指责他们是反对党的根本路线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把他们之间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在会上观点一致视为"阴谋"，捕风捉影地认为彭、黄、张、周已结成1个"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集团"。伴随着会议反右温度的不断升高，原来赞成或基本同意彭德怀意见书的同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不得不检讨自己的"不坚定"，并表示要同彭德怀等人划清界线，随波逐流地卷入反右和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斗争旋涡。

    7月29日，庐山会议印发了一份由毛泽东加按语的参考文件，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讲话，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搞的是"超阶段"的"平均共产主义"，有美国国务卿、极端反华反共分子杜勒斯说中国大陆经济"比例失调"等，从而得出敌人"内外夹攻"三面红旗的错误结论。8月1日，毛泽东将上述文件转给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并在附信中说：1个百花齐放，1个人民公社，1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一些坚持"左"倾观点的人，从毛泽东的信联系到彭德怀、张闻天上庐山前曾访问过苏联和东欧，就指控彭德怀同赫鲁晓夫之间有什么秘密勾结，强加给彭德怀"里通外国"的罪名。同日，中共中央常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举行会议，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几十年来和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在几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林彪在发言中攻击彭德怀要招兵买马，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说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他的发言被认为"打中要害"。彭德怀在几十年革命武装斗争中，战功赫赫，有口皆碑。当然，他不可能是1个完人，也难免有过某些失误，并都早已得到正确解决。庐山会议在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时，不讲功劳，只讲错误，对错误又肆意夸大，无限上纲，实乃重开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斗争方式。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6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5)

    庐山会议第二阶段由纠"左"转向反右，从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清算他的历史旧账，直至臆造出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7月底，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央委员已超过半数。毛泽东于7月29日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这就是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改指标问题，二是路线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在讲话和接着印发的他的一系列批语，为全会错误地开展所谓"路线斗争"，揭露和批判所谓"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定了基调。

    8月3日至10日的会议，除了围绕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和彭、黄、张、周等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发言进行批判外，还要他们交代在庐山会议期间彼此的个别交往和谈话，并罗列他们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判。有的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纲"，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发言是"目"，"纲举目张"，互相配合。有的指责黄克诚对毛泽东"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话摘其所需。"不谈两头，专谈中间"。有的对张闻天7月21日10000多字的发言稿逐字推敲，发现谈成绩只有270多个字，专在"但是"后面做文章，仅"但"字就是30多个，其中只有1个"但"字后面说的是好话，而且用了3个"危险"、12个"紧张"、上百个"损失"和"缺点"。有的说周小舟虽然没有系统的发言，但给彭德怀"提供材料"，当"参谋"，做"宣传员"。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一文加批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里也有。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11日毛泽东在全会上再次讲话，把彭德怀等人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的意见，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他还说：彭德怀等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毛泽东的批语和讲话，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范围从中央扩大到了地方，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性质说成是"民主派"和党的"同路人"。"文化大革命"中将革命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把"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同毛泽东的这种错误批评和论断是有联系的。

    8月13日至15日，八中全会举行全体大会。彭、黄、张、周在连续不断的追逼、围攻下，一面说明事实真相，一面含冤受屈地做违心的检讨。彭德怀为使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威信不受损害，在向大会做交待与检讨时，"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但是，他对"里通外国"和"军事俱乐部"两个问题坚决否认。他心里认定："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张闻天在小组会和大会上也被迫多次做检讨。8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武文合璧，相得益彰。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你被人们缠得脱不开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来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并向张闻天推荐西汉时代辞赋名家枚乘写的《七发》一文，说张闻天的病同楚太子相似，送给他两个字："痛改。"随后，毛泽东又把《七发》印发给出席八中全会的同志阅读，并于8月16日写了《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面对毛泽东的信和暴风雨式的批判，张闻天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他对个人的得失，并没有过多的考虑，最使他失望并且压抑不住愤懑的是，如此地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将会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在第一次"检讨"写完之后对身边的秘书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所以问题还是党内民主。"随着批判的不断升级，大会对所谓"军事俱乐部"的追逼也越来越紧。张闻天暗想，"他们想逼出1个有计划有组织来，""哪里有什么军事俱乐部，文化俱乐部倒有1个！"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逼问，张闻天的回答始终只是说，他同彭德怀谈过相同的所谓"右倾思想"，谈得比较多这就叫加入吧！至于俱乐部的组织怎样、计划怎样，他都一概不知。周小舟在千钧压力之下，虽然不得不做些过头的戴帽检讨，但他没有生造或夸张半点事实，8月3日在小组会上做检讨时，还用事实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从心底敬佩毛主席。他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批判想不通，于13日写信给毛泽东说："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此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假若戴（右倾机会主义）这样一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李锐等人亦在小组会上受到激烈的批判和斗争，被迫写了交待材料。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7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6)

    8月15日，毛泽东以《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为全会印发的文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了批语，指责彭、黄、张、周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16日，毛泽东又写了《机关枪和迫击枪的来历及其他》一文，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指出彭德怀等人"昨天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不是偶然的。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把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申到党内。这是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一次大的升级。毛泽东的这次党内也有"阶级斗争"论，是从政治思想（虚假而非真实的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结果，它给以后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理论根据。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等文件，全会认为："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全会斥责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说他是"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等等。

    全会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虽然降低了脱离实际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但降低后的指标依然是偏高的。为此，全会号召全党全民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在全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要彭德怀对《决议》表态。彭德怀坦然地做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张闻天有感于毛泽东8月2日写给他的信，于8月16日上午写信给毛泽东："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朱德对庐山会议上出现的不正常的斗争及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公正处理，思想上想不通，在会议结束时深为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1个饭碗里吃过饭？！"庐山会议中后期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也助长了党内假话、虚报浮夸和宁"左"勿右的不良风气。在理论上将阶级斗争引申到党内，导致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在经济上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国民经济陷入灾难性的困难时期。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8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

    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

    第二次出访苏联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二次出访苏联。这次访苏是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参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并出席当时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国共产党、工人党通过《和平宣言》的会议。

    1957年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下午3点多，毛泽东吃过"早饭"，踱出屋门，到院里散步，我（指李越然）忙轻步追随去。

    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由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并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和郭沫若等许多领导人。组织上确定我跟随毛泽东出访，担任翻译。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安排我们在中南海直接接触毛主席，尽量熟悉老人家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

    毛主席带着思考问题的神色漫步走了一会儿，侧脸望我一眼，问"哎，李银桥呢？""我在这儿。"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跟上来。主席站住脚，指着我和李银桥说："你们这二李，1个管说话，1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我和银桥都笑了。主席又对我说："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主席说着，掏出一支烟，银桥替他点了火，我说："主席，你抽烟太多了，我记得伏老来时曾劝你戒烟。""唉，伏老劝我戒烟，戒不掉怎么办？"主席面带难色地说："只好点一支，看着冒烟，不往肚里吸。"毛主席喜欢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天，我告诉他说："伏老到警卫团参观，一进连队宿舍就立正敬礼，说'红军战士伏罗希洛夫前来报到！'""是吗？嗯，他是老红军，斯大林的老朋友，打过不少仗。"毛主席提到伏罗希洛夫时总带着一种亲切友好的语气。"你了解赫鲁晓夫这个人吗？"毛主席忽然问我。"不太熟悉，只是跟总理和彭真同志出访时和他接触过几次。给我的印象是思想敏锐，很精明，比较开朗，有时容易锋芒外露。据说这个人脾气是比较暴躁的。""赫鲁晓夫有胆量。"毛主席不无赞赏地说："不过这个人也能捅娄子，可能日子不大好过，是多灾多难的。"毛主席的举止总是高度的镇静，走路慢，步伐稳健。他时常停立在1个地方沉思着什么。聆听主席的谈话，要时刻考虑翻译上的难点，力求有所准备。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俄语纸老虎怎么说？"我回答之后，他老人家用英语重述了一下，"拍泼太格儿"（papertiger）。他的湖南乡音很重，一本正经地走了腔，我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于是，主席也笑了。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刻都在注意着毛泽东此次访苏的过程，几乎每天都要来电话询问代表的启程日期等情况。

    快到出发的日子了，尚昆同志把我叫去，吩咐说："小李啊，你即刻约见一下尤金，向他转告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并说"这个交涉你要尽力办好，请尤金报告苏联领导，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能够照办。"尚昆同志说："主席的意思是要请苏联方面把机场的迎宾仪式通通去掉。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是下飞机就走。"我忙说："这恐怕不行吧？"尚昆同志说："你去谈谈看，有什么结果，我再报告主席。"尚昆同志又讲了几点主席生活作息方面的事后说："王敬先（警卫局长）已经去莫斯科了，请按他的意思做好准备。"电话联系后，我驱车赶到苏联驻华使馆。尤金迎上来，开口就问，"怎么，行程有改变吗？"我忙说："不，没有。"尤金放心了。"尤金同志，我来找你转告毛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我讲述了毛主席的请求。"哎呀，这可不好办。"尤金耸起圆滚滚的肩膀，摇动红润的四方脸盘，波浪形卷曲的头发随着摆头颤动不已，"我可不能做主。我立刻报告，请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讨论决定吧。我能做到的就是如实传达毛主席的请求。""谢谢。"我点头表示理解，"另外还有毛主席的生活习惯……""至于生活安排，莫斯科已做好准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主席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穿了好几年，这次去苏联参观庆典活动，起初主席不同意做衣服，经中央决定才做了一身中山装。1949年的一双胶底黑皮鞋一直穿到莫斯科。他只睡硬板床，而且在双人床的一半堆放着书，其中有许多线装古书，他是位手不离卷的人，我到他房里去，几乎他都在看书。饮食方面主席也很简单，我常见到的是小米稀粥、辣子加几片火腿，绿豆饭，豆腐汤。他喜欢吃鱼，而且吃的非常细和巧，鱼骨头和鱼刺干干净净放在小碟里。他不习惯吃面餐，只喝些西餐汤，其他菜吃得很少。不过在苏联时他曾赞赏苏联厨师做的烤鹌鹑，说："这个秃尾巴鸟做得好，颜色好看，吃起来也可口。"1957年11月2日上午8时许，毛泽东登上"图104"客机。一位塔斯社记者虽然想方设法追着毛泽东提问，想请毛泽东讲几句话，但最后还是落空了。"图104"在送行的中国党政领导人的频频招手中载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徐徐起飞。这是苏联派来的专机，机舱里清洁舒适，有办公的桌椅也有休息的床铺。机组人员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很平稳，精选来的空中小姐个个都漂亮、热情、庄重。她们包围了毛泽东主席，争着握手，握住了不肯放，热情地问候，纷纷表达自己的崇敬热爱之情。"好了，好了，可爱的姑娘们。"尤金走来为毛泽东解围。毛主席没有休息，先去看望同机出发的宋庆龄等代表团成员。毛主席对宋庆龄副主席非常尊重和关心，到她的客舱中问候："怎么样，还适应吧？""感觉还好。"宋副主席微笑点头。"路途还长，到了莫斯科后估计还不能马上休息，在飞机上倒是轻松了，趁这个机会你要休息好。"主席关切地说。"主席，你事情多，更要抓住时机休息好。"宋庆龄感谢地回答说。主席回到前舱后对我说："你去把尤金叫来，我要跟他谈谈。"尤金进来，毛主席请他坐到桌子对面。"你是哲学家，又是老朋友。"主席开玩笑似的眨了一下眼，"对不对？"尤金带着哲学家的认真表情，很沉着地点点头："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跟您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下意识地用手指理头发，说："那好吧，争取及格。"毛主席笑笑，接着又问："你说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1个劲眨眼，终于作难地叹道："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考住了？"毛主席将下唇吸入嘴里轻吮一下，笑道："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妙，妙！"尤金抚掌喝彩，"完全可以这样说明。"快到伊尔库茨克了，飞机将在这里降落暂停，尤金告辞去办一些事，我借机将一份讲话稿送给毛主席。按照惯例，首长在公开场合的讲话稿事先总要给翻译一份，预做准备。我说："主席，这是为您准备的机场讲话稿。您过过目吧！"毛主席接过讲话稿，右手习惯地握起一支铅笔，目光缓缓扫过字里行间。随行的摄影师侯波见主席在飞机内聚精会神看稿子，便轻轻地靠近过来，选位，对焦，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主席看过讲话稿，头也不抬地吩咐："去把尚昆同志请过来。""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毛主席用商量的口吻问道。"这是公开出访，依照惯例还是讲几句好。"尚昆同志解释。毛主席略一沉吟，又问："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就算了。""这只是做个准备，不一定照着念。""好吧。"毛主席将讲话稿放进上衣袋："留作备用。""图104"在伊尔库茨克机场降落。苏联派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处长费德林，专程来这个边境城市迎接中国代表团。波斯别洛夫是位很有声望的理论家，曾辅佐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多年。他银发蓬松，一副深度眼镜时戴时摘，说话慢条斯理，向邓小平同志介绍《莫斯科宣言》的起草情况和活动日程安排，又向杨尚昆主任介绍会议组织筹备情况。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9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

    下午3点左右，飞机抵达莫斯科，降落在伏努克机场，舷梯下红地毯铺成长长一条路，当毛主席的身影在舱门一出现，机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赫鲁晓夫满面笑容热烈鼓掌，在他身后是一大批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也来了。毛主席一边下舷梯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相互问候，亲切拥抱。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拥抱时尤为亲切。毛主席顺序同前来迎接的苏联其他高级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用他那激昂高亢的湖南腔说："同志们好！"向接受他检阅的苏联三军仪仗队大声问候。"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发出了三声震耳的欢呼。欢迎仪式完毕，赫鲁晓夫陪同毛主席上了第一辆"吉斯"车。这种车很宽大，主席和赫鲁晓夫坐后排，我和李银桥"哼哈二将"坐在前后排之间拉出来的活动椅上，前排是司机和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副局长札哈洛夫少将，他被指派为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的卫士长。我侧着身为两个共产党的领袖翻译谈话。"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了吗？"毛主席问。赫鲁晓夫扳动手指介绍已经到来的共产党领导人，介绍到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主席很感兴趣地问："他们住在哪里？""安排在市郊别墅了。"赫鲁晓夫回答，并有意补充说："我们只把您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驻在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很方便。"毛主席对这种特殊的友好似乎并不在意。而对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而且宋庆龄是副团长。虽然是共产党开会，他们不是共产党，但他们参加对我们有好处、希望你们对他们像对我一样……""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我们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餐厅。"毛泽东点头："谢谢，谢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他接着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赫鲁晓夫忙着解释道："是的，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还都照惯例办的。您这样尊贵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没有用了。"毛主席微笑着吮一吮下唇。他高兴或者生气时往往做这个动作。毛主席观看道路两旁建筑楼房，赫鲁晓夫介绍了住宅建筑的情况。主席观看了好一会儿，他点头道："看得出，比我上一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了很大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穿着也都不错。"毛泽东主席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札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陪同杨尚昆和叶子龙，把代表团主要成员的住处都看了一遍。特别留意了毛主席寝室里的木板床和改造过的蹲式马桶。

    在下榻处的会见大家谈得很热闹，赫鲁晓夫扯扯同毛主席谈笑风生的伏罗希洛夫的衣服说："我们该告辞了吧！该请毛泽东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休息了。"苏联领导纷纷握手道别。赫鲁晓夫殷勤地向主席介绍道："亲爱的毛泽东同志，顺便告诉一声，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一切都按照您的希望做了准备……"可是，毛主席到为他准备的房间里没呆多久，便漫步通过走廊，到了楼下，直朝我们住的房间走来。我和保健医生住在一起，见主席进来，连忙起立。主席没说什么，在屋内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房间不大，但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一切都很方便。主席点点头，回身走出去，上了楼。我正心里犯嘀咕，不知怎么回事，李银桥来了，拽着我说："你来一下，主席找你。"我忙跟随李银桥上楼走进主席的寝室，见他老人家独自静坐床边，双手放在膝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我在离他三米远的地方站住，听候吩咐。主席招手要我过去，我走到他身边。他用很轻的声音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住，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我一怔，头立刻摇起来："这可不行，这可不行。""看你，你这个人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我解释道。"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我出屋，没去找苏联同志，先跑去报告杨尚昆主任。尚昆同志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主席的寝室……毛主席终于做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0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3)

    各国党的代表团纷纷抵达莫斯科，彼此之间的互相拜会、会谈、宴会等活动很多。毛主席不常自己出面，这样其他领导同志自然就更忙。

    毛主席自第一次访苏后，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初，斯大林与世长辞。这件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苏联一党一国的范围。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后，他很懂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支持，在国际事务的全局中是十分重要的。而支持苏联，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对外政策。

    毛主席第二次出访苏联，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进行的。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第1个最高级代表团来中国，当时就曾提出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毛主席在与赫鲁晓夫交谈中曾表示过："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赫鲁晓夫回答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该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毛主席表示："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只是我们还很穷。想多办点事，还力不从心。总的来说，还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一些。"赫鲁晓夫这次来，还是办了几件重要的事：移交中长铁路、旅大港和新疆的几个合营公司，还请中国派遣工人到苏联去参加工作。我们对苏联代表团的接待是高规格的。赫鲁晓夫等取道东北回国，由朱德同志和师哲同志陪同在旅大、鞍山等地进行参观访问，并给予了最高礼遇。

    1956年下半年，在东欧发生波匈事件的时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曾派遣我们党的领导人先后到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领导人进行了重要的会谈，就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磋商。

    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伏罗希洛夫来中国访问时又一次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

    所以毛主席第二次访苏，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受到隆重的接待是可想而知的。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既有适当的支持，也有中肯的批评。他曾讲过，赫鲁晓夫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们采取的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这确实需要点勇气。这次在莫斯科，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毛主席同赫鲁晓夫的交谈是比较多的。在60多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红花虽好，也得绿叶相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1个和尚两个帮，1个篱笆三个桩。"通过这种生动形象的语言，阐明内容深刻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们的高度重视，在宴会席间，赫鲁晓夫曾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斯大林，两条腿像麻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妥善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地谈起自己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着点心不做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是很不得体的。有一次，毛主席批评赫鲁晓夫说："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同时也说自己有时也有这种情况。又说："各个党都有它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讨论，着急不行。"赫鲁晓夫没有完全听进去，他承认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您要知道，有些事我很生气……"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毛主席说："有，我们党里的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在我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来，希望你们对待他们和对我一样，看做朋友。"赫鲁晓夫也说："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可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掌管全局。"在这次访苏期间，毛主席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同一些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通过多种方式交换了意见。毛主席应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去，进行了友好而又坦率的交谈。哥穆尔卡是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毛主席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面，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哥穆尔卡表示："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哥穆尔卡有话肯讲也敢讲。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纸老虎这个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毛主席也很坦率，他说："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把它踏在脚下。"接着又说："我们讲人民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蔑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意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从哥穆尔卡的反应看，他对事物的理解与原来是有所不同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1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4)

    南斯拉夫不主张讲阵营，他们不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对毛主席说："我们给铁托发了邀请，他可能不来……"毛主席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又问："铁托不来，还有没有别人来？"赫鲁晓夫说："有，是卡德尔，他是1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主席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60多个国家党代表开会的时候，卡德尔出席了。毛主席的席位正好同他斜对面。在讲话中毛主席面对着卡德尔说："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了什么事，还是朋友靠得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话说得很简单，可卡德尔受到了感动。

    毛主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的19个昼夜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盛情接待党的其他领导人除了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的活动以外，还出席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席了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两个会议中间，同各国党的领袖们商讨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和各国党的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两个会议都取得了圆满成功。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上签了字。

    最后，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宴会，招待各国党的代表团。毛主席祝酒说："谢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谢谢今天招待我们这么许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接着，他说中国有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

    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

    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这次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史上，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国际活动，在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金门炮战出奇招1958年夏天，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大规模炮击金门作战。这是一次世界战争史上的独特作战，使新中国继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与美国在台湾海峡危机所作的政治、外交的较量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万炮齐发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是在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这是震惊世界的炮战，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又是史无前例的一战。

    炮击金门，是中央1958年北戴河会议时决定的。我（指叶飞）原来没有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留在福州。我记得当时福建正是刮台风的时候，部队、机关都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作物，我也在下面工作。突然通知我回福州接电话，而且明确说要我到作战室去接从北京来的保密电话。一接电话，原来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他告诉我，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要我负责指挥。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同志，已经到任接替我的工作。我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地方了。这是1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我来指挥呢？我有点疑问。就问王尚荣同志："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他答："是中央决定。"我又问："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王尚荣同志感觉到我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同志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我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刘说："那你就不用问了。"我只好回答："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我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同志代替我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第二天，我即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同志和副政委刘培善同志，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7月19日我们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27日收到毛主席致彭（德怀）、黄（克诚）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同志为总参谋长。）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放，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2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5)

    毛主席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的是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侵入约旦。同时美帝国主义于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法介入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

    我接到毛主席电报后，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同志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19天，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1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入闽部署，制定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和斗争方针政策的教育。

    首先，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转场入闽。由于福建的几个机场已抢修完毕，第一批转场部队于7月27日顺利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尔后逐步向漳州及沿海机场推进，至8月13日进驻龙田机场止，基本上完成了第一线机场的转场任务。

    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掌握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大海方向，只能往后飞，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掌握不了制空权。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同志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进入福建后，彭德清同志也调来任厦门海军基地司令员。7月的一天，空军进入福建。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福州上空，人民欢欣鼓舞，机关办公的、工厂做工的、学校上课的，全从屋子里出来，很多人爬到屋顶上欢呼。因为人民群众以前吃够了敌人空袭的苦头，天天有警报，不得安宁。在福建前线的空战中，美国自己的飞机不来，只是掩护台湾蒋军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掩护蒋军飞机在第一线作战。我们的飞机每次只能出动一半，另一半保护机场。国民党空军没有这个顾虑，不要留机动飞机守机场，机场由美国空军保护，所以蒋军的飞机一批接一批的飞来。这场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甚为激烈。空战后期，国民党空军使用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战中，我们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国民党空军损失50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损失20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们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炮兵调来约3个师，还有1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海军130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30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我们能把炮兵阵地摆得那么开，那么密集，在厦门前沿就部署了1个炮兵师，主要就是因为空战的胜利，我们掌握了制空权。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3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6)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

    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北戴河。我乘坐专机飞到徐州上空时，北边正在下大雨，是雷区，不能飞越，于是绕道开封。谁知道开封以西以北也是雷区，这样飞机只好在开封降落。第二天上午，继续飞行，中午即到了北戴河。

    8月21日下午3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我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都一一汇报了。彭老总、林彪也参加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座。地图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摊在地毯上。毛主席一面听我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突然提出这么1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10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做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同志拿了一张条子给我，那是林彪写给主席的。林彪这个人很会琢磨主席的意图，他知道主席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的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条子的内容是，他看到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提出，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我很吃惊，便问王尚荣同志："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同志说："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这关系到最高决策问题，既然没有要我表态，我就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主席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我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老总一起住。

    毛主席交代我跟彭老总一起住，把我弄紧张了。我怎好和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也不好问。彭老总也没派参谋来叫我住到他那里去。晚上我散步后回到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同志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我说："我哪好去住啊？！"他知道我为难，就说："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商定，前线直接同我通话，我再通过他转报主席，主席的指示也由他转告我。我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他说："你不要管了，此事由我办。"这位作战部长真会处理问题。

    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同志代我指挥。

    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开始。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门开火，1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的猛烈和密集，后来有人评论："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死伤惨重。我们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琏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5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们开炮的时候，胡琏和美国总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们打死。要是晚5分钟，必死无疑。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了两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主席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不但中国人，包括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还有台湾蒋介石，而且外国人，包括美国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主席这一重大决策，是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是1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一切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毛主席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六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4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7)

    福建前线我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三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他从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入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了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的行动，决不只是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下令将地中海美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七舰队会合，加强第七舰队，中东局势由此缓和下来了。艾森豪威尔不是毛主席的对手，完全被毛主席调动了。上面提到的《使美八年纪要》的作者沈剑虹（这段时间内，他是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写道："1958年，即该约生效后第四年，中共即掀起台湾危机，试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及'台海决议案'的效能。当时8月间，对金门实施持续猛烈炮轰，同时公开扬言要攻占台湾及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试探"一词，倒是用得很贴切的。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对中国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美国从中东的第六舰队调来一半舰只，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国第46巡逻航空队、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他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侵台美军司令部还公然扬言，要在8日的演习中以舰炮封锁我沿海岛屿。我军实行对金门大规模炮击，就这样把美帝国主义的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远东来了，地中海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我国外交部于9月4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福建前线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人民的这一坚强决心。

    8月下旬，我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此时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和海面，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截断了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金门蒋军的补给全靠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我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了，储备粮只有1个月，也消耗差不多了，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9月7日，美军以美舰护航，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仅2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们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怎么办？打不打？如果一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打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1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做出决定的，这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做出决定的。我就立即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回答：照打不误。我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主席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我们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我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主席明白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我转达的。我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同志：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我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这一下我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2海里，如果哪1个炮群瞄不准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我为了准确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就亲自向31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这我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我又把毛主席的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各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我又交代把美蒋海军联合编队的队形、美舰蒋舰在编队中的位置及其相互距离、航速、预计到达金门料罗湾的时间，一一详细通报了31军及各炮群，要他们立即做好一切准备，以便一接到开火命令，都能准确无误地执行。同时，也将情况通报了空军、海军。这一切都安排就绪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5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8)

    9月7日中午12时正，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我立即将这一情况直报北京。北京接到我的电话后，毛主席即下令开火。我迅即命令各炮群按预定作战方案开炮，专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于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美国军舰一走，蒋舰及所有运输船只孤零零地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遭受我军猛烈炮火的狠打了。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呢？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大骂"美国人混蛋"。他们更急了，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了，我们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击沉3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这是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以来，同美帝国主义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金门炮战，美军已经介入，这次美蒋编成联合编队，美舰护航，但一旦遭我一阵猛烈炮火攻击，我空军、海军尚未出动，美舰竟然不敢向我开火，丢下蒋军掉头就跑，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当时我在厦门云顶岩前线指挥所里，还准备应付美舰向我军开火呢，当从望远镜里看到美舰在我猛烈炮火之下溜走的情形时，真感意外。当时我一下还不明白毛主席命令的意图所在，我只是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都摸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如果要问：福建前线我军对美蒋联合编队敢于照打不误，其意义何在呢？取得了什么胜利呢？这次较量的意义和胜利，不在于击沉、击伤蒋军多少舰只，而在于把貌似凶恶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底牌摸清楚了。这些认识，是在攻击了美蒋联合编队的战斗以后，我才醒悟过来的。从此以后，我就更进一步意识到福建前线面对台湾海峡，不只是我方和蒋方双方的斗争，而是我方、蒋方和美方三方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即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外交的斗争，稍有不慎和失误，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我就更加小心谨慎从事了。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帝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这里要补述一下福建前线海军的作战。福建前线海军在这次炮击金门中，除使用岸炮外，只使用了轻型舰艇。9月以后，台湾海峡又受季节风的影响，风力经常在五至七级，涌大浪高，限制了海军轻型舰艇的活动，但是在这次炮击的过程中，福建前线海军在厦门海域协同作战，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战果。高速炮艇协同鱼雷快艇，首战就击沉国民党海军的"江字"号猎潜舰，接着又击伤"永字"号舰二艘，击沉、击伤"中字"号舰各一艘……这一阶段的海战，对海军的锻炼是很大的。

    这里再叙述一下炮击金门战斗中的1个插曲。8月底，韩先楚司令员陪同军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同志到达厦门视察。韩先楚同志到厦门以后，就向我提出使用空军轰炸金门。我考虑到毛主席并没有即行登陆解放金门的指示，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并没有涉及使用空军轰炸，如果我军不实行登陆解放金门，那么现阶段没有使用空军轰炸的必要，特别是如果要空军轰炸金门，不但要使用轰炸机，还要使用战斗机掩护，这样的空军编队在金门上空作战，就很难避免同美国空军冲突。我这时已经意识到毛主席的意图，力求避免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我不同意韩先楚同志使用空军轰炸金门的意见。但既然司令员提出建议，我为了尊重他，就建议把我们两人的意见报告军委和毛主席。韩先楚同志也同意。第二天王尚荣同志打电话给我，说："电报收到了，送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把王尚荣同志回答的电话记录拿给韩先楚同志看，他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韩先楚同志刚到福建，可能不大了解情况。其实，在炮击金门的整个过程中，美国和我方都力求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特别是双方都尤其注意严格管制自己的空军活动。美军在台湾海峡中线划定1个分界线，美机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地面指挥严禁其飞越划定的分界线。经常发生美军飞机越过分界线的事，其地面管制站总是立即大骂。当时我们在福建前线的监听站都备有懂英语的人值班，所以听得清清楚楚。而我们也严格管制我空军只在我沿海空域飞行巡逻，绝对不准越出规定的飞行空域，保持空中和美军的距离，以避免同美国空军发生直接冲突。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6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9)

    国防部文告1949年10月我军攻击金门失利以后，厦门前线和蒋占岛屿大、小金门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厦门和小金门的距离只有2000多米，我前沿阵地大、小嶝岛和大金门距离最近，不到1000米。蒋军以1个兵团的重兵防守金门。在厦门海堤未修建以前，我们也一直以1个军的兵力防守厦门。双方对峙，经常进行炮战。在朝鲜停战以前，即从1950年至1953年，金门蒋军的炮兵火力占优势，加上此时我空军尚未入闽，我国海军处在初建阶段，亦未入闽。因此，在这三年时间里，蒋军不断以海军袭扰福建前线沿海地区，封锁了厦门港、福州马尾港；蒋军空军经常空袭厦门、福州，特别是对厦门的空袭更为频繁，已日以为常；金门蒋军自恃炮兵占优势，更经常炮击厦门，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完全在金门蒋军炮兵火力的控制之下。厦门军民经常遭受蒋军炮击和蒋机轰炸，有时日夜数次，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这个英雄城市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农民照样种地，工人照样做工，学生照样上课，毫不畏惧，不愧为英勇顽强的人民。当时厦门完全成为1个战时的城市，国内其他地方的人到厦门，提心吊胆，看到厦门人民勇敢沉着，在战火下保持着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既吃惊，又钦佩。所以，福建前线和金门之间的炮战，并不是1958年才开始的。

    1958年8下旬开始的对金门的大规模炮击，持续了1个多月，我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把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到了台湾海峡，中东紧张局势趋向缓和；攻击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之战，又把美帝国主义的底摸得清清楚楚了。到了这个时候，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1个问题：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呢？下一步的文章怎么做呢？顺理成章的是，下一步就只有登陆解放金门了，如果金门解放，那么马祖的解放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顺手牵羊就是了。此时金门已被我军炮火封锁了1个多月，海上补给线已断，金门蒋军的粮食供应已发生危机，弹药也已消耗得差不多，金门的防御工事也已被我军炮火摧毁得差不多，可以说是已到了弹尽粮绝之日了。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所以，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毛主席下命令了。我们都摸不透毛主席下一步的意图何在？总以为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实行登陆、解放金门了。出乎我们意料，在国庆节后的第五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国防部文告。文告全文如下：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1个国家。世界上只有1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1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7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8年10月6日上午1时这份文告的发表，标志着金门炮击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即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打打谈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

    文告发表以后，金门前线炮声沉寂，但台湾海峡风浪依然。台湾当局和美国政权慌了手脚！台湾当局一则说这是"骗局"，一则说这是"发动新攻势前的喘息"，一则说这是要"无条件投降"，一则说这是"离间中美合作的关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是心慌意乱，语无伦次。

    这是"骗局"吗？不是，因为炮击千真万确地停止了。

    这也不是"喘息"，因为人民解放军并不打算攻占金门。

    这也不是要他们"无条件投降"，因为我们国防部长明明说是"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又怎么会是"无条件投降"？至于说到"离间"，实际上台湾当局和美国人的关系本来就不美妙。我们只要求美国人休管我们中国人内部的事情，休想骑在中国人头上拉屎撒尿。蒋介石也心里有数，寄人篱下，仰承鼻息，滋味很不好受。

    美国人的反应如何呢？先提"停火"，后提"永久停火"。实在荒唐！正像毛主席说的："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10月6日，国防部文告宣布暂停炮击金门1个星期，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是给金门蒋军以补充给养的机会，也是给台湾当局以考虑和平解决的机会。一星期届满后，为了再让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并给台湾当局以充分的时间去考虑，10月13日，我国防部再次发布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周。文告全文如下：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1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说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1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统统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国防部长彭德怀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但是，台湾当局坚持顽固态度，拒不接受和谈，并邀请杜勒斯到台湾策划进一步实施"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舰在我停炮后又一度进入金门水域，公然违反我们暂停炮击的条件。因此，我国防部于10月20日发布恢复炮击的命令。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8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1)

    炮击金门逐步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而且变成1个长期的斗争了。在军事上的斗争形式，就是单日打，双日不打。这种奇特的战争方式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为了了解它的由来，这里再摘录10月25日我国防部长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种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么？东北有1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1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1个小中国。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10月16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1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1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做1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做1个国家。……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世界上只有1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1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彭德怀我在这一章里引用的几篇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文告，都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这些文告不仅是值得后人传诵的绝妙文章，更可以从中看出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伟大胸怀。今天重读这些文章，仍然值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深思。

    从此以后，炮击金门不但变为单日打，双日不打，而且炮击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虽然双方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议，实际上成为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我们对金门打炮，不打阵地的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金门蒋军的回炮，同样也只打到我们的海滩上。后来又发展到逢年过节，停止三天炮击，让金门军民平安过节。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美蒋完全被毛主席的高明策略牵着鼻子走，打炮也演变成美、蒋、我三方之间一种特殊的对话，一种不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谈判。这真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9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2)

    毛主席决定不拿下金门，现在看来有1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留下1个"对话"的渠道。后来讲"三通"，其实前线和金门之间早就用各种特殊的形式"通"了。

    金门万炮轰"瘟神"从1958年9月7日以后，我国政府对于美国侵犯我国领空、领海不断发出严重警告，1960年5月25日，我国外交部又提出了第一百次警告。美国在远东地区，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的演习公然宣布是针对中国的。这年4月，美国太平洋地区武装部队总司令费耳特公然说："始终存在着在台湾问题上同共产党中国人发生一场有限战争的危险。"这是公开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

    从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已过了五年，到这时也正举行了一百次会议。其间，在1957年底美国政府就曾经违反协议，中断会谈达半年之久，只是由于我国采取了严正态度，并且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玩弄"战争边缘政策"的军事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迫使美国不得不又一次回到谈判桌上来。

    与此同时，美国还千方百计的玩弄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断放风，提出所谓"中华福摩萨国"、"托管"台湾等等永远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荒谬主张，妄想把台湾变成它侵略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就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6月17日至19日"访问"台湾。艾森豪威尔的亚洲之行，实在不顺利。他被日本人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的"先行官"挨了一顿下马威，自己也吃了"闭门羹"。菲律宾受美国控制已久，那里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

    当然，蒋介石集团对艾森豪威尔的访问是抱有希望的，除了会谈和宴会外，还让这位"瘟神"在总统府广场对台北市民发表演讲。当时担任艾森豪威尔翻译的沈剑虹在《使美八年纪要》一书中写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60年访华之行，使中美两国关系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潮。他是历来第一位在任内访问我国的美国总统。"毛主席决定，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并由我们把毛主席起草的"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公开播发。"告同胞书"指出：艾森豪威尔要到你们那里"访问"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杜勒斯虽然死了，美国并吞台湾的心并没有死。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

    文告庄严宣称：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美国的武装力量，近来不断向我们威胁和挑衅。我们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

    并且警告国民党军队：在炮轰期间，你们务必躲在安全地带，不要出来，以免误伤。你们的船，在这两天也要注意，切勿驶近炮轰地带，以免危险。倘若有人不遵我们劝告，甘心为虎作伥，胆敢扰乱伟大的反美武装示威，必遭严惩，勿谓言之不预！9月17日，我福建前线所有火炮一齐开火，正如当时报纸所形容的：万炮齐发轰"瘟神"。轰得艾森豪威尔在海峡对岸心惊肉跳，夜不成寐，于是提前结束在台访问，匆忙走上归途。

    绞索政策朝鲜停战以后，彭德怀同志就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是最积极主张解放金门、马祖的，并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彭德怀同志于1954年来福建前线视察，这是他第一次到福建前线，随同来的有黄克诚同志和陈赓同志以及总参谋部人员。那次彭德怀同志在福州只住了3天，听取军区关于福建前线情况的汇报后，立即驱车前往厦门前线，由我陪同。他到厦门，是专门为了研究解放金门的问题。他听了我们关于解放金门的准备工作汇报，特地亲自登上厦门云顶岩指挥所，对金门进行仔细的观察。就在这次视察中，彭德怀同志指示要做好解放金门的准备，决定准备空军入闽，并为此而决定抢修鹰厦铁路，修建福建前线足够使用的空军机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的后期，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并且都已经成熟了，我们都认为炮击金门的下一步文章，也是最后一步的文章，就是实施登陆，解放金门了。哪知道以后北京接连发表国防部文告，炮击金门变成长期化、经常化，单日打，双日不打，逢年过节还宣布放假3天，停止炮击。解放金门一事就此搁下，再也不提了。当时我们很不理解，以后毛主席提出"绞索政策"，我们才明白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0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3)

    "绞索政策"的含义是什么呢？毛主席告诉我们，金门、马祖是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绞索"，而更重要的也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这是美帝国主义自己套上的，因为它霸占台湾不放，同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就是1个"绞索"。美帝国主义自己套上了，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把套在他脖子上的"绞索"解开呢？后来我从福建前线的斗争中，特别从1958年这场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中，才更进一步深刻理解毛主席"绞索政策"的意义。

    毛主席1958年9月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开讲："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脖子上，而且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就将越紧。"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以后，美国人也发现了金门、马祖是他的1个大包袱，想扔掉它，几次压迫蒋介石退出金门、马祖，但是蒋介石不干，同美帝国主义闹独立性。蒋介石有他的想法，他不从金门、马祖撤退，其用意就是拖住美国不放。我们不解放金门、马祖，不让蒋介石扔掉这个包袱，也就不让美国人把这根绞索从自己脖子上脱掉。毛主席的政略、战略和外交策略真是高明，我们开始是不懂的，以后我们才懂。

    1960年美国进行总统选举，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提到金门、马祖问题，成为他们的1个辩论题目。肯尼迪在辩论时说："如果能说服蒋介石，把防线划到台湾和澎湖周围，则美国卷入战争的机会将减少很多。"可见美国有些人以后也慢慢懂得这个道理了。

    金门、马祖问题就是这样1个错综复杂的微妙问题。

    金门炮战，世界瞩目。福建前线军民同仇敌忾，全国各族人民兴奋、高兴。1958年冬，全国除西藏外，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专门派出了慰问团赴福建前线慰问，大多随带各地剧团到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全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越剧著名演员袁雪芬、尹桂芳、傅全香、徐玉兰，河南豫剧著名演员常香玉，武汉著名汉剧演员陈伯华，以及各省许多剧种的著名演员，都到了福建前线，以精彩的表演慰问前线军民；全国许多著名作家、画家也到福建前线采访、体验生活。这对福建前线军民是莫大的鼓舞。

    金门炮战，非比寻常，自始至终都是在毛主席直接掌握与指挥下进行的。我作为前线指挥员，始终严格地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在战斗过程中，遇到重大情况变化，或者有不同意见时，我都是直接请示毛主席做出决定的。前线炮兵部队、空军、海军和其他参战部队英勇奋战，涌现了许多英雄部队和英雄人物，安业民、杜凤瑞等许多烈士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前线民兵和军队并肩作战，出现了许多民兵战斗英雄和著名的厦门前线"小八路"。福建地方以及友邻地区全力支援这次炮战。前线军民共同努力，创造了金门炮战的军政全胜。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让人体会到炮击金门战斗的深远意义。

    炮击金门，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也是重大的政策、外交斗争。1958年实施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我们取得了引起全世界注目的辉煌胜利。这个胜利不只在于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首先是支援了当时中东人民的斗争，把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到台湾海峡来，把美国的注意力从中东地区吸引到远东来了，从而缓和了中东紧张局势，这是对当时中东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支持。大规模炮击金门，实际上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一次较量。炮击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一仗，揭穿了美帝国主义这只凶恶的老虎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这对当时世界上有些人害怕美帝国主义，弄清究竟是谁怕谁这个问题，是有作用、有意义的，提高了世界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做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1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4)

    最后，炮击金门的战斗向台湾当局提出进行谈判、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方针。当然，当时还没有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而在金门炮战中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解放台湾问题，这是有深远意义的。

    炮击金门的战斗后来成为1个国际性的历史事件，许多研究国共关系、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史的著作中都涉及这次战斗，一些有关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在回忆录中也都谈到有关的情况和见解。这些文章，我也读了一些。作为这次历史性事件的参加者，我想也有必要把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和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以供后人参考。金门炮战已经过去30年了，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的局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党中央又提出"一国两制"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台湾回归祖国，这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我深信，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一定会实现，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不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后，鉴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他仍期望同苏联保持友好的国家关系。但这一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主要是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故态萌发，不仅在国际共运内部压制不同意见，而且还在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尤其是不尊重中国主权，要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面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中国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并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展开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

    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1958年4月18日，苏联当时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信中讲，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说，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这种军事通讯设施虽也为中国国防建设所需要，但在中国领土上由中苏合资共建，而资金的大部分又来自苏联，这就涉及长波电台将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中国不能不慎重考虑，严肃对待。

    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1958年6月7日，他专为此事写了批语："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共同使用。"并把这个指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陈毅传阅。

    针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毛泽东还表示："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1958年6月12日，中国国防部长复信苏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并建议两国政府签订协定。可是苏方对中国要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不予重视。它于7月11日向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还是要求把长波电台作为中苏所共有，苏联的协定草案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中方按毛泽东于1958年6月4日在彭德怀同苏联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的谈话记录中的意见和6月7日的有关批语，提出了修改意见，明确建议电台由中国负责建设，主权是中国的；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自行解决的，向苏联订货；技术方面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这就使协定的性质变为由中国建设和管理，苏联只提供某些援助的一项军事技术合作协定。后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谈到长波电台问题时，在座的彭德怀元帅说：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建设，我们同意，费用全部由我们负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我们，否则政治上不好。毛泽东则强调说明：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2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5)

    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明确立场，以及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要求的坚决抵制，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紧急访问了中国。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这样的描述："关于我们要求建立长波电台的事，我向毛道歉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赫鲁晓夫的回忆从另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是不让步的。

    拒绝苏方搞"共同舰队"的要求在中苏关于建设"长波电台"问题发生争执的过程中，苏联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问题的由来是，在这之前，苏方曾不断向中方谈到现代海军舰艇的发展趋向和苏联试制新型潜艇的情况，建议中方向苏方订购新的海军装备。考虑了苏方意见，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提出的问题时，又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舰队的意见，同刘少奇谈了又同毛泽东谈。他说：他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由于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发挥舰队的作用，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更不用提了，北面也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

    7月22日，毛泽东与中国其他领导人继续同尤金大使谈话并明确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新型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毛泽东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7月31日，赫鲁晓夫到达北京，就这个问题向毛泽东解释说，这是因为尤金大使传达错了而造成的误会。在这次最高级的中苏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没有再坚持他们原来提出的建议，并同意中国自己搞长波电台。

    申明在台湾问题上不拖苏联下水中国一直希望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也对苏联提出的一些有益于缓和国际局势的主张给予必要的支持。如在苏联赫鲁晓夫1959年9月出访美国之前，毛泽东还写信祝他此行"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但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热衷于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是坚决反对的，而且主张国际事务由世界有关国家平等地谈判解决。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苏联为了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对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境冲突上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实际上持否定态度，力图使中国的外交服从于苏联的指挥棒。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对这项决定，中国事先曾把即将采取的行动向苏联作了通报。赫鲁晓夫深恐中国炮击金、马会妨碍"苏美合作"，甚至于可能导致苏美冲突。9月初，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到京。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马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军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了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但赫鲁晓夫对此是不满的。

    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美结束，突然赶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时间会谈中，他不但埋怨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整个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中国当然不能接受。他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指责。

    从这两件事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可以不惜要中国牺牲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毛泽东等人，也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赫鲁晓夫的谈话，更暴露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这是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则的。如果当时听信了苏联领导人的主张，台湾问题、中印边境问题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历史证明，顶住苏联的压力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3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6)

    "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毛泽东历来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内部的平等协商和同志式的讨论与争论，求得认识上的接近和一致，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耐心等待。

    但是，1960年6月，赫鲁晓夫却利用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利用苏共的特殊地位策划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搞突然袭击，极其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兄弟党采取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态度，在国际共运史上开了1个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针对赫鲁晓夫的恶劣行为，代表中国共产党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可以被碾得粉碎的，但决不会在错误的围攻面前屈服。"此后会上，赫鲁晓夫一马当先，带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又一轮攻击，其他代表团也跟上进行攻击。彭真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1个尖锐而激烈的即席发言。赫鲁晓夫这次没有在会议上压服中国共产党，就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其他压制方法，想通过恶化国家关系达到其目的，首先，苏方单方面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的《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1960年7月16日，苏联采取了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1个十分严重的步骤。在这一天，突然照会中国，要把苏联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顾问全都从中国召回，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还片面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定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7月31日，中国政府照会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这个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1个月的短时间内，撤出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几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对苏联政府这一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上代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应该给赫鲁晓夫发1个一吨重的大勋章。"中国在近代和现代被帝国主义欺负了100多年。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防力量薄弱，对这点毛泽东是有深刻认识的。面对美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毛泽东对加强新中国国防力量的建设极为重视。

    随着世界冷战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为了维护新中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需要建立和发展一支自己的核力量。苏联曾答应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并在1957年10月同中国签订了有关的协定。但就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苏联政府于1959年6月20日单方撕毁了这些协定。

    1962年8月，苏联又正式通知中国说：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建议签订一项协定，其中规定：第一，核大国将承担义务，不把核武器及其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第二，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承担义务，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要的技术情报。通知说，对腊斯克这些建议，苏联政府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中国政府在1962年9月、10月和1963年6月，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备忘录，指出苏联向美国承担义务，是苏联自己的事，但中国希望苏联不要破坏中国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中国原来希望，在作了这些劝告之后，苏联领导人不会把事情做绝。不幸的是，他们对这些劝告根本听不进去。1963年7月25日，苏联终于同美英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明显是1个歧视性的条约。1963年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个条约的目的在于巩固那些核大国的地位，束缚别人的手脚，而它们自己却可以继续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作为有丰富经验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在1963年7月5日中苏高级会谈的失败，苏联于7月14日公布《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指名全面攻击中共及其领导人。这封公开信，把中苏公开论战推进到1个新的阶段。苏联由开始没有同意这个条约到完全接受美英的建议，其目的是明显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4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7)

    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苏联的所作所为，迫使中国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的新阶段，并获得了良好效果。毛泽东还专门为科研攻关提出要大力协作，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中国首先成功地试验了自己研制的导弹、火箭武器，之后又试验了其他武器。特别是在1964年10月16日，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最好说明，也表明苏联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于某种压力的指望落空了。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10年工夫，而我们国家只用3年的时间，比他们少用了7年。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坚忍的毅力，不仅战胜了暂时的困难，也使科学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后来，毛泽东曾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1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固然是一种讽刺的话，但是，苏联对中国施加的各种压力，的确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中国人民振奋精神，激励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作用。

    如今，3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当时毛泽东的举措会更清楚一些。我们可以肯定这样几点。第一，顶住大国压力，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独立；第二，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了暂时的经济困难；第三，避免了中国走东欧的道路及其结果；第四，避免了受苏联的影响。特别是从近几年看，如果中国当时把自己同某一大国绑在一起，听其指挥棒转，中国的今天是不堪设想的，或者说不会有今天生机勃勃的局面。

    正如邓小平同志1987年6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所说："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什么'中心'。"这可以说是对毛泽东顶住苏联压力的1个最好的评价。

    会见蒙哥马利1961年金秋时节，一位使者从泰晤士河畔悄然来到中国，在华中重镇武汉美丽的东湖之滨一所并不显眼的砖石结构的平房里，毛泽东与之会晤。他，就是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bernardlawmontgomery），英国陆军元帅，著名的军事家。1958年退休后，在麦克米伦政府授意下，常以不同身份从事各种政治活动。

    6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日益强盛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伦敦方面认为在"远东威胁将来自中共而非苏俄。"他们说，争取"1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长期目标之一。为此，主张单方必须承认"真正的中国在北京而不在福摩萨（指台湾——作者注）"；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中国参加，便无法真正处理世界问题。加上当时美国的对外政策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利益，于是英国主张多方面与中国接触。

    蒙哥马利作为英国政府政策意图的执行人，却以私人名义访华，这是英国政府深思熟虑的安排，请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绩显赫的元帅，一则可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重视对华关系；二则可对中国进行战略观察；三则可不强烈地刺激美国和台湾。真可谓用心良苦。

    1961年9月5日，蒙哥马利偕副官钱英少校（captaina·w·cheyne）从香港抵广州，受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的热烈欢迎，次日飞抵北京。7日晚，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蒙哥马利再次访华举行欢迎宴会。在陈毅对蒙哥马利1960年访华回国后将所看到的中国向西方做了客观介绍等情况加以肯定后，蒙哥马利站起身来，慷慨陈词。他提出缓和国际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1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强调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元帅的这番话，引起会场强烈反响。应元帅要求，周恩来总理原则同意，将不向西方开放的一些城市让他参观。9日至20日，元帅在李达上将陪同下，对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地作了为期11天的访问。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5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8)

    毛泽东十分重视再次会见这位威名四扬的英国元帅，十分乐意与他畅叙，纵论天下风云。

    9月21日，毛泽东乘专列从长沙来到武汉，住进了东湖宾馆。22日上午，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接到通知："毛主席决定明天在武昌会见蒙哥马利"，周总理要他和浦寿昌马上坐专机从北京赶往武昌，向主席汇报，并于明天给主席当翻译。

    9月22日下午，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细心听取熊向晖关于蒙哥马利访华情况的汇报，为明日会见元帅做准备。

    熊向晖认真地、具体地做了汇报，说："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同时也在对我们进行战略观察。"毛泽东对蒙哥马利的卓越军事指挥艺术给予好评："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德国名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熊向晖接着说："他似乎想探询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从一些迹象揣测出来的。他同我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饶有兴致地听着。

    熊向晖继续往下说："蒙哥马利很愿意同群众谈话，问这问那，在包头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向三种人（工人、农民、学生或服务员）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都很快，而且都一样：'毛主席。'他好像是在搞'抽样调查'。在延安，参观一所医院，他开玩笑似的说，听说中医、中药很神奇，他们应该鼓励中医为毛主席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中国需要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在西安和三门峡，他又在不同场合分别向三个普通群众做'抽样调查'，但又改了题目，突然问：'除了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的人有些犹豫，回答的也不一样。""而且，在郑州，他对我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毛泽东问道。

    "successor"。熊向晖说了一遍，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了出来。

    毛泽东放下烟，拿起纸，看了看，说道："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了"继承人"了？总理办公室的浦寿昌做了解释。毛泽东接着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词，"接班人"译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

    毛泽东笑笑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毛泽东问熊向晖。

    "也许是。"毛泽东听完了汇报，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12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与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1945年党的'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的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呢？必要时谁来当名誉主席呀？"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用右手的食指指着自己："就是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了，换成姓刘名少奇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1个姓毛，1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用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来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的一些群众也没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毛泽东，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毛泽东这番话，熊向晖与浦寿昌听得认认真真，清清楚楚，并做了详细记录。他们心里明白，毛主席在会见蒙哥马利之前已经对这位英国元帅最关心的问题有过认真的考虑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6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9)

    9月22日，对于蒙哥马利来说，是1个不平静的日子。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蒙哥马利：毛泽东准备23日在武汉同他会见。武汉，蒙哥马利记忆犹新，这是他参观、访问过的十来个城市中的最后一站，而且他前天下午才离开这里。在武汉，蒙哥马利因急于返回北京，他于19日上午抵汉，只对武钢、长江大桥、武汉大学做了走马观花似的访问就匆匆离去。然而元帅却对武汉有着颇深印象。蒙哥马利对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举行宴会感到十分满意，和张省长见面时，他开玩笑说：我走了半个中国，这是第一次见到一位省长（蒙哥马利到各地访问均系副省长出面接待）。宴会上蒙哥马利与张省长愉快地交谈，他们谈到了国际局势、红军长征、湖北农业收成等等话题。宴会后，蒙哥马利一再称赞张省长聪明、能干。

    蒙哥马利放下电话，然后翻看着日历本，他颇为风趣地自言自语："行！真有意思，前天刚从武汉飞回北京，明天又要从北京飞回武汉。"事实上，蒙哥马利这次来华想见毛泽东的心情是急切的，然而，当他踏上京城的土地时，毛泽东已去南方视察；蒙哥马利到了武汉，毛泽东还在长沙；不料蒙哥马利刚匆匆离开武汉返回北京，毛泽东紧跟着于次日抵达武汉，并约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有些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他坐下来开始梳理将要向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谈的问题。

    1961年9月23日中午，一架银鹰，从北京飞往武汉。

    座舱里的蒙哥马利似乎忘却了半个月的舟车劳顿，精神焕发。这是因为他即将与毛泽东会面。

    元帅望着窗外的朵朵白云，1960年5月与毛泽东第一次会面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你知道你在同1个侵略者谈话吗？"蒙哥马利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毛泽东会用这样一句话作为见面语，一时竟回答不上。

    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微笑着说："你在同1个侵略者谈话。在联合国，我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1个侵略者谈话呢？"幽默的谈吐，一下子使蒙哥马利感到与这位"侵略者"的距离缩短了。直爽、毫不掩饰的话语，给元帅留下了亲切，美好的印象。他感到西方世界对这位政治巨人的描绘和攻击是多么荒诞无稽。

    飞机飞行了1个多小时，便到达目的地。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陪同下，前往汉口胜利饭店下榻。蒙哥马利稍事休息后，特意整了整自己的衣装。元帅虽已年逾古稀，但仍有着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他身着考究的浅色西服，雪白衬衣上系一条深色起白点的领带，显示出元帅的庄重和潇洒。稀疏的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乱，清癯的面孔呈长型，在鹰隼似的鼻子上有一双碧眼透着深邃的目光，体现出他的敏捷思维和洞察力。

    晚上6点半，蒙哥马利来到碧波荡漾的东湖畔。没有任何仪式一切都显得简单、朴实。在东湖客舍甲所的红色地毯上，毛泽东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了元帅的手。

    "Howareyou！"毛泽东微笑着注视来客，双目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用英语向元帅问好。

    蒙哥马利听到英语，备感亲切。可惜，元帅不会汉语，否则他会用汉语"您好！"向毛泽东致意。

    晚餐席间，两位老人举杯，互祝身体健康，气氛轻松愉快。他们平时都不喝酒，今天却都喝了几口葡萄酒。

    会见在甲所客厅举行。蒙哥马利知道眼前这位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对香烟有着特殊的嗜好，特送一盒"三五牌"香烟。

    他们已是老朋友，谈话无拘无束，客厅里不时响起爽朗笑声。

    蒙哥马利单刀直入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毛主席对他提出的"三原则"有什么意见？中国对西方，特别是对英国有什么观点……等等。

    毛泽东坦率地逐一作答，还特别肯定了元帅提出的"三原则"。最后蒙哥马利问毛泽东多大年纪了？毛泽东回答说68岁了。他反问蒙哥马利多大了，蒙哥马利回答说74岁了。毛泽东又指着坐在旁边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他是这里的省委书记，年轻有为得很呐，将来是我们中央的接班人。"熊向晖和翻译浦寿昌以为蒙哥马利最关心的继承人问题要涉及了，但蒙哥马利却没有提出来……9点30分，蒙哥马利站起来说："今天同主席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毛泽东起身送客，并告诉蒙哥马利："我明晚要到别处去，很抱歉。"蒙哥马利稍感遗憾，与毛泽东道别。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7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0)

    元帅返回胜利饭店，准备次日取道广州，经香港回国。

    9月24日，星期天，恰逢中秋佳节。

    凌晨4时，武汉市交际处的负责同志接到紧急通知：把蒙哥马利的公务车留下来，主席改变了计划，决定今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会谈一次。

    当蒙哥马利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得连声说："OK！OK！"下午2时30分，还是在东湖客舍甲所，毛泽东与蒙哥马利再次相聚。寒暄几句后，毛泽东就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1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已经走访了大半个中国的蒙哥马利深感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热爱毛泽东。所以他对毛泽东说："如果我知道马克思在什么地方，我要请他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元帅的话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他说："中国有句话，73，84，阎王爷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似乎不相信这种说法，但他终于借机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主席，我认识世界许多国家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刘少奇之后呢？是周恩来吗？""刘少奇之后的事我就不管了……"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你这位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呀！""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稍停顿一下，毛泽东又接着讲了起来，"我随时准备死亡。我这人有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他还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人死后最好用火葬，然后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去……"谈话一直延续了2个多小时，然后，他们驱车来到长江岸边的码头。毛泽东特邀蒙哥马利一同畅游长江。蒙哥马利由于肠胃功能不好，抱歉道：不能奉陪。

    毛泽东更衣后，身着一件游泳裤，从容下水了。毛泽东兴致很高，在波涛滚滚的长江上，舒展身臂，极目楚天。

    一副军人风貌的蒙哥马利这天身着一件鲜红衬衫，在夕阳照射下，显得格外夺目耀眼。他站在韶山轮二楼甲板上，怀着极大的兴趣，始终注视着毛泽东在宽阔的水面"胜似闲庭信步"的英姿，并不时竖起大拇指，表示对毛泽东的钦佩。他不禁自问：像这样的伟人会去见马克思吗？近1个小时后，毛泽东上船穿好衣服，望着蒙哥马利说："你下次访问中国时，我们做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好，我们做横渡比赛。"元帅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走上岸，毛泽东请蒙哥马利同坐一辆轿车，亲自送元帅回胜利饭店。在五楼的会议室，毛泽东与蒙哥马利又畅谈了好一会儿。分手时，毛泽东赠给蒙哥马利一幅当日凌晨4时亲笔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

    蒙哥马利双手接过这幅墨宝，喜出望外，他虽然不懂中国诗词，也不懂中国书法艺术，但经翻译解释后，他对毛泽东畅游长江的豪情有了更深的了解，更加敬佩这位伟人改天换地的雄伟气魄。端详着行草兼备、遒劲有力并且还飘着墨香的书法，元帅连声向毛泽东致谢。

    此时已是万家灯火，中秋皓月当空。蒙哥马利元帅满载喜悦和兴奋，乘当晚23次列车加挂的公务车离开了武汉。

    广交小国、弱国朋友1960年，应我国工、青、妇等全国性人民团体分别邀请，60多个国家的700多位朋友到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节后，外宾分批去外地参观。去郑州的人数最多，共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23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团101人。

    毛泽东主席在天津海河南边的中心广场和当地群众一起欢度了60年代第1个国际劳动节。随后，主席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陪同，乘专列去南方视察，预定途经郑州时，会见在那里参观的外宾。为此，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临时组成的包括我（指熊向晖）在内的工作组，赶到郑州进行准备。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8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1)

    工作组住在河南省委的招待所。1958年11月和1959年二三月间，主席曾两次在这里召开会议，纠正他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当时主席工作和休息的地方就在这里一栋楼房的2层。河南省的领导人这次仍安排主席在此居留。楼下一进门是大会议室，可以作为主席会见外宾的场所。

    工作组把这间大会议室布置成接见厅。紧靠里墙中央部位的讲台上，安放一张条桌和几把椅子，作为主席和主要陪见人的座位。在讲台两侧各放一张长桌和几把椅子，作为译员和工作组其他成员的座位。从大门到讲台留出通道，在通道的两边面向讲台安放的桌椅，作为外宾和陪同译员的座位。

    6月7日上午，杨尚昆来到宾馆。他说，主席在专列上工作到凌晨才休息，现在还没有起床，主席可能今天下午会见全体外宾。杨尚昆看了接见厅说，这种布置官气太重，主席喜欢同被会见的朋友靠得近些，这样显得亲切。他指示：讲台上只为主席放一把椅子；通道两侧的桌椅环绕讲台排成半圆形，第一排要紧靠讲台。会见结束后，主席可能同外宾一起照相，地点就在接见厅的门外，分几行站在台阶上，其他的中国同志都不参加，主席不喜欢前呼后拥。

    近午时分，刘宁一接到尚昆同志电话：主席决定今天下午2点30分会见非洲朋友，明天下午两点半会见拉丁美洲朋友，后天下午2点30分会见亚洲朋友。主席指示，对弱小国家的朋友要特别尊重，不允许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对这些朋友不要搞神秘主义，不要搞突然袭击，要马上把会见的时间通知这些朋友，就说毛泽东请朋友们谈谈，生病的、身体不好的、年老体弱的不要来；不愿来的听便，不要有丝毫勉强；对不愿来的不要有任何歧视。主席指示，要向这些朋友讲清楚，这次来到郑州的外国朋友，有非洲12个国家的54位，有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25位，有亚洲3个国家的23位，先见后见，是根据这一点安排的，并没有其他含意、绝不是厚此薄彼，要请这些朋友理解。

    刘宁一派人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向外宾转达了主席的话。外宾们非常兴奋，非常感动，盛赞主席伟大而又谦虚。外宾没有1个不愿来的，有病的也坚持要来。

    1点50分，刘宁一带领工作组的同志在接见厅门外迎接主席。不一会儿，一辆小汽车驶来，到接见厅门外停住，从车上走下三个人：主席、杨尚昆和一名卫士。

    主席微笑着向大家挥挥手，走进接见厅，在讲台上看了看，同杨尚昆走向二楼，刘宁一和卫士跟在后面走，刘宁一吩咐工作组的礼宾人员，待外宾到达后，安排他们依序坐好，再到二楼请主席接见。

    大约2点15分，自远而近响起一长两短的汽车喇叭声，这是事先约好的外宾所乘车辆的信号，想不到主席随即走下楼来，站在接见厅门外左侧等候。杨尚昆让法语、英语译员站在主席身后，其余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不出去，免得分散外宾的注意力。

    3辆大轿车在指定地点停放好，外宾和陪同译员相继下车。一位外宾突然用英语高呼"毛主席"。其他外宾也发现了"目标"，振臂高呼。"毛——泽——东，毛——泽——东"或者"毛——毛——毛"。有几位外宾想走过来。另一些外宾用法文或英文叫喊："注意秩序！""排好队！""不要乱！"礼宾人员和陪同译员协助他们按顺序排成单行，他们快步（实际上是跑步）走向主席。主席微笑着依次同他们握手。每个外宾都想同主席多握一会儿，说几句话，可是身后的外宾不让，早就把手伸向主席。礼宾人员把同主席握过手的外宾引到接见厅各自的位置，但他们都不肯就坐，转身向门外观看。主席和排在最后的外宾握完了手，健步走进大门，走向讲台，全体外宾热烈鼓掌，高呼"毛——泽——东"，"毛——泽——东"，他们的眼睛盯着主席，头和身体跟着主席逐渐向里转，主席走上讲台，向外宾鼓掌，外宾的掌声和"毛——泽——东"，"毛——毛——毛"的欢呼声更加响亮，不少外宾激动得流下眼泪，主席频频挥手，外宾仍然站着鼓掌欢呼。主席开始讲话，外宾才安静下来，掏出各自的笔记本坐下来记。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9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2)

    主席说：欢迎朋友们。我没有去过非洲。今天请朋友们当老师，给我上一课，讲讲非洲的主要情况，讲讲非洲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外宾显然出乎意外，大家愣住了，但很快有几十位外宾几乎同时举手。

    主席说，很好，这么多朋友愿意给我上课，我很高兴。

    主席坐着认真聆听，在拍纸簿上记了要点。12位外宾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发言。他们说明，我们绝不是作为教师向主席上课，而是作为学生向主席汇报非洲人民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情况。他们发言后，主席又请尚未发言的外宾讲。一位外宾说，现在已经用了1个多钟头，不应该再侵占主席的时间，我们在这样宝贵的机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请求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教导我们如何战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主席站起来，亲切地说：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主席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怕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中国人一步一步觉悟起来，逐渐不怕了，我们从敌人那里学会了打仗，在战争中夺取敌人的武器，结果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还不是胜利了！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主席强调，还是人要紧，武器是第二位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就不怕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主席说，非洲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具有世界意义，不是1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在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代表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表示完全同情你们，完全支持你们，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

    主席高度评价了古巴人民的抗美斗争，并说，有人认为最近几年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比较低落，但是现在南朝鲜、土耳其和日本的人民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斗争。主席着重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

    主席说，我讲了一些意见，也许你们不一定赞成，我们是交换意见的性质，再请你们讲一讲好不好？你们的情况和意见我很愿意听。

    一位外宾提出：再过几天——5月16日就要在巴黎召开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据说大国首脑协商，可以避免世界大战，巩固世界和平，请问主席对四国首脑会议怎么看？主席说，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我相信朋友们都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避免打世界大战，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要两条腿走路。四国首脑会议，或者大国协商，是跟他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于打了，我们支持四国首脑会议或大国首脑协商，同时我们更支持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反对他们的压迫。

    主席说，我很高兴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迷信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西方世界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怎么不行呢？我不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的好些。对白种人要加以区分，白种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他们会觉悟起来的，这就是无产阶级，还有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所以全世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主席说，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十个指头已经砍掉1个、两个、三个了。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这是从战略上讲；从战术讲，我们要谨慎，每1个步骤都要好好研究，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谈话结束后，主席举起茶杯说：祝贺我们的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全体外宾起立，热烈鼓掌。主席邀请外宾到门外一起照相，主席含笑同外宾一一握手告别，外宾们依依不舍，礼宾人员好不容易才请他们上车，他们边走边回过头来高呼"毛——泽——东"，"毛——毛——毛"，到车上又摇下车窗玻璃，探出身来向主席鼓掌、欢呼，主席站在门外向外宾挥手，一直到外宾所乘车辆驶离很远后，主席才停止挥手，回到2楼休息室。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80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3)

    7月8日和9日，主席分别会见拉丁美洲和亚洲朋友。主席都是事先在门口等，合影后在门口送，礼遇与对非洲朋友完全相同，而这些外宾的热情表现也与非洲外宾毫无二致。

    主席送走了非洲朋友，我去食堂吃饭。刘宁一忽然匆匆走来说，主席指示，今天会见非洲朋友要发表消息，等你去写。我跟着刘宁一走进主席办公室，主席靠在木制大躺椅上吸烟，我向主席问好。主席说，不握手了，坐吧。今天让你做"秀才"，桌上有烟，自己抽，增加点"烟士披里纯"。

    我坐在办公桌后的高背木椅上，刘宁一和杨尚昆坐在单人沙发上。

    主席说，人家要开大国、强国首脑会议，我就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3号在济南开了一次，今天又开了一次，这些小国、弱国的人民不简单，破除了对帝国主义的迷信，比赫鲁晓夫高明。天下事千奇百怪，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硬是迷信帝国主义，列宁不是讲过嘛！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制度是一切战争的根源。赫鲁晓夫不赞成列宁。他说，现在有了那么多原子弹，能够毁灭全人类，所以，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避免战争，保持和平。他说，避免战争、保持和平必须依靠大国、强国的首脑，首先依靠美、苏两国的首脑，只要他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互相信任，友好合作，达成裁军协议，就能让一切国家化剑为犁，天下就能永远太平。

    主席说，赫鲁晓夫去年9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会谈。他宣扬艾森豪威尔是爱好和平的。他9月30日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大放厥词，一吹他的美国之行如何如何成功，要我们不得破坏和平气氛；二吹他的裁军主张如何如何美妙，要我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我们国庆十周年的招待会上，他含沙射影，污蔑我们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主席说：赫鲁晓夫想控制我们，前年，他要在中国建立什么长波电台，搞什么潜水艇联合舰队。我们说，这涉及中国的主权，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他原来答应帮我们造原子弹，还签了协定，后来他说不帮了，不帮就不帮，我们不稀罕。中、苏两国之间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坚持原则，在内部对他进行批评，同时照顾大局，不由我们公之于世，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帮助帝国主义进行恐吓，说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会引起世界大战，必须马上扑灭。他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世界人民，实际上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今天4月22日列宁诞生90周年，我们发表用红旗编辑部名义写的《列宁主义万岁》，对国际上重大原则问题正面说明我们同赫鲁晓夫不同的观点，我们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注意维护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篇文章的内容不错，就是太长了，引经据典，书生气太重，一般人不爱看，所以在四大国首脑会议之前，我先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3号在济南，我同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工会和妇女代表谈话，尚昆没有参加，刘长胜和曹孟君参加了。我说，要发表简短消息。我有些"官僚"，没有看稿子，第二天报上登出来，虽然简短，内容有些不妥，写了人家唱《东方红》。写这干什么？大国沙文主义！今天再发表一次消息，写上非洲朋友讲话的要点，写上我讲话的要点，要表明我们的反帝立场。不要长，要快，半个钟头够了吧。

    我说，我就试试。

    我稍微考虑了一下，用圆珠笔在拍纸簿上写。写完后看了一遍，做了个别增删。一共写了四段：第一段："新华社郑州7日电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非洲的1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以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和代表。他们是：（代表团名单容即增补）"第二段："在接见中，各个代表团都作了热烈的发言，介绍了他们多少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榨取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介绍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情况；表达了他们争取彻底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并且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于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第三段："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于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完全同情和完全支持。毛泽东主席还表示同情和支持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主义斗争。毛主席感谢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祝贺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伟大团结，祝贺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第四段："今天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刘宁一"。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81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4)

    我把稿子交给刘宁一。他和杨尚昆传看后，改了几个字，请主席过目。

    卫士打开躺椅后的立灯，把木板架安置在躺椅上，把稿子放在木架上，主席一边吸烟一边看。在审阅过程中，主席问："代表团名单容即增补"，增补了没有呀？我说：我正在搞。

    主席继续审阅，说，对非洲朋友的讲话，概括得还可以，有一句要不得，他让卫士递给他一支圆珠笔，画去了几个字。又加上几个字。

    主席问：代表团名单搞出来没有？我说，搞出来了。

    主席要我递给他，他看后问：名单为什么这样排？我说明理由。

    主席说，排名单要能讲出道理。搞不好，人家会有意见。这个排法我赞成。我说，主席真细致。主席说，在济南做了一次"官僚"，现在"辞职"了。

    主席要我从头到尾念一遍。我发现，杨尚昆、刘宁一把原稿最后一句的"祝贺"改成"并且确信"，"彻底"改成"最后"；主席把原稿第二段的"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画掉了；在第三段最后一句"并且确信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后面加了1个逗号，在"取得最后的胜利"前面加上"一定会"。

    我念完后，主席说，就这样，下点毛毛雨，捅出去吧。刘宁一说，已经让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在招待所等。我说，我就去办。

    我回到餐厅，把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雷行找来，他看了稿子，要拿回发。我说，稿子上有主席亲笔修改的字句，我要留作纪念，让他另抄。这时，刘宁一赶来了，把稿子拿走，说，主席还要再看看。

    雷行说，他马上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报告这件事，总社要通知全国各大报，留出明天头版的版面。

    不一会儿，刘宁一又匆匆来了，说，主席口授，他笔录，加了一段，内容非常好，主席让你再去谈谈。我随即跟他回到主席办公室。主席仍靠在躺椅上吸烟，我看到在原稿第二段"毛泽东主席还表示同情和支持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正义斗争"之后，刘宁一笔录了以下一段语："他认为：南朝鲜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的这种斗争，表明亚洲各国受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将会有更大的兴起。这个斗争对于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将是一种支持。主席说，所以，全世界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我看完后说，刚才宁一同志对我讲，主席加的这一段非常好。的确非常好，把主席今天同非洲朋友讲话的主要内容突出出来了。

    主席说，找你来了，不是让你讲"非常好。非常好"。我临时想了这几句，来不及推敲，你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我又看了一遍说，在文字上有几点小建议。开头的"他认为"。改成"主席认为"，这样，前后比较连贯。主席说，可以。还有呢？我说，在"亚洲各国受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之后，加上"风暴"两个字，主席今天同非洲朋友讲话，几次讲了"风暴"，"斗争风暴"比"斗争"更有气势。赫鲁晓夫经常鼓吹，现在国际关系晴雨表的指针，不是指向暴风雨，也不是指向阴天，而是指向晴天；改成"斗争风暴"，也是间接驳赫鲁晓夫的。

    主席微笑着说，你对赫鲁晓夫的讲话倒有点研究。还有什么要改的？我说，最后那个"所以"似乎可以不要，主席说，我常说"所以"，有点习惯了，刚才不知不觉说了出来，刘宁一就记了下来，这里不必要形成文字，主席风趣地说，所以，"所以"2个字可以删掉。

    主席又让我把这条新闻稿从头到尾念一遍，念完后，主席说，三个臭皮匠，凑成1个诸葛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杨尚昆说，很好了，没有意见了，早点发出去，再迟，新华社就难办了。

    我说，我这就去办。并说，今天《人民日报》第五版的新闻很重要，请主席看看。主席说，今天还没有看报纸，有什么重要新闻？我说，美国一架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被苏联打下来了。

    主席说：美国的侵略行动搞到苏联头上，赫鲁晓夫还在幻想"加强普遍和平"。我看，我们将来应该出赫鲁晓夫全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82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5)

    主席对杨尚昆说，通知北京，帮赫鲁晓夫一把，公开表示我们支持苏联打下美国的飞机，支持苏联对美国的抗议，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警告美帝，对苏联挑衅就是对中国挑衅，就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挑衅。

    主席说，时间很晚了，大家散了吧，我也要回火车上去了。

    5月8日下午2时半，主席会见拉丁美洲客人。落座后，主席首先说，欢迎朋友们。拉丁美洲距离中国很远，各位朋友来到中国很不容易。利用这个机会，请朋友们向我介绍拉丁美洲的主要情况，并且欢迎朋友们对中国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

    几位外宾分别发言，主席坐着认真听取，有时在拍纸簿上记下要点。

    一位外宾说，我们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来到中国的，现在请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主席站起来说，我讲一些情况和意见，不是作指示。

    主席在详细谈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后说，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换经验。中国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有中国的条件。经验不能照搬，只能参考。还希望朋友作分析，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有哪些是成绩，有哪些是错误，现在我们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我们用整风的方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和批评。中国犯的错误，你们研究也有意义，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主席针对外宾们提出的反帝斗争的问题，反对战争与争取和平的问题，作了生动的深刻的阐述。

    主席送走拉丁美洲朋友后，我回到卧室。不久，刘宁一来找我，说主席指示今天还要发消息，等我去写，我随他走进2楼主席的办公室。

    主席说，非洲朋友们很热情，拉丁美洲朋友也是这样。弱国、小国人民会议开得好，有共同语言。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们就宣布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我们的领土主权决不容许别人侵犯，谁来侵犯，我们就要自卫，这同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有1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对我们进行建设有利。我们也同帝国主义打交道，譬如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同美国在华沙的大使馆谈判还在继续。我们坚持原则，不抱幻想，同赫鲁晓夫不同。对世界大战，我们说了两条，第一，反对；第二，不怕。赫鲁晓夫和我们半同，半不同，他反对世界大战，又害怕世界大战，越怕越有鬼，越怕世界越不和平，如今连苏联的领空也不和平了。世界为什么不和平？怎样才能和平？赫鲁晓夫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赫鲁晓夫完全依赖大国协商，我们强调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小国、弱国的人民同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所以，还要发消息，让世人听听小国、弱国人民的声音，听听我们的声音，照昨天的规矩，不要长，要快。

    根据昨天的经验，我事先做了考虑，并且已写好第一段的导语，听完主席的指示，我着手写正文。写完交给刘宁一。刘宁一同杨尚昆、孔原传阅商量后，做了一点改动，送给主席。主席先让我念一遍。我念道："新华社郑州8日电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

    "接见中，毛泽东主席首先表示了对拉丁美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介绍了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向毛泽东主席谈到在中国参观访问的观感。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称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称赞中国人民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所做的贡献。他们还谈到了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历史联系的日益发展的友谊。他们说，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帝国主义，他们介绍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他们表示，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并和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主席说，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样，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依靠各国人民的支援，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现在正在建设着自己的国家，改变着'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主席说，古巴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主席说，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主席对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主席说，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斗争也帮助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人民。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83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6)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等。"我念完后，主席要我递给他，卫士安放了木板架，主席摆在上面看，亲笔做了修改，让卫士送还我，我发现主席改动了三处：把第二段中"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改成"称赞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在这段最末一句"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之前加上"一定会"；把三段第一句"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中的"称赞"改成"友谊"。

    主席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后两处，主席改得非常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只表达了可能性，主席加上"一定会"，就表达了必然性。"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太庸俗，主席把"称赞"改成"友谊"，含意和格调就完全不同，非常亲切、具体。只是对主席对第一处的改动，我不理解。

    主席问：有什么不理解的？我说，昨天写了非洲朋友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这是他们的原话，主席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这几个字删掉了，说是"要不得"。今天写了拉丁美洲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是他们的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不理解主席为什么那样改。

    主席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样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呀！我说，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符合事实吧？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我讲了，今天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刘宁一说，主席的指示很深刻，我们要好好学习。这篇新闻稿就这样定下来吧！主席又要我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当念到"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时，主席说，这里有点突兀，在"一定会"前面加上"这样"。我照加了。主席想了一下又说，加上"这样"，语气有些散，改成"就"字，"就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你们看怎么样？大家都说好。我涂去了"这样"，加上"就"字。

    杨尚昆说，今天的新闻稿比昨天的更有分量，就这样发出去吧。主席点点头。我辞出，把主席审定的新闻稿交给已在宾馆等候的雷行。

    5月9日下午2时半，主席会见了西亚三国的客人。

    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指出：根据中国的经验，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应当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蒋介石为什么被赶出大陆？因为他脱离群众。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他们是生产者，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生活。因此，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还有别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国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还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知识分子——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更是少不了的，他们有缺点，但是可以改造。今天在座的人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主席指着担任翻译的马坚教授）。他是1个穆罕默德，今年53岁，是专门研究可兰经的，今天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开会，我们不能脱离他。他信穆罕默德，我不信，但是我们两个并不打架。他信穆罕默德，又不是共产党，那没有关系。他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而且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那更好办事。有各色各种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只有一千三百万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力争团结六亿三千七百万非共产党员。被打倒的阶级，譬如地主阶级，我们也要改造。主席说要战胜帝国主义，不是短期的事，要进行持久的艰巨的斗争，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内。这是我们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对外国来说，只能有选择有分析地来对待，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外国的经验只能做参考。我所讲的话，只供朋友们参考。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84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7)

    接着，三国外宾各有一位代表简短发言，感谢毛主席的接见和谈话，表示要加强本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中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主席送走西亚三国朋友后，刘宁一把我找到主席的办公室。

    主席说，晚上我有事，今天没有请亚洲朋友多发表意见，他们不会见怪吧？刘宁一说，不会。今天的气氛和前两天一样热烈。主席说，这次在郑州，用3个下午开了3次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收获很大，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这些小国、弱国人民都有一股劲，我看，世界大有希望。我3次讲话大同小异，发表消息每次有1个重点。前天的重点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昨天的重点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今天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加起来，就可以基本上说清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

    主席让我快写，我写完后照例送给刘宁一，他照例给杨尚昆传看后，送给主席，主席改了1个字，其余未动。

    主席从躺椅上起来，说，我要回火车上去了。

    乘主席整衣的机会，我把新闻稿交给雷行。回来时，主席已走出办公室门外，主席说，都不要送了，主席同刘宁一和我分别握手，在杨尚昆和卫士的陪同下，离开了招待所。但这3天我的经历，却始终离不开我的脑海。

     《不怕鬼的故事》在60年代前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曾是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从编选思路，到出版宣传，毛泽东都悉心过问，花了不少精力。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注重这样一本书？在这本书的背后，透出沉甸甸的历史内涵，并从1个侧面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心态，以及一代伟人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怕鬼"、不信邪的性格特点。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一度意气风发的"大跃进"，很快难以为继，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受到破坏，废弃的小、土高炉及炉边的渣铁随处可见，失却了往日热火朝天的景象。

    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充满希望的尝试——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平二调，损伤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公共食堂，炊烟散尽。

    毛泽东敏锐地多少觉察出弊端。1959年11月，他号召人们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毛泽东为了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方法，自然是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所以要读书。

    与此同时，国际国内有了议论，党内党外也有了议论。有些议论还不大好听。

    祸不单行。国际局势在这个时候趋于恶化。

    1957年底，中美之间的外交会谈中断，台湾国民党军队加紧对大陆骚扰破坏。1958年8月，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美国增兵台湾海峡。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反动武装叛乱，中印边界纠纷渐趋尖锐。

    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中苏论战爆发。

    雪上加霜。国内经济形势也进一步恶化，天灾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到来了！这一凝重的气氛，笼罩了毛泽东那充满诗意的笔端："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

    对这一切，应该怎么看？怎么应付？在毛泽东心目中，不啻是对人们意志和信心的考验。

    1958年11月10日，新华社编印的第2504期《参考资料》送到了毛泽东手上。这类内部简报资料，是他了解国内外信息的重要渠道。他的许多重要指示，事实上都是读了这类材料后在上面写的批语。在这期《参考资料》中，以《美官员竭力诬蔑我人民公社运动，但承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并说南（斯拉夫）十分注意这一发展》为题，刊载了合众国际社的电讯。电讯说：中国的成败取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个办法是否成功，"毛泽东正在孤注一掷"，"这是一种冒险的计划"，"中国的饥荒，几乎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还说，毛泽东的做法"也是把潜在的反革命基础聚集起来，在事情不顺利时推翻他"，等等。很有点幸灾乐祸，巴不得出点事情的味道。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85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8)

    毛泽东在上述几段话下面画了横线，有的还做有着重号，这是他读文件材料的习惯。像往常那样，自然还应有些批评。不过，这次不同。他含蓄地在这则电讯天头和边白写下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高髻危冠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这首诗题为《赠李司空妓》。前两句写美丽的舞姿和动人的歌唱，后两句大意是：你这位"司空"（官名）看惯了这样的场面，觉得是平常事，而我这个苏州刺史却痛心断肠般激动。"司空见惯"这个成语，便源自此诗。毛泽东引这首诗对合众国际社的电讯举重若轻地做了回答——我们搞的旨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却让别有用心的人痛心断肠。

    这个意思，毛泽东不久便更明白地说了出来。在1958年11月14日的第2513期《参考资料》上，刊载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发表的1个演说，其中对中国的集体劳动和公社化进行了直接的攻击。毛泽东在其各段内容前重拟了几个标题，其中便有："杜勒斯批评我国的人民公社"、"表示他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然后指示，把这份演说印发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

    毛泽东1946年8月6日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1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2年后，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觉得有必要重申这个论断，因为尽管多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看来还有一些人想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这些人为什么还想不通呢？因为他们面临着新的困难，新的挑战。

    12月1日深夜，毛泽东奋笔疾书，赶写出2000来字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除重新强调"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外，还说：历史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尽管曾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写罢，他又给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封信："写了一篇短文，请你看一下，如以为可用，请印发到会各同志。"当然，毛泽东不是单纯的乐观主义者，当时的形势也不容过于乐观。辩证法大师毛泽东深知此点。在这篇文章中，他告诫人们：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1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

    这似乎是不甚关痛痒的泛泛之论，其实深有所指。所指，就是中国形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在写这篇文章的头十天，即11月21日，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给党的干部们打过"预防针"："我是怀疑派，……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公社要亡国，我看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一亡，一不亡。当然，亡是暂时的。"又说："食堂、托儿所可以垮，公社不可以垮。我看什么时候都有两种可能性，一好，一垮。"12月9日，在中央全会的长篇讲话中，他把"两种可能性"的话挑得更明："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都存在。""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乃至"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当然，在毛泽东看来，那个"垮"下去的"可能"，不好的"可能，都只是"部分的和暂时的"。

    这是毛泽东留下文字的讲话提纲里的话，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是多么的注重。在这段文字的结束处，毛泽东又引用了被他视为唯物主义思想的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讲话时，他给予了充分发挥。

    对现实有忧虑，但更自信。这是毛泽东当时思想心态的基调。

    1958年这一页，翻过去了。1959年初，毛泽东沿着纠"左"的思路做工作，但同时又担心由此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信心。他似乎要进行两面作战。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86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9)

    不管怎样，鼓励志气，增强信心，是需要的。特别是在应付国际压力这条路线上。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他说：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1个是台湾问题，1个是西藏问题。接着回忆起1958年炮击金门的事：8月23日头一天，我们打了一万九千发，他们讲打了四五万发，那是夸大其辞，没有那么多，时间只十几分钟，没有什么很久很久。台湾的参谋长赵家骧就是这个时候打死的，另外还有1个副司令吉星文也打死了，俞大维身上也染了血。

    这自然说明我们有力量，不怕打。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毛泽东来了灵感，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成为他的语言素材：《聊斋志异》里有1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1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一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据会议记录，有六处注明："笑声"。

    这是毛泽东在郑重的会议上，第一次讲不怕鬼的故事。在毛泽东看来，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

    5月6日，中南海紫光阁。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这里会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他们要借此机会向国际上表明中国对3月的西藏叛乱及随之陡然紧张的中印关系的态度。在周恩来、陈毅讲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番话："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说道："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接着又讲了《聊斋志异》里耿去病夜读，涂面伸舌与鬼相视的故事。

    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不怕鬼的话题，似乎特别感兴趣。4天后，5月10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谈到西藏问题以及中印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得很轻松："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并迎接这种挑战，不要花多少力量就可以还击，不要用十个指头，用几个指头就行了。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题材，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毛泽东接着说："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清朝皇帝等鬼。"言下之意，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任何鬼都是可战胜的。

    5月13日，外交部办公厅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5月6日同外宾的谈话整理打印出来，分送有关中央领导。毛泽东看后，在自己的那一份上批示："江青：第13页。不能看，请林克同志读给你听。"江青多年养病，但在中宣部文艺处挂着职，还是负责人。这份材料的第13页，正是毛泽东讲不怕鬼，并说要把中国小说和故事里不怕鬼的内容，编成一本小册子的那段话。

    毛泽东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经过就是这样。时间约在1959年四五月间。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87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30)

    毛泽东说到做到，指示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专门落实这项工作。这位领导同志便把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了。

    该书主要选自晋人作的《列异传》、晋朝裴启的《语林》、南朝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唐朝戴孚的《广异记》、牛僧孺的《玄怪录》、裴的《传奇》、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宋朝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张师正的《括异志》、郭彖的《暌车续志》、上官融的《友会丛谈》、洪迈的《夷坚志》、明朝郎瑛的《七修类稿》、钱希言的《狯园》、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浮白斋主人的《雅谑》、王同轨的《耳谈》、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钱泳的《履园丛话》、黄钧宰的《金壶七墨》、程麟的《此中人语》，等等。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

    例如，选自《夷坚志》的《漳州一士人》，里面的那个人物什么怪异都不怕，他说："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选自《阅微草堂笔记》的《鬼避姜三莽》，说1个叫姜三莽的人听别人讲到1个捉鬼的故事，就天天晚上潜行在坟墓间，像猎人等待狐兔一样，准备捉鬼；然而却一直没有碰到鬼。这个故事的作者评论道："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选自《子不语》中的《陈鹏年吹气退缢鬼》，写一缢鬼"耸立张口吹陈，冷风一阵，如冰。毛发噤，灯荧荧青色将灭。"陈鹏年这时想："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于是他鼓气吹鬼，鬼最后被吹得如轻烟散尽。选自《金壶七墨》的《陈在衡》，里面的1个鬼作了这样的1个表白："鬼实畏人。"这很像这些故事的总结。至于前面引述的《耿去病》和《宋定伯捉鬼》两篇，更是表现了人依靠自己的勇气或智慧战胜鬼。

    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与会者。

    不久，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未预料到的事情，《不怕鬼的故事》的定稿工作中断了。

    刚上庐山的时候，人们的心情是比较轻松的。游览名胜和诗词唱和之风颇盛。7月2日晚，毛泽东还特意点了《思凡》、《悟空借扇》几出神话内容的赣剧，给各路要员们观看。

    但是，1958年弄成那样的局面，人们免不了有所议论，有所评价，还想找找发生"左"倾错误的根源。这样，就有了不同的声音。

    以7月14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为标志，庐山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

    7月23日召开大会，毛泽东劈头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可见一些议论对他的触动之大。接下来，毛泽东又说道："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毛泽东不满彭德怀等人意见的因素之一，是认为："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党内外刮的"风"，在他看来，是泄群众运动之气。

    于是，他要鼓气。8月1日，他在一份材料上指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1个百花齐放，1个人民公社，1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庐山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心目中，那些"鬼"或"半人半鬼"，已不单单是参加反华大合唱的国际上的帝修反了。他错误地发动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无疑也有了"不怕鬼"的内容。

    1960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把已经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6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不少注释。

    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让何其芳先起草1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序言"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做寓言、当做讽喻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此外，"序言"还认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正如这本书的编选起因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一样，序言无疑是一篇政治论文。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88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31)

    何其芳把这篇序言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谈话中，毛泽东说到："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1个1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接着，毛泽东举了书中收入的《宋定伯捉鬼》和《妖术》两篇为例。

    说完这两篇故事，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据何其芳回忆，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还向他谈到自己最近写的两首近体诗，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这两首诗，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何其芳说，他后来读到了。

    这是两首什么样的诗呢？毛泽东是诗人。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他自然要借诗言志。但并非每首诗他都愿意公开，也并非每首诗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写过不少"读报诗"。所谓"读报诗"，就是读了一些报纸新闻后的随兴偶感之作。仅1959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便写了4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其中一首便有这样的句子：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地地道道的"打鬼"之作。

    毛泽东给何其芳等说的，当是这几首"读报诗"中的两首。何其芳说后来他读过的，也是传抄件。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做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做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何其芳在这个修改稿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稿中的这样的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每1个具体的鬼，对于每1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同有害的事物做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和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说："我也60多岁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又亲自执笔在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了这样一大段：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1961年1月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89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32)

    此外，毛泽东还有两处重要修改。一处是在序言的"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一段话后毛泽东加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在序言谈到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时候，毛泽东加写了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上面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意见进行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1月24日一早，他让通信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您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信中说的对"半人半鬼"的人所"提到的几句"，在发表稿里是这样几句："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作祟，总要捣乱。"1月24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退给了何其芳，并附上一信：何其芳同志：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一月二十四日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

    从这封信可看出，毛泽东是很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效果的。信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中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写的话，这次他又画去，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经过这样1个仔细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毛泽东不仅是以读者的身份介入，而且实实在在的是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书中凝聚了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

    毛泽东指导编《不怕鬼的故事》，是花了精力的，因此对这本书的印象很深，评价很高，后来曾多次谈到这本书。如1962年1月14日会见1个兄弟国家政府访华代表团时，他说：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那里面说帝国主义是大鬼，×××是半人半鬼，××是个鬼，别的鬼还没有谈到，那是1959年春天编的嘛！第四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90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33)

    行千里路，倡调查风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便是全国规模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到1960年冬，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开始明显暴露出来，农村中的问题更加严重和突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相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这2次会上都讲了话。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第一条是情况明。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要搞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这是个大工作，要从实践中认识客观实际。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凭调查研究、情况明下决心，因此这个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现在我们对国内情况也不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要分批、分头摸清每个省、市、地委、县委、公社的情况。今后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今年也来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就想到1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就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不去干，用那么一部分时间，搞一点助手，自己去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只要不做这种调查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只是凭感想、凭想像、凭估计。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1月18日，毛泽东又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犯过几次"左"倾和右倾错误，右的不做调查研究，"左"的也不做调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情况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八亿人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比如，1959年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夹了个庐山会议反右，把纠"左"打乱了，"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大家回去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是算账搞计划，要做调查研究。我们过去就吃了这个亏，只注意普遍真理，不注意调查研究。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在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专门调查也可以。

    八届九中全会刚刚闭幕两天，即1月20日，毛泽东就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已告陈（伯达）、胡（乔木），和你一样，各带1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调查。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1个小组（三人）调查1个最坏的生产队，另1个小组调查1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志，与我会合，向我作汇告。

    为了及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予具体的指导。几天后，毛泽东的专列又南下了。

    在南下途经天津、济南、南京时，毛泽东分别与当地省市委负责同志谈话，着重调查了解农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督促省市的各级干部要到基层做调查研究，以克服官僚主义，克服盲目性、片面性。例如，在南京时，他就言简意赅地对江苏省委的负责同志说："水是混的，有鱼无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里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个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上级的局限性，是不易了解下情，比较空。下级的局限性，是比较片面，不了解全局。领导不可能样样清楚，要抓典型、弄清楚个把县、公社、生产队。"2月初，毛泽东一行到了杭州，听取了田家英等人蹲点调查的情况汇报，并对农村中存在的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91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34)

    2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广州。在那里，他召集浙江、湖南、广东3个调查组，会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在去广州的途中，毛泽东在衡阳作了停留，听取了有关负责同志的情况汇报。

    为了起草好《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毛泽东往往是一连几个日夜看材料、听汇报，思考问题，没有睡过好觉。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建议毛泽东到佛山休息一下。毛泽东同意了。

    3月初的一天下午，寒雨霏霏，毛泽东驱车来到了佛山。佛山地委第一书记杜瑞芝在地委招待所门前迎接。

    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佛山地委在招待所布置了一间通爽、清静的房间，铺上硬板床，在桌上摆了一些画报和中国古典名著。毛泽东见此摆设，十分高兴，翻看了一阵画报和书便休息了。大约休息了两个小时后，毛泽东便起来要杜瑞芝汇报工作。在此之前，杜瑞芝曾根据南海县大沥公社凤池大队1个生产小队实行"三包一奖"受到群众欢迎的经验，写了一篇题为《单眼仔睇老婆》的调查材料（意思是"三包一奖"办法能体现农民切身利益，犹如单眼青年相亲，一眼就看清楚），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阅后，将这个材料推荐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做了批示，认为这个材料值得注意，特印发给有关同志参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杜瑞芝围绕着农村应如何调整政策这一中心问题做了汇报。毛泽东那时虽已是68岁高龄，但精神矍铄，听得非常认真。在听汇报过程中，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以后不要叫生产小队了，要把那个'小'字去掉，就叫生产队，有这个'小'字，人家会看不起你们的。"当晚，杜瑞芝陪同毛泽东在招待所吃晚饭。因为知道毛泽东饮食俭朴，所以没有点很多菜色，只做了他喜欢吃的"回锅肉"、炒辣椒，还做了盐鸡。毛泽东很高兴。由于当时一下了找不到更多的丝苗米，就只做了一小锅丝苗米饭给毛泽东，其他人吃普通米饭。毛泽东一看就问："咦！怎么我这碗饭与你们的不同呢？""这是珠江三角洲的特产，叫丝苗米，是特意做给主席尝尝的。"杜瑞芝做了解释。接着，他又介绍说："这碟是本地名菜，叫盐鸡，是把粗盐炒烫后裹在鸡外，温火熟的，别有风味，请主席多吃一点。"毛泽东则用筷子指着"回锅肉"说：这个菜也很好吃，你也多吃点……回到广州后，毛泽东对赵紫阳说，佛山地委那个书记对农村的情况很了解，也很敢说。

    起草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紧接着便召开了"三南"会议（即由中南、西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

    3月23日，会议结束，毛泽东又指示调查组把调查工作延长到5月，主要任务是了解"六十条"下发后群众的反映和参加"六十条"的试点工作。不久，毛泽东到了长沙，在那里听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所做调查的汇报。

    5月，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1961年，全国出现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严冬的冰雪仍然覆盖着北国大地。在首都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的讲话一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会场里充满了春天般的气氛。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1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家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在主会场里（当时由于与会人多还设有几个分会场），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湘音，习惯地用右手手指掐着左手手指，在讲到这段话时，既显得沉稳冷静，又浑然有力，像一股强有力的热流冲击着人们的心扉。从主席台上端坐的其他6位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陈云、邓小平，到台下1000多名与会者，都情不自禁地再一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92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35)

    这几年，由于党的工作指导上的错误，一时盛行的瞎指挥、浮夸风，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后，还没有完全从困境中走出来。暂时困难的阴云仍然笼罩着年轻的共和国。举国上下，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面在继续与困难做斗争，同时对一些造成这一灾难的一些领导干部的主观武断、不民主作风，还有许多意见、埋怨，甚至不满。毛泽东似乎已经了解了这些。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召开了这次"出气会"。毛泽东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在会上，他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和主动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犹如春天的惊雷，震撼京城，响彻中国大地，在这片还处于干旱和古老的土地上，洒下潇潇春雨，带来生机和希望。

    我（指陈士榘）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毛泽东常常受命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拨正航船，使革命转危为安。而当党的工作失误时，他又主动承担责任，带头做自我批评。在延安，他向在审干中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现在，他又在为并不完全属于他个人责任的工作失误认真做检讨，从而为我们党培育和造就了特有的优良作风，即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作风，使我们党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向心力，也在党内形成了良好的风气。在成绩面前，大家不争功诿过；在错误面前，又主动承担责任，争做自我批评，使我们党在斗争实践中自觉进行自我改造，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人们寄希望于党，党给人民带来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根本所在。

    任何1个伟大的党和1个伟大的领袖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不犯错误，而是当着出现错误和失误的时候，光明磊落，严肃认真地承担责任，做自我批评，身体力行的改正错误。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层和核心领导人，首先要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认真地解剖自己。他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毛泽东的坦诚、严于律己和虚心好学的精神，对我们是1个极大的鼓舞，使我们更加敬重他。

    事实上，一贯正确是不存在的。争功诿过、毫无自我批评精神的人，只能受到人民的蔑视和历史的谴责，这已被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

    鉴于全国人民仍然生活在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吃肉、不喝茶，人民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青年时代，"身无半文"的毛泽东就以"心忧天下"的伟大胸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不息，如今革命已经成功，他已经是日理万机的人民领袖，仍然时刻不忘人民的疾苦。每念及此，中国人民无不充满崇敬之心，爱戴之情，遂随之便消除了怨气，增强了信心。

    "主席都不吃肉了，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令人感动的是战斗在瀚海沙漠建设导弹、原子弹试验发射基地的特种工程指挥部的指战员，他们既有国内经济困难的压力，又有因苏联终止援助所带来的技术装备上的重大难题，但大家深知这是一项耗资巨大、关系到国威、军威的尖端国防科技工程，全体科技人员和广大干部战士怀着"冲破万道难关，也要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的凌云壮志，不分昼夜，奋力拼搏，决心以自己的力量，建成中国的两弹工程。

    当时，我是军委工程兵司令员，又是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我咬牙向总后勤部张令彬副部长提出，从我这个司令员开始，全部由薪金制改为供给制，同时取消数量较大的地区补贴。"国家有困难，我们要分担"，大家毫无怨言，不仅不认为是吃亏，反而感到光荣。为了节省粮食，有的部队从内地搞到一些树叶掺着吃。直到工程完工，还将剩余的树叶打包装车带回内地吃。为了节省开支，军委工程兵机关和许多工程兵师团将原来的装备器材带到工地上使用。有的同志身上浮肿，还在加班加点；有时一两天喝不上水吃不上饭，但工程任务一刻也没停止过。领袖的榜样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使我们创造了奇迹：保质保量提前完了两弹试验发射基地工程任务。聂帅兴奋地对我说：你们提前完成任务，质量很好，意义重大！当我国研制生产的原子弹爆炸、卫星腾空宇宙的时候，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刻。霎时间，中国沸腾了，全国军民充满了胜利的欢乐，更加坚定了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93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36)

    那是1个伟大的时代，1个艰苦创业的伟大时代。

    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那一声春雷响起，到导弹、原子弹威震寰宇的腾空爆炸，毛泽东率领全国军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走出困境，走向了1个腾飞的年代，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毛泽东俭朴一生，他在生活上的最高愿望就是吃一顿红烧肉，鞠躬尽瘁，行若明月，心里始终装着大多数人民群众。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他也给我们留下无价的财富，其中，就是艰苦创业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这种精神蕴含着伟大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

    一定要根治海河正当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进一步好转的时候，1963年8月上旬，河北省中南部连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海河流域各河堤防相继漫溢溃决，平地行洪，水深数尺，数百里内一片汪洋。这场洪水使101个县、市的5300余万亩土地被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害。毛主席对河北这次遭害非常关注，灾后的八个月里，四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灾区地委的负责干部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的安排。毛主席问得很详细，包括受灾面积有多大，哪些县受了灾，哪些县没受灾，灾区群众是不是悲观失望，粮食安排得如何，烧的怎么办，老百姓安定下来没有，外流的有多少，采取了哪些救灾措施，等等。主席一边问一边嘱咐省委陪同干部：要做好宣传工作，讲清全国的形势，也要讲附近的情况，把群众情绪稳定住；对于抗洪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1个表扬1个，有多少表扬多少，要给牺牲的人立碑；运粮、运煤、运菜等是大问题，要安排好，要使灾民体质不下降；要搞些副业生产，大的可以集体搞；今天麦子种了不少，要管好。毛主席满怀信心地激励大家说："今年受灾了，明年夏收还是会好的，前途是光明的。"当时衡水地区受灾最重，毛主席指着衡水地委书记赵树光说："你那个地方的水灾情况，我从照片上看到了，只露着几间房，可惨哩！""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王之事，书经有载。"毛主席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从1949年到1963年15年间，3年大灾，5年中灾，3年丰收，4年中收，受灾率分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很沉重。毛主席一面看着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面指着阎达开和我（指刘子厚）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主席问了林铁、阎达开和我的年龄以后，深情地说："你们十年能把水治好吧！"我70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我们请主席为展览会题词，主席当即答应，接着又说："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过了五天，在1963年11月17日，毛主席挥笔题了七个闪光的大字："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主席的题词，为根治河北水患、保障天津市和京广、津浦铁路干线的安全确定了明确的方针。周恩来总理对河北的救灾工作和根治海河工程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多次听取汇报，并给予具体指示。灾后不久，李先念副总理就来到灾情最重的衡水地区，深入到深县农村，逐户了解群众生活安排情况。当即确定增调粮食，以保持农民的体质。同时还对县城的恢复做了具体部署。在国务院、华北局和中央有关部委的支持和帮助下，1964年我们制定了根治海河的全面规划，1965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展开了群众性的根治海河运动。从这一年开始，在1958年以来已修建10余座大型水库的基础上，每年冬春都动员30万以上的劳力，按照统一规划，有步骤、按顺序地开挖中下游河道的工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期间，也一直坚持施工。当时正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年代，不少地方拦路设卡，武斗不断，但无论哪个地区，哪个方面，对于根治海河的车辆一律放行，根治海河工地上秩序井然。这固然是由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也由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经过连续15年的艰苦奋斗，到1980年，大规模排洪、排涝工程基本完成，共开挖、扩挖防洪排涝骨干河道53条，总长3641公里；修筑防洪提防3260公里；修建各种闸涵建筑物2331座；架设各种桥梁1114座，总长91700延长米；完成土方、石方、混凝土方总工程量达13.35亿立方米。这些工程完成后，排洪入海能力由4620立方米/秒扩大到24680立方米/秒，提高4.43倍；排涝河道入海能力从414立方米/秒增加到3180立方米/秒，扩大6.68倍。根治海河工程使河北省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低洼易涝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处于九河下梢的天津市和京广、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也从而基本免除了洪水的威胁。当年经常受灾地区的干部、群众，至今仍然津津乐道根治海河所带来的巨大的好处。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94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1)

    第九卷晚年岁月

    1966年经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70年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挫败了林彪、陈伯达等人的夺权阴谋。1971年彻底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1972年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缓和中美关系，并推动中日建交，从而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1973年起用邓小平。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1976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

    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

    点燃"文革"导火线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一剧，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作。早在1959年，吴晗就根据毛泽东在当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要学习海瑞精神的指示，根据胡乔木的建议，于6月写作和发表过《海瑞骂皇帝》一文。同年9月21日，又发表过《论海瑞》的文章。《论海瑞》写作出来时，已是庐山会议刚开过，吴晗还加上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后来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先生之约，写了《海瑞》一剧。并接受友人蔡希陶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京剧团上演，马连良饰海瑞，裘盛荣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海》剧是写明朝大臣海瑞在任应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的徐阶的第三个儿子徐瑛（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等的故事，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此剧上演后，毛泽东很高兴，还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1962年，江青认为这个戏有"问题"，曾找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此剧，并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江青的要求被拒绝。1963年，江青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很不满意。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扬言"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下半年，江青就在北京找了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接受。于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批判文章。

    文章硬把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年至1962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煞有介事地说："1961年，正是我国内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1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这样一篇肆意制造"罪名"的文章，它的炮制出笼是很特别的。

    由于人们不知道文章的来由和底细，它又是登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中央和各地方报纸的编辑部虽然对它很注意，但大都持观望态度。因而一段时间里，除上海外，全国各报都没有及时转载。后来大多数报纸陆续转载了，北京和湖南仍没有转载。

    北京没有转载，并非出于麻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震惊。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党员、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和著名学者，有违1965年上半年周扬传达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的规定，上海"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此其一。其二，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专门开会研究过转载问题，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由于张春桥严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文汇报》不予透底，北京市委、《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询问均无所获。在此情况下，邓拓决定即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答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定。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95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2)

    1967年毛泽东曾说过："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此话不假。发出信号是为了观察。上海的张春桥等人在观察，毛泽东也在观察。张春桥等人观察的结果，如他在1966年5月所说的：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江青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观察的结果，如他1967年5月所说的："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毛泽东更增加了对中宣部的不满。认为这些事实更证明了他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担心和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看法的正确性。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他指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再考虑一下再说。他要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转载的问题，并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北京市委书记处研究认为：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第四部分"《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从政治上的批判；如必须转载这篇文章，则加上编者按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根据彭真28日的指示写的按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30日《人民日报》转载，根据周恩来、彭真意见写成并修改的按语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报》并将姚文元的文章放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以此表示了不同于姚文元文章的态度。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政治批判的分量更加增强。这场以文艺问题为突破口，以1958年"大跃进"以来包括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四清运动中的分歧问题为内容的批判，使得人们感觉到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但是人们普遍意识不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开始了。

    制定《五一六通知》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等问题上所遇到的来自中宣部、北京市委及彭真等人的强大阻力，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和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开始避开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依靠康生、江青等人帮助他开展这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3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康生指定王力起草1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根据王力的回忆，他所拟的通知只有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以撤销。"这个通知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并要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回忆，他领会毛泽东的意思，也就是要他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即要他做一篇大文章。于是他和王力合作，很快在4月初写出了初稿。

    初稿送毛泽东，他阅后决定成立1个小组来起草通知，并点名陈伯达为组长。

    4月16-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质上是为发动"文革"做准备。毛泽东建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工作，于是起草小组成员纷纷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名义上是为中央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

    据有关资料讲，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完后加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一些话退张春桥……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当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会开到一半，毛泽东还要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又加进了一些话。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96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3)

    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不见了往年必上天安门的彭真。

    如此费力、秘密制定出来的《通知》，应该发挥作用了。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仍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停止、撤销彭真等4人在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中宣部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决定由毛泽东亲笔写在《通知》中。

    5月16日，会议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下，没经过认真讨论就通过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不愧是一篇理论性的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通知》说《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1个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毛泽东在文件中亲笔加了许多尖锐激烈的话。他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个《通知》还根据党、政、军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发出了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信号，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以上所引的一些尖锐字句都是他亲笔加写上去的。作为1个无产阶级党的领袖，毛泽东极为关心他参与缔造的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命运，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和富有远见的。而毛泽东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直赢得了党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他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直至混淆敌我，认友为敌，他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

    《五一六通知》实际上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十年"文革"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人们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墨绿色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跨过长江，穿越黄河，在华北大平原上急速飞奔。

    这是毛泽东主席的专列。

    毛泽东1965年11月去南方巡视，已经接连在上海、杭州、韶山滴水洞、武昌停留了8个月，差不多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北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1966年7月16日，他以73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然后启程返回。7月18日晚，他回到中南海丰泽园。

    得知毛泽东已经回来，刘少奇立即赶去丰泽园，想向他汇报一下工作。可门卫通报后传话说"主席要休息"。刘少奇只得回家，等明天再说。

    从第二天起，毛泽东陆续听取各方面汇报，阅读材料，了解北京和全国的情况。刘少奇除了向毛泽东汇报，还是继续主持例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文化革命问题和各项日常工作。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97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4)

    但是，围绕工作组的争论却越来越大了。社会上，小部分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大部分学生要维护工作组，各不相让。常委扩大会上，陈伯达3次提出取消工作组，同样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在7月22日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还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组恐怕不行。"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尽管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却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

    毛泽东终于表态了。7月24、25日，他连续两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对毛泽东的表态，"中央文革"小组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

    7月25、26日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在东操场举行的两次万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大会上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声称"毛主席1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宣布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搬掉这个障碍物"。27日，他们又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揭批工作组大会，当场宣布罢免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职务、撤销工作组。康生在大会上还公开放出"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奇闻，借以蛊惑群众。

    形势急转直下。

    消息像旋风般传遍北京大中学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反工作组立即成为合法而又时髦的行动。学生们再度躁动起来，在学校内外掀起阵阵狂潮。

    工作组是肯定留不住了。7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下达文件。

    7月29日上午10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上万名师生挤满了整个3层大厅。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大会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他首先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宣布由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邓小平讲完后，由周恩来讲话。

    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说：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三种情况。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来表达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心情。

    接下来，是刘少奇讲话。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走出来，接见全体师生代表。

    当上万名满怀热情的青年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扩音器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

    工作组撤销了，可毛泽东对运动情况仍不满意。他认为前一段运动走了弯路，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了下去，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做一次发动。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全体大会的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按惯例列席会议。与往常不同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聂元梓等也列席了会议。

    8月1日下午2点45分，出席会议的人员都已到齐，毛泽东宣布开会。他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现在请小平同志宣布几件事情。"邓小平也用简洁的语言报告了会议出席人员情况和议程。接着是刘少奇作报告。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98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5)

    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的身份，向全会汇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后半部分，他讲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开始频频插话，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刘少奇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正式写了1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有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最后我也发言，说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毛泽东插进来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1个命令就撤了。"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刘少奇只得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插了一句。

    场内静寂无声。人们屏息静听着两位主席的不寻常对话。

    刘少奇继续说下去："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毛泽东再次打断了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1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这天的会议共进行了两个钟头，下午4点40分散会。

    8月4日下午，按原定计划，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刚坐下，有关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开小组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第二天，毛泽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写了一篇异乎寻常的文字：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犹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波浪。密云不雨的局面终于被打开，形势急速发展。

    8月5日下午，刘少奇按原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回家后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8月6日晚，林彪结束休养从大连飞抵北京，直接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原定计划5天开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能如期结束了。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99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6)

    弯子实在拐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态，狠揭猛批，用词刻毒。

    在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会外的活跃角色。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然而并未完全如愿，陶铸第1个拒绝了她。结果，谢富治放了头炮。

    8月12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在这天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名单的选票上画了圈，投了票。

    重新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对林彪却仍称他副主席。这样，林彪实际上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没多久便明文称他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检阅百万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从凌晨1时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在统一指挥下，陆续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广场正前方安排的是来自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师生，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站着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这天，主席睡不着觉，清晨5点多，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主席便穿上军装准备出发。当时，我们（指陈长江等）没有给主席准备军衣，临时决定找来一中队干部刘云堂的军装，给主席试穿。刘是个大个子，他把仅有的一套干部新军装拿来了，主席一试正好。主席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身着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时，广场上已坐满了人。当主席魁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整个广场一片沸腾，人们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上空。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上缓缓走下，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主席边同群众握手边微笑向群众招手致意。我们跟随主席向广场中间走去。周围的群众纷纷站起来，把我们围在广场中间，前进不成，后退不行。我们身后跟着几部汽车，公安部长谢富治站在车前高喊："我是公安部长，请同志们让主席走。"尽管他扯着嗓子喊个不停，但无济于事，因为喊声早被淹没在人们海啸般的欢呼声中了。我们10几名警卫人员一直寸步不离主席，紧紧围在主席周围，以免人群冲撞主席。当警卫团的机动部队和卫戍区机动部队联合清出一条路后，主席才安全回到金水桥畔，主席一再挥帽向激动万分的红卫兵致意。当主席重新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广场再次沸腾起来，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0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林彪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周恩来总理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稿，都经主席审阅过。大会结束后，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不时地向群众招手致意。而游行群众的眼睛都在寻找主席的身影。虽然，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都有过这种场面，但此时此刻人们把能亲眼见到主席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游行队伍似潮水在天安门前翻滚，源源不断地流过，主席始终站在城楼上，不曾休息片刻。这时，一名红卫兵走过来，把写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在主席左臂上，主席没说什么，就默默地接受了。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0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7)

    当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会见观礼台上的代表时，广场上的人流立刻骚动起来，很多人都停下不走了，因为他们看不到主席的身影了。于是，主席只好站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广场的观众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又一阵阵地在广场上空回荡。我们都劝主席回去休息。连续接见这么多人还是第一次，担心影响主席的健康。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

    8月31日，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率先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他在接见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政治，触及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周恩来讲话，他说："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这次接见了50万红卫兵，接见情况与8月18日那天差不多。

    9月15日，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此时凡来京串联的人均成了主席请来的客人，都要热情接待。前两次接见后有人提出，看不清毛主席。这次安排百万红卫兵分坐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中间留出8米宽的道路，用12辆吉普车，中间一路四辆分别由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站在车上，缓缓前进。两边各4辆，由我们警卫人员乘坐并行前进，不影响两侧红卫兵看清主席。主席站在车上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后来几次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红卫兵能看清主席和其他首长，但是主席已70多岁，其他首长年龄也不小了，一次站几个小时确实很累、很辛苦。我们若指挥不当，还有被包围的可能。有两次接见，在准备换车时，群众拥挤过来，在我们警卫人员和机动部队的帮助下才使主席安全返回。每次这样的接见都是对我们警卫工作的一次检验。

    10月1日，国庆17周年。这天中央首长在中南海勤政殿集中，一起出发到天安门。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民主人士检阅游行红卫兵和各族人民代表。这年与往年不同，没有阅兵，游行成员主要是红卫兵，到12点多游行才结束。这天下午4点多，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到大会堂一一八所开会。由于晚上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灯火晚会，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要一起上城楼与大家共同欢度国庆佳节。于是7点多，我们便随主席从大会堂西门乘车到大会堂西北角，即南长安街南口，准备到天安门城楼。可是车刚行驶到南口，红卫兵和群众便拦住车要见毛主席，我们车一停，后面其他首长的车也被堵住，前进不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万人之中。当中央警卫团领导带机动部队赶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车队得以解围。

    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接见红卫兵时，主席改用敞篷吉普车，在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11月的北京天气渐冷，涌入北京城急切盼望见主席的人骤然增加，有的排队等不到火车、汽车的人就步行千里到北京，各方面压力很大，吃住都困难，而且天气又冷，很难办。

    周总理请示主席："你不见，他们不走啊。"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嘛。"总理担心地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主席和总理决定，11月25日、26日两天全部接见完。两天安排300多万人，谈何容易。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和西郊机场都安排满了。一天150多万，连续两天，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分乘吉普车接见红卫兵。由于在车上站的时间太长，有的首长下车后，脚都走不了路了。

    从主席的言谈话语中，我隐隐感觉到主席接见红卫兵有时是不情愿的，而是红卫兵逼着主席非见不可，不然就不走。因此，有时接见就成了主席的一大负担。

    一次，主席对我讲："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我见主席面有倦容，便不由地问道："昨天见了，今天还要见？"主席说："累也要见，不然娃娃们不走，你有什么办法。""这是逼上梁山呀！"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共有1100多万人次。像主席乘敞篷吉普车接见上千万红卫兵，我每次仅能带20多人，分坐在两边车上保卫主席，真正遇到群众拥挤和包围，就很难办。好在8次下来，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出现大的纰漏。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1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1)

    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

    大闹怀仁堂是阳谋，不是阴谋1967年1月6日，杨成武奉毛泽东之命给徐帅打电话，请徐帅去总参五所面谈，有要事报告。徐帅随即驱车到总参五所见到杨成武，见面后，杨成武赶紧向徐帅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由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尽管徐帅人很老实，但此时此刻，徐帅还是没有答应，因为他知道这事实在难以胜任。杨成武说："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徐帅一听是江青提议更是摸不清头脑，简直是莫名其妙。自己与江青素无瓜葛，她怎么会提议我呢？没办法，既然毛主席决定了，只好硬着头皮干吧。不过还得找机会问个究竟。

    终于有一天，徐帅见到毛泽东。"主席，这副担子我实在挑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吧。"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等。

    事情不出徐帅所料，这副担子的确不好挑，但这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与期望。

    上海的"一月风暴"以后，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夺权运动的高潮，地方一片混乱，军队也未能幸免。林彪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造反派冲击军队，军队领导同志被揪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当然不能坐视这样的现象而任其发展下去，采取了种种措施保护军队的一些老干部，竭力保持军队内部的稳定。于是，徐向前找到了当时的军队负责人林彪，要求搞1个规定以制止越来越混乱的军队局面。作为军队的实际负责人，林彪明白，如果军队真的也像地方那样乱得不可收拾，那么他向毛泽东也不好交待。所以，当徐帅提出了这个意见后，林彪马上同意，当时就搞了"七条"规定，后来征求了中央"文革"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的意见加了一条即形成了"八条"规定。

    1967年1月28日下午5时，徐帅随林彪带着"八条"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地汇报。这时的"文革"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进行，"大乱才能大治"这就是他的基本思想。地方普遍乱起来了，军队也有所触动，但是军队是绝不能搞成地方那样的，否则"支柱"也就"支"不起来了。军队造反、夺权、揪走资派的一些报告陆续送到毛泽东手里，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毛泽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他看来，有些事情无疑是搞过头了。所以，当徐帅随林彪把稳定军队的八条送给他审批时，他马上在"八条"上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显然，毛泽东对于徐帅的工作是满意的。

    形势发展得很快，《八条命令》虽然公布了，但是林彪等人并不甘心，在他们的遥控下，冲击军队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北京军区的杨勇、廖汉生，总政治部的萧华等继续被揪斗、挂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军队的高级领导人的家连连被抄。当叶剑英、徐向前等尚能在台上继续工作的老帅知道这一切后，满腔怒火难以压抑。

    1967年2月8日，周总理在怀仁堂召集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周总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中央"文革"有陈伯达、康生等人。会上，展开了激烈斗争。13日下午的碰头会上，老帅们再次同陈伯达、康生一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叶剑英指着陈伯达，毫不留情地质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问得陈伯达瞠目结舌，支吾半天，说不出名堂来。这时，徐帅也气得直拍桌子，责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这时，坐在陈伯达旁边的所谓"理论家"的康生，不忍中央"文革"的人处于一种靶子的地位，叫嚷道："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会议不欢而散。16日下午，在怀仁堂举行的碰头会上又进行了一次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事情的起因是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借口要同上海的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一听就火了，立刻打断了张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我面说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这时，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这时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陈毅接着说了延安整风，他和周总理都挨过整。陈伯达、康生乘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会后，张春桥等人去向江青汇报，炮制了一份黑材料，恶人先告状给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陈毅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立刻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回来不成？"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事件明确表了态，江青一伙当然非常得意，马上掀起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矛头直指军委的一批老帅。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2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2)

    徐帅当然逃脱不掉，而且是首当其冲被批斗的1个。陈伯达在3月份于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还说"二月逆流"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等等。康生说："徐向前带头冲击林副主席住地。"在高层领导内部批斗徐帅时，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陈、徐、叶的大标语，满街张贴。军内"造反派"200多人，多次抄了徐帅的家，门窗玻璃被砸碎，室内翻得一塌糊涂，徐帅多年保存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也被抢走。江青公然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1967年7月29日深夜，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派手下的一批喽又抄了徐帅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幸亏徐帅的秘书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及时指示：（1）所进入人员全部撤走；（2）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3）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这样，抄家的风波才告平息。

    不久，八一建军节快到了，林彪集团为了彻底打垮几位老帅，便竭力不让几位老帅出席八一招待会，而周总理用心良苦，竭力想让几位老帅出席招待会，这样多少可以平息社会上的一些风波。为此，周总理与中央"文革"的人争论了一下午，最终还是没有说服他们。没办法，只好请毛泽东裁定，毛泽东看了名单后指出：八一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毛泽东的指示不仅保护了几位老帅，而且也打击了林彪集团的气焰。

    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不久，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实际上是由萧华主持，可徐帅仍挂着组长的名，鉴于当时复杂的情况，徐帅再一次决定向毛泽东辞职。9月16日，徐帅与叶帅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写出了辞职报告。报告力陈自己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深刻检讨了自己没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再一次诚恳地请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徐帅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近1个月后，毛泽东才批了下来："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之后，林彪集团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九大上夺得更多席位，以便今后夺权尽可能合法化，林彪一伙继续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动力量批判徐帅等人。他们采取了"分散力量，小组批判"的方法，将朱德、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分别编入不同的小组，进行围攻和批斗。徐帅被编入第五小组即西北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林彪的得力干将邱会作也编在这个小组，他们积极密谋，把本来清楚的历史旧案都翻了出来，诬蔑徐帅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之一"，"反党、反毛主席"等等。由于小组的一些同志对许多历史事实并不很清楚，再加上黄永胜、姚文元等人的强词夺理，从而造成了一些同志的迷惑，乃至被迫同意黄、姚等人对徐帅的不实之词，这对于日后九大召开，徐帅只得808票不无关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徐帅等一批老帅被安排在右面，而中央"文革"的人坐在左面，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中央"文革"的人坐在左面，这显然是"革命派"，而徐帅等人是右派，自然是"专政"的对象。

    林彪集团的这种阴谋自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尽管，他对于这批老帅是有些意见，但是，他从内心并没有想把像徐帅这样的人怎么样。于是，毛泽东便在大组召集会上，把他的一些想法讲了出来，他虽然也批评了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但讲话精神是肯定这些老同志的行动是"阳谋"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他从党的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谈起，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进而谈到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等等。林彪集团当然不敢公然违抗主席的意见，但他们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许多手脚。同时又在小组会上，继续搞反击"二月逆流"。这样一来，许多人或因不明真相，或慑于林彪集团的淫威，只好少投或不投老帅们的票。林彪集团用心良苦，当然选举的结果是基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老帅们自然弄到很尴尬的境地，徐帅搞得最狼狈，1500名代表投票，徐帅得票最少，仅得808票。事后，徐帅自我解嘲，笑道：这次会议得了"五个鸡蛋（808）。"党的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得到大大的加强。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12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九大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林彪集团势力达到了顶峰，而徐帅等共和国一批开国元勋差不多都暂时退出了政治舞台。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3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3)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受到比较重的打击，大病一场。随着对林彪事件的不断揭露批判，毛泽东对于当时与林彪集团斗争的一些老帅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不久，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大病初愈，坚决要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连称"陈毅是个好同志"，"二月逆流不要再讲了"。

    1973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参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的全体同志。毛泽东背靠在沙发椅上，他的左面是朱老总，右面是新起用的邓小平，周恩来、徐向前等人依次站在毛泽东的右后侧。接见开始，毛泽东拍拍朱老总的肩，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随后毛泽东看了看身后的徐帅，他把自己那只宽厚有力的大手伸过去，握住徐向前元帅的手说："好人，好人！"毛泽东对徐帅这句简单质朴的评价，其实真正表达了毛泽东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徐帅的深厚情谊。

    不能把人往死里整"文革"初，傅崇碧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那时，正是1个动乱的年代。"四人帮"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这些老同志。身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担负起保护老干部的重任。

    当时，傅崇碧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同江青、林彪抗争，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有时做得比较巧妙，有时做得不那么巧妙，因而常被江青一伙责骂。

    一天深夜，傅崇碧又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

    周恩来满脸倦容，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他把一张纸递给傅崇碧，说："这些同志正受到冲击，造反派中的坏人要抓他们，揪斗他们，要想个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傅崇碧看看总理开列的名单上，有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30多位部长以上的干部，他已掂量出手上这张纸的分量。

    "东高地的营房比较背静，也安全。先把他们转移到那里行吗？"他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并且指着地图上这片营房的位置请周恩来看。

    "我看可以。要保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要快办。"傅崇碧点点头。他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让他们吃干部灶，安排他们打好扑克。"周恩来又叮嘱一句。

    傅崇碧接受任务后，很快调了3辆汽车和几十名精干的警卫战士，亲自给他们交代任务，要他们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把分散居住在北京城内小胡同里的30几位老同志接走。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这些同志惊醒之后，很多人以为是红卫兵来抄家。警卫战士无法跟他们做详细的解释，就把他们拉上了汽车。

    3辆汽车开着雪亮雪亮的灯，在黑暗中映出一条亮堂堂的路，载着几十名受冲击的老同志，进了东高地卫戍区某部的营房。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在这时候才明白了怎么回事。两天之后，傅崇碧又到东高地营区内，对这里的负责同志说："第一是要保证安全，第二是要搞好伙食。搞不好，就找你们！"东高地的事情刚刚安顿好，傅崇碧接到"中央文革"的电话通知：立即到钓鱼台开会。

    轿车飞驰着进了钓鱼台东门，停在那座灰色的小楼前。

    走进会议室，他就察觉到气氛不对头。屋里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他们似有什么急事，等着他的到来。

    傅崇碧进屋敬了个礼，就听陈伯达叫了一声。他说什么，傅崇碧没听清，这个人的话极难懂，和他说话，必须全神贯注。即使全神贯注，有时还是不能全听清楚。

    "你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看他咄咄逼人的样子，傅崇碧反问一句："哪些人？"江青站起来，说："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老反革命都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傅崇碧沉思了片刻后说。

    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姚文元大声质问他。两只金鱼似的眼睛，像是生了气的蛤蟆，一鼓一鼓的。

    "我的确不知道。"康生眼镜下面，一双阴险的眼睛闪着凶光。他把手往茶几上重重地一拍，说："他们到哪里去，你应该知道！"陈伯达连唬带诈地说："不要以为你神不知鬼不晓的，我们早知道了。你说，谁让你把他们转移的？是谁？"傅崇碧拿起杯子喝了口水，点了支烟。他想，让他们去吼吧，让他们去诈吧。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沉默也是一种斗争方式。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4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4)

    康生更恼火，说："你必须把他们交给革命群众！交给红卫兵小将！""你必须说出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江青走到与他只有一步远的地方，指着他的鼻子嚷叫："傅崇碧，你必须交代，是谁叫你这么干的？""上边。"他被逼急了，吐了这样两个字。

    "哪个上边？'中央文革'？天大的笑话！"康生阴险地冷笑道。

    傅崇碧又燃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他有些紧张，既不能供出周恩来，又要向这些张牙舞爪的人交账。可真为难。

    江青像泼妇一样喊起来："傅崇碧，我看你就像个死硬的保皇派，保那些老反革命，你保他们，绝没有好下场！"他打定主意。任你们怎样批，怎样骂，怎样吵，决不把周恩来抬出来。大不了这个卫戍司令不干了。当初就没想干，要不是毛主席亲自下令，我还真不干这角色哩！周恩来抖着一沓文件，说："这么多的文件等着我们讨论，先讨论文件吧。"……第一天江青他们没问出结果，第二天开会，江青他们继续对傅崇碧进行围攻。可巧，还没讲几句，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找傅崇碧。

    傅崇碧走出门的时候，江青还严厉地说："不要以为这就没事儿了，回来后还是要讲清楚，讲不清楚不行！"走出大楼，傅崇碧才发觉自己头上冒了汗。多亏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否则，僵持下去，真不知是个什么结果。

    毛泽东在休息室内接见了他。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崇碧同志，吃饭没得？""吃过了，主席。""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毛泽东又问："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毛泽东说完，又吐出一团烟雾，好似沉思，许久没有说话。忽然，他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给我看看行吗？"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着这幅图，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这才坐正了，继续提问题："红卫兵还斗干部吗？""斗得很厉害。""怎么个厉害法？"傅崇碧猫起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1个铁牌子，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了叉叉"。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又问："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傅崇碧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胡耀邦发着高烧还被揪斗……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他们怎么样？"傅崇碧趁此机会，把周恩来布置的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你们做得对！"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又对秘书说："告诉'文革'，不能把人往死里整！"傅崇碧赶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你怕什么？"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为转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呛。""谁批你？"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不要怕他们。"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第二天晚上，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傅司令员，江青同志请您到她这里来一趟。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5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5)

    傅崇碧想：去就去，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讲，还有什么火要发。

    江青没有发火，而是很"亲热"地招呼他："崇碧同志，快来坐。"——这个女人反复无常，像阴历六月的天气，高兴时挽起你的胳膊，一口1个老同志；发起脾气来捶胸顿足骂娘骂祖宗，开口闭口以"老娘"自居。

    "昨晚主席找你去，都谈了些什么？""没谈什么。"傅崇碧轻描淡写地答一句。

    "总不能啥也不谈吧？""主席问问现在北京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情况。""哪有什么武斗？"江青对这个字眼儿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主席还问了问游街的情况。我都如实向主席做了汇报。""没有说别的？""没有。"傅崇碧已经有了些对付这伙人的经验。

    "那好，走吧，到8号楼。他们可能在等了。"江清说着走出门。

    "中央文革"的全体人马早已在会议室内等候了。周恩来正和什么人通电话，当江青和他走进来时，周恩来把电话挂了。

    康生本不是打头阵的角色，今天，他破例先朝傅崇碧发问："昨天的事情没讲完，今天你要讲个清楚、明白！"傅崇碧心中有底，一点儿也不着急，坐在沙发上，摘下头顶的军帽，没有立即回答康生的问话。

    江青的脾气好了许多，语调也不像往常那样高，说："康老问你，你就把情况讲出来，讲出来还是好同志。"傅崇碧把全场的人都看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有什么不清楚的？""不要搞这一套，你想当死硬的保皇派是不是？"陈伯达又来威胁他。

    傅崇碧端起茶杯，品了口泡好的香片，不理他的话茬儿。

    "是谁让你这么搞的？"又是声色俱厉的质问。

    "上边让搞的。""上边？哪个上边？"傅崇碧只顾自己喝茶。

    康生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吼道："你讲，你必须讲！不讲不算完！"傅崇碧真火了。他把茶杯重重地一放，大声说："我讲？我讲什么？你们问主席去嘛！"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陈伯达焦急地问："问主席？为什么问主席？""主席叫弄的！我讲上面，你们非要我说，你们问主席去吧！"紧张的气氛顿时转入缓和。

    周恩来说："你们这些同志，都不要激动嘛，有话慢慢说。"江青看着风头不对，急急忙忙改变议题，宣布："开会，开会。"她指指傅崇碧，"坐下，你也听。"傅崇碧看着"中央文革"的几位，无一不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瘫坐在沙发上，有的低下头装作看文件。他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傅崇碧走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周恩来跟了上来，说："坐我的车走。"上了汽车，周恩来的神色很严肃。等汽车开出钓鱼台，周恩来问："你今天是怎么搞的？"傅崇碧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说："主席表扬你，说你做得好！"周恩来伸开双臂，舒展了一下身体。傅崇碧听到周恩来深深地出了口气，看到他脸上露出过去常见到的微笑。

    事后，傅崇碧想：这事情，等于在毛主席那里告了江青一伙的状。他们要彻底"清君侧"，不会允许别人接近毛主席，他们对不顺从自己的人不会善罢甘休。

    要在革命原则下实现大联合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要烧毁一切的气势，在长沙的大街小巷里燃烧着。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长沙举起了旗帜，什么"永向东造反战团"、"誓卫东司令部"、"红色怒火"、"万山红遍"、"工人红色造反者"、"东方红总部"、"东升战团"、"工联"、"高司"、"湘农"、"917联委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组织，一旦树起杆子，便浩浩荡荡，游街串巷，寻找"革命"的对象，各组织之间，一旦有某些观点不相合，便发生派战，进而发展到火拼。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发展状况，周世钊难于理解，特别是他眼见着一批又一批党的好干部无缘无故地被造反派揪着游街、批斗，心里很不是味道。在运动开展后不久，他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北京见面，陈述他对于运动的看法。但毛泽东回信说，不必来京，问题总会获得解决的。周世钊知道在天下如此大乱之际，毛泽东一定是很忙的，也就作罢。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6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6)

    但"问题"并未获得解决，整个"运动"，更像脱缰之马，发起疯来。整个长沙市，派别林立，高音喇叭均以最大的音量在呼喊着"血战"的口号。街市上，不时有枪击声，一些死于非命的统计数字在滚雪球般地增大着。面对着这些情况，作为副省长的周世钊忧急如焚，感到国事已不可收拾，同时也为自己日益显得危险的状况担忧。

    1967年6月6日，长沙发生了震惊湖南的武斗流血事件。

    "六六惨案"让每1个长沙人都震惊。周世钊更是紧张异常，夜难成寐。他的秘书陈明新（这是一位尽责尽职的秘书，可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他精心的工作使得周世钊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见到这种情况，冒着风险去湖南省军区，找到了负责人龙书金，并通过他才买到了2张去北京的飞机票。

    周世钊到北京后，通过王海容的联系，毛泽东于1967年6月17日约见了来京已8天的周世钊。

    "元兄，我们也是好久不见了，上次回信让你莫来北京，你还是来了。现在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还好吗？"毛泽东见面后，拉着周世钊的手问道。

    毛泽东这一问，周世钊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苦辣酸咸之感一齐涌了上来。

    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地处长沙市教育街的湖南省人委大院里，便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因为地处市中心，交通联络方便，这块地方成了各造反派组织争相驻扎的"宝地"。由于这里住有不少副省长，且副省长家一般住室都比较宽松，几乎每家都驻扎了一两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作为副省长且有一栋2层楼小洋房的周世钊家，自然也成了尚未驻扎进来的造反派组织盯住的目标，几乎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要求进驻。面对这些造反派的无理要求，周世钊的秘书陈明新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其周旋。有关这些情况，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周世钊的交往》中有详细的披露。他写道："每个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来要求进驻时，我都是以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一是讲周世钊年岁太大，身体不好，如果你们进驻他家，对老人的生活必有诸多不便，这是对老人的不敬；二是如实告诉他们，周世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班老同学，现在是毛主席最要好的朋友。如果你们的司令部进驻他家，对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不利，他就会上书毛主席，就会要麻烦毛主席，这对毛主席是不忠。许多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经过我用这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之后，一般都同意不进驻周世钊的家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会在这"两条理由"面前退步，"湘江风雷"便不买这个账，是陈明新同志巧与周旋，又是请几位闯入家中的"风雷"人员吃饭，又是与该组织的领导人"谈判"，最后才让"湘江风雷"放弃了进驻的打算，为此，周世钊对陈明新非常感激。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升温，抄家风如瘟疫般地蔓延着。省人委大院的头头脑脑的家几乎都被造反派抄查了，周世钊的家也自然逃脱不了厄运。陈明新虽然以他的机智和勇敢拦住过造反派进驻周家，但以他的力量却无法挡住抄查者的闯入。他仍以那"两条理由"向造反派陈述不能抄周副省长家的厉害。但一切都徒劳，红卫兵们"破四旧，立四新"的干劲和决心太大了。结果，抄走了周世钊家的现款和存折1万多元，以及一些旧书、衣服之类的东西。望着红卫兵们东抄西查、打家劫舍后扬长而去的背影，周世钊内心感到几分凄苦，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怎么像做噩梦一般呢？现在，毛泽东见面后问到这些，周世钊真是一腔苦水，无处倾倒啊。他只有埋怨地说："唉，好什么哟，红卫兵抄了我的家，钱也搞去了，书也弄走了，连好一点的衣服之类的居家用品也抄走了。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毛泽东见周世钊一腔愁苦样，打趣似的说道："哎哟！红卫兵也真的不简单啊！像你这样一位堂堂的副省长，他们也敢去抄你的家啊？！"毛泽东见周世钊心情沉重，转换了一下语气说："老同学啊，没有关系的，钱嘛，让你的秘书去找红卫兵要回来就是了。那些书抄走后很可能搞散了，这倒是麻烦事，看来归回来也不容易哟。"毛泽东在房中踱着步，继而说："这样吧，书的问题，由我来负责赔偿好了。"毛泽东坐下后，有几分惊疑地询问道："在这么乱的时候，怎么到北京来的？"周世钊便将陈秘书如何托人买票，又如何离开长沙的经历说了一遍。毛泽东思考着不时地点点头，话题越扯越开。周世钊趁此陈述了湖南长沙的"文化革命"情况及其个人的看法。让周世钊感到吃惊的是，在讲到长沙的"六六惨案"时，毛泽东竟是了如指掌，仿佛他到过现场似的。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7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7)

    周世钊吃惊地问："主席，您怎么比我还了解得清楚一些啊？！""怎么我就不能了解些情况呢？"毛泽东见谈话气氛一直不甚轻松，有意开玩笑似的说。见周世钊笑了，毛泽东接着说："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是有人向我汇报情况的。"毛泽东又指了指他的办公桌说："你看，我这张大桌子上都堆了些什么，不是一大堆的各种小报吗？告诉你吧，有些情况，我也是从小报上看到的，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们长沙的'六六惨案'这些细节呢？"周世钊在主席的桌子上，果然看见了一大堆各派组织的小报，小报的语言都是爆炸性的。1个组织视另一组织总是敌人，声言要"炮打"、要"火烧"、要"彻底铲平"，让其"落花流水"……毛泽东见周世钊在翻看这些唇枪舌剑的小报，示意他不必细看，并说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运动。用不着争吵嘛，更用不着武斗。""问题是，现在的武斗情况相当严重啊，主席！"周世钊向毛泽东进言道，希望他能发出指示，制止这种混乱现状。

    "武斗现象应该制止。"毛泽东肯定地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周世钊说："湖南的情况比较复杂，武斗情况主要不在工人阶级内部，而是……""这个我知道。"毛泽东接过周世钊的话说："湖南的群众组织很多，但归纳起来也就是两大派嘛，一派叫做'高司'，一派叫做'工联'。'高司'派是以湖南的高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其中当然也有老师，有好多还是中学生以及少数工人和其他群众。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机关干部参加这一派群众组织的占大多数。'工联'派嘛，是以工厂中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它的成员主要是工人，和'高司'的成员构成一样，也有些大、中学生及一些机关干部。是这样吗？"周世钊点头说是。

    "我认为，不管是'工联'派还是'高司'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毛泽东平缓地说："'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嘛。"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将火柴梗上的余火摇熄后放入烟灰缸后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大联合。"毛泽东在这里首次提出文革"派别的大联合"，并非即兴的遣词造句，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文化革命"的发展，一些情况已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特别是武汉地区，一些人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致使武斗现象急剧升级，惨案时有发生。几乎是在长沙发生"六六惨案"的前后，武汉连连发生更恶性的大规模武斗，"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闹得不可开交。虽然武汉军区在6月4日发表了制止武斗的《公告》，但事态并未遏止，对此毛泽东是很忧虑的，他希望能尽快地制止这些流血事件，实行各派组织的"大联合"。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先后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重申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正确对待干部"。报刊上也加强了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毛泽东领导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于制止局势继续恶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大树特树"出笼前后说到"杨余傅"事件，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至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在林彪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4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8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8)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

    小吴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9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就打来电话："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那篇文章我看过也修改过，我认为应该用你的名字发表。"杨成武愣了一下，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的名字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杨成武感到为难地说："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义发表嘛……""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义发表代表军队。"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话不投机，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电话挂了。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陈伯达同志改过的，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他给我打过电话。"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谁的意见？""101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1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义发表，这总不大合适。""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1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义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9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9)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的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三十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1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期间，毛泽东又在他的老家，湖南韶山铁路通车时，要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12月26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的错误的严重性。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1968年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我的床底下，压了1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林彪在3月24日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七二○事件"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的局势已发展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武汉地区的运动形势，由于"中央文革"的策划操纵，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直接插手，使"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最终爆发了武汉"七二○事件"。

    是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支左"，介入运动，为了稳定军队，稳定局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同志，亲自登门找到林彪，提出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队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同意下发1个文件，当即拟了七条，报请毛主席审批。经毛主席提议，又提交给我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中大家又提出增加严格教育子女一条，将原来的七条变成了八条。经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在会议期间，有一天，毛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当时我（指陈再道）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10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10)

    会议结束后，我和政委钟汉华同志回到武汉，军区根据毛主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军委八条命令"的指示精神，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并又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军区领导还分头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迅速得到扭转。然而，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少数造反派头头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关注"。军区经过努力出现的好形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

    3月中旬，我和钟汉华政委又奉命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矛头直接指向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意在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继后，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军委十条命令"。这两个东西一出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人被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他们违反中央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这时，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又公开讲"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江青的公开表态，使武汉地区的局势更加激化。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长，当我们回到武汉时，武汉的形势已是混乱不堪了。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武汉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

    我们回到武汉军区后，首先听取了军区"支左"工作的汇报，肯定了工作成绩，分析了武汉地区的形势，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采取各种措施，解脱面临的困境。根据当时的形势，武汉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

    然而，这个《公告》发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因而闹得更凶。"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来电说，中央近期要在北京听取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关于武汉问题的汇报。武汉军区很快就做好了准备。

    面对这种局面，毛主席十分关心，他在北京对周总理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7月10日，周总理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毛主席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并且可能要到长江游泳。后来我们得知，毛主席此行，是要视察大江南北，第一站选在武汉。接完电话后，我们立即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对于各个群众组织的游泳活动，也一一做了安排。

    7月14日早晨，周总理乘专机抵达武汉，为毛主席打前站。当晚毛主席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这是毛主席在武汉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周总理住在宾馆的百花一号。这天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也从四川赶到武汉，他们住在百花二号。考虑到武汉地区形势比较复杂，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我和钟汉华政委住进了宾馆的乙所。

    武汉的7月，没有一丝风、一丝凉意。昼夜温差变化很小，热气笼罩着每个角落。我走在树木遮掩的林阴路上，就像走进蒸笼里，立即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路边上，各种树木花草的叶子曲卷着，仿佛它们的生命也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7月15日和16日这两天上午，毛主席召集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在梅岭一号开会。毛主席对处理武汉问题提出原则意见，中心思想是通过武汉军区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尽快促进他们大联合，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为此，毛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毛主席要周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11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11)

    接着，周总理召集会议，听取武汉军区"支左"情况的汇报。周总理在汇报会结束时讲了话，这个讲话的提纲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周总理强调，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搞好团结，周总理还建议我和钟汉华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武汉军区"支左"的有关事实。1967年初，鉴于湖北省党政领导机关瘫痪，武汉军区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支左"指挥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当时，武汉的形势混乱不堪，各种矛盾犬牙交错。以朱鸿霞为头头的造反组织动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武汉军区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行为。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军区"支左"方向问题的争论，由争论而引发的矛盾，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介入，变得更加复杂化。而"中央文革"小组则认定，武汉军区在"支左"大方向上犯了错误。

    7月18日晚上，周总理带领我和钟汉华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地梅岭一号。毛主席正在客厅里等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厅里，坐在毛主席的对面。

    毛主席兴致很好，显得很热情。一看见我们就站了起来和我们握手，并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

    没有说客套话，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切入议题，问道："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当时我的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笑着解释说，显得很轻松，因为在毛主席看来，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了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笑着给我出主意。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显得很沉重，显然，他为武汉以及全国各地迟迟不能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而担忧。

    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毛主席明白了我的意思，在那种政治气候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要被打倒的，至于做工作那更是天方夜谭。他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毛主席沉静了片刻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一概打倒。"毛主席讲到这里，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1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防止因情况不明发生意外。

    谢富治和王力阳奉阴违，当着毛主席的面，他们一一点头称是，后来不仅没有去落实这项工作，而且故意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打乱了毛主席的正常部署。

    毛主席还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1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毛主席略为停顿了一下，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的这番谈话在当时条件下，对于稳定形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是根据毛主席谈话精神，各地群众组织进行了整风，实行大联合，从1967年冬到1968年春，社会动乱的局势相对地趋于缓和。

    大约到10点钟左右，我们告别了毛主席。他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到走廊上。

    这时候正巧遇到几位服务员站在走廊里。毛主席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一一同我们握手。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12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12)

    毛主席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毛主席又对我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在相互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在回乙所的路上，我思索着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尽管领会了他的谈话精神，但至于为什么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决定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在周总理当晚返京后，谢富治、王力擅自支一派压一派，激起"百万雄师"和军区指战员的不满，矛盾进一步激化。

    7月20日上午，被激怒了的群众几百人愤愤地冲进东湖宾馆，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我上前力争劝阻，这些人先是对我一阵拳打脚踢，然后又强行将王力塞进汽车拉走了。这一天，武汉地区的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我和钟汉华因此遭到批斗。

    住在梅岭一号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他传话让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几经努力，把王力找了回来。

    当天下午，邱会作携带由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信乘专机抵汉。他告诉毛主席，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他的安全担心，请毛主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一开始毛主席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后来才决定去上海。翌日凌晨，毛主席离开武汉踏上了去上海的行程。

    至于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到了1974年，张春桥在空军的一次讲话中才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实情。他说毛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好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

    7月23日，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要我们到北京去"开会"，对于这次赴京，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在机舱里，按规定，不准随便交谈，只能坐在座位上想心事。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给我定下1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只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渐渐地，前几天毛主席的谈话，又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使我想起历次同毛主席谈话的情景。

    我觉得，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将领是宽厚的，信任的。

    飞机继续航行，我的眼前不时出现毛主席亲切的笑容……飞机到达北京，我被安排住在京西宾馆。从此，等待我的便是不公正的批斗。过了两天，传来了毛主席对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常委复电的批示。原来中央复电在电文中提到我的名字时，没有称我为同志。是毛主席批阅时在我的名字后加了"同志"两个字。毛主席的这则批示，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严酷的岁月。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两个字，他们要整死我，那是易如反掌的。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七二○事件"的真正目的，在于揪"军内一小撮"，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为了实现其罪恶野心，他们把突破口选在了湖北，首先从武汉等军区身上开刀。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玩火者必自焚，最终他们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

    军队是不能乱的1967年底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像一场风暴席卷了共和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大军区相继受到冲击，就连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机关——国防部也在劫难逃……这场风暴，最初是在上海召开的1个军队工作会议上刮起来的。风初起时，它在全国政治气象图上，不过是个小小的低压集。然而，林彪强制公布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却为这个"小小的低压集"提供了推波助澜的环形气流。于是，它急剧膨胀，挣脱羁绊，气势汹汹地发作起来。在北京一些军事学院，造反派们正策划召开批判陈毅、叶剑英的10万人大会；在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学生也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浪潮；在前门一带的大街上，正在散发着攻击朱德和徐向前的传单……这时还有一件著名的篡改历史案：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对忠厚老实的朱德更加不往眼里看，最后竟把朱毛会师篡改成林毛会师图。据说朱德见到了这张被篡改了历史的图画后，气得浑身发抖，他用手杖戳着画上的林彪，然后对着画上属于自己的白马说："我的白马怎么被这家伙偷走了？"林彪还不客气地在小学课本里将井冈山时期"朱德的扁担"抢了过去，成了"林彪的扁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把朱德说成是"1个钻进党内的大军阀"。1967年2月造反派成立的"揪朱兵团"赴朱德故乡四川仪陇县砸毁了"朱德旧居陈列馆"，……而林彪所做的这一切，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老家伙们，交出军权靠边站吧！"这是1个危险信号！"81岁的朱德总司令巡视在一排大字报栏间，感到一股寒气吹到脸上，而他的大脑却因之格外清醒。"应该马上找润之谈谈……"朱德思忖着。然而，就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一瞬间，清醒的大脑同时又提醒他——只能是谈谈，而且要适度。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13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13)

    毛泽东的住宅距此并不远。朱德边走边想心事，不知不觉已走进了毛泽东的院子，倒是正在花径里散步的毛泽东先发现了他，马上迈着大步迎了上来。

    "老总，你怎么亲自来了？"问候中，毛泽东对朱德一大早踏雪登门有些惊讶。

    "我出来看看大字报，顺便弯了过来。"朱德把手杖换到左手，朝冻僵的右手哈着气。

    "那就快进屋吧，玉阶兄，我还看四川的碗碗菜哩。"毛泽东的眼睛里闪出欢欣的笑意。连朱老总也出来看大字报了，说明昔日的老战友还要帮助自己的，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产生了"畅谈一番"的兴头。

    在毛泽东的装饰着柞木镶板的会客厅里，四壁书架上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樟木香味。坐在这里，更像是置身于一间收藏丰富的书斋。不一会儿，服务员给朱德端来一盏薄坯细瓷茶碗，清茶漂溢着香味。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用询问的口气说："玉阶兄，你对于最近的形势有什么想法？"朱德见毛泽东用含糊的口吻提出问题，很想问问清楚，"你指的是哪一方面，是什么问题，"但他没有这样问，却用慎重的语辞来谈自己的看法："润之，从大字报上看，群众对军队有些意见。我认为，我们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否则不会有这样多的群众贴大字报嘛。但是，有些提法好像过火了，军队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啊。""哦，老总，你谈得具体一点。"毛泽东注意起来。

    "比如：'带枪的刘邓路线'，'穿军装的走资派'等等，我觉着有人是想搞乱军队。""老总，你是仅仅感到呢，还是确信？""我认为，润之同志，军队是党的一张王牌，军队一乱，全国就不好办喽……"朱德记得，在去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几次问在座的元帅们："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当时，叶剑英站起来说："主席，我们有5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这张王牌，我们什么也不怕。"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并要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一次军委碰头会，加强军队工作。

    听了朱德的话，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这个反映，我也听说了，军队是不能乱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军队也不能搞特殊嘛！"他把话顿顿，又说："有些人啊，吃饱了饭就要骂人，有什么办法呢？"毛泽东说着，把香烟放在瓷烟缸上，又把它远远地推到一边，好像它是1个完全不需要的、碍事的东西一样。

    朱德知道，这是毛泽东抑制内心不满的习惯性动作。他宽厚地笑了笑，并觉得不应该再说下去了。朱德同毛泽东一起共事数十年，他十分了解党的主席……此刻，在这个长时间沉默的会客厅里，朱德安详地打量着毛泽东；他在沉思，他的目光凝视着窗外，凝视着窗户玻璃中映现的天空，凝视着天空中某个不可企及的远方。朱德明白了——自己谈的意见已经在润之同志的心中掀起了波澜，现在最好是让党的主席沉思下去……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习惯于把世界看成是"小小寰球"——处在充满矛盾和不断变化的斗争状态中的"小小寰球"。因此，他的思维结论，习惯于把斗争看得高于一切——"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老总，"毛泽东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朱德，以坚定的口吻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运动，会遇上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是——"他做了1个横扫一切的动作，"我坚信，这场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军队有些同志还不能理解，这一点，很令人遗憾，请老总帮助他们一下……"朱德走出毛泽东的院子，心里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答案：毛泽东是不赞成搞乱军队的，但也不能容忍不批判"穿军装的走资派"；他反对"打倒老家伙"的口号，但又为这些同志跟不上队而恼火。在这个时候，要求毛泽东只做出一种选择，这是十分困难的，是不可能做到的。

    为邓小平保留下了党籍刘少奇被打倒的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被林彪、江青一伙以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的罪名打倒了。邓小平被打倒，即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也是毛泽东改变中央一线二线分工，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需要。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14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14)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也是在他退居二线以后。毛泽东感到邓小平协助刘少奇在农村搞"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是右倾。在对待三年困难产生的原因上，邓小平也同刘少奇一样，公然认为"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因此，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反对三面红旗。他说过："邓小平耳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他就抓彭真……李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情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1965年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劝毛泽东不要参加会议，更加深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

    在1966年六七月间的50多天里，邓小平支持刘少奇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驻工作组，毛泽东更是认为邓小平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因此，毛泽东决定把邓小平从中央第一线上拿下来。为此他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既是对刘少奇，也是对邓小平进行内部批判。林彪、江青借机在社会上鼓动打倒邓小平。然而，毛泽东此时并没有将邓小平彻底打倒的意图。在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对邓小平寄予不同于刘少奇的厚望，他十分满意邓小平在会议上的检讨，并希望邓小平在"补过自新"之后，"积极振奋"，重新站起来干革命。

    1967年7月，在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批邓高潮中，要去南方视察的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境放心不下。为此，他指示中央文革成员，对犯了"路线错误"的邓小平，批还是要批，但不应过分！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他说：对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了，但毛泽东为他保留了党籍。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15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1)

    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

    九届二中全会风波1970年8月18日下午2时，我（指汪东兴）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19日到达九江市。我们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

    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看书和休息。

    我从8月19日上庐山后，就投入到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了。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做了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康生说："修改宪法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一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康生推说："宪法修改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毛主席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毛主席说："原来这个下放，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周总理接着说："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周总理是说1970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

    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毛主席听了摆摆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工业上既要依靠专家，包括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

    林彪跟着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陈伯达随声附和说："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谈完经济问题后，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

    周总理提出："还有党代会的问题。"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毛主席说："党代会不仅是从下到上开，有的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康生说："两个办法都可以。"周总理分析说："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毛主席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毛主席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8月22日晚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安排的意见。

    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些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这时，江青打断周总理的讲话，说农业生产没有下降。周总理说：我讲的是工业。当周总理谈到解决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时，康生插话说：日本侵华时，南北交通中断了，那时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们还不知道。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

    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碰头，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毛主席于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题目中用"一点意见"，我看是针对林彪在这里说的"讲点意见"的。）林彪提出讲话后，周总理、康生就说："那好吧，你先讲。"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3人讲吧！"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坐。毛主席宣布开会，林彪首先讲话。

    林彪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1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1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林彪翻来覆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1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1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的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16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2)

    林彪讲完后已经4点半了。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声调。

    周总理见状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毛主席宣布散会。

    这天晚上，周总理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开会，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8月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进行讨论。

    8月24日上午8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听林彪的讲话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一共播放了两遍，11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我让王良恩同志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8月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8月24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他说："是。"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

    陈伯达打印的几条语录如下：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21页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9页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82页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的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8月24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会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进行大肆煽动。

    下午3点钟，陈伯达来参加华北组的会，他来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他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1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了。"陈伯达讲的一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替他作翻译，他讲到"手舞足蹈"时，还动手动脚地比画着。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17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3)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反对在宪法上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可是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待毛主席思想的态度，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这次全会上他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这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黄永胜那时虽然留在北京，但他也准备好了与他们一样内容的书面发言稿。

    陈伯达和吴法宪、叶群这伙阴险的伪君子，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发言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在讨论修改宪法时，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

    1970年3月初，毛主席在武汉视察期间，曾接到周总理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提要"比较简单，是提纲式的，讲了修改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周总理在信中提到新宪法当中是否要写设国家主席一章，并说他们提议应设国家主席，由毛泽东同志任国家主席。毛主席看过后，3月7日找我谈话，明确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他还要我第二天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意见。8日，我到达北京，当天就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听完后说，明天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你向政治局传达。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讨论的时候，与会者都表示同意主席的意见。林彪借口有病经常不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林彪也未参加。主持会议的周总理指定叶群把主席的意见和会上讨论的情况面报林彪。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听说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激烈。我陪毛主席在外地时，经常接到周总理反映这方面情况的电话。不久，周总理又写来一封信，信中附有2本宪法修改草案，一本送给毛主席，一本是给我的。周总理事先在电话中把在怀仁堂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对是否设国家主席争论激烈的情况告诉了我。我把总理的信送给毛主席时，转报了周总理打电话讲的内容。毛主席听后又一次重申："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过。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18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4)

    4月11日，林彪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12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讲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还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7月中旬，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情况时，又讲到一些人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要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此后，在庐山开会期间，即8月25日政治局会议开会前，毛主席分别找林彪和周总理谈话，都谈过不要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上，毛主席还严肃地说过："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主席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毛主席先后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话。毛主席的想法、意见和决心应该说再明白不过了。

    可是，林彪在野心的驱使下，一意孤行。据吴法宪后来交代，5月中旬，林彪同吴法宪谈话时还在强调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并要吴法宪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宪法要写上国家主席一章。7月间，叶群还向吴法宪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充分反映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实图谋。

    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没有认真考虑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8月24日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我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我印发给常委的语录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还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我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8月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受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个小组煽动性的发言的影响，上当受骗了。

    8月25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出来了，这个简报中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大量刊登了我的讲话内容。这个简报印前没有给我看。

    8月25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他那里，我吃完饭就赶紧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第六号简报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我很气愤。"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都拥护您当国家主席。"毛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谈完话后，时间已到下午2时了，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19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5)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那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许世友说"凉。"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8月25日晚，周总理主持召开了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那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了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部分。黄永胜上庐山后，销毁了他的发言稿。我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毛主席和我谈话后，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就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也提出要我先检查，他说，你争取第1个检查吧。8月27日，我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恢复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背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感到第一次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认识也是初步的，当时我对许多现象的本质问题都还没有认识清楚。毛主席看过我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我还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我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改后印发了。

    8月26日到30日的5天，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找人谈话。各小组暂停开会后，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8月26日和27日，周总理、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于28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8月31日，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重要文献在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前，毛主席给林彪看过。毛主席写道："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陈伯达，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伙的致命打击。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20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6)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9月2日，林彪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那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和教育。

    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1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嗯，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他们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他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9月2日后，各小组就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了。在华北组，我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检讨后请假了。

    9月4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

    9月5日，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

    9月5日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毛主席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个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10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1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10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10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10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毛主席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21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7)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送他们，这些人还照了集体相。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走了。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

    会议后期，我主要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和会议的收尾工作。

    散会后，全会服务人员要求毛主席接见、同毛主席合影。9月9日下午2时，毛主席接见了九届二中全会的会务人员。那天因为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接见。后来雨停了，就改在室外，用夹道欢送的形式接见。照完相后，我们就同毛主席一起下了庐山。

    "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周总理的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掌灯时分，街上静寂无人。周总理默默沉思着。熊向晖则在脑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立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主席说："我不困。"熊向晖握着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会客室中，7张单人沙发摆成1个半圆形，每两张中间放着1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把椅子上。立灯关着，房间内光线很柔和。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根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为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们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说："老熊是个'烟鬼'。"毛主席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后，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讲具体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的书。"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总理及早汇报，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22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8)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伙同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四处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主席气愤地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林彪一伙向党夺权的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做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所以，当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1个1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时，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都是当时几乎不可一世的人物呀！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虽然对那些趁"文革"之机扶摇直上的政治暴发户很反感，但由于黄永胜等人对庐山会议的情况严密封锁，他看不出任何他们地位动摇的迹象。因此，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那5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没有？"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那是当该发放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难道是指林彪？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做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停了停，毛主席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1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直到此刻，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第一轮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1点多了。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1个钟头！待周总理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地时，已经2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10日晚，周总理率熊向晖等人向毛主席汇报同基辛格第二轮会谈的情况时，毛主席谈笑风生，再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23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9)

    不寻常的南巡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经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巡了。16日到武昌。在武汉，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工作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离武汉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后又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毛主席沿途的历次谈话，我（指汪东兴）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一路上，毛主席在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没提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当时，我意识到毛主席的这些谈话，是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1970年发生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

    9月3日，毛主席到达杭州。下车之前，毛主席同浙江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在40分钟的谈话中，毛主席询问了他们几个人对庐山会议的认识，并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错？吴法宪在庐山找陈励耘等人谈了他们搞的那一套，上庐山在空军8个中央委员内部有通知啊！陈励耘说："在庐山吴法宪找我谈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毛主席说：过去我讲过，1个倾向掩盖着另1个倾向，谁知掩盖着1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接着，毛主席说明了他们是受骗，受蒙蔽的；并说明党对犯错误的人，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抓住辫子不放。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1个是设国家主席问题，1个是称"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主席又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不出毛主席所料，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开始了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秘密据点开会，从3月21日至24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31日深夜，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了有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毛主席此次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和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违背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就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24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10)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计铤而走险，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样一来，危险便时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我们住在杭州，无异于进了虎穴。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同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又得到新的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他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

    毛主席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有个手令，也没掌握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根据了解到的种种情况，思想上、行动上已有了充分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接电话的是陈励耘的秘书。他接到电话后，马上就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情请跟我讲。"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秘书说："能。"我就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我得到这个情况后，就找张耀祠交代："赶快去找专列乘务组同志，将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移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以便防晒。张耀祠很快就落实了。

    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的专列9月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毛主席问："为什么呀？"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保卫。"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接着又问："你的意见是……"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1个，就是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便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这次谈话，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麦城失败。毛主席的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当地领导人闹不团结，讲了1个春秋时代齐鲁两国长勺之战的故事，寓意深长。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鲁国，还是帮齐国啊？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把齐国打败了。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25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11)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停在哪里？"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1个电话。

    9月10日13点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表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到，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9月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新野还追问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励耘就把毛主席同他们的谈话内容报告了于新野。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采用多种办法来谋害毛主席。

    第一种办法：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据王维国交代，他们安排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了。他们准备从外地调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个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汇报，派1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对王维国说："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阴险毒辣！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9月9日下午，于新野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一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26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12)

    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在北线预谋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用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1个合适的方案。

    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他要亲自指挥1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半个小时、1个小时。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话5次。其中两次通话时间竟长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给黄永胜写信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主席为"B-52"。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问B-52的情况，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内容。

    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掌握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我们不能再在杭州住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快，使得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9月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着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本务列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1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专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许世友说："汪主任，你也去。"我说："不去了，谢谢。"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然而毛主席没有找他谈话。王维国见到我们时，表情异样。王洪文把他拉上车，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就被我送下了车。

    我下车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我说："走了。"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

    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许世友很惊讶地问："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2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时已经是下午了。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

    我们专列18点35分到南京，在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我下车见了许世友，我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许世友说："好！"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9月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27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1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飞吧"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2层小楼，就是当时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林彪、叶群在这里正忙着调兵遣将。可表面看来，62号楼却是十分平静。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回北戴河的电话后，还耍了1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要为他们的女儿林立衡与她的恋爱对象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是准备好烟、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与叶群平时就有矛盾，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林立衡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她也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3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2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指汪东兴）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我回答说："可靠。"周总理还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我和张耀祠当时都守在我的办公室里。这时，张宏又来电话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来到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的问题。他打电话要我别离开电话机。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随后打电话把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找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1个房间打电话去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总理问叶群："林副主席好不好？"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一开始时骗周总理说她不知道。

    稍微停了一下，叶群又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周总理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脑子反应很快，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她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我在中南海南楼，都忙得不可开交。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28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14)

    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也说："越快越好。"这样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就忙开了，但是他们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林彪的汽车立刻被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

    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2大队执勤的哨兵也向大队部报告，说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林立果说："很快就到。"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汽车冲过岗哨时，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追上去。

    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地上。飞机还未加完油就起飞了，专机的两个驾驶员，只上去1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

    张宏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领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我们的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9月13日零点32分左右，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楼到毛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守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当时，毛主席的房子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没有告诉他其他内容。

    这时是9月13日凌晨1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专机放过去，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专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认为只要毛主席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方面，他都不是对手。所以林彪想出了三个计策，即：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北飞叛逃国外。

    9月13日凌晨3点多，我们还没有离开毛主席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了，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向北飞行。我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歼击机没有找到目标。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29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15)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是陈修文。这个同志很好，后来被追认为烈士。他当时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够的。周宇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他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陈修文这时开始往回飞，并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这样一来，周宇驰只能感觉航向有变化，而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1个空地上空盘旋了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在离地还有20米时，周宇驰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陈士印，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飞机上装死，否则他也被害了。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跑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了。这两个被撕碎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

    于新野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砰！砰！砰！"3声枪响了，可是倒下的只有2具尸体，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2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当时，李伟信还喊：我要找卫戍司令。

    9月14日上午8时30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说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中午12点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飞机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报告给党中央。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

    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1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随后，我就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看错了？"我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着的人？"我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了解了情况，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是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关于飞机坠毁的情况和外交部交涉的情况，大使和经办的外交官已都有文章发表，是可靠的。

    不久，我们把降落在怀柔的直升机上缴获的林彪的一些文件，如林彪的手令、给黄永胜的信等调出来看时，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都惊呆了。

    林彪叛逃后，就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10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30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16)

    周总理让我等一下，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当我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灭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是要顽抗到底了！"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周总理和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周总理对我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我当时向周总理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1个人、1个人地办。

    后来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黄永胜等人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的。当时，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等都端走了。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一场阴险狠毒的反革命政变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人民终于将这伙野心家、阴谋家押上了审判台，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毅是个好同志1972年1月初，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毛泽东还说，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叶剑英当时核对记录后，又念给毛泽东听了一遍。毛泽东说，对。这时，陈毅已因身患绝症在医院住了一年。

    1972年1月6日，陈毅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下午4时20分，叶剑英赶到陈毅的病房，将记录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地向陈毅作了传达。临终之际，陈毅终于放下了这个沉重的"政治负担"。当天深夜11时55分，陈毅溘然长逝。

    1月8日，毛泽东在见到中央政治局送来请他签发的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时，获悉了陈毅去世的消息。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追悼会的规模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由中央军委具体组织，参加人数为500人，没有规定毛泽东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出席。追悼会地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毛泽东神态凝重地看了文件，将悼词中"有功有过"4个字画掉后便签发了。

    1月10日午饭后，按照平常的习惯，毛泽东要午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书，也无心翻看，显然是心情烦躁。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秘书：现在是什么时间？秘书回答：现在是一点半。毛泽东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秘书立即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和有关中央领导人。

    宽敞的苏制吉斯牌轿车悄无声息地在"游泳池"门前停下。毛泽东身着睡衣就要出门。工作人员急忙拿出他平时会见客人时常穿的那套灰色中山装要给他换上，他却仅仅让把一件夹大衣套在睡衣外面，就不愿再耽搁时间换其他衣服了。工作人员不敢违背他的意愿，只好又在外面给他穿了一件银灰色大衣。

    毛泽东跨入汽车，便向北京西郊驰去。

    周恩来得到毛泽东要出席陈毅追悼会的通知后，当机立断，指示中央办公厅：马上通知所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参加陈毅的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参加陈毅的追悼会；通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要求的，都可以去参加。他还指示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副总理的追悼会。……周恩来这一系列果断的指示，迅速提高了陈毅追悼会的规格，将其由一般军队元老一级的追悼会，提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追悼会。放下电话，周恩来跨进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提前赶到了八宝山，一下车就调兵遣将，安排部署迎接毛泽东前来的各项准备工作。

    毛泽东来到八宝山后，首先步入休息室大厅。当秘书找到陈毅夫人张茜，并把她引进休息室大厅时，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相继赶到。毛泽东见到张茜进来，想起身迎接，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阻止了。下面是根据张茜记录整理的毛泽东与张茜谈话全文。为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照录如下：1972年1月10日下午3时许，陈毅同志追悼大会开始前，毛主席叫我（指张茜）到休息室去见他。周总理、邓大姐和李德生同志也在座。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31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17)

    我见到毛主席后非常激动地说：主席怎么也来了？！毛主席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1个好人，是1个好同志。

    我说，陈毅同志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饮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主席很关心地问：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孩子们进来后，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说，要努力奋斗。

    毛主席又说了一遍：陈毅同志是1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我说：陈毅同志2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您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

    毛主席说，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这时周总理插话：悼词中讲了"努力为人民服务"、"坚持战斗"、"坚持工作"……毛主席点头说："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接着对孩子们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得世事，总要再过20年，要翻几个筋斗，才能够懂得世事。

    毛主席问：你们谁是搞科学的？我的大儿子回答：我是在七机部工作的。

    毛主席问：你是七机部哪一派的？大儿子回答：是九一五的。（九一五是1个群众组织的名字——作者注）我说：他是保王秉璋的，也保错了。

    毛主席说：保错了有什么关系，站过来就是了。

    毛主席又一一问及其他3个孩子的情况，接着就让孩子们出去了。

    毛主席说：陈毅同志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

    毛主席又说：他跟项英不同，项英不执行中央的路线，新四军9000人在皖南被搞垮了。当然，后来又发展到9万人。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

    毛主席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他是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搞掉的。

    毛泽东在同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中，通报了林彪于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情况。并且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毛泽东还对在座的中央领导人谈到了"二月逆流"的性质问题，再次指出"二月逆流"的性质是陈毅和老同志对付林彪和王、关、戚的。对陈毅等老同志的"二月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毛泽东谈话过程中，叶剑英把手中的悼词交给了周恩来，使致悼词者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谈话快结束时，张茜关切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1个黑纱。"于是，工作人员把一块黑纱戴到了毛泽东的胳膊上。

    追悼会就要开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士、干部、战士1500多人肃立在会场上。

    毛泽东缓缓地走进会场，庄严肃穆地伫立在陈毅的遗像前。

    周恩来致悼词："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读着短短几百字的悼词，平时一贯自我克制能力极强的周恩来，竟然也悲痛难抑，哽咽失声，几乎念不下去。

    随后，毛泽东向被一面鲜红的中共党旗覆盖着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鞠了三次躬，以此向这位井冈山时期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作最后的告别。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1973年12月22日，中国"文革"史上又一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

    军令如山。奉命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在命令发出的当天即走马上任。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32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18)

    当时，中共"十大"刚召开4个月，雷厉风行进行的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策，是在10天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

    197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并说：我考虑了半年，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参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12月20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坐在书房的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刚参加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几位政治局委员依次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她是给毛泽东当"翻译"的，把方言译成普通话。

    46位高级将领受到了接见，将要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坐在面对毛泽东的前排。

    接见开始，毛泽东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啊，不是黑司令。"毛泽东简单地讲了几句之后，便与站立在一侧的萧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4位高级将领握手谈话。

    第一位是萧劲光大将，海军司令员。毛泽东握着萧劲光的手问道："身体好吗？"萧劲光早年即追随毛泽东投身革命事业，早在1920年，他就在长沙加入了毛泽东等人创办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1934年，萧劲光在中央苏区闽赣军区司令员时受到"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打击，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处5年徒刑，并且被剥夺了上诉权。有人甚至主张杀掉萧劲光。毛泽东闻讯后说："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由于毛泽东的干预，萧劲光才得以提前释放，参加了长征。1937年，萧劲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战开始后，毛泽东亲自提名萧劲光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员，担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1949年底，毛泽东再次亲自点将，萧劲光受命组建海军领导机关，并于1950年1月出任海军司令员，直至退居二线为止，他是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单位主官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司令员。毛泽东对萧劲光问话不多，但关注之情已尽在其中矣。

    与陈士榘上将握手时，毛泽东问"身体怎么样？"陈士榘立正回答说："托主席的福，身体还好。""井冈山下来的人不多了。"毛泽东感叹了一句。

    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政委陈士榘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士，他追随毛泽东于1927年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战争时期，陈士榘担任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参谋长兼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元帅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取代原军委办事组成为中央军委日常办事机构。陈士榘是军委办公会议中的少数战将之一。

    第三位与毛泽东握手的是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少将。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田维新。"毛泽东问："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人啊？""山东东阿人。"田维新回答。

    "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毛泽东又问。

    "鱼山。"田维新一面回答，一面想，主席是有准备的！毛泽东又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田维新想了想说："不是湖，是条河，黄河，从西南流向东北。""不，那是湖。"毛泽东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

    湖？田维新想了一下说："嗯，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噢，那就对！"毛泽东考问完毕，话锋一转，说："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以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身份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总政主任一职实际空缺。毛泽东对田维新考问一番之后，向田维新面交重任了。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33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19)

    听到毛泽东的话，田维新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不过他还是很快做出了反应："德生同志走了，总政就我1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委派主任。""不，就是你负责了！"毛泽东以十分明确的语气说。

    田维新说："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是请主席派个主任吧！"毛泽东不再回答，开始与第四位将军、空军司令员马宁握手谈话。

    与马宁作了一番风趣幽默的谈话之后，毛泽东再次开始向全体人员讲话。讲着讲着，他向坐在前排的许世友问道："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读了。"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

    "读了几遍？""一遍。""一遍不够，要读三遍。"毛泽东随口背了《红楼梦》第一章中的一大篇文字。

    自从毛泽东要求许世友读《红楼梦》以后，在座的高级将领几乎都认真读过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但是，无论是做军事工作的，还是做政治工作的，没有谁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80高龄的毛泽东主席的这一番即席背诵，令在座的高级将领人人敬服不已。

    背完《红楼梦》，毛泽东还要许世友学周勃。周勃是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重厚少文"，是刘邦去世后安刘灭吕的柱石。

    第二天上午，会议分组讨论。田维新分在周恩来总理所在的那个小组。参加这个小组讨论的有纪登奎与北京、南京、沈阳3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唐闻生、王海容和毛远新等。

    讨论结束时，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问周恩来："命令怎么写？"周恩来指指田维新："你问田维新。"说完就走了。

    纪登奎拉住正要起身离开会议室的田维新说："老田，我没干过军队，不知道命令怎么写！"田维新说："我也没有经历过调动八个大军区司令员的事。""哪，明天上午，河北厅议。"纪登奎说。

    次日上午，纪登奎、郭玉峰（中央组织部部长）、田维新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草拟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纪登奎一见田维新进来，就对郭玉峰说："玉峰，咱们老田当主任了，你给他找个副主任吧，就一块儿写在这个命令上。"郭玉峰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说："副主任得主任找哇。"田维新马上插嘴说："不要写，我哪能当主任呢？"老将军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回忆说："当时我说这个话，并不是故作谦虚，而是感到自己确实难以胜任。"这天下午，政治局开会讨论任免事项。尽管毛泽东事先已经表了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都在会上一度支持田维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一伙却坚决反对，并推出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为总政主任人选。此事只好搁置了起来。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1975）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我给你们请了1个军师1973年，在被打倒了7个春秋后，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这年2月，他携家人离开江西南昌——他们一家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半的监护生活，乘火车回到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

    北京的冬天是寒冷的，阳历二月还没有解冻。

    3月7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解放"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决定。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曾两次写信给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针对邓小平同年8月3日的来信作了如下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34节：第三章"林彪事件"前后(20)

    毛泽东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其实，用不着毛泽东讲多少遍，只要做出决断，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在那个非常年代，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决定他周围的高级领导人的政治前途。这段不足200字的批语对邓小平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尽管这种肯定是以邓所谓"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为前提，而且实在说还远远算不上是充分的肯定，但它毕竟"解放"了这位69岁的党的前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第二号走资派"。

    这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做出的一项重要决断。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公开露面。

    这一天，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招待会。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宴会尚未正式开始，赴宴者还未各就其位。人们正在等待着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亲王入坐。这时，邓小平出现了。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注视着眼前发生的戏剧性场面。他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特有的敏锐目光，迅速把这重要的镜头摄入大脑。14年后，他的《邓小平》一书问世（中文版由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书中有如下描述："他（指邓小平——编者注）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宽肩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1个。""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在恢复组织生活五个月后，邓小平进入中央委员会。他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从"第二号走资派"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这已经是1个相当大的转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事情仍未到此为止，毛泽东还要委以邓小平更重大的责任。

    这一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

    看上去毛泽东很虚弱。1年前，他曾患心肌梗塞，一度垂危。经全力救治，终未发生不幸。不过，这次重病后，他的身体始终未完全恢复。

    政治局委员们用心聆听毛泽东的发言。对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接着，毛泽东又换了1个军事问题，要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不止一次地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是政治局要一致。其实，在那个动乱时期，不要说全党步调一致，政治局的步调就难以一致，尽管在毛泽东面前一齐唱唱歌，仅仅是歌声一致而已。

    唱完歌，毛泽东又谈。

    "1个人在1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认为一人在1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一二十年，就会出现消极因素。

    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现在，请了1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但在他们的内心是有的要拍手叫好有的要气得跺脚的。

    "我们现在请了1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1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又转身对旁边的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这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35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1)

    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

    中美关系的五步高棋毛主席决定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反映了1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然而我要说的是从1个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关系的恢复则反映出毛主席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独特的个性。他是个办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在考虑问题时，既从民族、国家利益、全球政治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又从不忽视任何可能改变大局的枝微末节。我（指吴旭君）觉得整个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建立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上述个性。正是他，这位历史的巨人亲自导演了本世纪世界复杂、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我认为，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局上，毛主席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着棋：毛主席放了个试探气球毛主席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态。这个新姿态就是在1970年10月1日，主席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一同分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所享有的无上的荣耀。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敌视、谩骂了20几年后，这个举动的确非同寻常，也只有毛主席能这么干，换任何1个人都是无法想像的。

    1970年10月1日上午，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我们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上车之后，他便什么也不说了，正襟危坐，两眼注视着前方。他坐在后排坐的右侧位，我和张玉凤坐在他旁边，徐业夫机要秘书和周福明同志则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还有司机张正吉同志和贴身警卫。车从中南海东门出来，向东开去，在故宫的午门前向南一直开到天安门城楼下面。几位中央的常委都已经在那儿等主席。他一下车，大家便一同步入电梯。（全国解放初期，并没有电梯，那时上天安门要步行拾级而上。）我们出了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在主席临近观礼台的石阶时，正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时，广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广场上和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立刻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缓步向观礼台正中央走去，一边向两边的贵宾招手致意。我当时跟着他，心里紧张极了，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电线绊着他，怕哪儿冒出个台阶，还要注意两边的贵宾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斯诺夫妇出现了，主席和他们夫妇并排站在观礼台的正中央。

    从观礼台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红旗的海洋，也是群众的海洋，激情沸腾的海洋。

    观礼结束，我们带着天安门的热闹回到中南海主席的住处。这里安静极了，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主席更完衣，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着。我趁他高兴，就问："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1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要知道，在我印象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呀。

    主席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企图置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死地。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武装台湾并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以及发动越南战争。在外交上美国也同样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中国也针锋相对，坚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时在任何外交场合对美国人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但是，这一切是在中苏友好的背景下，是苏、美冷战最激烈的年代。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36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2)

    然而，历史发展到60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这一切都触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治家的敏感神经，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心走向1个"新世界"。他认为国际风云的变幻将存在着美、中、苏三国均衡的新局面产生的可能性。这样1个世界是否正是毛主席的设想呢？这样1个局势的存在是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呢？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向世界庄严地宣告，任人欺凌和宰割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还了！新中国将会以巨人的实力出现于世界之林！于是，毛泽东自豪地着手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建设，与此同时，他并努力开展和创造1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建设服务。可是，事与愿违。他幽默地说："你想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吗？偏不让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时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边斗边搞建设。"毛泽东受不了这种欺辱，不管是50年代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或是60年代来自苏联老子党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更没有把新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予以重视，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作为中国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对我说："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止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显然，毛泽东懂得，这样横着站久了是吃不消的，何况，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够采取主动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使我们自己从中获得主动，岂不更好？主席虽然从没有这样明确地对我说过，但他决心改变中美关系的事实正是如此，使中国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环境中争取主动，发展自己。

    第二天，10月2日，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第二着棋：火力侦察国庆节后的两个多月，时间是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和他谈"参考"。这是从1957年开始的。主席曾告诉我，你的知识面要广，不要只限于搞医疗护理工作，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要认真看参考消息，要善于摆出自己的观点等等。从这时候起，我便有意识地多注意参考消息中的一些事，和主席见面时有时也谈谈。后来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自从主席让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同志深入到基层去搞社会调查之时起，主席就要求我学着搞些国际问题，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比如：他给我专门订了一份中文版的《参考资料》和后来又增订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我阅读，每天必须去向他汇报；在他接见外宾时，主席有时认为需要，专门批准我可以留在现场聆听他和外宾的会谈内容；有时主席还给我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联部的有关文件；有时他让我和他一起读英文；有时他让我骑着自行车去西花厅把文件直接交给周总理等等。我深知他老人家的苦心，是想让我这个新手的功底打得厚实些，因此，我也很努力地在攻克这个新堡垒。

    我们看的《参考》分两种。一种是现在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小开张的我们叫一张纸《参考消息》；另外一种是《参考资料》，其内容比前者多，是供首长们看的，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还有一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每天定时送来新出版的当天资料，这3本加起来可能不止10几万字。从此，我便开始每天把《参考资料》当成教科书一样认真阅读，然后，每天找到适当的时间去向主席汇报，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国际上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地区的问题了如指掌，非常熟悉，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我问他："主席，外交方面的事已经分工有人管了，你还这么操心干吗？"主席说："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当个主席哪能只顾国内不顾国外，要兼顾。以后，我要多抓抓国际外交上的大事，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以后在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东西和我多交谈，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在主席的言传身教之下，我已经多少学会了一点从《参考资料》中看出点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微妙问题、苗头问题，并且知道在哪1个时期主席关注哪些问题。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37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3)

    这天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主席正在看书，我说："主席，您休息一会儿吧。"一般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消息。然后我说："昨天您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主席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1936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1939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澄清当时的舆论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有时主席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地讲话，连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我过去把他身后那个落地灯关了，免得灯烤他。我说："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格格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主席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就在我们的困难时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谈了9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20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我开玩笑地说："知我者，斯诺也。"主席说："非也。"我说："是也。我记得1964年国庆节后到1965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那是，谈了举世闻名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1960年到1964年只有17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主席，我发现了你1个秘密。"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主席的用心可以吗？"主席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通过让他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主席如此这般地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在斯诺的身心里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说到这儿，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的对不对？""请接着讲。"我说："你在许多结识的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喽？""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对您和斯诺的研究呢。""接着讲。""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特权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持不同观点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谈。选这样1个人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太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问，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样？""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喽。"主席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主席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主席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38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4)

    毛主席有时喜欢把自己的用意通过同外国人在谈笑中用他们的嘴传出去。

    1959年3月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住着时就接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交谈后送走他们，主席的兴致很好，当时天气又晴，我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从住地走过一片梅林，顺小径转向东湖边，他突然问我："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那是条闻名的大河，在美国。您怎么想去？"主席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才告诉了外国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那好呀，我也跟您去。"我当时傻乎乎的，想不到主席这句话有深刻的政治含意。实质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发出1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间的国家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主席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精于谋略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人的重视，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了极蠢的地步。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到70年代主席把美国记者斯诺请上天安门，美国人都不明白毛泽东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十几年后谈论"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是啊，现在人们不妨细想想，毛主席那时为什么不说去游尼罗河、亚马逊河，而非要游密西西比河呢？第三着棋：毛主席在捕捉战机。

    一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3月21日，由毛主席决定派出的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主席就对我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3月21日这一天，主席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这天，他因为几个小时睡不着，决心不睡了。我来到他的卧室，刚打开台灯，他就说话了，只1个字"讲"。

    "讲"是"开讲"的简单说法。所谓"开讲"就是让我向他报告《参考资料》中一些国际上的大事。我把我看过的参考的内容一一说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两眼看着我。我坐在他床旁对面的椅子上。我讲的这些只是前一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送来。因为当时还是早晨六点钟，人们还没上班呢。听完我的汇报，他不耐烦地说："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这时，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脸，漱口。我给他服当天上午该吃的药，他用手掌握成勺状，我把药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头全吞了下去。

    这时我给他打开床头的壁灯。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把要急办的传阅件递给他，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我就去给徐秘书打电话，催"清样"。

    机要秘书徐业夫同志是位长征干部，我们都称他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实、兢兢业业、言语不多的老同志，有时讲几句话也都是大实话。

    我打电话把他叫来。一进值班室的门他就冲着我说道："好家伙，护士长，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你们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1个劲催文件，催清样，主席怎么这么急？"说着，他摘下眼镜揉揉红肿的眼睛，显然这几天他也没睡好。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去问问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准是想你了，所以才让我给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我说："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电话了。""不行。"老实的徐秘书连连摇头说："我这几天都没睡好，我得赶快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送文件的一来我又睡不成了。嗯……这样吧，"他想了一下说，"我交待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西门收发室，你让值班的警卫他们去取，比送到我办公室，我再骑车送来要快些，行不行？帮个忙吧。"我感到此时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虫奋力拼搏。看着他那双因缺觉而昏昏的眼睛，我说："听你的，你说的还有不行的？就这么办，祝你做个好梦。我尽量不打搅你。我是不是该告诉主席，你缺觉缺的厉害？""你真顽皮。你这个护士长，可不能这么讲。"徐老走了，我回到主席卧室见他正靠在床头抽烟。我禁不住好奇地问："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对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主席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这次派出的球队是六年来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39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5)

    果然，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着棋：毛主席下了决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世乒赛期间，主席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把全部情况及时向他汇报。那阵子我每天跟他谈《参考》上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4月4日，美国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的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听了主席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主席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总理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3个字和一些批语。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画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11点多，我和张玉凤陪主席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王海容同志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10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主席平时曾交待过，即：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过来说我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怎么区别？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1个念头：我必须证实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的，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主席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对面。张玉凤坐在他的左边。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主席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40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6)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听了这话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就是变了！""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1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你瞧你紧张的样子！"主席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主席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1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主席格格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毛主席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恶神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历史经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看来，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这看似平庸而实际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间。

    第五着棋：毛主席选择了反共总统尼克松1968年，以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在谈《参考》时，主席曾多次问过我："美国新换总统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给他读了一段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国的话。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1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1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中。""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主席说，"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1年之后，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主席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您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我问。我很想知道根据主席的分析，美国人如何做文章。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41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7)

    主席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1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是的，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中国的进攻。最后的半个战争是那些不测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冲突。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又等，又不等。"主席说，"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1个想法：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更有利；而毛主席也没放弃利用美苏的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这三国之间中国和谁"亲近"就意味着哪方较量的实力增强。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他从没想过要先发制人，但他总是处处争取主动，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主席特别关注竞选情况。有一次他问我，"你选谁？"我说，"民主党比较温和些。"主席说："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还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为什么？"主席说："民主党在台上的时间比较长了，从30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60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做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你估计谁当选的可能性大呢？"主席问我。

    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了解的背景资料不多。您说呢？"主席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天天跟我吹《参考》，你怎么就估计不到呢？""有的材料从《参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难说谁当选。"主席让我到他桌上拿几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来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接，而是望着我说："这是给你看的，你现在就看。"我把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

    "心里有数了吗？说说看。"主席鼓励我说。

    "我估计可能尼克松会再次当选。"我谨慎地说。因为这些文件中也没明确提出尼克松当选的可能，只是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主席用斩钉截铁的话说："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我考虑了一下，反问道："跟1个反共老手会谈？你不考虑舆论界对你施加的压力？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毕竟是个新事物。""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说着，主席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对他说的我似懂非懂。他说："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显然，主席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问。我当时觉得背诗词比搞外交容易多了。

    他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我接着往下背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我流畅地背完了。

    听完了我背的诗，主席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说到这儿，主席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烟都忘了抽。这些不假思索，出口成章的话看来在他心中已经捉摸得非常透彻。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42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8)

    我说："那么说，非尼克松不行？"主席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果不出主席所料，美国竞选总统的结果表明：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

    主席教我懂得：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就是强者。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毛主席不仅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在战术上他也一次次赢得主动。

    他在美国这两个字上横向画了一道，一边是大多数美国人民，另一边是美国统治集团。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并寄希望于他们。然后，他又在统治集团这边又画了一道，一分为二，分析民主、共和两党的矛盾。他十分懂得，只要不同利益集团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主席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很富有弹性。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

    主席听了我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我当时也还没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围。我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主席对尼克松做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

    第一，在主席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做具体安排，看来有可能不好肯定毛主席何时接见。就在总统座机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主席对我说："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时就立即受到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

    主席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谈的时间上，原来只定15分钟，可主席与尼克松却聊了65分钟。

    主席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

    这两个时间问题，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体现外交上的微妙与策略。

    在中美建交的全过程中，包括从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三条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紧接着的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的谈判，到尼克松总统公开访华，以及后来的中美双方公开谈判的整个期间，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一起反反复复、来来往往，频繁地到毛主席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每次，他们除了向主席汇报之外，还要同时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一时期，周总理和主席一样睡得非常少，可是总理仍然那样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闻生紧跟在总理的身后一路小跑。使人感动，精神振奋。

    人们哪里想得到，在接见尼克松之前，主席患了一场大病，接见当时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几天，他还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我们在与接见大厅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而毛主席与衰老，与疾病做斗争的惊人毅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令人敬佩与感动。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主席曾高兴地对我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确，那一阵子，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都是在毛主席的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未了却完成他毕生的宿愿，便已乘风归去！他没能亲眼见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一天。

    这些悲壮的往事是颇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主席在案头用平静、安详的重重的湖南乡音朗朗读着他刚刚书写的词篇——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波罗"行动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关于"五极世界"的讲话，并且称赞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民族之一，八亿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与此同时，基辛格已开始实施代号为"波罗"的秘密行动计划。他从7月1日起飞往亚洲，说是要进行一次"了解情况的旅行"。几天以后他在巴基斯坦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称病躲开了新闻界的追踪，坐上了一架巴基斯坦飞机直抵北京，时间是1971年7月9日。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43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9)

    基辛格在北京总共停留48个小时，其中同周恩来会谈就用了17个多小时。在第一天的会谈中，基辛格表示，尼克松总统交给他两项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对于中美之间的最大难题台湾问题，基辛格代表美国政府表示：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他还代表美国政府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美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虽然还没完全满足中国方面的要求，但毕竟做出了解决问题的积极姿态，明确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并且承担从台湾和印度支那撤军的诺言。这不能不说是1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重申，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无效。

    当天夜里，毛泽东听取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当周恩来讲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表示，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当得知美国将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消息时，毛泽东认为，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当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指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是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第二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向基辛格谈了中国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基辛格表示：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鉴于中美双方对谈判的进展基本感到满意，周恩来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基辛格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正式邀请感到欣慰，但他觉得，周恩来提出的访问日期离美国总统选举的时间太近，这在美国容易引起误会，可能会被一些人指责说，尼克松政府是为了总统大选而利用对华政策的突破。周恩来对此表示理解，并且说那就1972年春天来访。双方最后商定，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可以在1972年5月以前进行。至此美国总统的对华访问终于确定下来。

    当天晚上，毛泽东再次听取了中美会谈的汇报。当听到基辛格表示美国不会进攻中国时，毛泽东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当听到双方商定以巴黎为联络渠道时，毛泽东指出，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当谈到拟定中美公告问题时，毛泽东说，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7月11日，中美双方就中美公告的内容达成协议，毛泽东认为，公告一发表会引起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基辛格对这次中美秘密会谈的结果也感到满意。他在离开北京飞往巴黎的途中给尼克松写到：我们已经为你和毛泽东打开历史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

    同尼克松握手1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师，1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44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10)

    两个国家曾经隔绝对峙了20多年互不来往。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各不相容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

    这说明1个旧的时代过去了，1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丰泽园。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绕过1个乒乓球桌，进入了毛主席的书房。

    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的描述，要比斯诺更为细致：……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1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1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1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1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两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儿，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毛主席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1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尼克松对于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会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述——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过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15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1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涌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形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儿。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1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1个讲话，你看过没有？"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当我提的问题被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1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一次，而没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45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11)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做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麻烦可就大了。""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着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1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1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我同毛的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等眼前的问题。

    我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1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1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1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生于1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1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1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46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12)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这一次会晤进行了65分钟，其中翻译还占去了一半时间。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永远是谈话的中心，在他的引导下，这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晤，是在漫不经心的一种戏谑、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基辛格后来把这次谈话比喻为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含义。

    我们必须对上面所引述的尼克松回忆录稍作一点补充，使它更为完整。在谈到美国的总统选举，谈到尼克松在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候，毛泽东又很随便地说："在我们国内，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为了让尼克松听出这是指林彪，周恩来插话说："后来，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坠毁了。"当尼克松在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半个多月以后，当基辛格在白宫他那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画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1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怪不得在那以后的1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做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会晤田中角荣1972年7月6日，田中角荣刚组阁完政府，便在东京永田町总理官邸2层办公室声称："我要坚决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对手必须是可以依赖的人。毛泽东、周恩来是几十次死里逃生的创业者，从这一点看，他们是信得过的，也可以商谈的。因此，非在毛泽东、周恩来健在的时候一鼓作气实现不可。"此话一出，立即在日本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田中角荣和大平外相、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一行，带着日本人民的殷切愿望，乘一架道格拉斯DC-8型日航专机飞抵北京。在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4次正式会谈后，双方于26日下午正式达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协议。

    9月27日傍晚，正当田中角荣一行畅游了万里长城后回到所下榻的国宾馆时，周恩来总理前来请他们去见毛泽东主席。田中听后，心情特别激动，因为他将会见的是曾经领导过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的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而且这次与毛泽东主席的会见，又是一项临时安排的活动。

    晚上8时半，周总理把田中首相一行带到毛泽东住处一间四周摆满了书籍的会客室。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毛泽东对他们的到来示以欢迎的微笑，并握住田中角荣的手，用日语问候说："晚上好！""晚上好，毛泽东主席。"田中也脸带微笑，鞠躬着说。

    双方粗略地打量着对方后，毛泽东风趣地问田中："你们吵完了吗？"不等回答，又说："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不，不，我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田中对毛泽东的突然问话感到惊讶，急忙回答着。

    毛泽东挥手让中日两位总理就坐后，笑着说："不打不成交嘛！""是，是。"田中也连忙附和着。

    毛泽东的思路很活跃，又指着在座的廖承志说："他是在日本出生的，田中先生，这次你把他领回去吧！"田中也笑着回答说："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他要是参加日本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的。""听说田中先生不喜欢吃西餐，在夏威夷吃的是日本饭菜，在北京饭菜怎么样？"毛泽东关心地问道。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47节：第四章开创外交新格局(13)

    "哎呀，在北京吃得很好啦，还喝了很多茅台酒。""喝多了可不好啊！""听说茅台是65度，不过我很喜欢喝。""不是65度，而是70度。"毛泽东纠正道，"谁给了你这么个错误的信息！"接着，毛泽东问："你在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25年内搞了11次选举，每次选举都要搞街头演说。不和选民握手，是很难取胜的。"田中认真地回答着。

    当田中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苦时，毛泽东摇摇头，喃喃道："到街头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啊！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我半个世纪前也曾在长沙经常这样做，可要当心啊！"又说："你们的议会制度怎么样？"田中回答："很费劲，一出差错，就得解散，进行重新大选。""日本不容易呀。"毛泽东感慨地说。

    双方的会晤在友好、宽松的气氛中进行着，不知不觉地时针指到9点半，会谈就要结束了。

    毛泽东突然指着堆积如山的书籍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又指着《楚辞集注》六卷说："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周总理把那套书从书柜里轻轻地取了出来，送给田中。田中高兴地握着毛泽东的手，不停地点头说："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祝你健康长寿。"毛泽东把客人一直送到走廊中间，显出依依不舍的样子。

    毛泽东把中国13世纪出版、朱熹注释的《楚辞集注》翻印本送给田中，引起了日本新闻界极大的兴趣。他们纷纷评说，毛泽东选送此书给田中意义有三层：一是借中国爱国诗人屈原和他的诗集来告诉日本人民，田中正在完成的任务，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二是表示知道田中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感兴趣，对田中来华期间赋汉诗一事给予评价；三是表示赞赏田中在中日复交前对访日的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比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日本新闻界对这次毛泽东与田中角荣的会见，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安排毛泽东主席同田中会见，说明日中关系正常化的会谈事实上已达成了协议。正如二阶堂在这次会晤后所说："毛泽东同田中握手，难道不意味着解决具有历史深远意义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吗？"田中角荣首相对毛泽东在会晤中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回到东京后，曾对秘书早坂茂三说过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他是一位圣人，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和导师。"1975年7月泰国总理克立访问中国，并会晤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几乎每1个来见我并令我欣赏的人回国后都会面临灾难。"他接连举出尼克松、田中角荣等7个人的名字。田中角荣是因涉及政府丑闻被迫于1974年12月9日辞去首相职务，并于1976年7月27日被东京法院逮捕。

    就在田中角荣被保释后不久，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的噩耗传到了日本。田中很想立刻就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去表示哀悼之情，但他身陷囹圄后不想惹起新闻界的注目。6天之后——9月15日，他才悄悄去了大使馆，这是他被保释以来第一次外出。

    田中角荣对毛泽东的评价很高，他这样写道："接到具有数千年友好历史的邻国——中国的代表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感到不胜悲痛。为结束日中两国间数十年的不幸历史，我曾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访问北京。日中复交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并不是事务性地就能解决的。为揭开日中永远和平的帷幕做出决断的，是新中国的八亿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我认为这是为日本，为中国，也是为全人类做出的伟大决断。"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48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1)

    第五章批评"四人帮"

    江青有野心1974年7月17日下午，盛夏的北京城骄阳似火，热浪蒸人。

    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不远的一间会议厅里，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坐成一圈，神情严肃地聆听党中央主席发表讲话。毛泽东那浓重、迟缓的湖南乡音，时时回荡在高大的会议厅内。

    这时的毛泽东，两眼视力已开始模糊不清，但他仍不断地将目光投向坐在会议厅一角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1个叫钢铁工厂，1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边讲边打着手势。这时，坐在角落里江青已有些局促不安。

    这是自这一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召集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会上，毛泽东这样当众点名批评江青，似乎出于不少人的意料，但它却是有着一系列深刻的"背景"的。

    早在1973年冬，在党的十大上结成"四人帮"的江青一伙，就几次借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场合指责周恩来、叶剑英两位领导人"右倾"，攻击他们在外事活动中"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还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主席"。

    事后，毛泽东曾出面逐一加以批驳：一、不要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实际上也不是；二、不是他（指周恩来）"迫不及待"，而是她（指江青）才"迫不及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将一封署名"1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批评江青的来信批给全体政治局委员传阅，指出："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这里，毛泽东自然明白批评人不署真名的缘故。

    之后，毛泽东又多次对那种"专批别人"、"动不动就训人家、戴大帽子"的恶劣作风给予痛斥。实际是不指名地批评江青一伙。

    然而，绝无"自知之明"的江青等人根本没有把毛泽东的批评放在眼里。他们以"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自居，依然我行我素，颐指气使，寻机发难。

    1974年初，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又夹着批"走后门"，蓄意将攻击矛头对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在1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连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是的江青，俨然以"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自居，要求到会的政治局成员逐条学习由她主持编纂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联系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她还当场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提出，叶应对部队一些领导干部"走后门"当兵一事负"领导责任"……江青的所作所为，引起多数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不满。只是考虑到她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大家才不便公开表示异议。

    1月底，叶剑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致信毛泽东，反映了江青上述一些做法和无理要求。2月初，洞悉江青一伙阴谋的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写出书面报告，表示不同意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

    2月15日，毛泽东挥笔写下批示，向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发出严厉警告："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深解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在接到批件后，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会后，周恩来又亲自找在"一·二五"大会上秉承江青旨意大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迟群、谢静宜二人谈话，指出：毛主席批示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就是批评江青的。以此告诫迟、谢不要再追随江青犯错误。

    可是，毛泽东的批评才过去1个多月，秉性难改的江青便又旧病复发了。

    3月下旬，毛泽东托人转告外交部，建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嘱将此意先写入外交部送审报告，待中央讨论批准。

    之后，在讨论外交部报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不顾一切地反对邓小平出国，乃至大闹政治局。当周恩来明确告之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后，江青仍固执己见。

    3月27日，毛泽东得知政治局会议情况，提笔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迫使江青收敛气焰。

    在这之前，毛泽东还对江青的一封"求见"信作批："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字里行间，八旬老人愤懑、烦躁、凄苦之情，跃然纸上。

    ……中南海会议厅内，中央政治局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毛泽东以期待的目光环顾一遍到会的全体政治局成员，提高了声调对江青说道："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江青不服输地冲对面坐着的邓小平一扬头："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深知毛泽东不久前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倚重，便半是讨好、半是抱怨地回敬毛泽东。殊不知，毛泽东批评她的"钢铁工厂"与称赞邓小平的"钢铁公司"，是含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49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2)

    "当众说的！"毛泽东紧追一句。

    "说了算！"江青毫不示弱。

    "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随口道出一句孔丘的话。接着，他转向众人："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稍顿，毛泽东语气变缓："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江青如获救命稻草："不大好的就改。""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恢复了原先的语调。

    "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江青似又在求救。

    "不开就好。"毛泽东重重地打了一下手势。

    "帽子店"，江青瞥了一眼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周恩来，语无伦次地抢着说："就是有1个电影《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的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是谁搞的。……"毛泽东当着众多政治局委员的面发出的一连串的批评，使得毫无准备的江青颇感意外，并大丢面子。为摆脱眼前的困境，她好不容易才想起经周恩来批准来华的一名外国记者拍摄的这部电影。这正是借此转移目标的好机会。然而，毛泽东对此并不知情。

    "我一定注意（这件事），请主席放心。"江青又故弄玄虚地补充一句。

    "他们都不吭声呢。"毛泽东仍显得迷惑不解。

    周恩来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子，平静地说道："有些事情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他并未说明要负责任的是哪些"事情"。接着，周恩来话锋一转，谈起了"一·二五"大会的情况。

    机敏的周恩来，早知毛泽东因"一·二五"大会事批评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于是再次转移了话题。

    毛泽东明白了。江青又是寻机找总理的麻烦。他将手指向江青："此人一触即跳"。

    "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陷入被动的江青急忙解释一番。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打断江青的话。周恩来在座位上不动声色。

    江青还要再说些什么，被毛泽东用手势制止了。

    "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开始作最后结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不点名地又捎带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

    "现在纪登奎也搬进来了。"江青神情有些沮丧，但还想再招架一下。她讲的"搬进来"，指的是他们几个人的住地钓鱼台。

    毛泽东微微一笑，转向纪登奎："你（去）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5个人了！"言罢，毛泽东对周恩来耳语几句，便宣布散会。

    此时，一抹晚霞倒映在中南海平静的湖面。暮色中，宽阔的长安街上已是华灯齐放，车水马龙。

    伴随着电报大楼钟楼发出的浑厚、悠扬的乐曲，夜幕开始悄悄降临。

    当喧闹的街头变得车少人稀、渐渐安静下来时，一队轿车从中南海新华门鱼贯而出，转弯向东，急速驰向北京站。……深夜，毛泽东的专列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奔驰。

    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郑州……一座座熟悉的城市，从毛泽东的车窗前掠过。

    7月18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首站——武汉。

    武汉位于长江、汉水的交汇处，由隔江鼎立的武昌、汉口、汉阳3镇组成。因交通便利，地处要冲，故久有"九省通衢"之称。

    毛泽东来到武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眼病会诊。

    1974年春，毛泽东的视力明显下降，看景物愈来愈感觉模糊难辨。由此，一直主张自己动手批阅文件、写各类文字稿的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多年来的工作习惯，由他人代读、代写。

    对毛泽东的所患眼病的治疗，党中央极为重视。先是周恩来直接抓毛泽东的治疗工作，待这一年6月周恩来住院后，毛泽东的治疗工作又改由邓小平负责。

    8月，一些著名眼科专家汇集武昌。经反复检查分析，确诊毛泽东所患眼疾为"老年性白内障"，并以右目为重，左目为轻。

    从医学上讲，白内障是指眼球内透明晶体所发生的混浊现象，导致视力下降乃至致盲。此病一般发生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常为双侧，多数是先后发生。白内障属眼病中较棘手的病症之一，尚无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需经其初发、膨胀、成熟和过熟这样四个阶段之后，才能视患者情况进行手术治疗。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50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3)

    毛泽东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属最常见的一种，更具体地讲，毛泽东为皮质性老年性白内障。按病变发展，其眼病已进入成熟期。在此阶段，患者只存光感，即仅能辨别出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对于每日动笔、手不释卷的毛泽东来说，这点光感已和盲人无大区别。几个月来，医生曾给毛泽东服用过维生素C及B2，并配合使用外用滴眼药水。当然，这些措施仅能使毛泽东的视力暂时有所增进，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白内障。

    不管怎样，毛泽东的眼病已经确诊。对毛泽东所患眼病，最上心的莫过于周恩来了。在他主要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时，曾多次约有关医生开会，商讨毛泽东病情及治疗方案。周恩来还多次用自己的眼睛亲试毛泽东预用的眼药水，以体会是否有不适感觉。

    当得知在武汉的毛泽东双目均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后，刚在医院做过治疗手术的周恩来焦虑万分，寝食不安。他托人将自己使用了多年的一副花镜带给毛泽东，并附信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真挚情感，从中可见一斑。

    根据医生意见和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决定毛泽东先继续休养一段时间，并随时检查眼病情况，待适当时候再做手术治疗。

    尽管多种疾病缠身，毛泽东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学习、工作。在武汉期间，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先后接待了5批重要外宾，他们是：9月4日，会见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7位政府部长。邓小平等专程飞武汉参加陪见。

    9月9日晚，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李先念等陪见。

    9月19日上午，会见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邓小平等陪见。

    9月27日，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马科斯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韩念龙等陪见。

    10月5日，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哈克·奥马尔·邦戈和夫人一行。邓小平等陪见。

    毛泽东在武汉的上述外事活动，当时的国内报纸都作了报道。但其中有一微小的、不引人注意的变化，即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地点被"略"去了。

    这一次毛泽东外出"休养"，除中央政治局成员、有关医护人员和外交部少数参加陪见外宾的工作人员外，包括相当一级的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均不知毛泽东的去处。至于被毛泽东接见的外宾，自然将由外事部门提醒其注意"保密"。

    毛泽东在武汉的一系列外事活动中，有1个很富戏剧性的场面，这就是9月27日毛泽东接见马科斯夫人时的1个"瞬间"。据新华社一位参加这次会见的摄影记者回忆：那天，毛泽东站在客厅的门口迎接客人。当雍容华贵的马科斯夫人出现在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用惊喜的目光打量这位光彩照人的来客。这时，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直伸到毛泽东胸前；毛泽东脸上随即浮现出幽默的笑容，他从容地托起这只纤手，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行了个标准的"洋人"礼节。毛泽东此举潇洒自如得竟像电影里"绅士"！随即，马科斯夫人含笑答礼，对毛泽东说："我很荣幸！"对这个稍现即逝的"镜头"，连多年从事新闻摄影的这位老记者也一时没能反应过来，以致失去了抓拍的时机。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的视觉是模糊的。对眼前的景物只能大致进行分辨，做出判断。至于伊梅尔达夫人突然使用"洋人"礼节，这对一般中国人来说都难免发生尴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怎样做才不失礼仪。

    然而，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才在这样的瞬间做出恰如其分、不失礼数的选择！——行动迟缓、视力有限的毛泽东，思维却敏捷得令人难以置信。

    除外事活动外，在武汉的毛泽东还时时密切关注着国内政局，亲自批准和提出了若干重要决策。其中，有的决策对后来的党和国家前途产生了历史性的、深远的影响。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51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4)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是自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对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同志予以平反的又一重要举措。

    在中央《通知》里，列举了林彪一伙蓄意捏造、诬陷贺龙的许多重要事实，但却回避了江青、康生等人在贺龙问题上的大量见不得人的表现。因此，这个平反文件实际上仍是不彻底的、有限的。

    尽管如此，《通知》向全党宣布："贺龙是1个好同志"，"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这等于是在不点名地批驳和揭露江青、康生一伙的卑劣行径，为广大受迫害的老干部撑了腰、出了气。

    早在1973年底，毛泽东就提出，在整贺龙、罗瑞卿、杨、余、傅的问题上，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为此，他当场向在座的军队高级干部做自我批评。而在贺龙问题上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江青等人，不仅从未做过"自我批评"，对毛泽东一再提出的贺龙问题要"翻案"的指示，也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时隔9个月，在武汉的毛泽东见到专程陪外宾来汉的邓小平，即对邓表示：要抓紧给贺龙平反。邓小平回京后，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于是，经过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人的努力，排除了"四人帮"的重重干扰，终于起草出党中央关于贺龙问题平反的通知稿。在送毛泽东审定前，周恩来扶病细阅了通知及有关附件全文，并提笔将原稿中对贺龙的一生的评价"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要的贡献"一句，改为"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

    很快，毛泽东便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同时，他还对出席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提出个人意见，要求增加萧华、刘志坚等人。

    第二天，在医院的周恩来立即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又补充提出几位爱国人士亲属的名字，其中包括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张学铭。

    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前往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亲自主持世人瞩目的盛大国宴，并发表祝酒词。病中的周恩来毫不掩饰他对毛泽东批准"解放"贺龙等一大批老干部的发自内心的喜悦。

    10月4日，国庆节才过3天，毛泽东又做出一项他在武汉期间的最重要的决策，这就是关于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建议。

    自这一年6月周总理病重住院后，国务院总理的人选问题实际上已在毛泽东考虑之中。而早就在窥测总理宝座的江青一伙，也正为此暗中进行准备。

    作为周恩来的本意，继他之后的新中国的第二任总理人选，自然应是与他共事了几十年的老战友邓小平——几十年的历史证明，邓小平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全面担起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重任。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才亲自安排复出后不久的邓小平参加国内外各种重要活动。

    与此同时，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一再从中作梗，反对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不久前江青竭力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的举动，就是1个明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态度至关重要。前面提到，毛泽东在武汉的5次外事活动中，邓小平大都参加了陪见，而"四人帮"中1个人都没来过武汉。这正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高度信任。

    10月4日，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在北京的王洪文，传达他关于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提议。这个消息对江青一伙来说，不啻是五雷轰顶，大难临头。对此，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竟有意封锁毛泽东的指示，没有马上把它传达给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叶剑英及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而是直接通报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3个人。

    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四人帮"开始密谋抗拒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一系列"组阁"活动。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任职的提议之后不到半个月，那个口口声声自诩是"毛泽东身边的1个小学生"的江青，便率先在中央政治局发难，借"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实质是反对毛泽东的提议。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52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5)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巧合之处，4年前，毛泽东也是在武汉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由此引发出林彪一伙大闹1970年庐山会议，四届人大不得不推迟召开。这一次，又是在关于国务院"组阁"问题上，江青几个人的行径与林彪一伙简直如出一辙！或许毛泽东早就预料到江青等人会借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生事"。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圈阅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在这个《通知》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传达了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一段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与其说，这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1个号召；倒不如说，这是洞悉江青一伙作乱本性的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前夕对"四人帮"发出的一次警告。

    就在中共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的夜晚，毛泽东乘上南下的专列，离开了他居住了86天的江城武汉。

    不要搞"四人帮"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了安排。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四人帮"以为，四届人大是很关键的一局。如果人大之后国务院形成1个周、邓体制，情况将大为不妙。这一点，江青等人很清楚。这一局不能输。要进攻，只有进攻，才能掌握主动，决不能让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7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江青提出所谓"风庆轮"问题，说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逼迫邓小平表态。

    邓小平毫不退让。

    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会议无法继续进行。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这天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一种似乎是决战前夕的紧张严峻的气氛中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地点在钓鱼台17号楼。

    4人一致认为，必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由王洪文尽快赶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情况。第二天，即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专机在长沙机场降落。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

    在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毛泽东静静地听着。

    王洪文继续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毛泽东仍然默不作声。

    "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王洪文的这句话是点睛之笔。如果毛泽东对他的报告重视并给予支持，把事情与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联系起来，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很明显了。

    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同一天，即10月18日，北京，钓鱼台十号楼。

    江青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示了对江青等几人的不满。王、唐2人是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的。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做了如下指示：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发起的这次攻势遭到严重挫折。

    一架涂有中国军用飞机标志的喷气式客机在北京西郊机场呼啸着腾空而起，不一会儿便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中。

    邓小平飞赴长沙，面见毛泽东。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邓小平。谈话在极为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53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6)

    "你开了1个钢铁公司！"毛泽东以一种满意和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说。他知道，毛泽东指的是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双方的对阵。

    "好！"毛泽东显得很高兴。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赞成你！""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用手指着王、唐2人说："她们都不高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邓小平说。

    "这个好。"毛泽东很高兴。

    邓小平又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向毛泽东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责任确实重大。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毛泽东说。

    同一天，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一封来信上做了如下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十一月十二日江青不满足自己仅有政治局委员这个职务。她想插手国务院。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她要过问。她在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中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金祖敏是青岛市的纺织女工。中共十大期间，突然有飞机把她接到北京，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8天以后，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七四，十一月二十日李固、黄琼，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仕。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招聘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出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毛泽东对李固此文颇为欣赏。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她可以发号施令的实权。毛泽东的信实际上否定了她的这种要求。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住的时间不短。

    周恩来、王洪文来长沙见毛泽东。虽然周恩来已经住院，但并未减少工作。毛泽东让他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他们是来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

    "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4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泽东一边摇着手，一边对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脸红了，红得很明显。

    这天是12月23日，毛泽东接见了周恩来、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还在座。

    "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毛泽东向周、王说自己的身体情况。

    话题转到邓小平身上。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

    "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

    politics是英语"政治"，周恩来当然听得懂。

    "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十分尴尬，也很紧张。

    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

    周恩来说："人才难得。"毛泽东把笔放下了。

    周恩来报告副总理名单，念道："邓、张、李……"即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54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7)

    毛泽东又打断周恩来的话，说了1个"陈"字，即陈锡联。

    ……几天之后，周恩来、王洪文离开长沙返回北京。

    2人的心情此时却各不相同。王洪文心绪欠佳，周恩来则有一种喜悦宽慰之感。

    毛泽东与他们谈话的主题很明确：批评江青和他们的那个"四人帮"。赞扬小平并赋予小平更重要的责任。

    此次来长沙，毛泽东于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与周、王两人共进行了四次谈话。

    12月23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逗留三天谈谈。24日又说，让他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让他们再留两天。27日说，现在没什么要谈的了。

    这四次谈话，毛泽东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对邓小平的评价和担任新的职务问题以及副总理人选，即12月23日谈话的主要内容。

    对江青的批评。毛泽东说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江青说没有工作做，毛泽东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十一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毛泽东说，搞乱了，也不告诉他。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毛泽东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四书五经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谈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越讲缓和越要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事要有所准备。毛泽东认为要弄清苏联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毛泽东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周恩来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毛泽东点头。

    周恩来把这几次谈话的内容归纳整理了1个提纲，准备回京以后立即向政治局常委传达。

    周恩来微微地笑了。四届人大之前围绕人事安排的这番较量，已经有了令人鼓舞的结果：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有人插手组阁但没有成功。如果形势照这样发展下去，就可以比较放心了。

    飞机开始降低高度。北京到了。

    1974年过去了，1975年，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批准李德生辞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经历了整整10年的时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政权的象征，法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已有八年半的时间被实际上废除了。

    四届人大的召开表明党内的正确势力力图使国家走上正轨的努力有了初步结果。

    当周恩来站起身，准备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55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8)

    四届人大产生的国务院领导层是这样1个阵容：总理还是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从这个格局看，为四届人大的组阁而进行的较量，以"四人帮"阴谋夺权败了下风而告结束。

    最后一次出巡毛泽东自1975年2月3日离开长沙后，当天便东进700公里，到达江西省会南昌市。

    南昌位于鄱阳湖畔的赣江下游，距离避暑胜地庐山不到100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南昌也是毛泽东每次南巡经过次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其原因和毛泽东南下行程规律有关。毛泽东坐火车旅行的特点是"不走回头路"，即去时如走的是京广线，回程则一般选择津浦线。反之亦然。而南昌恰恰处在京广、津浦两线之间，犹如其中的1个"焊接点"。这样，毛泽东自然要频繁路过这里了。也正因为是"路过"，毛泽东在南昌停留时间一般都不长，少则当天到当天走，多则留住三五天。

    2月3日至5日，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到南昌。

    在南昌的三天里，毛泽东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圈阅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2月5日）。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的成员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和粟裕等11人。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仍为新的军委常委会的主持人。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在当时至关重要的由谁掌握军权的问题上，毛泽东仍将信任票投给了叶剑英、邓小平等多数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而王洪文、张春桥二人不仅是极少数，且没有实职或实权，不过徒有虚名而已。难怪王洪文曾对此慨叹：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即"四人帮"）手里……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在他和周恩来都年迈多病，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把军权交给何人，便意味着将来由谁来左右中国的政局。1976年10月，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聂荣臻等人在粉碎"四人帮"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的事实，更加证明毛泽东此举具有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十分巧合的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前途和命运的这个关键性决定，恰恰是在人民军队的诞生地——1927年"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做出的。

    2月5日，毛泽东从南昌启程向东，开始他下一阶段的行程。在经鹰潭、上饶、金华等地后，毛泽东将抵达浙江省会杭州——他此次"出巡"的最后一站。

    1975年2月初，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从南昌打来的保密电话，告：毛主席将在2月8日乘专列来杭，请浙江省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并负责保证浙江境内铁路沿线安全。谭接完电话，又吩咐秘书将电话记录送省委另一负责人铁瑛传阅。

    两位省委领导接此"通知"后，不禁又喜又忧，但"忧"更大于"喜"。

    能不久就见到他们一直崇敬的伟大领袖，并面聆老人家的教诲，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喜事。但这丝毫也不能减少谭、铁2人心中的忧虑。

    当时，浙江各地派性严重，武斗频繁。尤其是毛泽东专列必经的金华地区，更是个"是非之地"。这里激烈的派仗已发展到动用了各种轻、重武器的程度。这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全国来说，也是不多见的。为此，省委虽几次派人来金华收缴武器，却收效不大。对立的两派依然我行我素，每日枪声、爆炸声不绝于耳。1974年底，1个全省有名的造反派头头来到金华时还叫嚷："要坚决地打，春节也不能停！"在他的煽动下，很短的时间里，就造成金华城内300户遭抢劫，死伤200多名群众的惨剧。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专列进入浙江省境内后的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一旦发生什么意外，那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的事情。经过考虑，谭启龙把有关情况向汪东兴作了汇报，特别提到省委对毛泽东沿途安全问题的担心。汪东兴听后答复道："这样吧，毛主席路上的安全问题，由我们随行警卫部队负责。"并安慰谭说："毛主席走到哪里，哪里就安定。"虽然吃到了这颗"定心丸"，谭、铁二人仍不敢稍加大意。经研究后决定，以中共浙江省委名义向金华造反派下了死命令：2月6日将有"重要外宾"的专列途经金华，不管哪一派都不准开枪、肇事，否则，惟该组织头头是问！2月8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八，离春节只有3天了。按预定期限，毛泽东将准时于今日到杭。本来，南昌到杭州只有600多公里行程，一般只需半天即可到达。但由于沿途不安定等因素，毛泽东的专列竟然走了3天！这天清晨，春寒料峭，凉风习习。一大早，浙江省委谭启龙、铁瑛等几位主要领导就来到艮山门车站，在站台上等候毛泽东专列的到来。由于对毛泽东沿途情况不明，几位领导人心中无底，焦灼不安。他们不停地抬腕看表，伸头向钱塘江大桥的方向张望。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56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9)

    终于，载着毛泽东的专列冲破晨雾，远远驶来。一声长长的汽笛，像是在提前报告毛泽东到达的喜讯。对在站台上等候已久的谭、铁2人来说，这声汽笛以及列车进站时发出的刺耳的噪音，都仿佛在演奏一支优美动听的曲子！列车停稳后，谭启龙、铁瑛2人一起进入车厢，同毛泽东见面。然而，车厢内映入眼帘的情景却使两位领导不免苦痛、心酸：只见坐在沙发中的毛泽东一脸凝重的表情，容颜十分苍老、疲惫，动作也显得迟缓、无力，就连说话也含混不清了。过去人们对毛泽东习惯使用的"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等词汇，现在无论如何也无法同面前的这位老人联系在一起了……见谭、铁二人进来，毛泽东用力从沙发中站起身，边握手、边询问："你们不是挨打了吗？"听到毛泽东的问话，谭、铁不由心头一热：几天前才发生的事，毛主席也知道了？原来，从1月底开始，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那个曾窜到金华地区煽动武斗的造反派头头纠集一伙人寻机闹事，搅乱会场。混乱中，造反派强行将谭启龙、铁瑛2人绑架。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两位领导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在这场"争夺"战中，谭、铁二人挨了不少拳脚，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后省委会议不得不另外找地方召开。

    看来，毛泽东一路上已了解到不少情况。从老人家关切、认真的神态看，他心里一直在记挂着这件事。

    感动之余，谭、铁2人"检讨"说："发生这件事，主要是我们省委工作没做好……"接着，他们又叙述了省委会议的详细经过。毛泽东注意听着，并默默点头，但未发一言。

    随后，两位书记又把自批林批孔以来全省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当然还是在"报忧"。他们说：运动开始后，全省已有许多工厂停工，本来已经好转的生产形势，一下子乱开了。如杭州钢铁厂，1973年时该厂生产情况还不错，已炼出特等钢，但批林批孔一来，造反派又折腾起来了，甚至还说，多生产几吨钢算什么？苏联钢多，还不是修正主义？此外，农村目前也受武斗影响，浙江本来是江南鱼米乡，现在却不得不从北方几个省临时调运玉米面、地瓜干当口粮……车厢内的毛泽东听着汇报，不由得锁紧了眉头，表情愈显沉重、忧郁。看得出，他内心是矛盾的、不安的。

    汇报完毕，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走下列车，由谭、铁2人陪同前往西湖南岸的汪庄下榻。

    从2月8日这天起，直至4月13日止，毛泽东在杭州共计留住两个月零五天。在这段时间里，他的1个主要"任务"，是继续检查、诊断眼疾。此时，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要好多少。除双目白内障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厉害。行走更加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长时间的阅读和工作，都将对身体恢复不利。为此，医生建议毛泽东应少看书、多活动，不便外出行走就在室内做一些活动。

    为治疗毛泽东的眼病，从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来杭的六七位全国著名眼科专家组成医疗小组，精心会诊，反复研究，并借来一批外文医学杂志和书籍，提出各种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毛泽东白内障的发展。为使病人配合治疗，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毛泽东不再看书和批阅文件。但无奈毛泽东固执己见，只同意先治右眼，而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继续工作。

    从毛泽东在杭期间借阅的书目看，他曾借过《红楼梦》、《基度山恩仇记》、《飘》和《创业史》等中外文学名著。据说，这是为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解中外文学史用的。另外，毛泽东还借过《全唐诗》、《全宋词》和《辛弃疾集》等中国古典诗集，这当然是老人家自己要看的。为不使毛泽东阅读费力，有关人员特地选出字体较大、印刷质量较好的版本送到毛泽东处。

    毛泽东到杭州的第四天，是农历正月初一。为表达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担任毛泽东警卫的战士们特意赶制了一块大蛋糕，送给毛泽东祝贺春节。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大家的礼物。这是81岁的毛泽东在他的"第二故乡"杭州过的最后1个春节。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57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10)

    在杭期间，毛泽东已完全停止了外事活动。但对于身边及全国发生的政治动向，毛泽东仍每日过问，从未松懈。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安排，由省委书记铁瑛全面负责毛泽东在杭的安全警卫工作。为此，铁瑛搬到汪庄"六号楼"住下。这样，住在"一号楼"的毛泽东，便可随时在住地"召见"铁瑛，听取汇报。

    生性耿直、从不讲假话的铁瑛，曾在1972年赴京参加中央揭批林彪一伙罪行的会议上，被周恩来称为"痛快"之人。同样，在毛泽东面前，他依然秉性不改，一次次向毛泽东如实报各"批林批孔"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并直率地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自然，这全是"报忧不报喜"，与报纸、广播的宣传调子格格不入。

    当时，谭启龙、铁瑛等省委领导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造反派在全省搞的"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的所谓"双突"问题。此事一日不及时、妥善加以解决、广大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就一日不能顺利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安心领导生产和其他业务工作，全省也就一日不能真正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在听取多次汇报之后，毛泽东肯定了浙江省委的正确意见。根据他的指示，中央批准调动浙江部队1个团，将"占领"杭州饭店的造反派坚决驱赶出去。仅此一举，便在杭州及全省引起巨大反响，对各地造反派起到极大震慑作用，而渴望安定团结的广大干部群众无不为之拍手称快。

    除浙江省外，毛泽东在杭州期间还审定了几件影响全国的重要文件、文章，并就有关问题做出决定。它们是：2月10日，圈阅批准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2月18日，圈阅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及其附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十三条语录）。

    2月下旬，指示应全部释放现在押的战争罪犯，提出：届时可开一欢送会，发零用钱及衣物，有病治病。3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2月底前，听读姚文元所写《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

    3月5日，圈阅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根据邓小平关于全国整顿铁路运输秩序的讲话精神，提出了五项整顿措施。

    3月中旬，审阅批准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关于加快解决专案审查对象的处理意见。根据这个处理意见，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审查对象"中的绝大多数，均予以释放。

    3月底前，听读张春桥所写《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

    在这期间，有一件事情需要稍加详述。这就是周恩来3月20日写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的一封长信。这是继长沙之后，毛泽东收到的第二封周恩来汇报自己病情的信件。该信全文如下：主席：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去年11月12日经镜照电烧后，1个半月内仅尿血九个C.C.多；今年2月4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1个半月内，亦仅尿血十个C.C.多，如待满三个月再行镜照检查，当在5月初或4月底。

    今年开会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58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11)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成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唐两同志转报主席，我决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做此准备。

    问主席好！周恩来1975年3月20日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身患绝症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对自己的病史、病状都了如指掌。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每次手术治疗都需经医疗组报请政治局四常委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同意后，再送毛泽东批准。为此，周恩来不能不将病情作出详述，向身体、精神都不佳的毛泽东如实汇报。

    在这封长信的前面，细心的周恩来还特别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纸"说明"，请她在毛泽东休息好的时候，再将此信读给主席听，万勿由此"干扰"主席的休息和健康。

    几天之后，在北京305医院的周恩来即见到张玉凤自杭州打来的电话记录，告：病情报告已（给主席）念过，主席托我给总理打电话问候总理；主席很惦念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我也问总理好！周恩来的这封关于自己病情的长信，当时除毛、周两人外，张玉凤可能是唯一见此信的第三人。应该说，这封周恩来不得不写、毛泽东不能不看的信件，在两位风雨同舟达40年之久的老战友心灵上的冲击和震撼，都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为此"几天睡不好觉"，便是明证。

    那么，毛泽东到底在想些什么呢？3月21日，毛泽东读起宋人洪皓词《江梅引·忆江梅》："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诉谁！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花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这首词中，"余杭"即杭州，"燕台"，指北方幽燕一带。"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诉谁！"表达了作者山水难断的追思和怀念。在得悉周恩来病情的同时，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吟诵此词的含义是什么呢？自然，对故人故事，今人只能做些揣测和猜想，并不足为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因其处境、地位、性格以及保密制度等所限，他只能从古人中觅"知音"，借古诗来发感慨。

    除自己吟诵、阅读大量中国古典诗文，以排解心中的万种思绪外，毛泽东也时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吟诵和讲解这些诗句。如他曾逐字逐句地解释过辛弃疾的《破阵子》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声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显然，毛泽东仍是在借古人之"壮词"，来释心底之"谶语"。这时的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作为辛稼轩的一位"知音"来读解辛词的。然而，听毛泽东解说该词的人能否真正懂得并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思，成为毛泽东的"知音"，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在杭州的毛泽东如此大量地、反复地听诵并阅读中国古典诗文，正是为寄托他此时此地难以言状的忧思、苦楚、伤感和孤寂。这便是这位年逾八旬老人的内心世界。

    4月2日，54年前同毛泽东一起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董必武在京病逝，享年90岁。3日，党中央组成以毛泽东、周恩来等50人的董必武治丧委员会。正是这一天，毛泽东又连续吟诵辛弃疾、张孝祥、张元干、陆游等爱国诗人的词作（多数词篇毛都能背出），其中多为悲壮、激昂之格调，反映出毛泽东柔中有刚，悲中有烈，凄风苦雨却志不可夺的战士本色。

    不过，1976年毛泽东病危之际，他曾在病榻前召见华国锋等人（当时周恩来已去世，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郑重地交代众人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但也快了，总可以大致"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还得交给下一代……由此不难看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59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12)

    4月10日前后，一直陪同毛泽东在杭州的中办负责人汪东兴、张耀祠通知毛泽东警卫处负责人：金日成主席将率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准备在杭与金日成会见，警卫部队需尽快做好准备。为此，警卫处很快制定出接待和警卫方案，各项准备工作均按要求布置就绪。

    然而，到4月13日，原定计划又突然变了。当晚，警卫部门又接通知，告金日成主席不来杭州了，毛主席要回北京见金日成。对此突如其来的变化，一般情况下都难免要措手不及。但担负毛泽东在杭警卫任务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经验丰富、善应万变的精干之旅。在不到一小时内，毛泽东离杭的车辆调配、行走路线、沿途警卫等，都迅速落实定位。

    晚上8时许，身着毛巾浴衣的毛泽东在几个工作人员搀扶下，缓缓走出汪庄"一号楼"。这时，楼厅内站着一些工作人员目送毛泽东离去。见到老人家步履蹒跚、容颜衰老的病态，送别的人都泣不成声。毛泽东以疲惫的目光环顾了一遍周围的人，无力地点了点头，算是向众人告别。

    对来得急忙，去更匆匆的毛泽东来说，他仍未认为此次来杭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在他离杭赴沪途中，中办负责人还向护送毛泽东到沪的警卫处长交代说：汪庄"一号楼"要组织检查维护好，主席下次来杭还要住在这里。而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年维修好的汪庄"一号楼"，却再也未见它主人的到来。

    毛泽东突然离杭，使得当晚正在省委开会的谭启龙、铁瑛2位书记倒真是措手不及。在接到毛泽东要离杭的紧急通知之后，谭、铁2人迅即赶赴汪庄，但毛泽东已经离去。于是，他们又直驶杭州车站。待赶至站台时，专列正徐徐启动。这时，只见车厢里的毛泽东隔着玻璃窗，向两位书记频频挥手告别。从留在汪庄的中办另一位负责人口中得知，毛泽东原本打算离杭前再同谭、铁二人谈一次话。毛泽东都要谈些什么？他对"第二故乡"杭州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些都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了。……三要三不要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1个月后，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两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威"为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做了注释。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是1974年12月他在长沙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谈话的部分内容。毛泽东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这个"理论"确实很难懂，比如：八级工资制与林彪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有什么联系？当然，张春桥、姚文元懂得"理论"，他们对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做了力所能及的全面阐述。不过，理论毕竟是理论，张、姚这些人其实对观念形态的东西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更注重现实，他们的理论从来都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林彪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容易还是不容易，张春桥、姚文元已经不关心了。林彪早已死了。他们的真正用意，是利用这个"理论问题"，组织一次对周恩来的新的进攻。虽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但他们并不想给他哪怕是一点点的安宁。于是，他们借机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煞有介事地告诫人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了解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经验主义"曾经所指哪些人。

    周恩来已经动了三次手术。

    他推开病房门，走到院子里。外面是温暖的春天。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60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13)

    春天，生机勃勃的春天。

    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

    毛泽东阅后，提笔在这份报告上批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批评得好厉害！批经验主义这场刚刚拉开战幕的进攻只好收场了。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很长时间毛泽东没有召集政治局会议了。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10个月，刚刚回到北京。

    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

    "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周恩来说。

    "怎么样？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周恩来回答。

    然后，毛泽东依次与各位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握手。

    "老帅呀。"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

    "小平呀。"与邓小平握手。

    "你要挂帅呀。"这是对陈锡联说的。

    "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纪登奎对毛泽东说。

    "吴德有德呀。"毛泽东握着吴德的手说。

    "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毛泽东在与陈永贵握手时说。

    接着是吴桂贤。"主席好，我是吴桂贤。""我不认识你啊。"毛泽东握着吴桂贤的手说。

    "我1964年见过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我不知道。"毛泽东没有印象。

    "延安儿女问候你。"吴桂贤说。

    "你是延安人哪？"毛泽东问。

    "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最近到延安去看了。"周恩来在一旁解释。

    毛泽东与苏振华握手，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害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毛泽东伸出了小手指。

    "现在大了点，现在这么大。"苏振华伸出无名指说。

    谢静宜，过去是在中南海工作的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干部，后到北大"支左"留下来当了党委书记，也是1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不是政治局成员，但实际上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与她握手。

    "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毛泽东与谢静宜握手时说。

    "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谢静宜对毛泽东说。

    "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毛泽东做了1个卷铺盖的手势。

    大家坐下来，会议开始，主题是毛泽东谈话。

    "多久不见了，有1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读了。对不起春桥。"毛泽东开门见山，把今天谈话的主题端出来。毛泽东这里讲的张春桥的文章就是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不起张春桥。新华社的文件就是指那份《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

    "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1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毛泽东又说。

    上海机床厂的经验也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作品。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泽东把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都归到修正主义里头。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61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14)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批林批孔、"三箭齐发"。

    "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毛泽东指着王海容、唐闻生。又说，"我也是1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5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毛泽东讲党的历史。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4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你1个，朱德1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又指邓小平，"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泽东讲话幽默风趣，这是他的风格。他说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就举一例，"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

    毛泽东重申"三要三不要"，接着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要自我批评。"毛泽东又重复两遍"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又慢慢地说："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毛泽东再次说他犯了错误，对张春桥的文章没有事先纠正。他说："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见过面。"张春桥说。

    "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1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是吴冷西。"张春桥回答。

    "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所以他有气。"毛泽东说。

    1958年"大跃进"时，张春桥就主张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内许多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说的"所以他有气"即指此事。

    毛泽东接着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做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做，自己不做。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英国的1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江青在一旁问道。

    "嗯。"毛泽东回答。

    江青进来后，没有同毛泽东握手问候，毛泽东没有注意到江青也来了。江青的一句问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

    毛泽东说："江青同志党内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1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毛泽东知道江青也是1个到处鼓吹反经验主义的人。毛泽东批评她既没有斗争经历，也不会写文章，谈不上教条主义，只是1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62节：第五章批评"四人帮"(15)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对江青到处以个人名义送材料、乱发号令非常不满。他已多次批评过江青，这次又旧话重提。

    毛泽东又说："这一回跑了10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毛泽东是1974年7月离京去外地的。临走前，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了一次。10个月后，他回到北京。这是回京后第一次与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所以讲得很多，谈兴很浓。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十分强调"三要三不要"。他从林彪事件中总结出这三句话，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毛泽东接着讲到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毛泽东顺口念了一首民谣：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毛泽东念了辛稼轩的一首《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毛泽东让叶剑英念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念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说："此人有文化。"他指的是叶剑英，并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念过的这首词中的那两句，以及吴法宪不行，曹、刘为谁的话。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63节：第六章在最后的日子里(1)

    第六章在最后的日子里

    毛主席离开我们整整17年了。17年来，我（指周福明）丝毫没有减弱对伟大领袖的深切怀念之情。

    1959年12月26日，毛主席66岁生日那一天，我在杭州有幸第一次给主席理发，主席对我还比较满意，就把我带往北京。先是做主席的理发员，很快又当卫士，负责主席生活管理的工作。直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在主席身边工作了17个春秋。与主席朝夕相处17年，要讲的事真是几天几夜也诉不尽。今年（指1993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借此之际，我想主要谈谈主席晚年最后日子里一些情况，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不尽思念。

    进入1976年，主席显得越来越苍老、憔悴。由于长年累月地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特别是晚年活动量减少，导致身上的肌肉都有所萎缩，两条腿膝关节不能伸直。如果没有人搀扶，站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走路就更不用说了。主席不仅行动不便，说话也很费劲，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不时地困扰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1976年5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原地费力地站起，与走进书房的客人握手以示欢迎。坐下来谈话似乎更加难熬，主席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毛主席病情恶化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治疗，由北京、阜外、301、305五等医院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的医疗小组对主席实行了特别治疗，昼夜不停地监护着他老人家。医疗小组的成员，都是富有丰富经验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的心情和我们工作人员一样，盼望着主席的病能够一天天地好起来，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过来。他们在主席书房的床边架起医疗器械，通过监视器，一刻不停地进行观察，发现问题及时抢救。氧气源源不断地从主席的鼻孔输送到体内。

    在主席病情恶化前，每次吃饭都是由我为他送饭、喂饭。可这时的主席完全不能自己进食了，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嗓子眼就容易呛，导致心脏的不适。医护人员为主席下了鼻饲，食物是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精心地为他老人家配制的。鼻饲的管子一直在主席的鼻孔下插着，护理人员隔段时间把食物往管子里注入一次。

    汪东兴等中央领导，都轮流到现场坐镇，具体领导着医疗小组的工作，医护人员分成三班昼夜守候在主席身边。许多工作，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已插不上手，但卫士值班仍照常进行，我们没日没夜地为配合医疗小组的工作提供一切方便。

    毛主席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鼻子同时插着氧气、鼻饲两根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老人家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他批阅大量文件，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竭尽全力地为党、为人民继续操劳。他时刻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知疲倦地、忘我地工作着。我时常看到疾病折磨下的主席是那样的痛苦。肺心病常常导致他严重地缺氧，嘴唇发紫，浑身全是汗淋淋的，举书的手时间长了也抖得不停。我心里很难受，真想劝主席您喊一声吧，您叫一声吧。可我们的主席从来也不喊，从来也不叫，甚至连哼一声都没有。他以顽强、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

    治疗中的痛苦是难熬的，可主席他老人家从未皱过眉头，反而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的心情，积极与医务人员配合。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301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感慨地讲："我行医凡40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像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书"仍与主席为伴，不过主席又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成了他与病魔斗争的"武器"。为了转移注意力，主席不停地看书，自己举不动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替他举；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累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为他读。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继续看书、学习，直到生命的终结。彻底实践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壮语。

    这段时间主席看的书主要是二十四史，还有各种字帖。二十四史是大字体，主席特别喜欢这套书。我到主席身边后，看主席读这套书，有的起码读过10遍也不止。不过这个时期主席读这套书，大概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字比较大，看起来眼睛也感到不那么费劲。当时送主席阅看的文件，事前都要由秘书局和部队的同志把铅印件抄成大字。

    主席的生活习惯历来怕热，他一年四季不盖被子，铺着凉席。病重期间由于长期卧床不起，床单下铺的凉席也不觉得凉快，身体与床常接触的两侧髋骨早已长出了褥疮。特别是进入6月，天气逐渐地转入夏季，更觉得炎热难耐。一天，躺在床上的主席实在感觉闷热难忍，我们想有什么办法把铺的凉席换一换。张玉凤想了个主意，她让护士拉着床单的四个角把主席抬起，自己赶紧去换床单下铺着的凉席。主席的身体刚一离开床，凉席还没有来得及去换，主席就昏了过去。肺心病最忌讳动，这次搞得很紧张，惊动了华国锋。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64节：第六章在最后的日子里(2)

    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

    去世的前一天，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些异常后，现场的气氛开始一直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医疗小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高度地警惕、观察、注视着。

    主席和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药睡下了。没过多久，监视器再次地显示主席的心脑严重异常。医疗小组的专家和医生迅速对主席实行抢救措施。人工呼吸、强心针……这一切对主席来讲都无济于事。主席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主席与世长辞。

    很快，我发现从主席的鼻子部位渐渐地变白，这是体内血液下沉的结果。主席的遗体开始僵硬。

    想到从此再也不能与他老人家朝夕相处，听不到那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幽默而风趣的话语；看不到灯光下那与书相伴的主席身影；再也不能向他老人家问寒问暖，问饥问渴，我禁不住悲痛欲绝。

    处理主席后事的工作开始了。为了要把自己与主席17年的经历画个圆满的结局。我再三地向领导、组织恳求，希望自己为主席理最后一次发，修最后一次面。

    要求一提出，我就默默地去做准备。为主席理发17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里如此地沉重。我打开理发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和往常一样，围布、推子、梳子、篦子、刮胡刀……它们并不脏，每次我用过之后都要擦净，用酒精消毒。可此时的我还要反反复复地擦拭，不知多少遍。我还特意选出几把篦子，同以往一样用棉花一把一把地梳好。

    我感到眼前这一件件的工具，是如此的亲切，就好像是一条条传递自己对主席深切感情的纽带。

    我默默地期待着！凌晨3点来钟，也就是主席逝世后的3个小时，我的恳求终于得到了批准。当汪东兴告诉我这一消息时，难过之极的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宽慰。

    主席已两三个月没有理发了，头发凌乱不堪且参差不齐。这还是主席病重期间，医务人员用手术剪子剪的。他的胡子我倒刮过几次，很快又长了出来。

    我端着理发工具箱走到主席床边，有些迟疑了。主席安详地躺在那里，他太劳累了，太疲倦了，我怎能忍心打扰他。

    "我办我的公，你办你的公，我们互不干扰。"主席的话又仿佛在我的耳旁响起。我暗暗地说："主席您安心地睡吧，我决不会打扰您。"我弯下身子，手中的推子在主席的头上轻轻地、慢慢地来回移动。

    这是我平生以来感觉难度最大的一次理发。此时的主席身体都开始僵硬，更不能动了。像主席右鬓和两耳后面的头发弯着腰是理不到的。为了不打扰主席，使他老人家感觉得舒服。剃右鬓角的头发时，我干脆跪在地上，趴在床边为主席剃；剃两耳后面和后脑勺的头发时，我索性上到主席躺着的床两边，顺着他躺着的姿势，稍微偏动主席的头部。

    我浑身是汗，为主席服务17年，除了第一次为主席理发，再没有像今天这样。是激动还是紧张，是悲伤还是难过，我自己也说不清，只感觉眼前的一切总是那么的模糊不清。

    最后我端来一盆热水，用热毛巾热敷在主席的头发上。主席适应什么热度，用手一试就知道。花白的头发经水一湿，似乎变得黑了，再用篦子反复地篦，立刻显得乌黑发亮。我又为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擦了脸。似乎主席又精神起来。

    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很快又回到游泳池住地拿来衣服为主席穿好。内外衣都是新的，是主席生前做好备用的，准备替换被主席穿破的衣服。没有想到这么快他就用上了。中山装的颜色也是主席最喜爱的灰色。

    1976年9月11日早晨，我哭送主席。我同负责主席警卫的战士一起抬着老人家的遗体，迈着沉重的步履，一步一步地离开"二○二",离开了中南海……

第十卷风采驻人间 第165节：第一章恢弘的世界(1)

    第十卷风采驻人间

    毛泽东是一位博大精深的理论家、思想家，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为创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孜孜求索，殚心极虑。他的不朽学说，充满首创精神和革命真谛。毛泽东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带领中国人民闯过无数难关，走向胜利。

    毛泽东是气度非凡的艺术家和学者，他那大气磅礴的诗文、书法，渊博的学识，同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交相辉映，熔铸成永存于世的人生风采。

    第一章恢弘的世界

    一代伟人逝去，一生的风采永存。毛泽东以毕生的精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而奋斗。他的伟大人格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伟大、最崇高的品质。他那渊博的学识、卓越超群的智慧、洞察幽深的历史穿透力、一往无前的盖世气魄，在现代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我（指林克）自1954年奉调担任毛泽东国际问题方面的政治秘书，一直到1966年8月离开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整整工作和生活了12个春秋。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不是零星的、某一层面的，而是1个恢弘的世界，1个绚丽多彩的精神体系，他的自我已经深深地、深深地熔铸进了中华民族的伟业之中，成为1个时代，1个民族的意志、情感、文化的象征。毛泽东虽已逝去，但他的思想、人格、风采，已成为永远不会忘怀的记忆……初到毛泽东身边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兵燹之后，百业待兴。世界政治格局重新组合，国际形势风云诡谲。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同老一代革命家一起，肩负着重建国家和处理纷繁复杂国际事务的艰巨使命。为了更好地把握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以便巩固新生政权和振兴经济，毛主席提出，他需要1个懂得国际问题和懂英语的政治秘书。

    中共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通讯社物色人选。1954年秋，我当时工作的新华社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领导上决定推荐我去毛泽东身边担任政治秘书，征询我本人的意见。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方面认为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感到很兴奋。但更多的是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我向领导表示了这种心情，领导同志勉励我说，相信你能努力做好这个工作。于是我便同意了。

    同年10月的一天，一辆小卧车接我从中南海西门经过怀仁堂，沿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驶去，经过勤政殿和对面的瀛台，车子在丰泽园大门西边的静谷停了下来。静谷的门呈八角形，四边门框用汉白玉砌成，横额镌刻着"静谷"二字，两边还镌刻着一副对联："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清阴留竹柏，四时不改茏葱"。静谷有两重院落，房屋已经破败。前院，有高耸的苍松翠柏，还有些假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就住在这个院子的三间西屋里。后院也是1个四合院，三间北房是主席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及其秘书的办公室，但他们不常来。此房西边的耳房由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住着。安排我住的是三间西房，两明一暗，房中的家具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1个文件柜，小房间只有一张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泽东临时的藏书室。我住的院子有道走廊通往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走出静谷，东侧就是丰泽园的大门，园内的屋脊尽入眼帘。1957年后，为了工作的方便，我搬进了菊香书屋的东院，这里距毛泽东的寝室只有20多米。院里栽种了几棵雪松和其他花木，毛泽东工作之余，常常在这里散步。

    在面见毛泽东之前，田家英找我谈心。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也可能在三五年内帮不上主席的忙。"田家英谈了自己多年的工作体会，这使我感到毛泽东对政治秘书的工作要求很高，对自己能否胜任不免有点疑虑。但我一贯的信念是，组织交给的工作就要竭尽全力做好。于是，我做好准备，抓紧阅读与研究有关国际形势的文件资料。我和田家英、逄先知多年朝夕相处，以后成了知心的朋友。

    作为政治秘书第一次与毛泽东面谈，是1954年11月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畔。当时我们从北京到广州没有几天。池水清清，树影婆娑，刚刚在碧波中尽情舒展了健壮身躯的毛泽东，此时兴致极佳，谈笑风生。他问我有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我简要谈到，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幼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6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社工作直至到主席身边，时年29岁。

第十卷风采驻人间 第166节：第一章恢弘的世界(2)

    20年代初，毛泽东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我提到保定，引发了他的谈兴。他说："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园。"触及历史，毛泽东谈锋更健：曹锟用5000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曹锟贿选期间，毛泽东正置身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曾于报刊发表文章，抨击污秽的军阀政治。往事如烟，毛泽东信手拈出一段与话题相关的历史。

    说到此，毛泽东淡淡一笑。后来相处日久，我发现，毛泽东每每谈及古来的帝王将相，近代的军阀政客，间或淡淡一笑。而从这一笑中，却能体会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样一种超越于他们之上的雄伟气魄。

    毛泽东略为沉吟后，对我说："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一番寒喧，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使我消除了拘谨，回复了平静自然。

    从1957年起，毛泽东又要我研究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直到1966年8月我离开毛泽东办公室。

    年逾花甲学英语就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话锋一转，眉宇间透着诚恳地对我说："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接着又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喽。"言罢，无忌地大笑起来。

    教他学英语，这是主席交给我的一项新工作。我从别人那儿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学习从哪儿入手，心中无底。于是我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毛泽东欣然同意，我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当时，毛泽东已年逾花甲。从那天起，我既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兼他的"英语先生"。

    5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无论在哪里我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学习的英语材料。他善于挤时间学习，他经常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休息时，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英语。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他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未曾中断。譬如，1957年3月17日到20日，毛泽东先后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在成千或数千人干部大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的演讲，工作十分紧张。但沿途他学习英语的兴趣依然不减。从徐州飞往南京，从南京飞往上海，航程只有一小时。他除了给我书写了有关当地的古诗词外，其余时间，都用来学英语。学习中，也常常纵论时事、谈古论今、探讨学术。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作是毛泽东《飞机上的工作照》，据说有人还请郭沫若为之赋诗一首。实际上并非毛泽东的工作照，而是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据我的日记记载，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学英语时，由摄影记者拍摄的。

    在同年11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典及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签署了共同宣言。当时，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很有意见。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毛泽东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交谈，向他们做工作。整个过程非常紧张繁忙。可毛泽东学习英语却未曾中辍。往往在天色未明时，邀我到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寝室去帮他学英语。

    那时，毛泽东已年逾花甲，但他毅力非凡，他对我说，"决心学习，至死方休。"1959年1月自谓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他要给自己定1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我考虑到他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往往事先代他查好字典，并注明轻重音等。可他往往还是要亲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标和注解。

第十卷风采驻人间 第167节：第一章恢弘的世界(3)

    毛泽东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类误读。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听我讲解发音要领，随着我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

    毛泽东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读。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从读新闻、时评、政论入手，逐步学习理论文章和经典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四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英文本。不仅如此，有些经典著作反复阅读，《矛盾论》英文本学过三遍，《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也读过不止一遍。《矛盾论》、《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他在每页的空白处都用蝇头行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每读一遍便又注解一遍。

    勤奋的努力，到晚年他借助字典可以比较顺畅地阅读英文版政论文章和理论图书，但对文字比较艰深的古典著作读起来还有困难。至于英语会话，因为年事已高，乡音难改，他只能说几句简单的应酬话，用英语对话还不行。作为1个高龄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已很不容易了。

    广收博览离开学习英语，"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完全倒了个儿。对秘书，毛泽东只明确任务，从来不画任何框框，不做任何硬性规定，更无须事事请示，而是放手让我工作。因此我工作起来比较大胆，心情舒畅。

    初到毛泽东身边，我的任务主要是阅读大量的文件、电报、报刊、资料等，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帮他筛选文件、电报、资料；有时口头，有时写成书面材料，综合汇报。我因为除了秘书工作，每天给毛泽东选送文件，汇报情况外，还经常和他一起学英语，因此，接触多，交谈也多，谈话的话题也非常广泛。他总喜欢提出问题同我交谈，经常提出世界和平与战争的前景、世界格局与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的主要矛盾、中间地带、地区形势、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政策等问题，边谈边议。有些问题我一时很难答复。譬如，他提出，你看当前和平的可能性大，还是战争可能性大？和平力量大，还是战争力量大？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怕帝国主义国家多些？还是帝国主义国家怕社会主义国家多些？他总是根据客观形势做出具体分析。在交谈中，他总是鼓励我大胆地谈自己的见解，我逐渐意识到他不满足于我向他反映情况，而且要求我从理论上做出分析，从战略上进行思考。

    195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我写了一封信："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做什么》一文，今译《怎么办？》是列宁1907年撰写的一篇著名文章。文中论述了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特别强调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四月提纲》是列宁1917年提出的号召苏维埃夺取政权的纲领。

    毛泽东的信，对我既有鼓励，又有鞭策，循循善诱，期望甚殷，对我触动很深。

    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林克：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挈》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1957年以前我主要分管国际问题。此后，毛泽东又要我研究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是有深远的考虑的。当时全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的是如何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问题，所以，需要学习，特别是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鉴于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内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他要求我广收博览，开阔视野，并且"偏重一点理论"上的研究，只有如此才能符合新时期的需要，符合毛泽东工作的需要，做到"于你我都有益"。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要我广泛阅读报刊的理论文章，并选择有新意、有创见的文章送给他。他也经常推荐这方面的文章让我阅读。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指点，我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十卷风采驻人间 第168节：第一章恢弘的世界(4)

    读无字之书毛泽东不仅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加重视实际知识；不仅重视理论，而且更为重视实践，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所以，他不仅提倡读有字的书，而且更提倡读无字的书，所谓读无字的书就是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除了亲自视察或调查外，他还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城乡的厂矿、街道、农村、学校，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时间有长有短。

    50年代中期，1个严冬季节，田家英受毛泽东的委托，到老解放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老区人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我随田家英一同前往。当时我还没有农村社会调查的经验。而田家英从1948年起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政治上成熟，有丰富的调查经验。我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参加的。我们这次访问了原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西柏坡以及平山、建屏等地。这次调查，我们除了向县委说明来意，并听取县委一般情况介绍外，没有任何迎送招待，没有要任何人员陪同。只因为路远，县委给我们派了一名司机开一辆小吉普车。我们全部时间都是吃住在农民家中，直接同农民和基层干部谈家常，了解情况。有时是一两人，有时是三五人，有时开小会座谈。那时正值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季节，群众生活仍很艰苦。夜晚，我们睡冷炕，穿着棉衣，盖着棉被，还觉着四处透风，手脚冰凉，冻得难以入睡。有时遇到飞雪天气，早晚道路结冰，中午道路泥泞，崎岖不平，吉普车非常颠簸，由于路滑，车子行在路上常常横了过来。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并不觉得苦。就这样，我们一户又一户，一村又一村，有时乘车，有时步行，历时20多天，完成了这次调查。路上，田家英曾对我说，这一带老解放区生产发展比较慢，原因在于当地党员干部比较老化，摆老资格，不能吸收新鲜事物，思想保守，缺乏闯劲。像这样的地区如果不发展新党员，要比较快地改变落后面貌，是困难的。回到中南海以后，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对他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他的意见颇为重视和赞赏。1964年3月，毛泽东在邯郸同河北、山西省、地委部分负责同志谈话时，仍然谈到这次调查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社会调查，是1961年毛泽东让我们到河南参加整社。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全国城乡严重缺粮，很多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心情沉重，忧心如焚。在12月26日他生日这一天，他请我、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和汪东兴7个人同他一起吃饭，饭菜非常简单，自然不吃肉。吃饭时，毛泽东神情严肃，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全国人民遇到了灾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六人都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要隐瞒。"谈话时，毛泽东还讲了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故事，用以说明，人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不能成大事的。

    临行前，毛泽东跟我谈了一次话。他指示我们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他要求我们下去的同志组成临时党支部，要我担任支部书记。考虑到下去的干部中有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同志，为了便于做思想工作，我提出是否请一位老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他感到我可能有顾虑，便说道："你是否怕承担责任呢？我表示：既然主席委托，我是会负起责任的。我说，我看你行，就这样定了。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13人，我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担任支书，我担任副支书，毛泽东表示同意。行前，他同我们下去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第十卷风采驻人间 第169节：第一章恢弘的世界(5)

    1961年元月16日，我们自北京出发，参加河南省、地、县三组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由于原定去的信阳专区的整社工作已到收尾阶段，所以，我们改去许昌专区鄢陵县马栏公社参加整风整社，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罗道让和我参加了省、地、县工作队领导小组。

    整个工作队有120人左右，进村后同农民同吃公共食堂、同住、同劳动。工作队员还要逐户访问农民群众，了解生活、生产、干部作风等问题。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生活关。不到1个月，全部工作队员都得了浮肿病。我们每人粮食定量是27斤，实际上连一半也吃不上，这一半还是瓜菜代。每天喝稀汤。所谓粮食，最好的只是红薯做的淀粉，根本见不到玉米，更不要说大米、面粉了。我胸口以下全部浮肿，其他同志也好不了多少。但我们13位同志，绝大多数经受了这场考验。

    在调查中，农民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大。因为它是违背群众自愿的原则，一夜之间由干部强制成立起来的。由于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员多吃多拿、浪费和管理不善，农民吃不饱饭。当时，公共食堂被视为共产主义因素，但我们工作队领导小组经过研究，从实际出发，主张停办，并给省委写了停办公共食堂的请求报告，得到了省委批准。后来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推广了我们停办公共食堂的做法。大约在春节前，我们停办了公共食堂，群众非常欢迎这个措施。春节前后，家家户户都在修整我们入村时已破败坍塌的院墙。群众生活初步安定下来。接着工作队领导小组根据领导小组组长冯明高（当时为河南省农林厅长）的建议，发动群众家家在宅基地种三棵树（一棵核桃树、一棵柿子树、一棵枣树），以备灾荒之年。同时发动全公社农民在全公社广泛植树。此外，工作队还分给社员宅基地、自留地、提倡发展家庭副业。10几年后，我从《人民日报》看到一则报道，说鄢陵县是全国平原植树模范县。从照片上看到原来树木被伐光的村庄，又都郁郁葱葱，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

    到农村以前，无论在北京学习的文件和省委介绍的情况，都强调敌情严重，据说河南全省约有1/3的社队为三类，三类社队绝大部分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因此，首要任务是要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夺回领导权。但我们在群众中做调查时发现，主要问题是政策上的失误，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特殊化风）严重，在所有制体制上，社队规模过大，就是说，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从实际出发，调整了社队规模，认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分配上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政策；对刮共产风剥夺农民的问题，分步骤实行了彻底退赔；实行了粮食"三定"，纠正了高指标、高征购。

    在干部问题上，群众意见最大的是瞎指挥、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我们制止了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转变了干部作风，并进行了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在生产上，建立了生产秩序，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当年夏季就获得了好收成。这一次，我们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三点指示精神，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完成了整风整社的任务。

    不要搞特殊化毛泽东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也如此要求自己的子女、亲戚。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李敏、李讷正在学校读书。她们都在学生食堂用餐。毛泽东要她们乘公共汽车回家，不准用小车接送。我常见她们穿着褪色的蓝卡其布制服，背着绿色帆布书包回家。有时卫士长瞒着毛泽东派汽车去学校接李讷，毛泽东知道了，便批评卫士长："为什么三令五申，还要搞特殊化。"对身边工作人员，毛泽东也是经常教诲他们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这方面的事例人们知之较多，我有两件切身之事，感触很深。1964年冬，我到河北新城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这三点都是体现了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的精神。我遵照他的要求做了，交了许多农民朋友，了解了不少真实情况。

第十卷风采驻人间 第170节：第一章恢弘的世界(6)

    毛泽东不但注意反对特殊化，而且更为注意反腐蚀的教育。1962年春，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谈话内容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他说，他发觉身边有"老鼠"，提出开展整风、整顿思想作风，清除"老鼠"。汪东兴召开了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开始整风。在整风中，绝大多数人都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不足之处或者缺点，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整风中也揭发出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和渎职的行为。有人在随毛泽东去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物品，也对他提出了批评和帮助。

    毛泽东一贯反对特殊化，更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虽然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这个人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毛泽东还从稿费中拿出近万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这个人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使在他身边工作的所有人都深受教益。

    不因人热由于我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国际问题，常向毛泽东汇报国际动向并做一些分析探讨，因而对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战略目光，超乎寻常的魄力，有一些特殊的感受。

    许多人谈及的事情，我就不说了。1958年，法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戴高乐被推为这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总统。在此之前，他始终充当法国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人的角色，还强调过君主制的作用，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给人印象颇为深刻。

    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个欧洲大国的政局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我们国内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也持类似的看法。一家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刊物甚至断言，戴高乐的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泽东却未受这人言弥蜚的左右，他力排众议，独特地认为：戴高乐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很强，始终强调国家的尊严和独立，不依傍他人；主张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反对大国的霸权，颇具独立见解。他的当政，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将会产生极大影响。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毛泽东的卓越预见。

    每临难以把握的局势，每临令人震惊的险恶境地，与毛泽东生在同1个时代的人，都会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想人所未敢想，言人所未敢言，行人所未敢行的过人胆识，并为之震撼。我们这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对于他善于在国内外风云变幻中，敏锐地洞察形势，透过复杂的现象，抓住本质，以及他善于从历史的现状和发展中透视未来，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更是深受教益。

    1959年6月3日早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梁鸿是东汉人，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别人先做饭，做毕招呼他说：灶和锅还是热的，快煮饭吧！可他却不用别人的热锅，熄灭灶火，自己重新燃薪做饭。毛主席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谈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印象。我领会他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自立自强，靠自己艰苦创业。

    毛泽东曾多次赞赏历史上有政治远见、不迷信权威、富于改革精神、有创见、有作为的年轻人。他谈到战国时的甘罗12岁时就当了宰相，政治上很有主见、有作为。他多次赞赏西汉的贾谊，说他向文帝提出的《治安策》是西汉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风气，值得一看。他说贾谊是"英俊天才"。他对贾谊33岁时因梁王坠马而过于自责，以致抑郁而死，深感惋惜。为此，毛泽东大约于60年代初还吟诵《贾谊》诗一首："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他还谈到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也不过30岁，等等。

第十卷风采驻人间 第171节：第一章恢弘的世界(7)

    与慧能相通毛泽东十分欣赏不迷信权威，有挑战精神，有独立创见的人。他很欣赏六代禅宗慧能（亦称惠能）的《六祖坛经》一书，经常带在身边。他几次向我谈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为，读点他的学说。我对佛学的有限知识，可以说都得益于毛泽东的教益。

    毛泽东最先谈到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贞观12年（公元638年），3岁丧父，家境贫寒，稍长即以卖柴养母。他皈依佛门后，一直是舂米的下等僧。后来，禅宗五世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做法偈，以观各人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法偈一首，深得众僧推崇，可弘忍并不满意。慧能反神秀意做一法偈，却得到弘忍的赏识。毛泽东流畅地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一首为慧能所作，与大乘佛教推崇"一切皆空、万法皆空"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于是弘忍将法衣传给慧能，为禅宗六世。

    后来毛泽东又和我谈到慧能的学说，及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呵佛骂祖"，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并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行为，似不无相通之处。

    1956年7月16日，毛泽东和我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如下一段："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指着这段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毛泽东反对将马列主义理论视为不能再攀的顶峰，几次讲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很喜欢读列宁的书，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成功的论断；而他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却持不同的看法。1958年夏，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1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看来有些问题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敢向权威挑战，不让僵死的教条捆住自己的手脚，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在自己的实践中，创立适应本国国情的新鲜理论，正是毛泽东成为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拥戴的领袖所必不可缺的伟人性格和独特魅力。

    坚持真理不怕鬼1957年整风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和我谈到一些科学家的故事，说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科学真理，甚至不惜为此而献身。他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了科学的"日心说"，否定了在西方统治了长达1000多年的"地心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权统治。意大利的哲学家布鲁诺、物理学家伽利略，也都因为坚持真理而遭到罗马教廷判刑惩罚。1959年10月，毛泽东对我说："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不怕孤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最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还对我说过："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而有人保持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结果，反而要失去选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毛泽东还同我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有两个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1个是"狂生夜坐"，1个是《席方平》。它们都出自《聊斋志异》。

    约在1958年5月初，毛泽东有一天对我说："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我说，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他说："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毛泽东边说边生动地比画说，《聊斋》上有1个故事，1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着眼睛，这样对视着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这个故事出自《聊斋志异》中的《青凤》，狂生名叫耿去病，毛泽东说时绘声绘色，略带夸张。）他说完故事后说道："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席方平》的故事，更激动人心，更加感人，发人深省。毛泽东问我是否看过这个故事，我说，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他比较详细地讲了那个故事。

第十卷风采驻人间 第172节：第一章恢弘的世界(8)

    毛泽东讲这些不怕鬼的故事，实际是在喻人。他是针对当时的国内外情况而发的。在国内当时正是进行整风运动，党的各级领导大多数都能认真地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改善领导作风，改进工作。但也有少数基层单位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压制党内同志，进行打击报复，采取违法手段，罗织罪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分子或右派分子、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毛泽东察觉了这种情况。所以，他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席方平》的故事。他说，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讲，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就什么都不怕了。

    以后毛泽东提出要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同志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在同年夏天基本编成。毛泽东还要他写篇序文。1961年初，毛泽东请何其芳到他的卧室谈序文的修改。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形势"是指1959年春季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的反华浪潮。

    毛泽东还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二王、八司马"1958年，毛泽东还不只一次地同我谈过"二王、八司马"的故事。他谈到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权，四方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加剧，苛捐杂税很重，社会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社会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激化。

    在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太子李诵（唐顺宗）即位，重用太子侍读王叔文、王，吏部郎中韦执谊和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刘禹锡、柳宗元等。他们一度执政，韦执谊被任命为宰相。他们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例如，惩处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废止掠夺、扰民的宫市，谋划剥夺宦官的兵权，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史称永贞革新。但是，由于朝中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合谋发动政变，迫使久病的顺宗把皇位让给太子李纯（唐宪宗），王叔文等革新派仅仅执政五个月便夭折了。王叔文、王被杀，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郎州司马，韩晔为骁州司马，当时称为八司马。王安石《临川集》中的《读柳宗元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颇为称道。他不仅推崇柳宗元、刘禹锡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而且对他们的许多诗文也很欢赏。

    数典品词，谈笑自若想像力和超凡的气魄，对于开创和领导崭新事业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气质。而如若这位政治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睿智过人的话，那么他即便是在领导一场亘古未有、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运动，他所展示给人们的风采，也绝不会是凝重和疲惫，而是运筹自如的潇洒。每当我从记忆的长河中，摘取几段与毛泽东相处的往事，便会感到，他所特有的那种潇洒。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些毛泽东手迹，其中他即兴赋诗填词，及他在默诵古人诗词时信手写下的文字，占了相当的部分。有些古诗词，就是在我们闲谈中，他信手写在我正在阅读的书页或报刊边角空白处的。这些文字并未经过他深思熟虑，而是忽有所感，随意挥洒而就的。

    1957年春季，毛泽东4天之间到了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除了徐州外，毛泽东每到一地，都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匆忙而紧张。但到达"其山嵯峨，其士颖多"的古城徐州，毛泽东突然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看。

第十卷风采驻人间 第173节：第一章恢弘的世界(9)

    3月19日上午，我们从徐州登机赴南京，可古城风物人情，似乎仍在毛泽东的意念中盘桓。他问我有没有读过萨都剌的徐州怀古，我说没读过。他随即在我正看的一本书扉页和正文边角上写下这首词。

    "古徐州形胜，销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张敞），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寄耳，应（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毛泽东告诉我，萨都剌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古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800岁的彭祖的家乡。

    接着毛泽东便向我解说起词文，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此时毛泽东思如泉涌，又在我书上写道："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他放下笔说："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随后，毛泽东话锋一转，讲起词的下半阕。"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所建。张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十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讲解完毕，毛泽东对我说："萨都剌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3月20日的下午，我随毛泽东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随手写下宋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写完后，毛泽东又讲了很多。开始还是围绕词的内容，说辛词里"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话。毛泽东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接着，毛泽东的话就从文学作品中跳出，指出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毛泽东给我写诗讲词的那段日子，正是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波及中国，中央又决定开展整风的多事之秋。几日之间，毛泽东往返于华东数城，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公务繁忙。

    然而就是在这种令人不安的氛围下，毛泽东却精骛八极，跨越时空，数典品词，谈笑自若，由景而发，从浩如烟海的史籍典故词章中，信手抽出精彩片段，即兴发挥。他一再借历史，强调不讲政策，丧失人心，必然失败；而只有会用人，能团结人，才可成就一番事业。无不与时局和应对时局的策略相关。也就是在那吟词谈典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是基本的、长期的方针等观点。扣住时代脉搏，驾驭政治风云，却不误赏景、论词、温史，并从中获取借鉴，得到启迪，更激起超越的情怀。人间潇洒，其谁能比毛泽东？心事浩茫连广宇许多人都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在毛泽东身边约12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就兴趣而言，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什么？我觉得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不是零星的、某一层面的，而是1个恢弘的世界，1个疏密纷繁的精神体系，他的小我深深地熔铸进了民族的大我之中，成为1个时代、1个民族意志、情感、文化的象征，他给我的印象，很难用几句话说清。

第十卷风采驻人间 第174节：第一章恢弘的世界(10)

    毛泽东兴趣太广泛了，很难说对某一方面情有独钟。最近，我重新翻阅了大量的日记、笔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考，感到毛泽东终其一生最喜欢的、兴趣最大的，还是读书。

    毛泽东有1个藏书颇丰的书房。当人们走进曾一度开放的毛泽东故居，无不对他工作台上、茶几个，和床上的书籍，留下极强烈的印象。毛泽东一生求索，从无止境；而领导1个占世界人口1/4的大国，完成史无前例的革新，要求他心连广宇，精鹜八极。他要借鉴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经验，他要集世间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

    我手头留存的毛泽东给我的几十件信件，大多与找书、查书、读书有关。毛泽东出行在外，总要带上许多书。有时带的书不够，或突然急需某些书，就会立即通知田家英或逄先知到他书房寻找，迅速给他送去。或者由我在当地购买，或者由当地的图书馆借来，待他看完后归还。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庐山等地的图书馆，他都借过书。

    人们感到毛泽东意溢于海，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正是他熟读马列经典及文史、哲、经的结果。但如果认为毛泽东主席读书的范围尽限于此，那就错了，他似乎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等。这些对人文学者都过于艰涩难懂的书，毛泽东读来却甘之如饴，而且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融在记忆中。

    一次，毛泽东问我："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的化学元素吗？"由于毛泽东的一再鼓励，敢于对国际国内时局无忌直陈见解的我，却被这个与我本人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弄得一时木讷。此时毛泽东掰着指头，把十几种主要元素一一数出，言毕竟流露出孩提般的得意笑容。

    对这类书，毛泽东不光是泛泛博览，有时还反复咀嚼琢磨。因此他能提出颇为独到的见解，使你不能不钦佩他对民间事物的超人悟性。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因其时尚无人提出此问题。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正确者，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浏览自然科学的经典，也关注最新的科技动态、最新的技术成果。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发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观点恰与主席1955年的预言吻合。毛泽东十分赞赏，立即让我请《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到他的卧室座谈。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见解。他说：宇宙是无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的，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

    于光远问毛泽东：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看做是认识的工具？毛泽东回答：有道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人手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眼的延长。周培源问：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而在人类社会中，认识的主体往往是集体。这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好？毛泽东说：阶级就是1个认识主体，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这就说明了整个阶级是个认识的主体。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此一领域到彼一领域。毛泽东自由跨越，相互印证，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以资鉴伟大的事业，并感染着与他接触的每1个人。

    1958年10月23日，毛主席有感而发，对我讲了一段关于"细菌"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对我说："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里、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毛泽东的胸襟，有如无比广阔的宇宙。